宋代文学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古代文学；地域性教学；广东贬谪文化

中国古代文学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核心必修课，主要是通过对各个朝代作家作品的解读，展示文学的历史面貌及其成就、特色。古代的作家作品都带有一定的地域性特色，古代文学中的“地域研究”全面深入、成果众多，但古代文学课程的地域性教学开展的却比较缓慢，教学的应用比较少见。有些地方院校，如赣南师范学院、安庆师范学院分别依托于江西地区、皖南地区丰富的地域文化资源，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性教学活动。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古代文学学科也开展了广东贬谪文化主题的教学活动，论文从教学实践出发，总结教学内容、方法等方面的改革与创新。

一.古代文学地域性教学中广东贬谪文化主题开展的条件

1.贬谪文学研究的丰富成果。贬谪文学研究是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研究的重要内容，目前的研究方法多样化，研究成果深入化。具体涉及广东贬谪文化研究的成果也比较突出，有的从宏观角度进行总体考察，刘庆华的《广东贬谪文人的时空考察》对汉末到明朝贬谪到广东的260多位文人从贬谪时间、分布地域等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和考察。也可以从某种具体体裁或者某个具体作家的研究，如《唐代岭南贬谪诗歌研究》《唐宋岭南词研究》等。多涉及唐代韩愈、刘禹锡，宋代苏轼、秦观等名家，对文学史上不知名的的作家研究的还不是特别充分。研究的角度也不断创新，如曾大兴《广东文学景观研究》从文学地理学角度对广东地区的文学、文化资源进行研究，成果突出。丰富的地域性研究为古代文学开展地域性教学提供了前提条件。

2.广东地方丰富的贬谪文化资源。古代贬谪到广东的文人不仅对地方发展做出了贡献，也创作了大量的反映内心贬谪情绪、歌咏贬所风物等内容的作品，不仅丰富了古代文学创作的题材和内容，也形成了一道岭南独有的文化景观。曾大兴《广东文学景观研究》一文指出的韶关梅岭、惠州西湖、罗浮山等著名文学景观，古代贬谪文人都有诗文歌咏。同时,岭南人为了纪念这些贬谪作家,也修建了一批有影响力的祠庙等建筑。如在雷州地区，纪念宋代贬谪十贤的历史遗迹尚存十贤祠、真武堂、寇公祠等七处。丰富的贬谪文化资源,为古代文学的地域性教学和调研都提供了必要的支撑。

3.地方性院校的自身优势和教师队伍的科研支持。古代文学的地域性教学要考虑当地高校自身的资源及基础。中山大学新华学院是地方性高校，学生的主体来源是广东地区。对学生而言，在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的过程中，能够结合自身地缘优势，发掘和研究广东地方文化，对提高学习兴趣、促进未来就业是非常有帮助的。对其他地方学生而言，开展地域性教学有利于帮助他们了解当地文化，更好地融入当地环境。地域性教学需要建立在地域文学研究的基础上，本校古代文学学科的老师开展了“广东古代贬谪文学与文化研究”等省级课题研究，这是开展地域性教学的强有力的科研支持。

二.广东贬谪文化主题的教学设计

中国古代文学史唐宋历史时期的很多作家贬谪经历丰富，而且大部分南贬到广东或经过广东，在教学过程中，融入广东贬谪文化主题有较强的操作性。以唐代文学史诗歌部分为例，传统授课基本上是按照初盛中晚四个阶段来介绍唐诗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在保证基本脉络、诗人作品风格等内容讲解的同时，教学中可以加入“初唐中宗朝南贬诗人的心态、创作及影响”的讨论话题。尚永亮先生根据贬谪的性质，把古代官员的贬谪分为正向的罪有应得的贬谪，负向被冤枉的贬谪两类，中宗朝主要南贬诗人沈佺期、宋之问、杜审言等属于正向贬谪，他们遭贬的主要原因都是媚附张易之、张昌宗兄弟。而南贬的生活使这群原本沉溺于宫廷唱酬的文人，摆脱了陈旧格套的束缚，丰富了人生的体验，释放了真实的心灵，写出了富于个性与生气的诗歌。中唐德宗、宪宗时期是唐代文人贬谪的高峰时期。尚永亮先生的《贬谪文学与贬谪文化》以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为研究对象，详细分析了他们的贬谪心态、贬谪文学的特色等。教学中，可以展开同类型贬谪诗人的横向比较研究，对比分析韩愈贬潮与柳宗元贬永的心态、诗文创作、历史影响等内容。也可以以作家个体的广东贬谪为例具体分析，比如，韩愈于贞元十九年底被贬阳山，待了约一年二个月；又于元和十四年被贬潮州，待了八个月。两次贬谪，韩愈的诗文创作达到100多首。教学中，可结合韩愈贬谪的原因、政绩、影响等，引导学生关注韩愈的刚毅的性格和为民的情怀；结合韩愈诗文创作，了解其贬谪的心态、创作风格的变化等。暨南大学博士金强在其《岭南谪宦研究》论文中统计出宋代贬往岭南的官员共493人，而实际遭贬的人数可能更多。宋代谪官的数量庞大，也带了贬谪文学创作的繁荣。在教学中，贬谪主题的切入点也比较多样化。比如，可以从作家群体的角度切入，考察分析北宋元祐文人贬谪群体的心态与创作，将秦观、苏辙等为代表的苦闷幽怨心态与苏轼、黄庭坚等为代表的旷达乐观的心态做对比；也可以从作家个体的角度切入，分析苏轼贬谪惠州、秦观贬谪雷州期间的诗文创作；也可以从文体的角度切入，比如“苏轼谪居惠州的诗、词、小品文创作”“宋代贬谪诗”“南宋四名臣词”等；也可以从唐宋文学对照的角度，分析不同诗人的创作，如将韩愈贬潮与苏轼贬惠期间的心态、创作、成就及影响进行对比分析；也可以从民俗学角度考察秦观的雷州诗文创作；从文学地理学角度考察苏轼、李纲等的广东景观歌咏等。

