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贸合作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 中韩自建交以来经贸合作获得了长足发展，山东作为中国的贸易大省，与韩国有着较密切的贸易关系。但鲁韩贸易还存在着一些制约因素，如贸易不平衡，贸易摩擦等问题。因为人类的活动总是受资源稀缺性的制约，所以某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在有限的利益分配中对其他经济主体的行为及其预期产生影响，他们也以其他经济主体的预期为基础选择自己的行为策略，这种相互选择策略的过程形成“博弈”。本文就是针对如何进一步深化鲁韩经贸合作、扬长避短这一问题，运用博弈的理论进行的深入分析研究。 关键词 博弈；经贸合作；鲁韩 1问题的提出 中韩两国正式建交后，山东省与韩国的经贸合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据资料统计，2005年山东省与韩国的贸易额达157.5048亿美元，其中对韩国出口为65.6054亿美元，进口为91.8993亿美元。截止2005年底，韩国对山东省的投资累计合同金额113.8566亿美元，实际投入33.8538亿美元。双方的经贸合作已从探索性阶段进入实质性阶段。尽管鲁韩贸易发展势头强劲，但仍存在隐忧和障碍。从外部因素分析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韩国贸易政策障碍 山东在对韩贸易政策上相对宽松，尤其是对于投资拉动的贸易给予了相当优惠的待遇。以承接日韩产业转移为主要日标的胶东半岛制造业基地的打造更加速了对韩贸易的增长。而韩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则侧重于出口，1962年韩国就推出了“输出立国”的经济开发战略，对进口贸易实行一定的限制。如在关税保护方而.韩国的政策措施表现为:对进口商品，特别是农、副产品实行弹性关税制度，经常根据需要加征调节税。二是利用“特别保护条款”设置障碍。韩国政府通过修改《关税法》，对大麦等多种农、副产品实行特别保护条款，最高保护税率达986%。三是开征“特别紧急关税”。规定在某种产品进口激增或导致国内市场价格下跌时.自动课征“特别紧急关税”。四是反倾销调查。除此之外，韩国还制定一些非关税措施限制进口，尤其是技术壁垒手段。这都是韩国贸易政策所设障碍的表现。这种贸易政策的松紧不一、不协调同步势必造成贸易中的不平等和进出口额的不平衡。 （2）贸易不平衡潜伏着隐患 从近几年贸易统计数据看，山东的贸易逆差仍有继续扩大的迹象（见图一）。尤其随着半岛制造业基地的建设和承接韩国产业转移步伐的加快。这种投资拉动型的贸易将会进一步拉大进出口差距。当然，在一定时期内、一定条件下，发展地区经济不必苛求贸易的完全平衡。但长时期的贸易逆差又得不到有效抑制将会加深山东对韩的贸易依赖性，使山东处于被动地位，容易受到对方牵制。此外，进口贸易中投资产品过高，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本地相同产品的成长和成熟。尤其是山东的塑料、纺织、化工产品。何况鲁韩贸易逆差还会加剧中韩贸易的不平衡，导致外汇收支失衡和中韩贸易关系脆弱，最终影响两国贸易合作的健康发展。 （3）贸易摩擦将会增多 韩国的加工制造业向山东转移的同时，也带来了海外市场转移，使得过去山韩国直接出口美国和欧洲的产品现在转山山东加工出口。加大了山东对美欧市场的贸易顺差.这就容易引起这些贸易伙伴的警觉和适度保护。因此，针对山东的非关税壁垒和反倾销案件也会逐渐增多。 参加区域贸易协定的各方都有其经济动因，这就注定了此类贸易问题的不可避免。但如果都把个体利益放在区域利益之上，那么区域经济合作将很难取得太多实质结果。因此如何协调区域利益是贸易双方激烈博弈的领域，也是区域经济合作必须妥善处理的问题。 2选择韩国进行贸易合作的依据 区域间经济利益的帕累托改进是区域合作的目标。然而，良好的合作目标并不能保证区域间的合作持续进行。正如在现实中看到的那样，有的合作只是流于形式。地区之间谈判商定的项目不少，但实际投入的项目却不多；有些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不能长期地进行下去。这实际上涉及到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区域合作是否找对了对象以及是否有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具体到山东的合作战略来说，为何确立韩国为合作对象，又如何保持合作的可持续发展成为战略的重点所在。山东与韩国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比较优势。 2.1经济发展战略的结合点，提供了双方大力合作的机遇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区域经贸合作的动机是建立在成本的差异上的，合作的实现促成区域分工的产生和发展， 通过分工则可实现资源的再配置并有效的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山东省经济基础较好，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充足、市场广阔，但在其经济发展中却面临着资金短缺、技术落后、人才不足等问题，而且经济发展不均衡，产业结构不尽合理。而韩国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具有技术、资金、人才、产业结构等方面的优势，自然资源、劳动力及其市场却是制约其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因而，韩国与山东省都有着加强对外经济交往与合作的要求，双方开展经济合作，可实现优势互补，促进共同繁荣。这是两地发展经贸关系的前提。 2.2地理位置相近，交通便利，地缘优势明显 山东与韩国隔海相望，两国间最短的距离为99海里，发展经贸往来不仅可节省运输费用，而且可减少中转环节而产生“近距效应”。山东交通运输发达，物流运输畅通完善，已初步形成集铁路、公路、水运、航空为一体的综合交通体系，并形成了方便快捷、运力充足的“交通走廊”，青岛至釜山的货运航线、威海至仁川的客运航线、烟台至釜山的客货航线、青岛至汉城的空中航线均已开通。青岛至汉城的空中航班甚至比通向国内任何城市的航班都多，这为双方经贸合作的不断扩大奠定了基础。 2.3环境的相似性及文化的相融性 山东在自然地理、文化历史、社会心理等文化背景方面都有与韩国的相通、相融性。山东大部分地区气候温和、四季分明，特别是青岛、烟台、威海、日照的气候环境与韩国极其相似。山东与韩国在历史文化、生活习俗上具有许多相近之处。山东省与韩国历史上曾经有过长期的民间友好交往，经贸往来频繁，生活习俗、文化信仰等有许多相同之处。文化传统的相通，使贸易双方更容易沟通。这是与日韩进行经贸合作的潜在优势。 2.4双方的外部环境有较大改善，为扩大经贸合作提供了重要条件 国际局势走向缓和，这对于韩国与山东省在新形势下发展经贸合作是重要的积极因素。随着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趋势的不断发展，东北亚地区有关国家日益重视区域性的经贸合作，东北亚地区中的各种经济圈，如“环日本海经济圈”、“环黄海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圈”等设想接连出台。而韩国和山东省同属于环黄海和环渤海经济圈，并在这两大经济圈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进一步带动韩国与山东省经贸合作的深入开展。 2.5中韩两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发展顺利，为扩大鲁韩经贸合作提供了保障 中韩两国建交以来，往来越来越频繁。中韩两国政府先后签署了“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贸易协定”、“海运协定”等合作协议，并成立了“产业合作委员会”。目前，双方已在汽车、民用飞机、原子能等多个领域的合作上达成协议，双边经贸合作已进入了产业合作的新阶段。