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的重要意义
三农问题的重要意义范文第1篇
" 摘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同志的引导下，中国农村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化，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作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决策，加大了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促使广大人民稳步的向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 关键字：邓小平；“三农”思想；新农村建设；共同富裕 从古至今，农业一直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成为党和国家一直关注的大事。针对农村的实际情况，邓小平早在1978年就率先提出了对农村的改革，对解决“三农”问题，乃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三农”问题的提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公社化的集体体制，使当时的农业生产力水平受到极大的限制，同时农民经过文革的十年动乱，处于不敢作为的阶段。在这种思想的困扰下，为了使占中国总人口80%的农民的生活改观，邓小平同志勇敢地站了出来，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主题报告，明确提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它地区，其它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共同富裕的道路至此正式提出，也使“三农”问题提到了改革的首要位置。 二、“三农”问题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系 1、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始终不渝地把“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党中央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要求，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方针，形成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想、新目标、新措施。解决“三农”问题，要切实抓好农业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实现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关键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吃透中央精神，掌握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始终不渝地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把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切实取得实实在在的进展，真正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为惠及广大农民的民心工程。 2、充分认识“三农”问题，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当前我国“三农”问题主要表现为三大难题：一是城乡差距大，城市发展快，农村发展滞后；二是农民负担沉重，收入增加缓慢，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存在明显差别，且贫困人口过多，生产生活仍十分困难。三是文化建设和政治建设也存在着与城市的差距，农村教育发展相对滞后，劳动个体素质欠缺，尚未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严重制约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正确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缓解农村发展的资源、市场、体制三大制约，逐步缩短存在的差距，千方百计地发展农村生产力，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确保农民增收。同时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物质条件。总之，一定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建立具有乡土特色的新农村。一是要联系各地的实际，因地制宜，注重制度创新，在建设新农村落，切勿一味摹仿他人的示范成果。如果缺乏创新意识，始终停留在一个“照搬照用”的层面，那么新农村建设就失去了意义。二是要不断探索和完善创新制度。在农村，国家出台的关于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不是每一条每款都是完全适合各地的，他需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实践出一套适用发展的新机制，同时对许多大问题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从而推动新农村建设。 邓小平同志着眼于全中国的发展问题，从“三农”问题入手，使中国农村走上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为“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进入新世纪，“三农”问题仍是制约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所在，邓小平同志的以农村改革为起点，农业发展为中心，农民富裕为目的的“三农”思想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袁永松.伟人邓小平：上卷[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7. [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52 [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建设社会主义新农全书:第二卷[M].中国:科技文化出版社
三农问题的重要意义范文第2篇
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客观要求，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200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8．23万亿元，按当年平均汇率计算，人均1700美元；第一、二、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12．4％、47．3％和40．3％；城镇化率已达到43％；全国财政收入快速增长。从总体上看，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创造了有利条件。基于财力的提高，近年来中央逐步加大了支农惠农的力度，连续3年出台了指导农村工作的1号文件，制定了“两减免、三补贴”等支农政策。这表明，建设新农村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条件已经初步具备。
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城乡发展、区域发展不平衡，解决“三农”问题的任务相当艰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近年来，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尽管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依然存在许多突出矛盾和问题。比如，农业面临着资源短缺、生态脆弱、体制障碍等问题，农村面临着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滞后等问题，农民面临着致富能力弱、收入水平低、生活质量差等问题。同时，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存在巨大的反差。如果听任这些问题发展下去，必将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和谐，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仅是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突出矛盾和问题的现实需要，而且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长远需要。
历史和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
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我们党的一贯战略思想。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如何解决好“三农”问题进行了不懈探索，取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近年来，中央在解决“三农”问题和处理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方面形成了一系列新思想，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思想和重大历史任务，是对历史和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我们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三农”的思想的继承和创新，表明我们党在“三农”问题上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体现了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的思想。“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我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全局的重大问题。因此，党中央反复强调，要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从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向看，我国正在实现从农业支持工业到工业反哺农业、从农村服务城市到城市支持农村的历史性转变。只有高度重视、努力解决“三农”问题，才能保证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定位，是对农业基础地位理论的重要发展。
三农问题的重要意义范文第3篇
为了认真贯彻落实好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精神，谋划好明年我市“三农”工作思路，今天我和冯志礼副市长带领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来瑞安、平阳农村进行调研。我们一路考察了瑞安市马屿、曹村和平阳县榆？？等乡镇的农业生产、村庄环境整治、农村医疗卫生等情况。刚才，大家又就“三农”工作提了许多很好的建议。下面，我结合学习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讲几点意见。
