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贸合作论文范文第1篇

1.1京津冀服务贸易规模

2003-2012年京津冀服务贸易总体规模不断扩大，占全国服务贸易比重持续上升。北京服务贸易的进出口额2003年为162.24亿美元，2012年增长为1000.2亿美元，已占到全国服务贸易总额的五分之一；十年间天津服务贸易进出口额也增长了2.4倍，2012年服务贸易总额达到了157.3亿美元，已位居全国第七位；2012年，河北省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为45.45亿美元，同比增长36.97%，虽然河北省的服务贸易在全国还处于落后水平但其已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

1.2京津冀服务贸易结构发展特点

北京市作为全国政治、经济的中心，其服务贸易发展规模居全国前列。2012年北京市服务贸易额占全国服务贸易总额比重已超五分之一。全市GDP的增加值超过四分之三都是由服务业创造的，近年来新兴服务业发展较快，金融保险业、通讯邮电业、文化宣传业等行业生产总值均已占到全国的30%以上。同时截至2012年底，北京市有500多家企业直接参与国际离岸服务外包，服务外包这种新的贸易方式在北京蓬勃发展起来。天津市服务贸易在2003到2012年间保持稳健发展，年均增长速度为20%。天津凭借区位港口优势，在运输服务和旅游服务等传统服务贸易上一直保持着较强的优势。新兴服务贸易近年来也有很好的发展态势，2012年天津市通讯邮电业出口比2003年增长35.37倍，金融业出口增长1.45倍，咨询服务出口增长1.22倍，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也增长了0.53倍。文化创意、影视动漫、新闻出版、现代中医药、物流运输等20个品牌和项目将成为天津市服务贸易未来发展的方向。河北省服务贸易总体规模始终偏小，2012年河北省服务贸易总额仅占全国服务贸易比重的1%，占全省GDP的0.11%。由于河北省劳动力成本低廉，因此河北省的服务贸易行业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源禀赋型，如运输、旅游、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等，但在技术、资金和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发展上却略显薄弱。与北京和天津相反，河北省新型服务贸易发展滞后，2012年河北省的金融保险业、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业、通讯邮电业等新兴服务贸易总额仅占全省服务贸易额的6.4%。

2京津冀服务贸易合作发展的可行性及定位分析

京津冀总人口约1.2亿，构成庞大的消费群体，其市场容量占全国市场总容量的10%以上，为服务贸易打下良好的合作基础。虽然京津冀三地服务贸易发展存在较大差距，但它们均具有各自的优势产业，三地的服务贸易合作对各自的优、劣势进行了有效互补，使彼此产业结构更紧密的融合在一起。对于京津冀三地来说，形成区域服务贸易合作的关键环节是如何通过有效协商达成协议。

2.1在京津冀合作发展中

北京市的定位北京市在政治、经济、科技、信息、人才等方面具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所以应着重发展高端技术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a.发展教育服务贸易。北京是我国的文化中心，其教育水平在全国领先，这些都为其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北京市教育资源质量高，而价格却相对较低，使北京具有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强势竞争力。b.发展信息传输服务贸易。北京市不仅具有丰富的信息资源，同时还拥有一流的信息基础设施，信息传输服务业在北京的高速发展为北京市经济的增长贡献度颇大。c.发展金融服务贸易。金融国际化和自由化的进一步加强，使全国的金融资源集聚于北京市，北京已成为金融信息的交流中心，决策垄断优势明显。北京市需进一步对金融服务贸易的创新力进行完善和提高，发展多层次的竞争性金融市场体系，提高国际竞争力。d.发展文化服务贸易。北京独具特色的旅游文化和商业文化与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及丰富的民俗文化内容是分不开的，全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都一直受到北京文化产业的影响和引导。北京将打造多层次的文化产业贸易涵盖现代会展、影视、演出服务、新媒体服务和版权服务等，以本土文化品牌开拓国际市场。

2.2在京津冀合作发展

中天津市的定位天津市作为港口城市资源优势明显，其已成为区域经济资源对外流动的枢纽为京津冀地区的经济资源流动提供便利：a.发展物流服务贸易。天津市作为渤海湾的一颗明珠先天具有发展现代物流的区位优势。京津冀协同发展下，天津港联合河北省内各港口，进一步贯通业务，使转口贸易和各项航运服务得到更好的发展空间。通关便捷、服务高效、监管规范、港口的保税功能和物流功能更加有效的衔接，国际中转、配送、采购、转口贸易等功能进一步增强，这些都将随着天津港被建设成国际一流口岸而逐一实现。b.发展金融服务贸易。天津以建设国际金融运营中心为目标，重视发展区域服务机构，与北京联合起来共同构建多元化、多功能、多层次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以适应其北方经济中心的地位。c.发展服务外包。天津拥有部级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保税港区，具有适合服务外包生存和发展的国际化环境。天津将其产业发展重点确定为扩大软件外包出口和发展业务流程外包，从品牌、市场、环境、人才等方面将服务外包产业做大做强，充分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

