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的问题范文第1篇

【关键词】办公室节约用水；经济管理；投资

在开展节约用水办公室的工作中，这项工程的收益容易受很多方面的因素的影响，除了我们能从表面上看出来的问题之外，在其内部也深藏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隐藏的问题比直观能看到的问题带来的危害更大，所以，如果想要促进我国单位经济的不断向前发展，就需要我们从各种角度进行分析研究，从而制定出合理的解决方案[1]。

一、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内部经济管理存在的问题

第一，固定资产管理混乱。在我国开展的节约用水办公室这个项目中，资金的合理运转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因此对原先固有资产的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虽然对资产的管理在办公室节约用水这个项目中很重要，但相关部门在资金的管理这一方面做的并不太好，以至于在资金的管理方面仍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在众多的节约用水办公室中，他们没有对固有资产的管理投入太多的重视，只是象征性的开设一个管理部门，并没有对资金管理制定实质性的管理制度。也有很少一部分办公室针对资产的管理制定了相应的制度，由于他们并不重视这一方面，所以建立的制度不能很好的对固定资产进行管理，因为缺乏可靠的固有资产管理制度，办公室节约用水的资产管理一度陷入迷茫的局面。

第二，超标准列支业务招待费。为了让用于办公室节约用水的资金都用到实处，我国对资金的支出方面做了特别的规定，规定中明确说明了用于招待的费用不能超过公务费的2%，为了这一规定可以得到有效的实施 ，规定中还对支出的方面进行了更加详细的说明，但是由于办公室节约用水在资金的管理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资金的支出并不能得到有效的管理，造成了资金的管理处于较混乱的境地，严重的影响了节约用水办公室内部财政的发展[2]。

第三，乱列支出。在我国官员内部仍存在利用公职满足私欲这一现象，有的工作人员会利用公款报销来为自己谋取私利，因为大部分办公室没有对支出费用的报销做更详细的规定和要求，进行报销费用的工作人员对报销费用的监管也比较松懈，在报销费用的单子上随便写上一个金额都可以报销，这就会造成资金的浪费。长久下来，会严重影响办公室节约用水资金的正常运转。

第四，会计基础薄弱。我们都知道在经济管理方面，会计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一个单位的经济发展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直接与会计的专业素养挂钩，如果想要经济可以快速的发展，就需要一些高职业素养的会计。但是在办公室计划节约用水这个项目中，经济管理部门的会计的专业素养并不太高，他们的专业知识和能力都不能够满足办公室节约用水经济管理的需要，如此一来，这就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办公室节约用水的总体发展。

二、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加强内部经济管理的对策

第一，设置管理机构，明确管理责任。如果想把办公室节约用水这个项目进行的更加顺利，有必要设置多个管理机构对办公室节约用谁的发展进行合理的管理和规划。为了避免人浮于事，人力资源部应合理给每个人分配工作，而且分配时不要出现多个人负责同一项工作的现象，造成人力资源的的浪费。同时注意不要把权利和责任集中到某一个人身上，这容易造成工作中人心的不齐。我国的会计法对单位的工作人员提出明确要求，要求相关工作人员严格认真的核对上报财务的真实性。我们知道在办公室节约用水的经济管理是一个繁琐而又庞大的项目，对经济的管理仅靠财务部门的管理人员是不够的，这需要在职的每一个人都付出努力，这样才能实现对经济更好的管理。

第二，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采取正确的方法对经济进行管理可以让经济更好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可以跟得上事业发展的需求，那单位整体就可以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了。因为在管理经济的过程中有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这就需要我们把之前在管理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案记录下来，为以后发生相似案例提供解决办法。同时我们也需要针对办公室节约用水建立一定的管理体制。当然，我们不可以盲目的建立管理体制，我们可以研究一下其他企I在制定此类制度，吸取有用的经验来为自身的发展铺垫，同时也不要忘了考虑自身的发展情况，这样制定出来的管理和控制体制才最适合自身发展需求。在采用制定好的管理和控制体制后，也要时刻注意在发展过程中体制有可能存在的问题，发现问题后即使提出来然后进行解决，争取可以更好地完善管理制度。

第三，完善部的预算机制。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很多新技术应时代而出，旧科技则被淘汰。在财政的预算方面就发生这样的情况，部门预算代替功能预算对财政进行预算。部门预算可以更好地对预算进行掌控。由于部门预算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对部门预算做进一步的提升，而且我们可以把部门预算运用到各个部门中，扩大部门预算的作用范围，让部门预算起到更加实际的作用。在预算过程中要做好严格的监审工作，避免出现有人私自对预算结果进行更改的情况。在资金的支出方面要进行严格的把控，防止有人对公款进行私自挪用。

第四，加强投资管理。在办公室节约用水这个项目的中，企业采用了一种比较聪明的营利方式，他们与许多企业洽谈，让企业对这个项目进行投资，企业投入一定的资金在这个项目中，随着这个项目的发展企业可以投资获得相应的利益。所以由此可以看出投资对一个企业的重要性。投资可以使企业的产业结构朝更好的方向发展，发展基础更加稳定从而可以减少在企业运营遇到的问题。这样可以促进企业的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现在好多企业都把管理的重心放在了投资上面，因此就需要企业好好重视投资方面，对投资进行深入研究并制作好相关文案，掌握好市场的实时动态，获取最新的投资动态，这样可以让投资获得更多的利润。

第五，加强财政管理干部队伍的建设。内部的经济管理很大程度上受在职人员的自身职业素养的影响。如果工作人员的素质比较高那么这个企业内部经济的管理自然也会比较好。既然职员的素质对企业的发展有如此重要的影响，那么企业的人力资源部在招收新人时应在此方面进行严格考察。

第六，培训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并且具备高素质的职业道德。我国一直有这样一个政策，在职的会计可以利用空余时间继续学习会计方面的专业知识，但是目前好多在职的会计都认为自己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了，不想再花什么心思去继续学习专业知识，只是把继续教育当成一个必须要走的形式。但如果节约用水办公室向自己内部的经济可以发展的更好的话，就应该着重提高会计人员的专业素养，让他们在不断提升自己的过程中可以掌握应对常出现问题的解决方法。防止日后因为会计的专业素养不够导致出现各种问题。

综上所述，我国节约用水办公室确实取得了不错的发展成果，但在办公室内部经济存在的问题制约了节约用水办公室向更好的方向发展。为了可以让节约用水办公室得到更好的发展，我们需要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然后给出合理的解决方案，上文也提到了我们可以从制度的制定和会计专业素养的提升两方面来对问题进行解决，问题得到解决之后我国的节约用水办公室才有希望可以更好更健康的发展下去。

