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多态性分析的意义范文第1篇

1．被动语态由主动语态转变而来，因此主动语态是较基本的语态，也因此只有及物动词才有被动语态。

例：Mary cheated Rob. （vt.） （active voice）

Rob was cheated by Mary. （passive voice）

2．在转换方法上，由主动语态变为被动语态时，将主动语态句子的宾语变为被动语态

句子的主语，动词变为 be + v.ed 的形式。

3．主动语态句子的主语在句子变为被动语态后，或省略或在必要时由by 来引导。

例：He beat John. （active voice） -----①

John was beat （ by him）. （passive voice） ------②

A.K.Halliday 创立的系统功能语法也对英语语态进行了探讨，其中多是极富意义的创新，从另外一个角度对语态和及物性作出审视，弥补了传统语法表现出的不足，并且提供了一个新的可供挖掘的视野。

以下就传统语法和系统功能语法之间对英语语态观点的差异作一尝试性对比分析。

从根本上说，传统语法和系统功能语法在语态分析角度和观点上的差异来源于两种语法体系理论基础和导向上的不同。传统语法一般被认为是从语言机体内部出发，力在展示语言的基本结构及其相应规律。系统功能语法则是从语言的使用、语言与社会的机体间关系出发，从语言的使用意义角度来解读语言。这两者代表的是语言研究的两种不同的方向。传统语法重语言结构系统功能语法以语言的使用意义分析为轴心，因而两者对语态的分析也体现出了重形式和重意义的差异。

如前所述的传统语法对主动、被动语态的描述均是围绕形式而展开的。这种描述旨在揭示语言作为一种形式系统的意义。对系统功能语法而言，语态表示的是一种语义关系，是一个过程的参与者与实际过程体现出来的意义上的关系。它所注重的不是主语而是动作过程的参与者或执行者，强调的不是这个过程是简单的主动或被动，而是把它放到更大的意义范畴。

出发点不同。系统功能语法在分析语态的具体方法上与传统语法也是大相径庭。功能语法对传统语法作了许多创新和改进，试图用较为合理的意义理论来解释英语语态，从而为语言实际意义分析提供完备确凿的理论依据。 M.A.K.Halliday在分析语态时由及物性（transitivity）开始引入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赋予及物性以新的含义，并依次建立了一个新的对语态的界定。

在传统语法中，有及物动词（ transitive verb）和不及物动词（intransitive verb）之分。及物动词指可带宾语的动词；相反，不及物动词就是不带宾语的动词。（参见：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Grammar”，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405）传统语法认可既是及物动词又是不及物动词的存在。依据主动、被动两种语态的转换条件，传统语法认为只有及物动词才有被动语态（参照前文）。在功能语法中，“及物性”的概念有另外一种含义。Thompson认为及物性是指描述小句的系统（1996：F23）。Thompson（1996：F23）和 Eggins（1994：266）都认为对小句作及物性分析，涉及的是确定小句表现的过程，参与者以及环境因素。王逢鑫（1989：39）在他的《英语意念语法》中也曾指出，及物性表明动词从语义上不能完整地叙述“做什么”地过程，需要涉及动作接受者、对象物等客观实体。Halliday在他的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中认为及物性代表的是意义的延伸（extension of meaning）或者说是某一行动指向某一目标地延伸（the extension of an action to another object ）。延伸（ extension ）便涉及及物和不及物地区别。 Halliday认为存在一种具有普遍代表性的句子结构为所有英语小句所共享。由此出发，他转向追问动作代表的过程是由内部或外部而起，从而引入“施动”（causation）这一概念。施动和延伸两个概念是相互联系的，结合起来考虑使及物与不及物的对立转向另一种对立，由此Halliday开始对小句做格分析（ergativity）。Thompson（2000：114）认为施动和作格分析是紧密联系的，并且指出Halliday对小句作格分析是因为英语中有双重功能的词正在大量增加。如：

The movie moved me deeply. ---------①

基因多态性分析的意义范文第2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08年8月至2011年1月在江苏大学附属武进人民医院心内科住院的ACS患者320例，其中男201例，女119例，年龄60～88岁，（61.44±11.15）岁，ACS定义按照美国心脏病学会/美国心脏协会标准[8]，患者均行冠脉造影检查，结果由两名有经验的心导管室医师判断。对照组为315例同期住院并经冠脉造影检查排除冠心病者（心外膜下冠状动脉或其主要分支狭窄

1.2 方法

1.2.1 一般资料采集 收集所有入选对象的基本资料，包括年龄、性别、高血压史、糖尿病史吸烟史和冠状动脉造影等结果。

1.2.2 入院次日空腹抽取静脉血检测生化指标，血清TC、TG、LDL、HDL和血糖水平检测采用氧化酶法；血清ApoA-I、ApoB和LP（a）水平检测采用放射免疫法。各生化指标均由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奥林巴斯AU5400）检测分析。

1.2.3 冠状动脉病变支数判断，冠脉造影显示左前降支及其主要分支、旋支及其主要分支、右冠状动脉及其主要分支狭窄>50%分别记为1支病变，左主干病变记为2支病变。