2.3在京津冀合作发展

中河北省的定位河北省服务贸易发展速度慢、层次低，在高端服务贸易方面与京、津两大城市无法相比。但其可以凭借资源、区位和低成本的优势，着重发展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大力发展旅游业和商业服务业。河北省也是京津冀地区发展对外服务贸易的人力资源储备库，这得益于其在人力成本和商务成本上的比较优势。a.发展商业服务贸易。河北省主动对接京、津两地商业服务，鼓励京、津大型商业连锁企业、批发市场在河北落户，投资设立分支机构及建立产地型分市场，加强仓储、配送、交易等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注重品牌建设，使现代采购交易平台等服务功能进一步完善。b.开发特色旅游服务贸易。河北省拥有海滨海岛、坝上草原、温泉湿地、长城文化等独特的优质旅游资源，这些资源又是京、津地区所缺乏的。近年来，京、津两地对休闲度假、回归自然的旅游产品消费需求日益增加，河北省的旅游项目正好满足市场诉求，实现与京津旅游市场的差异开发和错位发展。c.发展劳务出口服务贸易。由于河北省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所以国际工程承包业务在河北省发展迅猛，使富余的劳动力得到有效利用、价格低廉的优势正是大量富余劳动力输出出去的直接原因。随着全民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河北省的劳动力素质也得到了普遍提升，劳务输出开始逐步向智力型输出转化。

3京津冀服务贸易合作发展路径选择

随着京津冀新一轮的合作框架协议的签订，三地区域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加大。但目前其区域合作步伐仍未跟上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区域发展的差距不断加大。因此，在后续三地服务贸易合作发展过程中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思路，选择合适的合作路径。

3.1达成服务合作共识

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间相对独立性较强、贸易部门联系较松散等现象。这就需要加大区域贸易合作的优势的宣传力度，使各级政府部门、贸易管理部门以及各类服务企业充分认识到区域贸易合作的必要性，加强京津冀区域协调与配合，形成推动京津冀区域服务贸易协同发展的合力，达成合作共识，制定区域服务贸易共同发展战略。

3.2规范服务资源

整合京津冀地区经济资源丰富、政策优势和区位优势明显，区域的协同发展需要合理的配置资源，避免资源浪费。要将北京的教育和科研资源、天津的对外港口资源、河北的人力资源等这些基础条件有效地沟通和充分的利用起来，加强京津冀区域的有效合作。要建立一整套完备的服务贸易合作制度，加快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来规范京津冀区域服务资源的合作，遵循经济规律来整合资源，使经济主体在市场的调节下有序运行。

3.3调整服务贸易结构

京津冀三地服务贸易发展参差不齐，尤其是北京的新型服务业更是发展得一枝独秀，其发展水平与速度是天津和河北所不能及的。因此，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三地之间的有效合作必须要明确分工，确定以北京市为龙头的带动作用，发挥三地各自的比较优势，进行错位发展和分工合作，使区域内服务贸易结构进一步优化。

3.4树立国际服务品牌

京津冀区域要根据整体服务贸易的发展重点和市场需要，明确确立一批有潜力的服务品牌，以培育企业的自我创新能力为出发点，在税收、金融等方面对创新企业给予重点扶持，创立一批国际知名服务贸易品牌企业和产品，发挥品牌的集群效应，提高地区服务贸易品牌的知名度。

3.5扩大服务贸易开放领域加入世贸组织后

经贸合作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文章先阐述了分析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原因，然后简要介绍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过程。接着，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两个核心概念--共同利益和国际机制的层面来分析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并就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提出相关解决对策。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加深，中美两国在经贸、环境、安全等各个方面存在着越来越广泛的共同利益，但是，这并没有使双方的合作关系自发改进，反而由于各种原因致使两国存在着愈演愈烈的冲突。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如果两国关系处理不当，不但会直接影响到两国经济发展，甚至会世界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为了减少冲突，相互合作以达到"双赢"，中美双方试探性地进行了战略经济对话，形成了相关机制，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效。为使该机制更大程度促进中美合作，我们必须对该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其内在规律，把握其局限性与发展方向。

一、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由来及其过程

2006年8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同美国总统布什通电话。双方表示，加强双方在经济领域的对话，将有利于两国经贸合作和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发展，对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稳定安全也会产生积极影响。2006年9月20日，中美双方发表《中美关于启动两国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共同声明》，标志着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正式进入创建轨道。

2006年12月14－15日，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双方围绕"中国的发展道路和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主题进行了深入讨论。2007年5月22－23日，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华盛顿举行。双方围绕服务业、投资与透明度、能源和环境、平衡增长和创新等议题进行了讨论。2007年12月12－13日，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中美围绕"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和应对全球化的挑战"这一主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将于2008年6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随着双方对话的深入，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泛，机制也日趋完善和成熟。

二、剖析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原因

首先，共同利益是双方对话的基础。"相对其他国家来说，中美经贸关系更符合''''比较优势''''的原理，中美双方均从这种贸易、投资关系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①如今，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国，中国是美国第四位进口国。美国从中国进口量的多少，直接关系到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升降；而获取美国的资金、技术与先进的管理经验，也是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中国对美出口的廉价产品，不但使美国消费者每年减少1000亿美元的开支，而且使美国的GDP每年增加0.7%，通胀率减少0.8%，有利于减少美国财政赤字，确保了美国跨国公司的利润增长。除了经贸关系联系紧密，中美双方在政治、军事、文化、环境等方面也存在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如全球和东亚地区安全问题、《京都议定书》的签署和世贸谈判等问题，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同样，中国要和平发展，也一定程度需要美国维持稳定的外部环境。②另外，中国现今倡导建立"和谐社会"，对环保、知识产权、食品安全等方面的重视也日益加强，也都是符合美国的对华一贯立场的。如果双方能够合作，不但能够给中国带来所需的先进技术与经验，也能给美国带来巨大的利润。这样，建立以经济对话为基础，兼顾政治、安全以及环境范畴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不单单可以使中美双方解决经贸方面存在的问题，还可以在其它领域找到更多的"利益契合点"。