参考文献：

计划经济的问题范文第2篇

【关键词】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产能过剩

经济思想形成至发展，经历了几百年的历史。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凯恩斯的《通论》等，无疑是经济思想发生变化的重要转折点。斯密强调万物自由，人在有需求时会主动进行商品生产与交换。在市场经济主导的经济增长受到经济危机侵袭时，凯恩斯思想诞生于特殊时代，批判了以往的主导经济思想，认为经济要稳定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公有制为制度前提，着重阐述了计划经济等重要思想。新中国成立初期，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坚信政府必须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宏观调控，促织各部门协调发展。经济增长受到多方制约，发展缓慢。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思想的提出，实现了经济总量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然而，21世纪后，我国产能过剩问题日益严重。于是，引起众多专家学者思考：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有计划的推行市场经济发展，为何还会出现产能过剩问题？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产业发展不平衡，在各级政府提出“产业转型”的口号时，市场失衡发展、产能过剩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本文首先阐述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思想，而后分析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计划经济思想在中国的实践。改革开放后，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思想如何引导经济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最后分析引起产能过剩问题的原因。旨在对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重新认识，对解决市场失衡发展、产能过剩问题提供理论建议。

一、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思想

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思想强调在全民公有制的前提下，有计划、公正合理的利用并分配社会资源。马克思的计划经济产生有两大背景，一是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本质，建立一种共产主义经济模式。以人为本，人为地去支配社会资源，使其充分为人服务。二是批判资本主义经济的不良后果，对其引发的社会危机等深恶痛绝，认为引发的社会危机像瘟疫一样可怕。《资本论》中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思想认为，人才是构成社会的主体。对于资本主义经济中锁存在的剥削者，应该剥夺他们的资产转为公有制，在公有制调节下，逐步建立个人所有制。整个社会的物质资本及个人，都在规范地、按照整个社会的统一计划自觉地参与社会建设。但是，马克思计划经济思想过于“空想”，现实经济生活中，人不是万能的，也不可能所有物质资料归全社会共有，至少在未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时期如此。

二、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思想在中国的实践

据萨缪尔森证实，“从19世纪后期开始，在几乎所有国家中，政府的经济职能都在稳步增加”。新中国成立后，将马克思计划经济思想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建设主导思想。实现全民公有制，合作公社、大锅饭在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心中印象非常深刻。计划经济实现了物质、人力等生产资料公平分配，却导致了经济发展缓慢、人均生活水平得不到普遍提高的结果。整个市场缺失竞争活力，竞争活力的缺失导致了大量的滥竽充数的生产。社会生产按照计划进行，却因计划经济思想理论脱离了现实社会状况，计划失误等导致了大量的供需不匹配等经济现象，严重影响了企业或资本的流通。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思想只是在向人们预示一种共产主义蓝图，在实施过程中需要和社会实践相结合，任何脱离实际的理论终归会导致实践偏差。实践证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条件下，以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思想来知道经济建设，是一个错误的决定。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假定社会公有，假定人是道德至上的经济个体，这种脱离实际的假定，导致了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在实践过程中的偏差，但不能因为时间偏差，就去否定理论的正确性。

三、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实践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政府宏观调控，市场根据供需状况进行自主协调。这一理论事实证明，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之路是正确的。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指的是对于公有制经济而言，政府计划多一些，市场调节少一些；而私有经济或个体经济则是计划少一些，市场调节多一些。针对某个地区经济发展而言，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一些的省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宏观调控就要少一些，多一些空间留给市场调节。而西部经济发展较慢的省份，则需要胜负宏观调控力度大一些，通过扶持弱势产业发展、引进人才等政策进行整体规划，市场调节所占的份额就稍微少一些。近四十年的实践证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有机结合，使经济走上全面快速发展之路。

计划经济的问题范文第3篇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离不开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体制。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启动改革大业时就强调：“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1]（P138）此后，经济体制改革是目标模式始终是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取向。首先，在1984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确定以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作为目标模式；接着，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上明确规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是与这种富有活力充满生机的经济体制分不开的。

在社会主义建设前期，以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理论上始终是把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体制联系在一起的。从新中国一建立，就开始把计划经济模式作为快速推动经济发展的体制模式。然而，随着建设经验的积累，也逐渐开始发现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些弊端，并对如何建立起一个适合中国特点的经济体制进行了一些探索，并在探索中提出了一些通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前期成果。这些成果虽然在当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但毕竟为后来邓小平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搭建起了一个思维的桥梁。

一、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后不久便觉察到这一体制存在着不足

新中国建立时，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以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来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几乎毫无疑义的选择，就是要建立苏联那样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之所以如此明确而又坚定，是由于有以下两个重要的依据：第一，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一个原则性论断。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曾明确论述说：“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2]（P757）经典作家这种结论是建立这样的论据之上：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同社会化大生产的固有矛盾，在社会生产上突出地表现为“个别工厂的社会组织和整个生产中的社会无政府状态相矛盾”，[2]（P759）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地发生经济危机。为了克服这一矛盾，新的即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就应该除了在所有制方面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以外，还必须用有计划的社会生产来代替无政府状态的社会生产。第二，这是借鉴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在苏联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建设和国防建设中，计划体制曾经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苏联从1928年到1938年间，制造业产量增加了7倍以上，达到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德国法西斯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并与同时期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全面、严重的经济危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计划经济理论和体制模式就作为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和基本原则而被肯定下来。二战后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毫无例外地选择了这一经济管理体制。

历史实践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当年在选择这一体制模式时，在以下三个问题上认识是不够的：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有计划的社会生产时，是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社会化为背景的，而新中国建立时的生产力状况，还远远没有达到马恩作为论据的社会化大生产的水平；第二，即便是马恩的设想，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也不应作为一种一成不变的原则加以固守。20世纪以后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说明，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对于社会生产力仍具有相当大的容纳力，并且作为配置资源的一种有效手段已越来越显示出超越社会制度的优势。第三，尽管苏联利用计划经济手段取得了巨大的建设成就，但中国的国情与苏联毕竟还有所不同，中国从来没有经过一个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工业社会化程度也远不如苏联的基础。更何况，苏联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计划体制的弊端也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地暴露出来，这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应该引以为鉴。

在建国初期和“一五”计划时期，由于计划调节手段能够调动有限的财力、物力和人力用于国家的重点建设，因而对于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奠定工业化基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党在这时对于计划体制优点看的多，对其弊端还基本没有认识。到“一五”后期，由于经济规模的扩大，经济联系的加强和经济结构的复杂化，计划体制主要依靠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单纯借助于行政手段进行组织和管理的弊端逐渐地显露出来。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管得过多，统得过死，条块分割，影响和限制了地方和企业积极性的发挥，更不能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也不利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所以，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就成为以后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问题。