随着中韩政治、经济关系的顺利发展，山东省与韩国的合作交流不断扩大。所有这些，都为今后扩大山东省与韩国的经贸合作提供了保障和方便条件。 3鲁韩博弈的理想状态与必然选择－合作与双赢 3.1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 博弈即一些个人、队组或其他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的规则下，同时或先后，一次或多次，从各自允许选择的行为或策略中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各自取得相应结果的过程。 在博弈模型中，根据局中人是否合作，博弈可分为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这是博弈论中最基本的一个分类，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博弈方的行为相互作用时，能否达成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如果能，就是合作博弈，否则，就是非合作博弈。非合作博弈是建立在“个体理性”(个体利益最大化)基础之上的，而合作博弈则是建立在“集体理性”(集体利益最大化)基础之上的。目前非合作博弈的成熟程度大大高于合作博弈，是博弈论的主流。但事实上，合作博弈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博弈理论。因为，虽然从长期来看，合作是有条件和暂时的，但毕竟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经济活动行为；另外，从博弈的角度来看，非合作博弈强调的是个人理性，个人最优决策，其结果往往是低效率的甚至是无效率的；合作博弈强调的是团体理性、效率、公正、公平，合作博弈是一种“双赢”策略，它通常能获得较高的效率或效益。当非合作博弈呈无效率或低效率时，就说明了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3.2合作—鲁韩双方博弈的必然要求 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博弈双方有可能结成合作的同盟关系，这是一种“非零和博弈”，各参与方的收益之和为大于零的值。因此 ，通过合作博弈所能得到利益大于不合作所得到的利益，这正是战略联盟形成的基础。 假设山东和韩国都有两种策略得以选择，积极的合作态度和消极的合作态度。如果韩国选择积极的合作态度而山东选择消极的合作态度，韩国预期将损失m个单位，山东将得到n个单位的预期收益(这里m>0， n>0)。在现实中可以理解为，韩国在山东投资后，山东没有积极地创造有利的投资环境，韩国对预期收益没有信心于是想退出，但由于退出壁垒造成了较大损失。山东却因此以低于市场价格的价格收购韩国那些固定资产而得益，但却只能是非重复博弈下的一次性得益，对鲁韩甚至是山东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今后的贸易发展会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而如果山东和韩国都选择积极的合作态度，双方均分合作的预期收益，各得预期收益为r个单位(r>0，为了简单起见，这里设合作双方均分合作的预期收益，按其它比例分配也可)。如果山东和韩国都选择消极的合作态度，双方的合作名存实亡。双方可能在名义上签订了许多合作项目，但实际上双方都没有付出努力使合作项目得到落实。从实际意义上讲，双方是不合作的，双方的收益都为零。如果韩国选择消极的合作态度而山东选择积极的合作态度，韩国可能将一些污染严重或面临着被淘汰的产业转移到山东，从而实现了自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的升级。山东却因接受了这些产业，环境受到了严重的污染，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产业在市场上没有竞争力而遭受损失。韩国的预期收益为p个单位，山东的预期损失为q个单位(这里p>0， q>0)。并且我们假设r<n或r<p(如果r≥n且r≥p，我们会容易得出该无限次重复博弈的纳什均衡是山东和韩国都选择积极的合作态度)。鲁韩合作博弈的得益矩阵可以用下表来表示，其中第一个数字表示韩国的预期收益，第二个数字表示山东的预期收益。 鲁韩合作博弈的得益矩阵 韩国 山东 积极的合作态度 消极的合作态度 积极的合作态度 r，r -m，n 消极的合作态度 p，-q 0，0 如果双方的合作只进行一次，由于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我们容易用重复剔除严格策略的方法来推得这个博弈的纳什均衡是山东和韩国都选择消极的合作态度，双方的收益都为0。但这个博弈是无限次重复博弈，博弈双方的积极合作是有可能建立并能持续进行的。假设在每次博弈结束之前，山东和韩国都有s的概率在下一阶段选择积极的合作态度，而且每次博弈的结果都不变。在给定韩国没有首先选择消极的合作态度并坚持触发策略(如果山东在博弈的某阶段选择了消极的合作态度，韩国将在随后的各阶段都选择消极的合作态度)的条件下，只要满足s大于一定的阈值，山东就没有积极性选择消极的合作态度。也就是说合作双方都选择积极的合作态度，合作得以持续进行。相似的，容易得出在给定山东没有首先选择消极的合作态度并坚持触发策略的条件下，只要s满足上述条件，韩国也没有积极性选择消极的合作态度，双方的合作同样能持续进行。 因此，在以上给定的约束条件下，当s足够大时，合作的双方都没有积极性选择消极的合作态度。也就是说双方都以积极的合作态度参与合作，合作得以持续进行。这里我们定义u是山东和韩国都采取积极合作态度的门槛值。所以只有当双方在下一博弈阶段选择积极的合作态度的概率s>u时，鲁韩合作才会持续下去。合作预期收益r的值越大，合作门槛值s就越低。换句话说，当合作的预期收益r足够大时，博弈双方都会选择积极的合作态度。 3.3结论 合作形成的必要条件是合作方之间的经济互补性，而充分条件是合作方能够通过有效磋商，协调彼此间的利益分配并最终达成有约束力的利益分配协议，约束彼此的经济行为。满足这些条件的经济合作一定会给各成员带来大于不合作时所能获得的利益。并且任何破坏合作的行为都会导致其收益下降，也即只有真诚地与所有合作者合作，才能获得更大的收益。对这样的区域经济合作，虽然各方都想通过有效磋商使自己的获益尽可能的多，表现出在利益分配上的冲突，但至少存在一种使各方均能接受的利益分配方案。 只有双方都采取积极的合作态度才会有无限次重复博弈的出现。因此，通过合作博弈所 能得到的利益大于不合作所得到的利益，这正是合作博弈的魅力之所在。足够大的预期收益是鲁韩贸易合作得以维持的条件。预期收益越大，鲁韩双方选择消极态度的可能性就越小。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是鲁韩经贸合作取得较大的预期收益的必备条件。但是，预期合作收益高的项目毕竟是有限的，因此，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来提高合作的预期收益才是合作得以持续的内在动力机制。对于山东来说，合作的重要目标是接受韩国的产业转移、吸引韩国企业家到山东投资、引进韩国先进的管理和技术等来发展山东经济。因此，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山东要采取积极的措施，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提高合作的预期收益，以促进鲁韩的经贸合作持续发展。 4参考文献 《山东统计年鉴》2005年. 专著：张秀生，卫鹏鹏.区域经济理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10. 期刊文章：任建兰.山东半岛与韩国的经贸合作分析[J].世界地理研究，1995年第1期. 专著：孙新，徐长文.中日韩经济合作促进东亚繁荣[M].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5.03. 专著：张照贵.经济博弈与应用[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2. 期刊文章：唐辉亮，施永. 中日经贸摩擦的博弈分析[J].对外贸易，2005年. 