1.2.4 采用标准酚氯法提取患者外周血基因组DNA，采用聚合酶链反应-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 analysis，PCR-RFLP） 方法检查EL-384A/C基因型。参照Yamakawa-Kobayashi[5]的文献合成引物，上游引物5’-TAG CTC CGC CGG GTT ATT GTG C-3’，下游引物5’-CCA GAT CCT CCT CTC CCC ACT G-3’，引物由大连宝生物有限公司合成。总PCR反应体系50 μL，包括1 ul基因组DNA，5 μL 10×PCR Ex Taq Buffer （Mg2+）， 4 μL dNTP Mixture，0.25 μL TaKaRa Ex Taq， 上下游引物各1 μL，去离子水补充至50 μL。PCR扩增条件：94 ℃预变性5 min，94 ℃变性45 s，66 ℃退火45 s，72 ℃延伸45 s，共40个循环，最后72 ℃延伸10 min。PCR产物经限制性内切酶Hha I （由大连宝生物有限公司提供）酶切37.0 ℃水浴过夜。酶切产物经胶红染色的3%琼脂糖凝胶100 V电泳45 min，紫外灯下观察分型。约10%左右样本被随机重复检查。为证实笔者的结果，部分PCR产物送上海生工行基因测序。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7.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均数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基因多态性与ACS的多因素相关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以P

2 结果

对照组与ACS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见表1。两组性别、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资料具有可比性。与对照组相比，ACS组高血压、糖尿病和吸烟者比率明显较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ACS组血清TC/HDL明显高于对照组，而血清HDL、ApoA-I水平及ApoA-I/ ApoB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对照组及ACS组均存在AA、AC、CC三种基因型，EL-384A/C基因型在人群中分布达到Hardy-Weinberg平衡（χ2分别为0.878， 2.876；P>0.05），具有群体代表性。ACS组AA、AC、CC基因型和A、C等位基因分布频率分别为250（78.1%）、62（19.4%）、8（2.5%）和87.8%、12.2%；对照组AA、AC、CC基因型和A、C等位基因分布频率分别为219（69.5%）、90（28.6%）、6（1.9%）和83.8%、16.2%；由于CC基因型数量较少，笔者把AC+CC基因型合并为C等位基因携带者进行统计分析，两组间基因型及等位基因频率分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见表2。

EL-384A/C不同基因型间血脂水平及血脂比值比较，与AA基因型比较，C等位基因携带者（AC+CC）HDL、ApoA-I水平明显较高[HDL：（1.20±0.35 ）mmol/L vs.（1.11±0.29） mmol/L，P=0.001；ApoA-I：（1.14±0.25） g/L vs. （1.08±0.21）g/L，P=0.009]，见表3。

EL-384A/C基因多态性与冠脉病变支数，不同基因型间冠脉病变支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4。ACS危险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将基因型、性别、年龄、糖尿病、高血压、吸烟和血脂纳入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在校正性别、年龄等ACS危险因素后，EL-384A/C基因多态性仍然与ACS有明显相关性（P=0.042，OR=0.682，95%CI=0.472～0.986），见表5。3 讨论

1999年Hirata等[9]首次采用消减杂交技术在体外培养的人脐静脉内皮细胞（human umbilical vein endothelial cell， HUVEC）中发现EL mRNA。EL定位于人类染色体18q21.1，由483个氨基酸组成，分子量约为55000。EL主要由血管内皮细胞合成，与肝脂肪酶（hepatic lipase， HL）、脂蛋白脂肪酶（lipoprotein lipase， LPL）三者同属于脂肪酶，共同参与脂蛋白代谢。EL可能通过裂解高密度脂蛋白（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HDL）及其他多条途径参与动脉粥样硬化（atherosclerosis， AS）和CHD的发病。

但是到目前为止，对于EL基因多态性是否影响血脂水平以及是否与CHD发病有关，国内外研究结论尚不一致[4-5]。2003年Yamakawa-Kobayashi等[6]研究发现启动子-384A/C多态性与日本学龄儿童HDL胆固醇水平相关。2006年Hutter等[7]也发现-384A/C基因多态性与日裔美国人家系人群HDL水平有关，并且可能增加人群心血管疾病的患病风险。我国成都地区高甘油三酯血症（hypertriglyceridemia， HTG）患者EL基因-384A/C位点多态性时，发现其C等位基因频率为0.178，但正常人和HTG患者之间C等位基因频率无明显差异，与AA基因型者比较，C等位基因携带者（AC及CC型者）血清HDL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本研究发现，中国苏南地区汉族人群存在EL-384A/C基因多态性，且这一多态性位点已达到遗传平衡，具有群体代表性。与AA基因型比较，C等位基因携带者（AC+CC）HDL、ApoA-I水平明显升高，这与Yamakawa-Kobayashi和Hutter等[6-7]的研究结果一致。ACS组EL-384A/C基因型和等位基因频率分布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经校正性别、年龄、糖尿病、高血压、吸烟、高脂血症等ACS危险因素后，结果仍然表明该多态性是ACS的独立危险因素。但是本研究也发现该基因多态性与冠状动脉病变严重程度之间却无明显相关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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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Hutter CM， Austin MA， Farin FM， et al. Association of endothelial lipase gene （LIPG） haplotypes with 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subfractions and apolipoprotein AI plasma levels in Japanese Americans[J]. Atherosclerosis. 2006， 185（1）： 7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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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多态性分析的意义范文第3篇

1. 辽宁省沈阳市第二中医医院，辽宁沈阳 110101；2.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科，辽宁大连 116011

