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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产业市场研究

数字产业市场研究

数字产业市场研究范文第1篇

关键词:数字产品 定价策略 市场营销

自国际互联网商业运用以来,网上交易得以迅猛发展,网上交易的产品大多是数字产品,随着数字产品交易市场的成熟,如何制定一个合理的既能使消费者乐意接受,又能给企业带来丰厚利润的价格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的总结和完善。从产品价值依赖消费者偏好的基本假定出发,中外经济学家们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方法,去观察和解释数字产品的特点、营销和定价策略。

Internet 技术的发展,拉近了买方与卖方之间的距离,同时也增强了电子商务机制下定价的柔性。由于电子市场能够吸引大量来自不同地域的销售商和消费者,并且操作成本较低,给动态定价机制带来了更广泛的应用空间。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关于数字产品的定义及分类的认识

数字产品是可以被数字化和可以在数字网络上传送的产品。虽然数字产品作为一种崭新的网络经济形态被中外经济学专家和学者所接受,但他们对数字产品的定义与分类却有不同的认识。国内多数学者都接受“数字产品是在电子商务的各种商业模型中,基于计算机网络交易的数字编码”这一观点,并依据数字产品用途的性质将数字产品分为内容性产品、交换工具和服务等三种类型。而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哈尔・瓦里安(Hal R.Varian)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认为数字产品是或主要是信息产品。包括以数字格式分布和使用的书、电影、唱片、软件等等(刘波,情报杂志)。但也有少数学者把数字产品作为信息产品的一类(吕萍等,商业研究)。

(二) 关于数字产品特征的研究

在对数字产品进行定义和分类后,学者们对数字产品的物理特征、经济学特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王晓玲等都认为数字产品具有特性,数字产品具有以下物理特征:不可破坏性、可变性和可复制性。对于数字产品经济学特征,学者们进行了不同层次的研究。多数学者都认为数字产品具有网络外部性的特点。王晓玲、袁红清等都认为数字产品具有时效性。当然,对于数字产品定价和营销策略带来很大难度的是数字产品特殊的成本结构(生产过程中固定成本高,变动成本低),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还提出数字产品在消费上具有规模效应,正如金丹凤所述的那样这两种特性使得传统定价策略的失效,原因在于,一方面,数字产品的成本结构决定了数字产品不可能存在供应曲线,无法像竞争性市场那样按边际成本曲线来定价。另一方面,数字产品消费上的规模效应使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失效,因此数字产品也无法根据需求定价。因此传统的根据边际收益、边际成本曲线来定价的模式在数字产品市场中已不再适用。对于该问题,学者们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分析。

(三) 数字产品营销与定价策略的研究

沿着数字产品本身特性影响营销策略和定价策略的选择的思路,虽然学术界对于数字产品需要实行差别定价,学界达到了共识,但是学者们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美国经济学家Bakos.Yannis和Brynjolfsson.Erik(1999)非常突出的分析了信息产品的捆绑销售策略,此外,Viswanathan.Siva等人又在此基础上做了补充,提出了改装和版本划分策略。肖光恩(2001)等和Jain.Sanjay(2002)等提倡根据企业所销售的数字产品市场成熟的程度实施“时间策略”,鉴于此,Sundararajan.Arun(2004)又做了进一步研究,提出数字产品定价策略要与实务根据市场成熟程度对市场变化特征做出描述,从而做出“定价管理时间表”。当然,多数学者都是从现代经济学原理出发描述三种价格歧视策略,即一级价格歧视、二级价格歧视、三级价格歧视(部分学者也分别称之为个性化定价、群体定价、产品形式定价)。对于数字产品定价及营销策略的研究,除了这些定性分析之外,最近也有部分学者根据数字产品的特性,综合考虑产品成本、竞争和顾客需求等影响产品定价的多方面因素,建立了数字产品的定价模型。例如,在国内黄璐(2002)等人首次提出了数字产品定价模型――信息产品多重价格定价模型,该模型也只是以数学的方法说明差别定价策略在理论上的可行性,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具有一定操作性的量化模型。考虑到产品成本、竞争和顾客需求是影响数字产品价格的主要因素,吴俊新等(2006)在分别细化分析这三种因素对数字产品价格产生影响的几个方面,并以一定的规则各自赋以权重,建立了数字产品的综合定价模型。Ravi Arona(2006)等人在充分考虑企业与消费者两方面的特点及其对信息产品的认识程度,也提供了一个数字产品定价模型,并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解释了其中的参数。Kang Bae Lee等(2006)在假定网上有偿或免费商品有一定相关性的基础上,充分分析顾客意愿和剩余,建立网络服务(信息产品)的定价模型。其他的相关模型,都是学者们在分析影响数字产品定价的主要因素,大多都是在充分了解消费者意愿的前提下建立的动态定价模型。