经贸合作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次区域经济合作边界效应边界动力机制

次区域经济合作是不同国家两侧、地理相邻的一部分地区间跨国界和跨国境的经济合作，在地理范围上主要涉及国家边界两侧较小范围。所以，与普遍意义的经济合作相比，这种方式受国家边界效应的影响强烈。边界效应对经济合作的影响是一种动力机制，边境区相互合作的经济行为体构成了弱化边界屏蔽效应增强中介效应的动力机制，对合作动力机制的分析为我们深入研究次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一个更好的途径。

一、边界效应的双重性

边界是两个经济地域系统的分界线,是国家对外经济贸易政策的集中体现,国家间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以及边界两侧基础设施的不配套、海关规制的不同、语言、文化的差异,加之信息传输的障碍,使其限制了跨边界生产要素、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另一方面,它也是国家间经济交往的接触面,由边界所带来的经济合作的机会,使边界两侧区域经济交往具有天然优势。对此我们将边界效应概括为“屏蔽效应”和“中介效应”。

1.屏蔽效应。在著名经济学家埃文斯(Evans)的模型中，交易成本变量是屏蔽效应的主要原因,它可以单独解释46%的屏蔽效应。其中,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交易的频率是屏蔽效应下交易成本提高的主要原因。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威廉姆森认为,环境的不确定性来自于经济行为体是“有限理性的”,也就是说,经济行为体收集与决策有关的所有信息并做出理性选择是不可能的,而这主要是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完善性。从边界屏蔽效应来看,跨边界信息的传递往往比一国内要困难的多,它阻碍了边界一侧经济行为体对另一侧信息的获得,比如,市场信息、合作方的资信水平等,增加了信息的不完善性和不对称性。此外,经济交往中主体的数量越多,不确定性和信息的不完全性就越严重,交易的障碍和交易成本就越高。涉及边界提高交易成本并引起其屏蔽效应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国家边界往往是不同语言、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的分隔线。

2.中介效应。边界的中介效应是指它具有彼此接触和交流的空间中介功能。它通常是两国间经济、社会、文化等交流的中介面,是两国间接触和交往最频繁的地带。(1)自然地理的连续性往往使得跨境而居的民族在语言、文字、文化习俗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其中有许多属同一族系,具有边界无法阻碍的血缘关系,这无疑可以大大降低双方经济合作的交易成本。(2)资源要素禀赋差异大、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的区域间相互联系的频率高,即区域间作用的强度随着区域间资源要素、经济发展水平的梯度增大而增强。(3)过境需求的增大为边界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空前活跃的要素流动,将促进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当然,过境需求主要来自于边界口岸的腹地区域,因此边界区腹地范围的大小、边境口岸与腹地经济联系的强度及其经济发展水平对边界口岸的过境需求的影响巨大。

二、边界效应的动力机制

边界效应的根本动力来自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它带来了国家间贸易的增长,使过境需求更加旺盛,同时,经济行为体在更大范围内拓展市场和寻求生产要素,使得边界更容易利用其两侧的梯度势能,在这一过程中,边界势必由经济“分隔线”向经济“接触带”演化,由屏蔽效应向中介效应转化,从而促进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开展。而具体的动力机制主要来自于各参与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1.中央政府。一国的经济发展必须接受其他国家资源要素的空间扩散或者向其他国家拓展市场,使其经济发展战略从内向转向外向,从封闭转向开放,从进口依赖的保守型转向出口指向型,最后,除能使其自身资源得到更为有效利用外,还可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在边界效应转化过程中,各参与国家中央政府的作用一方面表现为通过中央政府间的协调,为边界效应转化提供一个有利于降低跨边界经济交往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比如关税、非关税壁垒的减小甚至取消、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等,都有利于降低边界的屏蔽效应。

2.地方政府。次区域经济合作参与方往往是一个国家的边缘区,地方政府一方面表现为加强相互协调,使彼此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相互配套,为跨边界经济交往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另一方面,相互联系,加强信息交流和组织建设,降低合作的交易成本。

3.企业。条件优越的成熟型企业往往不太热衷于国际化经营,而条件相对不太优越的成长型中小企业则急于寻找资源、扩大市场,因而更易于从事国际化经营。边境地区多以中小企业为主,开展跨边界经济交往可以扩大市场和要素获取范围,改善生存环境,是其国际化的有效途径。

次区域经济合作受边界影响强烈,边界效应分析框架可以为在理论上研究这样一种合作产生和发展的机制提供一个新的分析视角。通过分析可见,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关键是国家边界由屏蔽效应向中介效应的转化,其动力来自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等经济行为体。

三、对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几点政策建议

1.在多边经济合作进展缓慢的情况下，加强次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双边合作地区,降低交易成本,推动该地区合作向深层次发展,待双边合作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多边合作的开展就具有了较好的合作基础。

