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通货膨胀的治理范文第1篇

关键词：货币政策；通货膨胀定标

中图分类号：F82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6）08-0054-04

国外对通货膨胀定标（IT）的理论研究基本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期为第二阶段；从2l世纪初到目前止为第三阶段。本文将分别对这三个阶段及我国目前对IT的理论研究情况等进行综述。

一、第一阶段：IT理论的初步形成

在这一阶段，实行IT的国家有新西兰、智利、加拿大、以色列、英国、瑞典、澳大利亚、芬兰、西班牙等9个。由于在实践上IT刚刚兴起，因此理论上对它的研究并不是很多，总的说来，在这一阶段，IT的理论包括基本的概念和技术都不成熟，甚至对通货膨胀目标(inflation target)和通货膨胀定标(inflation targeting)这两个最基本的概念都不加区分。

1.《1989新西兰储备银行法》和《政策目标协议(PTA)1990―03》无疑是IT最重要的文献，两者基本奠定了IT的总体结构框架。

(1)《1989新西兰储备银行法》第8―15条、49条、53条对中央银行目标、独立、责任、透明等方面进行了明确规定，第16―24条规定了新西兰储备银行在汇率政策上的处置权限。该法成为其他国家在修订中央银行法时认真研究和借鉴的主要文献。

(2)根据《1989新西兰储备银行法》，财政部长和储备银行行长签订的关于货币政策目标的合同也被称为政策目标协议(简称PTA)。1990年3月的PTA又简称PTA(1990-03)。PTA(1990一03)规定价格稳定的具体目标是到1992年底，通货膨胀率达到0-2％。在货币政策的历史上，PTA(1990-03)是一个具有划时代的协议，标志着IT这一货币政策框架的诞生。

2.由于IT在9个国家相继得以实施，因此理论界出现了介绍这些国家实施IT情况的文献，这些文献集中反映在由Leiderman和Svensson(1995)编著的《通货膨胀目标》和Haldane(1995)编著的《钉住通货膨胀》这两本书中。尤其是后者，实际上是1995年英格兰银行举办的有关IT理论研讨会的综述与总结。有关内容包括：IT的目标和信息以及IT的技术问题等。

由于IT实施的时间不长，这一阶段很少有学者对IT的效果进行实证评估。Ammner和Freeman(1995)与Freeman和willis(1995)最先用VAR模型对IT的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发现：在新西兰、加拿大和英国，通货膨胀下降得比预计的要显著，表明IT是有效的，但IT的反通货膨胀成本比较模糊；IT增加了货币政策的可信度(长期利率下降)，但这种效应似乎并不长久。

二、第二阶段：IT理论基本定型

在这一阶段，IT的实践得到了新的发展，从1997年到2000年相继有捷克、韩国、波兰、墨西哥、哥伦比亚、南非、泰国等8个发展中国家宣布实行IT。实践大大推动了IT理论的进步。

在这个阶段，IT理论文献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IT的定义。

(1)框架性定义，也称实践性定义：IT就是货币当局在公开宣布对一个数值化(点或区间)的通货膨胀率承诺的基础上，货币政策决策行为和公开解释，包括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责任性的透明度等方面内容，是“有约束的相机抉择(constrained discretion)。”IT并不是像有的学者和倡导者所主张的那样代表一种坚不可摧的规则，相反，IT最好被理解成一个框架，其主要优点是增加了政策的透明度和连贯性，相机抉择有所限制，但仍有相当的灵活性(Bernanke和Mishkin，1997)。

(2)最简单的IT规则性定义是：货币当局明确宣布一个通货膨胀率作为未来一定时期的货币政策中间目标，中央银行对未来的通货膨胀作出预测，如果预测值大于目标值，则提高利率，如果预测值小于目标值，则降低利率，如果预测值与目标值大致相等，货币政策保持不变。Svensson(1997)首次明确提出了预测通货膨胀定标(inflation forecast targeting)这一概念：“IT隐含的就是预测通货膨胀定标，预测的通货膨胀变成了中间目标。这样有助于货币政策的实施和监督。”预测的通货膨胀率比最终目标有更强的可控性和可测性；它有良好的透明度，更容易与公众交流，更容易被公众理解。

这里所说的规则是目标规则(target rule)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工具规则(instrument rule)。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目标规则是前瞻性的，货币政策工具设定在预测通货膨胀率和目标相等的条件下，这是一个内生的反应函数；而工具规则是后顾性的，政策工具是在反应函数中直接根据当前的信息设定的。

2.IT的假设和前提。IT的假设实际上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实行IT这个问题；IT的前提条件大多与IT能否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有关。

(1)IT的假设与货币政策目标理论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当承认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价格稳定时，这一问题的大部分实际上已经得到解决。

Debelle(1997)认为IT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通货膨胀率成为货币政策压倒一切的目标，其主要理由是：近年来重新强调价格稳定是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对通货膨胀目标的承诺有助于消除货币政策中的通货膨胀偏向；货币政策工具与通货膨胀的联系比以往通过中间目标的联系更加稳定。

Masson，Savastano和Sharma(1997)认为实行IT的最简单的理由是为了保持一个“低且稳定的通货膨胀率”，而这又依赖于五个假设：从中长期来看，货币供给量的增加是中性的；通货膨胀都是有成本的；货币在短期内是非中性的；货币政策影响有不确定的时滞；相机抉择有“动态不一致”性，需要“承诺技术”。

(2)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实行IT的大多是工业化国家，有的学者据此认为IT只能在工业化国家实施，而发展中国家要成功实行IT，则需要满足相应的条件，否则难以实行IT。

Masson，Savastano和Sharma(1997)，Debelle等(1998)首先提出了IT的前提问题，认为这些前提包括：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必须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虽不必有目标独立性，但至少应该有工具独立性；货币当局没有对其他名义变量(工资、名义汇率)水平和路径的承诺。

由于IT需要相当严格的技术条件和制度保障，这些都不是发展中国家所能具备的。因此他们认为至少在近期内还不可能通过实行IT来改善货币政策。

3.IT的模型。由于标准的总需求一总供给模型主要涉及产出和价格水平，而不是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因此这种范式不能解释IT。此外作为一个货币政策框架，IT也很难完全用模型来加以描述，因为IT的一些特征如透明度和责任制难以模型化，较常见的模型主要是反映IT的反馈规则。IT反馈规则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前瞻性，强调通货膨胀预期的作用。

(1)Haldane(1997a，1997b)提出了一个比较简单的IT前瞻性政策规则理论模型：

It=γ(Etπt+j-πT)

上式中，it表示t期的名义利率，Et是以t期和更早的时期的信息为条件的期望算子，πt+j是t+j期的通货膨胀率，j就是定标的时间跨度(targeting horizon)，具体由货币政策传导时滞决定，γ(＞1)是反馈系数。公式是对IT的最简单的理解：当中央银行在t期预计未来t+j期的通货膨胀将高于目标值时，应该提高利率，反之则应降低利率。

