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范文第1篇

[关键词]宋代文学 宋型文化 宋代学术 研究方法 文化学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05-0122-09

新时期以来，宋代文学的研究是从“形象思维”的讨论开始的，因同志赞扬唐诗用形象思维，而宋人一反唐人规律，作诗“味同嚼蜡”，使得在相当一个时期，宋代文学的研究侧重在宋词，以至一体独大。随着真理标准讨论的深入，又得钱钟书《谈艺录》、缪钺《诗词散论》等旧著新行的启发，由于西方理论的传人，方法论的讨论与实践，文史哲互渗的影响，研究者的观念、眼光逐渐发生了变化，无论在宋代文学的个案研究，还是各体研究，以及宋代文学史的研究上，都出现了一批重要的成果，呈现了繁盛的局面。

以中国宋代文学学会成立为标志，宋代文学的研究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十年期(学会成立于2000年，连同其酝酿、准备，已近十年)。学会成立以来，迄今已经召开五届年会，前四届分别由复旦大学(2000)、南京大学(2001)、宁夏大学(2003)、浙江大学与浙江工业大学(2005)举办，第五届由暨南大学主办，五邑大学、惠州学院协办，于2007年底举行。第五届会议参加的代表有170多人，提交论文近150篇，两项都创下新高。笔者作为本届会议的筹备者，在浏览了会议论文、参加讨论之后，颇有感想，拟就此次会议而引发、思考的问题，侧重于宋代文学的文化学研究，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

一、宋代文学文化学研究的实绩

新时期以来，文学的研究与整个社会同步，首先经历了拨乱反正阶段，随着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研究不断深入，范畴逐渐扩展，对方法论也愈来愈重视，以至于一度形成了“方法热”。美学曾甚为流行，接受美学、实验美学、精神分析美学、语义学美学、心理学美学、格式塔心理学美学、现象学美学、表现论美学、形式主义美学、存在主义美学等，以及相关的文艺心理学、文学批评学、文学社会学、文学语言学、文艺民俗学，都让人眼花缭乱。一度很为暄腾的新方法热，使不少研究者也很想弄清符号学、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协同论、突变论、模糊逻辑、美感全息、模糊集合、耗散结构等究竟为何意、何物?或因受传统影响太大，研究者又缺乏自然科学知识，不懂或浅识外语，在一大堆名词面前畏惧难进，异常惶惑。随着时间推移，新方法热很快过去，许多外来的理论、观念，似乎难以“内化”，于是，古代文学的研究逐渐回到返朴归真的路上来。

程千帆曾说，古代文学的研究要做到文献学与文艺学的结合。20世纪90年代以后，许多研究者就是按照这一路径走的，新方法风光不再，连一度甚为提倡的宏观研究，也渐遭讥评，以之为空疏；属于或近于文艺学研究的，大概只有心理学、民俗学、结构主义、阐释学、传播学、原型说、范型论等，还在继续得到运用。而在文献学一端，胡适当年的“拿出证据来”，又变得理直气壮，虽未明言，实际上大有回到乾嘉之势。不过，与新方法的退潮几乎同时，随着文化热的兴起，对古代文学的研究，在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的基础上，又有了文化学的加入，且呈现方兴未艾之势。

宋代文学的文化学研究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才开始的，其研究成果多在90年代后才出现，以笔者的管见所及，可大致按年度概括如下。

1990年后的10年间，宋代文学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专著主要有5部：钟来因《苏轼与道家道教》(台北)，史双元《宋词与佛道思想》，李剑亮《唐宋词与唐宋歌妓制度》，马茂军《北宋儒学与文学》，蔡镇楚《宋词文化学研究》；此外，马积高《宋明理学与文学》，朱刚《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许总《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罗立刚《宋元之际的哲学与文学》，也部分关涉宋代。

自2000年以来，则显著增多，其中2000-2005年，6年共20部：沈松勤《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黎活仁《宋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台北)，勾承益《晚宋诗歌与社会》，沈家庄《宋词文化与文学新视野》，赵晓岚《姜夔与南宋文化》，李春青《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张海鸥《宋代文化与文学研究》，萧庆伟《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杨庆存《黄庭坚与宋代文化》，冷成金《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许兴宝《文化视野中的宋词意象》，张玉璞《浅斟低唱：宋代词人的文化精神与人生意趣》，蔡镇楚、龙宿莽《唐宋诗词文化解读》，刘焕阳《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王晓骊《唐宋词与商业文化关系研究》，周楚汉《唐宋家文化文章学》，沈家庄《宋词的文化定位》，黄杰《宋词与民俗》，汤江浩《北宋临川王氏家族及文学考论：以王安石为中心》，刘乃昌《两宋文化与诗词发展论略》；此外，涉及宋诗与文化的还有莫砺锋的论文集《古典诗学的文化观照》。

近两年来，更大为增长。2006年有10部：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杨万里《宋词与宋代的城市生活》，张金花《宋诗与宋代商业》，王树海《禅魄诗魂：佛禅与唐宋诗风的变迁》，曾枣庄《宋代文学与宋代文化》，蔡燕《唐宋词艺术与文化审视》，林岩《北宋科举考试与文学》，马东瑶《文化视域中的北宋熙丰诗坛》，陈忻《南宋心学学派的文学研究》，钱建状《南宋初期的文化重组与文学新变》。2007年有4部：张培锋《宋代士大夫佛学与文学》，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主编《欧阳修与宋代士大夫》，杨柏岭《唐宋词审美文化阐释》，邓莹辉《两宋理学美学与文学研究》。

就论文言，宋代文学的文化研究也呈现逐年发展的趋势。1987-1989年为起始点，3年中仅发6篇，1990-1999年的10年中共22篇，与前面相近。进入新世纪之后，2000年形成了一个小高潮，共9篇，而2001-2002年又见回落，2年中仅6篇，2003-2005年为恢复期，其中2003年7篇，2004年9篇，2005年10篇。近两年为之突飞猛进：2006年29篇，2007年47篇。

以上的论文中，有些是很好的论题，如周本淳的《宋诗与宋代文化》(《淮阴师专学报》1991年3期)，张毅的《苏轼朱熹文化人格之比较》(《文学遗产》1995年4期)，孙维城的《“晋宋人物”与姜夔其人其词》(《文学遗产》1999年2期)，及赵晓岚与之商榷的《也谈“晋宋人物”、“文化人格”及姜夔》(《文学遗产》2000年3期)，许总的《论理学文化观念与宋代诗学》(《学术月刊》2000年6期)，张玉璞

的《宋代文人“居士”情结的社会文化阐释》(《山东社会科学》2002年3期)，董希平的《宋初百年间词之功能的推移――宋代文化建构中的宋词》(《文学评论》2003年5期)，杨海明的《论唐宋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以苏轼的“士大夫化”为“切口”》(《江海学刊》2003年5期)，林继中的《文化转型与宋代文学》(《长江学术》2006年1期)，冯伟的《北宋初期科举文化与西昆体》(《中国韵文学刊》2007年2期)，杨子怡的《韩愈刺韩与苏轼寓惠对地方文化影响比较论》(《汕头大学学报》2007年2期)，孙昌武的《从佛教文化视角解读古代的士大夫文学――以宋代为中心》(《郑州大学学报》2007年4期)，以及笔者的《词的由中唐至宋初之变与文化转换》(《文史哲》2004年4期)等文。