2.培养边境区相同的文化、社会属性,使经济交往的社会规则就明确化,经济主体对潜在的经济交往利润的分割就有着较好的包容和预期,交易成本就有可能趋于最小化。

经贸合作论文范文第3篇

一、东北亚政治形势有利于本地区经贸合作 目前，与西欧国家相比，东亚地区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处于一种较低级状态。在亚洲范围内，与东南亚地区松散联盟的国家关系相比，东北亚地区国家间的关系更落后一个层次。在欧洲，类似于中日、韩日之间的历史纠纷已不可能发生；日韩两国那种在海上剑拔弩张的军事对峙局面，在西欧更是不可想象。欧洲有柏林墙的倒塌和东西德的和平统一，而在东北亚地区，朝鲜半岛南北分裂与对峙的紧张局面依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如果在这种反差强烈的东西方对比的背景下观察东北亚地区的国际政治形势，结果就可能使人感到有些失望。 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扩散与深入发展，使东北亚区域内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置身事外，而区域外单打独斗式的双边结盟或合作，无助于自身政治、经济安全的建立。所以，政治对话和经济合作是区域内各国必须做出的战略选择。同样，在东北亚地区，韩国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准发达国家的崛起及其国际政治地位的提高，中国作为最大后发经济体的和平崛起及在国际事务中大国地位的日益凸显，也是当今东北亚国际政治关系的重要特征，是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东北亚国家和世界范围内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回避的现实。新势力的崛起使区域内的发达国家再也不能以传统的心态看待邻国，也使区域外的发达国家不能再以高人一等的心态蔑视东北亚国家。新的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加之新的全球化和区域化趋势，催生了当今东北亚国际政治形势的新特点。 东北亚地区的信任缺失状况在全球具有代表性。当今世界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在东北亚地区都有突出的表现：朝鲜核问题久拖不决、六方会谈时断时续、朝鲜半岛南北的长期分裂与对峙、日本与中韩关系的长期恶化、朝鲜与美日关系的长期僵化问题等，都与国家间缺乏相互信任有关。可喜的是，现在有关各方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在全球化和区域化时代，共同利益和相互依存仍然是谋求合作、促进互信的主要依据。过去东北亚国家在强调国家利益时，往往忽视国家间利益的重合点和价值的共享性——共同的安全利益和对经济发展的需求。新安全观认为，国际安全的基础是共同的安全利益和政治上的相互信任及经济上的相互发展。同样，经贸合作也是如此。虽然在国家间关系处于正常状态时，政治上的矛盾和分歧不会遏止经济合作，但当国家间关系处于僵化状态时，国家在政治上的信任缺失就会导致经济合作陷入低谷。因此，无论是实现东北亚各国共同的安全利益，还是推动经济互惠合作，相互之间的信任都是基础和前提。东北亚各国的合作虽然是从经济领域开始，但终究要向政治合作发展，而相互信任是实现地区安全的政治条件。目前，东北亚国家对建立信任的重要性认识越来越深刻，所以在近期才出现越来越多的可喜变化。 二、东北亚经贸合作的主要特点 近几年，有关“自由贸易协定(FTA)”的讨论，已成为亚洲政治、经济的热门话题。特别是在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去年失败以来，协商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则成为当前亚洲经济贸易合作的主流发展趋势。据亚洲开发银行2007年4月10日发表的统计数字显示，仅在东亚地区，已签署或正在谈判、有意研究的自由贸易协定就有109个，而在整个亚太地区，这种自由贸易协定共有192个。亚洲各国似乎都在以焦急的心态努力寻找各自的贸易伙伴。尽管有舆论一再提示应留意和警惕这种自相矛盾的“自由贸易”协议的扩散，因为它可能导致混乱，而且在最坏的情况下还会导致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形式。但这种趋势丝毫不见减弱。2007年4月，对亚洲经济融合心有不甘的美国也迫不及待地与韩国在最后期限内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欧盟与韩国有关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正式谈判也随后于5月拉开帷幕。 自由贸易区建设之所以在亚洲如此走红，欧美之所以也不肯缺席这次“盛宴”，首先与亚洲目前的地缘政治格局有密切关系。冷战结束后，亚洲尚未形成一个政治经济合作的新格局。要在现有的地缘政治格局中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利益、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就必须对外寻找稳定而互利的经济贸易合作伙伴。其次，亚洲国家经济结构的突出特点是以出口为主导。所以，亚洲国家经济发展的对外依存和相互影响也在不断加深。很多亚洲国家面对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残酷竞争，都产生一种不稳定感。再次，亚洲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和自身市场容量的扩展，使之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贸关系也出现变化，如何确保相互间的经贸往来，直接牵扯到亚洲国家未来的发展。另外，欧洲经济的一体化进程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等，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亚国家 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谈判进程。 在东北亚地区，这种趋势也同样表现的特别突出。虽然中、日、韩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尚未签署，但协商工作正在进行之中；虽然“10+3”或“10+1”并不是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最佳选择，但这种次优性选择也正成为通向最优组合的途径。当前，东北亚地区围绕FTA而展开的经济贸易合作的主要特点有以下几方面： (一)政治考虑大于经济考虑。国内外有分析表明，在东北亚各种自由贸易方案(东盟方案、中国方案、目标方案)中，中国方案是韩、日受惠最大的方案，而韩、日等国家宁可选择次优的一小步——东盟方案，而不愿意选择最优的一大步——中国方案，很重要的一点是出于政治的考虑，而非出于整体经济利益的考虑。这样既可顾及本国农民利益集团的压力，又可避免形成以中国为主导的东亚经济合作体制；既可享受中国中心市场的好处，又可不承认中国市场的中心地位。但这种现象不会长久，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大以及中国经济与周边国家经济的不断融合，中国经济的中心地位特别是市场的中心地位是其他国家所不能替代的。 (二)开放式考虑大于区域性考虑。在这方面的主要表现是，在自身次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尚未签署、自贸区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却不断向外拓展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范围，形成一种“先外后内”的发展走势。当然，整个东北亚合作从一开始就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灵活性，合作进程表现为一种“多层次”、“多取向”、“多方式”的结构。但从根本上讲，这主要还与地缘政治考虑有关，也体现了东北亚区域合作脆弱性的一面。 (三)软约束大于硬约束——进程比制度更重要。一般认为，欧洲一体化是区域化合作中最具组织化、制度化的代表。但在东亚地区，已覆盖整个东亚地区合作的东盟模式所强调的却是“非正式性和最小限度的组织性”。对于制度主义者而言，“10+3”机制不过是一个松散的合作框架，而非建立在法理之上的正式制度安排。东北亚这种既充满活力又不以硬性规定约束参与者的做法，可称之为软地区主义。因此，东北亚区域合作更像是一种价值理念，而不是一种制度安排，表现为“强理念、弱制度”。实际上这也与东北亚地区合作的脆弱性有关。 (四)东北亚区域合作具有明显的脆弱性。东北亚区域合作是一个新事物，需要寻求不同于其它地区的发展道路与模式。所以，东北亚区域合作是在实践中认识、在认识中发展的。当前的东北亚区域合作具有明显的“脆弱性”：东盟作为推动者，对完全融人到东北亚心存疑虑，中国和日本作为大国也依然不敢当头。区域合作形式不仅限于一种东南亚与东北亚的对话架构，它还有大到“亚太经合组织”、小到“10+1”、中间还有“10+6”的首脑对话形式。 尽管上述脆弱性有其副作用，但总体来讲，并不影响区域合作与整合的大趋势。虽然无法预测东北亚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何时、如何建立自由贸易区，但现在这种从东盟开始的多层次、多形式、多进程的自由贸易安排的谈判和为此而达成的协定，最终都将为东亚区域经济的整合进程提供动力。 三、东北亚经贸合作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互补性不等于合作性。在未来的一段时期里，新旧保护主义都将继续发挥作用。这是出于一种政治、经济上的担忧。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止步不前的根源就在于此。 (二)要看清楚韩国、日本对外加快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本质。它们的目的是让中国在未来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时做出更多让步，最终的目标是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因为它们主要的贸易市场在中国。韩国已明确近期分三步走的自贸区建设战略——美国、欧盟、中国。日本虽然在韩美签署自贸协定后也迅速与泰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但其实质作用有限。目前，在韩日对外签署的协定中，例外条款较多，实际上自由度已大打折扣。我们对这种协定也不必急于求成。中国的市场中心地位决定了主动权在我们手中。 (三)我们应看护好、利用好自己的市场优势。对一个过于开放或完全开放的市场，别人还需要与之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吗?日本已有学者提出：东北亚已有中国这样一个大市场，完全可以满足规模化生产的需要。因此，没有必要再通过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而组建更大规模的市场。换言之，有中国市场的对外开放就够了，不需要日本市场的对外开放。 (四)就图们江区域经济合作而言，中朝、中俄关系仍是最重要的国际关系。在图们江区域合作中，中朝路——港——区一体化项目或中俄路——港——关项目，任何一点的重大突破与发 展，都将对东北亚区域合作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未来进一步促进对朝、对俄经贸合作关系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我们必须从战略角度上看待和处理这一问题。另外，在这两个项目的实施中，企业化的运作固然重要，但政府间的规划和保障更是不可或缺。特别是中国的对朝援助应有意识地与图们江合作开发项目结合起来，以使对外援助能更好地实现互利，维护国家的利益，促进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所亟需的国际区域合作。 (五)应认清政治与经济的双轨制发展态势。在未来可预见的时期里，东北亚地区的政治合作与经济贸易合作仍将是一种双轨制的发展局面，经济合作与经济整合仍将会走在政治合作的前面。因为在东北亚地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大国林立和新势力纷纷崛起。因此，政治上的相互适应与磨合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