[摘要] 目的 分析并研究载脂蛋白E基因多态性与2型糖尿病血脂及其脑梗死并发症的关系。方法 从2012年5月—2014年5月期间该院收治的2型糖尿病患者中选取100例作为临床研究对象，设定为试验组，其中50例患者并发脑梗死，50例患者无并发症；同时从全市范围内征集100例健康者作为对照组。两组实验者均采用聚合酶链反应-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方法检测其ApoE基因多态性，通过基因多样性的检结果分析并研究其与2型糖尿病血脂及其脑梗死并发症的关系。结果 对照组和试验组等位基因分布频率相差不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对试验组的100例患者进行组间比较发现，患者低密度脂蛋白与胆固醇含量在携带E4等位基因的患者中最高，在携带E2等位基因的患者中最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实验结果显示并发脑梗死的患者E4等位基因的携带率高，无并发脑梗死的患者E4等位基因的携带率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载脂蛋白基因多样性与2型糖尿病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关系；2型糖尿病高脂血症及其并发脑梗死与E4等位基因的携带有关。

关键词 载脂蛋白E基因多态性；2型糖尿病；血脂；脑梗死

[中图分类号] R743.3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4-0742（2014）11（a）－0037-03

2型糖尿病具有明显的遗传倾向和家族群发现象，是一类与血浆脂蛋白代谢有关的基因疾病[1]。而载脂蛋白是构成血浆脂蛋白的重要成分，在血浆脂蛋白的代谢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载脂蛋白与2型糖尿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2]。临床研究发现[3]2型糖尿病患者且并发脑梗死的患者往往表现为低密度脂蛋白和胆固醇水平的异常增高。在该研究中，对2型糖尿病载脂蛋白E基因多态性与其血脂及其脑梗死并发症的关系进行分析和研究，现分析2012年5月—2014年5月间该院收治的100例2型糖尿病患者的临床资料，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从该院收治的2型糖尿病患者中选取100例作为临床研究对象，设定为试验组，其中50例患者并发脑梗死，50例患者无并发症；同时从全市范围内征集100例健康者作为对照组。对照组100例，男性48例，女性52例；年龄21～86岁，平均（53.3±10.1）岁；对照组的100人经全身检查确定为健康者。试验组100例，男性55例，女性45例，年龄24～82岁，平均（53.8±10.2）岁；病程1～3年，平均（2.5±1.1）年。

1.2检测方法

首先采集标本：参加实验的200名受试者于清晨空腹状态下采集静脉血8 mL，其中的3 mL用于血脂检查，检测其低密度脂蛋白和胆固醇含量，其余5 mL加入抗凝剂后低温保存。随后提取DNA：应用酚-氯仿法从低温保存的静脉血液样品中提取DNA,立即放入冰箱中低温保存等待下步实验时再取出。然后扩增PCR：该反应在PCR扩增仪中进行，其中引物位于ApoE基因第四外显子内，包含了两个多态性位点，反应物包括适量模板DNA，dNTP，Mgcl2,Kcl,二甲亚砜及相应的反应酶等，随后循环进行变性，退火，延伸等过程直至得PCR产物。最后向PCR产物中加入内切酶得酶切产物行凝胶电泳后，染色观察。

1.3统计方法

应用 spss l5.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比表示,数据对比采取χ2校验。

2结果

2.1等位基因分布频率

对两组受试者等位基因分布频率进行比较，发现E2，E3，E4分布频率相差不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ApoE基与脑梗死并发症的关系

将试验组中的50例并发脑梗死者与50例无并发症者进行比较，发现并发脑梗死组21例携带E4基因，无并发症组7例携带E4基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3讨论

载脂蛋白是一种关系到体内脂蛋白转运的多态性蛋白，其多态性与机体多种疾病有着密切关系。其具有多态性的原因主要是载脂蛋白基因的多态性与基因多样性表达。目前，关于载脂蛋白E基因多态性与疾病的关系已成为研究的热点[4]。在该研究中设置了对照实验，其中对照组为100名健康者，试验组为100例2型糖尿病患者，对这200例受试者E2，E3，E4等位基因进行检测。E3为野生型基因而E2和E4为突变型基因，突变型基因与人体内血脂的含量有着密切的关系[5-6]。E2基因所表达的载脂蛋白与低密度脂蛋白的亲和力较低而E4基因表达产物与低密度脂蛋白的亲和力较高[7-8]。E4与低密度脂蛋白以及胆固醇的高亲和力，大大降低了体内血脂的代谢速度，从而使血脂含量较高，随后通过高血脂来促进脑梗死的病发，而E4与2型糖尿病的发生并无直接关系[9-10]。在该实验中，对两组检测结果进行比较，对照组和试验组等位基因分布频率相差不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患者低密度脂蛋白与胆固醇含量在携带E4等位基因的患者中最高，在携带E2等位基因的患者中最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并发脑梗死的患者E4等位基因的携带率高，无并发脑梗死的患者E4等位基因的携带率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综上所述， 2型糖尿病高脂血症及其并发脑梗死与E4等位基因的携带有密切的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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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多态性分析的意义范文第4篇

