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制度的重要性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公证法律制度 公证诚信 管理制度

作者简介：王长萌，福建省福清市公证处。

公证制度是我国重要的信用保障机制，是当今信用体系中最基本的内容。公证制度的本质在于对经济及民事主体进行法律干预，通过建立专门的公证机构规范经济、社会及民事行为，以此形成公平、诚信的活动氛围，建构诚信社会信用体系。诚信是社会、经济及民事主体最基本的活动准则，是公正制度的核心价值内容。公证诚信制度建立能够有效地保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稳健推进，基于公证制度下，完善公证诚信制度是保证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举措。

一、公证诚信制度概述

（一）公证诚信制度的含义

诚实信用原则在法律上是指社会、经济及民事活动主体在发生社会、经济、民事行为时，应以诚实守信的思想观念为根本，通过公开地、善意的、诚实地方式执行其义务、行使其权利。公证是一项重要的司法举证行为，是国家基于对组织民事纠纷进行预防、降低诉讼力、节省不必要的法律损失，保证法律的有效性、稳定经济社会民事活动秩序的重要制度保障。公证诚信制度是以诚实守信原则为基础，以维护社会秩序，维护民事、社会、经济主体合法权益为目的，通过公证机构依法行使法律效力的司法规范性行为准则。

（二）公证诚信制度的内部本质关系

诚信与公证自身具有紧密的相关性，公证制度的本质在于诚信，诚信是在公证制度的基础上得以实现的，两者相辅相成，互为条件。公证制度的建立离不开诚信这一本质内涵，诚信的构建需要公证制度的支撑。诚信客观存在于人类行为活动中，是最基本的行为准则。改革开放以来，市场机制的引入，由于市场的盲目性以及趋利性，导致一些经济行为主体诚信的缺失。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诚信的重要性，诚信又重新回归理性视野，逐渐纳入我国社会法律制度。随着我国现代法治的完善发展，诚信成为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发展的最为关键性的因素。公证是一种司法机制，诚信则是公证的核心与本质内容，没有诚信的公证是没有灵魂的躯壳，只有保证诚信公证制度的开展，才能够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对各类行为起到一定的保障作用。公证结果体现了公证部门的公证效力，在公证制度的开展过程中，以实事求是为基本原则，对诚信制度的有效实施要进行保护，实现公证效力的最大化。

为了有效预防和抵制社会、经济、民事活动中的欺骗行为，而建构公证制度，这种非诚信活动时公证产生的根本所在。公证制度从作用上讲，它体现了社会的公平与公正，是保证社会和谐发展的最为基本的法律工具，对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性支撑。公证机构能够在运用国家公信力的基础上体现公证机构的公平性，是基于国家法律保护基础上的公证平台。公平、平等和合法是公证制度当中诚信制度特点的重要体现。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公证制度是诚信制度的重要体现，具有一定的公信力，现已逐渐成为保证群众合法权益与收获信誉的一种有效手段。

二、公证法律制度对公证诚信制度的推动性作用

（一）完善的公证制度能够有效地为公证诚信制度的建设提供动力

完善的公证制度是保证公证诚信制度建设顺利的动力基础，公证制度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和诚信体系建构的最为关键性的因素，是公证诚信制度建立与发展的最基本的保障，能够有效地推进公证诚信制度的合理完善。诚信最早体现法律上可追溯到瑞士的民法上，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诚信被各国所重视，纳入到自己的法律系统体系中。诚信在法律上的规定性定义是指无论何种人在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过程中都应该依据诚信的原则进行具体的施行。诚信制度是诚信意识的法律化体现，是规范社会、经济、民事行为的重要法律依据和手段。诚信制度纳入法律体系当中，具有一定的法律相应是我国现代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诚信公证制度的完善是优化法律体系的关键性环节。公证制度的实施，能够保证诚信发挥其自身所具备的效能，从而推动公证制度的持续性发展。在公证制度的具体发展过程中，应高度重视其在法律当中的自身效能的发挥，以保证社会服务职能的充分性与全面性执行。通过对我国民事法律的调查发现，有关公证制度的法律制度与其他国家相比较少，在我国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有关公职制度的法律规定缺少全面性与普适性，导致相关问题的层出不穷。同时，与其他国家公证法律制度相比较而言，我国的公证制度具有一定法律条文进行实际约束，导致在具体实施当中具有明确条款进行约束。保证公证程序与公证制度的科学合理性，是推动诚信公证制度发展的重要内容。

（二）公证法律制度是提升公证诚信效力的重要保障

基于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下，公证诚信效力主要以一种国家法律粗在形式得以体现，发挥一定的司法效能。与此同时，诚信公证效能以公证法律的保障机制为基础，得以具体地实施。公证制度中所存在的公证效益主要通过强制的执行效力、证据效力得以体现。其中，有关强制性的执行效力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规定“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关辖区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人民法院应当执行。”关于证据效力方面，公证书在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具有的公证效力，其中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明文规定“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实施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证明的除外。”也就是，具有一定法律效力的公证机构所出示的文书具有国家公信力，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公证的诚信效力。具体分析探讨公证法律制度，对在公证诚信制度建立的过程中具体的公证法律制度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的探索，以及完善诚信公证制度，推动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三、基于公证法律下健全完善公证诚信制度的有效途径

（一）明确法定公证范畴，为公证诚信制度的建构提供法律规范依据

法律公正原则是相对于自愿公证原则而言的，其具有一定的强制性，是在相关行政法规、法律的基础上通过特定的司法公证济公实行的行为规范。公证制度作为一种信用保障机制，是社会信用的制度性服务与司法性保障，其有效性的发挥需要一定法律及法规支撑。然而，在我国的民事法律体系中，对于法定公证范畴的法律界定是缺失的，严重阻碍了公证诚信制度的建构进程，对社会信用氛围环境的塑造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法定公证范畴的界定，是实现民事实体法与公证法有机连接的基础，在两者之间起到纽带和桥梁性的作用。法定公证事项是公证相关法律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有效地规范、制度相关社会、经济、民事主体的行为以及公证机构的公证执法行为，以此推动社会信用机制的发展与完善，从而减少行为成本，保证社会、经济、民事活动的顺利安全开展，推动整个社会系统的健康有序运行。

（二）强化公证效力，提升公证诚信效能

当前，我国对公证效力做出了相关的规定，但是仍需要进一步的强化完善。从总体的发展水平来看，我国相关公证效力的法律规定力度和适用范围较小，在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不断完善发展的推动下，国家对经济的职能管理手段发生了转变，由原来的行政手段逐渐转化为法律手段，基于此，国家应扩大公证行为使用范围，强化讼争效力，进一步提升公证城西效能，使诚信制度广泛覆盖于社会、经济、政治、民事等活动领域，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形成。

（三）提升公证人员综合素质，建立职业化管理制度

公证员作为公证法律制度及公证诚信制度的执行者，具有一定的法律主体行为，是保证制度有效施行的主观决定性因素。因此，基于公证法律制度，完善公证诚信制度要建立在高素质公证团队建设的基础上。作为具有一定法律效力的公证机构应高度重视对公证人员职业素养及道德修养的培训与教育，从行为主体方面，提供公证诚信制度效能，保证制度的有效性和实效性。完善公证资格准入制度，将诚信纳入绩效考核机制，建立健全职业风险保障与防范机制全。在培训机制上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建构、加强公证员的职责意识、健全公证员道德培养机制。

转变公证员管理机制，以现代管理理念为指导，建立完善科学合理的公证员管理制度，规范公证员的职业执法行为，提高公证员的职业素养，加强对公证员队伍的在教育。

建立独立的公证职业体系，将公证活动独立于其他行政、司法之外，使其充分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保证执法的公平、公证性。公证诚信制度是社会信用机体的免疫细胞，能够有效抵御信用封信及欺骗性性行为的发生，是保证社会系统健康有效运转的重要内容，需要一定独立的法律地位，强化其有效性和公平性。

（四）建立健全公证诚信质量保障体系，提高公信力

公证诚信质量是公证诚信制度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其生命力及活力所在，因此，公证机构应建立健全公证诚信保障体系，保证公证诚信制度的实效性，提升诚信机制的公信力。该体系需要严密的证据收集制度，有效的审批报批制度、规范的责任追究制度以及完善的查证制度等内容共同作用，以此形成强大的网络系统，保证公证效力的有效实施。

（五）建立健全监管机制，保证公证诚信制度的有效性

法律制度的重要性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企业法律文化 问题 对策

一、企业法律文化概述

所谓企业法律文化是指企业在经营管理活动中形成的法律意识、法律思维和行为模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企业内部组织、管理制度的总和。作为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法律文化的构成要素有三，即物质表现层、制度行为层以及精神理念层。物质表现层是企业法律文化的外在表现和重要载体，表现为可观察到的组织机构和组织过程；制度行为层是企业法律文化的中间层和支持保障层，表现为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以及依法进行生产经营的行为；精神理念层是企业法律文化的内核，表现为企业管理者的法律意识、法律思维、法律信仰等。

企业法律文化的三个构成要素既相互独立又高度统一，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只有三者相互协调、共同作用，才能充分发挥企业法律文化在企业生产经营及持续发展中的重大作用。

二、我国企业法律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企业法律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企业的关注，但不容忽视的是企业在法律文化建设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阻碍了企业法律文化建设的深入开展。