一、充分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意义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十一五”期间，解决好“三农”问题仍然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这是新世纪新阶段中央关于“三农”问题的重大决策部署，充分体现了中央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提法，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新中国建立之初的上世纪年代，我国就提出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那是相对于旧中国的旧农村而言的。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又一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那是既相对于旧中国的旧农村，也相对于改革开放前的农村状况而言的。进入新世纪阶段，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我国再一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任务，显然有更新的内涵和更高的要求。
第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在本世纪初头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难点和关键都在农村。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与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相比，同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相比，农村还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基础设施薄弱，教育、卫生、文化、社保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农民收入明显偏低，住宅等建设凌乱无序，脏乱差现象严重，整体村容村貌落后，农民素质参差不齐，农村旧习俗还普遍存在，等等。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体现了农村全面发展的要求，也是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和重大举措。
第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内需、外贸和投资是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现在我们过分地依赖投资和外贸，而内需相对不足，主要表现在农村市场的不断萎缩，农村市场萎缩的原因很简单，一个是农民收入上不去，另一个是农村基础设施跟不上。这种状况如果再继续下去，不仅将影响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而且将严重影响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影响整个现代化进程。因此，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就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举措，进一步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别。
第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确保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障。就整体而言，我们最薄弱的环节还是农村，最困难的群体来自农村，所以最多的隐患也来自农村。近几年，涉及农民问题的群体性上访事件屡有发生，就很说明问题。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温州，必须有效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我们认真学习领会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明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重大意义，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把行动统一到中央部署上来，努力开创我市“三农”工作的新局面。
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要任务
“十一五”期间，解决好“三农”问题仍然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关于新农村的目标要求中央已经非常明确，就是二十个字：“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是总的要求。对温州而言，社会主义新农村，主要是“新”在这三个方面。
一是发展农村新型产业。继续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大力推进科技兴农，大力发展现代农业、高效生态农业、品牌农业和创汇农业，加快优势产业和品牌产品的培育，支持农业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发展。
二是建设农村新型社区。继续深入实施“千村整治、百村示范”工程，搞好农村社区规划，全面开展村庄整理和环境整治，推动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大力发展农村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逐步形成城乡一体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深入开展移风易俗等工作，反对封建迷信和宗族宗派势力，倡导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
三是培育农村新型农民。继续实施“百万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加强对农业专业大户、农业企业主和农业科技推广人员的培训，全面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文化水平和专业技能。同时，开展以遵纪守法为主要内容的思想道德教育，提升农民的思想道德水平，造就一批既有较高道德素质，又有一定专业技能、文明守法的新型农民。
三、努力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第一，切实加大农村的投入，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财力保障。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各级政府加大对农业和农村投入的力度，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
第二，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体制和机制保障。农村改革面广量大，既包括家庭承包经营的稳定和完善，也包括税费改革的巩固和深化，还包括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农村金融和土地征用等方面的改革，需要统筹兼顾，重点推进。
第三，大力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组织保障。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的基础。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是建设现代农业、繁荣农村、富裕农民的强有力的政治保障，也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具体体现。加强基层组织建设，重中之重要把乡村两级班子建设好，解决“有人抓”和“抓得好”的问题。
广大农村基层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做好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骨干力量。长期以来，他们为落实党的农村政策，帮助群众排忧解难，促进农村两个文明建设，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对农村基层干部，特别是乡镇干部，我们既要加强教育和培训，注重管理和监督，更要加以信任和理解，给予关爱和支持，切实做到真正重视、真情关怀、真心爱护，努力为他们开展工作创造良好的条件和氛围。
三农问题的重要意义范文第4篇
十年前，我在拙作《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之变革》的前言中曾说：“研究毛泽东，不探讨中国的农村与农民问题；研究毛泽东时代，不认识这个时代的农村经济体制变革与农村经济发展……就难以准确地把握毛泽东这位现代中国的历史巨人”[1]。然而，十年后的今天，面对当前严重的“三农”困境，我更愿意说：读不懂毛泽东，就理不清当代中国农民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农民大国，素有“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民问题”的说法。1997年，中国改革出版社出版了汤安中教授的一本专着，书名就叫《读不懂农民，读不懂中国》。作者饱含深情的写道：“中国的无论哪一件、哪一桩风云大事均离不开‘农民’这个‘源头活水’”，故书名“颇合中国国情”。中国与农民的这种“鱼水”关系使农民问题始终成为中国历代社会精英施政问学的焦点，作为一生始终站在“不断革命论者”立场上的革命家，毛泽东所追求的救国救民的宏伟志向，首先便是以解放中国广大农民为目标。毛泽东出身农民，一生关注农民和研究农民问题；他对中国农民的理论认识，达到了历代社会精英所没有达到的高度；他就中国农民问题所说过的许多着名论断，至今也令许多中外政治与学术精英为之倾倒或惊愕；他执着于为中国农民谋利益的事业，为解放农民奋斗不息，为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富裕绞尽脑汁；他言行一致，敢想敢干，一往无前，全面而彻底地将历代中国社会精英所追求的“大同”理想付之于实践，成就了历代统治者想做却始终没能做的空前事业，同时，其实践结果的最终失败则彻底打破了他们千百年来所追求的社会空想。毛泽东在农民问题上的理论认识和丰富实践，为我们今天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与借鉴，即使其“沉重的教训”也给中国农民问题的出路昭示了新的契机。可以说，毛泽东对中国农民的认识和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思路，集中了同时代的中国社会精英在此问题上的全部正确和谬误，并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后来者。也可以说，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认识农民和解决“三农”问题的结果，无论是取得的成绩还是陷入的困境，都可以从毛泽东对农民的认识和对农民问题解决的思路上获得全部的说明与启迪。当代中国的农民问题，已经深深地打上了毛泽东时代与毛泽东个人思想的烙印！所以，研读毛泽东，是研究当代中国农民问题的重要内容；读懂毛泽东，是理清当代中国农民问题和“三农”困境的一把钥匙。
然而，要读懂毛泽东，确实是件万分困难的事情；不仅要读进去，还要能读出来。世人解读毛泽东，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已有七八十年的历史。期间，时事变幻，斗转星移，人们对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的研究，或因政治立场与人生经历的相异而认识有所不同甚至完全对立。对此，中国历史的发展似乎已经有了结论，却总有些“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模糊难辩，事情总不是朝着善良的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发展。半个多世纪过去，中国“三农”问题再度陷入困境；当前，“三农”解结，招数难寻；这让我们深感毛泽东与中国农民这本书，我们还没有读好，还没有读懂。毛泽东有关农民的理论，超越前人，精到独见；毛泽东试图解放农民的实践，丰富生动，规模空前；理论上真理与谬误胶结，难明是与非；实践中理想与策略交融，难分对与错；更何况，无论是同时代的，还是后来者，试图解读毛泽东的人们自身也或多或少的接受了毛泽东农民理论的熏陶或影响，而成为“身在此山中”的“当局者”。那些曾经当作真理接受的理论认识，那些根深蒂固充斥着我们脑海的有关结论，如今却要加以对与错的区分，那必定是“剪不断，理还乱”。显然，解读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不仅难以读进去，而且更难读出来。
[1] 温锐：《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之变革》，前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