就理论而言，王水照在其主编的《宋代文学通论》中，撰写了该书的绪论《宋型文化与宋代文学》，为宋代文学的文化学研究，解决了不少学理性问题。如从整体上提出了以文化观照文学的新方法，对宋型文化作出了全面而新颖的定义，对宋朝“近代”的性质，文学的淑世精神，对宋学作为新儒学之关注“天人之际”，与文学的重理节情，以及宋代对传统文化的吸收整合，使得文学得以重建辉煌、盛极而变等，都作出了深刻的论述。该书且对宋代文学中的文体、体派、思想、题材体裁以及相关的学术史问题，也有较为全面、新颖的论述。

二、三个重要论题及相关成果

笔者以为，对宋代文化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有几个较重要的论题，是近年来得到关注，且取得可喜成果的。

(一)关于政治文化的党争，及其对文学造成的影响

党争从北宋一直延续到南宋，对士人的人生境遇，对文学创作的文化生态，都有很大的影响，与宋代文学的题材、主张、风格等也有关系。

在关于宋代党争与文学的研究中，吴熊和指导的博士生做出了很大成绩，先后有沈松勤的《北宋文人与党争》，萧庆伟的《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及沈松勤的《南宋文人与党争》三著。《北宋文人与党争》涉及的北宋党争与文学的关系问题，有因党争而引起的文人与文化命运的改变，包括兴治文字狱，以文字排击异党，因排斥异党而禁毁文字的与文禁；还有北宋党争与文人的分野问题，包括王安石与新党文人群，苏轼与苏门君子，黄庭坚与江西诗人群；北宋党争与文学创作的互动，包括熙丰的政见之争、元的意气之争、“绍述”的党锢三者与文学创作的互动，涉及创作倾向、风格、文人的惧祸心理、价值取向、心态演变、主题取向。《南宋文人与党争》上编为南宋党争的背景与历程，中编为南宋党争的动力与文化性格，为历史学、政治学的研究，下编则专论南宋党争与文学命运。下编共分三章：文学群体的重组与文学命运的再造，高压政治与谄谀之风，畏祸心理与以理遣情。如果说北宋的党争主要是围绕着变法而展开，那么南宋则转为和战问题，“事实充分表明，以党争为首要环境因子的南宋文学生态，存在着多层面文化活动的结构性互动；在互动中，既有交叉又有渗透，既有排斥又有兼容，从而决定了文学的生成与繁荣，也影响了文学的演变与衰落。”

如徐规所说，沈松勤对北宋新旧党之争的研究，“采取实事求是、不偏不倚的态度，脱出前贤的窠臼。至于党争与文人、文学的关系，世贤虽有所涉及，但沈君则在更广阔的视野上，用力给予较深入的探讨，创获良多。”然而，此书亦有不足，“如在论述党争的成因时，忽视了代表当时南北地域不同利益的士人的政见之争；在总结文士群体的分野时，只注意到了新党以及苏轼与‘苏门弟子’和黄庭坚与‘江西诗人’群，其实朔党、洛党也是因党争分野而形成的重要群体。对党争与文学关系的论析，虽抓住其要害，但如能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评述，当可更臻完善。”至于南宋的党争与文学，沈书抓住了重要的专题，但有些问题还未进入研究视野。

(二)关于制度文化的科举，以及与文学的关系

科举始于隋，盛于唐，变于宋，且显见完善、进步。唐宋因这一制度的区别，也造成了二代主流的、精英文化的不同与发展，且因二者文化精神的差异，也造就出二代文学的区别。

继程千帆之后，傅璇琮的唐代科举与文学研究，打开了新的局面，而近年研究宋代科举考试与文学关系者，有祝尚书的《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和林岩的《北宋科举考试与文学》二书。祝著是作者多年来研究宋代科举与文学的论文结集，对于宋代科举制度的沿革变迁，科举制度、科举考试与文学发展的关系，其间的利弊得失，都作了文史相兼、考论结合的研究，举凡发解、省试、殿试、诸科、制科、词科、糊名誉录、诗赋经义之争、时文的程式化、科举与理学、科举用书、登第进士的恩例与庆典等，属于宋代科举的重要问题，都有深入的涉及。傅璇琮说，此书“实际上是全面考论宋代科举的专著，并且将两宋科举制度的变化沿革与文学、理学、文化风尚、士人生活，甚至举子用书之刻印、发行等，作广泛而具体的探讨，这种细致的考索与极有新意的拓展，是近二十余年来宋代科举与文学、文化交结研究所未有的。”祝尚书在该书后记中表示，“将继续努力，以期撰成一部更为满意的专著《宋代科举与文学》来。”我们期待着能超越重在制度文化层面、确乎就科举与文学作全面文化考论的专著问世。

(三)关于家族文化与文学的关系

家族文化可追溯到六朝的贵族文化，晋室南渡后，琅邪王氏、陈郡谢氏等家族都在江南地区逐渐形成了政治、文化大族。随着作为家族文化基础的庄园经济被唐代的均田制取代，唐太宗“欲崇重今朝冠冕，……不须论数世之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但唐代仍有门阀之风，直到安史之乱后，门阀才遭到严重破坏。宋代由于宗族制度发达，造成了新型的家族文化，也影响到家族相传的文学传统。

近年来，对家族文学的研究逐渐增多，先是有几部关于六朝、隋唐的家族与文学的研究专著，而宋代的研究则以张剑的《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为代表。该书“运用了实证研究与统计分析的方法，……揭示了晁氏家族的‘祖宗家法’，晁氏天分、寿夭、婚姻、迁徙、卒葬对家族的影响以及家族的兴衰状况，又细致地论证晁氏家族文学与文化在宋代家族文学与文化中的典型性、独特性．论证晁氏家族的文学创作成就和所体现出的家法意识，以及其继承性与变异性等问题。在对晁氏家族文学这一个案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又向广度和深度拓展，从总体上把握宋代家族文学的特征，努力探讨宋代家族对宋代文学的影响。”晁氏家族一时成为了研究热门，除前面提到的刘焕阳《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版)外，还有何新所的博士论文《宋代昭德晁氏家族研究》(南京大学2004年)，和李朝军的博士论文《宋代晁氏家族文学研究》(四川大学2005年)等。

关于家族与文学的研究论著，尚可再举汤江浩的《北宋临川王氏家族及文学考论――以王安石为中心》(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此书与张剑所作，都是博士论文，且不谋而合的是，都有“以……为中心”，前者的中心是澶州晁氏这一群体，后者是临川王氏中的王安石一人。汤著分为上下编，上编是临川王氏家族的溯源、迁徙与兴衰，王氏诸兄弟的生平、仕历与文艺，王安石诸妹、妹婿的生平及与王

安石的文学交往，王安石的子女、从子女及归婿，王安石外家与曾巩的亲缘；下编论王安石诗的历代辨伪、辑佚，考论李璧注荆公诗，叶梦得论荆公诗，刘辰翁评点荆公诗与方回选评荆公诗。此著长于考证，言必有据，表现出良好的学风。

