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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强化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真实性,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水平,我会制定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3号-季度报告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现予。
2001年第一季度结束后,股票交易实行特别处理的上市公司应尽量编制并披露季度报告,鼓励其他上市公司编制并披露季度报告;2001年第三季度结束后,股票交易实行特别处理的上市公司必须编制并披露季度报告,其他上市公司尽量编制并披露季度报告;2002年第一季度起,所有上市公司必须编制并披露季度报告。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3号??季度报告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
全文
第一条、为规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季度报告是中期报告的一种。
本规定根据季度报告的特点,对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有关中期报告内容与格式准则所作的要求予以简化与修改。公司应遵循该准则及本规定,编制季度报告。
第三条、季度报告注重披露公司新发生的重大事项,一般不重复已披露过的信息。对已在前一定期报告或临时报告中披露过的重大事项,只需注明该报告刊载的报刊、互联网网站的名称与刊载日期。
第四条、公司应在会计年度前三个月、九个月结束后的三十日内编制季度报告,并将季度报告正文刊载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报纸上,将季度报告全文(包括正文及附录)刊载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互联网网站上。其中的财务数据应以人民币千元或万元为单位。
季度报告的披露期限不得延长。第一季度季度报告的披露时间不得早于上一年度年度报告。
第五条、公司应在披露季度报告后十日内,将季度报告文本一式两份及备查文件分别报送股票挂牌交易的证券交易所和公司所在地的证券监管派出机构。
第六条、公司季度报告中的财务资料无需经审计,但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七条、公司编制季度报告中的财务资料部分时,应遵循如下规定:
(一)无需披露财务数据与指标。
(二)无需披露完整的财务报表,但应披露简要的合并利润表与合并资产负债表。
简要合并利润表应包括下列项目: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利润、其他业务利润、期间费用、投资收益、营业外收支净额、所得税与净利润。上述数据应按报告期、年初至报告期期末数分别披露,上年同期数无需披露。
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应包括下列项目:流动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净值、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资产总计、流动负债、长期负债、少数股东权益与股东权益。上述数据应按年初、报告期期末数分别披露。
(三)在财务报表附注部分,只需披露如下内容:
1、与前一定期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以及财务报表合并范围的重大变化及影响数。
2、季度财务报告采用的会计政策(主要指对不均匀发生费用的确认、计量等)与年度财务报告的重大差异及影响数。
3、应纳入财务报表合并范围而未予合并的子公司名称及未合并原因。
第八条、公司管理层编制季度报告中的经营情况阐述与分析部分时,应遵循如下规定:
(一)概述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所涉及主要行业的重大变化。
(二)概述报告期内公司主要投资项目的实际进度与已披露计划进度的重大差异及原因。
(三)简要分析、阐述公司报告期经营成果以及期末财务状况,包括:
1、经营成果方面,包括: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利润、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的重大变化及原因;主营业务利润、其他业务利润、期间费用、投资收益、补贴收入与营业外收支净额在利润总额中所占比例与前一报告期相比的重大变动及原因;重大季节性收入及支出;重大非经常性损益等。