汤安中：《读不懂农民，读不懂中国》，第6页，改革出版社，1997年。
二、由“注释”回归“学术”
中国人解读毛泽东，以1978年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分成前后两个不同时期。就前期解读的背景而论，毛泽东在全党的至尊地位，经延安整风运动和中共“七大”就已全面奠定；随着******城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声音传遍中华神州大地，随着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顺利推进，毛泽东在全国人民心目中便由人变成了神，直至“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期间，伴随毛泽东致力于中国农村生产关系变革、投身于人民公社理想目标的实践的，是人们对毛泽东的农民理论和农村改革实践的臣服。因此，这时对毛泽东与农民问题的解读，表现为学术研究与变革实践同时并进，并直接为后者服务的特点。毛泽东的宏文四卷以及大量讲话稿中涉及的有关农民问题的论述和观点，不仅成了直接指导农村经济变革与农民实践的真理化身，而且成了学者们从事农民问题研究的理论依据和最终结论。从某种程度上说，新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前辈对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研究，实际就是对毛泽东有关农民问题的论点进行精心地注释。将其概括起来，主要形成了如下基本认识：
在理论方面，认为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民革命与农民改造的理论，主要论点有：“中国革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就是土地问题”；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压迫与剥削，是造成农民的“极端贫穷与落后”和中国传统社会几千年“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中国历代数以百计的农民起义或农民战争“都是革命战争”，是“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得不到先进的政党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使农民战争总是陷于失败，而成为历代统治者“改朝换代的工具” [1]；“农民不能代表自己”，要有“一种不受限制的权利”来“保护他们的利益不受侵犯”；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革命才发展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农民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他们中的贫农尤其是“赤贫”“最为革命”而充当“革命先锋”；作为****制度“对立物”的平均主义是农民阶级的思想；农民那“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并“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农民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或小商品生产者”，作为劳动者有走社会主义合作化的积极性，作为私有者和小商品生产者，“表现出农民的自发倾向是资本主义”；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不可求得的资本主义前途”，“稍微放松……资本主义倾向就会泛滥起来”[10]；因此，“严重的问题”是如何“教育农民” 抛弃家庭经营的“小生产”，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即“一大二公”）道路[11]。
在实践方面，认为毛泽东半个多世纪来不断地探索解放中国农民的道路，在领导农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集体化运动等实践中，都一次次地克服了党内错误路线的干扰，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正确路线的代表。
上述基本观点与基本结论，都是当年教课书与主流媒体宣传的基本思想。当时，虽有被称为历史主义学派的一批学者，在注意“随时批判和清算农民意识”中，似乎展示了被认为是有别于主流认识的独特观点[12]，比如，在强调小农经济是封建统治经济基础的基础上，批判农民根深蒂固“向上爬”和不断分化的“小私有观念” [13]；认为农民革命的历史作用是通过迫使新的封建统治阶级向农民“作某些让步”来“推动中国历史的前进”[14]；“农民本身是封建阶级”而“非革命阶级”[15]，不管是造反或革命都是“非自觉的”，不会发展成为“打土豪分田产”、“****地主
”[16]和“组织起‘苏维埃’”[17]，而“只能建立新的封建统治”[18]；别“忘记农民是小所有者……不代表新的生产力”[19]，“本身并不具备社会主义的‘天性’”，是个“需要领导”和“教育”的“落后阶级”[20]。但是，如果将上述所谓“独特”观点与主流观点加以对照分析，历史主义学派除了在挖掘农民那些愚昧落后意识的程度上和对农民落后意识进行执着而严厉的批判上稍进一步外，其与当年主流舆论集中批判农民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教育、引导和推动农民追求集体化“政治目标”，即走向“一大二公”体制上并无质的区别。都是在证明：农民阶级是愚昧落后，不具备现代意义的革命性，即不具备“社会主义的‘天性’”，必须通过阶级教育与阶级斗争，坚定地接受先进阶级的教育与领导；而当时所谓的接受社会主义教育和引导，实际就是要农民走“一大二公”的集体化道路——即便其有细微区别的“让步政策”曾遭到毛泽东的“反攻倒算”论的严厉批判。如果再将两者基本思路和结论与毛泽东着作中相关论述加以对照，则同样可以找到一一对应的出处，实际论述的内容也还是毛泽东论中国农民问题的注释版而已。
[1]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1939.1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24-625页，人民出版社，1991。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12-185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3页；此为马克思主1857年所说，也为各种教课书转用并成为大家皆知的认识。如孙健：《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1840-1949）》第4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1939.12）和《新民主主义论》（1940.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43、692页，人民出版社,1991。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1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24页；《湖南农****动考察报告》（1927年），第6-9页，解放出版社，1949。
洪家义：《关于中国农民战争中的平均主义思想及其实践问题》，《南京大学学报》1965年第2期；谢天佑：《对历史上的农民阶级必须作阶级分层》，《学术月刊》1964年第1期。
毛泽东：《组织组织起来》（1943.11.29），《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31页，人民出版社，199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1953年12月16日经中共中央批准），见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0册，第213页。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1953年12月16日经中共中央批准），见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0册，第213页。
《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1931.2.8)，《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492页，人民出版社，1981。
[10] 毛泽东：《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1955.9.12)，《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44-245页。
[11]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66页，人民出版社，1964。
[12] 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第275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作者认为，以赵丽生、孙祚民、蔡美彪、翦伯赞和董楚平等着名学者实际形成了一个历史主义学派。
[13] 孙祚民：《关于‘农民政权’问题》，《史学月刊》，1955年，第8期。蔡美彪：《对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几个问题的商榷》《历史研究》，1961年，第4期。
[14] 翦伯赞：《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学习》第3卷，第10期，1951年。
[15] 翦伯赞：《怎样理解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文汇报》1962年5月18日。该文认为：农民虽然反剥削、反地主和坏皇帝，但不反封建制度、封建主义、地主阶级。
[16] 蔡美彪：《对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几个问题的商榷》，《历史研究》1961年，第4期
[17] 嵇文甫：《关于历史主人及其它》，第78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54年。
[18] 孙祚民：《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光明日报》，1961年12月22日。
[19] 孙祚民：《史学研究论文集》，第74页，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
[20] 蔡美彪：《再谈中国农民战争史的几个问题》，《新建设》1962年第11期；沙健孙：《是‘历史唯物论，还是经济宿命论’读后》，《光明日报》1964年7月15日。孙祚民：《关于中国农民战争打击封建制度的问题》《光明日报》1960年8月4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人解读毛泽东和农民问题进入新的时期。从“文化大革命”桎梏中解脱出来的中国人，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与打破“两个凡是”的激励下，高扬“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旗帜，对毛泽东与农民问题的解读也由“注释”开始回归到学术研究。1981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建国党的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带头重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打破了将毛泽东长期神化的一统局面；随着农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在80年代初期的全面推进、人民公社的瓦解和农村改革推向城市，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人民公社和农民战争等许多重大的理论，开始受到来自广大农民改革实践的全面挑战，毛泽东集体化运动中追求的“一大二公”目标，在学术界也普遍当作所谓农民平均主义错误，广泛受到批判[1]；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战争问题的研究虽然很快由热变冷，中国农民问题和农民与商品经济关系问题以及家庭经营模式的研究，却因实践需要进一步升温，毛泽东与农民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逐渐展示了某些了新的突破。