三.古代文学地域性教学的反思

1.构建学生有效参与的课堂环境。古代文学史传统课堂是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参与为辅。教师讲授主要是以教材为依托，对入史作家的作品进行深入地解析、论述，揭明各自的创作风格和艺术成就。教改后的课堂在保证教师有效讲解的同时，更加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创设了相关主题活动，让学生承担课堂建构者的角色，通过有效的互动，提升学习的投入度。比如，在教师介绍韩愈生平之“阳山之贬”“潮州之贬”时，会适时插入几段学生现场表演，或提前拍摄的模拟视频，形象、直观的再现韩愈形象，提高学生的听课热情；在介绍苏轼时，会请几位学生分别扮演汴京、黄州、惠州、儋州等时期的苏轼，通过诗文诵读来展示苏轼不同精神时期的形象,揭示苏轼旷达人生的成长之路,感悟苏轼作品的艺术魅力。

2.鼓励进行课外调研与创作。古代文学教学的课堂时数有限，要想巩固学习效果，真正学以致用，还需要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实践与调研，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与参与性。本校学生每年寒暑假有社会实践与调研的课程考核，我们建议对古代文学有兴趣的学生，根据家乡的资源优势，展开地域性调研活动。比如，雷州的同学可以开展对雷州十贤历史遗迹保存现状的调研；潮州的同学可以展开韩愈在潮州的影响、韩愈与祭鳄鱼习俗的调研；对戏曲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研究以贬谪名人为题材的戏曲作品，比如雷剧《寇准贬雷州》、潮剧《韩愈治潮》、粤剧《东坡与朝云》等。针对一些比较好的调研报告，指导老师给出修改意见，积极促成学生深入研究，写作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如学生目前已经完成毕业论文题目《浅谈苏轼贬谪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现状———以惠州、雷州、儋州为例》《雷州书院的开发与保存现状调研》等。

宋代文学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文变染乎性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学作品因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诚然，靖康之乱这种天翻地覆的大变动震惊了诗人，使陈与义的诗歌风格发生了变化，诗人人格理想追求的主导方向发生了变化，进而使其诗歌前后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创作风貌。

陈与义是两宋之交著名的诗人，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之一，其诗歌以靖康剧变为界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征。前期多简淡平远之作，后期多呈现雄浑悲壮的艺术风格。对于陈与义前后期诗歌风格转变的原因，论者多归于靖康之乱。而由于他人格理想的变化导致其诗风的变化则论之很少，笔者试论之。

北宋初期“重文抑武”的政策以及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促使宋代士人独具特色的精神人格的形成。“宋代士人，准确地说是仁宗朝以后的士人，不仅从传统的儒家文化中承继了基本的人格精神，而且广采博取，于老庄佛释中大量汲取了精神营养，从而建构起一种新型的人格结构”。②这种人格结构是“融进与退、仕与隐、以天下为己任与个体心灵的自由超越于一体，……即使在仕途遭遇较大挫折，亦不轻言退隐；即使仕途极为顺遂通达，也不得意忘形，任意而为，在穷困潦倒之时能关心社稷苍生并保持心气平和，在官运亨通之时又能存留一颗平常之心——这就是宋代士人所追求与向往的人格理想。”③也即在宋代士人的人格理想中，既有积极进取，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性的主体精神，又有追求心灵自由，向往和平愉悦的个体性精神。这二维人格结构不是对立的，而是同时存在，只不过由于外界环境的变化，一个方面占主导而另一方面退居次要位置罢了。

宋代文学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辞章化传奇的衰落和话本体传奇的崛起是宋代传奇发展过程中值得关注的两个现象。本文重点讨论话本体传奇的世俗化追求,试图从时代风会、精神气质、艺术表达等层面系统揭示这一类型作品与辞章化传奇的区别。

所谓宋代的辞章化传奇,是指从唐人传奇一脉延伸出来的宋代传奇；而话本体传奇,则是指产生于说话基础上的传奇小说。辞章化传奇和话本体传奇因其审美品格不同而各具神韵。本文的宗旨是：从考察宋代话本体传奇的世俗化追求入手，以揭示二者在精神气质、艺术表达方面的差异。

市民文艺在宋代崛起的标志是说话艺术的兴盛。世俗化追求是促使它蓬勃发展的核心因素。宋元说话，不仅其服务对象主要是市民，其艺人也大都来自于市民。宋周密《武林旧事》卷六《诸色伎艺人》所罗列的民间艺术家，擅长“讲史”的有乔万卷、许贡士、张解元、武书生、刘进士等，并非真有功名，只是说明他们虽置身下层，却也博览群书；擅长“小说”的有粥张三、酒李郎、故衣毛三、枣儿徐荣、爊肝朱、掇绦张茂等，则显而易见来自都市社会的下层。这样一群说话人，其说书的目的，如凌濛初《二拍》卷十二所坦率承认的：“从来说的书，不过谈些风月，述些异闻，图个好听。最有益的，论些世情，说些因果，等听了的触着心里，把平日邪路念头化将转来，这个就是说书的一片道学心肠。”[1](P245)道德与娱乐杂糅，而道德归根结底还是从属于娱乐。所以，说话人不奢望与正宗的雅文学并肩，他们所仰仗的是《太平广记》、《夷坚志》、《琇莹集》、《绿窗新话》等在雅文学格局中只能归于末流的作品。南宋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这样介绍说话人的学识：

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书史。烟粉奇传，素蕴胸次之间；风月须知，只在唇吻之上。《夷坚志》无有不览，《琇莹集》所载皆通。动哨中哨，莫非《东山笑林》，引倬底倬，须还《绿窗新话》。论才词有欧、苏、黄、陈佳句；说古诗是李、杜、韩、柳篇章[2](P3)。

虽然也提到“历代书史”及欧、苏、黄、陈、李、杜、韩、柳，但不过从中寻找素材而已。一句话，说话人没有诗文作家那种兼济天下的抱负，甚至也没有唐代传奇作家与宋代轶事小说作家那种表达士大夫浪漫情趣或人生智慧的追求。他们心甘情愿地将其艺术的基本品格划归于“俗”，即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所说：“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3](P1)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传奇作家扮演了为说话人编写蓝本的角色。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和皇都风月主人的《绿窗新话》大量摘录古代的传奇故事，无疑是说话人的蓝本书；就连北宋刘斧所编撰的《青琐高议》，也可能是说话人的蓝本书。理由是：（1）有证据表明，其中有些故事确实被宋代说话人讲述过，如《青琐高议》别集卷四《张浩》，