[关键词]建筑批评 意识形态 文化 建筑形式

[中图分类号]B036；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7―0020―07

一、马克思主义与建筑意识形态批评

建筑作为最具公共性的艺术和文化表现形式，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的角度来看，它与其他艺术形式一样，是表现“经济的世界中各种冲突和变化过程的许多手段”，是反映“阶级利益与阶级地位”的工具。由于建筑与社会文化现实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复杂性、矛盾性与特殊性，建筑成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进行哲学思考与意识形态论战的重要领域。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现代大工业城市”、“使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的城市化过程中“尽可能地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的社会现实，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对巴黎改建――近代两方城市规划与建设的最早探索――进行了意识形态批判 l853年，拿破仑三世委任奥斯曼制定巴黎扩建工程计划，史称“欧斯曼计划”(又译“奥斯曼计划”) 巴黎改建工程历时17年之久，在拆毁了25000座旧建筑的同时新建了75000座新建筑，建设了在今看来依旧高大、雄伟、美观的巴黎歌剧院、香榭丽舍大街和星形广场。恩格斯认为“穿过房屋密集的工人街区开辟一些又长、又直、又宽的街道，在街道两旁修建豪华的大厦”，并“把巴黎变为一个纯粹的豪华都市”，将市中心“最不成样子的小街小巷”改造成大商场或街道，使之成为资产阶级“大肆自我吹嘘”的巨大成就的欧斯曼计划的最终目的在于“使街垒战难于进行”。但是“这种小街小巷立刻义在别处，并且往往是就在紧邻的地方出现”。南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我们的工人每夜都被圈在里边的这些传染病发源地、极恶劣的洞穴和地窟，并不是在被消灭，而只是在……被迁移”，所以恩格斯敏锐地指出：“同一个经济必然性在一个地方产生了这些东西，在另一个地方也会再生产它们”。因而得出“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的时候，企图单独解决住宅问题或其他任何同工人命运有关的社会问题都是愚蠢的”的论断，并进一步指出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工人阶级自己占有全部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

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模式在西方得到了继承和发展。经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在现实和理论的双重危机中被反思、探索和突破，试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这种努力在哲学、社会学、文学和艺术学等不同的领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建筑学领域更是异军突起，构建了具有深邃洞察力和原创性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理论。如曼夫雷多・塔夫里的《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建筑与乌托邦》和《建筑学的理论和历史》，列菲伏尔的《对空间政治的反思》，詹姆逊的《建筑与意识形态批判》、《砖块与气球：建筑，唯心主义与地产投机》和《后现代主义的限制》，哈贝马斯的《现代建筑与后现代建筑》，戴维・哈维的《(共产党宣言)的地理学》、《城市中的后现代主义：建筑与城市设计》等论著，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建筑批评之间构建了一种如影相随的亲缘关系，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城市建筑和空间进行了犀利而深邃的阐释。

当代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始于意大利威尼斯建筑学院。1969年，其代表人物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建筑理论家曼夫雷多・塔夫里发表了题为《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的长篇论文，将意识形态批评引入了建筑批评之中，以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的视角，重新审视建筑学的理论和历史，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转译为建筑批评。塔夫里对现代主义和当代建筑生产的批判，具有重要的开拓性意义。塔夫里在《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一文中指出：“对建筑和城市的意识形态进行一种内在统一性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就是揭示隐藏在艺术、建筑、城市等统一范畴背后的偶然的、既不客观也不普遍的历史现实。作为一种历史和客观的阶级批评，建筑批评必须成为关于城市意识形态的批判，并想尽一切办法避免陷入与处理资本矛盾的理性技术进行‘进步’对话危险之中。”因此，在《建筑与乌托邦》(1973年)一书的序言中，塔夫里声称要“用意识形态批评所提供的方法，来重读现代建筑史，用最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认同的术语，来理解现代建筑史”，以此构建一个参照体系，“以便进行深一层的检验”。例如，塔夫里用意识形态批评的方法解释新艺术运动建筑风格的产生与衰落时，认为新艺术运动建筑如同“最有想象力的火焰，它点燃了希望之光，成为表达真理的工具”，就像是播下了种子，它使理想得到萌芽”。它是“上层中产阶级文化思想的反映，它标志着这个阶层企图用一种共同的语言来适应各个阶层的需要”。“由奥尔布里奇、麦金托什、霍夫曼所创造的含有神奇色彩和颓废氛围的新艺术运动是对新兴资本主义社会反抗的表现，他们不愿看到金钱左右一切的现象在建筑艺术领域产生，他们企图用新的艺术手法来表达新的希望。但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那些墨守成规的新作品同样是不受欢迎的”，因为“他们的这种努力并没有得到资产阶级的支持。大量的新资产阶级不赞成这种主张，而新兴的工业化方法才对他们有吸引力”。塔夫里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出发，揭示了隐藏在建筑形式背后的经济和文化动力的运作秘密。但是，我们从塔夫里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中可以看出，塔夫里认为建筑师和建筑批评可以有意识形态的立场，但建筑不可能是意识形态的，因此建筑批评应该坚决揭露当代的或历史的建筑意识形态。这种将意识形态视为“虚假意识”的否定性意识形态批判，毫不妥协地否认了意识形态对于建筑创造可能具有的积极肯定意义，导致了塔夫里对当代建筑创新努力的悲观主义态度：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建筑是一个负面范例。尽管文化环境在不断变化，人们却只是以新的方

式一遍遍复述古老的故事。

当代建筑的各种原则已经将伟大的语言学实验演变成了一场悲剧，以致错接与放弃，然而事实

上当代建筑基本上没有在它们的诗篇中赋予这些原则以一种中心地位。当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未来