2、财务状况方面,包括:应收款项、存货等主要资产项目的金额、在总资产中所占比例与年初数相比的重大变化及原因;重大委托理财、资金借贷行为的受托单位及借贷单位、金额与期限;重大逾期债务的金额、逾期时间、逾期原因与预计还款期。
3、或有事项与期后事项,包括:重大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重大对外担保的金额与期限;重大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等。
4、其他,包括:生产经营环境、政策法规的变化已经或即将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的重大影响;重大资产收购及出售、企业购并行为的进展情况等。
上述各项所称“重大”的界定标准是本报告期数额(或所涉及数额)与前一报告期或上年同期相比变动幅度达20%以上,且占报告期净利润的10%或报告期期末资产总额的5%以上。
(四)除上述内容外,公司无需披露《中期报告的内容与格式准则》中其他有关经营情况回顾与展望以及重要事项部分所要求披露的内容。
第九条、公司无需编制季度报告摘要。
第十条、公司应编制季度报告的附录部分。该部分包括利润表与资产负债表(不包括财务报表附注)。
2013年年末,一起10岁小女孩殴打1岁男孩的事件引起了国人的关注。这一事件不仅让我们关注为什么这个小女孩做出如此的行为,更让我们对国人的态度以及针对少年违法犯罪行为的制度展开深入的思考。从实质意义上说,我国至今仍未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少年司法制度。美国是世界上建立少年司法制度较早、较为完善的国家之一,因此我们通过研究美国少年司法制度的理念,可以得到一些启示,对我国尽快建立健全少年司法制度有所裨益。
一、少年期的概念
少年期是指人生中的一段时期,这个时期从外在上来看表现为一个持续的年龄阶段,从实质上来看是指人生中的一段心理、生理发展的特殊时期。从少年期在人生中所处的位置来看,少年期是人一生中的基础性时期。少年司法制度是成人社会给予少年的一种特殊的保护,它将少年违法犯罪行为放入一个独立的司法程序中,同时关注到了儿童的福利。
二、少年期的特质
1.易感性高;2.自我控制能力差;3.易出现叛逆心理。
由于少年具有这些特质,下至家庭、上至国家都对少年的成长、发展负有责任。少年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不仅仅是其自身的责任,国家、社会、家庭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而这其中尤以国家的责任为重。美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建立,是从最初“拯救儿童运动”兴起,这场运动使得美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少年法院——伊利诺伊州少年法院,与此同时,《无人照管、疏于管教及罪错少年处遇和监管法令》通过并生效,慈善家和儿童福利家们所支持的保护少年的各种理念被法律所确认,由此,美国少年法院就在捍卫儿童权利、保护少年的思想基础上建立,并以此为基点发展并形成了美国的少年司法制度。
三、美国少年司法制度的理念
(一)国家亲权理念(parenspatriae)
国家亲权是由父母亲权逐步变换而来,经历了一个由父母亲权占绝对支配地位到以父母亲权为主、国家亲权为辅再到国家亲权为主、父母亲权为辅的过程。
国家亲权理念对美国少年司法制度有三个方面的影响,第一,通过运用国家亲权理念,国家对少年事件的干预具有了合法性,少年司法制度对涉及儿童福利的案件具有了管辖权,使得少年司法制度具有了福利型的特征。第二,国家亲权理念排斥对少年采用刑罚,主张用矫正的方式来对待少年违法犯罪人,这就促进了少年司法制度中的少年矫正制度的发展。第三,国家亲权理念追求少年司法的个别化,这种个别化是为了实现其对少年矫正和少年福利的要求,这也使得少年司法制度与普通的成人刑事司法制度排斥刑罚个别化的追求具有了本质性的区别,同时也确立了美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刑罚个别化理念。
(二)儿童无罪与公众责任理念
儿童无罪与公众责任理念是随着儿童期的发现和儿童观的形成而树立的。儿童期的形成是在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这一时期,此时人们开始意识到外部环境对儿童成长具有重要的影响,儿童期的儿童生理、心理发育尚不完善,处于迅速的发展时期,需要大量的从外界汲取知识和经验,儿童所实施的行为大多依靠学习和模仿,如果儿童实施了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很大程度上要去责问其生长的环境和对其负有教育责任的人,这就是儿童无罪和公众责任理念所产生的一个过程。“儿童无罪”支持了儿童对其行为只能负一部分责任,其所处的环境和对其进行教育的人亦应承担责任,这就当然的树立了另外一个理念——“公众责任”理念。正是因为儿童期的被发现,儿童特质的被认识,儿童观的形成,才使得“少年无罪”与“公众责任”的理念形成,而这两个理念的形成,要求对实施了违法犯罪行为的少年不作为普通的成人违法犯罪人来对待,而是采用一种特殊、符合少年特质的制度来处理。因此,“儿童无罪”与“公众责任理念”是美国少年司法制度产生的重要依据,也是少年司法制度对儿童进行特殊保护的依据。