善于总结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计划体制弊端刚刚暴露时就及时地觉察到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对于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认为虽然“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955年底，首先提出要“以苏为鉴”、对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3]（P472）1955年12月，、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直接领导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和听取汇报的活动。在汇报中，有些部委的领导同志认为苏联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不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特别是针对其中一些带有全局性的问题，例如产业结构问题――主要是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问题，生产力布局问题――主要是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经济体制问题――主要是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分配问题、管理体制问题――主要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以及国防工业建设和民用工业建设的关系问题等等，提出了不少意见和建议，引起了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刘少奇在听取汇报时明确地提出“学习苏联应该有所学有所不学”[2]（P482）的观点，其中包括对苏联模式的计划体制中不适合中国情况的做法也不应当照搬。也说：“学习苏联也不要迷信。对的就学，不对的就不学。”[3]（P484）1956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地提出了进行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任务，说：“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4]（P9）同月，在《论十大关系》中又明确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5]（P23）

在这种“以苏为鉴”思想的指导下，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改革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主张，尽管这些主张还没有涉及到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问题，但是对于计划体制存在着不足，也需要进行改革的思想是树立起来了。

二、1956年前后初步探索取得了以市场为补充的积极成果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不但明确阐述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而且对计划经济体制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改革的方案，其中的代表性成果是陈云关于“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观点。

陈云在党的的发言中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应该是这样的：（一）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但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二）在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但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三）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6]（P13）在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也指出，在国家统一市场的领导下，将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自由市场，在一定范围内，将实行产品的自产自销；对某些日用工业品，将推行选购办法，对所有商品，将实行按质分等论价等办法，这将对国家的统一市场起有益的补充作用。这些论述，实际已涉及到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初步提出了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的经济体制新模式。这是对长期以来奉为圭臬的苏联模式的一个重大突破，对于党后来正确认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无疑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之后，刘少奇对于如何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做了进一步的探索，提出了既要有计划性，又要有多样性、灵活性的观点。1957年4月，他在一次讲话时提出：“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是有计划性，是计划经济，但是实际社会经济活动，包括各行各业、各个方面，有几千种、几万种、几十万种，国家计划不可能计划那么几千、几万、几十万种，只能计划那么多少类，结果就把社会经济生活搞得简单了，呆板了。”“如何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同时具有这样几个特点：既有计划性，又有多样性，又有灵活性，这就要利用自由市场。一方面自由市场可以补充当前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不足，另一方面它可以帮助我们在经济上搞多样性和灵活性。”[7]（P191－192）刘少奇在这里所说的计划性与多样性、灵活性，含义就是计划性与市场性的结合，也就是要注意发挥市场的作用，明确地表示出了要在经济体制问题上寻求一种改革途径的趋向，实际上已提出了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雏型。

陈云和所阐述的以计划经济体制为主体、自由生产和自由市场为补充的思想，刘少奇提出的计划性与多样性、灵活性相结合的思想，归结到一点，就是要试图改变像苏联那样的在单一计划下过分集中、缺乏活力的状况，在坚持以计划为主的同时，尽量利用和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这是党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之际，为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体制所做的努力。

在上述精神指导下，1957年9月至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商业体制的规定（草案）》和《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和中央和地方财政管理权限的规定（草案）》。这三个文件，于11月由国务院公布施行，中心思想是扩大地方的权力。这些改革措施，虽然其深度和广度都很不够，但对以高度集权、纯而又纯、政企不分为特征的苏联模式来说，却打开了一个缺口。

三、从“”和化运动的教训中重新认识到商品经济的积极作用

从1957年夏季以后，由于反斗争扩大化导致了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日益走向“左”倾，影响到经济领域而导致上述可贵的探索成果没有能够得到贯彻。尤其是1958年的“”运动和化运动，进一步把计划体制推向了极端，非但不再提利用和发挥市场的作用，而且还想限制和排斥市场的作用，甚至还提出要消灭商品和货币。1958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各取所值’是法律规定的，也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问题”等。[8]（149）这些话的含义，是把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看作是“资产阶级法权”，虽然不得不保留，但必须加以限制。而要限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自然就要限制市场。于是，就从前后想要利用和发挥市场的作用，倒退到了限制和排斥市场的作用。

这次会议之后，在理论上，限制和取消商品经济的言论、观点越来越多，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不断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其中在上海《解放》半月刊上发表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受到的好评。陈伯达等人进而提出了取消商品交换，代之以产品分配的观点。在实践上，化运动中大搞“一平二调”，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队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甚至把社员的个人财产也无偿地收归公社所有，破坏等价交换原则；公社内部还实行了“吃饭不要钱”的平均主义的供给制。这些严重“左”倾的理论和实践说明，党在经济体制问题上已步入了盲目追求单纯计划体制的误区。

“”运动尤其是化运动中刮“共产风”和取消自由市场给国民经济造成的严重影响，使党对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重新的认识和反思。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起，、刘少奇等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多次的讲话、谈话和批示中，以及在党中央下发的文件中，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和市场问题进行了比较集中的论述。主要的观点有：

（一）在社会主义社会，虽然要坚持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但也要看到计划体制也会出现问题。刘少奇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可以有计划地分配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也就是用计划手段来配置资源，但是，“‘有计划’，不是客观的，是经过人们的主观努力来实现的。如果计划搞得不好，国民经济也可能出现大的失调。”[9]（P386）另外，还应看到，计划也不可能包罗万象，因此，就必须通过发展商品经济，用市场的调节来弥补计划达不到的地方。“我们不能用计划来指挥生产的东西，就让价值法则来指挥它生产。”[9]（P334）

（二）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将长期存在下去。这是因为：第一，“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5]（P440）第二，还有分配制度的原因，“将来两种所有制不存在了，只要仍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消费品的分配，势必采取价值的形式，生产资料也要按价值计算，大体上说，商品还会存在。”[9]（P408）第三，也是最根本的是生产力的原因，“两种所有制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是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10]（P58）尤其是中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也不发达，因此，就更“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5]（P436）

（三）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经济对于推动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说：“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5]（P436）因为，商品生产本身并不具有社会制度的属性，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的商品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不能笼统地把商品经济说成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5]（P439）不同点在于：“它们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有计划地进行的。而不是在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基础上无政府状态地进行的。”[11]（P611）既然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存在着社会制度的区别，那么，就应该“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5]（P437）。

上述探索成果，虽然主要是围绕商品经济问题，还没有涉及到市场经济体制问题，但是，从思维的逻辑上来说，这实际已经搭起了一个通往市场经济理论的桥梁。因为从经济学理论来说，市场经济正是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谓市场经济体制，说到底，也就是商品经济条件下通过市场机制配置社会资源的方式。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在指导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理论进程来看，也正是在先确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理论之后，才通过进一步的探索而逐步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由此可说，上述探索成果实际上已经显示出了在经济体制问题上正确思想的发展趋向。