（一）物质表现层

根据原国家经贸委《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的规定，国家从促进企业依法经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建议企业设立总法律顾问、设置法律事务机构并配备法律工作人员。国务院国资委《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更是规定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大型企业应当设立总法律顾问、设置法律事务机构、配备法律工作人员。然而在实际的企业管理中，一些中央企业及其重要子企业都没有达到国资委规定的要求，更不用说地方国有企业和大量的民营私营企业了，同时很多企业即使招聘了法务人员或聘请了法律顾问，也仅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或将法律工作停留在企业管理的表面层次上，没有真正纳入到企业文化建设中。法律事务组织机构的缺失和总法律顾问、法律工作人员的缺位使得企业法律工作得不到有效的组织和智力支撑，更使法律文化建设缺少了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企业法律文化建设自然不能得到有效开展。

（二）制度行为层

一方面，制度建设有待提高。首先，很多企业的制度建设相对滞后，除了国家及地方的有关法律规范之外，其自身缺乏基础性内控制度，企业的很多内部行为得不到有效的制度约束和规范。其次，一些企业虽然制定了不少规章制度，但制度之间缺少必要的协调和衔接，内部不同部门对同一事项的规定有时大相径庭，同时有些规定过于原则和抽象，难以执行和操作，使许多规定成了一纸空文。再次，不少企业的制度执行力不强，虽然制定了许多完善可行的规章制度，但得不到有效的执行，造成了虽有制度但被束之高阁的现象。另一方面，行为建设有待改善。首先，目前很多企业的决策及经济行为中缺少法律审核环节，忽视了法律审核在企业重大决策、规章制度制定及经济合同签订中的重大作用，极大削弱了法律的保驾护航能力。其次，很多企业没有将法律管理纳入到企业管理之中，仅将法律的作用定位在纠纷案件处理上，法律被排斥在合同管理、授权管理、风险管理等日常的企业管理门槛之外，成了企业管理的看客。规章制度的漏洞和法律行为的缺失使企业法律文化建设缺少了制度保障和行动落实，仅成了一种口号。

（三）精神理念层

首先，一些企业的管理人员，尤其是高级管理人员法律意识还不强，对企业法制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忽略了法律的事前防范功能，缺乏企业法律文化建设的紧迫感和责任感；传统的人治思想较为严重，依法治企能力较弱，市场法制规则意识薄弱，遇事沿袭习惯做法，靠关系，讲摆平，不能充分利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企业法律文化建设的思想基础先天缺失。其次，一些企业对普法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忽视了普法宣传在法律意识培养上的重要作用，普法投入不足、手段单一、全员参与程度较低等，难以有效形成“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的法治氛围，企业法律文化建设的环境氛围后天不足。

三、我国企业法律文化建设的对策

（一）提高思想意识，充分认识企业法律工作的重要性

1.加强企业法律工作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必然要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是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形成有效的制衡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严格公司治理，真正形成有效制衡机制，关键是严格依法办事。加强企业法律工作，有利于企业依法规范行为，使公司治理名符其实，发挥效率，保证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执行层之间的制衡到位，有利于提高企业依法决策、依法经营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2.加强企业法律工作是促进企业依法经营的现实需要。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企业，必须依法开展各种经济活动。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不依法经营必然造成市场风险的放大，一旦法律风险发生，企业自身难以控制，往往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迫切需要企业强化法律意识，加强企业法制建设，不断提升企业防范和化解法律风险的能力，进一步提高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

3.加强企业法律工作是深化企业民主建设的内在要求。实现管理科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标志。要做到科学、有序、高效，就必须摒弃人治思想，积极推行依法治企。企业内部决策，要从经验决策、个人决策向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转变；企业内部管理，要从粗放管理向依法管理、规范管理、精细管理转变。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企业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才能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适应这一内在要求，需要提高企业领导和全体员工的法律素质，促进企业依法治理，推进企业民主法制建设。

（二）加强普法教育，提高全员的法律意识和依法治企能力

普法教育是企业法律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增强全员法律意识的重要途径。企业上下应当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做好普法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不断提高做好普法工作的主动性、自觉性，形成人人“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的良好局面。要健全制度，规范管理，推动企业普法教育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实现企业普法工作的常态化局面。要围绕重点，狠抓落实，增强普法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将各级领导和关键岗位员工作为重点普法对象，把实施企业经营发展战略所涉及的法律法规作为重点普法内容，把企业法律管理的成功经验、做法和典型教训作为普法案例，促进普法工作取得实效。通过广泛、深入地开展企业普法教育，增强全员的法制意识，提高依法治企能力，形成“遵守法律、崇尚法律、运用法律”的良好氛围，推动企业文化建设水平的提升。

（三）加强组织建设，夯实企业法律文化建设的组织基础

组织建设是企业法律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各企业应按照有关要求，结合自身实际，设立总法律顾问，明确总法律顾问的工作职责，逐步推动总法律顾问专职化、专业化，充分发挥总法律顾问在企业法律文化建设中的领导作用。要设置企业法律事务机构，明确职能和工作流程，确定分管领导和机构负责人，切实加强法制工作的组织领导。要配备一定数量的法律工作人员，明确处理企业法律事务的权限、程序和职责等，逐步建立起科学规范的法律顾问工作制度和工作流程。同时企业应该加强法律顾问后备人才培养，营造优秀法律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做好法律顾问执业资格取证工作，实现法律顾问队伍的职业化和专业化，为企业法律文化建设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和智力支持。

（四）加强制度建设，筑牢企业法律文化建设的制度支撑

加强基础性内控管理制度建设，建立完善的企业管理工作制度体系，是规范企业行为、防范风险的有效措施，也是衡量企业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志。企业应当根据实际，建立健全各项内控管理制度，强化不同制度之间的衔接，减少原则性与抽象性规定，增强制度的可执行性和可操作性，使企业的各项内部管理行为有规可依。同时，要加强制度执行力建设，加大对规章制度的宣贯力度，强化监督检查，做到有规必依、依规必严，促进企业管理工作步入制度化轨道，为企业法律文化建设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

（五）加强法律审核，确保企业各项决策及行为合法合规

法律审核是企业依法决策，依法经营管理的重要保证，更是构建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的重要环节。企业要按照“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为主，事后补救为辅”的原则，建立健全规章制度。经济合同以及重要决策的法律审核，一是要有制度保障，企业必须制定有关法律审核的规章制度，确保法律审核嵌入企业规章制度、经济合同和重要决策的流程；二是要覆盖全过程，从规章制度的制定到执行，从合同的订立到履行，从重大项目的决策到运营，法律管理必须全程参与。通过法律审核，不断促进企业依法决策、依法行为，为企业法律文化建设提供良好的合规环境。

法律制度的重要性范文第3篇

《经济法》课程在会计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应被忽视；《经济法》课程的教学内容应以会计各类资格考试的内容为基础，并与其他的课程如《税法》、《财经法规与职业道德》等相衔接；任课教师应当在《经济法》课程第一堂课上对学生强调《经济法》课程的重要性，并注重培养和激发学生学习《经济法》课程的主动性。

关键词：

三本院校；会计专业；《经济法》课程

一、《经济法》课程在会计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性被忽视

《经济法》课程是会计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其在会计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首先，《经济法》课程是会计专业各类考试的必考课程之一。从学生选择会计专业开始，就注定了与《经济法》课程一生相伴；《经济法》课程贯穿会计专业学生会计职业生涯的始终，《经济法》课程能决定会计专业学生会计职业生涯的高度。会计专业的资格考试，从低到高，可以分为五个层次，分别是：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初级会计师考试、中级会计师考试、高级会计师考试、注册会计师考试。这五个层次中，目前有四个层次需要考试《经济法》课程，即：在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初级会计师考试、中级会计师考试、注册会计师考试中，《经济法》课程是必考科目，只是在不同层次的考试中，名称不一样而已。在会计从业资格考试中，名称为《财经法规与职业道德》；在初级会计师考试中，名称为《经济法基础》；在中级会计师考试、注册会计师考试中，名称为《经济法》。由此可见，《经济法》课程在会计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其次，《经济法》课程能决定会计职业人员的执业质量。会计职业的特点决定了会计职业是“在刀尖上跳舞”的职业，具有一定的风险性。会计岗位是社会上所有单位不可或缺的工作岗位，会计人员每天在与数字、金钱打交道。很多单位存在的违法乱纪现象，均需要通过会计岗位进行账面上的“合法化处理”。

众多会计从业人员，或者迫于单位领导的压力、或者出于法律观念淡薄，或提供虚假的会计证明、或疏于履行该有的监督之责，使得违法乱纪行为屡屡得逞。因此，会计岗位的特殊性要求会计专业的学生不仅具有娴熟的会计专业知识，还要有较强的法律观念。与《经济法》课程在人才培养体系中重要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情形是：《经济法》课程的重要性却被实实在在地忽视了。《经济法》课程重要性被忽视的体现就是课时的缩减。笔者曾在多个三本院校做过调研，《经济法》课程的课时被缩减是众多三本院校会计专业共存的现象。以武昌工学院和武汉工商学院为例，这两个民办院校会计专业的《经济法》课程最初的课时均是64学时，后在修改人才培养方案时，分别将课时缩减至48学时和34学时。要想在短短的48学时和34学时内将《经济法》课程的重点内容讲授完毕，是对《经济法》课程任课教师的考验。