对家族文学的研究，似已成为当前宋代文学研究的潮流，尤其是不少博士论文都以此为题，相信不久后会有众多的成果问世。

三、从进士文化到士大夫文化

由于文史结合研究的方法逐渐被采用，近年来颇能从宋代历史角度对宋代文学作整体观照，因而史观就尤显重要。不少学者都注意到日本内藤湖南关于中国历史的分期说，及其将宋代定义为近代之论，王水照在《宋代文学通论》的绪论中，就藉此而对宋代的近代特点作了精到的阐发论述。笔者以为，若要深化对宋代文学的文化学研究，对宋史观与宋型文化，当结合起来研究，且要有认识上的深化。

台湾傅乐成在1972年发表的《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一文，已论及唐宋文化的最大不同，如今，30多年过去了，对宋代文化的认识自不应停留在简单的与唐代比较之上，而应有更为深入的研究。收入其《汉唐史论集》，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77年版。

宋代承接唐五代，其文化特点确实要在与前代的比较中确立，而对照唐宋的主流、精英文化，由进士文化变为士大夫文化，无疑是两代最大的不同。

相对于六朝的贵族文化，唐代因推行科举且尤重进士制，逐渐形成了进士文化。笔者认为，进士文化的主要特点是：其一，由九品中正行察举，改为士子主动参加科举考试，选官的制度文化之变引发了政治之变，导致了具有近代意义的社会逐渐生成；其二，因进士科取士较他科困难，在最为社会重视的同时，又因进士考试行以诗赋取士，遂改变了儒学与文学的传统地位；其三，儒生与文士地位的倒转，造成了文化从制度进而到思想、行为层面的改变，“儒林”传统向“文苑”精神倾斜、转化，使得统治阶级的新成员――进士阶层，形成了一系列被视作“无行”、“轻薄”的特点。

鉴于晚唐五代的政治腐败与进士无行相关，自宋初始，不少有识之士已指出科举取士之蔽，胡瑗、孙复等创办书院教育，以不求功名利禄为尚，努力于塑造士人的道德人格。胡瑗后任国子监直讲，为太学生授业，施行明体达用的教育方针，主张经义与实学并重。孙复批判文章的功利目的，其《答张洞书》矛头直指进士制，以道为教之本，文为道之用。而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人物，也反思唐五代进士的堕落，如柳开、石介都提倡作古文还要行古人之道，要如孔、孟、扬雄、韩愈那样道文统一。宋仁宗即位之初，范仲淹在《奏上时务书》中要求改革政治、“兴复古道”，提出“救斯文之薄”，自己更以天下为己任，践履“古道”复兴。欧阳修以为文不可恃，屡薄尽心于文字者，基于文道合一而极力推重韩愈。

由于宋人之重道，加以科举制较唐代更为完善，较彻底地打破士庶之隔，真正实现了出身寒门亦能上升朝列，遂能变进士文化为士大夫文化。笔者以为，士大夫文化的基本涵义及主要特点如下。

其一，在对进士文化的批判中，努力于儒学传统的重建，并在重道的同时，又极为重德，思想修养追求明道见性，向往“内圣”境界，外现则为操守气节。

重道已如前所言，此处再举提倡笃敬自守、心定道纯之例。欧阳修《答祖择之书》云：道尊然后笃敬，笃敬然后能自守，能自守然后果于用，果于用然后不畏而不迁。

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施于事者果致。

其“内圣”色彩，并不亚于道学家。范仲淹直言谠论，三次被贬，人以之“三黜而三光”，朱熹赞其“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故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苏轼则高度评价欧阳修：“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长育成就，至嘉韦占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

其二，虽宋代文化较之唐代而见内倾性，然而士大夫文化却具有显见的“外王”指向。

理学或许更具宋代思想、哲学的代表资格，但主导着宋代政治的士大夫文化，却非理学之侧重内圣，而尤重“外王”的事功。如吕夷简入仕之初即以直言知名。拜相后奏列八事，以期政治清明、国家强盛。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呈《上十事疏》，即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在此前后，富弼上安边十三策，韩琦先陈七事，再陈救弊八事。这些都足以说明北宋士大夫所造就的政治文化具有显著的“外王”特点。虽然因士大夫的多重人生角色，令所为之文亦有不同之用，属于陈述政见者多非文学作品，然而仍不可避免地留有鲜明的印迹。即如“小道”之词，在常见的艳情、闲情之外，又有宦情与性情的加入，到南宋更有言恢复大计、表报国无门、温婉又悲凉的稼轩之词，及与之相近一派。

其三，政党政治的形成，为士大夫文化所特有，使得党争贯穿有宋一代。

孔子谓“君子群而不党”，《荀子・强国》亦云：“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而由于宋代士大夫热心于政治事务，出于政见不同，自然就形成了朋党。欧阳修作《朋党论》，不讳言结党一事，而以为人主最需要的是明辨君子小人，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应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对于政党政治，柳诒徵论其特点云：

盖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政治之纯出于士大夫之手者，惟宋为然。故惟宋无女主、外戚、宗王、强藩之祸。宦寺虽为祸而亦不多，而政党政治之风，亦开于宋。

中国之有政党，殆自宋神宗时之新旧两党始。其后两党反复互争政权，……论史者恒以宋之党祸比于汉、唐，实则其性质大不相同。新旧两党各有政见，皆主于救国，而行其道特以方法不同，主张各异，……其党派分立之始，则固纯洁为国，初无私憾及利禄之见羼杂其间。此则士大夫与士大夫分党派以争政权，实吾国历史上仅有之事也。

柳氏已辨明宋代党争与汉唐党祸之别，对士大夫政治文化的这一特点，应很好体会，而因政党政治所造成的党争，则对宋代文人与文学有极大影响，成为研究宋代文学不能忽略的背景和因素。

四、宋代文化的其他重要论题

士大夫文化可谓宋的“一代之文化”，对宋代文学有很大的影响与制约。此外，在由唐而宋的历史进程中，文化之变尚应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一)夷夏观与外来文化

在由唐而北宋、再到南宋历史进程中，与接受或排斥外来文化密切相关的夷夏观，有显著的变化。

早在春秋时代，华夏民族就有“裔不谋夏，夷不乱华”(《春秋左氏传・定公十年》)的观念，显然这是立足于民族自卫的。又因此时的戎狄侵华，遂有“尊王攘夷”的口号。管仲辅助齐桓公完成霸业，不受夷狄侵扰，故孔子赞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孟子以舜为东夷人，文王为西夷人，却先后为圣，显然超越了“尊王攘夷”观，《孟子・滕文公上》进而提出了自己的文化观：“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在西汉的汉武帝全

盛时期，“德泽洋溢，施方外，延及群生”，而到五胡乱华时，又重申“华夷之辨”，江统《徙戎论》提出了徙戎于其旧地的主张，文中所云的“内诸夏而外夷狄”，本出于《公羊传・成公十五年》，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则出《左传・成公四年》。(详见《晋书・江统传》)待结束了南北分裂，隋文帝可以宣称：“朕受命于天，抚育四海，望使一切生人皆以仁义相向。”贞观四年，唐朝大破突厥，对如何处置十余万降众，朝臣各有所见。唐太宗独纳中书令温彦博之议，作了妥当安排，更有对中华、夷狄爱之如一之说。