(2)Svensson是目标规则论的主要倡导者，Svensson(1997a)模型是最优化模型的代表。学术界应用得较多的这个模型，如Pierre-Richard Agenor(2000)中所讨论的模型等。Svensson(1997a)模型可以简单地用以下几个公式来表示：

πt+1=πt+α11yt+α2xt+εt+1

yt+1=β1yt-β2 (it-πt)+β3xt+ηt+1

xt+1=γxt+θt+1

其中，πt=pt-pt-1,pt是价格水平的对数，πt表示通货膨胀率，yt是产出缺口的对数，长期自然产出正规化为零，xt是外生变量，ηt、εt、θt是白噪声，it是名义利率，α1，β2＞0，其它系数是非负的，且β1，γ＜1。

再假定货币政策由一个目标通胀为π*的中央银行来实施，中央银行在t期选择名义利率{it}τ= t∞t∞。以最小化损失函数L：

4.IT的设计技术。在符合基本前提的条件下，如何具体实施IT?Haldane(1995a，1997b)把这个问题称为设计技术(design technique)。IT设计技术可大体概括为目标技术、分析预测技术和决策治理技术这三种。但设计技术问题并不是一个IT所特有的，事实上任何一种货币政策都有设计技术问题。

(1)目标技术：Haldane(1997a，1997b)认为应该考虑价格指数的选择(choice of price index)，点(point)目标与区间(band或range)目标及时间跨度(horizon)的确定，汇率和货币条件指数(MCI monetary conditions index)等问题。

(2)预测技术：IT要求中央银行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信息来预测通货膨胀，因此对IT的成功实施的主要挑战是预测技术。值得一提的是扇形图技术，这也是英格兰银行对货币政策分析的主要贡献，这种方法不是点预测而是概率分布(probability distribution)预测。

(3)决策治理技术：主要是指中央银行治理中关于货币政策委员会(MPC)的组成和决策规则，英格兰银行的MPC是个成功的典范。

①MPC的组成：MPC应该由专家组成，成员中最好没有政府、行业、部门的代表；MPC的专家应该有不同的专业特长，因为专业结构类同的MPC往往不能发现他们能力所及范围以外意想不到的威胁。

②决策规则：MPC的决策应该由MPC集体投票决定，由行长个人决定比较罕见(以色列、新西兰)。其中集体决定又有投票表决和一致通过两种，大多数是采用投票表决的形式。

4.IT的宏观效果。IT的宏观效果主要是指实行这一框架后对通货膨胀、利率、产出等宏观变量的影响，宏观效果有“相关论”和“无关论”之争。

(1)极大部分支持IT的学者持“相关论”思想，他们认为，由于实行了IT这一货币政策框架，中央银行的可信度大大增加，在实现价格稳定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Neumann和Hagen，2002)。

(2)“无关论”者认为，如果单独考察IT国家，可以发现IT国家的表现确实改善了很多。但这并不只是发生在IT国家，非IT国家的表现同样得到了改善。虽然IT国家的改进比非IT国家要大，但正如矮个子人的子女比他父辈长得稍高一样，这是一种自然“回归”现象。因为1990年代早期，IT国家的经济表现普遍比非IT国家较差些。一旦控制这方面的因素，IT与非IT的表现差别就会消失(Ball和Sheridarl，2003)。

但一个比较保守的结论是IT至少有锁定已取得的利益的作用，不会对宏观经济产生危害，而且未来可能对提高经济运行状况有一定的作用。

三、第三阶段：IT理论日趋完善

在这个阶段，相继又有挪威、冰岛、匈牙利、秘鲁、菲律宾等5个国家实行IT。

这个阶段IT理论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IT的数理模型大量出现。数理模型实际上在IT理论的第二阶段已经出现，但进入第三阶段后IT理论所运用的数学工具日趋复杂和高级。这也是IT理论日益融入主流宏观经济理论的标志和结果。

(1)最优规则的理论：Woodford和Svensson(1999，2003)主要论述了通过预测的通货膨胀来实施最优政策的；Svensson(2002)认为IT应该公布中央银行的损失函数以提高透明度，消除对“通货膨胀目标痴迷者”的误解；Svensson(2005)对目标规则和工具规则进行了深入研究。

(2)IT的独立性、透明度、责任制度：IT增加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有利于增加货币政策的稳定性，IT确定了中央银行表现的衡量标准，责任和稳定的交替依赖于透明度，也就是对中央银行表现的监督能力。实行较长的中央银行行长任期对责任制度产生了威胁，但解雇规则有助于增强中央银行的责任walsh(2002)。

2.国别比较研究：由于IT实施已经有了较长的时间，而且实施的国家较多，因此比较研究的可靠性也大大增强。按照Kuttner(2004)的说法，IT已进入了“青春期”，虽然没有完全定型，但也显示了比较明显的实践特征。从全球范围的广泛视角对IT进行比较的文献也随之大量出现。

这些文献主要比较了IT实践的特征、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动态模拟、通货膨胀报告、货币政策委员会决策规则等。

Mishkin和Schmidt-Hebbel(2001)认为IT已被证明是一个成功的货币政策框架；IT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透明度和责任制是相互加强的；IT有助于降低通货膨胀率，也有助于降低损失率和产出波动性；IT有助于降低通货膨胀预期，从而有利于更好地应对供给冲击，IT已经受过逆向冲击的考验；IT也考虑了实际经济的因素，并不是“通货膨胀痴迷者”。

3.发展中国家的IT理论有了新的突破。由于已有许多发展中国家实行IT，因此对于能否在发展中国家推行IT已不再是个问题，研究的重点自然转向如何更好地在发展中国家实行IT这个问题上。

Mishkin(2004)等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尽管实行IT需要一定的前提，但也不是说非要等到这些条件都成熟时才能实行IT；发展中国家更加应该重视IT的制度框架问题，其中法定的价格稳定目标和工具独立尤其重要；应该同样重视目标的上限和下限；政府参与设定通货膨胀目标有利于减轻经济目标之间的冲突；中央银行可以对汇率实行“平滑”，但不能使汇率离开市场所决定的水平；IT并不是发展中国家“万能药”，它可能适合于某些国家，但对另外一些国家可能并不合适。

IMF在2005年的《世界经济展望》中把IT的前提概括为4个方面21个指标：

(1)机构独立：中央银行必须自治或免受财政和政治势力的干预。主要有明示的(或隐含的)财政义务，操作独立性(工具独立性），法定目标，行长任期安全(能否被随意免职)，财政平衡状况，公共债务/GDP，中央银行的总体独立性等7项指标。

(2)技术设施：中央银行应该有一定的经济预测能力。主要包括中央银行数据能力、建模能力和预测通货膨胀的能力3项指标。

(3)经济结构：经济应该有一个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取消价格管制，经济对原材料价格和汇率不是太敏感，美元化程度很低。主要有汇率的渗入、对原材料的敏感性、美元化、贸易的开放度等4项指标。

