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三农”问题已不单纯是一个涉及农村经济、农民收入的局部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全局性问题。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难点。如何破解这一难点，纵观中国百年历史，制度主义、文化主义、工业主义、技术主义为我们提供了四种破解战略难点的视角。

[关键词]经济发展战略；难点；思考

一、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难点：“三农"问题

中国传统社会是乡土社会，农业是主要产业，民众主要是农民，以农耕文明为特质的均质性社会按照自身的逻辑演绎和发展。因此，农村、农业和农民并没有构成社会和政治问题，有三农而无“三农”问题。随着以工业文明为载体的工业、城市和工人等现代文明因素的出现，与传统农业文明密切相关的农村、农业和农民便成了社会和政治问题，并日益凸显。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农业产量不断增长，农民收入逐年提高，农村面貌有所变化，但是，“三农”问题仍然相当突出。一个来自农村基层干部所反映的“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三农”问题的严重性。“三农”问题已不单纯是一个涉及农村经济、农民收入的局部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全局性问题。

1农业问题：缺乏专业化分工，生产效率低下。

一是对于绝大多数农村地区而言，联产承包制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更深入的制度变革，传统的以分家分户经营以及自给性生产为主、出售剩余产品为辅的格局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由于生产方式落后，生产效率低下，农业与其他产业相比，缺乏竞争力，发展缓慢。二是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流通体系，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缺乏有效的联结手段，造成农产品结构与市场结构不相适应。农业产品结构不合理、质量水平不高、不适应市场对农产品需求多样化、优质化和精细化的需求，致使农业发展长期缺乏有效的市场拉动力。

2农村问题：经济落后、文化落后。

由于庞大的乡村管理组织与薄弱的乡村经济不相适应，导致乡村负债问题十分突出，资金严重缺乏；又由于长期缺乏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足够投入，农民素质普遍偏低生活单调。因此，在农村无论物质还是文化方面的消费都很低下，再加上资金缺乏，经济难以拉动。据统计，2001年城市人均收入为6860元，农村人均收入为2366元，二者之比为3：1；城市和农村人均可以用于消费的货币收人之比为5：1；在城乡居民存款中，70％的农民只占19％的份额；在商品消费中，70％的农民只购买了占商品总量39％的份额。加上多年来积累下来的工农业“剪刀差”，以及财政重城市轻农村等问题，城乡差别不断扩大，城市是三年一个样，五年大变样，而不少农村则是十年八年“江山”依旧，面貌未改。

3农民问题：农民收入少，生活贫困。

一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据统计，1979—198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每年增长15.1％，1989—1990年下降到只有1.7％；1999～200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为7％，而同期农产品成本却增加了24％，增产不增收。农民收入长期处于低速增长状态，与城市居民收入的高增长形成越来越大的反差。1997—2002年的6年中，农民人均纯收入只增加549.5元，不及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1／5。二是农民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由于缺乏风险分散机制，长期以来农民是农产品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农业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主要由农民来承担。由于农村劳动力剩余，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务工，但因自身素质不高、缺少技能培训、城市制度障碍多等原因，他们面临着工资低、子女读书难、无社会保障、无社会福利救助等很大的压力。三是农民负担过重。农村乡(镇)村两级机构越来越大，干部队伍迅速膨胀。一个乡(镇)的干部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甚至有的多达二三百人。至于村一级组织，也是少则十多人，多则几十人。为了维持庞大的行政开支，只能以多种名义向农民收取，无疑增加了农民的负担。有的地方反映的“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也从一个层面反映了农民的沉重负担。

二、破解战略难点的四种视角

随着“三农”问题日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国内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三农”问题的产生原因及对策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诸多可行性建议。综观中国百年历史，制度主义、文化主义、工业主义、技术主义为我们提供了破解这一战略难点的四种视角。

1制度主义——以制度重建乡村

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是一种利益关系的确定和结构化。制定制度的出发点是平衡社会各方面的利益。一旦一种经济制度造成社会分化，并由此形成对立阶级，造成剥削关系，政府就必须要改变这种制度，通过制度更替达到社会的理想目标。在20世纪，制度主义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主流思路。除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提出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的基本主张外，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的土地革命运动。通过改变旧的统治秩序和土地制度使农民取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又通过建立的集体化的方式来解决农民分散难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农民社会分化难以巩固制度革命成果的问题。土地问题和生产效率问题在短时间内似乎得到了解决，但事实上的后果则是农民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并由此造成制度绩效日益递减。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了联产承包制，但农村的土地制度又面临着新的问题：一是土地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仍然是“政策田”而不是“法权田”；二是附加给土地的负担愈益沉重，出现“土地抛荒”；三是土地承包的政策效益日益递减，改革被视为“搞活了农民”、“搞死了土地”。由此看来，仅仅围绕生产关系的变革，局限于土地资源在农村内部的配置，是无法最终走出农村困境的。现在，新农村建设主要不是变革现有的家庭经营土地制度，而是附加于土地的户籍、税收等不利农村发展的制度。新农村建设将立足于农户经营体制长期不变的基本国情，建立旨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现代农业制度。