人宋以后，因屡挫于外族，故石介《中国论》重申“内中夏而外夷狄”之理，治《春秋》者颇多，以至成为显学，“华夷之辨”又成宋人的重要论题。以苏轼言，他在嘉六年参加制科考试时写有《王者不治夷狄论》，沿袭《春秋》传统之见，将夷狄的秦、楚与华夏的齐、晋相比，所讨论的华夷间名分依据，在于“仁义”二字。元四年和八年，苏轼向朝廷奏进六篇札子，反对宋神宗的高丽政策。由于其时高丽已被契丹征服近百年，接受了辽的册封，因此建议宋朝应疏远高丽。他还认为，因高丽与辽“阴相计构”，故不宜将涉及山川险要、边防守备的《册府元龟》等书籍出售给高丽使者。与苏轼为敌党的程颐，亦申《春秋》谨华夷之辨的思想，再言“尊王攘夷”说，与苏轼所见并无不同。南宋初，宋高宗推崇左氏《春秋》，目的在于用尊王攘夷说树正统、斥伪齐；而胡安国作《春秋传》，则以此说作为抗金大业的思想基础，其序自云“用夏变夷，大法略具，庶几圣王经世之志，小有补云。”

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都倡尊王攘夷之说，可以认为，由于宋继迫于契丹、党项羌、女真和蒙古民族，因此宋人的夷夏观，实也成为了宋代爱国主义文学的思想基础。

(二)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

宋代的精英文化无疑是士大夫文化，是宋的“一代之文化”，也是主流文化，但是，宋代文化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文化的构成格局，较唐代文化更为丰富多彩。

与士大夫文化具有相同或相近地位的是道学文化，它不仅是宋代思想文化的代表，是“一代之学术”，对宋代文学的创作思想也有很大影响。如果说士大夫文化与道学文化是近于平行的精英文化，那么在士大夫文化中也发展出新的次文化、子文化。如在这一文化所造成的政党政治中，士大夫受党争之害，使得自屈、贾以来的贬谪文化有了新的发展，而因宋代在思想文化上的三教合一，也使得贬谪文化与道佛文化相融，苏、黄就是很好的例子。若谓与道佛文化相融的贬谪文化是士大夫文化中的一个新“变种”，那么，在士大夫文化之中，馆阁文化则是非常重要的新“品种”，宋代的右文政策，使得这一文化在宋代的文化建设、历史与文学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士大夫文化是精英文化，具有“庙堂”性质，而由于宋代的近代性质，经济形式、城市建设的发展变化，使得市民阶层迅速壮大，“草根”的市井文化也随之发展，其中的青楼文化就是柳永俗词的催生剂、培养基。推而广之，宋代俗文学的发达，亦与市井文化大有关系。市井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城市经济日益成熟，文化同样重视市场、文学不能无视传播的情况下，士大夫文人也不得不调整其文化策略，梅尧臣、苏轼等人提出的文学创作应“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就应是正视、关注市井文化的结果。南宋在延续士大夫文化的同时，发展出权相政治。在党争以新的形式出现时，伴随着科举文化之变，加以地狭人稠，冗员增多，隐逸文化、江湖文化、幕客文化，以及因中心城市多种“社”、“会”而生成的社会文化，则又提供了不少文化新品种，也分别影响了文学的生态环境、创作条件、内容题材、艺术风格。

(三)地域文化与家族文化

唐宋两代的地域文化都很有特色，而宋代因宗法共同体的建立，家族文化尤为发达，地域与家族相结合，则成为宋代新的文化景观。

我国历来有地域文化之别，上世纪初的一些学术大师如王国维、梁启超、刘师培等，都曾论述南北文化的不同。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指出文化的地域性历史渊源及变化，他引了“山东之人尚婚娅，江左之人尚人物，关中之人尚冠冕，代北之人尚贵戚”之说，又云自东汉末中原丧乱以后学术虽变化，但通经义、励名行以求从政，形成了很好的门第之风，在河北即所谓山东地域尤为显著，并认为牛李党争实以科第分，即：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与唐代相比，宋代地域文化的最大变化就是文化重心逐渐向东南转移，并在北宋后期得以完成。对于宋代地域文化的研究，十年前已有程民生的专书，较之前人的粗略论述，显然极见深入周全。由于地域文化涉及风土民俗、人文素质、、官私教育、印刷出版、公私藏书、交通传播，以及儒学、宗教、学术、文学、艺术等传统的异同，对文学创作有显著的影响，故此结合地域文化研究宋代文学，应是大有可为的。

宋代文化的另一大变化是宗族共同体的建立，不仅强化了伦常秩序，促进了小农经济的稳定，得到了理学家的充分论证、肯定，还为家族文化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宋代的家族文化与六朝的家族贵族文化不同，代表了一种新的文化方向。虽然唐代也有因家族而成的文化传承，但地域性特点似更强于家族文化传统，宋代不然。地域性与家族性结合为一体，形成了许多著名的家族。如：宋初的临安钱氏，惟溶、惟治、惟演昆弟各有所成；寿州吕氏，自吕夷简起，几代一门数相；雍丘韩忆及其子韩绛、韩维、韩缜，吴县范仲淹及其子纯仁、纯礼，京兆蓝田吕氏，仙游蔡氏，南宋的四明史氏，鄱阳洪氏等，亦多显宦；眉山苏氏，巨野晁氏，多文学之传；洛阳程氏兄弟，崇安胡氏及婺源朱氏父子，则为道学名家。若从地域言，仅江西一地，除前说的鄱阳洪氏外，还有临川王氏(王安石、王安礼、王安国)，南丰曾氏(曾巩、曾布、曾肇)，新淦孔氏(孔文仲、孔平仲、孔武仲)等著名家族，对政治、学术、文学、艺术等产生了很大影响，形成了传统。

五、宋代文学的文化学研究还应关注什么

(一)宋代文学与思想史、哲学史、制度史的关系

前述马积高、许总、朱刚、罗立刚等老、中、青三代学者的著作，已属打通哲学与文学的研究，可惜的是，延续这一方向者，尚不多见。近年来，关于宋代思想、哲学的研究专著渐多，仅作者出身于浙江大学的，就有关长龙的《两宋道学命运的历史考察》，何俊的《南宋儒学建构》，以及刘成国的《荆公新学研究》诸著。关于宋代的制度史，十多年前河南大学出版社的《宋代研究丛书》，就有《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宋代监察制度》等著。由于学科的分科细密，在三级制的体系中，目前的研究很难打破“分疆而治”局面，然而，不仅是古代学术具有文史哲一体的特点，当今也积极倡导跨学科的研究，因此，学科间的打通确实非常重要，这也是宋代文学研究的方向所在。

罗宗强创立了文学思想史学科，其弟子张毅有《宋代文学思想史》，是第一部全面论述宋代文学思想史的专著，书中涉及到哲学对文学思想的影响，但由于学科的性质和研究范畴所限，故对于文学观、文学创作与哲学史、思想史相对应或相结合的全面研究，还有拓展的余地。

制度史中的教育与科举，对文学的研究很重要，虽已有祝尚书等人的研究，但是，在具体问题之

外，仍有一些理论问题需关注。如唐宋两代科举的不同，后者的进步，以及宋代科举自身存在的弊病等，都可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此处仅举后者一例，针对唐代进士科只重文才所造成的缺陷，仁宗之时，宋祁等人上奏：“……先策论，则文词者留心于治乱矣；简程式，则闳博者得以驰骋矣；问大义，则执经者不专于记诵矣”，仁宗从之。后又有王安石的改革，但仍然自有其弊端。苏轼《日喻》即对王安石变法后科举取士的变化，发表自己的见解：“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今者以经术取士，士求道而不务学。”对这些问题，都可以就其本身或结合文学作深入的研究。