然而可惜的是，党在商品经济问题的上述正确认识，不久便出现了反复。从1962年10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之后，经济领域的调整尽管仍在继续，但党在指导经济建设时已不再提及上述观点，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强调商品经济的消极作用，在实践中更多地采取了对商品经济和市场作用的限制，更加强化了对经济单位的高度集中的统一管理。到“”前夕，发表著名的“五七指示”，“”期间又发表“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都是要限制商品经济，对市场经济更是视为专属资本主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国自“一五”时期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产品经济体制越加强化，市场调节的作用越受削弱，导致国家的经济生活日益僵化，对生产力的正常发展日益造成阻碍。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要肯定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建设前期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有益的成果，特别是陈云关于以计划为主体、以市场为补充的思想，刘少奇关于既要有计划性，也要有多样性、灵活性的思想，关于大大发展商品经济的思想，都是非常宝贵的思想萌芽，为后来邓小平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4]吴冷西．忆－－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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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云．陈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刘少奇．刘少奇论合作社经济[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

[8]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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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M]．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研究会，1998．

[1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计划经济的问题范文第4篇

早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以前，就有不少空想社会主义者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发展经济作了种种设想。其中，意大利新古典经济学家帕累托第一个提出了社会主义要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管理的思想。他在1902年至1903年出版的两卷本《社会主义制度》一书中，提出成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部”，由它来制定和执行国家的经济计划，认为这“在理论上”是可以取得与市场的均衡力量所导致的结果完全相同的效果的。他说这个假设是“会得到证明的”。1908年，他的学生巴罗内撰文发展了他的观点，肯定地论证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全部经济资源为公共所有，整个国家经济由国家生产部集中管理的可行性。

1920年，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发表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的经济计算》一文，否定帕累托、巴罗内的观点。他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归结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中央计划，认为中央计划无法确定某种产品是否符合社会需求，也无法计算其在具体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的劳动和原材料，因而企业经营活动和管理行为不可能合乎经济的原则。他还指出，巴罗内设想的用中央计划来模拟市场以解决劳动和生产资料等要素的耗费的计算问题是行不通的。

1928年，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泰勒发表演说，1929年又撰文《社会主义国家中生产的指导》批判米塞斯的观点，提出可以通过“试错法”来解决中央计划机构如何配置资源的问题。所谓“试错法”就是中央计划机构先确定一套价格，然后进行一系列实验，产品供大于求则价格下调，产品求大于供则上调，以逐步接近、等于市场均衡价格。

1935年，伦敦学派的领袖人物罗宾斯亦撰文批判主张中央计划管理的观点，认为计划管理的设想即使在理论上是可能成立的，在实际上却是不可行的。因为这需要在几百万个数据的基础上列出几百万个方程式，到解出这些方程式的时候，所根据的信息已经过时了。当时持有这种观点的还有著名的新奥地利学派领袖人物哈耶克，他同米塞斯、罗宾斯一样，也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由于没有市场机制，无法准确地进行经济计算，因而必然缺乏效率，而缺乏效率的经济是不可能持久运行的。

1936年至1937年，在美国任教的波兰籍经济学家兰格撰文继续论证用“试错法”即“模拟市场”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确信这样可以达到和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同样好的效果。企业按照通过“试错法”得出的均衡价格进行市场交易活动，就能有效地配置资源。因此，社会主义并不是必然排斥市场机制从而不可能有效地配置资源。兰格当时被称为“市场解决派”的代表，他实际上是第一个突破社会主义经济和市场一价格机制不能兼容的观念、确认社会主义经济需要市场机制，最早提出“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人。

但是，他的主张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缺陷，不仅由于信息的收集与处理极其繁杂，技术上难以行得通，更由于他所讲的“市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市场，而是人造的由中央计划机构操纵的“模拟市场”，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中央计划机构对企业进行微观干预，而企业亦只能是“推一推动一动”，没有自益、没有活力的单位。

因此，兰格模式不仅遭到来自坚持社会主义集中计划原则的英国经济学家莫里斯・多布等“集中解决派”的批评，也受到了哈耶克等人的批评。30年后由于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以及应用于经济管理，兰格又写了名为《计算机和市场》的文章，说如果重写30年前那篇论文，他将提出通过电子计算机而不是“试错法”来求解所谓的“帕累托一巴罗内联合方程”，1秒钟就可以得出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价格向量。他的这种主张被反对他的人嘲笑为“电子计算机乌托邦”。

1944年，哈耶克写了著名的《通向奴役之路》一书，集中批判了高度集中的、否定竞争性市场机制的中央计划经济，指出它“限制了个人追求经济利益的动力”，“对于充分灵活地满足丰富和多变的社会需求来说，集中决策必然是低效率的”。他的结论是：“只有通过竞争和自由定价的市场体系，才有可能充分利用分散于个人和企业的知识和信息。”这场关于是通过中央计划还是通过“模拟市场”或市场来配置资源的大辩论，就是经济学上著名的“30年代大论战”。在以后的年代里，尽管客观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但争论的基本观点并没有改变。主张社会主义的帕累托、巴罗内的设想实际上是理论上的一种空想；反对社会主义的米塞斯、罗宾斯、哈耶克等揭示了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但完全否定了计划的作用；泰勒、兰格等从维护社会主义中央计划体制的立场出发提出的“试错法”，在实践中难以行得通，而且由于它排斥真正的市场而不可能形成竞争性的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因此，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否兼容的问题，仍达不成共识，得不出一致的结论。

尽管如此，“30年代大论战”表现出这些学者为人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进行了不懈的有意义的探索。但是他们的争论及见解，在当时已经存在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特别是斯大林当政的时期，都被忽视或压制了。当时的苏联，实行着中央高度集权的斯大林模式，苏联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统治了整个思想舆论界，不用说哈耶克等人的观点被斥为异端邪说，就连主张建立中央计划机构“模拟市场”的兰格模式也遭到了否定。只是到了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后，思想舆论界才有了些松动，特别是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里，要求改革排斥市场机制的中央集权模式的呼声迭起，陆续出现了一批锐意改革、富有创见、影响深远的改革理论家，如波兰的布鲁斯、南斯拉夫的爱德华・卡德尔、匈牙利的亚诺什・科尔奈、捷克斯洛伐克的奥塔，锡克等，他们在前人争论的基础上，对是计划体制还是市场体制的问题，结合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情况，做了进一步的探索，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引入市场机制，否则就没有出路。他们的观点有力地推动了东欧国家改革的开展，掀起了后来被称之为“改革的第一浪潮”。

20世纪50年代后期，布鲁斯针对斯大林中央高度集权模式的弊端，提出了包含有受到管制的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分权模式”(即中央负责制定宏观决策，企业负责制定常规决策，家庭作出个人消费者决策)。他的观点，虽然现在看来还有重大的缺陷或不足，例如，仍然肯