(4)健康的金融体系：应该有一个稳健的银行体系、较为发达的资本市场，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冲突较小。主要有银行资本充足率、股票融资量／GDP、债券融资量／GDP、股票市场成交量、(银行)货币错配、(公开市场)主要债券成熟期等6项指标。

定量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在完全具备这些前提的条件下才开始实行IT的。

有的学者则认为，发展中国家实行IT应该重视资本流入的“突然停止”问题(Caballero和Krishnamurthy，2005)。由于这些国家的金融部门比较脆弱，而且日益融入全球化，货币政策有可能成为问题的来源而不是补偿。

参考文献：

［1］贺力平.反通货膨胀目标制及其理论依据.经济研究.1998；2

［2］柳永明.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理论与实践：十年回顾.世界经济.2001；4

［3］奚君羊，刘卫江.通货膨胀目标的理论思考―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重新界定.财经研究.2002；4

［4］王学斌.通货膨胀目标制度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启示.社会科学辑刊.2003；4

［5］姜波克，朱云高.论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下货币政策制度的选择.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

简述通货膨胀的治理范文第2篇

【摘要】本文试图从民生角度来分析我国2010年通货膨胀的预期以及可能采取的调控措施,单纯以老百姓的利益为出发点,从民生的角度谈通货膨胀的危害与防治,最终结合我国当前形势,分析并尝试提出两种可以治理通货膨胀的思路。

【关键词】民生问题通胀预期通货膨胀

2010年两会上,政府明确指出了我国当下面临复杂经济条件下需要首要处理好的问题,民生问题。可以说这反映了我党一直以来关乎民生,体恤民情的本质。也如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形容的那样,“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政府工作报告中充满了强烈的“民生情怀”,从扩大就业、社会保障到办好教育,从医疗改革、保障住房到农民增收,可以说这是我国首次将民生问题摆在制度政策的层面,给与高度重视。

民生问题其实就是老百姓的福利问题,不同于对整个社会整个经济体的研究,民生问题更加关注于人口数量大、人均收入低的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问题,这部分人的福利代表了社会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利益。如何切实解决百姓的收入增长,有效就业,福利医疗,住房保险等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其实就是处理好民生问题的关键。

2009年我国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严重,国家在通过出台一些救市政策在成功应对经济危机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经济结构亟需改善,通货膨胀预期陡增,内需增长动力不足等等一系列挑战需要合理且有效的应对。这些挑战的提出无疑给民生问题的解决增加了难度。在这一系列问题中,通货膨胀的问题与民生问题联系最为紧密,2010年通货膨胀的预期与发展究竟如何影响民生状况,我国政府可以通过哪些政策来治理可能到来的通货膨胀以保障民生,将成为本文研究的主题。

1通胀预期及主要诱因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最大外汇储备国,我国2010年的高通胀预期受到全世界的关注。我国政府相当重视新一年的通胀走向,因为经济回暖时期的通货膨胀很可能会因为调控不当而导致经济滞涨(stagflation),造成“双谷式”衰退。政府明确指出试图控制新一年CPI指数上涨率为3%,做出温和通胀的预期。那么这里简单梳理一下2010年我国高通胀预期的原因。

1.1货币投放量扩大

在经济市场中,货币投放量增大主要加强了金融市场的流通性,货币数量的增加直接带动了经济的发展,然而投放货币的同时,若货币供给速度大于了潜在经济增长率(即真实利率),就会对商品价格产生一个较强的拉动作用。这个拉动作用对价格的影响相对经济增长峰值有一个时间上的滞后期,国际经验为3年,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是半年至1年[1]。去年我国金融机构新增贷款高达9.58万亿元,助推M1,M2达到了十年的高点,截至2010年2月,我国M2总量达到近40万亿元人民币[*]。2010年我国仍处于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阶段,4万亿投资项目后续资金需求刚性,那么货币投放量很难强制压缩,于是由于宽松信贷而产生的流通性过剩的通胀压力持续显现。

1.2资产泡沫的不良预期

当货币超量发行涌入经济市场的时候,实际增长率为市场可以健康消化的部分,其余则成为过剩的流通性压力。2000-2008年货币供应量(M2)年均增长率为17.1%,实际经济增长率为10.3%,而居民价格指数上涨2.4%,那么超出实体经济需求的货币供给量为4.4%,由于这些剩余货币大量被房地产、股市等资产渠道吸收,故没有对物价产生压力。同样,2009年由于宽松信贷政策,货币供给量增长27.7%,而实际经济增长为8.7%,房地产与股市等资产市场吸收2.7万亿元,相当于货币供给量的6%[2]。而房产市场与股票市场的对货币的“吸纳”建立在其本身非理性繁荣而产生的资产泡沫化基础上,我国股票市场2009年达到88.58%的涨幅,居全球前列;而房产市场随着房价的飙升而成为投机型投资的热土。这样造成两个效应,第一,硬资产涨价拉动消费品物价上升,使得消费者消费增加,进而促进物价上涨;第二,资产泡沫化预期形成后,大量资金涌出压力增大,提高通胀预期。

1.3输入性通胀

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纷纷上涨,我国进口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很可能影响到我国国内消费品价格。这体现出我国2010年通胀的预期表现出多种通胀模式混合的特征。

总体看来,由于去年应对经济危机而采取的双宽松政策,我国2010年通货膨胀预期很强,加上新年的“翘尾因素”与当下西南干旱造成的粮食大幅度涨价带来的消费预期提升,我国控制CPI全年3%的增长是一项重大而富有挑战的工作。

2通货膨胀对民生的主要影响

温总理在两会前就曾指出“2010年是我国经济最为复杂的一年”,在经济复苏中温和稳健的调控由高通胀预期带来的流通性压力,这意味着两个层面的意思:首先,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能遏制市场经济复苏的上升状态,那样会使经济再度陷入萧条;其次,保证不发生严重甚至恶性通货膨胀,则是对“民生”的最直接的关怀。

通货膨胀直接危害百姓利益,是“民生问题”的大事,政府试图力保全年CPI增长3%的很重要原因,便是担忧通货膨胀对百姓利益的严重危害。那么,本文便忽视通货膨胀对整个经济体的影响,试图单纯从百姓的角度分析在我国通货膨胀产生后对民生的危害。

2.1收入减少

通货膨胀发生后对百姓最直接的影响在于购买力的降低,当通货膨胀发生时,消费品真实物价上涨的幅度大于百姓手中的名义货币收入增长,那么同样的货币将不再能够购买等同量的商品,百姓的福利受到直接损失。

当通货膨胀发生后,由于政府存在“菜单成本”而不会在短时间内调节税收税点的指标。个人收入所得税是一种递增税种,按照收入多少划分为若干等级,随等级提高赋税额度提升。若假设原个人收入所得税起征税点为t0,通货膨胀率为π0,实际经济增长即利率为r0,则通货膨胀发生后,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税点降低为t0/(1+π0-r0),对于百姓来说,原本不需要缴税的一部分人在通货膨胀之后需要承担缴税义务;同理通货膨胀后,原本许多缴纳低额度个人所得税款的民众将被重新划归为高一等级的税收人群,不得不支付更多税款.这样通货膨胀的存在损害了百姓利益,而补贴了政府。