《醉翁谈录》题名《张浩私通李莺莺》，《宝文堂书目》著录有宋元话本《宿香亭记》，《警世通言》有《宿香亭张浩遇莺莺》；（2）每篇的题目之下，附有七字的副标题，如前集卷五《流红记》下附“红叶题诗娶韩氏”，卷十《王幼玉记》下附“幼玉思柳富而死”，别集卷二《谭意歌》下附“记英奴才华秀色”，《张浩》下附“花下与李氏结婚”，大约是备说话人写广告之用①；（3）文字俚俗，并用了不少口语词汇。

部分传奇作家为说话人编写蓝本的事实提示我们，在宋代，一部分传奇已与俗文学合流。这种类型的传奇，乃话本与传奇的结合体，可名之为话本体传奇。

与唐人传奇相比，话本体传奇呈现出四个引人注目的特点：

其一，为取悦于市民而创造了大量放诞不检的青年女性。

宋元说话的宗旨是娱乐，为休闲的市民提供娱乐，因而需要热闹有趣的故事。表现在题材选择上，宋元说话涉及最多的是“公案”和“风情”，尤其热衷于将“公案”与“风情”编织在一起；表现在人物塑造上，宋元说话常赋予青年女性放诞不检的性格，以满足听众的秽亵心理。其放诞不检与唐人传奇中的浪漫迥然不同。她们的无拘无束与放肆带有浓郁的市井气息。比如《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的周胜仙。她是贩海商人周大郎的女儿。一天上茶坊去玩耍，在那里看到了范二郎，心里喜欢他，却苦于找不到机会交谈。于是她借口卖糖水的要暗算她，故意大叫，向范二郎传递信息：“好好，你却来暗算我!你道我是兀谁?”“我是曹门里周大郎的女儿，我的小名叫作胜仙小娘子，年一十八岁，不曾吃人暗算。你今却来暗算我!我是不曾嫁的女孩儿。”唐人传奇中有这样无拘无束的放肆女性吗?

宋人传奇却推出了一群这样的女子。《青琐高议》别集卷四《张浩》，可视为元稹《莺莺传》的翻案之作。男主角叫张浩，女主角姓李，李莺莺的性格是针对崔莺莺而塑造的。她到张浩的园子里赏牡丹，与张浩相遇。看似偶然，实则有意。她不加掩饰地对张浩说：“某之此来，诚欲见君。”希望他赠她“一物为信”，以此确定二人的婚姻关系，“亦用以取信于父母”。李氏的父母不同意这门婚事，她派人转告张浩，叫他别担心，又约他私下相见，“解衣就枕”。后来索性以自杀要挟父母帮她成其好事。径情直遂，泼辣明快，如此坦然地表达情欲，在唐人传奇之外，另是一种面目。

在唐人传奇中，杨贵妃的形象以风韵和深情为核心，是浪漫世界的爱情主角；宋人传奇却刻意凸显三角关系，把她画成了市井荡妇模样。《青琐高议》前集卷六《骊山记》叙贵妃日与安禄山嬉游：一日，醉戏无礼尤甚，引手抓妃乳间；又一日，妃出浴，对镜匀面，裙腰上微露一乳。玄宗扪弄曰：“软温新剥鸡头肉。”禄山对曰：“润滑初来塞上酥。”贵妃大笑道：“信是胡奴只识酥。”禄山出守渔阳，临行还“抱妃泣，久不止”。后举兵反叛，亦意在与贵妃“同欢”。杨玉环快要成为《金瓶梅》世界中的人物了。

李氏、杨玉环等形象的出现，改变了传奇在唐代形成的基本品格；世俗化倾向已成为一部分宋人传奇的特征之一。

其二，天真稚拙的想像取代了唐人传奇的书卷气。

宋元话本的想像是稚拙的，具有浓郁的民间趣味：活泼与浅陋并存。唐人传奇的想像则是超拔的，空灵蕴藉，未染上日常生活的凡近之气；尽管也不免奇特，却以前人的文化积累作为生发的基础，洋溢出浓郁的书卷气。唐人传奇之“奇”与宋元话本之“奇”实在是大不相同的。

宋人话本体传奇的想像与宋元话本属于同一类型：天真活泼而不免稚拙。比如男女恋爱主角，在唐人传奇中，无论她的社会身份如何，总要保持几分尊贵和韵致，感情生活的推进也大体遵循与其尊贵和韵致相协调的节奏。然而宋人传奇却热衷于直奔“苟合”的目标，推动情节进展的方式也表现出地道的民间趣味。比如北宋无名氏所作的《鸳鸯灯传》。原文未见传本，仅《蕙亩拾英集》存有梗概。南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一二《约宠姬》引《蕙亩拾英集》云：

近世有《鸳鸯灯传》，事意可取，第缀缉繁冗，出于闾阎，读之使人绝倒。今一切略去，掇其大概而载之云。

天圣二年元夕，有贵家出游，停车慈孝寺侧。顷而有一美妇人，降车登殿。抽怀袖间，取红绡帕裹一香囊，持于香上，默祝久之。出门登车，掷之于地。时有张生者，美丈夫贵公子也，因游偶得之，持归玩。见红帕上有细字，书三章。其一曰：“囊香著郎衣，轻绡著郎手。此意不及绡，共郎永长久。”其二曰：“囊里真香谁见窃，丝纹滴血染成红。殷勤遗下轻绡意，好付才郎怀袖中。”其三曰：“金珠富贵吾家事，常渴佳期乃寂寥。偶用至诚求雅合，良媒未必胜红绡。”又章后细书云：“有情者得此物，如不相忘，愿与妾面，请来年上元夜于相蓝后门相待，车前有鸳鸯灯者是也。”生咏叹久之，作诗继之。其一曰：“香来著吾怀，先想纤纤手。果遇赠香人，经年何恨久。”其二曰：“浓麝应同谅体腻，轻绡料比杏腮红。虽然未近来春约，也胜襄王魂梦中。”其三曰：“自得佳人遗赠物，书窗终日独无寥。未能得会真仙面，时赏囊香与绛绡。”翌年元宵，生如所约，认鸳鸯灯，果得之。因获遇乾明寺。妇人乃贵人李公偏室，故皆不详载其名也。

《蕙亩拾英集》说《鸳鸯灯传》“出于闾阎，读之令人绝倒”，的确如此。一个侯门侍妾，因“常渴佳期”而与人预定来年的艳遇，已属荒唐；而她采用的求偶方式则是掷香囊于地，无论谁拾得都将是她的情人。这种匪夷所思的想像，只能用民间趣味来解释。罗烨《醉翁谈录》壬集卷一“负心类”载有《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还写到李氏与梁越英争风吃醋以及包公断案的情节；如果《醉翁谈录》所载与《蕙亩拾英集》所载均出于《鸳鸯灯传》原文，那就更能见出其想像之天真稚拙了。