首先，学术界对毛泽东领导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及其整个集体化运动开始出现了新的评价，打破了毛泽东“无比正确，样样正确”的神话。根据中共《关于建国党的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作的结论，即农业集体化运动存在“四过”（过急、过粗、过快和过于简单划一）的错误，学术界出现了基本肯定与基本否定、部分肯定与部分否定等多种看法：或认为农业集体化运动“符合于客观需要”，“是一件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情”，只是存在“四过”问题；或主张“既是水到渠成，又是重要发展”，具体的策略步骤创造性多，但目标模式是照搬苏联，不适合我们的情况，“带来很多问题”，或认为“基本方向正确的，但搞早了或搞急了”；或认为改造是正确的，但应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1955年就掀起以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目标的运动，离开了中国国情，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的则主张，“三大改造从根本上讲是搞错了”，当时条件下，不应该消灭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而对合作化运动是否必要的问题，普遍认为，以1955年夏天为界，前面是正确，后面才有错误，认为后期违背了自愿互利原则，“高级社”搞急了，更多地是靠政治手段进行；等等。但翻阅期间十年左右的研究论着，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还没有全面系统研究毛泽东领导的农村经济变革的论着问世，只有阶段性、时期性和具体问题的研究成果，导致对毛泽东所领导的近半个世纪农村经济改革的研究，是一种前后割裂式的与前后缺少逻辑联系的研究；二是因研究的前后割裂导致了研究对象的不可比性，得出前后自相矛盾的结论：似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孤立的，他在人民公社运动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似乎与他在根据地时期或合作化前期的思想认识和政策措施没有承传关系与逻辑联系。
其次，农民、农民意识和农民革命作用研究上的深化与某些突破，这方面经济史和古代史学界着力最多。他们的相关研究集中在农民革命作用、家庭小农经济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和农民意识的批判等研究上。如针对长期形成的农民战争是“真正发
展动力”说和农民起义“革命”说，学者们打破“暴力万能论”，提出了“生产力发展”说和“修理工”说，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农民战争或起义只是充当封建统治的“修理工”，目的是建立“开明的新王朝”。对农民意识问题的研究，针对长期受赞赏的平均主义革命性，孙叔平、董楚平等反思“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文革”的失败，认为这是“让农民的自发思想——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自由泛滥”[10]，是受到或利用农民平均主义或农民意识导致的严重危害，是“小生产习惯势力在作怪”[11]；即认为毛泽东在集体化运动中所体现的 “一大二公”追求，是农民平均主义意识或受农民平均主义意识的影响[12]；肯定“农民革命”、“农民政权”和“农民革命领袖”就是赞赏农民平均主义而放弃对农民阶级的先进领导[13]，等等；将平均主义视为农民意识进行批判是此时的显着内容。对于传统小农经济的认识与研究：有的认为农民战争对落后的小农经济的保护是导致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之一；或认为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并以小农经济长期存在解释中国封建社会为何长期处于迟滞状态[14]；金观涛等用控制论系统论方法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结构，提出超稳定系统假说，认为小农经济作为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超稳定的“板结体”，从而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黄宗智则以华北小农经济与小农社会为例，提出了小农经济“内卷化”理论[15]。显然，上述研究都还是对教课书已认定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社会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的基础”进一步解读与批判上的具体深化[16]。与此相反，白钢则提出“小农经济非封建****国家经济基础”的观点[17]：认为小农经济可以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它本身不是独立的社会经济关系，它的地位和作用受当时居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的制约[18]；邵达生等则认为，小农经济称为封建****国家的“剥削基础”更为准确[19]。非常清楚，由于中国农村改革的深入，重新认识农民和农民家庭经营，重新认识农民阶级的作用和农民意识，已是中国社会实践的迫切需要。尽管还没有看到对农民家庭小农经济进行系统研究的专门论着，但“小农经济”为“封建经济基础”论的坚冰已经打破。反观当时的中国现代史与党史学界，翻阅期间上述学科近十年的学术成果，传统思维似乎还是陈陈相因，急需理论的引入、更新和运用的创新。
[1] 董楚平：《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孙叔平：《谈农民的历史作用》，《群众论丛》，1981年第1期；《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1990年，第2期，第90页；毛磊等：《对平均主义界说的若干理论思考》见《江汉论坛》，1990年，第3期，第27页；《中国的平均主义》，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
[1] 毛泽东：《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1921.2.8)《 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492页，人民出版社，198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18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
胡绳：《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第33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龚育之：《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
薛暮桥：《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求是》19889年第1期。
林蕴晖：《变变土地改革后的主要矜持和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2期。
参见之恺：《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综述》，《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1997年联合增刊，第69页。
董楚平：《农民战争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浙江学刊》1980年，第1期。董楚平先生是这一时期研究农民战争与农民平均主义中着力良多的着名学者。他在1979-1983年间，先后在《历史研究》、《光明日报》等重要刊物上发表了17篇论文，
董楚平：《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和《农民战争特殊规律控浅》（《求是月刊》1981年第2期）和《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1979年10月23日。
[10] 孙叔平：《谈农民的历史作用》，《群众论丛》，1981年第1期。
[11] 董楚平：《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12] 董楚平：《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13] 孙叔平：《谈农民的历史作用》，《群众论丛》，1981年第1期。
[14] 参见蒋大椿：《改革开放以来史学领域理论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4期
[15] 黄宗智：《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 页。
[16] 孙健：《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1840-1949）》第4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
[17] 这种见解在视农民家庭小农经济为封建经济基础时就已经出现，其代表就是20世纪初期的乡村建设派，在国外，则有舒尔茨、张五常、赵冈等人的观点。
[18] 白钢：《小农经济不是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学术研究》1984年第1期。
[19] 邵达生：《是经济基础还是剥削基础？》见《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第三集；谢天佑：《封建社会再生产和农民个体经济的历史地位》，《上海师大学报》1980年第2期。
三、为释疑而入，却负重难出
我开始研读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正是前述的由“注释”向“学术”回归的80年代初期。那时，我大学毕业留校（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不久，对前述学术界关于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研读的成果与结论，自然敬重有加，全盘接受。尽管我生性愚钝，学习起来也是生吞活剥，囫囵吞枣，但在死记硬背传统观点与结论上则是循序见进，逐步印入了脑际。这些我在学生时代全盘接受过来的基本认识，是我作为一个史学研究的新兵进入所谓的“学术殿堂”的起点。当年，受农村经济改革大潮的吸引与驱使，也限于个人经历和知识水平，我在重新审视自己平生所学并寻求研究选题时，视线本能地聚焦于生我养我的乡村和改革开放中充满活力的中国农民。
当时，我任教中国近现代史课程，理论界尤其是史学界有一种似乎不容置疑的定论：即认为人民公社运动是农民平均主义的产物，毛泽东的“一大二公”追求是农民平均主义意识的反映或受农民平均主义的影响。这令我非常纳闷：在我从孩童到大学时代的20余年的记忆中，当年，中国农民正是在大批特批农民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中被赶进集体化和人民公社的；现在广大农民冒死瓦解了人民公社，怎么又是“一大二公”集体化运动的始作俑者呢？这左一巴掌、右一巴掌怎么都打在老实巴交的农民身上？这个问题刺激我进一步思索：平均主义到底是不是学术界所认定的“农民意识”或“农民主义”？古代农民抗暴起义追求的所谓“平均主义”是不是广大农民的追求？中国现代革命中的重新平分土地是不是农民的思想与主张？如若不是，那农民的思想意识与主张到底是什么？平均主义意识又源自何处？回答这些问题不能凭空说理，作“纯理论”上的论证，必须借助具体历史事件的考察与分析来得出结论。对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教学工作的我来说，要选择具体历史事件，自然想到自己比较熟悉的毛泽东与农村经济变革的理论和实践。这一事件历时长达半个世纪，资料丰富且被大家所熟悉，对它进行考察分析将能很好地解答上述疑问；由此我开始进入毛泽东与农民问题或农村经济变革的研究。我的研究从小处着手。首先思考的是：平分土地（平均主义思想的表现之一）为核心的政策（包括平分土地时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政策）能否保护中农乃至富农？如果不能，那么中农与富农自然就不会赞成平分土地，那也就不能说平分土地是农民的思想，