时，对传统的依赖越来越成为束缚。

建筑，就像俄狄浦斯，命中注定会因自己要实现单一的神话而必须同时要承担不同要求的惩

罚。

因此，在塔夫里那里，充满了对当代建筑的谴责与批判：菲利普・约翰逊的“学院气来自贪婪的搜 集欲，而不是来自浏览中冷静的、独立的态度”，他“暧昧不明的折衷主义终究不过是一场魔术表演”：詹姆斯・斯特林“徘徊于结构主义和未来主义之间，徘徊于对技术的敏感和对维多利亚的追忆之间”，“粗看起来它们虽然有一种反讽的味道，却没有提供解决谜题的方法”；路易・康“为学院派创造了一种缺乏表情的建筑。在这里，世界沉没消失”；文丘里和布朗的“势利态度为大量的美国神话涂脂抹粉。他们为费城两百年纪念活动的美化建议只是一种以特意幼稚的灯光视幻效果对大众社会用滥了的符号的再次使用”。塔夫里揭示了当代建筑的风格、形式与社会文化之间所存在的一种悲剧性张力，其批评方法显然是意识形态的，正如塔夫里在其名著《现代建筑》的最后一句所指出的：

我们希望所追寻的足迹在今天会变得更清晰一点。我们试图显示的不是一条道路的历史，而是

许多道路的历史，以及它们是如何从特定的建筑作品中产生的――产生于现实和乌托邦的相互作

用。我们所关注的不是这些道路所制造的外在形式，而是隐藏在它们后面的思想。

美国建筑批评家弗兰姆普敦在《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1980年)一书的前言中声称自己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影响：“和许多同代人一样，我受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影响，但即使对本书最粗略地翻阅也会发现，书中没有引用马克思主义既定的分析方法。另一方面，我接受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却无疑帮助我润色了对整个历史时期的看法，‘并使我尖锐地意识到欧洲启蒙运动的阴暗面：它以不合理的理性主义为名，把人引入了这样一个境地，使他异化于自己的生产活动，也异化于自然世界”。尽管弗兰姆普敦否认其引用了马克思主义既定的分析方法，但从他关于人的异化的分析和充满辩证法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他确实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该书《第三版序》(1991年)中弗兰姆普敦指出：由于“所有的历史都无可例外地受到观察模式的限制，人们既不可能写一部绝对的历史，正如他们无能创造绝对的建筑”，因此在第三版中引入“反思实践”的模式，作为批判性建筑实践的基础，挖掘建筑作为一种批判性活动所具有的潜力。弗兰姆普敦对“十人小组(Team X)”在“他们的创作能量衰减”后其“作品仍能持续到现在”的原因进行分析时，指出它“不在于其建筑艺术的视觉形象，而在于他们文化批判的启示力量”。一个例子是，“十人小组”的成员之一，德・卡尔洛(De Carlo)认为建筑理论与实践“往往是为掩盖那个渗透在整个社会中的权势与剥削的网络服务的”，指出CIAMⅦ(现代建筑国际会议第7次会议)对城市中心感情用事的评议使传统城市核心遭到践踏，城市更新成为了迁移穷人的借口。这与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对19世纪中叶法国巴黎改造的“欧斯曼计划”所进行的批判具有一脉相承的批判锋芒。

德国建筑批判家克鲁夫特在《建筑理论史――从维特鲁威到现在》(1985年)中指出“建筑理论被政治上的意识形态搅得乱七八糟，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就变成了意识形态本身”，“在那些极权主义的国家中，就像20世纪已经显示的那样，建筑理论以一种标准与统一的形式，表现为某种堕落：‘一体化’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工具，这些冒充的理论，是专用来为那些粗劣的艺术作品涂脂抹粉的。在这些社会中，艺术批评所能起到的重要的正确影响也被扼杀了”。

塔夫里、弗兰姆普敦和克鲁夫特等西方建筑批评大师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理论汲取丰富的营养，在建筑批评中展现出批判的锋芒毕露的精神。这一批判传统对当代中国建筑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冯果川借用德波“景观社会”的概念，认为“鸟巢”、CCTV新楼等造型奇特的前卫建筑“被权力从建筑学的语境中剥离出来后置于新的意识形态叙事中，它们的先锋性已经被‘’，这些建筑不再是革命性的建筑而是枯萎成空洞的布景，成为权力装点门面的一尊尊‘门神’。王南溟则认为所谓“中国式建筑”只不过是意识形态及其全球化中的后殖民状况的体现，贝聿铭的苏州博物馆新馆和其他中式建筑是全球化文化霸权以及弱势文化的国际处境的表现，对这些中式建筑风格的赞美掩盖了很多需要讨论的文化政治问题。可见在当代中国建筑批评中，意识形态批判成为了建筑批评的一个重要维度，中国当代建筑的意识形态批评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中犀利的批判传统，认为建筑形式是社会文化现实中主宰力量作用的结果，是反映意识形态霸权的上层结构，因此必须揭开笼罩在建筑形式表面的意识形态面纱，从而破除意识形态的迷雾获得现实的真相。在这种背景下，建筑意识形态批评成为对隐藏在建筑形式背后意识形态的揭示、批判与否定，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当代中国独特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积极的建构意义。学术界有必要对当代中国建筑的意识形态批评理论的思想资源、批评立场和批评模式等进行全面的研究以期获得适应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现实的深度拓展。

二、当代中国建筑的意识形态批评模式的构建：多维与辩证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建筑理论家曼夫雷多・塔夫里引入了建筑的意识形态批评，将经济基础与上