(三)社会防卫与刑罚个别化的理念
美国少年司法制度中社会防卫与刑罚个别化的理念是受到实证主义犯罪学派的社会防卫的观点影响而形成。
在社会防卫方面,实证主义犯罪学派的理论认为首先要改变将刑罚视为社会防卫的手段,改变传统的将刑罚视为单纯的惩罚工具的观念。其次,认为要实现刑罚方为社会的功能,就应当将消除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作为重点,将刑罚的矫治功能放大。再次,认为应当重视社会环境的改善,以此作为减少犯罪的方法。最后,对于那些具有人身危险性的非犯罪人,以保安处分来对其实现社会控制,来实现社会防卫的目的。
实证主义犯罪学派关于犯罪原因的主张以及社会防卫的观点要求实现刑罚的个别化,因此,刑罚个别化的理念的产生是犯罪原因观与社会防卫理念形成之后的必然结果。刑罚个别化,是指反对以离开行为人的犯罪行为本身为标准,来科以统一的刑罚,主张应按照犯罪人的个人情况科以与此相应的不同的刑罚。由此使犯罪人能够回到社会上来的思想。
基于刑罚个别化理念,实证主义犯罪学派实证主义犯罪学派主张将少年违反犯罪人与成年违法犯罪人相分离,设立独立的审理少年案件的机构和法官,实现少年司法机构的专门化,以避免少年违法犯罪人受到成人违法犯罪人影响,同时设立独立的少年矫正机构,以实现减少少年犯罪人受到不良影响的机会,可以很好的预防和减少犯罪。这一观念在美国少年司法制度中体现非常明显,从早期的庇护所到后来的社区矫治,都体现了实证主义犯罪学派的这一主张。
参考文献:
十年来,全省法院按照中央关于推进司法改革的要求和最高法院“一五”、“二五”改革纲要的部署,突出内部管理体制创新,积极推进各项工作机制改革,以科学、公正、高效为价值取向的法院机构设置日趋合理,审判组织体系日益完善,审判监督管理运行机制日趋优化,符合司法规律要求的审判方式基本确立,法院人事管理制度新框架逐步形成,法院队伍司法能力水平显著提升,司法环境和条件不断改善,基层基础工作进一步强化,全省法院在总体上形成了基本适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的审判体系。司法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关键在于我们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接受人大监督,坚持“公正司法、一心为民”指导方针,坚持以正确的理论为指导,坚持继承与借鉴相结合,坚持依法和自上而下改革。
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是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休戚相关,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同步合拍。全省法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从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提供有力保障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新形势下深化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增强深化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充分发挥司法作为解决社会矛盾最终途径的作用,全力维护社会稳定,依法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努力实现公平与正义。
党的十七大把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作为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措施和目标,这也为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明确了总体目标,指明了前进方向。公正是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本质特征,高效是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内在要求,权威是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实现公正高效的重要保证。全省法院要根据十七大提出的司法体制改革任务,围绕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认真总结和巩固以往的改革成果,深入分析影响公正高效权威的困难和问题,研究制定今后一个时期的改革方案,特别要在“深化”和“优化”上下功夫,解决影响司法公正高效权威的体制机制,建立和完善确保公正高效权威的审判制度和工作机制,依法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以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以司法高效体现司法公正,以司法权威保障司法公正。