至少不是所有农民的思想。进而思考：农民阶级中究竟是哪个阶层且大致有多少人是赞成平分土地的？自然又必须对毛泽东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进行研究分析，思考当年农村的阶级划分标准与农民政治态度存在如何关系？“劳动”与“不劳动”、“剥削”与“不剥削”能否正确区别？实际执行中又出现哪些问题？存在哪些局限？如何正确理解毛泽东农村改革中的阶级路线？接下来，就涉及对农民与农民家庭经营的总体看法和认识：农民家庭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农民家庭经济与现代化的关系到底如何？长期批判的农民自发倾向应该如何看待？集体化运动的错误只是时机与快慢问题吗？恢复农民家庭经营真是历史倒退？还是限于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的暂时性政策呢？等等；正是这许许多多的未知亟待探索的强烈刺激，使我逐渐和毛泽东与农民问题的研究结下难解之缘。
1983年，我带着几个学生，先从毛泽东推动农村变革的大事记做起，撰写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中的几个问题》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为“限制富农”说质疑》两篇文章[1]，作为会议论文提交给当年5月与10月召开的学术会议，这是我尝试解读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的处女作。虽然，这两篇不象样的会议论文在观点的完整性、论述的层次性和写作方法与水平上都存在许多缺陷，但我当时自以为，所依据的论据是充分可靠的，所论述的观点也是站得住脚的，而且有自己的创见。然而，这两篇文章都没有得到权威专家学者的支持和认可，投出的文稿也“泥牛入海无消息”。到1984年上半年，十几万字的大事记完成了，并由此形成了《试论中央苏区土地革命中的“限制富农”政策》和《再论中央苏区土地革命中阶级划分的标准》两篇论文。而后我被送往南开大学历史系助教班进修一年，期间，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推进城市经济改革的若干决定》，经济改革从农村推向城市，农村改革是因为生产力水平低和农村落后而被迫进行的说法，已由改革的实践作了明确的回答，这进一步坚定了我对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深入研读的信心。在左志远教授具体的指导下，我利用南开丰富的资料，阅读了大量港台相关论着，研读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华北农村许多资料，并利用1985年的春夏期间，在河南、陕西、山西和山东等地进行过短暂的农村考察。这使我第一次有了中国南北农村社会比较的学术视野，并以中央苏区和晋察冀根据地这两个不同时期的南北农村变革作比较，完成了《变革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另一种方式》一文初稿的撰写，还对前面几篇论文进行修改与充实。此后的几年中，《南开史学》、《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和《上饶师专学报》先后分别发表我在该领域从事研究的最初三篇论文，同时，又完成了《中央苏区查田运动研究之我见》、《土地革命革命时期中共地权政策的再探讨》等两篇文章。这些已经发表和还未发表的相关论文，实际已经基本形成了《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研究》一书雏形。
1990年，我考取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第二次进入南开大学学习。在导师魏宏运先生精心指导与组织下，我的学习与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也获得了一个全新的学术交流平台。期间，我于1991年初完成了《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研究》一书的写作。在书中我就前述土地革命中有关平均分配土地、阶级划分、富农问题、查田运动问题、农村互助合作和农民的负担等等问题，在已有论文的基础上进行了重新梳理，并提出了自己的研究心得和不同见解。1991年8月，我在南开大学参加了由导师魏宏运先生主持的华北抗日根据地国际学术会议，并向大会提交了《变革农村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另一种方式》的会议论文；并将出版社会议前夕送来的《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研究》的样书分送给与会的国内外同行交流。论文在小组发言后受到了国内外与会学者的关注和“好评”，同时，《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研究》一书也意外地受到国外学者关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着名中国现代史专家马克·塞尔顿（Mark Selden）对拙作抱有良好的印象，并给予了令我吃惊的评价，他希望我能同意将该书在美国翻译出版。这是我参加这次会议的最大收获，也是我多年的研读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受到关注的开端。随后，我在《南开大学学报》、《抗日战争研究》、《江西师范大学学报》、《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等书刊上又先后发表了《中央苏区“查田运动”研究再探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地权政策转变的再探讨》、《变革封建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另一种方式》、《略论晋察冀边区的土地变革运动》等论文，完成了《平均主义与改造农民：试论毛泽东在中国农民问题上的根本性失误》和《社会心理与高潮迭起：试论农村集体化运动一哄而起的根本原因》等论文的初稿，并参加了我的导师魏宏运先生主持的国家社科规划重点课题“三四十年代的华北农村调查”的冀东农村社会调查。冀东农村调查，是我真正亲近北方农村乡土，走进北方农民的土屋小院，坐上乡村大炕头；北方农民的敦厚勤奋、朴实好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期间，我还先后到河南、陕西、山东等地做了短暂的农村考察。这些农村调查与考察，使我的研究走出了原有的狭小区域，为完成学位论文（即努力全面系统准确地评价毛泽东半个多世纪推动中国农村经济变革的历史）奠定了基础。我在南开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后，于1993年夏天回到我曾经学习与工作过的江西师范大学工作，并在1994年春夏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的增补与修改，以《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之变革》为题，交由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于1995年正式出版。
[1] 这两篇论文分别是于1983年5月和10月提交给在九江市和新余市召开的党史研究学术研讨会。
后来于1991年4月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文根据1985年在南开大学进修期间撰写的初稿修改而成，于1991年提交在南开大学召开的中国抗日根据地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在小组会发言。会后主要内容收入大会论文集《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中国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全文发表于《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4期。
内田知行：《第二次中国抗日根据地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观感》，见（日）《中国研究月报》，第528期，（1992年2月）。
该书会后经马克·塞尔顿（Mark Selden）教授的努力，于1994年由艾平和张秋成两位先生完成了书稿的全部英文翻译与校对工作，并以《A Study of the Land Revolution in the Central Soviet》为题，在（纽约）《Chinese Economic Studies》1994年第5期、第6期和1995年第1期将全书逐一连载发表。
该学位论文经修改后于1994年夏天交由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9月出版。
拙着《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之变革》，是我十余年研读毛泽东心得的一次总结与提升，并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表达了自己一孔之见：
首先，拙着以《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之变革》为书名，将毛泽东半个世纪左右（上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直到他的逝世）推动中国农村经济变革的实践，划分为两个时期（土地改革时期和集体化运动时期，以195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为界）四个阶段（走向变革阶段：1919－1927；土地改革与废除农村封建生产关系阶段：1927－1953年春；走向“一大二公”阶段：1953－1960年；执着空想模式与继续探索前进新途径阶段：1961－1976年），进行系统而全面考察，从而将毛泽东农村经济变革的“理想与实践”“逻辑”为“按照他的设计和理想前进”的一个整体（拙着前言）。当时，毛泽东逝世已经近20年了，他推动的农村经济变革，在毛泽东及他之后的时代都是那么的惊天动地；可是，全面系统研究毛泽东一生推动农
村经济变革的专着却迟迟没能问世（至少当时乃至现在我还没有看到）。在我看来，那时能看到的有关论着中，学者对毛泽东推动的整个农村经济变革的研究，均局限于不同时期或阶段的分析与考察，缺乏系统考察、全面分析与整体把握，总是把毛泽东的理想目标与策略调整、或把理想追求与战略退却混为一谈，似乎毛泽东总是在不断改正错误接着又重复错误；导致不仅研究对象毛泽东的行为前后矛盾，而且研究者的“事后诸葛”也是漏洞百出，难以自圆其说。拙着是在近十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整体性综合研究，避免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误区，将毛泽东领导的农村经济变革概括为：“有时循序渐进，甚至以退求进，有时高潮迭起，一个紧接一个；理想与历史契入现实，阶级斗争相伴始终……现实曾校正过理想，理想因此却变成了现实，历史树起了时代的丰碑；理想曾也发展为空想，空想又左右过现实，历史因此陷入‘停滞与徘徊’。功业也辉煌，失误也重大。辉煌的功业推动了历史的进程。重大的失误酝酿了新的历史性变革。”（前言）它将毛泽东策略艺术的高超与目标模式的错误区别开来，对毛泽东推动农村经济变革实践，不管是正确还是错误，其前后的继承与发展都清楚而协调地展现在两个时期、四个阶段之间。
其次，拙着就农民和农村经济相关的理论问题论述了自己的观点和认识：如，以农民家庭为载体的小农经济，始终具有“自发‘竞争’的天性，也可以与商品经济共存，并在其中得到发展与改造”（第9页），它具有“自发竞争、适应和转化功能”，“本质上是一种动态经济和开放经济”（），“表现了他们那脱贫致富的强烈要求和敢于面对市场，走向市场的勇气”（第107页）；“中外古今的历史证明，家庭承包并不仅是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决定，更重要的是受农业劳动本身的特点所制约，是由农业中家庭个体经营形式本身具有的适应性和生命力决定的。它对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水平具有较大的宽容度，既能适应于手工劳动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又不完全排斥实行现代化技术手段的先进生产方式。通过市场这一纽带，它可以适应专业化、集约化、商品化，走向社会化。”因此，“告别‘大呼隆’的时代，农民决不会感到寂寞；农业经济适度规模经营，农村经济的专业化、集约化，也不再需要通过人为的合作化集中土地或人为地将土地向种田能手转移。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那只‘看不见的手’绝对会比人为主观的‘手’调节得更为恰当，农村经济则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第265页）。农民的私有性与革命性、农民私有者与劳动者的创造性都是不可分的，但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到毛泽东，“对农民作为私有者和他的私有性的认识”都“存在片面性”，因而在实践上“导致对农民利益的忽视和对个体农民的仇视”（第124页）；在封建特权横行的社会里，农民“从来就难有机会在公平的市场中参与竞争，倒是长期深受官商勾结之苦，只能困缩于小块土地上挣扎度日。毛泽东对下层贫苦农民一往情深，立志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殊不知，农民长期不是苦于自己的小私有，而是苦于他们作为劳动者遭受的超经济强制，劳动产品得不到保障，苦于不能用自己的劳动和产品参与正常的公平竞争”（第9页）。“农民既不是天然的社会主义者，也不是天生的平均主义者”（第186页）；平均主义只能为“下层贫民所接受”而“必然受到广大农民基本群众的抵制”（第7页）；集体化时代，中国社会精英大批狠批农民的“自发倾向”并驱赶农民进入集体化，导致巨大失误后又反诬农民为平均主义者，这不仅是对农民主体的“一大误解”，而且是对农民几十年“忍辱负重，作出巨大牺牲的最大不公”（第183-184页）。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就是抛弃“社与资”、“公与私”、“大与小”的无谓争论；实行“劳动致富，共同富裕”，“不是收缴有钱人的钱袋子，而是让贫苦者也有自己的钱袋子；不是消灭有产者，而是让全体人民都成为有产者”（第263页）。同时，要推动“社会保障制度走向农村”，正视“农民的负担久减仍重，传统的重农政策急待更新，行政权力仍以它强有力的影响干预农村经济的正常发展和城乡市场的形成，官商结合的阴影犹存……农民渴望平等竞争的权利与法律的保护，呼唤代表自己的组织（第267-268页）。