层建筑的关系转译为建筑批评。塔夫里对现代主义和当代建筑生产的批判具有重要的开拓性。

――郑时龄

正如不可能存在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而只存在针对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批判一样，我们也不可能

建立一种阶级的美学、阶级的艺术、或者阶级的建筑，而只能建立起一种针对美学、艺术、建筑和

城市的阶级批判。

――曼弗雷多・塔夫里

在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方法来进行建筑批评时，“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既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又给我们带来了困惑与疑问。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关于事物本质与表现形式的隐喻，使我们在考察两者关系时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一方面，对深度的挖掘――试图穿越形式表层进入深层结构揭示隐藏在表象背后的真正本质，成为了建筑批评家们身不由己的本能追求；而另一方面，对这一模式的教条理解使建筑批评滑入了经济决定论和机械反映论的泥潭，导致‘剥开’、‘揭露’、‘揭去面纱’之类的简单化的分析方法”大行其道，因而遭到许多学者的质疑与反击。

罗杰，斯克鲁顿在《建筑美学》中对建筑形式的经济决定论指出了质疑：“把一座建筑反射到它的经济环境中去，我们能够揭示什么‘含义’呢?”“当这种理论应用来作为一种评论工具时，它那‘反射’的概念是模糊不清的。”“没有比建筑艺术自身更能证明‘上层建筑’具有自发的生命力了，在那里各种风格的建筑、城镇都已使它们自己不依那浮动的经济环境而复活和不朽。例如看看从帕提农神庙到圣凯琳船坞的多立克柱子的历史”。因此当我们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伯齐小教堂进行评论时，我们并不知道15世纪佛罗伦萨独特的经济状况对评论的结果会产生什么影响。虽然斯克鲁顿的质疑似乎不无道理，但是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的角度来看，他显然走入了歧途。当然我们研究的重点并不是斯克鲁顿们是如何被经济决定论和机械反映论引入歧途的，而是要寻找如何走出歧途的途径。

事实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困扰马克思主义文学艺术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尤其是两者关系的本质，它所造成的疑问似乎无法分析。于是，根据威廉斯的观点，人们这才通过一些隐喻来解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者之间的差距，而反映论则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种隐喻。”“所有这些暗喻――从对理想性整体的反映到对隐蔽物的揭露再到对物质生活多样性的呈现――都只不过揭示了对艺术的不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论为什么如此千差万别?最直截了当的答案是：因为必须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缺口处搭起一座桥梁。换而言之，正是因为这个缺口才产生出多种多样的暗喻。”长久以来，人们为解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诸多模式，取得了许多进展，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思想资源。这些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型：反映论和中介论。

1957年，理查德，沃尔海姆归纳了艺术批评中所采用的三种方法，即因果法、表现法和轶事法。因果法认为艺术是在某个特定的社会阶层或者是在整个的经济基础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原因和结果的关系就好像台球桌上不同球之间的相互碰撞一样，即使不那么明显但却是必然的；表现法认为艺术作品会反映某种文化价值或是文化危机，艺术作品和文化是一种平行关系而非因果关系；轶事法认为艺术作品和物质环境或社会环境之间并不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阿尔都塞通过对传递因果关系模式和表现因果关系模式的批判，构建了结构因果关系的多元决定论分析模式。1965年，路易・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中指出“马克思以前的理论思考大体上提供了两种对作用问题进行思考的模式：一种是伽利略和笛卡尔的传递因果关系，另一种是黑格尔从莱布尼茨那里因袭的表现因果关系”。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的统一性包含不同的相对独立的层次，这些层次“按照各种特殊的、最终由经济层次决定的规定，相互联系，共同存在于这种复杂的、构成的统一性中”。因此，“只有多元决定才能使我们不把有结构的复杂整体的具体演变看作是外界‘条件’作用于一个固定的有结构的整体而产生的偶然演变，而把这种具体演变看作是复杂整体内部的具体结构调整，每个范畴、每个矛盾以及通过结构调整得到反映的主导结构各环节，都在结构调整中起了‘本质’的作用”。

雷蒙・威廉斯和詹姆逊则另辟蹊径，提出了用“中介论”取代“反映论”的分析模式。威廉斯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1977年)一书中提出，在讨论社会与艺术或者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时，我们不能指望找到艺术中被直接反映的社会现实，因为由于间接表达的缘故，这些东西经过中介后原有的内容改变了。社会现实被“投射”或“伪装”，要想还原它们就要返回中介过程找同它们的本来面目。

詹姆逊指出中介化是一种分析手段，是对诸如“艺术作品的形式与其社会根源之间，或国家政治的内部动力与其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的确立”。詹姆逊将中介化分析模式应用到建筑批评巾，试图通过中介来确立建筑形式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寻找建筑风格变化的深层动因，对建筑的意识形态批评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个经典案例是詹姆逊对“晚期金融资本主义”的建筑风格的分析。詹姆逊指出必须在经济层面和美学层面之间加上一个具有“新的活力的中介”，才能解释新的建筑风格涌现的丰富性与复杂性，避免做出类似“地产投机和对日益增加的对建筑物的新要求开辟了新的建筑风格涌现的新空间”这样的简单粗暴的论断。詹姆逊的“中介”概念“存在于已经发展到被自身内在的法则和动力所控制的社会之中”的“半自律”领域。詹姆逊总结了当代建筑风格的所呈现的两个显著特征，即所谓“极端等距空间”和“含壳体积”。在解释其产生的动因时，詹姆逊在经济基础(地产投机、金融资本)和上层建筑(建筑的美学形式)之间加入了“晚期资本主义文化”这一中介，使其分析更具穿透力：“极端等距空间”和“含壳体积”是晚期资本主义抽象化文化的结果，前者“迷恋均衡”，使“密斯(Mies)无边无际的宇宙空间逐渐变为现实”；后者追求“非物质化”，使建筑“减少了质量和重量，同时增加了空间和轮廓线――这正是砖块和气球之间的区别”。