于此同时,企业在通货膨胀之后没有加薪动力,员工反映出对消费变化的迟钝,则整体市场工资上调有一个明显的滞后,那么假设通货膨胀前员工工资为w0,同样假设通货膨胀率为π0,实际经济增长即利率为r0,那么当通货膨胀发生后员工的实际工资下降,w=w0/(1+π0-r0),可以看出来通货膨胀发生后损害了员工利益,即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而补贴了企业家雇主。

2.2收入不均

通货膨胀发生使得日常消费品价格发生大幅度提高,日常消费品包括粮食产品与其他生活资料必需品,收入低的人群遭受通货膨胀的损失要明显大于收入高的人群。这里将收入低的人群分为两类,一类是非农民的普通劳动者,他们在实际收入没有得到提升的情况下面对刚性需求生活必需品价格提高,则生活福利受损;另一类是农民,虽然农产品价格提升部分补贴了农民收入,但是粮农产品的价格提升远远不足以负担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失[3]。理由主要因为粮农产品价格上升同时土地成本很快上升,价格传导迅速,使得农药、化肥、农机等农资产品价格上升,农民通过农产品获得的盈利需要对农资产品价格上升进行补贴。我们再从收入角度分析,当通货膨胀到来时,我国物价上涨的同时伴随有资产的上涨,即“双膨胀”状态。就居民收入购成而言,实体经济部门劳动者获得的收入主要是工资收入,而收入高的人群还会获得资本部门的资本利得。通货膨胀的到来无疑极大加速了贫富收入差距。

2.3痛苦指数

痛苦指数(MiseryIndex)于1970年由美国经济学家奥肯(ArthurOkun)发表,用以代表令人不快的经济状况[4]。痛苦指数的计算方法为:痛苦指数=失业率+通货膨胀率。按照菲利普斯曲线(PhilipsCurve)的描述,正常经济走动时,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有一个近似替代的关系,此消彼长。当失业率或通胀率其中之一变化时不能够很好的反映民生痛苦的状况,若两个比率都上升,则反映了与民生密切相关的痛苦指数。

痛苦指数的提出其实强调了就业率对于民生稳定社会和谐的重要性。一般来说对于菲利普斯曲线的解释,之所以失业率与通胀率能够存在反向关系的原因在于:存在较高失业率的时候,工人可以选择的其他工作机会较少,所以一般不会很强烈的要求工资上调;同时,较高失业率意味着较低利润率,企业雇主会更有力地抵制工人要求涨工资。[5]

我国当下处于一个混合型通胀预期较高的时期,对于广大下岗人群与广大的毕业生人群来说,失业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于这些大部分的低收入劳动者来说,他们没有任何谈判能力来使得工资额度上升。“大学生毕业找工作难”伴随着通货膨胀的到来,痛苦指数则会显著上升,民生问题受到严重损害。

总结看来,通货膨胀对我国2010年经济的发展影响巨大,尤其从百姓的角度,以民生问题为出发点分析,可以得出结论:若发生较严重通胀,在我国当前形势下,百姓的福利会受到更多的损害。那么从民生角度着手,我们就应该准备一些防治通胀的政策,以应对可能到来的通货膨胀,来保障民生,促进社会和谐。

3民生角度的政策分析

经典教科书中对通货膨胀的治理有许多方法,根据通货膨胀的起因不同,按照不同经济学流派的解释,主要的政府调控手段有控制货币发行、调整利率、调整汇率等等。本文主要考虑我国现行国情,从民生的角度来探讨各种治理政策对百姓的福利作用,试图找到一个合理的最能让百姓受益的治理政策,抓住政府以“民生问题”为本的工作重点。以应对如果发生的通货膨胀状况。

3.1利率调整

根据弗里德曼的说法,“通货膨胀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一定是货币现象”,通货膨胀的实质是“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货物”,在货币主义的理论中认为,实际因素即使对总需求有影响也是不重要的,货币的过度发行是通货膨胀的关键。那么利率政策的效用显而易见,调高利率属于紧缩式货币政策,抑制了流通性,增加了储蓄总量,减少了实际流通货币量,直接的降低了通胀的压力。

然而货币政策需要较长的传导时间,在实际操作中又有很强的信号作用,各国央行都很慎重的加息,因为加息意味着直接对过热经济的“降温”。而当下正处于经济危机的后危机时代,任何直接粗暴的利率调整都有可能打消刚刚兴起的民间资本活动的苗头,扼杀了复苏的经济形势,而产生一种经济停滞的后果。对百姓而言,直接的利率调整则很可能造成紧缩信贷使个体私营企业失去贷款而面临危机,这样将造成的更多失业。所以在治理通胀时,从民生的角度来考虑,不应该首先考虑利率的调整。

3.2汇率调整

传统的汇率思路来治理通胀的方法概括起来应该是这样:人民币升值,可以在降低进口价格的同时,提高出口价格,从而减少出口量增加进口量,减少贸易顺差,进而消除贸易顺差所带来的“流动性输入”,最终缓解通胀压力;其次,人民币升值,进口大宗商品的国际成本实际价格下降,拉动国内其他商品也相应降价,从而抑制输入性通胀。[6]

然而在我国的现行外贸体制下,汇率调整发生了典型的“政策失效”。当前外贸企业不能完全自由的进口国外商品与服务,所以即使人民币升值,对于民众而言,也不能直接享受到进口商品时人民币购买力的提升;相反这样的汇率调整将利益主要补贴给了拥有进口权利的大型国有企业以及拥有进口原材料权利的加工贸易的外资企业。

3.3税收制度

在需求性远远大于供给的情况下,产生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这是增加政府税收,降低居民消费,控制货币流通量,达到通货膨胀的治理。而我国当前形势是由于过量的信贷发行与高企的资产价格而造成的高通胀压力,伴随着产能过剩与内需不足,显然通过增加政府税收的手段不仅不能够解决通胀问题,反而会加重民生问题,降低了百姓收入,损害了百姓福利。

3.4可行政策

在讨论了上述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后,发现从民生角度下考量,这些政策在当前我国情况下有着明显的缺陷,那么结合当下我国情况,该如何最好的处理好“防通胀“与”重民生“之间的关系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思考,给可行的政策提供一个思路。

注重经济结构调整,由于当前我国外贸劳动生产率较低,而在外贸交易中暴露出国内产业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现象严重,这些给输入性通胀带来了条件。于是国际原材料成本的提升直接造成我国的其他商品被动提价。大力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创新产业,加强科技研发与制度研发,力图在新能源与新技术的领域取得领跑。