其次，冲突与磨擦不断加大是对话的刺激因素。虽然中美双方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但中美冲突与摩擦的程度并没有减弱，相反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并表现出恶性循环的特征。比如，美国对中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信任感，所以美国一方面批评中国对美的巨大贸易顺差，一方面却又加强对华的技术出口控制。美国作为高技术国家，在经济关系中高技术产业占据比较优势。控制对华技术出口必然导致加大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从而进一步加大对华不信任感，形成恶性循环。这类问题，多源于误解和相互猜疑，如果不通过积极的对话来逐步构建双方互信，将难以从根本上加以解决。

再次，双方认知趋于一致是对话的先决条件。双方合作的意愿，仅仅有客观存在的共同利益是不够的，还必须要双方主观认识相一致。"相互依赖引发了国际合作的愿望，国际合作是国家权衡利弊后的一种选择，是建立在严格的利益判断基础之上的"③。中美双方对有关问题的认知逐步趋于一致，使对话有了了现实的可能。比如，时任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的佐利克2005年曾明确表示，中国是美国的"利益攸关方"④。2005年9月，一些美国政府高官曾在公开场合表态时，说应尽量淡化人民币汇率对美国制造商的"负面影响"，认为美国制造业的困难更多地归咎于其他因素。中美之间的冲突，中国也开始从自身分析问题。比如，中国意识到对知识产权缺乏保护，不仅损害了美国以及其它地区的利益，也会导致国内高新技术难以发展，所以中国对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逐步提高，并承诺履行世贸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这都说明双方的认知逐步趋向一致，使双方走向对话的道路。

三、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特点

在某种情况下，合作的进行，仅仅存在共同利益还是不够的，必须要有制度的存在才行，这些制度可以减少不确定性，并能限制信息的不对称性。⑤中美双方存在共同利益，但要在这个共同利益上实现有效的合作，还必须发挥机制的作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的。在中美多年的经贸关系的发展以及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过程中，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机制框架已经基本建立起来，并逐步完善，呈现出自身的特征。

首先，对话定期举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自2006年9月保尔森首次以美国财长身份访华后，中美双方宣布启动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之后，对话每年举行两次，就双方共同感兴趣的双边和全球战略性经济问题进行交流和探讨，对话将轮流在两国首都，也就是北京和华盛顿举行。对话定期举行，使得该机制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

其次，对话立足点高，涵盖面广。战略对话就是要站在制高点来全面审视双边关系。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在建立之初，就立足于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的经济问题，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和影响，推动着中美关系的发展。同时，对话内容涵盖多个领域，使得双方能够更为全面协调各方面的关系。

再次，对话呈现出渐进式的特点。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议题，从第一次对话讨论的五个专题，扩展到第三次对话的八个专题，逐步扩展到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并在原有议题逐步进行深化和扩展。从广度和深度的循序渐进，有助于降低双方调整的烈度，使双方合作能够更加稳步进行。

四、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前景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建立，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为促进两国关系全面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但是，对于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运作，我们也应该有理性而清醒的认识。由于美国国内政治的复杂性，中美两国国情的巨大差异等因素，导致在中美两国之间建立行之有效的对话机制并确保机制的顺利运行，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注定将在复杂、曲折和艰难的道路中前行。

首先，中美双方关注点和期望值不对称。中美各自对战略经济对话的关注点不同，从目前中美双方的表态来看，美方最关注的是三大问题：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与市场开放，而中方最为关注的是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贸摩擦被政治化的问题。中美双方对战略经济对话中的不少问题的期望也是不对称的，在美国看来需要在短期内解决的问题，例如金融市场、汇率和资本项目开放等问题，对中国而言，却是需要在长期改革中逐步解决的问题，中国不可能做出损害自身利益的让步。

其次，美国国内政治复杂性的牵制。在美国的多元政治体制下，国内政治极为复杂，政党间、利益集团间的利益争斗从未停止过，众多的行为者都试图对相互竞争的目标进行妥协。美国的外交政策及行为，也必然受到政党政治、利益集团政治的影响。在美国的各政党与利益集团中，汇集着大批在对华贸易中的"受损者"（如劳工集团），强烈要求对华采取不合理的强硬政策。国内政治的纷争发生"溢出效应"，必然影响到"高层政治"，使得在双方对话中出现各种不和谐的声音，影响战略对话进一步加深。

再次，构建战略互信存在问题。美国的战略目标是维护和延长在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主导地位．维护和扩大在世界各地的战略和经济利益，继续向世界各国推广美式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中国的国家战略总目标是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是以和平、发展、合作为基本主题的自强发展战略。⑥其实，中美两国的战略目标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基本符合一致的。但由于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导致了两国战略互信存在着不少问题。美国在经济、政治、安全、科技文教等各个领域都需要中国的合作，同时两国在这些领域又是相互竞争的。合作与竞争的交织，使得中美关系错综复杂，双方难以互相信任。另外，中美两国在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历史文化等多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导致双方并非通过短时间的沟通就能得以相互理解。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中地位的不断上升，中国是会成为美国的合作伙伴还是竞争对手？美国对此心存疑虑。美国与中国的合作，是真正将中国看作"利益攸关者"的外在表现，还是因为陷于反恐战争而不得不采取的缓兵之计？

总之，由于中美两国在经济、政治、外交等领域都存在着很现实的问题，其中很多问题更是由来已久的，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与影响。所以，也不能期望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能迅速高效的解决所有问题，它也只是中美双方的一种特殊的沟通渠道，通过对话加强理解和沟通，进一步扩大双方的利益汇合面，但要解决中美关系间存在的问题，更好地发挥中美双方在彼此发展中的作用，还需要中美两国从多方面、多层次上做出更大的和不断的努力。

注释

①王勇.《中美经济关系：寻求新的分析框架》，载《国际经济评论》,2007,7:10-12.