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其瓶颈分析

(一)目前研究的不足

学界对数字产品相关问题的研究从开始的完全定性分析,到现在开始向定量分析转变。就目前的有关研究成果来看,其理论发展应该是成熟的,但是从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对该问题的研究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方面,基本上只是理论论述,很少有建立量化模型,即使建立了相关的定价模型,但也多是缺乏实际应用性。目前,在国内期刊上发表的有关数字产品定价问题的论文基本上都是一个固定的理论模式(定义―特征分析―营销策略),都是针对数字产品本身具有的特征,在理论上说明数字产品应该具有的营销策略,不但在观点上趋同,在应用上更显得空洞。有些学者虽然建立了相关的理论动态模型,但由于模型中引入了实际中难于控制的参量(例如,消费者的偏好),这些参量数据难以获得或者获得成本过高,没有现实意义。因此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处在停滞不前的状态,如果要想使研究得到应用,就必须建立量化模型,并且在模型中尽量避免引入不可测量的参量,使模型具有可操作性,进而使数字产品的定价能像传统产品的定价一样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另一方面,只有理论研究,缺少应用分析。如前所述,国内对该问题的研究,存在着一个固定的理论模式,由于都是在理论上做相关的定性分析,基本上不对应用进行反馈分析,这样也使得对该问题的研究缺少创新性。

(二)研究存在瓶颈的原因分析

数字产品本身的特殊性。目前的研究成果表明,数字产品不具传统产品那样的成本特征,使数字产品的定价缺乏经济理论基础,难以建立有效的边际成本(数字产品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边际收益曲线模型。影响定价因素的复杂性。影响产品定价的因素很多,关系复杂,有些因素本身带有很大的主观性,不易量化;有些因素虽然有可量化的理论基础,但不能获得分析数据或者获得成本高。

数字产品兴起时间不长,对其定价问题的研究缺少应用环境,更谈不上反馈分析了。数字产品的传送和接收离不开网络的普及,而网络开始兴起到现在短短的二十年中,数字产品才从中慢慢发展起来的,就目前的数字产品交易来看,还存在很多缺乏规范性因素的制约,并且网络环境下的交易方式和手段缺乏管制,市场还不规范,所以前期的研究一直缺少应用环境,不能对研究结果进行反馈分析。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说前期的理论研究不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相反,如果不先对数字产品的相关问题进行充分认识,就很难对其定价问题做出有效的总结。

解决问题的可能途径和方法

对数字产品的特征要进一步分析它们给数字产品定价带来的有利和不利影响,在数字产品营销和定价策略中考虑这些影响(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本文期望可以在现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市场的完善和数字产品交易环境的优化,通过灵活运用相关的原理,对数字产品特征给数字产品定价所带来的影响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分析和见解。

为方便或有效的建立数字产品定价模型,可依据影响因素作用的相似性对数字产品进行分类。例如,目前,国内学者在数字产品定价问题上都支持的差别定价策略,其理论基础是产品定价依赖个人偏好,对不同类的数字产品,消费者群的个人偏好程度肯定有所不同,我们可以对这样的程度赋予一个系数来确定定价对这种偏好的依赖程度;再如,数字产品价值对时间的依赖性很强,因此也可以根据这种依赖程度而赋予价格一个理论系数来确立量化模型。这些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我们可以像传统产品一样,通过市场调查而获得。

目前,网上交易和数字产品交易日趋频繁,网络环境逐步规范,已经拥有数字产品定价问题研究的应用环境,可以在建立有一定的操作性模型后,在现实的市场中进行模拟,对比分析理想结果和现实结果的差距,进行反馈分析,进一步修正和优化模型,使其对数字产品定价问题的研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结论