另一个方面,在民众对2010年通货膨胀预期普遍较高的情况下,政府可以从民心方面对百姓的通货膨胀预期进行疏导,达到“疏导胜于防护“的目的。当前资产泡沫化严重,房地产价格高企是令百姓不安的最大因素,那么出台适当的控制楼市政策,可以很好的安抚民心,稳定通胀预期。同时,政府出面公开宣称力图控制2010年国家CPI增长率3%,维持温和通货膨胀,利用政府公信力让市民安心。有效的避免了消费者因恐慌最近干旱天灾与”翘尾效应“导致的物价上扬而引发的价格预期上升,于是加大消费进而推动了物价上涨的现象。最后政府宣传要通过治理通货膨胀预期来维持新年的稳定,那么在政府的稳健货币政策指示下,民众因为提高储蓄率也可以部分化解通货膨胀危险。

4总结

简述通货膨胀的治理范文第3篇

关键词：通货膨胀；预警；治理

中图分类号：F820.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1）12-0179-02

通货膨胀是困扰我国经济稳定与发展的最重要问题之一，通货膨胀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平均而言，通货膨胀率对利率作出反应的时间是2.5年，并且这种滞后不是固定不变的，有时会长达3年。换言之，为了预防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货币当局必须现在就要有所作为。因此，加强通货膨胀的预测预防研究防患于未然是非常重要约。

一、中国通货膨胀的特征及趋势

1.我国通货膨胀的特征

从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分析，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钱多货少”。有人认为，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已摆脱了商品长期紧缺的阴影，市场繁荣，无所不有，不会出现“钱多货少”的情况。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不全面，它反映了我国消费品和投资品市场百业兴旺的现状，但是忽视了通货膨胀与紧缺经济不是完全对等的经济现象。西方发达国家不是紧缺经济，市场长期处在商品供给相对过剩、需求相对不足的状况，但是仍然会出现通货膨胀。我国经济现在也已经摆脱了商品紧缺的影响，一般不会再出现过去那种商品紧缺性的通货膨胀，但是不能绝对避免商品相对过剩情况下的通货膨胀。当前我国经济中货币流动性过大，货币投放的速度过快，以及流动性大的货币(现金和活期存款)增长偏快，通货膨胀的压力在加大，存在着物价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的可能。因此，要防止这种可能变为现实。而防止通货膨胀首先要把着力点放在防止经济过热上面，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和“防止物价由结构性上涨转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同时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2.我国通货膨胀的发展趋势

按传统经济理论，通货膨胀成因有很多类型，包括需求拉动型、成本推动型、结构型和货币型通货膨胀等等。

其实，无论成因如何，通货膨胀问题都与货币供应有关。我国目前发生的通货膨胀也是如此，尽管可以从不同角度去寻求原因，但其根本原因仍然是经济中货币流通量过多，即所谓的流动性过剩。不过，这种局面不是政府滥发钞票造成的，而是汇率体制与机制欠灵活所致。

众所周知，近年来，我国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国外资本大量涌入，再加上我国实行银行结汇制，以及以稳定汇率为目标，使得中央银行不得不被动大量收购外汇作为国家外汇储备。外汇占款的增加直接导致了基础货币的投放，而且随着国外净资产占货币供应量的比重以及外汇占款占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比重的上升，国外净资产的增长对基础货币增长已经具有了支配性作用。

因此，从我国通货膨胀的形成逻辑来看，尽管我国目前爬行式通货膨胀仍将可能持续一两年的时间，但最多形成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发展成加速的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很小。由于我国的货币扩张主要是由贸易顺差和外资流入引起的，因此如果人民币汇率升值进一步加快，将能有效减轻基础货币被动投入压力，缓解流动性过剩格局，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通货膨胀。换句话说，也就是尽管目前我国货币供应量的高速增长使得未来我国面临较高的通货膨胀压力，但我国的货币扩张主要是由贸易顺差和外资流入引起的，因而是可控的。

二、我国通货膨胀预警系统的构想

根据我国国情，借鉴国外经验，我国通货膨胀预警指标体系可由综合物价指数、先行指标和承受度指标组成。

1.综合物价指数

各种物价指标反映的对象各有侧重，难以全面反映通货膨胀的程度，因此，对通货膨胀的有效预警，需要建立综合物价指数。它不仅应反映消费品价格水平，而且还应反映投资品的价格水平，以及这些指标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程度(权数)。

为了保证指标的敏感性，除选取综合价格外，预警指标还应选取对通货膨胀具有较大影响的特殊产品价格，比如，粮、棉、化肥价格指数，生产资料价格总指数等。

2.先行指标

为保证宏观政策对物价变动及通货膨胀风险具有预见性，通货膨胀风险指标还应重点选取先行指标。哪些是通货膨胀预警的先行指标？这与通货膨胀的生成机理有直接的联系。我国通货膨胀有其独特的生成机理。主要有两个特点：

(1)国民经济各大平衡关系主要是通过信贷实现的。首先，财政存在着赤字。虽然财政已不再向银行透支，但以国债弥补赤字仍造成了对通货的压力。更应注意的是，由于财政财力有限，银行事实上承担了某些财政的职能，比如贷款发工资，政策性贷款等，财政性的货币发行仍然存在。其次，国民收入存在超分配现象。企业或社会分配明显趋向个人。收入来源一个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另一个就是贷款，银行的呆账坏账就是超分配的一种表现。通过信贷方式实现总供需平衡，最终导致的只能是货币的超经济发行，通货的扩张成为通货膨胀风险的先兆。

(2)投资扩张与我国通货膨胀关系密切。通货量指标和投资量指标是重要的通货膨胀预警先行指标。将通货量和投资量作为通货膨胀预警的先行指标还有重要的政策意义。投资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我国宏观调控的两个重要政策工具，对通货量指标和投资量指标的事前监控，不仅可能预见通货膨胀风险，而且可为控制物价水平提供具体的投资、货币政策目标，具有可操作性。

3.承受度指标

通货膨胀风险是两大因素相互作用和变化发展的结果，一个是通货膨胀自身的变化，另一个则是通货膨胀承受度的变化。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有时没有形成通货膨胀风险，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则有可能形成风险，其中的决定因素是对通货膨胀的承受能力。因此，预警指标体系除了反映通货膨胀程度的指标外，还应包括反映通货膨胀承受能力的指标。

三、通货膨胀的治理

治理通货膨胀的对策，主要有紧缩的货币政策、紧缩的财政政策和直接的物价和消费水平的控制等，其中前两者被称为常规的治理通货膨胀措施，后两者称为非常规的调控方式。

1.紧缩的货币政策

由于通货膨胀说到底是一种货币现象，因此，货币紧缩政策对抑制通货膨胀是有效的。但是，这一政策使广大的企业感到贷款的困难，极端的情况是企业正常的购买投入品活动由于没有贷款而难以进行。投人品交易的缩减，一方面意味着投入品生产部门的产品积压，另一方面意味着使用投入品的生产部门的生产难以进行，其综合效应是总供给水平的降低。其次，货币紧缩政策也会使有限的贷款配置发生变化。在贷款紧缩的情况下，许多效率不好的国有企业将首当其冲，处于停产或破产的困境，为了维持这些国有企业的生存，国有商业银行必须把有限的贷款中的相当一部分分配给那些困难企业，使十分短缺的贷款变成了支付没有效率的企业工人工资的资金来源。但是，那些具有风险但潜在的经济效率十分可观的投资项目却难以得到银行贷款，影响长期有效总供给的增长。再次，在贷款紧缩时期，企业之间原有的那些合同难以履行，出现拖欠“三角债”的现象。三角债务不仅使旧债务难以清算，同时也使新合同难以签订，其长期效应则是总供给水平增长率的降低。最后，一般说来，贷款的短缺会推动货币市场利率的上升，但由于考虑到国有企业的负担以及短期内利率上升具有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压力，因此中央银行一般倾向于把贷款利率保持在原有的水平。