②张幼文.《共同利益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基础》，《国际经济评论》,2007,11:48-51.

③王杰主编：《国际机制论》，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83页。

④罗伯特·佐利克.《中国往何处去?从正式成员到承担责任》,2005年9月21日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演讲

经贸合作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闽台地缘相近，新能源资源结构相似，发展新能源的诉求一致，两地的新能源合作可带来能源共同发展的双赢局面。闽台新能源合作既有些有利条件也存在阻碍因素，所以要遵循一定的构建原则，使闽台在新能源合作的措施上先行先试。

关键词：闽台；新能源；合作

一、引言

能源是经济发展的血液，保证能源安全已成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战略任务之一。闽台两地都是常规化能源极为匮乏的地区，随着经济发展对能源需求的加大，两地对外的能源依存度进一步加大，环境容量的制约问题也开始显现。相反，由于闽台地缘相近，两地在太阳能、风能、海洋能等新能源的储量上都极为丰富，两地可以利用有利的地缘、血缘、文缘、商缘、法缘等“五缘”优势和紧密的经贸关系，建立起新能源开发建设领域的区域能源合作，实现闽台地区的能源安全，以推动经济的持续性发展。

二、闽台新能源开发状况

海峡西岸的福建地区是常规能源缺乏的地区，受基础储量的限制，常规能源生产增加的潜力有限，这使得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开始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台湾地区能源基础储量更是匮乏，其能源供应几乎全部依赖于外部进口，20世纪70年代两次能源危机发生后，台湾地区开始实行能源发展的多元化政策，积极鼓励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一）闽台新能源资源储量分布

由于闽台地理位置相似，两地在新能源资源的储量及结构上极为相近。其中，在风能资源方面，受台湾海峡的影响，闽台地区是我国风能资源的最佳风能区，其中福建现有经济可开发量就达200万千瓦[1]；太阳能资源方面，福建南部、台湾西南部是我国的资源储量中等类型地区，具有利用太阳能的良好条件[2]。在未来具有开发前景的能源中，作为沿海地区，海洋能更是两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可再生性新能源，其中福建在以探明可开发的海洋能中的潮汐能电站280万千瓦以上的就有79座，总装机容量1.033万千万瓦，开发潜力巨大[3]。

（二）福建地区新能源开发状况

在支持新能源发展的政策指引下，福建的新能源产业得到了较快程度地发展。其中核能利用项目福清核电和宁德核电已经全面启动；“十五”期间的福建新能源战略重点项目——平潭长江澳风电项目一、二期已并网发电、三期已动工，根据规划，“十一五”期间，福建将大力发展风力发电，到2010年全省风电装机容量将达到60万千瓦，风电装机比例争取达到2%[4]；生物质能利用方面，目前主要集中在农业废弃物利用方面如农村沼气工程、生物液体燃料等，在生物质能的发电方面也已起步，如利用城市垃圾进行发电的福州红庙岭垃圾焚烧发电厂，就取得了较好的综合经济效益。

（三）台湾地区新能源开发状况

在台湾的现有能源结构中，除核能外的其它新能源所占比例较低。在核能发展方面，台湾的核科技实力总体不强，但在个别领域如核电安全营运与管理、放射性废物处理等方面走在了世界前沿，其中2004年台湾核能发电379.39亿千瓦时，占地区发电总量的20.93%，占能源供应总量的7.30%[5]；在风能利用方面，台湾计划至2010年将风能发电装机容量升至30万千瓦；太阳能热利用之太阳能热水器的普及率也已达4%，海洋能和地热能的应用技术也在积极的研发之中。根据台湾“经济部能源局”的规划，至2010年，台湾的可再生性新能源将占能源供应比例的10%[6]。

三、闽台新能源合作现状

由于闽台特殊的“五缘”关系，闽台在经济的合作方面一直较为紧密。其中福建充分发挥其对台优势，率先开展对台小额贸易，率先设立台商投资区和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这有力地推进了闽台的经贸合作。目前，福建省已成为对台工作平台和渠道最为密集的地区，吸收台资项目、利用台资金额以及与台湾的贸易额都位居大陆各省市前列，闽台农业合作更是位居大陆第一[7]。但在能源合作特别是新能源合作领域，两地的合作却并未起步。

（一）海峡两岸的新能源合作

在能源领域，海峡两岸已展开过常规能源的实质性合作。1995年，大陆中海油公司和台湾“中油公司”决定在台湾海峡中线的珠江口台南盆地与潮汕凹陷区域展开联合勘探作业；2002年，台湾“中油公司”与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正式签署协议，双方合作在台湾海峡中线合作探油，揭开两岸公营企业合作的序幕；同年，台湾“中油公司”开始为大陆石油天然气公司代炼原油，代炼的产品经第三地运回大陆，成为两岸经济合作的重要新模式[8]。但在新能源方面，两岸目前的合作主要还是停留在交流的层次上，在开发建设方面并未展开。