本文针对国内外主要关于数字产品及其定价问题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对数字产品的特征和基于特征的定价策略进行了对比。数字产品由于其本身具有的特点,使其在的生产过程、传送、支付和消费等环节与实体产品有较大的差异,从经济学角度看,数字产品本身的高度差异化则存在与实体产品有着更多的差异,以对待实物产品的方式来对待数字产品或认为能简单地使用现有的经济模式来解释电子商务是非常不明智的,从而对合理判断市场价格带来了困难。

虽然数字产品的定价策略在网络的环境下更趋复杂和多样化,但传统的定价方法在一定范围内仍然有效,同时要根据企业自身类型、产品类型、产品差别化的可辨识性、消费者的差别特征、行业竞争度等综合分析,从而对数字产品进行合理定价。

合理的定价是一个市场成熟的标志,由于网络经济环境下,经济方式在不断的动态发展变化中,如何为数字产品制定一个合理的既能使消费者乐意接受,又能给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这个问题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总结和完善。

参考文献:

1王晓玲,孙德林.数字产品及其定价策略.当代财经[J],2003.12

2.袁红清.数字产品特征与定价策略的经济学分析.宁波大学学报(理工版)[J],2003.6

3.金丹凤.网络经济下的数字产品定价策略.市场周刊.理论研究[J],2006.8

4.Kang Bae Lee,Sungyeol Yu,Seong Jun Kim.Analysis of pricing strategies for e-business companies roviding information goods and puters & Industrial Engineering,2006

5.肖光恩,方凯.数字化产品定价策略.市场经济研究[J],2001.3

6.Bakos.Yannis.Brynjolfsson.Erik,Bundling information goods:Pricing,profits,and efficiency,Management Science,1999.10

7.Viswanathan.Siva.Anandalinqam.G..Pricing strategies for information goods. Sadhana - Academy Proceedings in Engineering Sciences,2005

8.Jain.Sanjay;Kannan.P.K.Pricing of information products on online servers:Issues,models,and analysis. Management Science,2002

9.Sundararajan.Arun.Nonlinear pricing of information goods.Management Science,2004

10.黄璐,蒋瑛.信息产品多重价格定价模型研究.财经科学[J],2002.4

11.吴俊新,郭哲,王建辉,顾树生.电子商务环境下考虑成本和竞争的数字产品的定价,东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J],2006.7

12.Ravi Aron;Arun Sundararajan;Siva Viswanathan. Intelligent agents in electronic markets for information goods:customization, preference revelation and pricing.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2006

数字产业市场研究范文第2篇

1. 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的历史及现状

相较于其他人文社科类学科,新闻传播学兴起的历史较短,但是发展迅速。改革开放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闻学图书的出版进入新的时期,1982年,甘惜分教授的《新闻理论基础》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本新闻学术著作。随着新闻传播学从国外引进,新闻传播学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大高校、研究所兴起,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数量也呈几何级数增长。各大高校,尤其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等新闻传播学重镇,陆续出版了新闻传播学系列理论研究著作和教学用书,无论是数量还是种类,都取得了颇多成就。21世纪,新闻传播学教育蓬勃兴起,新闻传播学研究不断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每年皆有数百种相关图书出版。新闻传播学的迅速扩张使其学科的影响力和声誉广泛提高,并逐渐成为众多高校的热门专业。

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数量的增长既有现实的因素,又有历史的因素,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首先,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数量的增长适应了新闻学教育对图书的需求。改革开放30余年,我国新闻传播学专业教学点已有800余家,每年向社会输送数以万计的毕业生。正是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发展,对新闻传播学出版数量及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次,文化产业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传媒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领域,日益受到重视,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和图书出版既反映我国传媒产业的发展状况,又为我国传媒经济的发展提供重要的指引。再次,新闻传播学作为舶来品,其研究的建构和基础理论直接来源于国外的相关成果。新闻传播学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一直处于不断探索之中,新闻传播学图书的出版既表明新闻传播学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地创新研究,学科结构建设发展健全,又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学的建设步伐加快。只有推动新闻传播学教育,大力发展传媒产业,提高学科研究的热情,才有利于新闻传播学研究工作和图书出版工作的开展,进而建立系统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传播学体系。