二、会计专业《经济法》课程的讲授内容需要厘清

当前，在会计专业《经济法》课程的讲授内容方面，存在着偏法律专业的倾向；没有面向会计专业有专针对性地拣选讲授内容。笔者认为，任课教师应当为会计专业有针对性地设计讲授内容，讲授内容的甄选应以会计领域的专业资格考试内容为基础。在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的《财经法规与职业道德》中主要涉及的法律制度有：会计法律制度；支付结算法律制度；税收法律制度；财政法规制度等。在初级会计师考试的《经济法基础》中主要涉及的法律制度有：经济法概述；劳动法律制度；支付结算法律制度；税收法律制度等。在中级会计师考试的《经济法》课程中主要涉及的法律制度有：经济法概述；公司法律制度；个人独资企业法律制度；合伙企业法律制度；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制度；证券法律制度；票据法律制度；商业银行法律制度；保险法律制度；外汇管理法律制度；合同法律制度；担保法律制度；税收法律制度；其他法律制度，如专利法律制度、商标法律制度等。在注册会计师考试的《经济法》课程中主要涉及的法律制度有：经济法概述；基本民事法律制度；物权法律制度；合同法律制度；合伙企业法律制度；公司法律制度；证券法律制度；企业破产法律制度；票据与支付法律制度；企业国有资产法律制度；反垄断法律制度；涉外经济法律制度等。鉴于会计专业已经专门开设有《财经法规与职业道德》、《税法》等课程，《经济法》课程的讲授内容就无需再涉及财经法规、税法的内容；《经济法》课程应以经济法概述、企业法律制度、合同法律制度、劳动法律制度、票据法律制度等为主要内容，适当兼顾初级会计师考试《经济法基础》以及中级会计师考试《经济法》的内容，以培养初级会计师为主要目标。

三、会计专业《经济法》课程的教学方法需要改进

会计专业《经济法》课程的教学方法需要重点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改进：

（一）任课教师须在《经济法》课程的第一堂课上对学生强调该课程的重要性。虽然每所三本院校均会在新生入学后对新生进行专业教育，但是入学专业教育的效果并不理想。众多三本院校将《经济法》课程开设在第三学期或者第四学期。经过一年多的大学生活，学生已经开始思考自己的专业出路、考虑自己的职业规划，很多学生也已经参加了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甚至有的学生已经开始筹划初级会计师以及中级会计师的备考事宜。此时再对学生强调《经济法》课程的重要性，相信学生会有切身的体会。更有甚者，不用任课教师强调，学生自己也会明白哪些课程是会计专业的核心课程。笔者从事三本院校会计专业《经济法》课程的教学工作已经5年有余。在笔者的《经济法》课堂上经常有学生带着初级会计师考试的复习资料，并在课间休息时间向任课教师咨询不懂的题目或者知识点。因此，任课教师在第一堂课上强调《经济法》课程的重要性，要比在入学专业教育时强调《经济法》课程的重要性，其效果更加明显。

（二）任课教师须注重培养和激发学生学习《经济法》课程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对该课程没有兴趣，学习效果会大打折扣。笔者曾经在武昌工学院和武汉工商学院做过问卷调查，学生对《经济法》课程的看法惊人的一致：《经济法》课程理论高深、内容枯燥，没有学习的兴趣。学生对《经济法》课程产生如此误解，责任在于任课教师。任课教师讲授的内容空洞，如何让学生产生兴趣？任课教师单一的教学方法，如何激发学生的兴趣？有的任课教师自己没有理解知识，又如何让学生理解知识？又如何向学生传授法律条文如何应用？有的任课教师上课就是念PPT，以至于学生戏言：《经济法》老师就是念经，《经济法》课程就是催眠。其实不然，法律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经济法亦然。社会生活丰富多彩，经济法也应该很精彩才对。因此，作为《经济法》课程的任课教师，提高自己的专业素质、专业技能是第一要务；运用自己的知识魅力、人格魅力吸引学生，让学生对《经济法》课程产生兴趣则是《经济法》课程任课教师的迫切现实。

参考文献：

[1]陆中宝.应用型本科会计专业的经济法课程教学研究———以南京工程学院会计专业为例.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

法律制度的重要性范文第4篇

[关键词]法律风险；法律风险防范；法律意识；企业法制

[中图分类号]DF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08)06-0065-04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企业在机遇增多的同时所面临的风险也在增大，如投资风险，销售风险，财务风险，自然风险，法律风险等。在运行市场经济的法治社会中，法律风险是不可忽视的，企业涉及宪法风险、行政违法风险、税法风险、劳工纠纷风险、合同法律风险、刑法风险、不正当竞争风险等。许多企业由于疏忽了法律风险防范，造成了无法挽救的重大损失。如中航油案件，银广厦的摘牌，新疆德隆的破产，中国银行巨资侵占案等等，不仅企业遭到致命重创，也给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企业法制工作的重点在防范而非补救，所以建立高效的法律风险防范体系是企业法律体制的重点。法律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经营管理资源，企业的法律风险防范体系关系着企业的命运与发展，是通过对经营中存在的法律风险进行防范、控制和化解来维护企业财产和交易安全的重要机构。企业建立健全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刻不容缓。

一、我国企业法律风险防范存在的问题

(一)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意识薄弱

在我国，虽然越来越多的企业设置了法律工作机构，但是法律风险防范意识并不强，对法律机构的职能在理解和认识上也存在偏差。某些企业仅把企业法制工作当作一种摆设，只是应国家规定而建立，应付检查而已；还有一些企业认为建立专门法律机构降低了效率，提高了支出，打官司找社会上的律师即可，于是把企业的法律机关变成了社会上的法律服务部门，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没有一个深入了解企业，适合企业的法律机构；另外，某些企业没有充分意识到加强法律风险防范的必要性，虽然设立法制机构，但对法律风险防范没有足够重视，一旦事发，才去亡羊补牢，把法律部门的工作人员当成“消防员”，使得企业纠纷多，律师繁忙办案，无暇顾及企业的法律风险防范问题，形成恶性循环。

企业对法律风险的防范疏于管理还体现在投入企业法律部门的资金严重不足。美国企业投入企业法律部门的费用占企业总收入的1％，而中国企业投入的费用仅占0.02％，50倍的资金差距。“在‘国有企业法律风险防范国际论坛’上，全球企业法律顾问协会中国事务委员会委员吕立山向中国的企业家们提出建议：‘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他认为，随着中国公司的不断国际化，其所面临的法律风险还将增加。”

(二)企业的法律风险防范体系设置及制度问题

首先，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设置问题。由于企业的法律意识薄弱，一些企业尚未真正建立自己的综合法律机构，法律风险防范体系也就更无从谈起。2007年国资委统计，在159家央企中，有36家没有建立专门的法律机构；第二，企业法律风险防范规章制度不健全。例如，在53家大型央企中，有16家没有设立总法律顾问制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第三，企业法律工作人员难以进入决策层。企业法律部门的侧重点在善后而非预防，重点定位错误，法律服务人员难从根本上监测经营运转。并且企业专职法律工作人员少，专业素养低。

二、我国企业法律风险产生的原因分析

企业法律风险产生的原因分为内因和外因：内因是企业内部主观原因，主要是由企业自身人员因素和制度缺陷造成的。外因是客观环境原因，是由于法律、法规的变化以及不可抗力和意外事件的发生造成的。其中，内因是促使企业法律风险产生的最主要原因。

(一)企业自身制度缺陷

企业自身制度缺陷是导致企业法律风险产生的重要原因。制度的合理性与企业面临的法律风险成正比。某些企业存在有法律漏洞的、不合理的、甚至是不合法的制度，企业在极大的法律风险中运营，危机重重。其原因有三：首先，法律审核把关不严，在制定某些制度过程中没有法律人员的参与和审核，法律知识的欠缺使某些不规范甚至是不合法的制度产生；其次，缺乏严格的法律审核程序，工作体制不健全，没有制度保障。在资本投资，重大决策，工商谈判，签订合同等过程中，出现法律漏洞和风险；另外，法律监督缺失，没有行之有效，协调匹配，环环相扣的监督体系。企业运营的效率和风险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偏重企业经济效益而制定的制度所暗含的法律风险也会必然增加，这就必然要求企业要拥有切合自身的法律风险防范制度，建立内部的法律风险防范体系。否则，企业法律风险防范存在的缺陷会使市场风险趁虚而入，给竞争对手以可乘之机。

(二)企业自身人员因素

人员因素也是企业法律风险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制度的制定和运作都是由内部人员来完成的，企业人员的素质高低，思想水平和行动能力是企业的风险因素。企业管理者的经营理念决定着企业的发展方向和政策的制定；有些企业人员被眼前的利益诱惑不惜让企业冒巨大的法律风险或者由于法律盲点把企业引入风险之中却浑然不觉；所产生的后果都是可怕的。同时，企业制定出的政策，要靠全体员工去实施，法律风险存在于运营的各个环节，企业员工对政策的理解和实施能力的不足，是即使有着良好制度的企业却仍然陷入法律风险之中的主要原因。法律工作人员不能和谐融入经营决策，数量少，素质也有待提升。