经贸合作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近代中国；贸易史；综述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9-0214-02

近代中外贸易史，是经济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探究西方列强对华政策的演变及中西关系发展趋势的着眼点。若解析近代中西矛盾之起，首当其冲者莫过于商业利益之冲突。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有西方学者称贸易战争或商业战争）的爆发，实际上是中西贸易体制方枘圆凿，不能相容的必然结果。本文将对近三十年来国内关于近代中外贸易史的研究作初步梳理和简单的综述。

一、整体性研究

改革开放前，受到学术氛围的影响，经济史研究多侧重考察在华外国人投资情况及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而对贸易史研究较薄弱；多注重于分析列强的经济侵略性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反动性，而甚少关注国家间正常经贸关系的发展；多以阶级史观评价相关贸易政策，研究方法较为单一。改革开放后，对外政策的转型推动了国内外学术交流的扩大，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介入促使整个经济史学科研究焕发了生机，研究方法也开始转变为以多学科交叉理论为基础，灵活运用经济学、统计学等方法，进行定量分析、计量研究与评价。

随着对旧有领域的研究深化与学术交流活动的开展，特别是近年来中西方学者的互动，促使中外贸易史的学术研究视角逐步向现代化、全球化发生转变。研究方法日趋多样化，研究领域得以大大拓展，推动了该学科综合性研究的发展。郑友揆在《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年：史实的综合分析》一书中，以详实的史料为基础，理论联系实际，从对外贸易与工业化发展的角度，对1840-1948年中国对外贸易的变迁与特点、外贸结构的特性以及同工业发展的相互因果进行了综合性考察分析。本书参考价值很高，并为史料之间的相互佐证提供了可行性。进入21世纪来，孙玉琴所编著的《中国对外贸易史教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以鸦片战争为界分上下两篇。其中下篇重点介绍了中国近代贸易史的发展过程，对1840-1949年各时期中国对外经贸政策、外贸发展规模和水平、近代进出口商品结构及贸易地理方向演变等内容进行了阐述。由清华大学陈争平主持编纂的专著《近代中外贸易史》，将清朝前期到全面抗战爆发划分为六个时期，对每个时期的中外贸易发展情况及相关制度等问题进行了宏观分析考察，探讨了近代中外贸易对中国社会经济乃至世界市场的影响，成果全面且深刻，是我国近代贸易史研究的最新著作。另外，丁长清等人主编的《中外经济关系史纲要》（科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一书，虽非为近代贸易史专著，但其以中外贸易与投资为中心，以近现代为重点考察的时期，注重将中外经济关系放在宏观世界经济体系中加以研究，引用史料全面，考察深入，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观点，可供研究者所参考。

二、专题性研究

伴随着当今社会经济的开放化、国际化发展，经济学理论也在日益扩大的与外交流中不断丰富，这就为深入研究经济史的各个分支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中外贸易史方面，近年来研究者们从历史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角度入手，对地域贸易、贸易结构、贸易思想、关税制度等多方面内容进行了考述，成果层出不穷，下面将着重从几个方面来具体介绍。

（一）地域贸易

1.双边贸易

近代双边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考察中国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的贸易关系，又以中英贸易最为典型。

中英方面，王立诚就海关行政权旁落的问题，通过引用大量外文文献以还原史实，阐释了海关运作变迁的机制，认为在中英间政策互动的过程中，“清政府所丧失的，不仅是海关的，而且是自身发展新的贸易管理方式的机制”[1]。张乃和从比较史学角度入手，在《近代早期中英海外贸易市场体系发育之比较》一文中将近代早期中国的海外贸易市场体系归结为民间自发模式，而英国的则为政府特许模式，进而加深了对鸦片战争爆发原因的认识。曹英以条约分析为视角，对不平等条约与晚清中英贸易交替演变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分析中英贸易与政治关系的相互影响，得出了“不平等条约制度下的中英贸易冲突……其本质是英、中两国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的结论[2]。

中德贸易方面，周建明对其商品结构、贸易条件、技术贸易、军火贸易等一系列问题先后进行了考察。中美贸易方面，何思兵的《旗昌洋行与19世纪美国对广州贸易》，对中美贸易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旗昌洋行进行了个案研究，在引用外文史料的基础上勾勒出旗昌洋行的历史发展过程，揭示了商业集团对中美贸易的影响。中日贸易方面，樊如森、吴焕良在《近代中日贸易述评》一文中比较了近代中日进出口贸易成果，进而分析中日近代经济交流内涵之复杂性。中苏贸易方面，徐万民的《八年抗战时期的中苏贸易》，博引两国在八年抗战时期的贸易数据，重点论述了贸易的政治战略影响。而在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研究中，主要涉及近代中暹、中朝、中新、中越等贸易，成果多为硕博士学位论文。