2.直接的物价控制

当上述两种政策对通货膨胀的抑制作用都不明显时，在短期内较为有效的抑制通货膨胀的办法就是直接的物价水平的控制。直接的价格控制包括全面的价格控制和有选择的价格控制两种情况，前者是指政府规定所有成本和价格上涨的最高限度。直接的价格管制不仅能在短期内使高速发展的通货膨胀降下来，而且在下述意义上对抑制长期通货膨胀也具有正面的效应，即如果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宣布一个有一共管制的物价上涨率，那么，就有可能消除人们对将来物价的不正确的预期，尤其是在加速的通货膨胀时期，这一效果更为明显。就选择的物价控制政策来说，如果被控制的物价是垄断部门的产品物价，那么这种控制就是合理的。因为垄断定价是一种反市场竞争的行为，垄断利润和垄断工资是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形成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必须对其加以适当的调整和管制。当这些垄断部门的产品是中间产品时，对垄断部门的产品价格的管制还可以消除结构性物价上涨现象。这是直接物价控制政策的正面效应。但是，该政策也存在负面效应。

3.合理控制和引导消费需求的增长

一是建立健全国有资产收益与企业经营者、职工个人收入的制衡机制，以保证企业工资总额的增长率低于企业经济效益增长率，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低于本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幅度，防止以侵蚀国有资产的方式增加个人收入；二是要制定各行业企业工资的参考标准和企业经营者工资最高限额，规范企业经营承包的个人收入分配办法；三是运用经济手段对个人收入进行调节，加强税收征管，特别是个人收入所得税的征收。

四、结语

总之，由于货币流通是国民经济状况的综合反映，所以对通货膨胀也必须采取综合治理的办法。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国民经济协调、稳定的发展，达到稳定通货的目的。

参考文献：

[1]罗德润.现阶段我国通货膨胀的成因及对策[J].中国金融,1988(06).

简述通货膨胀的治理范文第4篇

【关键词】通货膨胀 失业率 菲利普斯曲线

一、引言

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不仅是宏观经济学的两个基本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一个国际问题。如何同时实现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一直都是各个国家、政府所研究和希望解决的。长期以来，各国政府都以不断追求物价平稳和就业充分为其目标，我国政府自然也不例外，如何更好地利用经济政策调整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以及日益膨胀的就业压力，这正是身处于新时期的我们所需要思考的。在我国，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存在于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这就意味着，在我国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就算是出现了通货膨胀、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等情形，也无法有效带动就业人员数量较快速地增长。所以，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善物价总水平、不断扩大就业，并坚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才能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二、相关理论

（一）通货膨胀的定义

在宏观经济学中，如果一个经济体中的大多数商品和劳务的价格普遍持续上涨，并能保持较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个经济体正在经历着通货膨胀。

（二）失业的经济学解释

我们现在所常说的失业率通常是指：劳动力中虽然目前尚未找到工作，但是却仍在不断努力寻找，没有放弃的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一般来说，失业率的波动变化也体现了就业情况的波动变化。

（三）菲利普斯曲线

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是一条体现负相关关系的曲线，我们常常用它来表示存在于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之间的交替关系。他是由新西兰籍著名经济学家威廉・菲利普斯于1958年在《1861～1957年英国失业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的关系》一文中最早提出。

从目前研究成果来看，菲利普斯曲线是对通货膨胀以及失业率这两者之间存在的关系的一种直观表述。通过研究该曲线，我们可以发现替代关系是存在于两者之间的主要关系。换而言之，高的失业率会带来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反过来说，低通货膨胀率也可能会导致高失业率，这两者之间必然会存在某一种情况，想要同时实现充分就业和无通货膨胀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菲利普斯曲线无疑是我们分析解决问题的一个十分有效的工具。相关部门可以通过分析实际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这两者的关系，恰当地选择、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寻求一个平衡点，继而形成社会可以接受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的最好组合。

三、实证研究

（一）数据分析

由于2016年的数据尚不完整，故本文选择1996年～2015年这二十年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CSMAR服务中心）。

由于，我们通常使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又CPI=现期物价水平P1/基期物价水平P0*100%，而通货膨胀率=（现期物价水平P1-基期物价水平P0）/基期物价水平P0*100%，故此处我们直接用每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减去100，可以得到每年的通货膨胀率。

如图一所示，反映的是1996年～2015年这二十年间，我国城镇登记的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的变化折线图。从图中我们可以发现，从总体趋势来说，城镇登记失业率曲线较为平坦，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呈上升趋势，但波动并不明显。而通货膨胀率的波动就明显可见了，从1996年～1999年先是迅速下降，随后一直在震荡波动，但是总体仍然呈现出上升趋势。

如图二所示，表明了在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其实从图中显示出的关系较为混乱，随着失业率增加，十九世纪末期，通货膨胀率呈现出大幅下降趋势，到了二十世纪初期，下降幅度逐步变缓，呈现了传统的菲利普曲线相符的负相关关系。但近年来，随着城镇登记失业率的不断增加，通货膨胀率从总体上来说，是在不断上升的，这就与魍车姆评普斯曲线不相符了。

但需要指出的是，总体来说，这二十年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与传统的菲利普曲线并不完全相符，因为根据理论，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应当是因呈现负相关关系的。图中并没有完美的呈现出这种负相关关系，这是由于通货膨胀率还会受到国家政策，社会习俗，个人期望等诸多因素影响，具体问题下文会进行进一步探讨。

（二）菲利普斯曲线在中国的可行性

通过解读菲利普斯曲线我们可以发现，它所阐明的是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一种负相关的关系，即二者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原则。换而言之，高失业率会对应着低通货膨胀率，反过来，低通货膨胀率也可能会导致高失业率，这两者之间无法同时共存，必然只会出现某一种情况，想要同时实现充分就业和无通货膨胀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如何寻找出一个适宜的平衡点，以尽最大努力将失业与通货膨胀之和降到最低，这便是世界各国政府都在着手思考的。

对于菲利普斯曲线是否在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真正存在的问题，学术界争论不休，总结来说大致分为赞成、反对、中立这三种不同的观点：

一是坚持菲利普斯曲线在中国当前经济形态中是确实存在的。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以中国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的时间序列数据来证明它们之间的关系；但这一学派中也有人认为，虽然借用回归方程，证明了通货膨胀与失业率这两者的关系同菲利普斯曲线的拟合程度很高，其R2近乎于1。但是因为虚拟变量地过度使用，R2的数值也许会失真，结论难免会显得很牵强；