三、我国企业构建高效法律风险防范体系的设想

(一)提高企业全体人员法律素质并加强法律风险防范意识 　企业的全体成员要把法律风险防范融入决策和生产经营各个环节中。

1　企业的领导层要提高法律素质并加强法律风险防范意识

企业领导的思想决策对企业有重大影响，正确先进的法律思想对企业的法制建设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企业领导阶层要重视法律风险防范意识的加强，通过建立健全领导干部法制讲座制度与法律知识考试考核制度，不断进行法律知识培训，以便了解与企业业务相关的法律知识和法律风险，让法律风险成为制定决策中的考虑因素。湖北省副省长阮成发说：“为保障企业经营管理者学法用法的效果，我们注重把好三道关：一是把住企业领导干部任前法律知识考试关；二是把住企业经营管理者业绩考核关；三是把住“四五”普法工作总结验收关。”除此之外，企业要使法律防范和谐的融入决策中，还需要专门的法律人员的辅佐，建立经济决策必须经过

企业法律顾问的审核、把关、签字的制度以及经营决策法律论证制度，可以使企业在决策宣告实施之前认清所面临的法律风险，权衡利弊，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2　提高法律工作人员地位 　企业要重新定位法律工作人员地位，授予法律顾问权力并在程序和方式上对其参与经营决策做出明确规定，使其能够进入企业的决策领域。企业法律顾问的工作从事后处理为主转向事前防范为主。企业法律顾问在法律风险防范机制中具有主导作用，其对本企业生产情况熟悉，能够将企业的有利条件充分运用，对具体的经营管理环节提供法律分析意见，实施法律风险调查，进行法律风险论证，制定风险控制措施。企业法律顾问进入到企业的决策领域，协调配合企业管理。企业提高了企业法律顾问的地位，法律顾问们也要提高责任心，权力越大，责任越重；提高自身法律管理效率和水平，对工作全力以赴，参与重大决策、诉讼、非诉讼法律事务，及时发现企业在经营管理上的漏洞，并迅速反馈给总法律顾问，然后再到企业决策层，最大限度地纠正企业在经营管理决策中出现的失误。企业的法律顾问要不断学习，与时俱进，不断提高自身法律素质和道德修养；企业也应明确法律工作者权利、职责和义务，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3　加强员工法律培训

企业加强对员工的风险管理培训，使其具有法律风险防范常识，只有依靠全体的力量才能及时发现所有潜在风险。企业要全面提高企业员工的法律风险防范意识，重视法律知识教育培训，建立和健全普及性和专业性相结合的培训机制，结合岗位实际需要对企业职工进行法律培训和普法教育，并加强对有关部门重点岗位的工作人员的法律培训力度，加大合同法、公司法、财税法、担保法、金融法等经济法律知识的培训，强化法律风险意识，从而推进法律风险防范有效高效实施。

(二)完善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的规章制度

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要依照法律风险防范规章制度来运行，规章制度的健全与否直接影响风险防范体系的运转。企业法律风险防范规章制度是整个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运转的纲领，完备可行的规章制度是企业进行高效法律风险防范的保障。

1　通过风险分析评估、控制管理、监控更新制度构建和完善法律风险防范体系。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有效运转是法律风险分析评估，法律风险控制管理，法律风险监督三环节共同协调运作的结果。要对法律风险进行有效的预防就要对其进行分析，制定相关的具体措施，然后监督执行。首先，风险分析评估包括：企业所在行业的整体法律风险评估，企业外部法律环境评估，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和程序评估，以及对企业具体经营管理过程中存在的具体法律风险评估。经过层层分析评估对企业面临的法律风险进行全面深入的了解，从而准确定位法律风险源。结合企业自身情况和外部环境影响，根据法律管理工作的不同方面，企业经营管理的特征和企业整体战略目标等方面，从经营涉及的法律主体和业务出发，对法律风险和法律风险领域进行分类划分。分别列出风险种类、级别清单，全面识别和评估，以便分别制定下一阶段进行风险控制管理的方案；第二，法律风险控制管理是企业处理法律风险的总体指导政策，结合企业风险控制原则和企业可承受度，对第一阶段风险分级再调整，针对不同级别的法律风险，制定出具体的法律风险防范控制措施，明确风险管理目标和时间表。进一步建立各类法律风险的化解措施或补救方案，采用不同的手段和方法实施防范，并将相应的法律风险处理措施和程序规范化，传达到具体部门和岗位去执行。保证程序规章切实可行，落实到位，切实做到有效防范、高效执行；第三，法律风险监督是控制法律风险的必要手段，有助于保证法律风险防范机制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企业定期对实施过程和结果监督、评价，有助于督促法律风险防范工作，也有助于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下一阶段新的更有效的设想。“不断拓展法律管理思路，开拓法律工作模式，创新理念，使法律工作从传统的事务性工作转变为管理性与操作性并重的工作。构建风险分析评估、风险控制管理、分析监控更新等法律风险防范工作流程，提高法律风险管理的执行效率。”

2　设立总法律顾问制度。总法律顾问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建设的重要保障。企业总法律顾问主要职责是全面负责本企业的法律事务，领导本企业法律顾问机构，依法对企业重大经营决策提出意见，保证企业经营活动的合法性，依法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负责做好企业合同管理、商务谈判、知识产权、工商管理、招标投标、改制重组、诉讼、仲裁等方面的法律工作；协助董事长抓好企业规章制度建设，负责组织本企业重要规章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建立健全企业内部法律顾问机构；主管企业的法制宣传和培训下属单位法律事务工作；对本企业及被投资企业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提出纠正意见，并负责或者协助企业主要领导指导、监督整改工作。总法律顾问在企业中的地位应该相当于副董事长或副总裁，董事长或总裁外出洽谈业务，其左右臂膀是总法律顾问和财务总监，有利于有效预防重大决策中的法律风险。“早在1986年国务院颁布的《厂长工作条例》中就明确规定，企业总法律顾问与总工程师，总经济师，总会计师并列，都是企业厂长、经理的参谋和助手。”实际却名存实亡，许多企业法律顾问的地位远远低于“三总师”。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是企业法律顾问制度的核心，是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和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企业依法进行经营决策，有效防范法律风险和依法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内容和制度保障。企业应明确总法律顾问在法律风险防范机制中的职责和地位，以总法律顾问为核心，以全体企业法律顾问为主导，使企业总法律顾问职责到位，实现企业依法决策，依法经营管理，依法维护合法权益的健全的法律体系，从而全面提升企业防范和控制法律风险的综合管理能力。我国加入WTO后，国务院法制办、中组部等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国家重点企业开展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推动我国企业与国际惯例接轨。2007年初，国资委明确要求企业在年底以前要全面建立该制度。国资委明确表明：“到2010年中央企业及其重要子企业力争全部建立总法律顾问制度。”

3　建立重大决策法律论证制度。重大的决策对企业的发展有致命的影响，企业应该重点对重大经营决策的法律风险进行有效防范，来预防和减少经营决策风险。企业法制部门的法律工作者要全面介入经营管理活动，提供优质高效法律服务。企业的重点项目在进行的每个环节中，都面临风险，这就要求既要从整体上控制，更要把握重中之重。既要将所有的经营管理行为都纳入法律风险控制体系，更要严格审查，监控重点环节，使企业合同交易，环境拓展，劳动用工，财务运转等都法制化、规范化。企业要建立重大决策法律论证制度，对重大决策全面管理，全程跟踪，重点监控。从而有效掌控、防范重大法律风险。

4　建立企业合同法律风险防范制度。第一，合同管理不仅是对合同文本的管理，而且合同洽谈、签订、履行等各个环节都纳入其中。一个企业项目的发生要牵扯很多合同关系，各种签证、确认书、保函、验收证明和结算书等等，都在这个项目的合同圈内，组成一个“合同群”。而要制定严格的合同管理制度，法律工作者的全程参与是必不可缺少的，所以每个经营中的合同都要配备相应的专门法律人员管理。对于重大的项目，配备法律工作组，进行特别管理。分别负责，统一领导，共同形成合同管理网络体系，使合同管理工作更加规范，科学，合理；第二，建立合同审查机制。合同审查包括相对人资格审查和对合同文本审查。审查合同相对人的法人资格、经营权限、履约能力其资信情况，对于重大合同要进行实地考察，防止合同诈骗。审查合同文本的合法性、严密性和可行性。确保合同内容，订立程序合法有效，条款齐全，权利义务明确。正确预测可能取得的经济效益和风险责任，并加以全面衡量，再做定夺。合同开始履行后，要进行动态监控，跟踪监督，预防风险，避免损失；第三，实行合同签约人负责制和重大合同履行报告制。合同负责单位，合同承办人要对合同的前期调查、谈判、签约、履行、验收、结算等全程负责；对履行周期长、标的额大、复杂的重大合同实行计划履行，定期报告制，以便及时解决履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法律制度的重要性范文第5篇

一、的文明属性

认识法律的文明属性，首先需要在观念上的更新。由于中国古代传统法律意识及法律制度中德主刑辅、重刑轻民、严刑峻法甚至酷刑乱法以及义务本位和官本位的，似乎一谈到法就意味着惩罚、镇压、限制、禁止、束缚、不通人性、冷酷无情等等，使人们畏法、惧法、仇法、避法，这样形成的法律观念就与文明无缘。

然而事实上，法律不仅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产物和标志之一，而且法律本身就具有丰富的文明内涵和属性，同时法律发达史就是法律不断趋向文明化的过程。