“反映论”的分析模式直接而明了，但其分析框架过于严谨保守，缺乏阐释的创造性与灵活性：“中介论”的分析模式丰富而复杂，但其分析框架过于松散开放，缺乏解释的稳定性与方向性。我们试图通过对两种模式的整合，建构一种多维与辩证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模式。其基本框架是，在建筑批评中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或“本质／表现形式”模式中加入“社会文化”中介，构成“经济基础，社会文化／建筑形式”模式。多维与辩证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模式坚持经济基础是建筑风格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这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同时，对当代中国语境中社会文化实现与建筑形式之间互动关系进行多维度的辩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考察意识形态在建筑批评中的作用。

在讨论建筑形式与社会文化现实的关系时，当代社会中文化所呈现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分析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弗雷德・英格利斯认为文化“变化多端，规模宏大，海纳百川，极富争议”；雷蒙・威廉斯认为文化是由主导文化、残余文化和新兴文化构成的不断运动的三角关系，在它们相互运动的动态关系中，物质现实由于社会、文化和艺术的多样性而呈现出极大的复杂性，布洛赫提出的“非共时性”概念则表明我们可以同时生活在一个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之中，各种文化可以在冲突中共存。阿摩斯・拉普卜特认为文化处于不断的演进之中，它是缓慢变迁的恒定因素与急速变更的变化因素的融合。现实社会中文化的多元共存理论为我们解释建筑的矛盾性与复杂性提供了，重要启示。

多元与辩证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模式从多个维度来理解社会文化现实与建筑形式之间的互动关系，一个维度代表一个单一而独特的分析方向，因此每一维度的分析都不可能全面地反映社会文化现实与建筑形式之间的关系，同时在每一维度中，从“反映论”的角度来看，建筑形式与社会文化现实之间关系具有“因果关系”、“表现关系”和“疏离关系”等三种分析模式，显然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由于每一维度不可避免地具有优势与局限、洞见与盲点，因此多维度的意识形态分析模式必须是辩证的：一方面通过各维度分析的相互观照以提供更富洞见和包容性的分析，并试图借此揭示建筑形式背后潜藏的意识形态；而另一方面，借助威廉斯和布洛赫的概念，我们必须在“非共时性”的多元文化中发现主导的、新兴的或残余的文化维度，当然这种判断仍然带有意识形态色彩或者说它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

意识形态是一个极具复杂、歧义纷呈的概念，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既“渗透着情感与幻想”同时又“关系到行动、合法性与权威”的信仰体系与价值体系。雷蒙・威廉斯归纳总结了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三种用法：特定阶级或集团所特有的信仰体系；虚假的信仰体系――即与真实的或科学的知识相对立的虚假观念或虚假意识所构成的信仰体系；意义与观念生产的一般过程。雷蒙德・盖斯在《批判理论的理念：哈贝马斯与法兰克福学派》一书中区分了三种意识形态的类型：一是描述性 意义(中性和客观的)的意识形态；二是批判性意义(否定和批判的)的意识形态；三是积极意义(建构和创造的)的意识形态。阿尔都塞则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一范畴内解释意识形态的作用同时又避免经济简化主义。在《保卫马克思》(1965年)一书中阿尔都塞提出了独具特色的解释：“意识形态所反映的不是人类同自己生存条件的关系，而是他们体验这种关系的方式；这就等于说，既存在真实的关系，又存在‘体验的’和‘想象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形态是人类依附于人类世界的表现，就是说，是人类对人类真实生存条件的真实关系和想象关系的多元决定的统一。在意识形态中，真实关系不可避免地被包括到想象关系中去，这种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意志(保守的、顺从的、改良的或革命的)，甚至一种希望或一种留恋，而不是对现实的描绘。”“正是在想象对真实和真实对想象的这种多元决定中，意识形态具有能动的本质，它在想象的关系中加强或改变人类对其生存条件的依附关系。”我们正是受到威廉斯、盖斯和阿尔都塞等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启发，提出了多维与辩证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的分析框架：通过对建筑形式与多元文化现实之间“真实关系”和“想象关系”的辩证考察，揭示“真实关系”与“想象关系”之间的多元决定过程中意识形态通过“想象关系，，强化、改变或异化“真实关系”的过程，从而使我们能够更为深刻地理解建筑形式与社会文化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