(二)宋代文学与宋代学术、艺术的关系

宋学有广狭之义，狭者专指理学及其所传，广者应指宋代学术之总和。胡瑗于苏湖二州教学之时，立经义、治事二斋，实际上将学问分为理论与致用二科，此即宋初学术之始。其后，理学作为新儒学逐渐确立，王安石创新学，张载创关学，周敦颐创濂学，二程创洛学，洛学的出现标志着新儒学的初步完成。多年来，学界联系新儒学以研究宋代文学，相对成果多些，且较有深度，展望未来，这一研究方向当然还可以持续并深入下去。此外，如易学、尚书学、诗经学、春秋学、诸子学、史学，以及政治学、谋略学、教育学等，也可关注它们与文学的关系。这些学科固然是独立的，但其治学思想，研究的观念、方法等，都不会因学科的独立性而与他科隔绝，尤因宋代士人常兼学者与文人的双重身份，治学对为文会有所影响，或在文学创作中会接受他人、他学的影响，因此，研究宋代文学不应是单纯的、孤立的文学研究。无论从宋代自身的特点而言，还是从当前提倡学科交叉而言，关注文学与宋学的关系，都是宋代文学研究应继续开拓的方向。

宋代的文人，又常是艺术家或艺术理论家，由于文与艺的相通，对于宋代文学的研究，还应注重与绘画、书法、音乐及相关理论的联系。郑午昌将我国绘画的发展定为实用时期、礼教时期、宗教化时期、文学化时期，而宋代绘画则是文学化时期的开始。宋代不仅有众多的文人画家，产生了多种文人画题材，也是文人画理论全面奠基或成熟的时代，苏轼、文同、王诜、李公麟、米芾父子等，更是著名的文人画家。宋代在我国的书法史和书论史上也有重要地位，由唐的抒情、重法．转为尚意而多元。苏、黄、米、蔡是宋代书法的四大家，也是创立宋代书体的代表，南宋的姜夔、宋季人元的赵孟也是很有创新的书法家。而北宋沈括、南宋姜夔，则是真正知乐的音乐家。这些画家、书家和音乐家，又多是著名的文学家，他们的文学理论常与艺术理论综融贯通，由于创作思想并见于文学与艺术，因此，结合艺术实践或理论来研究文学，也是避免孤立、单一、割裂全人所应取的研究方法。

(三)宏观的理论视野与延伸的学术眼光

重视文献是十多年来宋代文学研究的一大特点，也是良好学风的体现，上面提到的三个重要论题及相关成果，都有坚实的文献基础。近年研究宋代文学的博士论文，也多具有扎实的文献功夫，重视材料的搜集，不作无根之论，不发空泛之言。但是，以笔者的阅读体会，或参与博士论文的评阅、答辩，也有一个感觉，即：个案的研究易于走入微观，对具体问题的考辨、描述、论列，可以做到非常周详细致，但在具有这一优点的同时，却也多少可见出宏观视野的不同程度缺位，而这一点又与对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的探讨不足有关。因此，理论的修养与多学科的学习，对于今后的宋代文学研究者来说，是亟待加强的。

宋代文学范文第2篇

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历史著作中的典范，其独有的纪传体体例为后世史书的写作开创了新的道路。《史记》是一部系统性研究中国历史的史书。该书主要是将我国的历史资料进行系统性搜集，然后进行大规模的整理。从全社会的角度探寻历史问题，这样能将历史从以往狭小的空间引入到广阔的大千世界里，即让历史从微观走向宏观，建立新型的历史认知系统，为以后的历史编撰奠定坚实基础。作为一部著名的史学巨著，《史记》规模之宏大，体系之完整是其他书籍无法相比的。司马迁在《史记》中有关于中国的人格、思想和精神的分析，可以说对中国历史乃至中国民族有着深远的影响。《史记》问世以后，受到很多后代学者的关注，对其的评论不可胜数，本文主要就宋代时期的笔记探究《史记》。

一、宋代时期对《史记》的历史学评论

《史记》的宗旨是，通过细致的观察，看到一个朝代如何由盛到衰，同时了解前世治国中的优点和缺点，以实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里提及的承接一家之言，主要是建立系统化的思想体系，通过对历史的评述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宋代的笔记中就有关于司马迁的《史记》评述，具体的思想方面评论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第一，论述“史公三失”。《史记》问世以后，其中所提及的思想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特别是汉代的杨氏父子对《史记》有着极高的评价，其实这里提及的“史公共三失”对后世有着极大的影响，部分后世的学者都是以此为契机开展评论的，包括宋明时期的笔记中也有相关评述。根据相关的评论能够获悉，从体例的角度考虑，部分评论者始终认为司马迁列孔子于世家、老子于列传。在分析有关《刺客》《游侠》等内容的时候，始终认为司马迁作传有的是遇到事件发表自己的想法，有的是想要通过事件来警醒后人。第二，论《史记》中的微言大义。司马迁开始编著《史记》与《春秋》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所以《史记》和《春秋》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即在整个写作过程中都蕴含着无数微言大义。《野客丛书》中有段话能印证这一观点，“若要说《新唐书》与《史记》有何不同，其实两者有着较大的不同。《新唐书》主要是讲述真正的风景或者山水。但是，太史公在风景上略施笔墨，让人见了有心服之感，其实所有的用意是在笔墨之外。”这里用笔墨之外比喻《史》，实际上是讲述有关史记以外的内容，叙述的内容有着

其他深意。

二、宋明时期对《史记》的文学评论

历史著作的关键是能还原历史，给后人一个完整的历史评述，文学作品的特点是通过创造让人喜欢去读，所以两者存在较大的差距。《史记》是历史性的著作，问世后就开始受到学术界的认可，在其文学性质认识方面正在历经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史记》自身的文学价值也被后世逐步认同并推崇。魏晋南北朝之前，文学和历史是一体的，且史学一致是作为经学的附庸而存在，所以人们对《史记》进行评述的时候更关注其文学价值。

（一）叙事特色

《史记》开创了我国的纪传体通史的先河，也在我国纪传体文学中占据重要地位。相较于一般的文学巨著，《史记》有着较大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叙事的主体内容。《史记》在作为史学著作存在之时，其自身的文学性不可磨灭。其实无论是史学巨著还是文学巨著，都要有良好的叙事性。历史主要是记录事件，所以在记录期间要让整个事件的条理更加清晰，内容更加明确，特别是前因和后果都要讲清楚说明白，让人有一目了然之感。作为一部纪传文学，文字要生动形象，能真实地反映事件。古代没有先进的技术，不能通过影响将很多历史保留下来，所以只能使用文字记录，那么就要求文字具有动感，具有可阅读性。其实，司马迁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一部《史记》犹如一部叙事的艺术瑰宝，让历代的文人都对其不断地进行挖掘。

（二）论体例

一部著作的体例指的就是其组织形式，通过何种方式或者方法将所有的主体部分进行串联。体例对于《史记》这样的宏篇历史著作至关重要。体例将作者的历史观、写作思想等核心内容进行统一，其合理与完善程度直接关系着作品的成败。本纪、世家、列传等构成了《史记》的独特体例，使《史记》最终形成了完整而又十分严谨的纪传体体系。《史记》的五体结构开创了一个先河，也为之后的历代正史提供了一个真正的主干模式。