2. 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的特点与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迎来繁荣景象。以1997年为界,在此之前,我国出版的新闻传播学图书虽然在数量上出现了显著增长,但总体数量相对较少,种类较为单一;在此之后,新闻传播学被确立为一级学科,教育部门的重视和支持极大地促进了高校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发展,此外,传媒产业的发展也为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开辟了广阔的市场。

(1)图书出版渐成体系,深度广度不断拓展

在我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开设初期,相关图书出版较少,主要以中国人民大学及复旦大学等新闻教育水平较高的几所院校出版的教材为主;20世纪90年代,新闻传播学教育步入快速发展时期,国家开始重视新闻传播学的教育,在多所高校设立硕士、博士点,这直接促进了大量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经过多年的发展,如今新闻传播学研究专著的出版积累颇丰,新闻传播学教材体系也已臻于完备。此外,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质量不断提升,理论研究水平不断提高,国内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寻求理论新突破和实践新认识。比如陈力丹先生自2002年起,每年都发表关于中国新闻传播学出版的概述,对当年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成果进行综合分析和点评。在新闻传播学教材出版方面,刘鸿英先生通过对中美两国新闻学、传播学权威教材内容的比较和分析,指出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学和教材存在的不足并提出改进建议[1]。总体来看,我国新闻传播学出版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系列教材,都在不断地拓展和深入。

(2)译著与专著平分秋色,教材类与学术类旗鼓相当

新闻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最初在西方兴起,引入我国的时间较短,因此在我国的新闻传播学发展初期,学者们曾大量翻译国外著作,一方面用于高校教学,另一方面也为国内相关图书出版提供一定的参考。一些学者由此成为研究国外理论和领域内著名学者思想的权威,其翻译的著作也成为出版界的标杆。例如何道宽先生翻译的麦克卢汉等学者的系列著作,对国内新闻传播学领域影响深刻。随着国内研究水平与国际的接轨,国内学者的研究著作大量出版。从2015年新闻传播学类畅销书中译著和国内学者专著各占一半的比重可以看出,我国图书市场译著与专著数量大致相当。早期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是为满足教学的需要,但大量同类图书竞相出版,整体质量并不理想。随着市场和研究的发展,一些学术性较强的新闻传播学图书显著增多,在教材类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依旧占据大量市场的同时,学术类新闻传播学图书的市场份额也在不断增加,两者在市场竞争中大有旗鼓相当之势。

(3)出版内容趋于多元,学术引领作用增强

在早期出版的新闻传播学图书中,新闻类或传播理论类的书籍明显偏多,在研究方法上以定性分析为主,涉及统计学等定量分析方法的内容较少。在当今的新闻传播学著作中,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已经普遍应用。比如苏新宁先生对CSSCI 中 20002007年新闻传播学论文引用图书的情况进行统计,选出本学科中被引次数相对较多的 197种图书,该研究对于分析新闻传播学图书的学术影响力很有意义[2]。此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已经成为一般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可以得到相对准确的数据,提高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二、新闻传播学图书数字化出版困境

信息技术和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受众阅读习惯和兴趣的持续变化,使得我国图书出版向数字化方向转型已成必然趋势。随着网络媒体尤其是移动新媒体的发展,数字出版物的市场需求快速扩大,但当前的数字出版产业规模并不能与读者阅读需求相匹配。数字化出版潜力巨大,但优质数字阅读产品短缺的现象,在新闻传播学图书的数字化出版中同样存在,业界面临着许多复杂而又难以解决的问题。

1. 认识不足,人才与资金难以满足数字化出版需求

首先,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集中于传统领域,现有的出版人才大多数不具有数字化出版的意识和能力,难以满足数字化出版对复合型人才的要求,现有的出版程序和工作规范也明显不适应数字化出版需求。其次,数字化出版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缺乏资本运营模式的传统出版部门难以支撑。再次,数字图书出版的收益中互联网广告占有较大份额,电子书付费所占份额相对较低,这对传统出版观念来说是一种颠覆性的改变。由于观念改变迟缓,以及缺乏人才和资金,新闻传播学图书的数字化转型发展缓慢,要真正实现转型突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 数字化出版模式单一、转变形态有限