例如，当我们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维度讨论当代中国建筑时，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多元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建筑形式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既存在一种“真实关系”――中国现代建筑脱胎于传统并与传统血肉相连同时又逐渐疏离传统的现实，又存在一种充满矛盾的“想象关系”――对传统的坚守与颠覆、对创新的冲动与对复古的眷恋、对中国传统建筑文艺复兴的梦想和对建筑革命的期待等等。此时“真实关系”与“想象关系”本身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导致“真实关系”与“想象关系”之间多元决定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坚守传统与颠覆传统两种极端的意识形态以及两者之间为数众多的处于折衷状态的意识形态，通过矛盾与复杂的“想象关系”对同样矛盾与复杂的“真实关系”进行了有选择的、“能动的，，强化与改变，构建了一种“既传统又现代的中国特色现代建筑”的“想象性”的“真实关系”。当然。这时“真实关系”实际上已经在多元意识形态的博弈下转变成为了“想象关系”。建筑意识形态批评通过对上述事实的揭示，破解了为什么经过几十年的努力“除了建造出一些有着变了形的大屋顶、深挑的檐口、简化的斗拱、马头墙、柱廊、清砖加灰瓦等模式化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建筑’之外，再也难以出现新的突破”的深层原因：因为中国特色现代建筑与当代中国文化现实之间只不过是一种被意识形态改变了的“想象关系”，它在当代中国全球化、现代化和改革开放成为意识形态的背景下，注定是难以实现的。

三、结论

基因多态性分析的意义范文第5篇

【关键词】大学英语 教师话语 多模态

本文系陕西学前师范学院2014年度校级科研基金项目课题“大学英语课堂教师话语的多模态分析”（项目编号2014QNRS064）的研究成果。

引 言

教师话语是教师向学生传递教学内容的主要形式，也是学生在课堂上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因此，教师话语的质量对课堂教学效果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目前，国内学者对教师话语的研究主要是从这几个方面展开：话语量、教师提问、教师反馈、话语调整等，过于强调语言本身。话语是教师课堂教学传递信息的主要形式，但并不是唯一形式。本文从多模态视角分析大学英语课堂教师话语，通过各个模态的合理使用，构建多模态的大学英语课堂，使得教学内容的传递更加有效，教学效果更好。

理论基础

话语的意义中有一大部分是由非语言因素体现的，且交际也不是用一种感官进行，如说话是听觉，书写是视觉，盲文是触觉等，而是用两种或多种感官同时进行。[1]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话语就是多模态话语。多模态话语指运用听觉、视觉、触觉等多种感觉，通过语言、图像、声音、动作等多种手段和符号资源进行交际的现象。[1]一直以来，人们都忽视了话语的多模态性，直到近年随着多媒体的广泛应用，人们才意识到意义表达模态的多样性，才开始进一步研究。多模态话语的理论是基于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认为多模态话语本身具有系统性和多功能性，即具有概念功能、人际功能、语篇功能。模态只是意义的载体，不同模态的话语体现了说话者的整体意义，即在多模态话语中，一种模态的话语不能充分表达其意义或无法表达其全部意义，需要借助另一种来补充。[2]目前，国内对多模态的研究还比较少，还没有相关专著出版，只有为数不多的论文。李战子（2003）、胡壮麟（2007）、朱永生（2007）、张德禄（2009）等分别对多模态话语分析进行了探索和研究。张德禄提出多模态话语的形式系统及其之间的关系（如图1），并将多模态话语分析应用到外语教学中，探讨如何构建多模态话语课堂，提高外语教学的效果。

教师话语的多模态分析

结合张德禄提出的多模态话语形式及其关系，应用到外语课堂教学中，可将教师话语分为语言模态、行为模态、听觉模态、视觉模态。

语言模态是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使用的主要模态。研究发现，教师会根据学习者的语言水平调整自己的语言使其更容易被理解。[3]在语音方面，教师会放慢语速、延长停顿；词汇方面，教师尽可能多地使用简单词，较少使用难词；句法方面，多用现在时，偏爱使用口语化的句子。对于学生做出的回答，应该给予鼓励和积极的反馈，诱导学生深入思考。

行为模态是指教师在授课过程中的手势、眼神交流、面部表情、空间位置等作为一种模态能够传递信息的方式。[4]授课过程中，教师应注意和学生的眼神交流，了解学生的接受情况，及时作出调整；教师应在教室中适当走动，走下讲台，融入到学生中，减少和学生的空间距离，让他们感受到教师的关注。

听觉模态指在教学中使用声音、音乐、原始音频等载体传达意义的模态。如在PPT制作时，通过添加声音，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播放英语音频材料，给学生营造一个真实的语言学习环境。

视觉模态指运用图片、符号、视频等载体传递意义。如在教学中，PPT页面上用艺术字体或黑体可以突出教学重点，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用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图片，可以更直观地表达教学内容；还可以播放与教学相关的英文视频，激发他们说英语的兴趣。

教师话语具有多模态性，因为意义的表达具有多模态性。在模态的选择上，应以最大限度地充分表达说话者的意义为原则，包括有效原则、适配原则、经济原则。[5] 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不应仅仅使用一种模态，而应尽量选取多种模态作为载体，采取多种措施，构建多模态的意义表达系统，即多模态的课堂教学环境，这样才能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结 语

教师话语的质量对课堂教学效果的影响至关重要，特别是随着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中的广泛应用，教师话语的形式也变得更加丰富。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改进话语，采用多种模态的话语形式，最大限度地传递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构建多模态的英语课堂教学环境。

参考文献：

[1]张德禄.多模态话语分析综合理论框架探索[J].中国外语，2009，（1）.

[2]张德禄.多模态话语模态的协同及在外语教学中的体现[J].外语学刊，2010，（2）.

[3]李华.从话语分析理论的发展看国内教师话语的研究[J].外语界，2007，（5）.

[4]朱永生.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J].外语学刊，20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