1.论五体。宋洪迈有言曰：“子长书出，规制既定，后世作者难紊。”《史记》五体义例深著，开天和，照百世。朱熹也十分认可《史记》的五体，在《朱子语类》中直接说《史记》中所记录的事件有非常大的贯穿性，本纪里面提到过的事件，在传记里面、表里面以及志里面也都多有提及。而其他史书如《资治通鉴》采用的编年体体系就有很大缺陷，这个年代的事件记录过后，便没有可以再找到相关资料的地方。譬如说汉高祖刘邦鸿门宴事件的记录，除了高祖本纪里面有详细的记载之外，在张良传、灌婴传等处也有同样详尽的记载，使读者能够在读到一处之时想起另一处。

2.体例与思想。宋代各家对于《史记》体例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具体可归纳为两点，第一，司马迁在著作的过程中着重通过体例的独特安排，揭示其微言大义的著作思想。第二，司马迁在安排一些人物的具体归纳上有不当的地方。譬如宋项安世的《项氏家说》中曾写到：《史记》记录了战国时期的十三个国家，却称为十二诸侯，因为秦国完成了统一十三国之壮举，秦王登基称帝，因此将秦史纳入本纪中，从世家的层面上才有十二诸侯之说，与列传中实际上是七国而只做六国列传一样。

宋黄震在《范蠡大夫种传》中写道：司马迁将范蠡的生平记录于《货殖传》，却将范蠡的功绩与声名记录在《越世家》中是不妥的，应该参照《春秋》中的内容重新编写《范蠡传》。

（三）论取舍

宋代对于《史记》的取材有很详细的分析，认为《史记》选材范围非常广，但是也进行了相当严格的取舍。张大可认为司马迁的取舍标准是取材义例。

取材途径有六种，分别是：皇家藏书；文物与建筑之上所记录的信息；游历天下，实地考察；事件的当事人口述或者他人的转述；诗词歌赋；历代遗留的史书。

取材标准也可以概括为六点，分别是：六艺的标准以及儒家理论；文辞规范的遗留文献；不记录神怪之事；不是关系天下存亡的大事件不予记录，世与传中的人物只记录轶事；可信的事件与有一定异议的事件要用两种说法共同记录；将不同思想的经传与诸子百家的思想统统记录并予以整合。

三、结语

宋代文学范文第3篇

1宋代文人通医现象举隅

1．1身居官位，仕途顺利

他们重视医学的功用和价值，从事为朝廷编纂、校正医书的工作。如:苏颂(公元1020～1101年)，北宋进士，历任宿州观察推官，江宁知府，右什射兼中书门下侍郎。苏颂有颇高的医学素养，其于阴阳、五行、律吕、本草等无不钻研，著有《图经本草》等，并曾奉召校注《开宝本草》，为医学知识的修正和传播做出了很大贡献。沈括(公元1031～1095年)，北宋优秀的政治家、杰出的科学家，“学术浩博，文艺深长，经史之外，天文方志，历律音乐，医卜诸家，无不通练，皆有论述”［3］。沈括医药学方面的论著，有《灵苑方》(已佚)、《沈存中良方》(后人将其与苏轼的方书合并为《苏沈良方》)等专著。郭思，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进士，官徽猷阁直学士、通奉大夫。他非常重视《备急千金要方》，便选取其中药方，编成《千金宝要》，并刻于石碑上。郭思致力于医药知识的普及工作，选方以治急症为主，用药简单方便，所需药材经济实用，使百姓遇病时易于翻阅查找。洪迈(公元1123～1202年)，南宋著名文学家、学者，绍兴进士，为官端明殿学士，绍兴知府，“学识渊博，自经史百家以至医卜星算皆有论述”［4］，著有《夷坚志》、《容斋随笔》等书，对于疾病症状、单方验方、方剂来源等内容有大量的篇幅论述。宋慈(公元1186～1249年)，嘉定十年(公元1217年)进士，一生任官无数。著成《洗冤录集》，闻名于世，成为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专著。李迅(生卒年不详)，南宋泉州人。“本以儒学传家，官至大理评事。以医闻名，精于外科。本着简单方便、易懂、易实行的原则，编有《集验背疸方》一卷”［5］。宋代还有很多官员通医，如孙奇、孙兆兄弟，都是进士出身，孙奇官至尚书部员外郎;孙兆官至守殿中丞，尚药奉御丞等。他们都通晓医药，并在仁宗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进入校正医书局，参与校正医书《伤寒论》《金匮要略》《金匮玉函经》《千金药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还有掌禹锡、林亿等，都参与过校正医书的工作。这些身居官位的文人，虽然不以医生为职业，但是编写过医书或偶尔为人疗疾，他们的官职有高有低。位高者如枢密使高若讷，魏国公苏颂，潞国公文彦博等;位低者如承节郎张松，奉州兴化令陈直，桐城县尉罗适等。他们凭着自己的爱好而执着于医学的研究，而且通过医学实现了兴趣与价值的完美结合。在宋代，这样的通医官宦多达103人之多，这种情况在前代并不多见。

1．2仕途不畅转而习医

他们习医，一方面是为了满足生活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可以藉此方式来实现儒家济世救人的人生理想。如:朱肱(公元1050～1125年)，他本是元祐三年的进士，官居奉议郎直秘阁，后因上书触怒皇帝被黜，仕途不畅，转而潜心习医，对伤寒有深入的研究，闲居时写成《伤寒百问》。恰逢朝廷重视医学，朱肱在政和四年被起用，重登仕途，担任医学博士，主管医药政令。许叔微(公元1079～1154年)，幼年父母双亡，屡试落第后转攻医药。著有《伤寒百证歌》5卷、《伤寒发微论》2卷、《伤寒九十论》(合称《许氏伤寒论著三种》)等，对辨证施治理论多有阐述和补充。许叔微还编有《本事方》、《续本事方》等方书，他在编著医书的同时，通过参与大量的临床实践丰富自己的医学经验。因仕途坎坷而习医，是宋代文人通医现象中极为普遍的一种。《中医人名辞典》［6］中就明确记载曾习举子业、通经史的通医文人有31人，如单骧、董汲、许奇、闻人规等，他们举进士不第，后弃儒习医。

1．3因兴趣爱好和修身养性的目的而习医

如:吴拱之，年少时研习儒业，把儒家的高尚品德贯穿在行医的过程中，以此来获得精神和生活的满足。宋代这样的人很多，他们志向高远，淡泊名利，依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医学作为实现人生理想的途径。此外，理学创始人邵雍也对医学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他精于养生术，诗集《击壤集》中就有很多养生方面的言论;理学家张载也兼通医药，经常为别人诊疾治病;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也精通医药，曾建议弟子研读医书。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更加重视医学的价值，强调读书要“百家诸子之书，及于《难经》《素问》《本草》”等经典医籍，主张“不如是不足以尽圣人之故也”［7］。这些文人是儒学中的精英，却都进行过一定的医学活动尝试，且对医学有着相当深刻的见解。