一、我国实施恢复性司法探索可以率先从少年刑事案件着手
西方社会发端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恢复性司法对日趋严重的刑事犯罪采取了一种全新的司法处置模式,那就是改变了国家对犯罪行为高度干预、严厉打击的格局,强调在犯罪方和被害方之间建立一种对话关系,通过以犯罪人主动承担罪责和弥补损失来消弭双方冲突,从深层次化解矛盾,并通过社区等有关方面的参与,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作为一种先进的刑事司法理念和替代性司法活动,恢复性司法问世后就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推崇,很快在西方各国予以推行。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于2002年4月第十一次会议在《关于在刑事事项中采用恢复性司法方案的基本原则》的文件中,高度评价了恢复性司法,认为其“通过使受害人、罪犯和社区复原而尊重每个人的尊严与平等,建立理解并促进社会和谐”,由此进一步推进了恢复性司法在世界范围内的施行。
自恢复性司法从21世纪初被介绍和引进到我国后,我国法学界和司法界对其的先进理念和实际效果基本上持肯定的态度,而对没有专门的法律规定前提下由基层司法机关直接进行本地化实践的做法颇有争议,尤其是各地司法机关在具体涉及到决定机关、操作程序和掌握的标准幅度等方面存在着难以回避的差异,使得不少人对恢复性司法与法治的关系,对引进过程中会不会“走样”等,产生了疑义,从而更加关注我国恢复性司法活动的动态和走向。
鉴于恢复性司法的理念是科学的,成效也是明显的,并对加快国外恢复性司法的本地化进程基本上形成了共识,我们现在所需要做的是要寻找一条国外恢复性司法本地化的具体途径。考虑到我国的特殊国情,笔者建议我国在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可以大胆借鉴恢复性司法的理念,但具体操作实施时则需采取比较稳妥的策略,率先从少年刑事案件着手探索,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予以推广,最终通过立法来确认。理由是:
1.国外恢复性司法是从年轻人中间开始实施的
恢复性司法最早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基奇纳,起源于两个年轻人实施了一系列的破坏性犯罪,他们打破窗户、刺破轮胎、损坏教堂、商店和汽车,共侵犯了22个被害人的财产,最终通过恢复性司法得到了妥善的处置。随后出现的英国恢复性司法也是发端于少年矫正制度,警察发现犯罪人实施犯罪后,并不直接送交法庭,而是先进行面谈,然后带少年犯去作案现场,与受害人面谈,让其认识到行为的危害性,得到受害人谅解,最后形成协商补偿方案,从而使犯罪人免于。在恢复性司法领域较为著名的新西兰,于1989年以立法的形式肯定了当地土著人毛利人的明显带有恢复性特征的犯罪处理方式,并要求司法机关对青少年犯罪只能在以恢复性司法方式不能适当处理时才可以动用正规的刑事司法程序。到现在为止,世界上已经有数十个国家都在探索恢复性司法,虽然一些成年人实施的刑事案件和重罪案也开始尝试实施恢复性司法,但恢复性司法主要还是适用于一些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犯罪,而少年犯罪中相当数量的案件属于这类案件,所以恢复性司法适用的主要对象还是少年,这是与年轻人的作案特点、身心特征等不无关联的。
2.恢复性司法符合国内外少年司法的科学理念
恢复性司法之所以得到大家的认可,不仅在于它强调恢复已被破坏的社会关系,缓和加害人与被害人的严重对立,注重给予加害人一次被社会重新接受的机会,同时由于恢复性司法所形成的罪犯悔罪机制,还可以促进罪犯从认知到情感的社会化,促进罪犯与社会的内在融合。从这一点看,恢复性司法符合了世界少年司法的科学理念。一段时期以来,缘于少年身心特殊性和犯罪可矫治化特点,国际少年司法的发展趋势呈现出对少年犯罪的从轻处罚和非监禁化,这就为恢复性司法奠定了法理依托。透视我国政府有关对少年犯罪提出了要坚持“教育、感化、挽救”工作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以及少年司法既要保护社会又要保护少年的“双保护”思想,可以看到,恢复性司法的理念和方案与此是相吻合的。
3.恢复性司法符合我国具体国情和法制建设进程