文明是标识人类的进步程度和状态，社会文明是人类发展的产物，所以文明与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紧紧相连（从这个意义上讲，“文明”似应是比“文化”更高层次的概念。因为“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了比较高一级阶段，即告别了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从而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动物界而进入文明时代才开始呈现的进步程度和状态；而在此之前，“文化”早已存在，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等，哪怕是早期旧石器时期最粗陋的遗物遗迹，也具有‘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但一般都不把它们称为“文明”。可见文明及文明史是标识人类社会发展程度中更高层次的概念，而文化是泛指人类社会任何发展成果和发展阶段的概念）。可以说，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在生产工具改进（出现了金属工具）从而使生产力有很大提高的基础上，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而导致私有制、阶级以及国家和法律的出现（即生产关系以及各种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社会行为趋于复杂化，而需要社会结构、社会组织更加严密才能使社会保持有序）。可见国家和法律乃是文明社会的一种标志，虽然同时也就伴随着严酷的阶级剥削和压迫，但也是人类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及行为方式趋于进步和文明的表现。所以恩格斯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1]；董必武同志说：“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说到文明，法律要算一项，虽不是唯一的一项，但也是主要的一项” [2]；比利时法学家班达认为，法是文明社会通向公共的强制，是为在人们之间实现一种秩序而制定的“行为规则的总和” [3]；美国法学家富勒把法律看作是不断的有目的的活动的产物，“法律是使人的行为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 [4]；英国法学家菲尼斯认为法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将确定性、具体性、明晰性和可预测性引入人类相互行为中，使法律不仅规定人们的行为规则，而且建立了用以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机构，从而使“法律调整它自己的创造” [5]；奥地利法学家凯尔森认为法的概念应基于普遍性，从最广泛的意义强调法应当是“人类行为的一种秩序”和“社会组织的特殊技术” [6]。

之所以说法律是文明时代的产物和标志，这从法律的起源和产生过程也可以看出来。因为它是社会调整从原始社会个别的、偶然性的和任意性的调整进到普遍性、共同性和规范性的调整；从自发性调整进到自觉的调整；是从氏族社会中习惯同宗教、道德规范混溶，权利与义务不分，进展到逐步分化发展开来而形成法律规范的过程。固然调整阶级关系的需要是法产生的直接原因，然而适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乃是法产生形成的根本原因和深层次动因。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一种生产方式持续一个时期，那么，它就会作为习惯和传统固定下来，最后被作为明文的法律加以神圣化”[7]。恩格斯也指出：“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在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进程中，法律便发展成或多或少广泛的立法＂[8]。

不仅如此，法律本身就具有文明的属性，法律虽然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表现，但它作为一种公共权威和公共秩序的象征和保障，就必然体现着某种公平、正义、理性和正当利益（虽然不同的阶级对此有不同的理解）。所以无怪乎从词源上看，不仅中国古汉字“法”寓有法平如水，即有“平”、“直”、“正”的含义，而且从若干种外文词源来看，“法”和“权利”相通，也具有公平、公正或正义的含义。中国古代传统法律文化中儒家的伦理法思想之所以影响深远，西方把理性和正义作为法的基础的自然法学思潮之所以源远流长，经久不息，也表明了人类追寻法律的文明性，崇尚文明的法律的强烈的、共同的价值趋向。

从与自由的关系来看，无论是明智的资产阶级法学家、思想家或是马克思，都肯定了法与“自由”这一标识人类进步程度的概念的内在联系（共产主义者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孟德斯鸠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9]。黑格尔以自由是对必然性即性的认识的辩证观点出发，进一步把自由视为法的本质。认为法是“作为理念的自由”，[10]因此“自由就构成法的实体和规定性”，“法的体系是实现了的自由的王国” [11]。因为在黑格尔看来，法律是规律的一种，是社会的法则，是人的规律，这种规律被人的理性所认识，并以共同意志的形式制定为国家法律，遵守法律就可以获得自由。所以法乃是自由的实现或体现，或者说“法律是自由的具体表现”，“是自己实现其自身的自由”[12]，因此法律是人们实现自由以及保障人的自由的武器。马克思更精辟地指出：“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手段，正如重力定律不是阻止运动的手段一样……恰恰相反，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13]再从法律的功能和作用来看，法律虽然是实行阶级统治的有力工具，但法律的规范职能（评价、指引、预测、、保护、制裁）及执行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表明它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器和社会冲突的调节器，是人们正当行为和利益的保障器和人的越轨行为的矫正器，是社会生活、社会管理和各项事业的经验和概括，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文明内涵和意义。

法律的史或发达史也就是法律不断趋向文明的过程。从同态复仇到罪刑相适应，从罪行擅断到罪刑法定，从“刑不上大夫”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从刑、民、诉不分到形成各个专门法律部门，从充当专制统治的工具到作为民主政治、公民权利的保护神，作为“人民自由的圣经”（马克思语）。所以，近法制发展所形成的系列重要原则和制度，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法不禁止即自由、法无规定不为罪、无罪推定等原则以及辩护制度、回避制度、公诉和公开审理制度、陪审制度、审判监督制度等等，都是法律文明发展的成果和表现。而现代法制所体现的文明，其实际就是一定性质和程度的社会秩序、社会正义以及以此为保障和前提的民主、自由、平等。而且，遵纪守法就是文明行为的表现，法律调整所要求的社会有序性是社会文明状态的基本条件。由此可见，法律文明的程度和状况是社会发展及进步的重要表征和指示器，法律和社会进步、社会文明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二、法治文明的价值

笔者认为，法治文明即一个国家实行法治的状态和程度所体现的文明，是人们在具备一定社会条件的前提下，把法律尊崇为治国的方式，以追求政治民主、社会正义、保障人民权利所取得的成果和成就。因此，法治文明与人类进步事业息息相关。法治文明是社会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是人类制度文明的特殊重要组成，并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起着保障和促进作用。因此，对法治文明作价值分析也就是要认识法治所包含的进步的内容，即分析法治所具有的文明性状和特征。而只要我们仔细思考就不难发现，文明确是法治特别是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和本质属性，是法治的总的价值特征，体现着现代法的精神。

法治，即法律主治，是一种贯彻法律至上，严格依法办事的治国原则和方式。它要求作为反映社会主体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并在全社会得到有效的实施，普遍的遵守和有力的贯彻。法治作为一种先进的治国方式，要求整个国家以及社会生活均依法而治，即管理国家、治理社会，是凭靠法律这种公共权威，这种普遍、稳定、明确的社会规范；而不是靠任何人格权威，不是靠权力者的威严甚至特权，更不是靠亲情。总之，不依个人意志、好恶、品质、素质以及升迁进退为转移。所以法治与人治是根本对立的，跟专制也是毫不相容的。它要求把法律至上，树立崇高的法制权威作为基本原则；法律是公民行为和政府活动的最终导向，是规制和裁决人的行为的最高标准和终极力量；使每个社会成员都共同受法律的保护和约束，任何人或任何组织都无例外地受领法律的规束以及恩惠，其行为和活动都纳入法制的轨道和范围。因此，法治是社会调整向高层次发展，以摆脱任何偶然性、任意性和特权，使社会在严密的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良性运行中，形成一种高度稳定有序的秩序和状态的必然要求，以保障和促进社会、政治和文化的顺利发展。这正是社会进步所必须和趋向文明的表现。

就其作用和功能而言，“法治”概念的内涵比“法制”概念的内函更深刻，也更具有文明性。其最根本的区别就是“法治”与民主紧密相联，而“法制’则不一定。一般说来，“法制”即“制度”之谓，因此既有专制政体下的“法制”（如奴隶制和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严刑峻法、酷刑乱法，以及绝灭人性的法西斯法），也有民主政体下的法制。所以只讲“法制”，就难以避免“恶法亦法”。只有作为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制产物的法制，才与法治有所通义。而且法制所关注的是建立和维护某种秩序，而法治所关注的焦点是有效制约和合理运用公共权力。特别是法治必然内含民主，以民主性为其本质特征。现代法治的产生乃是伴随着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宪政制度即资产阶级法治国的建立，它的基本精神就是民权至重（实质上或形式上）、法律至上、宪法至尊；因此政府权力有限，人民主权神圣；实行分权制衡，以法制权，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利，同时依法保障公共权力的合理运用和分配。所以现代法治的精髓和要义就是把法律从作为国家和政府对的控制手段和统治工具变为人民在当家作主（实质上或形式上）的前提下以法来管理国家、约束政府权力（使其合理运用、不致滥用和腐败），有效地治理社会，从而使国家权力服从于社会公众的共同意志，政府的权威从属于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的法制权威。法治的政治民主性，反映了人类在构建有序化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秩序的目标下追求自由、平等和人格独立的共同要求，法治是社会在趋向文明过程中的必不可少的制度化特征。所以康德认为“文明的社会组织是唯一的法治社会”，而这种社会组织的“文明”在于它的成员即公民具有宪法规定的自由、平等和人格独立三种不可分割的法律属性，生活在依据“普遍的、外在的和公共立法”所形成的法律权威和权力之下[14]。