其三，人物对话杂用口语。

宋元说话首先是诉诸人们听觉的艺术，它在语言方面必须通俗化、生活化。当宋代的传奇作者将说话人口述的故事用文言加以转叙时，通常都尽量抹去口语的痕迹，但仍然留下了驳杂不纯的斑点。如王明清《摭青杂说·盐商义嫁》（《说郛》卷三七）：“女常呼项为阿爹，因谓项曰：‘儿受阿爹厚恩，死无以报，阿爹许嫁我以好人，人不知来历，亦不肯娶我。今此官人，亦是一个周旋底人，又是尉职，或能获贼，便可报仇，兼差遣在澧州，亦可以到彼知得家人存亡。’项曰：‘汝自意如此，吾岂可固执，但去后或有不是处，不干我事。’女曰：‘此事儿甘心情愿也。’遂许之。”杂用口语，与语言具有生活气息不是一回事。前者是指在文言中杂用口语词汇，后者是指虽用文言描叙事物，仍不失生活的清新和真实感。话本体传奇属于前一种情形。

其四，直接描写人物心理。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正宗叙事体裁——史传，一向排斥直接心理描写。其理由是，人物的内心活动，他自己没有泄漏，作者从何知之?既然如此，要取信于读者，就只能描写人物外在的言行。唐人传奇也谨守这一规范。但说话人却无视这一禁忌，他们创造了一个新的无所不知的惯例：说话人不仅知道故事中人物的外在言行，连他们的思虑也一清二楚。说话人开拓出一片新的叙事空间。尝鼎一脔，不妨看看宋元话本《错斩崔宁》。刘贵醉酒归来，敲门时，其妾陈二姐正打盹，开门晚了些，于是刘贵编了个玩笑话吓唬她，说是用十五贯的价钱把她卖了：

那小娘子听了，欲待不信，又见十五贯钱堆在面前；欲待信来，他平日与我没半句言语，大娘子又过得好，怎么便下得这等狠心辣手。狐疑不绝……那小娘子好生摆脱不下：

“不知他卖我与甚色样人家?我须先去爹娘家说知。就是他明日有人来要我，寻到我家，也须有个下落。”……

陈二姐的心理活动被直接描写出来，这是值得小说史家关注的一个现象。

宋代的话本体传奇也采用了这种新的叙事惯例，人物内心世界不再成为描写的禁区。如李献民《云斋广录》卷五《西蜀异遇》：“生复避于亭上，沉思久之：以为娼家也，则标韵潇洒，态有余妍，固非风尘之列；以为良家也，则行无侍姬，入无来径，亦何由而至此?”无名氏《苏小卿》：“渐独坐自念曰：‘我当日共伊花间叙别，指山为誓，永不别嫁，今已为娼。’”将人物“沉思”和“自念”的内容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是对话本叙事方式的移植，在正史和唐人传奇中是没有先例的。

宋代话本体传奇的上述四个特点，使它的品格更近于话本而与唐人传奇风度大别。就这一点而言，说辞章化传奇“到唐亡时就绝了”，有一定的合理性。历史的事实是：宋代的辞章化传奇不足以与唐代的辞章化传奇相提并论，而宋代话本体传奇又与辞章化传奇路数迥异。话本体传奇延续的不是唐人传奇的血脉。

参考文献：

[1]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罗烨.醉翁谈录[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3]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宋代文学论文范文第4篇

如何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正确的解读？早在两千多年前，孟子就提出了“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的原则和方法。《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1］孟子认为，文学作品和作家本人的生活思想以及时代背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而只有了解作者的生活、思想和写作的时代背景，才能客观地正确地理解和把握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孟子的这一原则对后世的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历代文学批评家所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今天，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情况跨越了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以后，要向学生介绍当年的文学，单纯分析文本更是行不通的，学生会产生诸多的疑问。例如，魏晋隐逸山林的诗人们为什么要去谈“玄而又玄”［2］的玄言诗？词为什么鼎盛于宋而非唐？宋代士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牢骚，使得一代诗风出现“以议论为诗”的鲜明特色？这些问题，如果只是就文学论文学，很难解释得清楚，必须把文学作品还原到其产生的历史年代当中，引领学生把思维回退到当时的情境之中，去体会作家在独特的政治背景、风俗习惯、社会准则、人生经历之下，创作出独特文学作品的必然性，以及作品因此在当时具有的难能可贵的开创性或代表性的文学价值，即其文学史价值。这样文史结合的古代文学教学，能够使学生深刻地理解文学现象、作家作品，并在头脑中真正形成文学“史”的脉络，这才是我们所期待的理想的古代文学史教学效果。而这一效果的实现，仅仅依靠教师口述或文字课件来评说，效果往往不佳，制作精良、融汇心血的多媒体课件则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例如，我们可以使用画家范曾的《竹林七贤》图，让学生直观感受魏晋隐逸山林的诗人们的放荡不羁，在学生惊讶于诗人们的衣冠如此不整时，解释其原因在于他们服用了很多的“五石散”，需要解衣“发散”［3］，而这种类似吸毒的行为背后，是他们对黑暗政治的惧怕与失望。那么，同样由于对黑暗政治的惧怕，本来用于“言志”的诗到此时便不敢再做，于是，只能做“玄而又玄”的玄言诗聊以排遣。这是玄言诗产生的根源。一幅《竹林七贤》仿佛带学生回到了那个貌似纵情洒脱实则苦闷难言的时代，使学生从根本上理解和接受了即使在当时也是晦涩难懂的玄言诗［4］。讲到宋代词体的兴盛原因，我们必然会提及宋代城市经济的大繁荣，酒楼妓馆的遍布使得当时用来佐酒的宋词吟唱这样一种表演形式兴盛起来，因而使得“词”这一文学样式随之兴盛了。此时学生的疑问是，我们历来所熟知的大唐盛世，经济空前繁荣，为什么唐人就不需要在工作之余的午夜聚会中唱“词”助兴呢？我们可以在课件中用《唐代都市城坊图》与《清明上河图》两幅图的对比来让学生一目了然地明白这一点。唐朝的城市“坊市封闭”，即居民区与商业区都是封闭式的，不准沿街设立商铺，首都长安、洛阳商业活动只限于东市和西市两个规模不大的市场里，且商业活动的时间、地点都受到限制，夜色中的长安城坊市关门，人声绝迹。宋朝的城市“坊市合一”，宋朝的居民区与商业区都是开放式的，商业活动的时间、地点都不受限制，酒楼妓馆通宵达旦。唐朝最盛之时人口超过10万以上的城市也只有17座，而北宋末年超过10万人以上的城市竟发展到52座。这样的清晰对比之下，差别立见，而“词”这种文学样式，依靠着城市繁荣的需要在宋代应运而兴，并因此具有诸多区别于传统诗歌的当行本色。文史结合的讲解，容易为学生所理解，这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多媒体课件可以带给学生的学术享受。再如宋人的牢骚议论，固然因为宋代的宽待文人，允许其发言，也更因为宋代政治的积弱，使得宋文人多愿深思，故其诗多议论。到底大宋朝羸弱的程度如何，口说无凭，北宋版图回缩与南宋偏安一隅的地图可以带给学生震撼的感受。学生在课件中观看这两幅地图后，往往恍然大悟，进而表示，若是自己生而为当时文人，版图零落，朝廷退让，自己唯一能做的也只能是向内自省，故发而为诗者，多为议论，表现出与唐诗截然不同的艺术特色。这样直观地感受历史，品味文学，进而激发青年学生的爱国情怀，也是精致的多媒体课件带来的优质教学效果。