定社会主义社会实行计划经济，市场机制只是国家宏观调节的一种手段；国家仍然直接管理企业；市场只是指“受管制”的商品市场而不包括其他市场等，但他在社会主义经济要引入市场机制、要分权而不是要集权方面，显然比他的前辈们前进了一大步。

曾任捷克副总理的经济学家奥塔・锡克着重从经济利益方面进一步论述了社会主义引入市场机制的必要性。他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各自的具体耗费的劳动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存在着矛盾，具体劳动要转化为抽象劳动并取得报酬，必须通过市场。中央的决策主要是在宏观方面，尤其是在总量分配方面；企业的决策，不仅是短期决策而且包括长期决策，应由企业自己根据市场情况制定，至于企业的经营管理更应由企业自己作出决定，中央不应也不可能把所有决策都包揽起来。

迄今为止，西方理论界围绕这个命题的研究、争论一直在进行着，而且结合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实际情况日益深入。不少学者曾经断言，计划和市场是不可能结合(或兼容)的，或者是搞市场经济，或者是回复到过去那种高度集中的统得过多过死的计划经济。正如布鲁斯1990年7月所说：“计划与市场兼容的问题是改革家们所面临的最重要的课题。无论对哪一边的‘原教旨主义者’来讲，这个问题不管他是马克思主义的无所不包的集中计划主义者来讲，还是哈耶克自由放任的市场主义者，计划与市场兼容的问题都是不存在的。”但随着形势的变化、理论上争论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计划和市场应当结合而且是可以结合的，“只有教条的社会主义者和教条的主义者，才把计划和市场看成不相容的对立物”，问题在于计划与市场的结合采取何种方式，是以计划经济为基础还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1991年5月，日本经济学家正村公宏说：“不管‘西方”东方’，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制观不是‘或市场或计划’两者择一，而是谋求‘市场与计划相结合’的观点”，“但是对如何使‘市场’要素与‘计划’要素结合的理解是不一致的”，有人主张“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同时，引入计划调整(通过公共机关的计划和对策对经济活动进行调节)要素”。有人则主张“以计划经济为基础，同时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比较多的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应当而且可以和市场经济兼容，应当以市场经济为基础来实现计划与市场的结合。布鲁斯说，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改革者只想在国家计划框架内，恢复市场机制的合法性，当时的改革基本上是把市场限制在产品市场的范围内，即建立“带有受调节市场机制的中央计划模式”。而现在，“日益不是改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问题了，而是用完全成熟的市场制度代替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在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在中国，关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兼容的问题，也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并在实践上进行过许多探索，走过曲折的道路，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中国在1979年改革开放之前，虽然经济管理体制有过几次变动或调整，但由于始终没有摆脱传统的僵化思想的禁锢，把“市场”、“商品经济”视为背叛社会主义的异端，加以压制、排斥和打击，以致经济没有活力，市场商品匮乏，群众生活困难。1979年以后，虽然改革开放不断向前推进，但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关于社会主义能否与市场经济兼容的争论，时起时伏，一直没有停止过，有时甚至还很激烈，致使改革开放进程受阻、停滞。大的争论就有两次：

一次是1982年至1983年。邓小平早在1979年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但是有些人坚持改革开放前的传统观念，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只能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认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是不正确的，是“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相容的”，是“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等等。总之，他们视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为必须排斥的异物。直到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之后，争论才暂时收敛，多项改革才得以展开。但由于受旧观念的影响，仍然把商品经济、市场关系局限在一般的劳动产品的范围内，而认为劳动力、土地、资金都不是商品，不能进入市场和受市场规律支配，也就是说这些重要的资源的配置仍然是依靠行政性计划而不是依靠市场的力量。因此，改革还是浅层次的，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只是在“放权让利”、“承包经营”上徘徊，未能深入到较深的层次上去。

另一次是1989年之后，1990年至1991年反对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反对改革采取市场取向的僵化思想回潮，甚至要对十多年的改革进行全面批判，说“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说市场取向改革是走“资本主义化的邪路”，“让市场成为资源的主要配置者，不重视乃至削弱和否定计划经济的重要作用，必然会导致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瓦解”，认为改革开放中“遇事都要问姓‘社’还是姓‘资”，。尽管邓小平在1990年再次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有市场，但是那些人还是重弹“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的老调，断言改革的市场取向“等于资本主义取向”，是“改掉社会主义而搞资本主义”，以致在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和实际工作中引起很大的混乱。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亲自到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视察，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再次强调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他还说：“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计划经济的问题范文第5篇

印度是世界上第二人口大国，2001年总人口已超过10亿人，其中劳动人口超过4.05亿人。印度的人口年增长率1991年为2.03%，1998年为1.68%（注：（印）塔塔服务公司：《1998～1999年度印度统计年鉴》第45页。），这意味着每年新增劳动力700万人（劳动力参与率1997年为41.8%）（注：（印）塔塔服务公司：《1998～1999年度印度统计年鉴》第161页。）。因此，就业问题是印度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一大难题，印度政府为解决这一问题作出了持续的努力，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印度经济发展与就业问题

独立50年来，印度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尽管如此，印度经济仍然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就业问题仍然未能较好解决。印度经济发展的目标之一，是消除失业和向千百万无业者提供有报酬的就业机会。然而，50年来的发展历程表明，这一目标未能实现。如1951年印度的失业人数仅为330万，到1990年已上升为2800万（注：鲁达尔·达特：《印度经济》1996年英文版，第10页。）。这意味着在这期间印度经济发展未能吸收同期正常增长的劳动力，更不用说减少积压的失业人数。印度未能在解决失业问题上取得重要进展。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起主导性作用的因素，一是人口及劳动力过快增长，超过了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新增就业机会；二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本——技术密集化趋势，导致经济增长加速而就业机会相对减少，进一步加重了就业压力，使印度的失业问题日益突出。失业问题的社会经济后果也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影响之一是加重了印度社会的贫困问题。贫困问题是印度经济社会发展中严重而又长期存在的问题。虽经独立后50年的发展，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全印度人口的比例仍然很大，例如，1992年这一比例为41.7%，即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总数达3.548亿（注：鲁达尔·达特：《印度经济》1996年英文版，第318页。）。据有关资料分析，造成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失业或就业不充分。因此，解决就业问题与消除贫困问题是紧密相关的。虽然印度解决就业问题的效果并不理想，但50年来为解决这一问题而付出的持续努力却不能说没有作用。如果没有长期持续的努力以解决这一问题，今天印度的失业和贫困问题会更加严重。

（二）印度政府在解决就业问题中的作用

印度的就业问题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发展问题，它是由印度市场经济的欠发达所造成的。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只能是加快发展经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这方面仅仅依靠市场经济运行的自发性作用是远远不够的，作为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主体的政府可以发挥极为重要的能动作用。独立以来，印度政府为解决就业问题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努力，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重视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宏观管理和控制作用，把国家置于引导经济发展的中心位置，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印度政府一方面发挥“企业家”作用，直接参与并调节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又发挥经济调控者作用，通过编制实施经济计划，颁布法令、政策，利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调节印度市场经济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实现对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注：参见陈继东著：《独立后印度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9～43页。）。可以说，如果没有50年来印度政府的这种双重作用，印度经济是不能取得显著发展和进步的。换言之，印度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就业压力，印度政府的促进作用功不可没。