法治的基本特征还在于它的公正性、正义性、合理性。既包括立法公正（即制定出来的法律必须反映人民群众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也包括司法公正（其核心是审判公正）；既要求实体正义（法律应当体现和维护社会正义和基本道德准则，对社会利益进行公平分配），又讲求程序正义（在所有诉讼和非诉讼的纠纷解决过程和机制中均体现正义）。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等级特权和法外特权，不承认有任何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领域和公民。既弘扬法律至上、崇尚法制权威，又需要法律内含道德理念，并同道德相互支持、有机弥合，共同规范和引导人的行为。也就是说，要求社会主义法治和民主建设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紧密结合、相辅相成。

现代法治还必然要求法律具有性，即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必须以正确认识和反映客观为重要依据和标准，科学的法律是人类从事生产斗争和社会实践的经验和智慧的概括和，是人们对社会规律以及一些规律的正确认识之稳固化、规则化、制度化，因而可以指导和引导人们在行动中按客观规律办事，是人们遵循和运用客观规律，改造社会，调整社会关系，优化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和社会秩序的有效工具。这就必然要求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应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和手段，并有力地保障和促进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

现代法治尤以尊重人的权利（包括人的最基本权利即人权）、保障人的权利为依归，因而以弘扬权利本位为特征。国家权力以保障公民权利为宗旨，义务的设定和履行均以维护一定的权利和利益为目的。权利的实质即确认和保障的人们的正当利益，它是一切法律关系的核心，是人们法律行为的发动力和驱使力，是法这种社会现象的特定存在形式和载体，是公民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标志和象征。现代法治以权利为本位也就是尊重公民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资格和地位，强调法治的力量和作用就在于充分调动和发挥作为社会主体及法律关系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所以社会主义法治不是外在的、强加的、消极被动的东西，而是着眼于从人的内在需要出发来规范、调整和引导人的自觉的社会行动和行为。这丝毫也不排斥权利与义务必须相统一，因为权利与义务统一的目标指向，也是为了维护他人的权利和社会的利益。

法治的基础是市场，现代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把作为对经济运行实行宏观调控和微观调节的最主要手段，其他各种手段都必须纳入法制的范围，并要求整个生活的法治化与之相适应。市场经济作为法治经济的总的价值特征，既要求把竞争、效率和效益放到首位，又必须作到合法、合理，兼顾社会公平，因此必须充分重视和体现民主、自由、平等以及公开、公正、正义等原则和精神，才能在高度规范化的市场秩序下，充分调动市场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开拓创新精神，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有效利用人力、物力、财力。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法治经济，也是讲求文明的经济，它不仅坚持自由与秩序、行为与规范、效益与合法的辩证统一，而且要求作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利”和“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辩证统一，重视和完善对公民和法人的权利保障（包括人权保障）、权利救济、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

正因为如此，所以现代法治在价值功能上的特征，就完全不同于传统法制那种重在禁止、束缚、限制、惩罚等消极方面，而是重在促进、引导、、调节、鼓励、授与、组织、管理、预测等积极方面。在现代法治的观念看来，法律并非是束缚人们手脚的东西，而是保障人们的权利和正当利益，可以据以争取和扩展自身合法权益的，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是我们组织和管理经济和各项社会事务、解放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有力武器。

由此可见，法治和民主、正义、人权以及技术等的这种内在联系，特别是作为现代法治本质特征的民主的各项要求、原则和精神，都表明法治和民主一样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和表现，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和标志，是人类追求真、善、美的成果和结晶，是社会趋向更高层次有序化，高扬社会主人翁主体地位从而更有力地驱动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一个国家的法治状况代表和标志着这个国家和人民的文明程度和水平。尽管资产阶级法治和民主因其在很多方面和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形式上从而具有其某种虚假性，但法治和民主作为对人治和专制的否定，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显著标志，其基本要求、原则和精神乃包含着人类追求文明社会的共同经验和智慧，体现着社会进步的若干共同价值取向和社会发展的某些普遍性，因而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和民主、依法治国，也具有借鉴意义。所以江泽民同志说：“依法治国是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15]

不仅如此，法治的若干重要的形式特征，也表明它所具有的文明属性。

首先，法治具有普遍性。因为法律本身就“具有普遍的，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 [16]。法治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排斥任何偶然性、任意性，它给人们的行为提供一种必须共同遵循的模式、方向和标准；还在于它的作用和功能涵盖全社会各个部门和领域，没有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主体和角落，要求全社会所有人员在任何场合下均须一体遵行。因此法治的普遍性品格既是其重要的形式特征，又是其重要的实体特征，是法律至上性原则的进一步扩展和延伸。

其二，法治具有统一性、协调性。不仅是具有内部和谐统一的相对稳定的体系，从而有利于保持治国方略的连续性、稳定性；而且它同整个社会系统都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的稳态联系，是社会有序化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键性因素和力量，为社会全面进步和可持续发展所不可或缺。

其三，法治具有监督性和自我约束性。它不仅是对各项社会事务进行广泛监督的系统；而且法治具有内部自我监督（自我约束的）机制。司法独立就是其重要体现。坚持司法独立，才能保证审判公正、体现司法权威（这是法制权威的极重要内容），也才能保证法治系统对各项社会事务的有效监督。因此它既是程序正义之重要原则，也是实体正义和维护立法公正的必然要求。

其四，法治具有实效性。它不仅要求体系的完善，而且注重法律的有效实施和实现。特别是主义法治把法律权威同广大人民群众自觉的遵纪守法结合起来，使立法、执法、司法、护法、守法紧密衔接，使法律调整的目的同社会实际状况及人民群众的意愿相符合，并通过一整套可操作的规程，以寻求法律实施的良好社会效果--努力达到法律的真正实现。

其五，法治还要求法律工作的职业化和专业化，使法律组织及机构的功能和作用，法律工作者的能力和素质都得以不断改善、提高和优化，以适应社会法治化的需要。

三、法治文明的社会定位

法治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核心和显著标志，是人类制度文明中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环节和构成，对人类整个社会文明（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起着确认、巩固、维护、保障和促进的功能和作用。

人类社会的文明结构，完整地说来，应包括三大层次，即器物层、制度层、观念层。以器物（主要是生产资料及其产品）的为主体构成物质文明；以制度及其规则的发展为主体构成制度文明；以智力及观念的发展为主体构成精神文明。众所周知，物质文明是指人类改造和客观世界，创造物质财富的成果，即社会物质生产的进步和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主要表现为生产力的提高和的发展；精神文明是人们改造主观世界、创造精神财富的成果，即社会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的发展，表现为、、文化的发达和人们道德水准，思想面貌的提高和改善。至于制度文明，笔者将它界定为是人类改造社会，创造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各种制度和体制（各项具体制度的系统组合）的成果，即人们从事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种组织形式、活动方式及其规则的发展和改进，表现为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项事业上的制度建设和体制建设的成就和进步。

以往，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制度文明的性质、特征、地位、作用认识不够，习惯于把人类文明仅限于（或主要归结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两大层次和领域，从而不承认制度文明之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不把制度发展及其成就归入社会文明的系统结构之中，这显然是不恰当、不合理、不科学的。事实上，制度之为文明，制度建设的成就之有必要纳入社会文明的领域，这已为整个人类发展史和我们当前的改革实践所证实。可以说，人类社会进入文明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在生产力发展及要求的基础上形成了本质上不同于以往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的严密的经济、政治制度（包括国家和法律）及文化制度；而且社会形态的更替和发展，革命和改革的进行，都是以社会制度和体制的更新、进步为纽带和杠杆；人类社会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的解放和发展，都要靠制度建设来予以保障和维护；当前我们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化建设，都无不关系到一系列制度创新和制度建设的；我们的各项事业也都必须落实到制度建设上才能收到实效并巩固其成果；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廉政建设、党风建设，（更不消说民主、法制建设）以及各项关系到国家民族兴衰存亡的重要事业，都必须要靠制度化、规范化、法律化才能保证其顺利进行，使其卓有成效。正因为如此，所以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17]。这些都充分表明制度建设的进步和成就（即制度文明）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制度文明对整个社会文明系统都起着组织、协调和整合的作用，不仅维护、保障和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而且是联结这两大文明的中间环节，所以是整个社会文明结构中的关键部位和领域，它既根源并服务于物质文明，对物质文明有巨大的反作用；又直接地制约和作用于精神文明，积极地着精神文明的发展程度和水平，深刻地规定和决定着精神文明的性质和发展方向。经由制度文明的协调功能和整合作用，物质文明的发展成果才能合乎地反映、体现到精神文明的发展成就上来。本文第四部分将会具体阐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能否协调发展、相互促进而不至脱节和背离，很关键的就是要看制度是否先进以及制度建设是否健全，即取决于能否充分发挥制度文明的协调功能和整合作用。总之，制度文明在整个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过程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直接关系到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