二是认为菲利普斯曲线根本不适用于中国经济现状，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通常会着重强调货币学和理性预期学，并通过肯定这两种学派来否定菲利普斯曲线的存在。正如图二所示，我国近十年的数据确实无法使用菲利普斯曲线来解释；

三是认为菲利普斯曲线对于中国经济的现状研究可有可无，并不存在什么所谓的规律。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常常会拿国际经验作为比较，以此为依据，说明在我国当前的研究水平下，菲利普斯曲线到底是不是存在仍是未解之谜。

总而言之，我们不能对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直接予以套用，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根据菲利普斯曲线的理念，从我国经济发展实际出发进行扬弃发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通过对通货膨胀和失业现象进行量化分析，找出两者之间联系，掌握处理解决规律，寻找出理论与现实最优的结合。

四、平衡处理通货膨胀与就业关系的对策探究

从上文分析不难得出结论：菲利普斯曲线并不能解释中国经济的特性，它所揭示的“通货膨胀与失业现象有相对稳定的负相关关系”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当前我国经济的发展现状。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现实经济状况来看，通过适当的增加投入、不断优化调整产业结构、促进集约型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等综合治理措施的实施，都能够很好地抑制通货膨胀并促进就业率增长。

（一）促进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努力构建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大多是依靠投资拉动的，而这种模式却存在着诸多弊端。甚至可以说，当前的通货膨胀预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投资过热所导致的；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快速发展，促消费是重中之重。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正在着手改变仅仅依靠投资的单一经济模式，转而注重依靠提升消费水平，促进内需这一经济模式上了，希望可以努力构建投资、消费双驱动的新型经济增长模式。这也是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必经之路。

（二）促进经济稳定增长，严控食品价格

“名以食为天”，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们的粮食价格几乎翻了十倍之多。正由于当前食品价格上涨过快，制定财政政策时应当有所针对性，特别是应对粮食的通货膨胀，政策上更应该进一步予以倾斜引导。

这就要求一方面补贴城市中的消费者，提升他们的消费能力；另一方面补贴种粮农民，从种子、农药、工具等生产要素上进行补贴，提升他们种粮积极性，实现产量提升。这样一来，不但可以解决粮食价格过快上涨带来的压力，又能够提升种粮农民收入，解决农民就业难得问题，进而提升其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反过来进一步拉动消费需求的增加。

（三）制定针对性措施以解决就业问题

就业问题主要分为长期和短期两个方面，从长期来看，针对国企改制等改革措施所带来的体制性失业，做好富余劳动力的安置工作为重中之重，这就需要企业致力于促进重新就业，不断坚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坚持以确保社会稳定为首要位置；针对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结构性失业，要求企业对职工开展培训，不断提升其技能和素质，同时建立职工再就业培训机构，不断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引导下岗职工合理流动；针对人才培养模式单一、与岗位需要不相符合导致的就业困难，要调整教育结构，特别是要在基础教育上下功夫，在搞好职业培训上下功夫，清除大学生就业的制度障碍和政策壁垒，消除大学生“眼高手低”的心态，尽可能避免“毕业即失业”的现象。

综上所述，我国经济增长和失业之间的关系有其自身特点，并不完全体现菲利普斯曲线的相关特性。在我国，通货膨胀与失业率现象之间并无稳定的负相关关系，所以，要想合理破解当前面临的经济问题，就要有意识地运用货币和财政政策，并借鉴菲利普斯曲线的合理理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结合中国特有的经济事实与就业实际，实事求是，走符合中国国情的路，定量定性分析通货膨胀问题和失业现象，在掌握其规律性的基础上从二者之间寻得恰当的平衡点，形成社会可承受的最优组合，制定完善的治理方案，努力解决现实难题。

参考文献

[1]苏芳，赵昕东.中国长期、短期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通货膨胀的关系[J].经济评论，2009，05：12-17+59.

[2]张鹤，张代强，姚远，张鹏.货币政策透明度与反通货膨胀[J].经济研究，2009，07：55-64.

[3]王少平，谭本艳.中国的核心通货膨胀率及其动态调整行为[J].世界经济，2009，11：13-22.

[4]范志勇.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含x、甄别和反通货膨胀政策：一个文献研究[J].世界经济，2010，01：123-140.

[5]李永宁.通货膨胀预期形成、锚定：基于消费者和经济学家预期的分析[J].当代经济科学，2010，04：9-19+124.

[6]李颖，林景润，高铁梅.我国通货膨胀、通货膨胀预期与货币政策的非对称分析[J].金融研究，2010，12：16-29.

[7]侯成琪，龚六堂.核心通货膨胀理论综述[J].经济学（季刊），2013，02：549-576.

[8]陈刚.通货膨胀的社会福利成本――以居民幸福感为度量衡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13，02：60-73.

[9]Eckstein.Agency costs of free cash flow：corporate financial and takeover[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1（76） ：323-329.

简述通货膨胀的治理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不确定性；K-P博弈模型；信任机制；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0-0075-03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认为公众经济行为是理性的因而也是确定性的。Hall（1978）提出了消费的随机游走理论，指出了消费的不确定性问题。不确定性条件下，凯恩斯所倡导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会引起时间不一致性。最早提出时间不一致性问题的是Kydland and Prescott（1977），他们在运用理性预期假说分析经济问题时，发现政府在预承诺条件下，相机抉择的策略会使公众的行为对政策产生抵销效应，由此他们提出了K-P博弈模型，成为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的一个重要工具，两人也因此获得了200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Barro and Gordon（1983）构造了一个无限期重复博弈的模型，认为中央银行在相机地采取“欺骗”或“守信”两种策略时，公众在重复博弈中总能找到方法来“惩罚”中央银行的“欺骗”行为，从而迫使中央银行保持“守信”的策略，即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定性。

Barro（1986）运用KMRW声誉模型研究了信息不完全条件下的中央银行声誉问题。研究表明，当公众不能确定中央银行是坚定反通货膨胀的“强力决策者”还是放纵通货膨胀的“疲弱决策者”时，通过重复博弈可以迫使“疲弱决策者”不断调整自己的策略并持续申明来维护自己的“声誉”，而这种“声誉”会对其相机抉择倾向产生很大的制约。

彭璐（2008）阐述了KMRW声誉模型在动态不一致性分析中的应用，并指出要提高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必须更加重视公众理性预期的形成，由此应该增强货币政策操作的透明度以建立起良好的声誉。博弈论的引入为分析货币政策框架内中央银行与公众之间关系提供了一个非常科学的方法。

徐亚平（2009）在理性预期理论的框架下分析了公众的自我学习机制。文章对比了公众预期模型（Muth，1961）、适应性预期模型（Bray，1982）和遗传算法（Marimon，1990）几种公众预期形成的描述方法，发现公众预期的形成很大程度是由于公众之间口碑相传式的信息传递。由此他提出了货币政策应加强预期引导，要保持货币政策的透明性、可靠性和权威性。