再次，拙着在肯定毛泽东领导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许多正确策略政策和取得巨大成绩的基础上，通过大量具体史实论证，对毛泽东农村经济变革在各阶段的一些具体政策的评价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比如：关于毛泽东的农村阶级路线问题，不仅30年代初期对“地主、富农和中农成分的划分”“明显地存在严重的问题”（第25页），就是到50年代的土改中，对从事经营“做指挥管理工作而不直接参加农业体力劳动的富农，其成分的归属问题，因受到当时条件和认识水平的限制”，最终也没有能得到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表面涉及的只是富农的阶级成分问题，但实质上是怎样正确认识“剥削”与“劳动”的内涵的问题；它在当时虽无“大的不良影响”，但对土改后农村经济发展中“正确认识多种经济形式共存，正确把握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在实践上与理论上将引发更为深刻的问题”（第30页）；而所谓“联合中农”的问题，实是“依靠贫雇农在农村中的权威，掀起火热的阶级斗争，达到团结中农，这才是毛泽东联合中农政策中更为确切而实际的内涵”（第34页）；对依靠贫雇农“可能导致的盲动错误”，“史学界却长期不敢正视这个问题，以致解放后也长期未能吸取下层贫苦农民说了算的经验教训”（第37页）。关于平分土地与富农问题；论证了平分土地的前提是没收一切土地，“不然，政府凭什么去平分一切土地”；“没收土地”改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但同样都采取“平分土地”，实质并没有所谓的“原则的改正”[1]；它不但消灭了旧式富农，同样会损害中农的利益（第40-43页）；30年代开始毛泽东确立了“地权农有”思想，但它“只是”农民在民主革命时期“打了折扣的”和“不完全的”的“土地占有权”，从法权上说存在“不严密”的“缺陷”，仅是革命策略性的“产权”，进而自然影响新富农保护问题（第60－63页）；当年曾有“削弱富农”、“限制富农”、“抑制富农”等提法，“实际内容都是消灭旧式富农之意”，至多是保护新式富农（第23页）；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则仅仅是实现平分土地的措施之一，不是什么“限制富农”（第45页）；废除“债务问题的认识，从另一个侧面上，既体现了一个革命者的社会观，也反映了一个革命者对商品经济的认识水平”，“不能盲目颂扬”（第48页）；“抗日根据地内的‘减租减息’推动了一场‘悄悄’的土地变革运动”，是“变革农村封建生产关系的另一种方式”和“全方位的经济变革”（第48-52页）。根据地农村劳动互助组织，是“战争特殊环境下”的发展经济组织形式，创造了“‘大书特书’的奇迹”，但毛泽东在总结时出现了偏差：即“脱离具体环境”、将劳动互助当作集体劳动和与生产率大提高划等号，并将之“与追求‘集体化’理想目标相联系”，这导致他后来坚信“‘一大二公’和轻信浮夸风”（第77-80页）。对于集体化运动；针对不少论着认为毛泽东1953年提出过渡总路线是战略改变的即兴而为，提出并论证了这是“误解毛泽东整个农村经济变革战略”的观点（第116-120页）；针对党内不同意见最后都服从毛泽东的问题，认为不能单从毛泽东的****武断解释，比如，“邓子恢与毛泽东的分歧”，由于他们在追求的目标模式上的“一致”性，“就不可能从理论上来影响毛泽东，而只能在毛泽东迅速推进的合作化运动面前承认自己的错误了”（第130
页）；针对史学界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以1955年夏天为界，肯定前段，批评或否定后段，重点是批评后段的急躁冒进错误”的基本看法，认为“如果仅按急躁冒进错误来认识问题，上述阶段的划分是正确的，要是只允许从传统的集体化模式和姓社姓资的思维方法来评判这段历史，那么史学界的上述看法也无疑是可以理解的”；但“把集体化（或合作化）运动分为前后二段来加以肯定和否定，是根本不科学的，与毛泽东的原意是相违背的，既不能说明历史，也不能解释现实”；集体化运动的失误，绝不是一个急躁冒进或快与慢的问题（第140－141页）；针对学术界将集体化运动的失误归咎于农民平均主义，通过对当年激烈阶级斗争形势下整个农村社会心理的分析，详细论辩这种观点的错误和导致亿万农民“一哄而起”的根本原因，认为“人为地滥用政治斗争与阶级斗争，社会缺少基本的民主与法制”，才是导致集体化运动一哄而起的根本原因（187-194页）。
上述这些个人的观点，体现了我当年在解读毛泽东与农民问题过程中的一些心得，但它仅仅反映我那时为读懂毛泽东所作的主观努力，浅陋之处自可想见。在当年的论文答辩与书稿完成之后，书中涉及的许多还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始终在脑海中辗转。比如：书中区分了“农民主体”和“革命先锋”两个概念，深感学术界简单将部分赤贫农民的意识视为整体农民意识的不妥，但没有对农民进行阶层或层次区分，更没有对农民主体及其意识进行详细的分析与论证；面对学术界那基础深厚又颇具权威的农民问题的基本理论，要重新对农民的意识及其追求进行论证，更感到束手无策，力不从心；因此，也没有去探讨农民所“呼唤”的“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和只有自己能够代表自己的问题。还比如，论证了农民家庭经济具有的自励、适应、转化功能和开放性，但缺乏实证性的分析；对传统租佃制度和农村民间借贷问题则缺乏从理性上进行基本的研究。又比如，提出了中国历代的民变、民众暴动造反实际上不能称之为农民战争、平均主义不是农民意识的观点，但缺少全面的、历史的深刻论证；在讨论平分土地与土地农有问题时提出了“法律产权”问题，但当时还没有从市场主体的角度来加以认识；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关涉进一步推进毛泽东与农民问题研究的重大问题，也是重新认识农民与深化农村改革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后来都成了我继续进一步研究的所选课题，然而，当拙作交付出版时，我不仅没有感到如释重负，而是有一种疑虑重重，负重而出的感受。
[1] 毛泽东曾说：“没收土地”改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这是一个原则的改正”。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40页。
《是农民平均主义？还是平均主义改造农民？》（《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民间传统借贷与农村社会经济——以20世纪初期（1900-1930）赣闽边区为例》，（《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等论文，出版了《劳动力的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20世纪赣闽粤三边地区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四、重新读进去，努力读出来
拙着出版至今已近十年，中国传统的农民问题以“三农”问题的新形式出现，受到全国上下的关注，学术界对农民问题的研究也推陈出新，成果斐然；虽然相关研究主要偏重于当前农村现实中的问题，但直接关涉毛泽东与农民问题研究的仍然不少，至于间接关联的问题则更多。如有关农民意识，农民是不是平均主义者的问题，关于重新认识农民家庭经济问题，关于农民自我组织的问题，关于合作化运动的评价问题等等，都是期间重要的研究课题。
首先，关于农民意识的特别是所谓农民平均主义问题的研究，则还是传统观点一统天下，认为小农经济下的农民，“精神麻木，因循守旧甚至封建迷信，信天由命”[1]；“多数人都对新的生产技术的功效表示出怀疑、排斥、恋旧和冷漠等态度”；“作为封建生产方式的消极代表，农民没有力量超越……经济上的绝对平均主义……为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提供了活动的舞台”；“农民平均意识即平均主义”；农民的“平均主义是小农经济的产物”，“平均主义思想源远流长……‘公’、‘平’的观念根深蒂固”；“农民天真地要求与统治阶级平分社会财富”，并发展为“平均主义的分配期望和价值观” ；“只要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依然占优势地位，农民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思想就必然会冒出来并左右其行动”；“普通农民最为欣赏的自然是绝对平均主义的作法”，土改“强化了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农民把“合作化当成了‘合伙平产’……实现绝对平均主义理想的第二次土改”；建国后平均主义的“严重危害”，也被认为是“清楚地看到了……农民意识的严重危害”。显然，平均主义为农民主义或农民意识等传统认识，已经深入社会的骨髓，需要进一步加以澄清。
其次，对农民家庭经济的重新认识，秦晖、孙达人、武力等着名专家有了重要的创新，如孙达人认为：“中国传统文明的基础是个体农民奠定的，以中国农民和精耕细作农业为标志的封建主义其实是更典型的和更先进的”[10]；秦晖认为：“家庭经营在农业这种特殊产业中具有特殊的适应能力”；即使传统经济“也很少是所谓‘自给自足’的，物流与劳务流在传统时代也可以相当发达”，而“如今‘小’农早已不能作为‘传统农民’或‘农民落后性’的同义词”[11]；武力等则认为：“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小农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是中农化而不是两极分化……小农经济、市场调节与工业化可以并存”，可以“接受能够提高收益的新技术的”[12]。但传统的认识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孤立的、分散的、守旧的、落后的农民个体经济，是无法保证庞大的国家工业化对农产品快速增长的需求的”，“对传统小农的改造势在必行”[13]。作为封建生产方式的消极代表，农民没有力量超越政治上的皇权主义和经济上的绝对平均主义……中国几千年同封建主义共生的小农经济，对毛泽东政治上长期“左”的错误思想，有更深广的影响……为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提供了活动的舞台[14]。它“不可能‘致富’”，“不可能是‘产业’，不可能‘经济’”；“分散或合伙经营农业没有重大不同”；“农民家庭经营是不能减少农民的”，也“不可能走上‘致富’的路”；“农民仍然是个封建阶级，因而他本身并不具备社会主义的‘天性’”（农民确实不具有“一大二公”式社会主义性质——引者）[15]；市场化对中国亿万小农家庭将是一场浩劫，会催生社会大动荡，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农民的能力取决于农村集体对土地的控制权；小农经济即现在的农民家庭经济“逃脱”不了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的牺牲品“规律”；“农村集体的崩溃和重新获得自由对农民未必是福音”[16]。显然，以“救世主”或“贵族式”的眼光俯视农民，敌视或蔑视农民家庭经济的观点与意识真乃挥之难去。
再次，关于实现农民自我组织的问题，也是近十年农民研究中的热门话题。杜润生先生是一位长期从事中国农村改革理论研究和直接参与中国农村改革实践的农民问题专家。他在农村改革初期就注意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农民自我组织对农民的重要性；80年代中期，他曾给邓小平同志建议恢复农民协会[17]，认为“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政府听不到他们的诉求。工人有工会，要允许农民成立农民协会，使农民依靠它行使已经拥有的权利”[18]，并一直呼吁让农民组织起来；陆学艺、郭书田[19]、陈锡文、迟福林[20]、于建嵘[21]、李成贵[22]、盛洪[23]、赵立刚[24]、党国英[25]、蒲文忠[26]、程同顺[27]等都持相同观点，认为在政府政策决策过程中没有农民的声音是造成“三农”