2宋代文人通医现象的缘由探析

2．1政治稳定为文人通医创造了良好环境

宋太祖赵匡胤公元960年通过发动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宋朝。巩固统一，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割据势力的东山再起，彻底改变唐末五代以来的武人跋扈的局面，成了宋代初期统治者所有政策和策略的出发点和归宿。“重文抑武”也就成了宋代统治者的治国方针，并为宋朝历代皇帝所遵从。宋太祖提出“宰相需用读书人”，宋太宗则指出，要“以文化成天下”，宋真宗也曾作“劝学诗”等等，这种以文治国，以名利劝学的政策，很快在宋代形成风尚，整个社会充斥着崇文的气息。为博取功名，世人汲汲进取，朝廷也给予士大夫优厚的待遇，一朝登榜，衣食无忧。士大夫们有充足的时间精力和条件广泛学习各门类的知识。宋代的知识分子群体呈现出一专多能的整体特征。稳定的政治局面为医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文人通医在宋代亦不足为奇。

2．2经济繁荣为文人通医奠定了基础

宋初实行的实物地租，使农民对生产的支配权更大了，生产积极性也更高了。同时宋代的手工业、商业、外贸水平都达到了历史新高，各手工业的作坊，规模之大，分工之细都超越了前代。城市商业活动更加广泛，行业规模与种类更多更细了。海外贸易非常发达。宋代社会经济的快速恢复、发展和繁荣为医学的繁荣创造了物质条件。在张择端反映当时宋代的经济文化发展的著名画作《清明上河图》中，在拥挤的人流、熙攘的街道中，作者笔下描绘了至少三家中医药店铺，分别是“赵太丞家”、“刘家药店”以及“杨家诊所”［8］。宋代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为医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而密度如此之高的药铺和诊所，正是当时医学事业蓬勃发展的真实写照。宋代繁盛的商品经济促使重商观念深入人心。社会上追逐财富、名利的意识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给文人们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很多没有雄厚资产和没有谋得官位的文人们意识到，必须学习一技之长来满足生活的物质需求，这个技艺必须是文人们在观念上认可的，而又不会有损受过正统教育的文人的尊严。在这种情况下，宋代医学的发展和社会对医学的需要使得文人们选择了医学。因为借助医学知识，他们可以照顾家人的身体，又可以利用医术赚取些许收入而不辱没文人的身份。医者在宋代拥有相对较好的社会地位和可观的收入，这使得很多儒生向医学靠拢，兼习医学。这样，一方面他们可以通过简单疗疾赢得地方上的尊重，或者接受正统医学教育来获得相当高的官职;另一方面，也可以获得不菲的收入。在宋代，医学如同儒学一样，是可以通过一定的考核方式而入仕，从而成为文人们飞黄腾达的又一种方式。

2．3统治阶级重视医药事业是文人通医的重要因素

宋代皇帝对医学的热爱是历史上少有的。李经纬说:“纵观中国医学发展史，在历代皇帝中，重视发展医药卫生并主要发挥积极影响者，当以宋代为最，而宋代又以北宋诸帝最为突出”［9］。这番话道出了宋代皇帝对医学的重视。北宋9个皇帝中，至少有6个熟悉医学，并且都有为人疗疾的经历。宋太祖曾在弟弟赵光义生病时，亲自施行艾灸。宋太宗在没有继位的时候就非常留意医术方药，还“大搜京城医工，凡通《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素问》及善针灸药饵者”［10］都被搜集起来。宋徽宗更是热心于医学发展事业，他诏令医官编写《圣济总录》二百卷，并亲自为之写序。宋真宗也懂得一些医学知识，曾亲自面试考核精通医术的地方官员刘元宾，还在龙图阁杜镐突然重病时，躬身调药。宋仁宗、宋神宗等也很注重医药事业的发展，他们或组织校正医书，或监督刊印医书，低价向民间发售。皇帝们对医学的热爱提高了医学的社会地位，也提高了医者的地位，引发了朝廷内外的学医热潮，大臣和民众开始逐渐正确地认识医学的价值和医者的重要性。

2．4较为完善的医学体制为文人通医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宋代，一方面，朝廷广纳习儒文人接受医学教育，还把医官制度归入文职系统，规定成绩优秀的医学生可以被授予官职。随着医学的发展，医官地位的提高，文人对医学的兴趣与日俱增。他们不断接触医学、感受医学的自利利人的作用。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以“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为旨的范仲淹。他在没有成为宰相前就提出“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医。果能为良医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舍夫良医，则未之有也。”［11］范仲淹认为，医学中利己、救人的作用是巨大的，做一个良医也是文人们不错的选择。而且，朝廷对医学人才的重点培植也使得宋代文人尚医习医的现象越来越突出，文人通医的队伍也越来越壮大。另一方面，朝廷把“孝”的观念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成为朝廷制定方针政策的一个重要标准，因而医学也就成为宣扬“孝道”的载体。朝廷会把文人是否通晓医学作为判断其“仁孝”的一个直接表现。医学中的仁义孝道思想借助官方的力量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客观上提高了文人对医学的热情。宋代的一系列体制和措施发展了医学，增强了文人们对医学的兴趣。文人们开始关注医学理论，甚至和一些医者成为朋友，互相交流，互相学习，推动着宋代文人尚医习医风气的形成。

宋代文学范文第4篇

古代文学论文论沈宋及其诗歌创作

在众星闪烁的唐初诗坛，声震朝野的著名诗人沈佺期、宋之问，被世人合称“沈宋”。《新唐书》卷二。二《宋之问传》云：

魏建安后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曰“沈宋”。

他们在志骄意满时，曾写有深受皇家喜爱的应制诗，但就其现存的作品来看，他们还能直面险恶的仕途和惨淡的人生，抒发郁积胸中的块垒和悲愤，铺写出字字锦绣的诗句，使初唐诗歌由狭隘的宫廷生活开始转向广阔的社会领域，其体裁也由歌行杂体完成向诗歌格律化的转变，并最终形成“回忌声病，约句准篇”的格律诗，为唐诗的发展和繁荣做出重要的贡献。本文试图对沈佺期、宋之问其人、其诗作一些粗浅的探索，以还其历史本位。

一

沈佺期(6567～714年)，字云卿，相州内黄(河南内黄县）人。关于其生卒年，两《唐书》本传仅云“开元初年”，均无具体记载，于是众说迭起。闻一多《唐诗大系》判为“6567—714年”：刘开扬《唐诗通论》定其卒年为“开元元年”(713)；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从两《唐书》卒于“开元初年”之说；谭优学《沈佺期行年考》云：“闻一多《唐诗大系》疑沈卒于开元四年(714)。”今检“闻氏大系”只以公历标明，全无“开元四年”字样，将公元714年换算成“开元四年”，实为换算者之误造成的后果，应排除此说。那么，沈佺期卒年尚有三说：开元初卒；开元元年；开元二年。

据《唐会要》卷二十二《龙池坛》云：“开元二年闰二月诏，令祠龙池。六月四日，右拾遗蔡孚献《龙池篇》，集王公卿士以下一百三十篇。太常侍考其词含音律者为《龙池篇乐章》，共录十首。”《册府元龟》卷五六九《掌礼部•作乐五》所载与此略有异同：“玄宗开元二年六月左拾遗蔡孚献龙池，集公卿士已下凡三百篇，请付太常寺，其间词合音律者为《龙池乐章》，以歌圣德，从之。”上述所谓“龙池乐章”，适见于《旧唐书》卷三十《音乐志三》，共录存《享龙池乐章》十首，其三即为“太府少卿沈佺期”之作。由此推知开元二年闰二月至六月之间，沈佺期尚在“太府少卿”任上，故谓卒于“开元元年”之说，未安。