2.通商口岸及商埠研究

对于近代中国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及商埠，研究者们有从人口史、城市史等社会学视角探讨城乡关系发展，有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入手，考察外贸地理的变动趋势，而更多的是利用地方贸易数据来研究通商口岸对外贸易发展情况。杨天宏在《自开商埠的地域分布及其对清季外贸市场网络体系发育的影响》中，对清季自开商埠的数量类型进行了统计归类，认为自开商埠之所以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外贸市场发育迟缓的状况，主要是传统经济的阻碍与清政府的政治干预。李英铨、严鹏采用地理区域的分析模式，在《论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地理方向的变动及其原因》一文中研究了近代中国外贸方向变动趋势的问题。佳宏伟的《大灾荒与贸易（1867-1931年）―以天津口岸为中心》，以天津口岸为切入点，通过考察区域灾荒与口岸贸易之间的内在关联性，集中体现区域社会在塑造口岸贸易演变中的作用力。王哲、吴松弟利用现代地理学方法，在《中国近代港口贸易网络的空间结构――基于旧海关对外一埠际贸易数据的分析（1877-1947）》一文中研究了12个主要港口城市的国际贸易网络及46个港口城市埠际贸易的网络空间结构。王翔则在文章《传统市场网络的近代变形――近代冀南与西北“土布换皮”贸易初探》中，通过对冀南与西北之间“土布换皮”贸易的研究，透析了中国传统市场网络的构造及其在近代的延续与变形。

（二）贸易类型

1.商品贸易

在贸易史的研究中，采用经济计量和历史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某种商品进出口贸易的研究来探析其对贸易格局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的作用与影响，是现在学界研究的主流。近年来学者主要集中于几大类商品进行研究，如茶叶、大豆、毛皮、丝织品、鸦片、农副产品、桐油、苦力等等，其中又以鸦片、茶叶贸易研究成果尤多。

鸦片贸易方面，吴义雄依据其新发掘的史料――《广州纪事报》和《广州周报》，重新对鸦片战争前鸦片的输入数量及白银外流情况进行了统计与考证，“比较完整地呈现了鸦片战争前18年间鸦片贸易的情形”，为以往研究中较为薄弱的方面提供了详细具体的数据[3]。甘开鹏在《美国来华传教士与晚清鸦片贸易》中探讨了美国传教士对鸦片贸易的看法，认为该群体的鸦片贸易观由反对到支持合法化的转变，直接影响了美国对华鸦片贸易政策，并对鸦片贸易在华的进一步扩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王宏斌将英国议会文件与中文档案相互佐证，在《从英国议会文件看英国外交官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密谋活动》一文中，对近代英国驻华公使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密谋与活动进行研究，揭示了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侵略本质。颜色则在文章《绅士的慈悲还是利益的追逐？――中英鸦片贸易终结过程的研究》中详细分析了鸦片贸易各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果的变动情况，探讨了英国主动停止鸦片贸易的根本原因。

茶叶贸易方面，汪敬虞的《中国近代茶叶的对外贸易和茶业的现代化问题》对近代中国茶叶贸易发展所面临的市场情况进行了分析考察，并结合当时国内茶叶生产商的情况探讨了茶叶现代化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姜修宪在《制度变迁与中国近代茶叶对外贸易――基于福州港的个案考察》中从制度变迁的新视角探讨近代中国茶叶贸易的兴衰缘由。仲伟民通过比较19世纪茶叶和鸦片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认为就对影响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方面而言，鸦片贸易的促退作用大于茶叶的促进作用[4]。黄敬斌的《全球化视野下的贸易、资本主义与经济史――以19世纪中西茶叶与鸦片贸易为例》，从全球化的视角入手，兼评《茶业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一书，探讨了经济史学在国际背景下的研究方法，并提出经济史与经济学两学科理论应重视双向互动发展的观点。

其他商品贸易方面，马俊亚的《近代国内钱业市场的运营与农副产品贸易》探究了中国近代农副产品贸易与国内钱业市场层次及运营规律间的密切关系。张丽蓉从贸易网络、区域市场整合等宏观角度，以大量的统计数据为基础分析民国时期四川桐油的贸易格局，并认为桐油贸易的全国性格局说明“以重庆为前哨的广大四川内地成为上海终端出口贸易的腹地市场”[5]。刘淼的《晚清棉纺织业贸易与生产体系转型的地域分布》对晚清棉纱贸易体系的转型进行分析，探讨了该体系形成过程中市场与生产部门之间的关系。

2.转运、帆船等其他类型

除以上提到之外，学界还关注了转运、帆船等其他贸易类型，更有学者从物流学角度以拓展研究领域。转运贸易的研究主要是围绕某一港口为中心来开展，毛立坤在《晚清时期中外贸易的个案分析――以香港转口贸易为例》一文中，集中分析晚清香港与东部沿海及西南等地区的贸易结构，突出了香港贸易以转口为主，走私贸易与正常贸易相并行发展的特色。唐巧天的《论晚清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的影响力（1864-1904）――以外贸埠际转运为视角》，讨论了晚清上海与中国口岸间的外贸埠际转运问题，参考大量统计数据深入探讨该贸易的网络联系，以凸显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的影响力。帆船贸易方面，姚的《晚清天津帆船贸易发展述论》探讨了近代开埠以来，天津传统帆船贸易在多层次贸易发展格局中的发展态势。物流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史学界对其关注较少。王军以物流学的理论为依据，结合史料，考察了货栈物流功能对天津的影响，认为货栈业在天津城市近代化进程中“起到了承接内外市场的作用，是促进商品经济发展和物资流通不可缺少的一环”[6]。

（三）海关及关税

近代海关史研究的正式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陈诗启通过参阅大量史料文献，撰写《中国近代海关史》（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该书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以外籍总税务司为核心，系统探究晚清海关管辖权丧失及收回的过程，并对海关内部各项制度、运作机制与业务发展进行深入分析，填补了学界长期遗存的一大空白，是中国海关史研究的传世之作。任志勇的《晚清海关监督制度初探》考述了晚清海关监督机构的设置及人员构成。詹庆华对中国近代海关贸易报告的传播与影响作了系统分析，说明该报告的性质并不是以往学界所认定的间谍性质，而是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7]。