（二）闽台地区的新能源合作

在新能源的开发建设方面，虽然闽台有着共同的资源优势和发展愿望，但闽台还未展开过任何实质性的合作。目前两地在新能源的合作模式上仅停留在交流的层面，即两地的学者和业者通过研讨的方式就能源建设、能源节约等能源相关问题展开交流，作为一种初级形态的合作机制，它对寻求能源合作问题上的突破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在转变成现实的合作上还需要一定的过程。

四、闽台新能源合作不利因素分析

鉴于能源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在海峡两岸仍存在严重的政治对立情况下，闽台的新能源合作可能会受到比其它行业合作更多的政治层面的干扰，市场经济的驱动力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弱化，同时，新能源投资开发体制的不完善也有可能会成为阻碍两地合作的因素。（一）能源领域易受政治影响

随着台湾当局“台独”动作的加大，海峡两岸的政治对立进一步加剧。对于影响着地区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等各个方面的能源来说，能源领域的合作更易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在缺乏政治基础条件下的能源合作很难形成制度性的合作，合作的稳定性会受到较大的影响。对于闽台的区域内能源合作，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宏观层面的政治环境的影响。

（二）能源投资受到台湾当局的限制

在具有应用前景的新能源中，其应用领域主要集中在发电方面，根据台湾“经济部”1991年的“禁止赴大陆地区投资之基础建设项目”，电力能源的发电、输电及配电领域均列在内[9]。同时，由于新能源的开发主要在于技术的创新和产业化的推广，新能源产业极具成为未来经济支柱的潜力，台湾当局现行的所谓“积极管理，有效开放”即一方面对台商投资大陆的规模、领域、技术层次作限制；另一方面把大陆企业拒之门外，不许入台投资对新能源的深度合作是一个巨大的障碍。

（三）新能源开发市场机制尚未建立

为了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完善的市场机制必不可少，市场的进出自由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在现有的能源市场投资主体中，目前主要是一些行业垄断性企业如大陆五大发电集团、台湾电力公司等，民营资本由于投资机制上的原因不易进入该投资领域。这在限制新能源发挥其潜力的同时，也限制了新能源投资领域合作主体的多样性，从而限制了闽台在新能源合作上的灵活性。

（四）新能源现阶段缺乏市场竞争力

按照现行的财务经济评价体系，在新能源的外部经济性得不到补偿的情况下，受技术水平和资源本身特点的限制，新能源的经济指标明显逊色于现有的常规能源，在以市场为导向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的力量必将使其退出市场竞争。为此，各国都制定了支持本国新能源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其中尤以经济激励措施应用的较为频繁。而我国现行的“竞价上网”的电价制度明显不利于新能源的开发建设。

五、闽台新能源合作有利条件

随着海峡西岸经济区战略构想的正式实施，闽台的经贸发展又迎来了一个新的战略机遇。它对于闽台实现新能源等新兴产业的合作是一个历史的契机。同时，新能源本身的经济特点也有利于闽台展开该领域的合作。

（一）新能源具有供应的非刚性

对于新能源而言，其绝大部分都属于可再生性能源或资源储量极为丰富的能源，在技术开发成熟的前提下，其供应具有非刚性的特点，如核聚变能、海洋能。因此，对于新能源合作双方而言，其不存在合作的负经济性问题，即合作只会提高自身的能源安全度，至少合作不会对双方能源发展造成损害，这是闽台新能源展开合作的最有利条件。

（二）闽台新能源合作具有政策保障

在两岸的经贸交流中，大陆对台商投资一直采取鼓励、支持的态度，台商在大陆除享受外商投资的所有政策优惠外，还享受着“同等优先，适当放宽”的“区别对待政策”。其中在能源投资领域，按照《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能够节约能源的新设备、新材料，属于综合利用资源和再生资源以及防治环境污染的新技术、新设备的，都列入了鼓励类外商投资项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实施细则》，台湾同胞还可以合作勘探开发大陆的自然资源。这些都为闽台的新能源合作提供了政策上的保障。

（三）闽台新能源开发具有互补性

在现阶段，新能源未能实行有效的大规模开发主要在于其开发技术的不成熟、开发需要的资金规模过大、在开发利用的条件上存在较高的要求等多方面的限制，闽台在新能源的开发上具有优势互补性：福建可以利用大陆在新能源技术研发上的人才优势，台湾具有新能源开发上的产业化运作优势，这其中包括了资金的投入、管理水平和商业化运作等各个方面。

（四）闽台具有良好的经贸合作基础

福建与台湾隔海相望，改革开放以来，福建充分发挥闽台之间这种特殊渊源关系，大力推进闽台经贸合作，形成了经济合作互补互利、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目前，台湾已成为福建的第四大贸易伙伴，第一大进口市场，同时也是境外资金的第二大来源。截止2006年底，闽台贸易总额458.09亿美元，其中福建对台出口60.92亿美元，自台进口397.17亿美元；福建累计批准台资项目8930个，合同台资178.12亿美元，实际到资117.13亿美元[10]。