二、添加有效音视频，为古代文学融入审美体验

文学与艺术的关系密不可分，很多古代文学作品在当时的年代就是艺术表演的底本，如上文所述的宋词，如消失得只剩文本的元杂剧。音视频欣赏的有效加入，图、文、音、像四位一体的古代文学课堂，能够帮助学生理解文学作品的全貌，并以其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带给学生美的熏陶与享受。这里强调音视频添加的“有效性”，绝不单单为了使课堂有趣起来，而是要精选音视频材料，使每一分钟的播出都对学生理解作家作品具有切实的效果。讲到《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的时候，为学生播放古筝配乐朗诵，以古筝悲凉凄楚的音色衬托李煜的故国之思与亡国之痛。讲到岳飞《满江红》的时候，为学生播放1983年港版《射雕英雄传》中罗文的歌唱演绎。学生每每联想剧情，心潮澎湃，与文学作品深度共鸣，久久不忘。讲到元代杂剧的时候，由于年代久远，学生总会觉得对这种文学样式雾里看花，不甚了了。在课堂上引入京剧《窦娥冤》《西厢记》选段播放欣赏，配合杂剧内容行当特点进行讲解，告诉学生不同剧种之间的差异更多在于唱腔，著名剧目的故事情节和戏剧冲突多数已经较完整地传承下来，因此，虽然元杂剧的唱腔已经失传了，如果仅从文学的角度考量戏剧底本的人物塑造与情节冲突，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欣赏当代其他剧种的同题故事来增进对元杂剧的理解。同时，这种剧种间的文学传承关系反而带给学生更多的启示，也让我们的青年学生直观地走近传统文化，接受一次心灵的震撼和洗礼。这些良好的教学效果，都是简单的文字课件所无法比拟的。

三、绘制结构性图表，使古代文学呈现发展轨迹

古代文学作品的欣赏会带给学生文学艺术美的体验，但作为中文系一门重要的专业必修课程，课堂教学的意义绝不仅止于此，同样重要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能够很好地了解文学历史的传承和发展的轨迹，把握其演变的脉络和规律，进而清晰地认识文学的发展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密切关系与相互作用。在这方面，有很多细节的东西往往不是见诸教材，而是来源于教师自身教学及科研经验的积累，清晰地显现于教师自己的头脑之中，文字和语言难以诉清，可以借助多媒体课件绘制结构性图表，清晰直观地将其展示给学生。讲到谢灵运与谢朓，其重要的氏族背景极具时代特色，对其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影响深远［5］。在讲授中，可以为学生绘制谢氏宗亲文学图谱（如图1所示），帮助学生理解那个独特的时代背景对作家及作品风格产生的影响。讲到元杂剧的时候，为了突出其作为中国戏剧的最早成熟形式之一的重要地位，以线路图的形式为学生展示：原始歌舞→春秋战国的俳优→汉代百戏→唐代参军戏→宋代杂剧、金代诸宫调→元杂剧、南戏→明清传奇（昆曲）→京剧这些结构性图表，展示直观，清晰易懂，课上效果明显，其优势为简单的文字课件所无法企及，而课前资料积累分析和绘制准备工作也相当繁重，往往耗时甚多，需要教师精心准备。

宋代文学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北宋文人集会盛行，集会诗数量巨大。北宋集会诗歌以人文题材为主，诗中充满人文意象，体现了深厚的人文旨趣。这是由宋代文人的生活环境、活动方式、审美趣味决定的。集会创作受逞才争胜意识影响，往往“以学问为诗”，着力于立意、用韵、用事，是典型的文人之诗。集会诗不但反映宋诗的典型特征，而且是对北宋盛世文化成果的生动记载，呈现了北宋雅文化的特质。

赵宋王朝承继、完善唐代的科举制度，又实行崇儒尚文的国策，使得北宋文人群体进一步扩大。群体意识的增强，以及人口密度增加，为城市发展提供了现实条件，文人群体彼此联系变得更加紧密。其突出表现：北宋文人集会活动的规模和频率大大超过了前代，不但盛行于京城宫廷，而且蔓延到地方；集会主体包括从公卿大臣到举子书生的文人群体的各个层面，雅集几乎成为宋代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作为社会的精英分子，北宋文人既有身为精英的身份意识，又实实在在过着精英式生活，他们基于崇雅观念追求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把琴棋书画、茶酒诗赋、风花雪月的生活环境和活动方式定型为一种雅化生活范式，而文人群体的诗酒文会正是这种生活范式的复数集合。具有社交娱乐性质的集会对于宋人尤其是北宋文人群体来说，更主要是文艺创作鉴赏之会、友人谈谑相乐之会，文质彬彬，格调高雅，不但汉、唐逊色，元、明、清也望尘莫及。显示了宋代士大夫作为一个社会集体，在群体人格、价值取向、审美观念、生活方式方面的独特风貌。