2文化主义——以文化重建乡村

文化主义认为，文化是一种生活形态，正是文化而不是经济决定文明形态的差异性和特殊性。中国的本源是农业文明，农业文明的根在乡村，应该以乡村为出发点建构理想的农民生活。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和国情，农村和农民只有追求不同于城市的生活方式，才能最终摆脱其依附地位。文化主义的典型代表是梁漱溟先生。他认为，中国问题的根本在于近代西方文明冲击造成的文化失调，其出路是文化改良而不是制度革命。现代化、城市化造成乡村被遗弃，而乡村恰恰是中国文化根基之所在。农民苦难的事实说明，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化不是中国的出路，只有转向乡村，才能找到中国的未来。他主张回归农本，通过文化复兴重建乡村，通过乡村重建改良中国。为此，他提出了“乡村建设运动”。但是乡村建设运动工作了九年，结果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农民还是农民。因为乡村建设运动无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无法克服城乡差别。当今社会已经普遍进入工业社会，而且经济、文化都日益全球化，在开放的工业社会里，让农民自我封闭，建构农民自己的幸福生活及价值观是难以推行和实现的3工业主义——以工业重建乡村

工业主义认为中国的问题一是人多地少，二是人为土地束缚。只能通过发展工业，逐步走向工业化、城镇化，减轻农业人口压力，为农民的生活寻求新的出路，才能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代表人物是费孝通。费孝通认为，中国农村的真正问题是农民的饥饿问题，仅仅实行，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因为，一是中国人多地少，城市和工业不发达，难以容纳大量农村人口转移；二是大量农业劳动力外流，势必造成乡村衰败或者被遗弃，最好的办法是将工业分散到乡村。因此，最终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是走农村工业化道路，以工促农，将传统的以农业为基础的农村改造为工农结合的现代农村，从而缩小城乡差距。改革开放初期，费孝通提出了“离土不离乡”的理念，直接引导和推动了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发展，并取得相当成就。但以工业重建乡村同样也面临困境：一是工业企业发展既需要有内部基础，又需要有外部市场，没有这两个条件，发展乡镇企业就是一场“灾难”。二是乡镇企业缺乏统一廉价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生产成本较高，导致孤立分散的乡村企业缺乏效率、竞争性和可持续性。伴随城市化，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流动不可避免，农民进城以后，谁来养活中国，谁来养活农民，也是摆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4技术主义——以技术重建乡村

技术主义认为农业落后在于技术落后。必须将先进的技术用于农业，实行以家庭农场为基础的集约化经营，才能改变农业的落后状况，由此改变农民的境遇。最具代表性的是金陵大学农科教授卜凯。卜凯认为，因为中国传统农业的生产要素只是土地和劳动，由此必然增加人口。又由于人口过剩，人口过密，导致农场面积的零细，生产力的薄弱，农村贫困。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一是实行人口节制，同时要改变农业生产方式。将更多的资本和技术引入农业，大力发展以资本和先进技术为基础的农场经济，实行集约化经营。卜凯认为，生产关系不是第一位的，第一位的应该是生产方式，即技术的改进。与集体化相比，他更倾向于集约化。中国现阶段要发展现代农业，就必须引入资本，资本下乡。为此要极大地解放土地，促进土地经营权的流转。

三、展望战略发展难点：新世纪，新“三农”

通过对20世纪关于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四种思路的梳理，可以看到，中国“三农”问题十分复杂，单独依靠某一个方面的变革难以成功，以上四个方面的思路均有合理性，但也有各自的不足。建设新农村，是制度创新、产业创新、技术创新和文化创新四位一体的系统工程。

制度创新着重于消除不利于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制度性障碍，特别是消除长期制约和影响农村发展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民不仅真正享有国民待遇，而且得到更多的制度支持。在经济发展战略中，要不断深化农村体制改革，对农民采取“多予、少取、放活”的一系列政策。实行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积极推动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村的教育投资，落实九年制义务教育；积极发展农村合作医疗卫生事业，建立城乡公平统一的医疗、养老和劳动保护制度；改革现行城乡不统一的户籍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制度；打破各行业存在的垄断特权，对农民的各种创业活动进行保护和扶持。

产业创新通过发展第二、三产业带动农业和农村发展，并促进劳动力转移，在相当程度转移了政治和社会风险，使中国得以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持基本稳定。在经济发展战略中，必须狠抓农村经济发展，实现农业的产业化，农村的城镇化和农民的市民化。一是站在市场化、全球化的高度逐步转变农业经营方式，走农业产业化道路。二是加速发展小城镇。使农村城镇化，让几千万乃至几亿农民进入城镇，进入第二、第三产业。这样，不仅乡镇企业、第三产业能得到发展，农业也能比较普遍地实行规模经营，逐步实现现代化。只有农业发展了，农村繁荣了，农民的生活提高了，“三农”问题才能得以解决。

技术创新在家庭经营长期不变的格局下，通过引入先进生产要素，促进集约化经营，提高农业生产综合能力。在经济发展战略中，要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一是转变政府和村集体的思想观念，将政府和村集体职能定位切实地转到服务上来，政府在技术、资金和信息为农村的发展提供强力的支持。二是大力发展农村社会服务中介，政府采取种种有效的措施，鼓励专业性、技术的团体到农村扎根，为农业发展服务。三是发展农民自治组织机构，比如，组建农民协会、蔬菜销售协会、粮食销售协会等等，为农业产品生产和销售服务，并有效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文化创新在继承传统农业文明基础上振兴乡风、民风，通过建设新农村，凝聚人心，重构农村生活家园，将农村建设成为一个人们愿意在那里生产、生活和居住的地方，这是新农村建设的终极目标。在经济发展战略中，要重视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为经济发展提供保障和精神支撑。一是要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继续实行村民自治，加快乡镇机构改革；二是要着力发展农村教育，认真落实教育振兴计划，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科技水平，增强就业本领和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能力；三是要深入开展乡村文明家园创建活动，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让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占领农村文化阵地，阻止落后的、愚昧的、反动的文化思潮在农村蔓延，从而提高广大农民的生活质量和农村文明程度；四是进行科学发展观的教育与实施，大力推进农村生态家园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