（五）闽台具有新能源合作的地缘优势

在能源的开发上，能源的输送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这也是未来建立两岸能源共同市场以提高能源安全度和利用效率的内在要求。闽台地处台湾海峡两岸，台湾本岛距离福建最近距离只有162海里，两地的地缘优势为新能源的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特别是国家“十一五”规划把海峡西岸纳入到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范畴，对于发挥闽台地区特殊的地缘优势，促进新能源开发合作具有很强的推动作用。

六、闽台新能源合作体系的构建原则

在现有的闽台经贸关系中，由于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两地在经贸的合作上存在着一定的曲折和波动，为了实现在现有条件上最大程度的合作，闽台在新能源合作体系的构建方面可以按照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现实性与战略性相结合的原则循序渐进进行。

（一）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原则

在闽台新能源合作体系的构建上，首先应从建立微观层面的合作方面切入，即按照市场经济运行原则，以新能源市场作为基点，通过微观经济主体即能源开发企业之间的合作达到利益上“双赢”目的，这可以避免新能源合作一开始就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从而有序地推进该领域合作的深入开展；在微观合作深入以后，通过经济的力量推动宏观层面合作的建立，即管理机构的参与，以制度化实现合作的稳定性。

（二）现实性与战略性相结合原则

鉴于目前台湾当局在政治上的“台独”意识，海峡两岸在政治上短期内恐难有大的突破。在政治推动下的新能源合作有困难的情况下，可在遵循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先搁置合作中的政治分歧因素，合作中采取政治与经济暂时分离的原则，近期通过灵活、务实的方式实现闽台在新能源开发的合作；在两岸的政治分歧减少和经济一体化程度得到提高的前提下，远期构建闽台新能源的全方位合作。

七、闽台新能源合作体系的构建措施

在闽台新能源的合作上，由于两岸目前尚未有合作的先例，两地的合作需摸索着前进。在闽台新能源合作双向开发有困难的情况下，福建可以利用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先行先试，探索闽台新能源合作平台的构建问题，以推动合作的突破与深入。

（一）先行先试，实施新能源合作特殊政策试点

随着党的十七大报告把“支持海峡西岸”提到解决台湾问题的层面来考量，福建的独特优势进一步凸显。为了发挥福建的这种独特优势，在目前两岸能源合作渠道并不畅通的情况下，福建应积极争取国家把海峡西岸经济区作为海峡两岸新能源合作的试点地区，给予两地能源合作更多的政策支持，实行新能源合作政策的先行先试，在条件成熟时，按照WTO所认同的授权原则，在海峡西岸经济区政策试验的基础上，由中央政府特派或授权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负责与台湾有关方面商谈制度性一体化下的能源合作，为两地能源合作提供更有效地制度保障[10]。同时，福建也可给予最大的地方政策扶持，以促进合作尽快进入轨道。

（二）循序渐进，建立以微观促宏观的渐进合作

在海峡两岸的经济交往中，台湾当局虽然会考虑经贸发展对台湾的政治影响问题，但大陆经贸政策也会受两岸经贸发展的客观现实制约，即每项经贸政策的调整与变化，往往是对在技术与行政上无法有效阻止既成的事实进行追认[12]。因此，在新能源的合作方面，可以先实行以企业为主体的合作，在企业的合作全面深入以后，通过经济的力量决定政策的走向，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最终实现官方层次的合作。

（三）实行人才合作，建立新能源信息咨询平台

信息咨询的功能主要是通过提供信息和智力服务，为企业决策提供准确、完善的辅助信息。为了提高闽台新能源合作上的效率，有必要最大限度的整合双方在本领域的人才优势，建立起新能源信息咨询平台。通过信息咨询平台，可以在新能源的投资方向、双方资源的整合、投资的融资等方面实现最大程度的优化，从而促进新能源合作一开始就向科学化发展，并进而降低合作双方的投资成本与风险，合作的效率与效益相应也就得到了提高。

（四）加快技术研发，建立技术开发领域的合作

在现阶段，新能源的发展较为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新能源的技术发展还不成熟，这直接导致了新能源产业经济指标的不佳，从而影响了新能源发展的市场竞争力。技术的创新需要伴随一定的人力和资金投入，福建可以通过创建海峡西岸新能源技术创新园的方式，充分利用台湾的资金和产业化优势和大陆的人才优势，通过最大程度的比较优势整合，实现新能源开发技术的创新，从而为闽台新能源的下一步合作打下基础。

（五）挖掘能源效益，建立资源开发领域的合作

在开发技术取得突破后，下一步即为开发具有经济开发价值的新能源资源。对于新能源资源的开发来说，其存在着初始投资规模大，资源出力不稳定等特点，资源开发的风险较大，为此，闽台可以通过共同参股成立新能源风险投资公司，在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机制下实现在新能源资源开发领域的合作。近期内，优先发展现有技术水平下福建境内具有经济开发价值的新能源资源并逐步推至祖国大陆的其它地区，远期开发台湾地区及至共同进入国际新能源开发市场。

（六）深化能源合作，建立闽台能源共同市场试点区

在闽台的新能源合作中，为了最大程度利用双方的新能源发展比较优势，实现两地新能源共同发展，最终实现能源供应对经济发展要求的支撑，在合作达到一定广度和深度后，两地可以通过建立区域能源共同市场的方式，实现能源使用的最优化配置。在建立闽台能源共同市场过程中，牵涉到闽台能源资源的输送、能源价格的改革、能源政策的制定、能源合作机制的建立等多个方面，这需要在合作的过程中进行探索、建立并完善。