制度文明的构成主要是指制度以及和制度的成就；同时也包括在文化事业方面的制度建设成就。也就是说，制度文明主要由经济制度所体现的文明、政治法律制度所体现的文明（即政治文明以及法治文明）所构成。而其中，法治文明乃是整个制度文明中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环节和构成。因为法律同制度有着天然的联系，法律化就意味着制度化，而任何制度要得以巩固和普遍得力的实行，也必须靠法律的效力和作用。固然法治不仅仅归结为法律制度，但制度性构成和规则体系毕竟是法治的基本条件和要素。如果我们把制度界定为关于人们人事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种社会关系、活动方式的稳定形式及其相应规则，那么它至少具有这样两大特性：第一，它不是偶然的、变动不居的，而是使人们的社会生产和生活趋于稳定性和有序化的，在相同的情况下它可以反复持续地起作用，因此通过制度可以评价人的社会行为并预见其后果；第二，它不是针对个别人和个别事，而是对一定范围内的所有人和所有事都有效，即提供了一种通行的准则和模式，因此制度往往都包含有一定的规则，伴随有奖励和惩罚两种手段和效果，以起到实行社会控制和调整的作用。这些都与法律的属性和特征相符合。而且法律是最强有力的社会规制手段，是普遍有效的、稳定一贯的、明确不疑的规则和规范，它给予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社会的组织形式以一定的标准、模式、范围、界限，使人们的活动和社会组织向有序化方向进行和发展。这些均充分表明法律同制度有着天然的和必然的联系，法律就意味着制度，法律化就意味着制度化；任何制度要普遍有效地发挥作用，也必须要通过法律化，即用法律手段武装起来，才具有全社会效力并得以巩固。在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任何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以及文化制度要得到稳固地确立、顺利地运作和健康地发展都必须要法律化、法治化。足见法治文明在制度文明中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意义和构造，它对整个制度文明都起着确认、维护、保障和促进的重要作用。

例如作为人类经济制度文明重要体现的商品经济关系，尤其是它的充分发展（在近社会）所形成的市场经济这一重要经济形式，之所以成为近现代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有力杠杆，也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建设不可逾越的阶段，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富民的必经途经和必要手段，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市场经济制度或体制包含着人类经济制度文明的丰富内涵，体现着人类经济制度和体制建设与发展的若干共同的，行之有效的智慧和经验。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法律手段的规制和调节作用--以价值为基础，以市场为中心来调配社会资源，就使经济主体有更多的自主性、自由度并承担更大的竞争风险，从而使动力和压力并存，就必然要求严格、的经营管理形式和制度，要求稳定的、严密的普遍有效的市场规则和规范，以使经济活动有序地进行，创造出可观的效率和效益。这就促使人们不断地去探寻、创设、试验、修正和完善各种有关生产、经营、流通、交换和分配的制度、管理办法和规则，不仅各种经济学说和管说应运而生，而且有关的各种法律法规及其实施运行机制也愈来愈周密、完善。所以伴随市场经济而出现和不断完善的诸如公司制度、合同制度、法人制度、产权制度、专利制度、产品质量制度、消费者权益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和保险制度等，以及我们正在努力建立和健全的现代制度，都是人类制度建设的共同经验和智慧的成果。它们既是一种经济制度，也是一种法律制度；既是人类经济制度文明发展中的宝贵财富，也是现代法治文明的结晶和硕果。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的深刻道理。

法治文明更是政治文明的显著标志和核心内容之一。政治文明之两大核心内容就是民主和法治，然而，在现代社会，民主和法治总是紧密结合，水乳交融，不可剥离的，二者共同组构出政治文明的丰富内容。如前所述，不仅法治必然内含民主，以政治民主性为其本质特征；而且民主必然要求法治，必须上升为法治，即要靠厉行法治来体现和保障其政治的民主性及其向高层次发展，法治是政治制度的优化形式。所以民主政治也就是法治政治、责任政治，依法治国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法治体现了民主政治或政治民主之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必然趋向和要求。政治民主的基本原则，如人民主权原则、分权制衡原则、平等自由原则以及依法治国原则，不仅都是法治的重要原则，而且均要由法治即要靠采取法律的手段来体现、保障和维护，因为法治的中心就是要确定国家权力的合理位置以及人民权利的重要地位。政治民主所必须坚持的一系列重要制度，如体现人民主权和便于人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代议制度、选举制度，少数服从多数并保护少数的民意体现制度，体现政府向人民负责的政治责任制度等，也不仅都是现代法治所应坚持的重要制度，而且均要靠法治并采取法律的手段来体现、保障和维护。所以宪法和行政法作为现代法治的产物，正表明了法治对民主的体现、保障和维护的重要功能及作用（宪法本身就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而行政法则是宪法的具体化，它们要解决的中心问题都是合理规范和有效控制公共权力，以保障和维护公民权利）。有的学者很好地概括了现代法治与民主的这种内在必然联系：“（－）法治的根蒂，在于人民掌握主权，通过自由表决和选举组成代议制立宪政府；（二）法治的效能，在于人民制定的宪法和法律能够保障和限定公民自由权利，促进大众政治参与向广度和深度扩展；（三）法治的活力，在于人民对于所委托的少数管理者及由他们组成的权力机构，通过人人必行的法律和各种形式的分权与制衡制度，保持有效的控制和监督，保证公共权力的合法权威和合理运行；（四）法治的形态，在于确立严格的依法治理的操作运行程序，这种程序必须符合民主的最一般规定和基本原则，如服从多数，尊重少数，为人民负责，越权无效等原则。”[18]这些都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卓越成果和成就。虽然不同阶级基础的民主和法治实现程度和具体表现方式会有所不同，但都离不开这些基本原则和共同要求。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一国两制”的国家体制和结构，则是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既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表现和补充，更需要靠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来保障、维护和予以巩固，所以也是中国当代法治文明的重要内容。

四、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法治化

法治文明的特殊重要地位还在于，它不仅对整个制度文明，而且对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内的整个文明都起着确认、巩固、维护、保障和促进的作用。特别是在社会，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需要法治化（即制度化、化），才能够顺利地进行和健康地。所以邓小平同志创建的建设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就是紧密联系着的两个“两手抓”：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两手都要硬；一手抓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一手抓法制建设，法制建设必须贯穿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然而现实的情况是，物质文明建设的法治化已受到重视并正在积极推行，虽然还有待作更大的努力；可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法治化却存在许多困难的问题，任务更艰巨。其中原因很多，首先包括一些理论上的问题亟待解决。

精神文明建设的法治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历来在学术界也有所争论。争论的焦点是集中在精神文明中的思想道德方面的建设有无必要和可能实行法治化以及怎样实行法治化这个问题上。因为精神文明也是一个复杂的体系，总体上由智力、文化方面和思想道德方面这两大系列所组成。智力、文化方面即社会在、技术、文学、卫生等方面的发展和成就，它们是社会发展及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这方面的精神文明既同物质生产和生活的发展程度直接相联系（其中一些成分本身就是生产力的构成要素，科学技术还是第一生产力），又受经济制度以及、法律制度的深刻和制约。因此，这方面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问题是毫无疑义的，也比较容易引起重视并正在逐步推行。在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建设方面，法律不仅提供有效的保障，而且直接起着组织和推动的作用。如教育法、教师法、商标法、专利法等一些有关文化教育和方面的立法，以及国家颁布的有关对科学、创造发明、合理化建议和技术改进等各项奖励条例，还有近来国家用法律手段加强对精神产品的生产、流通领域及文化艺术市场的管理等，都具有这样的作用和意义。可谓抓得对、抓得及时，务必坚持下去。

精神文明中的思想道德方面，包括社会的政治思想（也包括人们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道德面貌、社会风尚、人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信念、理想、觉悟、情操、组织纪律性等方面的进步程度和状况。它们是精神文明中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部分，集中地体现着精神文明以及整个社会文明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并强烈地反作用于物质文明以及制度文明。我们平常所说的一个社会、地方或单位精神文明的状况，主要就是指的思想道德方面的水平和程度。它们是精神文明建设中更为复杂、困难的领域。然而，理论和实践、和现实均表明，精神文明中思想道德方面的建设也必须实行法治化，才能落到实处，收到实效，才能摆脱其软弱无力状态而成为过硬的一手。

首先，从人类社会文明的系统结构来看，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其中的思想道德建设）的实际目标和效果，就是要使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同步协调发展。但是，由于物质文明虽然是精神文明发展的必要条件（为它提供物质基础，所以古人说“仓廪实而后知礼义，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但却不是充分条件（物质文明的发展并不一定会导致精神文明的同步协调发展，在许多情况下，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往往还会出现精神文明滑坡、道德水准下降等令人忧心的现象，甚至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形成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的逆向畸型发展状态。所以常言道：“饱暖思淫欲”，即谓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又会刺激人的贪欲和淫逸，致道德和精神文明倒退）；而且物质文明既不能直接决定整个精神文明（尤其不能直接决定其中的思想道德方面），也不能自然而然地引起精神文明的变化发展，而往往有赖于某种中间环节和经由一定的过程；精神文明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组合体系对于属于社会存在的物质文明也既有须相适应的一面，也有其相对独立性的一面。所以两个文明的存在和发展都要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中极为重要的就是要受到制度文明即经济制度和政治、法律制度的性状和发展程度的影响制约。也就是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能否协调发展，相互促进而不至脱节和背离，很关键的就是要看制度是否先进以及制度建设是否健全，即取决于能否充分发挥制度文明的协调功能和整合作用。特别是精神文明中的思想道德方面，它并不直接同物质生产与生活相联系，而须通过经济制度和政治、法律制度的中介作用才能实现。换言之，物质文明对思想道德的作用只有通过经济制度和政治、法律制度的折光才能表现出来。所以，经济制度、政治法律制度及其发展乃直接决定着思想道德以及整个精神文明乃至整个社会文明的性质和发展方向。