作诗本是文人聚会的题中应有之义，尤其到了北宋，一次宴游动辄作诗达几十首，集会诗的数量十分惊人。如果从功利主义的观念出发，或以纯艺术的标准衡量，雅集诗歌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应酬游戏之笔，并无太大价值。但任何一种艺术样式，都作为社会文化构成的方式和层面而存在。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宋诗的美学意义和文化价值绝非仅仅限于纯粹诗学的范围内，而应该从更深广的文化意义和人格心态的角度来观照。通过集会诗，我们可对宋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窥见一斑。诗中所描绘的文人生活，所反映的文人心态，又使我们对宋代文人的了解更丰富更立体。从文学本身来说，正如群体倾向总比个体活动更能代表和说明时代风气，北宋文人集会诗歌呈现的特质和变化往往主导并且推动时代诗歌创作与观念的趋向，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诗某些典型特征的形成和演进过程。因此关注集会诗歌，关注创作主体的状态、文学生成的环境、探求它们对诗歌内容、形式、风格的影响，有助于更加全面、深入和切实地了解、认识宋代的诗人和诗歌。

一

在北宋文人集会的文雅特质影响下，集会诗歌也呈现出相应特征。翻检北宋文人集会诗歌，可知人文题材是集会诗表现的主体，它主要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举凡文人雅士们聚会时泼墨挥毫、评书题画，听琴对弈、煮茗吟诗、谈禅论道、玩赏金石碑帖等等精神文化活动，都是诗歌吟咏的对象。兹举数例：如赏鉴书法：《蒙晁美叔秘监召观书帖继示长句次韵》：“开缄龙蛇踊，偃蹇风涛宽。熟视已收卷，爱惜还重观。”听琴：《次韵苏公西湖观月听琴》：“清湖纳明月，远览无流云。人生亦何须，有酒与桐君。”观画：《同邻几观中道家书画》：“宋公好古天下闻，法书奇画多求真。……鉴微赏异极毫发，四座若获千金珍。往往发狂或大叫，咏诗落笔争纷纶。……”谈禅论道：《和农师四和前韵仍有推奖鄙薄之句再次韵》：“……儒林盛会沾恩饫，云阁新图预客题。自注：是日农师出搨写美成殿将相横卷，令坐客题跋。更听高谈造名理，人间无物不均齐。自注：坐中农师多谈庄语。”玩赏金石碑帖：《和永叔小饮怀同州江十学士》：“翰林文章伯，好古名一世。家无金璧储，所宝书与器。北堂冬日明，有朋联骑至。新樽布几案，二鼎屹先置。大鼎葛所铭，小鼎泽而粹。……群贤刻金石，墨本来四裔。纷穣罢卷轴，指擿辨分隶。其中石赞藏，家法非一二。精庄与飘逸，两自有余意。……”茶会：《和陈子思马上口占令益师携茶纸赴会之作二首》：“豫约今朝狂醉后，须烦同泛一瓯花。早携数幅过山隅，明日诗情各有余。案上罗文如已少，金花银叶也堪书。”此外诸如《依韵和邵不疑以雨止烹茶观画听琴之会》、《观邵不疑学士所藏名书名画》、《和原甫同江邻几过净土院观古殿吴道子画杨惠之塑像及显僧传当世贵人形骨仁僧鼓琴作》、《围棋歌戏江瞻道兼呈蔡秘校》、《延庆寺会景纯正仲希道介夫明叟纳凉同观建邺宫中画像翰林墨迹延庆寺者刘裕故宅中有寿丘山》、《九月十日雨中孚先见过围棋尝茶》、《李委吹笛并引》之类的诗题在集会诗中随处可见。北宋文学艺术发展繁荣，精英文人往往既精于创作又深通赏鉴，是诗人也是画家，又妙通书法和音乐，堪称文艺全才。他们不但积累了深厚的文艺修养、又有诗人敏感的审美心灵，品味高雅，文质彬彬，因此聚会时虽无歌舞，实有清欢，在人文的世界怡悦情性、流连忘返，所谓“真赏非俗嗜，雅游知胜缘”，集会诗反映了文人集会的真实场景。

其次，集会诗中多有笔、墨、纸、砚、琴、棋、扇、杖等人文意象。不同于前朝咏物诗多以风花雪月、草木虫鱼等自然之物为题，北宋文人分题咏物则多以琴棋书画、笔墨纸砚、金石古玩等人文物品为对象。一方面这些人文物品在宋代文人生活环境中比较密集常见，而格外受到注意也是因宋人赏玩趣味变化所致。如欧阳修于聚星堂燕集赋诗：“分韵，公得松字，申公得雪字，刘原父得风字，魏广得春字，焦千之得石字，王回得酒字，徐无逸得寒字。又赋室中物，公得鹦鹉螺杯，申公得瘿壶，刘原父得张越琴，魏广得澄心堂纸，焦千之得金星研，王回得方竹杖，徐无逸得月砚屏风。又赋席间果，公得橄榄，申公得红蕉子，刘原父得温柑，魏广得凤棲，焦千之得金橘，王回得荔枝，徐无逸得杨梅。又赋壁间画像，公得杜甫，申公得李文饶，刘原父得韩退之，魏广得谢安石，焦千之得诸葛孔明，王回得李白，徐无逸得魏郑公。诗编成一集，流行于世。当时四方能文之士及馆阁诸公，皆以不与此会为恨。”从集会上所赋之物来看，大半是琴、纸、研、杖、砚、画、药、酒等人文物品，画上人物乃历史名臣或文豪。与花鸟虫鱼等一般自然物不同，笔墨纸砚、琴棋书画、金石古玩是人类智力活动的文明产物，凝结了深刻的文化内涵，与作为文化传承者的文人及其生活方式本有天然联系。宋代文教大昌，受风气熏染——正如我们从《休日同宋遐叔诣法云遇李公择黄鲁直公择烹赐茗出高丽盘龙墨鲁直出近作数诗皆奇绝坐中怀无咎有作呈鲁直遐叔》这类诗题及其内容：“休日不造请，出游贤友同。城南上人者，宴坐花雨中。……尚书三二客，净社继雷宗。黄子发锦囊，句有造物工。握中一寸煤，海外千年松。谁降午睡魔，赐茗屠团龙。……”所见到的，诗、墨、茗、禅等等构成宋代文人士大夫的生活环境，也成为其生活方式，自然而然，他们的赏玩审美趣味多向负载着文化及智力活动的物象倾斜，偏重人文情趣。