国外恢复性司法方案适应的范围国际和地区之间不尽一致,在构思我国恢复性司法探索时,初始阶段范围不宜过大,可以先从少年刑事案件入手,这符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和法制建设进程:一是少年刑事案件中相当多的少年刑事案件是独生子女犯罪,对犯罪的少年实施刑事和解程序,容易被公众所接受;二是我国人口密集和居住地相对稳定,相当多的少年案件中的犯罪者与受害者居住同一社区。恢复性司法可以促进未成年罪犯与被害人和解,有利于侵害者与受害者本人及家庭今后在社区内的生活;三是由于我国少年没有专门的刑事法律,当然也就缺少少年特殊的犯罪构成,因此对少年定罪量刑总体上还是比较重的。鉴于我国相当多的少年刑事案件是比较轻微的刑事案件,对这些犯罪的少年使用恢复性司法也是刑法个别化、科学化的体现,同时也能够被社会所认可;四是我国尽管改造机关对在押未成年罪犯卓有成效,但很大程度上改造效果局限在改造场所,未成年犯回归社会后的不适应是改造机关所无法解决的。目前我国未成年犯重新犯罪率要高于成年犯的重新犯罪率的现实,也需要我们引起深思并迫使我们寻新的科学有效对策。在新形势下实施恢复性司法符合我国具体国情和法制建设进程,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十分明显和深刻。
4.恢复性司法与我国少年司法改革相适应
我国少年法庭自80年代中期创建后,以它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以及显著的社会效果,焕发出巨大的生命力。少年司法制度建设作为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领头羊”,一直在积极引导和有力促进着我国整个司法制度的改革和完善。20余年来,我国少年司法已经取得了四大成就:一是少年司法组织形式多样化,既有专门的合议庭和独立建制的刑事案件审判庭,也有包涵刑事、民事等案件审理的综合性审判庭;二是将审理程序和方法作为突破口,在诉讼权利的保证、社会调查制度的确立、法庭的教育开展、定罪量刑的科学化等方面,实行全方位的探索,取得了不少成功的做法和经验;三是在坚持以审判为中心的同时,将工作向外延伸,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为预防青少年犯罪作出了贡献;四是在发展过程中少年司法不断加强和优化内涵,办案日趋科学化、系统化和规范化。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进程中所取得的成就为整个国家的司法制度建设积累了经验,对我国司法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起着非常积极的推进作用。恢复性司法在少年刑事案件探索取得经验后在更大范围内予以推广,显然是顺理成章的。
二、目前少年司法推行恢复性司法需要解决的几个核心问题
在我国少年司法建设过程中,国外有关少年司法的各种理念和法律规定的借鉴无疑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我国少年司法中的许多改革思路和程序设计往往受到其启发形成,并结合我国的国情逐步建立起来的。然而,立法是司法的前提,良好的司法依赖于科学、完备的立法。少年司法制度作为国家的一项重要制度,少年司法工作作为神圣的执法行为,必须严格限制在法律的框架内运作。司法的本质决定了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必须严格依法进行,司法机关的任何探索只能在法律的规范下进行,而决不允许超越法律来搞所谓的“改革”、“创新”,这是保证整个社会主义法制秩序正常、高效运转的基本前提。为解决当前少年司法制度建设中的突出矛盾,切实改变现实生活中司法超前于立法的非常规做法,必须走规范化的立法程序。从恢复性司法而言,就是要在我国的少年司法领域渗透恢复性司法的理念,形成具体的司法标准和操作性程序。加快恢复性司法的专门研究,力争在立法上有所建树,并进一步推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尽管我国具有探索和实施恢复性司法的土壤和条件,但由于暂时我国没有专门的有关恢复性司法方面的法律规定,从这意义上说,我国目前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恢复性司法。在国家没有立法规定的前提下,最高司法当局应从国家法制统一着眼,本着鼓励和支持地方司法机关探索恢复性司法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选择确定若干基层司法机关进行试点,通过实践来积累经验,为相关立法奠定基础。为此,需要解决以下几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一是试点单位的选择要注意恢复性司法试点单位的社会背景。恢复性司法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就是实现犯罪者的重返社会,实现这一价值的必要条件就是对恢复性司法所依赖的社区氛围有一定的要求。这是因为,恢复性司法所面对的未成年侵害人是已经犯罪的人,实施恢复性司法程序后,必须关注未成年犯罪者的矫治和回归工作,社区、家庭、学校和单位等各方要积极参与,开展矫治和回归工作,决不能允许一“放”了之。一般而言,要选择那些具有较好的环境、氛围和资源的社区进行有关恢复性司法的探索,而对于那些环境、氛围和资源比较差的社区则不宜选择为试点单位。