又据苏翅《授沈佺期太子少詹事制》：“正议大夫太府少卿昭文馆学士上柱国吴兴开国男沈佺期……可太子少詹事”(见《全唐文》卷二五二)。两《唐书》以传谓“历中书舍人，太子少詹事(《旧唐书》无“少”字)，开元初卒”。这说明沈佺期继中书舍人、太府少卿之后，又任太子少詹事，其具体时间应在开元二年六月之后，故其卒年在其后至开元三年之间的一段时期，故闻一多先生判定其卒年为开元二年(714)，大体可信。

沈佺期，唐高宗上元二年 (675)进士，曾授协律郎、通事舍人。武周圣历年间，参予修撰《三教珠英》，“大足元年(701) 十一月十二日撰成一千三百卷，上之” (参见《唐会要》卷三六)。崔融又集三教珠英学士诗为《珠英学士集》五卷(《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已佚。敦煌遗书斯二七一七存《珠英集》残卷，内载沈佺期诗十首(又见《全唐诗》)。后转为考功员外郎，不惜背离李唐，攀附武氏，成为趋炎附势的御用文人，除写下“我后光天德，垂衣文教成”之类奉诏应制诗外。还为武氏诸王用事于朝，歌功颂德，当其行亲迎礼时，赋《花烛行》以美之(见《旧唐书》卷一八三《武崇训传》)；产男满月之际，亦赋诗美之(《旧唐书》卷一八三《武延秀传》)，故被人以为不耻。长安四年(704)以“考功受赇下狱”，因依武后宠臣张易之兄弟，不久获释。唐中宗神龙元年(705)，二张伏诛，坐赃贿流配？州(广西、越南之间)。稍迁台州(浙江临海县)录事参军。

景龙二年(708)后，授起居郎，兼修文馆直学士，累迁中书禽人、太府少卿、太子少詹事等职。有集十卷，惜已佚，现清影抄宋蜀刻本《沈云卿文集》五卷，明正德王廷相刻本《沈佺期诗集》七卷，以及四卷、三卷、二卷、一卷等刊本。

在诗歌创作上，沈佺期虽善于写作形式华丽、对仗工巧的应制诗，但内容空洞，华而不实，几无可取之处。长期以来为人称道的主要是描摹征戍贬谪和抒发个人情怀的诗作。首先，由于诗人对唐初连年不断的边塞战争给人民造成的痛苦和灾难怀有不满的情绪，一些以征戍闺怨为题材的诗作往往写得真挚感人。如云：

闻道黄龙戍，频年不解兵。可怜闺裹月，长在汉家营。少妇今春意，良人昨夜情。谁能将旗鼓，一为取龙城。(《杂诗三首》之三)

卢家少妇郁金堂，海燕双栖玳瑁粱。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白狼河北音书断。丹凤城南秋夜长。谁为含愁独不见，更教明月照流黄。(《古意呈补阙乔知之》)

上述两首诗虽然同样以征戍闺怨为主旨，但前者意在期盼良将出现一举夺取龙城，结束令人困扰的战争，明显地具有反战情绪，言短意长，含蕴无尽。后者更着重于抒发闺中少妇的怨思怅望，在寒砧声声、落叶飘零的秋夜，怀念十年不归的戍客，委婉缠绵，幽思无限。

其次，沈佺期在官场失意，政治上遭受挫折和打击之后，也写下一些较好的诗作。当他因考功赃贿，被捕下狱时，直以激烈率真的诗句为自己辩解：“平生守直道，遂为众所嫉。”“万铄当众怒，千谤无片实”(《被弹》)；“我无毫发瑕，苦心怀冰雪”(《枉系》)。真诚地期望圣主为之申雪冤枉：“圣旨垂明德，冤囚岂滥诛”(《移禁司刑》)。尤其是《被弹》诗中有关封建法吏的横暴和狱囚痛苦的描写，若非亲身经历者实难写得如此真切：“劾吏何咆哮，晨夜闻扦扶。事间拾虚证，理外存枉笔。怀痛不见伸，抱冤竟难悉。穷囚多垢腻，愁坐饶虮虱。三日惟一饭，两旬不再栉。是时盛夏中，嗅吓多瘵疾。”

宋代文学范文第5篇

中新网苏州2月20日电 题：香港学子宋代兵学论文获博士学位

记者 韩胜宝

“宋代兵书的数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 “宋朝兵书著者身份呈现多样性”、“宋代兵书的种类繁多”……这是邱逸在香港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宋代的孙子兵法研究》中的论点。此文使他破格升为博士研究，成为港大首位没有硕士学位的博士生，也是香港为数不多的兵学论文获博士学位的学者。

邱逸考证，“杯酒释兵权”的宋太祖赵匡胤曾采取一系列“崇文抑武”政策。到了仁宗赵祯在位时，著述兵书的情形有了翻天覆地的转变，不仅“士大夫人人言兵”，仁宗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亲撰兵书的皇帝，其《攻守图术》三卷、《神武秘略》十卷、《行军环珠》及《四路兽守约束》一卷等四部兵书虽已佚失，但他下令编修大型军事类书《武经总要》作为将帅的教授书，这更是前朝所无之举。

此外，始立于仁宗天圣七年的武举常选制度，在英宗赵曙朝终成定制，武举考试形式仿照文试的明经科，英宗更开创先河，在武试题中引入古兵书的内容，以古兵书作为考试的范畴，其时宋廷对兵书的重视已非宋初时可比。神宗皇帝赵顼对兵学的态度更为进取，把古代七部兵书置于“经”的位置，称作《武经七书》，并设立武学作为研习兵书的场所。这种对兵书的重视态度，都是宋代以前所无的。

宋朝“兵学兴盛”有三个具体标志。邱逸在他的博士论文中论述道，首先，宋朝兵书的数量为历朝历代之最。《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兵书有53部790卷，图43卷；《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兵书有135部512卷；而《宋史‧艺文志》著录的兵书竟多达347部1956卷之多。但是，根据近人许保林的整理，宋人著述兵书的实际数字远较《宋史‧艺文志》所载为多，达559部。

其次，宋朝兵书著者上至天子，下及在野文人，他们有研究古代兵书的学者，有著名文人，有朝中枢臣和边疆大吏，更包括了不同阶层的官员。就以北宋兵学著述最兴盛的的仁宗到神宗朝为例，撰写兵书而官至宰辅者包括了曾公亮、丁度、韩缜、薛向、王存、王韶、张商英及吕惠卿等8人，其它职衔的官员更是不胜枚举。宋代兵书著者职级之高，涉及官员之多，也是前代所没有的。

再次，两宋兵书包括了注解类、权谋类、兵录类、兵鉴类、兵制类、兵器类等12种类，内容不仅遍及古代兵书的各个领域，还有所创建。宋人或汇辑前人兵学研究成果，或整理校勘古兵书典籍，或分门别类摘录历代兵论和战例，兵书如《武经总要》、《武经七书》、《十一家注孙子》等书，系统地保存了古代兵学的珍贵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