目前,国内外常用的数字化出版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出版社与电子阅读器开发商合作,将图书内容与电子阅读器一起投放市场;另一种是出版社与网络平台开发公司合作,开启在线学习模式,提供数字内容服务。在国内,大部分数字化出版的方式不外乎对纸质内容进行复制,相对于国外互联网+模式,国内流行的+互联网模式要落后得多。比如新闻传播学图书,其数字化出版只是单纯将内容转变为数字形态。同时,纸质图书数字化业务收益甚微也让出版数字化转型困难重重。

新闻传播学专著、论文等学术成果通常是纸质出版与电子出版捆绑销售。例如,中国知网是国内最大的电子图书出版数据库,优质期刊一旦出版,中国知网便会对其文章搜集、编辑,进行数字化出版,但这种数字化出版方式过于单一。我国新闻传播学期刊出版资源分散、市场主体缺失、网络化程度低、集成度小,数字化出版能力较弱。相对于国外数字化出版的立体化开发、多种模式发展,我国数字化出版的线性结构需要改变。

3. 版权保护制度不完善

目前,新闻传播学图书数字化出版的一个明显障碍是版权保护不力。由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信息拷贝和获取变得轻而易举,同时,由于相关法律对数字出版物内容复制缺乏规范和限制,使得一些作者的知识产权利益无法得到保障。另外,数字化出版涉及的利益方远多于传统出版,除作者和出版商外,网络运营商占有较大比例的出版利益份额,这是导致数字化出版转型困难的重要因素。数字化出版领域倘若没有建立完善的版权保护制度,对内容直接生产者和出版者的利益保护不到位,必然会使数字化出版转型缺乏动力。

三、新闻传播学图书数字化出版的未来趋势与发展策略

1. 新闻传播学图书数字化出版的未来趋势

(1)传统图书出版与数字化出版并驾齐驱

当今的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市场中,纸质出版依旧占据较大比重,数字化出版则面临多重困境。传统出版虽然受到冲击和挑战,但不会迅速被替代。首先,在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中,教材教辅类图书的市场需求较大,其纸质图书因内容编辑全面、合理,比电子书更受追捧。其次,数字化图书出版数量逐年增加,其作用是对纸质图书的补充而不是替代,纸质图书的市场地位短期内难以被撼动。再次,当前数字化出版只是简单地复制传统图书出版的内容,并没有形成系统的数字化出版链条,其盈利能力相对于传统出版方式要差得多。但数字化出版转型的发展趋势是必然的,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传统出版和数字化出版的格局将是并驾齐驱、优势互补,共同推进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的革新和进步。

(2)优势资源聚合,垄断数字化出版市场

我国传统出版资源比较分散,相较之下,数字化出版呈现集中化特点,数字图书市场被几家起步较早、发展较快的数字出版集团垄断,其凭借人才、资源、平台的优势,形成比较完整的数字出版产业链,这种格局一时很难打破。在未来的发展路径中,这些大型数字出版集团会不断扩大其在数字出版领域的市场份额,强化其地位。规模化的数字化内容生产是确立垄断地位的前提,要形成规模化的数字图书生产,一是要具备强大的网络信息搜索、传输能力,二是要具备高效优质的内容生产能力,而后者正是传统专业出版社所具有的优势。内容生产利益链上的良性互补合作,势必是未来数字出版产业的一种合理结构,其为催生数字化出版的业内翘楚奠定坚实的基础[3]。

2. 新闻传播学图书数字化出版发展策略

(1)创新数字化出版流程

传统图书的出版流程已经难以适应网络时代的出版要求,必须进行出版流程创新。首先,要重视数字内容的选取,重视内容的质量和权威性,扩展数字出版来源,扩大可选择的范围。其次,要依靠数字网络技术,开发数字出版编辑系统。再次,要把先进的印刷技术融入数字化出版中,以满足受众日益增长的个性化需求,同时实现数字化印刷的创新。也就是说,要将+互联网思维转换为互联网+思维。网络是一个大平台,是集生产、服务、管理、销售于一体的终端,单纯地把互联网作为平台的延伸难以实现数字化出版流程的革新,只有以互联网思维重构数字化出版的内在模式,优化出版结构,重视出版内容,创新数字化出版流程,才能满足受众的个性化需求,实现数字化出版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2)优势整合,实现数字化出版与营销一体化