经贸合作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中国能源战略安全问题逐渐突显出来。论文从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的角度分析出发，在分析了4大国能源战略的基础上，利用博弈思想，提出了解决中国能源战略安全的基本思路。

[关键词]能源能源战略战略安全国际关系

最近十年，中国经济增长迅速。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能源战略安全问题突显出来了。中国石油进口在能源消费中所占比例已达40%以上。预计，到2015年，中国对石油进口的依存度会达到50%。从国际关系及地缘政治来看，真正能对我国石油战略安全真正构成威胁的是美国、日本、俄罗斯及印度。从长远和全球的观点来看，“能源问题”的核心就是“石油问题”。

一、美国石油战略及对我国石油战略安全的影响

美国以石油作为遏制中国的战略工具主要表现在：首先，美国势力竭力将中国排斥在“世界石油心脏地带”之外。北非、西非、中东、中亚、里海、俄罗斯所构成的一个条状带就是“世界石油心脏地带”。其次，美国试图影响或操纵油价以遏制中国经济快速的增长。美国已经控制着世界上60%以上的石油资源，并在冷战后牢牢控制着世界石油价格50%以上的话语权，能够极大地影响和左右世界石油价格。第三，作为中国石油安全国际战略实施主体的中国石油企业屡屡遭受来自美国的政治干涉。

二、日本石油战略及对我国石油战略安全的影响

日本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是高度依赖进口的能源消费大国。首先，日本对能源迫切需求向中国提出了有力的挑战。近年来中日两国对东海石油资源的开采的争夺，实际上是双方战略利益冲突的提前表现。从俄罗斯安大线与安纳线的争夺上，可以看出日本的能源战略的意图及对中国利益的威胁。其次，台湾问题态度暧昧。一旦台海开战，依美日安保条约，日本一定会协助美国实现对中国进口石油的封锁。还有中日之间的高度不信任和钓鱼岛的领土之争。

三、印度石油战略及对我国石油战略安全的影响

首先，领土之争是中印互不信任的根源，表现在威胁方面是对中国石油运输的安全以及对国际石油资源的争夺。印度对我国的能源安全威胁是石油运输的安全。长期以来，印度把中国当作假想敌，由于中印之间存在着悬而未决的边境领土纠份，导致了印度对我国的石油运输的严重威胁。其次，印度在对国际石油资源的争夺上，与中国有高度的利益之争。

四、俄罗斯石油战略及对我国石油战略安全的影响

俄罗斯是中国的战略伙伴，两国关系比较友好，高层往来不断。但俄罗斯跟中国若即若离，政热经冷，民间不信任。其在安大线对中国的暧昧态度和白俄罗斯在天然气上的争端以及对印度的武器出口超中国的先进程度都表明，它在各各方面间寻找最大的利益点，不是一个十分可靠的伙伴。如果我们把能源战略重点放在俄罗斯身上，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冒险。另外，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任何一个国家也不希望在它的周围出现强国。

五、我国石油战略安全对策选择

一是构建和谐的中美关系。尽管中美两国在石油安全观念、战略乃至行为等方面存在着差别，但根据和谐世界的理念，在石油安全领域，只要中美双方相互包容，求同存异，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开展合作或竞争下的合作，那么两国就会在国际石油领域形成良性互动的和谐关系，实现各自的石油安全和利益双赢。

二是加大石油储备量以防台海有事。中国应做好充分的准备，充分的准备理应包括能源的供应与运输安全，建议应在目前的和平时期，利用我国充裕的外汇储备来收购石油加大储备。中国的石油战略储备量至少应有5个月的消费量为标准；在条件成熟时，应大力发展石油进口的管道运输。

三是积极构建以中印为基础的亚洲经济共同体以突破美国的战略封锁。在台湾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中国应积极建立与印度的友好关系突破美国的战略封锁。尤其应阻止印度加入“亚洲版的北约”，以保证我国在台海战争爆发的大纵深战略的安全。印度是俄罗斯的传统盟国，况且中俄关系又十分友好，因此印度是我们争取的对象，如果印度能与中国友好，那么我们的石油运输就有了一定的保障。

四是积极发展中日之间的能源合作。中国和日本同属经济大国，经济发展又都高度依赖石油的进口，从总体上，中国之间的在全球的石油竞争将会长期化。中日之间能源战略博异，应首选合作为主，竞争为辅。在合作方面中国应主要集中在能源技术方面和经贸合作方面。

经贸合作论文范文第5篇

1中非贸易的机遇

(1)中非资源有着较强的互补性。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是世界上的资源大国，但是人均占有量极少，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资源能源的消费总量也在迅速增长。中国能源和原材料的进口证大幅度增长，2005年、2006年、2007年三年，我国原油进口总量增长率分别为3.3％、14.5％、12.4％，铁矿进口总量增长率分别为32.3％、18.6％、17.4％，本毕业论文由整理提供大豆进口总量增长率分别为31.4％、6.3％、9.2％。我国目前已成为第三大石油进口国和第一大铁矿进口国。

非洲大陆是一块矿产资源极其丰富的宝地。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50多种矿产中非洲至少有17种，矿产的蕴藏量居世界第一；森林面积637万平方千米占全洲面积的23％，草原面积约占全洲面积的27％；可开发利用的水资源蕴藏量为4.5亿千瓦，约占世界总开发利用量的1／3。