第二，印度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强调从印度这一人口大国的实际国情出发，走适合自己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从印度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人口大国的国情出发，印度政府在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十分强调发展中小企业，发挥中小企业劳动密集的特点，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印度大规模工业化进程从“二五”计划开始，也就在这个时候，印度政府颁布相关政策，为小型企业保留了部分行业领域，不许大型企业参与经营，有力地促进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中小企业所吸纳的就业人数亦显著增加，从1979～1980年度的670万人扩大为1997～1998年度的1670万人，增长约1.5倍（注：（印）塔塔服务公司：《1988～1989年度印度统计年鉴》第84页。《1998～1999年度印度统计年鉴》第91页。），有助于减缓就业压力。

第三，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强调控制人口增长规模，取得一定成效，有助于减缓就业压力。印度政府从“四五”计划开始重视人口问题和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经过近20年的努力，印度的出生率已从1961～1970年的平均41.2‰下降为1981～1990年的平均32.5‰。印度人口增长率也相应有一定幅度的下降，从1971年的24.8‰下降为1991年的23.8‰，1998年估计人口年增长率为1.68%（注：（印）塔塔服务公司：《1998～1999年度印度统计年鉴》第45页。）。人口及劳动力增长规模控制，有助于减缓就业压力。

第四，大力推行各种就业计划，努力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以减轻就业压力和消除贫困。

二、印度的就业计划及其措施

大力推行各种就业计划，努力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是印度政府解决就业问题的主要措施之一。尽管这些计划的实施结果与预期目标还有差距，但积极作用是应予肯定的。

（一）经济发展计划关于扩大就业的安排

失业和就业不充分是印度贫困的重要因素。因此，从一开始起，印度的经济发展计划就把实现充分就业列为经济计划的重要目标。

“三五”计划明确规定经济计划的长远目标：“最大限度地增加生产，充分就业，实现经济平等和社会公正，这些都是目前条件为人们所接受的计划目标。它们实际上并不是不同的概念，而是国家须致力实现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目标，这些目标没有哪一个能在排除其他目标的情况下实现，发展计划必须对所有目标给予均等的重视（注：印度政府，计划委员会：《第一个五年计划》第28页。）。”印度经济计划的制订者认为，增加投资就会带来国民收入和就业的增加，因为当国民收入随着投资的扩大而增加时，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会自动提高，就业便会扩大。因此，在印度的第1个五年计划至第5个五年计划中，虽然增加就业一直是这些五年计划的目标之一，但在每一个计划里却找不到为每个经济部门和地区所专门拟定的就业计划，以便一方面促进就业，另一方面增加国民收入。之所以出现这一弱点，在于计划的制订者未认识到只有在选择了适当技术的情况下，投资和国民产值的增加才能相应创造出更大的就业。其结果就是五年计划关于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落空了，失业率随着一个计划接着一个计划持续增加。例如，“一五”计划结束时，失业率仅2.9%，失业人数为530万人；“二五”计划结束时失业率上升为3.6%，失业人数增加为710万；“三五”计划结束时失业率进一步上升为4.5%，失业人数达960万（注：鲁达尔·达特：《印度经济》1996年英文版，第350页。）。

“六五”计划在就业政策的序言里承认：“在就业方面，情况远远不令人满意。过去10多年来，失业和就业不充分的人数大大增加。因此，我们的就业政策应当包括两个主要目标：通过提高有偿就业的增长率来减少就业不充分和减少通称为公开性失业的经常性失业。”“六五”计划开始时的失业总人数为1200万，“六五”计划预计在1980～1985年间将新增劳力3430万，计划新增就业3430万个，到该计划结束时的失业总人数仍为1200万。“六五”计划的就业目标总体上得到实现，到1985年3月第7个五年计划开始时，失业总人数为920万（注：但印度经济学家对此有不同看法，认为失业总人数为1390万。见鲁达尔·达特：《印度经济》1996年英文版，第352页。）。

“七五”计划改进了计划方法，在计划方案中列出了各部门设想的就业增长指标，并预计在该计划期内的4756万个标准人／年的就业总需求中，有4036万个可望得到满足，即就业年均增长率为3.99%，那么，到“七五”计划结束时的失业率将仅为2.1%，失业总人数为722万。但鉴于80年代期间，劳动力一直在以年均2.2%的速度增长，而就业的年均增长率仅为1.55%，因此，失业人数增加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

“八五”计划开始时印度的失业总人数为2800万左右。“八五”计划估计在1990～1995年间将新增劳动力3700万。因此，“八五”计划文件把该计划期间的就业增长率定为3%，以保证就业目标的实现。“八五”计划的前三年，就业人数增加了1878万人，这使1992～1995年的就业年增长达2%，但仍低于计划的年均增长率。“九五”计划把在增长过程中创造充分就业机会列为计划的一个基本目标，强调在高失业率和就业不足地区集中发展更多劳动密集型项目、部门和技术。同时，鉴于失业率很高和临时工不断增加，“九五”计划决定实施一个国家就业保障计划来增加穷人的就业机会。（注：印度政府，计划委员会：《第九个五年计划建设报告》(1997～2002)，转引自鲁达尔·达特：《印度经济》1998年英文版，第868～874页。）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发展计划是印度政府解决就业问题的一个主要工具，在每个计划的文件中都把实现充分就业列为基本目标。由于认识上的偏差和政策上的问题，前5个五年计划未对各部门、行业的就业增长作具体规划，而依赖于经济增长自动增加就业机会，其结果是导致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从第6个五年计划开始，计划文件对总的扩大就业目标进行了按部门的分割性规划，并注意发展劳动密集型项目来增加就业，收到了一定效果，有助于减缓失业压力。但是“七五”计划和“八五”计划中都存在就业平均增长率高估的问题，实际就业年均增长率不仅低于计划指标，同时也低于新增劳动力的年增长率。这样，印度失业的总人数仍在不断扩大。尽管有这种问题，但总的失业率未出现明显上升，还略有下降，应该说经济计划对扩大就业所做的安排和相应的努力是有成效的。总的看来，解决就业问题仍将是印度经济发展计划的一个长期目标。