第三，北宋文人登临游观，吟咏自然时，往往赋自然物以人文精神，如梅、竹、茶、月等自然意象都被赋予人文内涵，成为一种人文符号。这是不同于前人的。前人对自然物的把握，重外在感官经验，诗歌则极物写貌。宋人除了感受，还通过文化典籍和思致对自然物进一步探究、诠释，诗歌注重阐发自然物象内在的精神意蕴。如咏茶云：“茶品众所知，茶德予能剖。烹须清泠泉，性若不容垢。味回始有甘，苦言终验久。”“中和似此茗，受水不易节。”又“玉泉吟鼎月隳轮，姑射风标两絶尘。”咏月云：“千里玉绳断，万顷金波开。为我清皮骨，怜我兀尘埃”。咏梅“游蜂野蝶休相顾，本性从来不染埃。”如咏菊“虽惭老圃秋荣淡，且看寒花晚节香”；咏琼花“不从众格繁，自守幽姿粹。”咏泉水“林泉不较为生厚，名节犹希到死香”；咏竹“丹心自觉同高节，青眼相看似故人。不染嚣尘终冷淡，饱经霜雪高精神”等等，诗歌赋予自然物一种德性，将高洁、脱俗等人文精神贯注其中。诗例甚多，不拟赘举。

综上所述：宋代集会诗以人文题材为主，诗中充满繁富的人文意象，体现宋代文人深厚的人文旨趣。这是由文人士大夫的生活环境与活动方式，以及养成的审美趣味决定的。在崇文风气下，宋人普遍好读书，不仅书香门第“万卷藏书宜子弟”，即使村野间也是“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因为以读书为基本生活方式，通过典籍来建立与古今、万物的认知和联系，北宋士大夫对人文世界的喜爱渐渐超过了大自然。如欧阳修晚年以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号为六一居士，“华阳杨褒，好故博物，家虽贫，尤好书画奇玩充实中橐。家姬数人，布裙粝食而歌舞绝妙”。他们精心营造一种文化和艺术的氛围，将日常生活审美化、诗意化了。正如赵希鹄《洞天清录集》所描述：“殊不知吾辈自有乐地。悦目初不在色，盈耳初不在声。尝见前辈诸先生多蓄法书、名画、古琴、旧砚，良以是也。明窗净几，罗列布置，篆香居中，佳客玉立相映。时取古文妙迹以观鸟篆蜗书、奇峰远水，摩挲钟鼎，亲见商周瑞研岩泉，焦桐鸣佩，不知身居人世，所谓受用佳福，孰有逾此者乎？是境也，阆苑瑶池未必是过。”

在笔、墨、纸、砚、琴、棋、扇、杖等人文物品之间，从事着书画、音乐、诗歌等文学和艺术的创作或欣赏，北宋士大夫文人群体的生活环境和行为方式饱含着人文气息，与普通人判然有别；而北宋诗人又把创作的视角转向自身所属群体的生活，将审美对象扩大到日常人文物品，将人文精神投射于自然物，虽然是“文人歌其学，雅士歌其艺”，真实反映自身生存状态，但正如贾晋华先生分析《汉上题襟集》中“诸书简对文房四宝的珍重，以及对词章学问的夸示”，认为其中隐含着一种“斯文独在我辈”的特殊文化心理，北宋文人生活环境与行为方式的审美化、诗意化，以及诗歌对人文题材的关注，说明“斯文独在我辈”的文化心理已经为北宋文人士大夫群体所自觉，并将其发展到极至。勿庸置疑的是，那些任意挥洒、各逞风流的文人集会和表现文人群体的文化生活、审美情趣、人文精神的集会诗歌即是这种特殊文化心理最为集中典型的反映。

二

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指出：“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虽有疵病之意，但“以学问为诗”的确是宋诗最显著的特质。北宋文人认为：“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而集会上正是力求争胜之所，集会诗也多是争胜之作，因此“学问为诗”的特点尤其突出，它主要体现在诗歌的用意、用事、用韵三个方面。

如前所述，集会上作诗，参与者不可避免的存在一种竞技炫才心理，故力图立意新颖，议论精辟，以新人耳目。尤其是同题共作，或彼唱我和的情况下，若对原唱之意不能有所阐发，或是另出新见，而沦为人云亦云、异口同声，就不免失败了。如关于王昭君事迹的唱和，王安石曰“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欧阳修曰“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关于崇徽公主手痕的唱和，刘敞云：“君念平城三百万，谋臣奇计已堪休”，欧阳修云“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曾与国谋”，之所以高出众作，皆因议论抑扬曲折，显示出更深刻的识见。而这些杰出的见解、器识勿庸置疑是有深厚文史学养为基础的。

除竞技心态的影响之外，宋人对天下事理——举凡宇宙万物之物理、社会人生之哲理、做人处世之伦理，颇有“每事思穷究”的兴趣（原因姑不展开说明），因此诗中言理成分增加，立意相对较为高深。以集会分题咏物为例，《竹庄诗话》云：“南窗纪谈云吕申公为颖州通判，欧阳公为守。欧阳公素不以文靖公为然，及与其子为僚，见其学识已改观矣。时刘厚甫、王沈甫皆寓居郡下，四人日相从讲学为事，情好款密，一日分题赋诗，申公得瘿木壶，其辞云云，欧阳公见之宜加称赏，以为有宰相器。”诗曰：“天地产众材，任材谓之智。栋桷与楹杙，大小无有弃。方者以矩度，圆者中规制。嗟尔木之瘿，何异肉有赘。生成臃肿姿，赋象难取类。隐括所不施，钩绳为尔废。大匠睨而往，恻然乃有意。孰非造化功，而终朽不器。刳剔虚其中，朱漆为之伪。……设之于楹阶，十目肯注视。……人之于才性，夫岂远于是。性虽有不善，在教之揉励。才无不可用，由上所措置。……”苏轼《送郑户曹赋席上果得榧子》云：“彼美玉山果，粲为金盘实”，“祝君如此果，德膏以自泽”、“愿君如此木，凛凛傲霜雪。”又释智圆《拟洛下分题》序云：有客示吾西台集仙公李建中静居分题者，集仙得松石琴荐，河南法掾鲍当得茯苓人，青城僧惟凤得递诗筒，巨鹿魏野得文石酒杯。率皆彩笔奇绝，理旨峭拔。……可见宋人咏物之作并非止于追求刻画形似，而往往要以小见大，有所引申。在交代事物的来历、事理的原委之外，进一步阐发其中的理旨与精神内涵。穷究物理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兴趣升华为一种通达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追求，咏物诗的立意、境界即有所升华。