(2)中非经济发展和贸易方面有较强的互补性，中国的第二第三产业发展迅速，而非洲的第三产业发展落后。因此中非服务贸易有着广阔前景。此外。中非经济发展水平相差不大，因此，中国的技术比较适合非洲国家的需要，非洲许多国家生产力水平低下。农业基础薄弱，农副产品供不应求，有相当部分国家部分程度地依赖进口来弥补市场缺口。

(3)非洲大陆人口众多，需求旺盛。非洲人口众多。非洲人有黑人、白人、混血人等组成，需求多样化。近几年来，中非贸易量呈递增的趋势。2000年，中非贸易额首次突破100亿美元。到2005年，中非贸易额已达到397.5亿美元，比2000年接近翻了一番，5年间年均增幅高达32％。海关统计显示，去年上半年，中非贸易额达到256亿美元，同比增长了41％。其中中国对非出口110亿美元，从非进口146亿美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30％、51％。

(4)非洲独立解放运动后，各国都致力于经济发展，为中非经贸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大部分国家开始调整原有的产业政策，重新配置资源，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积极扶持本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因此，各国都纷纷引进外资来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各国为了吸引外资，采取各种优惠政策，积极推行贸易自由化，例如，不断降低关税，简化海关手续，完善贸易法规。

(5)中非关系迅速发展，为中非经贸发展奠定了稳定可靠的基础。在半个多世纪友好往来的基础上，新世纪的中非关系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非论坛成立6年来，中方领导人和外长互访达200多次。2006年北京峰会进一步推动了中非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2008年3月3日，在长江三角地区首次非洲投资高峰论坛的举行，使中非关系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2中非贸易面临的挑战

(1)竞争力量不足是制约中非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由于非洲市场潜力巨大，投资回报率很高。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纷纷展开了对非洲市场的争夺，加大了对非洲的投资和贸易力度企图控制非洲市场和资源。例如。2006年美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贸易额比上年增长17％，达713亿美元，美国对该地区以及其他地区的进出口均有增长。中国产品在质量和营销等许多方面不能和发达国家相媲美。因此，竞争力不足会制约中非贸易的顺利发展。

(2)非洲部分国家贸易保护政策是制约中非贸易发展的又一因素。由于部分国家技术薄弱，政局动荡，他们迫切需要发展本国经济，扶持为本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为了避免进口产品对本国同类产品市场造成冲击，部分国家不分程度地实行贸易保护政策。此外，近几年来，中非贸易发展不平衡，影响了中非贸易的进一步发展。非洲国家为了平衡贸易差额，在不同程度上实行贸易保护政策，阻碍了中国产品顺利进入非洲市场。

(3)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中非贸易的风险将增加。首先，非洲市场尚属于一个新兴市场，市场基础设施薄弱，法律法规不健全，一些政策措施的制定还出于探索阶段，国内政策措施多变，这些不确定性的因素造成了市场的不稳定，从而增加了贸易风险。其次，非洲市场发展潜力巨大，许多发达国家都看好这块“肥肉”，为了争夺市场和资源，纷纷改变对非的投资策略，加大投资力度。截至2007年10月的同一时期内。欧盟27国与非洲贸易额已超过2000亿美元，美国与非洲贸易额也接近1000亿美元。同欧非和美非贸易相比，中非贸易水平仍有很大差距。面对这种激烈的竞争形势，中国对非洲的投资风险也会随之增加。此外，由于历史原因，非洲部分国家内部局势不稳定，民族矛盾、战乱仍然存在，外来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干扰仍未终止。

(4)中非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引发了非洲国家内部和国际各方面的不良反应。非洲国家内部：一方面，由于中国对非洲出口的产品物美价廉，在当地市场活跃，但是抢占了当地同类产品的市场，被当地生产厂商认为是对本国产业的冲击。国际方面的反应：在经济上加紧对非投资，在政治上，扭曲中非贸易关系，并鼓吹“中国威胁论”，丑化中国的国际形象，引起了非洲当局的强烈反应，从而产生了对我国的戒备心理。

3中非贸易合作的应对策略

(1)在进入非洲市场之前，应进行充分的调查。首先，进行详细周密的市场调查。另外，还应与当地官员进行良好的沟通，及时了解政策法规的变化，尽量避开政治风险。

(2)积极改善出口产品的结构，提高产品质量。一直以来，我国对非洲出口的产品以轻工业产品为主。随着非洲各国经济的不断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传统的商品已不能满足当地的需求。因此，应及时调整对非洲出口商品的结构，打开需求弹性高的产品的市场。此外，中国企业应加大对产品的研发力度，提高产品附加值，改善质量，加速产品创新，以迎合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超级秘书网

(3)采取灵活的贸易方式。降低贸易风险，增加贸易收入。针对非洲市场订货品种多，批量小，期限紧等特点，我国出口商应采取存仓分拨业务，利用分拨中心向周边国家进行转口贸易，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络。由于传统习惯，非洲商人习惯采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贸易方式。多采用托收汇款等传统的结算方式，比习惯采用风险较少的信用证结算方式。针对这一特点，可以开展易货贸易、对销贸易，积极参加非洲国家举办的各类展销会，这样既可以增加我国产品的出口量，又可以节省非洲国家的外汇。

(4)我国应继续深化同非洲各国的友好关系。建立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为中非贸易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条件。扩大对非洲援助规模，为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设立中非发展基金，扩大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非洲最不发达国家输华商品零关税待遇受惠商品的范围，建立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