（二）乡村发展计划关于扩大就业的安排

印度政府还通过实施各种乡村发展计划来增加就业，因为印度最主要的失业者分布在广大的农村。而要促进广大乡村的发展和消除贫困，给农村广大无业者或就业不充分者提供有偿就业机会是必不可少的措施之一。因此，印度从第4个五年计划开始，就陆续在不同地区，不同范围内实施了多种乡村发展计划，以促进增加就业。需要指出的是，乡村发展计划是一种综合性计划，它包括乡村和安全饮用水、道路设施建设等项目，还包括在乡村开展扫除文盲和进行技术培训、扩大医疗卫生保健网络等内容，而不仅仅是安排有偿就业。在此我们主要对乡村发展计划中关于扩大就业的安排进行分析。

70年代初，印度政府设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制定解决失业问题的措施。该委员会提出了农村电气化、修建公路和农舍及小型灌溉工程等方案，以缓解农村的失业和就业不充分。该委员会还建议，应当最优先实施农村服务中心的计划，因为该计划有助于向工科大学生和技术人员提供就业或自我就业的机会。在1973年该委员会的报告发表以后，印度政府为提供就业和缓解就业不充分而实施了以下措施：1.农村工程计划。该计划以修筑永久性民用工程为重点，以此来缓解实施该计划地区的落后状况。2.边际农和农村劳动力计划。该计划是对农村的边际农等贫困家庭发放专项贷款，使之用于饲养家禽、养鱼、养猪和从事园艺之类的辅助性行业，扩大自我就业。3.小农发展机构计划。该计划通过相应机构向小农提供专项贷款，帮助他们采用最新技术开发农业的精耕细作和多种经营活动，以此减少季节性就业不充分。4.综合旱地农业开发计划。该计划开展土壤保护、土地开发和水利等永久性工程。这些计划项目是劳动密集型的，据估算，每投资1000万卢比，就可为大约1.5万人提供就业，因此可为计划项目实施地区提供大量就业机会。5.农村服务中心计划。该计划是向失业的大学毕业生和文凭持有者自谋就业提供援助，帮助他们在农村建立车间，从事农业机械的安装、维修、设备和零部件供应等等技术服务工作。援助对象主要是机械、农业、电机工程及其相关专业的大学毕业生。6.地区发展计划。该计划带有缓解地区发展不平衡性质，它涉及到在10个大型灌溉工程地区建设足够的公路、综合市场等基础设施，促进这些地区的发展，也相应增加就业。7.为农村就业的现金计划。该计划对包括治理水土流失、小水利、土壤保护、造林、防洪、垦荒、养鱼业、饮用水和道路建设等各种劳动密集性和生产性的农村发展项目提供资金，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该计划规定，在每个区设立的一个项目要向100人提供在一年里平均持续工作10个月的就业，同时，与当地发展计划相一致，每个项目要生产具有耐用性的商品或建立永久性的资产。上述各种农村就业计划在70年代中期（即“四五”计划期间），仅中央政府就耗资17亿卢比，但效果并不显著，因为这些计划的缺点是“应急”性的和地区性的，缺乏总体规划和持久性。它们可以暂时性提供一些就业机会，项目完后失业或就业不充分又恢复了。

1977年，印度政府所积累的缓冲储备粮达2000多万吨，印度的粮食自给基本实现。在经济学家建议下，印度政府制定了以工代赈计划，即用粮食来支付生活低于贫困线以下的人的劳动工资。该计划的目的在于：一是为农村地区的人们提供有偿就业的机会；二是增加生产和提高农村地区生活水平，新创社会财富，加强基础设施；三是利用过剩的粮食，开发国家的人力资源。该计划的实施方式是：政府用粮食来支付在该计划项目中就业的全部和部分人的工资。中央政府以粮食的形式分配给各帮政府，以资助邦政府承担的正在进行的计划项目或一些特殊项目的资金，并授权由乡村自治会之类的基层权力机构来具体实施该计划。

印度中央政府在1978～1980年间分配了270万吨粮食给以工代赈计划。计划实施的效果是：受益者中70%以上是劳动家庭和农村人口中的最贫困阶层；各受益家庭的收入增加了17.17%；就业总共增加约10.9%，每户就业的平均人日数从计划实施前的403个提高到实施后的447个；创造了一大批基础设施性的项目，以工代赈所占比重为60%。以工代赈计划的效果是明显的，因此，印度政府决定继续在更大范围实施。从1980年10月起，以工代赈计划更名为全国农村就业计划，由印度中央政府发起组织并提供50%的援助。该计划设想每年为失业者和就业不充分者新增30～40亿个人日的就业机会，计划所包括的项目有：饮水井、社区灌溉井、村储水池、小型水利工程、农村道路、学校和乡村评议会议事场等基础设施。在“六五计划期间，中央和邦政府实际支出资金183.4亿卢比，全国农村就业计划共创造就业17.75亿个人日，实现了162亿卢比的拨款指标和15～20亿个人日就业机会的预期目标。“七五”计划的拨款指标为248.7亿卢比，其中由中央政府支出125.1亿卢比，邦政府支出123.6亿卢比，预计总共创造14.45亿个就业人日。据“七五”计划前4年的资料，1985～1986年度至1988～1989年度共支出294.0亿卢比，已创造了14.77亿个就业人日（注：鲁达尔·达特：《印度经济》1996年英文版，第358页。）。可以说该计划的实施是较为顺利的。

印度政府还于1983年8月15日开始实施一个称为“农村无地劳动者就业保证计划”的新计划作为全国农村就业计划的补充。农村无地劳动者就业计划的资金完全由印度中央政府筹集。“七五”计划由中央部门提供174.4亿卢比资金，其目标是在此期间创造就业10.13亿个人日。“七五”计划前4年实际支出了241.2亿个人日。“七五”计划前4年实际支出了241.2亿卢比，共创造就业机会11.54亿个人日。

1989年4月28日，拉·甘地总理宣布实施贾瓦哈尔就业计划。该计划是由现存所有农村工资性就业计划合并而来，这也就意味着全国农村就业计划和农村无地劳动者就业保证计划为贾瓦哈尔就业计划所取代。在1989～1990年度至1993～1994年度的5年间，该计划总支出共1107.2亿卢比，其中用于小水利278.6亿卢比，占25.2%；用于乡村道路247.8亿卢比，占22.4%；用于村落和房屋建设166.0亿卢比，占15.0%；用于学校和社区场所86.8亿卢比，占7.8%；用于人工造林48.0亿卢比，占4.3%，其他项目280.0亿卢比，占25.2%。其所取得的效果也是明显的，共建成水井44.7万个；村落49，478个：建房148万间；学校16.8993万所；乡村道路67.4万公里；饮水井48.9万个；村庄储水池32.9万个；人工造林65.5万公顷。（注：鲁达尔·达特：《印度经济》1996年版，第367页。）目前，贾瓦哈尔就业计划仍是印度政府所实施的主要的乡村就业计划。