二是试点过程要探求恢复性司法的基本程序和要求。作为极其严肃的司法工作,要根据国家法律规定,制定恢复性司法的特殊性的程序和要求。基本的程序和要求有:(1)制定恢复性司法的适用对象。作为替代性的司法模式,不应该无限扩大,而应当将恢复性司法的适用范围严格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在试点阶段,可严格控制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下或判处管制、拘役的未成年犯;(2)要解和评估案件,分析是否适应恢复性司法的合适性。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如何评估未成年犯对被害人的忏悔,这不仅是获得被害人谅解的前提,也是其修补被破坏的社会关系,重新获得社会接受的前提;(3)搭建侵害人和受害人和解的“平台”。探求召开由权威性机构(如社区矫正机构、未成年人保护机构等)主持、未成年侵害人和受害人家长参加的和解会议,让未成年侵害人了解和明白自己的行为对受害人所造成的伤害,并知晓自己错在那里;让受害者正面面对侵害人,降低报复心理、恐惧心理及其它负面影响,最终促进侵害人和受害人之间恢复和睦关系。
三是试点工作要研究我国恢复性司法实施过程中的特殊性。恢复性司法的试点必须直面我国的具体国情,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例如,我国违法犯罪人员中流动少年占一定数量,对这些户籍不在案件受理社区的外来少年如何适用恢复性司法。又如,如何在推行恢复性司法过程中,充分利用我国的传统经验和成功做法,依靠社会力量来教育改造违法犯罪少年。恢复性司法应当充分注意到我国少年违法犯罪的特殊性,制定出针对性的实施方案。
四是恢复性司法方案产生的协议结果应受到司法监控。虽然未成年加害人和被害人之间可以通过非诉讼的方式恢复受损的社会关系,但由于这种社会关系仍然是刑法保护的特定社会关系,加害人行为的性质仍然是刑事犯罪,故司法机关必须对这种活动进行全过程监督和控制,包括对适用对象是否人为扩大,对社会关系是否修复,对加害人是否真诚悔罪,都可以进行全方位考察,必要时可以启动诉讼程序,以防止恢复性司法中的权力不被滥用。
三、围绕恢复性司法本地化实践对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的启迪
我国在全面掌握少年身心特点和犯罪规律基础上,有意识吸纳各国少年司法制度之长,保持我国的历史传统,结合自身的实践,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少年司法制度,以达到审理少年犯罪案件中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完美统一。恢复性司法本地化实践就是学习和借鉴国外少年司法先进理念和方案的又一佐证,同时再次给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以深刻的启迪:(转第31页)(接第67页)
一是少年司法制度建设的思路要进一步拓宽。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历来具有开放性特征。在加快少年司法制度建设过程中,我们应当从更广阔、更深刻的背景上去加强少年犯罪预防和治理的国际合作和联系,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有关少年司法的先进的理念、科学的经验和成功的做法,尤其是要按照联合国有关少年司法文件所规定的具体要求,促进本国少年司法制度符合我国所签署的联合国文件的要求,使我国少年司法制度早日进一步完善。
在实现社会和谐的因素中,司法无疑处于关键位置,因为社会机制的顺利运转需要公正的司法来保障,否则将充满特权的专横和私力救济的失序。公正的司法是社会利益关系的平衡器、社会矛盾的减压阀、社会秩序的文明宪兵。但在司法公正的尺度或标准问题上,学者们意见不一,这样不利于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本文在考察中外司法公正问题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见解。
一、司法公正标准的多元视域
国外在司法公正标准问题上有不同观点。亚里士多德关于“良法”和“普遍服从”的命题实际上也提出了何为司法公正的问题,即,对于“恶法”,人们有理由不服从,如果司法部门依据“恶法”裁判,这样的司法当然不公正。自然法学派和社会法学派发展了这一观念,强调法律规则之上有更高的原则和社会利益,实际上赋予了司法部门一定程度的实现规则之外公正的使命。实证法学派则强调司法的“合法性”(legality),只要严格依据法律裁判,哪怕适用的法是“恶法”,司法也是公正的。这些观念上的分歧导致司法克制和司法能动的争论。德沃金从权利的视角考察司法公正,认为,司法公正必定使原告、被告的法定权利都能得到保障,当法官错误地对待法律权利时,便产生了不公正的问题。中国传统社会的“人治”模式,浓厚的宗法色彩,以及由此形成的“差序格局”,导致司法官吏和社会民众在总体上缺乏对法律的信仰与尊重。