困境的重要原因，解决“三农”问题就是要解决农民组织化的问题，改变农民弱势群体的地位，他们都主张尽快建立和完善农民组织，以提高农民对资源的控制能力、社会行动能力和利益表达能力。当然，相反意见也很多，如有学者认为：农会是一种“革命组织”，会对社会秩序产生破坏，农民组织也可能被人利用[28]，或担心农民组织演变为“社会运动”，威胁现有政权[29]，或认为中国目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也不能孕育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即便付诸实施，也会“沦为公权行使的一种方式”，建立农会不仅“尚早”，而且可能“引发社会冲突和动荡”[30]；或从现实操作性角度提出建立农会在当下不具有现实的可行性[31]；或认为在“当前农民的原子化状况没有得到改变的情况下，建立农民协会可能不仅不能维护农民权益，而且会加重农民负担，进一步恶化农民的处境”[32]；等等。因而，反对农民建立自己的组织。应该说，尽快让农民实现自我组织，无疑切中了当前农民问题的要害；而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和对目前我国工会等民众社团组织的现状及其社会作用的评估指数，持相反观点的一些意见也不无道理；至于现实社会最终没能接受让农民实现自我组织的建议，主要是因为没有准确认识谁是农民的主体。由于中国历史学家眼中的农民战争史研究思维所致，在人们的惯性思维中农民就成天然的“造反者”、“革命者”，是暴民、乱民和刁民，是社会动乱的根源；他们愚昧落后，总是被人用作“改朝换代的工具”[33]；因此，乡村干部怕农民，城镇市民怕农民，知识分子怕农民，政治精英也怕农民；持农民组织论观点者也没有能破解几个似是而非的农民组织危险论的观点。这样，九亿农民就不被允许有自己的组织。所以，理论界急需对众多的农民群体做出具体而实事求是的整体分析与阶层分析，区分谁是农民的主体，认清农民主体是社会建设者与社会稳定力量，还是社会破坏者与社会动乱因素，纠正对农民群体认识的误解，转变长期形成的农民观。
[1] 陈庆立：《中国农民素质论》，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85页。
李秋洪：《中国农民的心理世界》，中原农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8、129页。
李锐：《李锐论说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8-190页
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93页。
张侃、徐长春：《中央苏区财政经济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6页。
李小平：《中央苏区土地改革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3、105、133页。张侃、徐长春：《中央苏区财政经济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6页。另参见李秋洪：《中国农民的心理世界》，中原农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3页。
李小平：《中央苏区土地改革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页。
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56、153、154页。
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第297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
[10] 孙达人：《中国农民变迁论——试探我国历史发展周期》，第8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
[11] 秦晖：《“小农经济思想”的帽子不能乱扣》，《世纪中国》2001年4月4日。
[12] 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338页。
[13] 谢茹：《新中国农地制度述略》，第36、38、42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4] 李 锐：《李锐论说文集》，第188-19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15] 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第297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
[16] 潘维：《农民与市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0、132、399-400、145、147、132页。
[17] 肖 瑞、李利明：《农村土地变迁之路》，《经济管理文摘》2003年第2期，文章提到小平同志的回答是：“成立一个农民协会的意见可以考虑，这样吧，我们看三年，真的需要即可筹办”。
[18] 杜润生：《我们欠农民太多》见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序一》，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6月。
[19] 郭书田、陆学艺：《解决“三农”问题的十条建议》，载《中国经济时报》，转自《中国农村研究网》2003年5月
[20] 王景新：《农村土地制度创新与农民组织发展——中改院改革形势分析会观点综述》，见《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简报》，总第491期。转自《中国农村研究网》2004年5月
[21] 于建嵘：《我为什么主张重建农民协会》，转自《中国农村研究网》，2003年3月。
[22] 李成贵：《中国的二元结构与“三农”困境》，见《古今农业》2003年，第4期。
[23] 盛洪：《让农民自己代表自己》《经济观察报》B2版，2003年1月27日
[24] 赵立刚：《建立农民协会的必要性及相关问题》、《从多重视角看建立农民协会之必要性》等文章，见中国农村研究网三农论坛上的留言，2003年3月1 2日
[25] 党国英：《相信农民甚于相信政府》，中国农村研究网三农论坛上的留言，2003年3月1 2日
[26] 蒲文忠：《让农民组织起来－－兼论转型期社会农民权益保障机制的建立》，原载：中国改革论坛， 转自《中国农村研究网》2003年7月。
[27] 程同顺：《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的必要性》《中国农村研究网》2003年11月11日
[28] 于建嵘在《我为什么主张重建农民协会》一文中提到学者们的三种担忧：“农会最好不要搞，因为这种革命组织对社会秩序有很大的破坏作用”；“如果成立了农民协会这种群众组织取代基层政权将带来更多的问题，比如谁提供必要的农村公共物品，谁承担国家政策在农村的贯彻实行等等”； “成立了农民协会，被坏人利用了如何办？”。见《中国农村研究网》2003年3月1 2日
[29] 署名“一通”的网友在中国农村研究网三农论坛上的留言：《社会组织与社会运动》
[30] 见李剑宏在中国农村研究网三农论坛上的留言：《中国能孕育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吗？》
[31] 见袁方成在中国农村研究网三农论坛上的留言
第四，关于合作化运动的研究，虽然也取得了不少新进展，比如，“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即使不是‘杜撰的或误认的’”，起码也是被“不恰当地扩大了的”；当时农民“只可能”存在“自发的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急于推进合作化运动的毛泽东是“使用经济、政治和行政三大杠杆顺利地将农民群众的个体生产积极性‘引导’到互助合作的道路上来”的[1]；有的认为合作化运动要解决的正是农民最缺少的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具体的策略步骤虽多有创造性，但目标模式是照搬苏联，不适合我们的情况，“带来很多问题”。但综观全面，认为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具有解决经济发展和消除两极分化以及广泛的“人民性”与“历史合理性”的观点仍然占据主流；合作化运动只是过急、过快、过粗、过于单一的“四过”框架还没有实质突破；甚至有的还仍然将其夸大为“对传统的自给自足的、保守的、自我封闭的小农思想意识的有力冲击……对于中国农民的思想教育，却是空前的”；对农民“是一次难得的教育机会” 和“伟大胜利”。对这样一个关系到准确评价毛泽东推动的农村社会经济改革和正确认识与深化当前中国农村改革的重大问题，史学界的研究还真是任重而道远，本质上同样涉及如何正确对待农民的问题。另外，我在拙着中论及的毛泽东领导的农村经济改革中的富农问题，在最近出版的许多论着中，因没有把握共产党关于树立农村“贫雇农权威”和政策确定或允许“重新平分土地”（“大多数人要求即可重新平分”）等主要生产资料对富农、中农的实质影响，而空谈对中农乃至富农的所
谓保护问题，都显然是不准确的。我对上述问题的观点，早在拙作中已作了明确的表述。
在学术研究不断深入的同时，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快速推进和“权力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杂糅并存，中国农村社会经济改革与发展出现了许多严重不协调的音符；处于体制外的农民，受到来自“计划”与“市场”、“权力”与“竞争”的双重挤压，农民问题以“三农”困境的方式浮出水面：农民负担久减难轻，劳力转移路障重重，农民增收步履艰难，农村生态遭遇空前挑战；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在规模经营与产业调整中日益萎缩、乃至丧失，农民的土地等财产权益在虚置泛化中流失以至于失地失业、甚至失居，农民的国民地位待遇乃至基本****都得不到尊重，农民与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享受无缘……市场的公平似乎对农民例外！尽管全国上下都十分关注“三农”问题，中央对“三农”问题更是一贯十分重视，农民减负问题、劳力转移问题、税费改革问题、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农民增收问题、民工工资问题、土地保护问题以及征地与种粮补贴问题等等，个个都有党政领导乃至中央最高领导亲自关注；2004年，中共中央在十七年后重新以“三农”问题颁布“一号文件”，农民问题进一步受到空前重视。但是，农村干群矛盾和“三农”前景仍然不容乐观。伴随“三农”困境，引发社会民众以至农民对毛泽东的重新评价，“毛泽东热”悄然兴起，持续升温。对此，被传统农民观束缚的人们认为，这是农民平均主义或农民意识的反映；农民意识与农民组织危害社会稳定的观点也颇有市场。现实的问题要求学术界对中国农民、农民意识和农民问题作出更为科学的阐释，重新深入研究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也有了新的内容和要求。