（三）各种扶贫计划关于扩大就业的安排

贫困是一种社会现象，指的是社会中一部分人甚至不能得到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在印度，贫穷被界定为生活在最低生活水平之下的状况。许多经济学家和组织对印度贫困范围进行了有价值的研究，尽管他们据以进行分析的方法和衡量标准不同，因而得出的关于印度贫困状况的看法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印度社会，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存在大量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即贫困是印度社会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同时也都承认，随着经济增长率的上升和政府实施各种扶贫计划，低于贫困线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开始下降，但穷人的绝对数仍在继续扩大。造成贫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失业和就业不充分；穷人缺乏财产基础；穷人受教育程度低因而收入也相应低；个人收入分配严重不均，等等。因此，消除贫困是一项涉及各个方面、多领域的系统工程，其中，解决就业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在印度政府所实施的扶贫计划中，都包括有关于扩大就业的安排。

提高广大民众的生活水平历来是印度经济计划的目标之一。“二五”计划说要改变低层人民的“状况”，“四五”计划又说要提高普通人和社会贫弱阶层的生活条件，特别是保证“就业和教育”。该计划还强调要实施“全国最低需求计划”以便改善较低收入阶层的条件。尽管如此，印度穷人的数量仍继续增加。1971年提出了“消除贫困”的口号，从此把贫困问题提到了政府议事的中心位置。“五五”计划指出：“失业、半失业以及大量生产者缺少资源基础，特别在农业部门，是贫困的主要原因。”“五五”计划提出，“将对失业、半失业和大规模的贫困问题发动一场直接的进攻。”（注：印度政府，计划委员会：《对“五五”计划一种有利的方法》，转引自鲁达尔·达特：《印度经济》1996年英文版，第323页。）“六五”计划为此目的制定了一个反贫困计划即“农村综合发展计划”。农村综合发展计划的基本战略是，通过促进贫困家庭的自我就业，以便随着生产资料的转移，使他们得到收入，帮助他们跨过贫困线。该计划于1980年10月2日在全印5011个区开始实行，其主要措施是按逐级补贴的办法，即遵循穷者最先受益原则，对部落民补贴资本成本的50%，边际农、农业工人和农村手工业者占33.3%，小农占25%，通过对这些家庭的投资，帮助他们实现或增加自我就业。所需经费由中央和邦政府按50∶50的原则来分担。“六五”计划期间为该计划实际支出166.1亿卢比，受益者总人数1656万。

“七五”计划期间该计划使1820万户家庭得到援助，其使用经费331.6亿卢比。除此之外，由金融机构发放了537.2亿卢比定期贷款。这样，总共投入868.8亿卢比帮助1820万户受益者，其中45%的受益家庭属于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注：鲁达尔·达特：《印度经济》1996年英文版，第360页。）。1990～1991和1991～1992年度期间，该计划共支出391.9亿卢比，受益者为540万户，其中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占受益者的比重上升为51%（注：鲁达尔·达特：《印度经济》1996年英文版，第360页。）。

“八五”计划期间，通过加大对每户援助力度，帮助受援家庭跨过贫困线。具体措施一是把对每户家庭的投资额从过去的6000～8000卢比提高为12000卢比，二是实施“家庭信贷计划”，把金融机构对受援户的贷款额扩大为2000卢比～25000卢比，使之能够跨进贫困线。“九五”计划为了重新调整乡村发展计划的方向并加大其贯彻力度以减少农村贫困，“农村综合发展计划”的战略重点从个人受益转向群体受益，同时延长高投资水平以确保项目的可行性。同时，援助的内容扩展为培训穷人的技能和技术改进以及提供适宜的基础设施（注：印度政府计划委员会：《第九个五年计划建议报告》(1997～2002)，转引自鲁达尔·达特：《印度经济》1998年英文版，第868～874页。）。总的看来，扶贫计划中的扩大就业措施不同于就业计划，它是通过援助贫困户使之逐步具备自我发展能力，从而实现自我就业和最终脱贫。而就业计划则是为失业者安排就业机会从而使之得到收入。二者的区别在于，扶贫计划有“治本”的作用，而就业计划更侧重于“应急”。两类计划同时实施，可收相互补充之效。

三、印度的社会保障体系

市场机制具有巨大的能量，但也有先天的缺陷和不足，对于它带来的利益关系不平衡，必须由国家加以协调，这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重要保证。社会保障体系就是国家利用自己的权力对国民收入进行宏观调控，为普通居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缓解社会分配不公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印度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保障体系主要由公共分配系统、社会保险措施、对农业工人的保障措施等三方面内容构成。

（一）印度的公共分配系统

印度的公共分配系统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政府监督和指导下，由国家给予财政补贴，专门向低收入居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零售商业系统，即平价商店。印度现有45万多个平价商店，遍布全国各地城乡，包括边远地区、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也都开设有平价商店。按照规定，当局向低收入居民发放购物卡，这些居民持卡可到平价商店购物。目前平价商店主要供应小麦、大米、白糖。食用油、布匹、煤炭和煤油等7种生活必需品，有的还供应茶叶、肥皂、火柴、食盐、豆类等重要生活品。为了保证这一系统的正常运转，印度政府每年拨出巨款进行补贴，仅粮食补贴一项，中央政府的支出已从1991～1992年度的285亿卢比增加为1997～1998年度的750亿卢比，1998～1999年度达900亿卢比（注：印度政府：《1998～1999年度经济调查》第67～68页。）。为了对公共分配系统进行监督，还专门成立了消费监督委员会。印度的公共分配系统在实现社会公正方面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深受低收入平民百姓的欢迎。它既有利于低收入的消费者，也有利于生产者。因为通过该系统，一方面使低收入消费者获得平价商品，另一方面使生产者获得政府的支持价格和稳定的国家市场。

（二）印度的社会保险措施

印度的社会保险措施目前主要包括疾病、事故和养老方面的社会保险制度，其受益者主要是对工厂工人（20人以上的企业）和国家雇员，不包括小企业的工人和农业工人。其具体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法令中：

《雇员国家保险法》。1948年通过，其目的是向工人提供强制和捐助相结合的健康保险，为病、孕、伤工人提供医疗帮助，现金补贴，为死亡工人的亲属提供抚恤金，为接受保险者在死亡时提供丧葬费。《雇员准备基金和其他专款法》，1952年通过，主要内容是向企业雇员提供准备金、家庭养老金和保证金相联系的保险。《煤矿准备基金和奖金计划法》（1948年），专门解决煤矿工人的保险。《养老金支付条例》，1972年通过，为企业雇员提供养老金。家属抚恤金方面主要有《1971年煤矿家属抚恤金计划》和《1971年雇员家属抚恤金计划》。在生育津贴方面主要有《1961年生育津贴条例》以及各邦的相关立法。此外，印度先后颁布了100多个劳动保护方面的法规，涉及工资待遇、工作时间、劳动环境及人格保障等诸多方面，也是社会保险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对农业工人的保障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