本文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分别对信任机制下和非信任机制下的公众与中央银行博弈过程进行分析，以期建立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货币政策规则。

一、信任机制下的非重复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分析

建立一个简单的两期动态博弈模型。假设在t时期存在着较强的通货膨胀预期。中央银行对于t+1期可能发生的通货膨胀有两种态度：一是坚定地防范通货膨胀；二是依据菲利普斯曲线，有意无意地让通货膨胀发生，以获得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的效应。实际上中央银行会倾向于后者，但出于维护民生的基本国策，不会公开宣示这种通货膨胀政策，因此只会有两种行为：一种是公开告示要防范治理通货膨胀；二是不作任何表态。当然这两种策略都各有两种结果：发生通货膨胀或者不发生。

同时假设居民对于中央银行完全信任，则其在中央银行公开告示时不会做出防范举动；如果中央银行不公开告示，则采取防范措施。防范措施主要是调整个人资产负债结构如增加实物资产、增加当期消费和增加个人负债等等，另外也会强烈要求涨工资。

记C为决策者中央银行；Ca中央银行告示；Cn为中央银行未告示；R为对抗者居民；Ra为居民采取防范措施；Rn为居民不防范；F为发生通货膨胀；F’为不发生通货膨胀。由此可以形成中央银行与居民的博弈树（见图1）：

图中X1、X2、X3、X4为不同的支付函数，每个支付函数中前面的数值为中央银行的报酬，后者为居民的报酬。

中央银行在预承诺条件下发生了通货膨胀，即发生了“欺骗”，取得了通货膨胀效应的最大化，将其报酬记为2；① 而居民在没有防范时面对通货膨胀，将蒙受最大损失，记为-2。因此X1=（2，-2）。

在预承诺机制和信任机制下，没有发生通货膨胀，中央银行虽未获得增长和就业效应，但增强了对抗者的信任程度，可赋值为1；居民因未作资产调整，报酬为0。因此X2=（1，0）。

没有预承诺条件下发生通货膨胀，中央银行既未取得通货膨胀效应，②又会因通货膨胀而被迫采取应急措施，还会进一步失去对抗者的信任，实际上蒙受最大损失，记为-2；而居民虽未获财务收益，但因提前进行了有效的对抗，将获最大报酬2。因此X3=（-2，2）。

没有预承诺也没有通货膨胀，中央银行的报酬可记为0；居民未承受通货膨胀损失，但调整资产结构的行为致其资产结构不再最优，可赋值为-1。因此X4=（0，-1）。由此可以形成博弈支付函数矩阵（见表1）：

表1 信任机制下动态博弈支付函数矩阵

从支付矩阵中可以看出，中央银行的最大解是X1，即在承诺且受信时实施通货膨胀政策可以获得最大报酬，其他解都是次优、次差和最差，因此中央银行要获得通货膨胀的增长效应，最好的策略是“欺骗”；居民的最大解是X3，其他均为差、次差和最差，因此最好的策略是不管中央银行有没有预承诺，都应该采取防范通货膨胀的应对措施。但是，不管是中央银行的最大解还是居民的最大解，都不是博弈的最优解，最优解为X2，在此解下没有一个博弈局中人受损失，实现了“刺猬效应”即帕累托最优；而最差解为X4，是完全的零和。

需要强调的是，这个信任机制条件的博弈过程发生的概率很小，因为如果假设居民是完全理性的，那么当他了解到自己的得失分布后，会发现如果信任中央银行只可能获得次优和最差解，即（0，-2）的支付组合，其均值为-1，而不信任时却可以获得（2，-1）的支付组合，均值为0.5。毫无疑问，后者更有吸引力。

因此居民极有可能放弃对中央银行的“信任”，而不管中央银行怎样决策，都会采取防范以期获得X3，这样X1将不可能发生，即中央银行不可能获得最大解。形成这个结果的原因是居民作为对抗者，在这个非重复动态博弈中是占优者，是在中央银行决策之后才开始决策的；而中央银行作为先决策者，不管是否有意“欺骗”，在居民作出利益最大化的决策后，都不可能获得最大解。这样就将中央银行置于不利的境地。

因此，中央银行又想要避免X3和X4，就只有一个选择，即宣示其决心并坚定地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防范通货膨胀的出现，即使在本轮博弈中无法获得X2的双赢解，也可以增强居民对自身的信任，以期在其后的重复博弈中占优。

当然，如果居民确实事前存在着对中央银行的绝对信任，不会在中央银行告示的条件下进行防范，那么中央银行的“欺骗”行为虽然在本轮博弈中获益，但受骗的居民同样会放弃信任，由此下轮博弈就进化为非信任机制的博弈。

二、非信任机制下的非重复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分析

由于信任机制是一个非常严格的条件，它的成立必须建立在中央银行是一个“强力决策者”的基础上，所以可以通过建立一个非信任机制的博弈模型来进一步分析中央银行和居民的行为（见下页图2）：

在下页图2中X1、X2、X3、X4均不发生变化；X5为中央银行预承诺及居民防范时发生了通货膨胀时的支付函数，中央银行蒙受最大损失，居民获最大报酬，故X5=（-2，2），与X3相同；X6=（1，-1），为预承诺且防范时未发生通货膨胀的支付函数；X7=（1，-2），为未承诺且不防范时发生通货膨胀的支付函数；X8=（0，0），为未承诺、不防范且未通胀的支付函数。

在存在普遍的通货膨胀预期时，中央银行没有预承诺而居民不作任何防范的可能性比较小，因此X7和X8发生的概率较小。但考虑到不完全信息和居民行为能力的因素，部分居民可能没有采取防范行动，故保留X7和X8的选项。对应的支付函数矩阵（见表2）：

从表2的支付矩阵看，居民选择防范时，其报酬的均值为1，不防范的报酬均值为-2，所以居民的最佳决策是不管中央银行是否作出承诺都采取防范；而中央银行因前述的原因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获得自身的最大解，只能寻求次优解。如果中央银行为寻求最大解而实施“欺骗”，可能恰好有部分居民因各种原因而未做防范，这样就让中央银行短期实现了其通货膨胀目标。但居民在不断的认知总结与自我学习过程中，总会发现中央银行的真实动机，从而转向自我防护，这样中央银行的欺骗是不可能持续有效的。

对于居民，似乎可以在博弈中占优，但如前所述，博弈中居民并没有获得真实的财务收益，对其最大报酬的赋值仅仅是逃避了一次通货膨胀的损失。而且博弈的结果肯定是发生通货膨胀，毫无疑问，没有任何人可以在持续的通货膨胀中受益，反而蒙受最大损失。因此，博弈的结果一定是“零和”。

同样如前，非信任机制的博弈过程的最优解也是X2，即（1，0）的支付函数。这个解虽然都不是中央银行和居民各自的最大解，但却是整个博弈的帕累托最优解，这个解不仅效用总量最大，边际效用也是最大。但是，要获得这个解，不仅要求中央银行坚定地履行治理通货膨胀的承诺，还要求居民绝对信任中央银行。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这种中央银行与居民的合作呢？

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