在司法上,中国传统的司法公正理念浸润了礼法合一、儒法合流的文化因素,强调礼法结合、经义决狱、权时执法、法外施恩、以情化法、屈法申情(朱元璋甚至把其作为一项重要的司法原则固定下来),等等,在司法官员和社会公众眼中,司法只有充分尊重法律之外的某些因素才是公正的。当代中国学者在司法公正标准问题上众说纷纭。有观点认为,司法独立、无罪推定、禁止双重追诉等原则是对司法公正最低标准的规定,应当按照这些标准确定司法公正的内容。还有观点认为,司法公正应当符合以下几个标准:第一,严格适用实体法;第二,独立、廉洁、有效;第三,严格遵循程序;第四,准确认定证据、努力发现客观事实;第五,裁判结果的公正。有人认为司法公正标准包括法律效果司法标准和社会效果司法标准。以上关于司法公正标准的多元视域各有其历史、社会和文化根基。就当代中国学者的观点来看,对司法公正标准的概括不够全面和系统。如,将司法公正标准仅仅归结为“司法独立,无罪推定,禁止双重追诉”等原则,过于简单化;“独立、廉洁、有效”的概括虽然涉及了司法制度结构和司法制度运行主体(法官)状况,但有待进一步细化和丰富,“裁判结果的公正”失于笼统;“法律标准”和“社会标准”的划分对司法制度本身结构、司法制度运行主体(法官)状况关注不够。
二、价值视域中的司法公正标准
本文认为,司法公正是人们对司法制度及其运行主体(法官)的价值判断。具体来讲,司法公正指,司法制度运行主体、司法制度,在实现立法公正,并对立法公正进行矫正和补充,从而实现社会公正的过程中各自所呈现的、得到社会公众普遍赞同的良好状态和品性。从司法公正的价值内涵来界定司法公正标准较为清晰和全面。一方面,它有助于从主体、客体之间的关系出发,对司法公正作动态的、以人为中心的考察。另一方面,它赋予司法公正内涵以普遍性、正当性和开放性。
(一)实质标准司法公正的实质标准即司法在填补立法漏洞或对立法进行谨慎修正时应当参照的实质价值坐标。司法在其实质和最终目的上是实现社会公正。因此,社会公正的价值内涵即司法公正实质标准的内容。当前,我国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和谐社会主要特征之一的公平正义,要求国家制度维护基本的政治、经济、文化、伦理道德秩序,保障和社会发展程度相契合的人权,正确协调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关系,从而赢得社会成员对国家和社会普遍的价值认同。作为国家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司法制度,当然应以实现上述社会公正为目标,通过自身独特的运行机制为社会公正服务。
(二)形式标准形式标准即司法制度安排、司法过程、司法制度运行主体遴选和规范时应当参照的形式价值坐标。主要内容应当包括:规则(法律)标准——司法裁判行为及结果的普遍合规则性(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制度标准——司法制度安排的科学、合理、合逻辑、合规律性;法官标准——司法裁判者资格及形象的不受质疑性。1.司法裁判行为及结果的普遍合规则性这是由司法的根本任务决定的。司法的根本任务在于实施法律,实现立法公正的内容。公正“通过忠实地适用实在秩序以保持其存在”。“正义观念结果变成了这样一种要求,即一个判决应当是适用一条法律规则的结果,同专制相反,正义乃是对法律的正确适用。”司法活动正是通过对法律规则的依从来满足人们对行为后果的期待。2.司法制度安排的科学、合理、合逻辑、合规律性司法公正作为一种价值追求,必须以相应的制度构造作为物质载体。司法制度的安排应当根据司法权和司法活动的特点进行。司法制度包括法院制度、法官制度(遴选制度,保障制度,责任制度)、证据制度、司法行政管理制度、回避制度,等等。从我国传统和国外经验以及从法理分析,司法制度的科学、合理、合逻辑、合规律性首先是指,制度安排使司法系统、法官有足够的抵抗外力干扰的权威。如果司法处处受制于外来干涉,很难想象它会生产出公正无偏的裁判。其次,司法改革措施、司法制度设计不背离法官独立的根本原则与方向。再次,各个司法制度之间协调、相辅,司法机构之间关系合理,司法机构内部各要素(包括陪审员、法官、审判长、正副庭长、正副院长等个体要素和合议庭、审判委员会等组织要素)之间关系合理。最后,司法制度的科学、合理还表现为不拒绝对权利的救济以及制度运行的效率性。3.法官资格及形象的不受质疑性没有人愿意把纠纷提交给一个自己不信任的人解决,因此,法官的资格及形象至关重要。亚里士多德说得好,公众视法官为“活生生的正义”,即人格化的法律程序。英国资深大法官丹宁对此也深有感触,他指出:“法院不考虑一个人是否会或事实上会做出牺牲一方而有利于另一方的事情的可能性。它考虑的是给其他人造成的印象。即使他尽可能地做到不偏不倚,但如果正直的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他有可能偏袒,那么他也不应审案。原因很简单,正义必须来源于信任。”许多国家的司法之所以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原因之一在于法官职业群体的社会公信力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