随着海关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关税史研究随之走热。姚贤镐在《两次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势力对中国关税的破坏》中，根据中外文献论述了旧中国关税自丧失的经过及其恶果。王建朗的《日本与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对关税自主交涉的考察》研究了在“革命外交”时期，国民政府与日本所进行的关税自主交涉问题。吴义雄在《鸦片战争前粤海关税费问题与战后海关税则谈判》一文中对鸦片战争前的粤海关关税及战后税则谈判等问题进行研究，深刻揭示了清代官僚集团政治文化的腐败性。连心豪、谢广生的《近代海南设关及其对外贸易》阐述了海南设关的历史，认为华侨对海南的投资是该地转变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重要原因。

（四）其他方面

刘育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晚清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演变与透视》中突破传统研究范式，综合法学与贸易学理论从多角度分析史料，就晚清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演变进行了系统且深入的研究，并以史为鉴阐述了该演变过程对当今对外贸易立法的借鉴作用。叶世昌的《中国近代对外通商和经济发展思想》，以对外通商为中心分阶段介绍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聂志红的《民国时期的对外贸易保护思想》一文，主要结合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对民国时期学者们的贸易保护思想进行了系统梳理。张九洲的《论洋务知识分子的对外贸易思想》认为洋务知识分子们的贸易思想具备一定程度上的现代贸易意识，对推动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具有长远的影响。

（三）海关及关税

近代海关史研究的正式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陈诗启通过参阅大量史料文献，撰写《中国近代海关史》（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该书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以外籍总税务司为核心，系统探究晚清海关管辖权丧失及收回的过程，并对海关内部各项制度、运作机制与业务发展进行深入分析，填补了学界长期遗存的一大空白，是中国海关史研究的传世之作。任志勇的《晚清海关监督制度初探》考述了晚清海关监督机构的设置及人员构成。詹庆华对中国近代海关贸易报告的传播与影响作了系统分析，说明该报告的性质并不是以往学界所认定的间谍性质，而是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7]。

随着海关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关税史研究随之走热。姚贤镐在《两次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势力对中国关税的破坏》中，根据中外文献论述了旧中国关税自丧失的经过及其恶果。王建朗的《日本与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对关税自主交涉的考察》研究了在“革命外交”时期，国民政府与日本所进行的关税自主交涉问题。吴义雄在《鸦片战争前粤海关税费问题与战后海关税则谈判》一文中对鸦片战争前的粤海关关税及战后税则谈判等问题进行研究，深刻揭示了清代官僚集团政治文化的腐败性。连心豪、谢广生的《近代海南设关及其对外贸易》阐述了海南设关的历史，认为华侨对海南的投资是该地转变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重要原因。

（四）其他方面

刘育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晚清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演变与透视》中突破传统研究范式，综合法学与贸易学理论从多角度分析史料，就晚清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演变进行了系统且深入的研究，并以史为鉴阐述了该演变过程对当今对外贸易立法的借鉴作用。叶世昌的《中国近代对外通商和经济发展思想》，以对外通商为中心分阶段介绍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聂志红的《民国时期的对外贸易保护思想》一文，主要结合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对民国时期学者们的贸易保护思想进行了系统梳理。张九洲的《论洋务知识分子的对外贸易思想》认为洋务知识分子们的贸易思想具备一定程度上的现代贸易意识，对推动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具有长远的影响。

三、结语

作为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经济史理论、研究方法以及应采取的视角，长期以来是学界所关注和探讨的热点问题。而以研究方法之不同，经济史学又逐渐分为三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来研究经济发展……一派偏重从经济理论上来解释经济的发展，一派兼重社会变迁，可称为社会经济史学派”[8]。在中外贸易史领域的研究中，这种多学科理论化研究趋势更呈现渐次加强的趋势，学者们利用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历史学等多种理论体系与方法，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对近代中外贸易进行了考察，成果卓著。然而同时应看到的是这种繁荣发展的背后仍有问题的存在，例如理论性与方法性研究仍存在不足，史学界多从经济史角度做宏观概述指导，而具体到贸易史领域却鲜少探讨；又如系统性与专题性研究发展不均衡，尽管21世纪以来陆续有相关著作问世，但在总体成就不及专题研究领域；再如新史料发掘整理不及时，现阶段的参考史料主要来源于六七十年代所出版的几部重要资料与档案，对近代贸易相关统计数据的考订与整理速度较前明显放缓。以上不足，有待今后研究中引起重视并加以克服，相信在经济史与历史学界的共同努力下，近代中外贸易史研究在将来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参考文献：

[1]王立诚.英国与近代中外贸易“法治”的建立[J].历史研究，2001，（2）：82.

[2]曹英.不平等条约与晚清中英贸易冲突[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374.

[3]吴义雄.鸦片战争前的鸦片贸易再研究[J].近代史研究，2002，（2）：72.

[4]仲伟民.茶叶、鸦片贸易对19世纪中国经济的影响[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8，（2）：99.

[5]张丽蓉.长江流域桐油贸易格局与市场整合――以四川为中心[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2）：62.

[6]王军.略论近代货栈业与天津华北物流中心地位的形成[J].现代财经，2008，（11）：97.

经贸合作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后危机时代国际贸易学教学内容

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外贸的快速增长，我国各类高校包括综合类院校、财经类院校、理工类院校、师范类院校以及农、林等其他院校，纷纷开设国际贸易专业。与此同时，开设的专业基础课国际贸易学也随之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框架体系，取得了不少成果。然而，2008年下半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金融风暴导致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世界各国纷纷采取措施反危机，使得国际贸易领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观点、新做法、新措施，这对国际贸易学的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本文结合后危机时代所面临的新形势，对国际贸易学的教学内容改革进行研究和探索，以增强该课程教学的时代性和现实性。

一、后危机时代国际贸易学教学面临的新形势

自2008年下半年开始，受国际金融危机不断蔓延的严重影响，2009年全球贸易量下降了12％，是二战以来贸易下滑最严重的一年。但随着世界各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的作用下，不到两年时间，全球经济逐步渡过金融危机的恐慌而进入后危机时代。同时，国际经贸环境也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贸易模式发生改变。这次金融危机带给发达国家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一个巨大的教训，就是对过去那种“去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反思。他们认识到：目前，由于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关系不能够完全统一，在国内必须要有一定规模的制造业，才能实现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这就出现了“再工业化”和重归实体经济的发展趋势，如奥巴马提出重振美国制造业。由于美欧和其他发达国家不让自己的制造业外移，这将使国际进口市场出现萎缩和全球贸易减速，发展中国家出口增速将持续下降，因供求矛盾而被迫扩大内需，从而使过剩生产型增长模式面临再调整过程，这必将导致全球的贸易模式发生改变。