用事在宋代文人的集会诗中表现更为突出。宋初西昆诗人于馆阁修书之际，“历览余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而更迭唱和，诗中典故密集，如《泪》诗，全诗八句，用典多达七个，“先生老辈患其多用故事，至于语僻难晓”，对此“学者之弊”，欧阳修认为“其雄文博学，笔力有余，故无施不可。”到北宋中期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的时代，作诗用字讲究出处和用典，崇学尚典的诗歌审美意识更普遍、明确与强烈了。苏轼“平生斟酌经传，贯穿子史，下至小说、杂记、佛经、道书、古诗、方言，莫不毕究”，故其诗能“如长江大河，闳肆，变化万状”；黄庭坚、陈师道之诗“用事深密，杂以儒佛，虞初稗官之说，隽永鸿宝之书，牢笼渔猎，取诸左右”，“一字一句有历古人六七作者，盖其学盖通乎儒释老庄之奥，下至于医卜百家之说，莫不尽摘其英华，以发之于诗。”用典的范围几乎扩大到宋人能看到的所有书籍。如苏轼《刘贡父见余歌词数首，以诗见戏，聊次其韵》：“十载飘然未可期，那堪重作看花诗。门前恶语谁传去，醉后狂歌自不知。刺舌君公犹未戒，炙眉吾亦更何辞？相从痛饮无余事，正是春容最好时。”黄庭坚《和答钱穆父咏猩猩毛笔》：“爱酒醉魂在，能言机事疏。平生几两屐，身后五车书。物色看王会，勋劳在石渠。拔毛能济世，端为谢杨朱。”诗歌句句用典，又很贴切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相反，孟浩然诗“韵高而才短，如造那内法酒手，而无材料”，秦观词“惜无故实”，好似贫家美女，终乏富贵态，因之分别为苏轼和李清照批评。

在这种诗歌审美意识和竞技心理的影响下，集会创作的用事也就变本加厉了。如李复有《上巳成季召会于西溪会上赋诗须多韵仍用故事或旧诗十事已上未终席而成违者浮以三大白罚者四人予与成季免焉》诗，从诗题可知，文人们已把故事、旧诗作为写诗的素材库，甚至变成诗歌的主要内容，“资书”成了作诗的重要途径。

用韵与用事同样是在雅集唱和中表现才学的重要方式，二者结合紧密，几乎不可分割。举邹浩在一次茶会上的三首次韵诗为例：《次韵仲孺见督烹小团》：世事多好还，往躅端可视。崟岩辉奇功，颇愧文王肆。他年焚舟来，几作涂炭坠。驷马岂及追，我今亦如是。狂言编虎须，得报逾掐鼻。平生储春芽，美恶初一意。浊氛腾墨云，君舌故历试。小龙落几前，毕竟不知异。方欲事烹煎，姜盐以为使。赖君呼回头，丝桐识秋思。会当扫南轩，石铫沃清泚。从此师金人，三缄诚有味。《再酬仲儒》：龙团方启封，数子已惊视。端如肖璧人，骑羊入城肆。又如金谷姿，不合楼前坠。囊衣本酸寒，茶具无一是。纷纷诘邻家，浪欲学拥鼻。秋空辄云雷，秘昔乃天意。未敢还巾车，且集诸生试。岂非今年芽，岁月与君异。直须如印刓，诗驿趼来使。念君才患多，落笔有余思。盈编故可期，河流几时泚。君应嘲马肝，不食亦知味。《仲儒督烹小团既而非真物也怅然次韵以谢不敏》：情伪初难分，饱闻不如视。君看求马诗，安得走唐肆。此茶亦先声，入手恐失坠。泠然风御还，共饮乃非是。坐令竹边心，追悔如刻鼻。故人岂欺予，姑以将远意。由来毁誉间，夫子犹必试。八床志多金，龙断何足异。胡为不三思，取信鞧轩使。超超莆阳公，铨量妙清思。仰止一喟然，背浃欲流泚。尚赖君诗存，高吟忘肉味。三首古体长篇，立意各有侧重，不但逐句次韵，且句有出典，这无疑需要渊博的学养来支持。以苏轼、黄庭坚之广泛涉猎，无书不读，故吕本中谓：“近世次韵之妙，无出苏、黄，虽失古人唱酬之本意，然用韵之工，使事之精，有不可及者。”而即便如此，亦不免在逞才使气的次韵唱和中为韵所拘，“因韵求事，至于搜求小说佛书殆尽”，可以说，宋人集会唱和所需要的学问储备几乎是没有止境的。而不管是诗歌的立意、用韵还是用事，任何一方面要有上佳表现都以学问的深厚积累为先决条件，故黄庭坚用“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来比喻作诗好坏与学问程度深浅的关系。刘克庄《跋何谦诗》云：“余尝谓以情性礼义为本，以鸟兽草木为料，风人之诗也。以书为本，以事为料，文人之诗也。”清人沈善宝曰：“风人之诗长于言情，故得弦外之音；学人之诗晦于用意，转少天然之韵。”他们分别指出的学人（文人）之诗与风人之诗的区别，正好对应于本文所讨论的话题，集会诗偏重人文题材，以书为本，晦于用意，着力于用韵、用事，是典型的文人之诗。

当然，以人文题材为主的集会诗也会有内容琐屑、笔墨游戏之作；以学问为诗的手法在往复唱酬中也会造成诗歌用意深折、晦涩难解，堆垛故实、因韵害意等负面影响，但从文化的视角来看，我们能够意识文人集会诗歌的价值并不在于创造了或发展了几种表现手法，取得了多大的艺术成就；作为一种类型诗歌，它最全面的展示了北宋文人群体高雅文明的日常生活画面，集中反映了北宋文人游心翰墨的精神世界和人文旨趣。邓广铭先生说：“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由于文治国策和百年承平，以书籍为载体的人文精神产品的高度积累已经超越了其他时代，文化活动的多方面展开和创新在北宋中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集会诗是士大夫群体笔下对北宋盛世的文化成果的生动记载，通过它有助于我们今天认识了解北宋雅文化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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