因此，思想道德方面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应该作到制度化化。因为只能制度化才能经常化、稳定化，也才能规范化；制度化的更高要求就是法律化（制度化当然也包括完善各单位的规章制度，但规章制度建设只是制度化的基本要求，作为一种重大国策的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还必须上升到法律化、法治化、才更有效力和权威。）作到制度化、法律化，才能有章可循、奖惩分明；才能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偿罚严明。制度化和法律化的一个中心意义就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既享受正当权利和权益，又必须履行应尽义务和职责。享受权利以鼓励其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履行义务以确定和强调其应尽的职责和本分，否则就要负相应法律责任，受到追究和惩处。换言之，制度化、法律化的要义就是使行为主体的权、责、利相统一，使其既有动力又有压力，这是搞好包括精神文明建设在内的各项工作的基本保证。而实行制度化、法律化的关键就是要严格、斗硬、不讲情面、不徇私情，在制度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例外情况和特殊公民。所以精神文明建设要摆脱软弱无力状态，使之真正硬起来，就必须在制度上斗硬，在法律上斗硬，不能老是挂在嘴上、议在会上、写在纸上重要，实行起来就被挤掉、忘掉。有了制度和法律的效力和依据，精神文明建设就是硬任务，任何人、任何单位都不能掉以轻心。并且精神文明建设也有个体制建设，也需要进行相应改革，不能再象以往那样似乎跟每个单位、每个人都有关，但由于没有在制度和组织上落实，更谈不上法律保障和依据，结果又与每个单位、每个人的责任无关。而且不能落实权利，也无从履行义务，条条块块都无法管辖和监督，就流于形式、成为软任务。岂不可惜，可叹！

至于思想道德方面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有无可行性？这就涉及到如何正确处理在加强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中道德建设和法制建设的相互关系问题。

本来，道德和法在社会规范体系中就是姊妹关系，在任何社会中它们都是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和社会秩序的重要两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道德和法律的互相支持和配合作用更加突出，在很多情况下它们都是互相渗透、交叉甚至一致的。法律正义的基础就根植于社会的道义；有些法律本身就是这方面道德原则和规范的体现和确认，例如我国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等，许多法律规范中也体现着社会主义道德的精神和要求，例如我国宪法中对公民权利和人格的尊重，对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的规定等；特别是我国民法中的公平、公正、诚实信用、平等互利原则和对社会公序良俗的认可等，本身就体现了市场中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的要求和精神。所以社会主义法在以社会主义道德和法律意识人民，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和良好的行为方式，培养“四有”新人等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

当然，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就其性质和作用而言，也有所区别、不可混同。前者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并据以保证实施，违法犯罪者要受到应得的惩罚；后者主要靠人的自觉和社会舆论的监督，不道德行为是由人的良心、信念和公众舆论来裁处（即所谓“道德法庭”），对之一般是说服教育和批评，即遭到道义上的谴责。前者要求权利和义务的严格对应和统一；后者履行道德义务（即善行）则不以报偿为前提。法律规范允许或禁止人们作什么是对他的行为起码不得损害他人和社会的最基本，因而也是最严格的规定；道德规范提倡和鼓励人们作什么则是对人的行为应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进一层次要求。法律规范是控制人的越轨行为之最后屏障，突破这个屏障，就为社会和统治秩序所不容；道德规范则是抑制人的不良行为的内心防线和民间防区，它注重通过潜移默化和榜样的力量来进行自我矫治，以期养成个人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品质。法律对人的行力的规范作用主要是“他律”，道德对人的行为和思想的规范重在“自律”。所以道德修养讲究“自审”和“慎独”，着眼于启发和挖掘人的内在善、自觉性和自我调控功能。难怪黑格尔把道德观为人们“内心的法”。

可见道德和各有其优劣短长，所以需要互相取长补短以紧密配合和支持，才便于形成规范系统及其调控手段的严整体系和综合功能，以更有效地规范引导、、评价和矫正人的行为。所以一方面，法制建设需要道德建设的支持和配合，才能使人们在行为的选择及矫治上有更深厚的思想基础和更广泛的群众基础。法制教育有道德教育的支持和配合就会收到更好的效果，更易变为人们的自觉行动；法制观念的增强植根于群众道德意识，道德觉悟的提高上，也会更加牢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法治化的推行及其实现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提高和改善人们的道德水准和社会风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赖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卓有成效；而且作为法制建设重要环节的法制宣传教育的重要，如培养人们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观念，提高公民遵纪守法的自觉性以及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等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本身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所以强调法律至上并不等于主张法律万能，依法治国不仅丝毫不排斥而且必须凭靠道德力量对人的行为的深刻和对人的思想的强烈净化作用。这也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宗旨和目标。

然而，另一方，道德建设也需要法制建设的支持和配合才能增强力度和强度。因为自觉性并不是每个人、每个时候都具有，说服教育也并非万能，不义之徒，寡廉鲜耻之流，何谈良心，更无惧众怒。因此，就非常有必要把一些重要的，涉及面广的，必须强制推行才能维护社会和公众利益的道德规范和要求上升为法律规范，以国家权威保证实施，这看来已是道德建设和法制建设中一个不可回避的了。事实上，现实生活中不少法律规范就是由社会的道德规范、原则和要求升华转化来的，或者说，社会的道德要求采取法律的形式得以集中化和更强烈的表现。例如《社会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有关社会治安方面的法律法规，就是对某些社会公德要求的集中化和强烈表现。又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有关维护秩序方面的法律法规，就是对包括商业道德在内的经济职业道德要求的集中化和强烈表现；再如《法官法》、《律师法》等更是直接体现了司法职业道德原则和要求。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得更广阔些，还可以从上和国际上找到有关这方面的一些先例以作。例如我国历史上儒家所主张的伦理法，讲礼法结合，失礼入刑，把“三纲”、“五常’等道德规范也予以法律化，虽然以其强化封建宗法制度的消极意义为主，但也有其强调道德和法必须紧密结合，以发挥其社会控制之综合功能的合理成份可资批判性利用。新加坡把许多包括讲文明礼貌、公共卫生等社会公德在内的道德建设领域都纳入了严密的制度化、法律化的轨道，一旦违反无论何人概予以严惩。而且新加坡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确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呈现出与物质文明协调的良性状态。其中一些具体作法虽然可能有过于严苛之虞，但这种高度重视社会生活的制度化、法律化，强调必须给道德建设、廉政建设以及其他各项重要事业以严密的制度支持和法律保障的战略原则和策略思想，却很值得我们认真和借鉴。连美国也制定有《1978年政府行为道德法》，对在立法、行政、司法部门供职的公职人员的行为活动（包括经济生活中严格的财产申报）和职业道德要求作出了严格的规定，以旨在保持公务员的清正廉洁。这对我们也不无启迪作用。

上述事实表明，精神文明建设中思想道德方面的制度化、法律化，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只要我们注意方式，具体问题具体，掌握好分寸，并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是会收到应有效果的。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还应分个轻重缓急，要有重点地推行。譬如，当前就应当把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提到首要的地位。因为社会公德是整个社会道德的基石和标志之一，是公众的道德水准，社会风气和社会道德风貌的直接体现，是一个地区、一个城市文明建设综合效果的重要表现。它对人们的道德要求虽然是最基本、最初步的，但其范围和作用又是最广泛。最普遍的，因而又是最不可忽视的。职业道德则是社会普遍道德原则和规范深入于每个人的职业活动的具体化，是各行各业中人们行力是善或是恶，是正义或非正义的具体道德要求。它深入、持久、细致、密切地渗透到人们所从事的工作和事业的整个过程中，关系着人们的工作态度。敬业精神、服务质量和对社会的责任，在各项工作和各个业务领域支撑着整个社会道德体系。因此切不可等闲视之。当前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出现的道德滑坡、价值沦落、社会风气不良等令人堪忧的现象，首先就表现在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的滑坡，并已引起人民群众的普遍愤慨和深切痛恶。紧紧抓住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建设制度化、法律化这个枢纽，其他措施和办法大力配合，才有希望尽快扭转和改善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建设的状况，从而进一步改善整个精神文明建设中思想道德建设的状况。

第三，应通过精神文明建设的制度化、化，着重探讨青少年道德与法制教育相结合的经验和，以增强对青少年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力度和深度，有效地预防青少年犯罪和道德失落。

第四，精神文明建设的法治化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包括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机构。实施体制、决策和运行机制以及队伍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并应通过这种法治化，建立和完善精神文明建设的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加强其物质保障和信息情报系统，深化其。显然，这一切都需要我们以求实态度和勇敢开拓精神去不断探索。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72页。

[2]《董必武法律文集》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520页，

[3]引自莫里斯：《伟大的法家--法读本》，宾夕法尼亚大学1959年版第467页，转引自谢邦宇《行为法学研究中的几个》一文。

[4]富勒：《法律的道德性》耶鲁大学1977年版第106页，转引自沈宗灵《西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9页。

[5]引自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第91页。

[6]凯尔森：《法律和国家概念》，哈佛大学1945年版第3、5页，转引自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第163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101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538－539页。

[9]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154页。

[10]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36页。

[11]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0页。

[12]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三卷，第224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71页。

[14]参见康德：《公正的哲学原理》第一章和第三章第二部分，转引自黄稻主编《主义法治意识》第 30页，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15]《人民日报》1996年2月 9日。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71页。

[17]《邓小平文选》第2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