(二)贸易保护手段更加隐蔽。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据世界银行数据，自2008年11月到2009年4月，先后有17个国家实行了47项贸易限制措施。这些措施既包括提高关税、贸易禁令等传统贸易保护主义做法，又包括对进口产品实行非自动许可证、限定进口商品入关的口岸、提高进口商品标准等隐性保护方式。在所有贸易保护措施中，提高关税仅占三分之一，且全部由发展中国家采用，其余三分之二采取的是“隐性保护主义”方式，最主要非关税壁垒是出El补贴。在这47项限制贸易措施中，发达国家占l2项，全部采取出口补贴，而发展中国家35项中，有31％是出口补贴形式。而且，看似不违反WTO规则的贸易救济手段的绿色壁垒、技术壁垒、环境保护和知识产权等，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普遍且频繁地使用。有些发达国家提出要对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世界主要国家推行“绿色新政”作为刺激经济的重要手段，促使产业朝着绿色、低碳、环保的方向发展。如欧盟已明确提出加快向低碳经济转型，日本不断出台重大政策，将重点放在发展低碳经济上；八国集团提出到2050年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至少减半的目标。然而，作为最大出口导向型国家和新兴贸易市场的中国，在新一轮贸易摩擦中成为主要目标。我国已经连续14年位居全球贸易调查的首位。2009年，中国出I：1产品共遭受116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金额约127亿美元。其中，反倾销案件76起、反补贴案件13起、保障措施案件20起、特保案件7起。

(三)国际贸易方式发生变化。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网络贸易在国际贸易中得到广泛应用。主要是由于网络贸易不仅能简便易行、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工作效率，而且无时间、地域限制和不受自然条件影响，因而受到各国的重视。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贸易全面收缩，但网络贸易却呈逆势上扬，目前的网络贸易占了全球贸易的20％以上，未来网络贸易将呈超常的发展态势。另一方面，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由于进口商资金链出现问题，导致进口商欠款很普遍，使出口商的坏帐率越来越高。因而一些传统贸易方式受到挑战，如信用证、托收等结算方式的风险越来越大，这迫使企业须采取更安全、保险的贸易方式。

(四)多边贸易体制受到挑战。战后成立的关贸总协定及1995年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功地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但金融危机使得主要国家纷纷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对WTO的原则、规则、制度等造成巨大冲击，也使WTO多哈回合谈判进展迟滞。同时，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势头迅猛，大多数国家都把区域经济合作作为一种战略选择，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以此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从而轻视了多边贸易体制。目前，区域经济一体化成员之间的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50％以上，从发展趋势上看区域经济合作仍持续、强劲地发展。

二、国际贸易学课程教学内容改革分析

面对后危机时代出现的新形势，怎样将最新的国际形势和研究成果融入教学，使国际贸易课程在教学内容上与国际接轨并密切联系中国对外开放实际的特色，是国际贸易学教学必须面对的问题，改革该课程的教学内容，实属当务之急。在此，笔者结合后危机时代的国际贸易新形势，围绕国际贸易学的主要内容，在原有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对该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补充。

(一)国际贸易的导论章节。要补充后危机时代国际贸易发展的新特点，结合国际贸易的基本概念来分析三十年来我国外贸发展概况，让学生明白我国是如何成为贸易大国，但目前为什么还不是贸易强国的；在分析顺差、逆差产生的原因、利弊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当前中美贸易摩擦问题；要分析当前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是否适度、贸易条件是否恶化、贸易商品结构是否均衡、贸易地理方向是否过于集中等问题；结合广交会改名来分析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进而分析这次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后危机时代的再平衡调整，以及我国如何应对等。

(二)国际贸易理论部分。不仅要阐明自由贸易理论和保护贸易理论及每个论之间的关系，正确评价它们各自的作用，全面述评它们的理论依据。而且要利用这些理论来分析当前国际贸易分工的多层次格局、中国制造在全球贸易分工中的位置和在全球利益分配格局中如何提升自己的位置，在对诸多的保护贸易理论进行比较全面的介绍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案例分析为什么在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刻，许多国家更愿意通过贸易的保护主义来实现经济的复苏的原因。还要对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以异质企业贸易模型和企业内生边界模型的新新德国际贸易理论进行分析。凸显理论的新成果。

(三)国际贸易政策与措施部分。首先要从贸易理论的发展史、从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的外贸实践着手，用批判的眼光来分析在后危机时代的国际贸易格局，即不仅需要各个国家开放市场，走自由贸易的道路，而且也要避免对于保护贸易政策进行片面的评价和指责，同时也要进一步剔除原先在保护贸易思路支配下形成的某些看法和提法。然后要对西方发达国家经过30多年逐步演变而来的强调政府对外贸的积极介入作用的管理贸易政策进行介绍。再就是要对后危机时代出现的新现象进行分析，如协定关税、碳关税、环境附加税、反倾销和反补贴的双反调查等。还要x,lxl,紧急关税、报复关税和惩罚关税等深入分析有关的起因、特点和具体表现，对金融危机中各国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和贸易救济措施进行案例分析，如技术壁垒、绿色壁垒、反倾销、反补贴措施、保障措施等，要结合WTO的原则和有关协议的规定来分析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政府歧视性采购、技术性壁垒、知识产权壁垒、动植物卫生检疫标准、出口退税等。

(四)国际贸易体制部分。在原有内容的基础上补充世贸组织的贸易自由化、服务贸易自由化、投资规则与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内容；要对自2001年I1月启动的多哈回合贸易长达十年之久的马拉松式谈判而目前还无果进行分析。不仅要对自由贸易区的共同的外贸政策和广泛的经济合作，如重大项目的共同建设、密切的金融支持或援助、服务贸易的广泛配合进行阐述，还要分析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经济和贸易的静态和动态影响。在介绍我国已与东盟、智利、巴基斯坦、新西兰、新加坡、秘鲁、哥斯达黎加等地区和国家签订了自贸协定的基础上，围绕我国的政策思路，作出比较全面而深入的阐发和说明。

三、国际贸易学课程教学内容的配套改革措施

为了更好地使国际贸易学的教学内容适合后危机时代的需要，还要对该课程进行相应的配套改革措施，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为学生提供相应的辅助资料。转发一些国际贸易经典文献、重大国际贸易时事和国际贸易热点问题，引导学生参与讨论，同时推荐一些相应的中英文阅读文献，为想要进一步学习的学生提供参考；提供一些理论与实证分析的文章，让学生学习如何运用所学的知识来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