回顾与学习学界同仁相关学术成果，追踪农村社会改革与发展面对的新问题，顺应时代对学术研究的新要求，是我尝试重新研读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的基本路径选择。如上所述，在进一步解读毛泽东与农民问题和当前“三农”问题的研究中，所涉及的全部问题都关系到如何重新认识和正确对待农民与农民家庭经营的问题，要解答农民的“毛泽东热”是否农民留恋毛泽东追求的“一大二公”？研究缓解“三农”困境途径应不应该让农民组织起来，则要从对众多的农民群体做出具体而实事求是的整体分析与阶层分析、弄清谁是农民的主体和农民组织是否危害社会稳定做起；对农民意识“危害论”和平均主义为农民主义的传统认识，则要从历史与理论上加以澄清；而对以救世主或以贵族式的眼光俯视农民、无视或敌视农民家庭经济的传统意识，则要分析它为何总是挥之难去；等等。如何解答？如何弄清？又如何澄清？如何挥去？这些问题，则是我最近十年来期望进一步努力读出来的重要内容。在此期间，我十分感谢国家社科基金先后两次给予我的研究课题立项资助，使我能够以20世纪百年来的历史为时段，以曾是中央苏区的赣闽粤三边地区农村社会为个案，继续对中国农民与农村经济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通过这些资助和学界同仁们的鼓励和支持，我在该地区农村进行了多达近300天的社会调查研究，发表《清末民初赣闽边地区租佃制度与农村社会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是农民平均主义？还是平均主义改造农民？》（《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民间传统借贷与农村社会经济——以20世纪初期（1900-1930）赣闽边区为例》，（《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等论文，出版了《劳动力的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20世纪赣闽粤三边地区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等专着，使我对中国农民和农村社会有了更为深刻的感悟。本书的《遗产与超越》一章中，正是在已有上述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就前述学术回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一步分节展开专门的讨论：以“闪烁而耀眼的遗产”那“抹不去的记忆”与现代“三农”困境前后比较，阐明了“毛泽东热”是农民对社会公正的渴望，而非对“人民公社”的留恋；通过历史地、多层次、多角度地对谁是农民主体的问题探讨，分析了农民的主体在以下层或上层为导向，将产生不同的社会作用，论证了农民主体不仅是社会建设者，而且是整个社会的稳定力量，回答了当前中国农民能否真正实现自我组织的问题；通过农民本质属性的探讨和毛泽东平均主义思想探源，论证农民不是平均主义者，而是平均主义的“克星”和“一大二公”体制的瓦解者，而打造平等与公正，走出平均主义改造农民的阴影则是中国社会的应然选择；通过农民家庭经营所具有的自发激励功能、灵活适应转化功能和连接商品经济与市场的基因分析，进一步深入论证了它是一种动态的、开放的和“非均衡”发展的经济经营模式，能够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和农业生产的特殊性，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小规模农业向与不同时期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适度规模农业发展，因而也能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转型，是适宜的因而也是先进的生产经营模式；指出“私”无罪，“小”无碍，农民家庭经营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活水源头”；应善待农民家庭经营，让农民从“无产者”回归“有产者”，培育农民成为市场主体。最后，本书在结束语中认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已经确认：自己既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全中国人民利益的代表者与实践者。然而，对九亿农民群体来说，则只有农民自己能够代表自己；执政的共产党人只有让农民也能自己代表自己，才能听到来自农民的声音，知晓包括九亿农民在内的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利益与要求，并将其综合与融入执政的正确决策与实践之中，真正实现对全国广大人民利益的全面代表。而在本绪论中，我力图对学术界长期解读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的研究进行较为全面的回顾，寄望能将本书研究的内容推到新学术的前沿。这些都是我为努力读出来所作的尝试。
我自知生性愚钝；虽历经20多年孜孜以求于青灯黄卷之中，频频奔走于山村田埂之上，虔诚求教农夫于村舍田野之间，然谨呈于您面前的《毛泽东视野中的中国农民与农村经济问题》一书，仍然难免显得粗糙和浅陋。只是因在拜读了拙着出版后的近十年来学术界有关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和当前“三农”问题的研究成果时，愚以为十年前我在拙着中所讨论的问题仍然还具有很强的现实性，所阐述的主要论点也并没有过时；同时，拙着当时没有重视或没能深入讨论与研究的重要问题，现在学界已有了许多新的突破，我自己近十年在相关方面的研读也有些新的心得，便产生了出版本书以向读者同仁进一步表达求教之忱。为此，本书的出版做了这样的安排：本书绪论以《读不懂毛泽东，理不清当代中国农民问题》为题，详细回顾了学界相关问题研究的学术发展和成果，理清了本书进一步开展研究的学术前沿问题，并对本书涉及的内容作了总结性概括；对拙着《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之变革》的所有章节则全部收入，但为尊重历史和学术规范，除对个别字、词因印刷错误作了修改外，没有作任何文字和内容上的改动；新章《遗产与超越》则阐述了我最近十年在该领域的主要研究心得；本书结束语，则论说了“只有农民自己能够代表自己”的观点。最后，本书附上了全书的主要参考文献和中、英文提要。本书的出版，企望通过总结毛泽东领导中国农村社会经济改革的历史经验教训，能对进一步推动“三农”问题的深入研究和中国走出目前的“三农”困境有所裨益。
[1] 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5-167页。
郭书田：《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历史回顾用项经验教训》，《当代农史研究》，1996年第1期。
龚育之：《新
民主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
谢茹：《新中国农地制度述略》，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2页；罗平汉：《农村人民公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3页；安贞元：《人民公社化运动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0页
谢茹：《新中国农地制度述略》，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64-65页；罗平汉：《农村人民公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3页；高化民：《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303页。
三农问题的重要意义范文第5篇
所谓“三农”主要指农民、农村、农业，而“三农”问题则是指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和农业问题的总称。可以说“三农”问题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的一组问题。“三农”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从事行业、居住地点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着国民素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富强。历史形成的二元社会中，城市的现代化、产业的发展、城市居民的殷实，受制于农业的发展、农村的进步和农民的小康。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潜力巨大，重大的经济问题都依赖于三农问题的突破，因此“三农”问题实质就是城乡发展不同步问题，结构不和谐问题。1.农民问题。从长远来看，农民问题还应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农民不仅仅是以从事农业为主的劳动阶层，而且是中国人数最多的社会群体，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主要问题。2.农村问题。可以归结为农村综合发展问题，包括：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化问题，户籍制度问题，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等问题。3.农业问题。主要是指农业产业化的问题，也就是经济问题。体现在适应国情的农业发展模式和经营模式选择问题。提高农业生产的综合能力。在解放剩余劳动力的同时通过加快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生产率，实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变。
二、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路
在之后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强调，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4］从2004年开始，中央连续五年下发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都强调“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的重要战略思想。正确处理工农城乡关系，历来都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大问题。进入新世纪，我国总体上已进入小康社会，但是城乡之间的差距却在扩大。党的十六大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明确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化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5］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五个统筹”首要的就是统筹城乡发展。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6］。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4］。这些都体现了我党对现代化建设进程和规律的新认识，为进一步做好“三农”工作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把实行“多予、少取、放活”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作为指导方针。针对农民增收困难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局面，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目标，在2003年初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对“三农”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在以后的多次会议上，、又强调要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强调，要加快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以促进农业不断增收、农村加快发展、农民持续增收。［8］P1党的十七大再次强调：“深化农村综合改革，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改革集体林权制度。支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流转市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4］我党对工农城乡关系的科学把握，对进一步做好“三农”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依据。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重要的战略任务。建设新农村在计划经济时代或者改革开放以来，曾多次出现在中央的文件中，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则是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是建立在新的背景和新的思路基础上提出的。强调：“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任务，同时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为全党全国的共同行动。”［7］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又强调：“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战略任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立足于我国现阶段农村发展阶段的实际，以我国农业发展还处在艰难爬坡阶段为切入点，站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历史高度作出的顺应潮流、深得民心的战略决策，是符合国情，利国强农的战略部署和战略举措。
三、创新发展“三农”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