新闻传播学图书的数字化出版不仅能满足受众对网络阅读的需求,同时为出版拓展了新的发展方向。数字化出版的目的在于拓展销售平台,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和利润,而数字化出版与营销的一体化可以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要实现一体化,就要充分利用数字化手段,整合资源,统筹传统的营销手段,在保留传统营销优势的同时,创新数字化营销方式。此外,新闻传播学图书数字化出版营销要实现出版社与读者之间的互动,满足受众的个性化需求[4]。受众可以随时了解新闻传播学图书的出版信息,出版社可以了解受众的心理需求,以此改善出版质量、优化出版流程。在数字化营销过程中,可以开展图书分众化销售。互联网时代,自媒体高度发达,受众的个性化需求各异,新闻传播学图书的内容也各有特色,根据现实的市场状况,提供有针对性的数字内容服务是数字化出版的营销方向,也是实现数字化出版与营销一体化的前提。

(3)构建多元化商业模式,拓展数字出版产业链

数字产业市场研究范文第3篇

一、加强深阅读内容开发,提高数字内容产品的市场契合度

2011年数字出版总产值达1377.88亿元,手机出版、网络游戏和互联网广告三项内容合计收入1308.74亿元,占据年度总收入的95%,而代表主流阅读的互联网期刊、电子图书、数字报纸的总收入仅为28.34亿元,在数字出版总收入中所占比例为2.06%。近年来,尽管数字出版产值增长迅速,但这一增长主要由消费化的短阅读、浅阅读产品构成,代表主流阅读的深阅读产品在数字出版产值中所占比重一直较低,且年均增幅很小。手机出版、网络游戏和互联网广告,这些数字内容产品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娱乐形式和信息形式,内容深度有限。传播知识、引导国民阅读、提升国民素质的重任,光靠浅阅读、碎片化阅读是不能完成的,现有数字出版应加强深阅读的内容研发与推广力度,加大传统出版单位的数字化步伐,使传统的主流文化在数字出版传播方面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在深阅读内容提供方面,传统出版理当成为主导力量,但目前,一方面传统出版单位的优质数字内容开发依然不足;另一方面,已开发的数字产品,市场契合度较低,市场接受度与订阅率不高。传统出版单位应加强数字出版市场需求调研、了解数字技术、数字终端的特性,有针对性地进行开发,提高市场认可度;其次,应加强对优质内容的深度开发与再利用,加强一种内容的不同门类的开发、多平台应用开发、强化电子书的开发等,使有限内容发挥最大价值。

二、提高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加强核心技术的应用转化

近年来,数字出版产业的快速发展,与技术创新密不可分,比如E-ink电子纸技术使电子阅读器升级换代,直接推动了电子书的快速发展,触摸技术带来了全新的终端操作体验,直接促成平板电脑的诞生;开放的安卓系统、App Store应用平台带动了智能手机多种应用,为手机增值业务拓展了空间。反观我国,在数字出版核心技术研发领域,相较国外,差距较大。

在数字技术研发方面,我国目前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核心技术研发不足,对数字出版领域具有直接推动作用的革新性技术研发,在我国却不多见。核心技术缺失使产业链各环节跟风模仿者居多,在终端制造、内容、平台建设、生产等领域,同质化现象严重,价格战、恶性竞争频频出现。二是已有的核心技术,商业化应用严重不足。国内并非没有领先的信息技术,但却缺乏对这些技术的大范围推广应用。以语音技术为例,国内科大讯飞的智能语音技术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顶尖的,却未能转化为大量的商业应用。而苹果iPhone4S,却将智能语音Siri,做成手机的主打卖点,并成功引发了用户对语音应用的狂热追捧。如何赋予尖端技术以广泛的商用价值,引领消费体验,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

三、建立产业链协商机制,促进数字出版良性均衡发展

我国的数字出版产业链包括作者、出版社、技术提供商、平台提供商、电信或移动运营商等主要环节。长期以来,数字出版产业链发展并不均衡,渠道供应商与技术提供商过于强势,作者与内容生产商一直处于弱势地位,缺少相应的话语权与主导权。内容资源被廉价使用、利润分成不尽合理,第三方监管缺失等等,这些强势环节挤压弱势环节的情况屡屡发生。以电子书为例,国外,亚马逊书店与内容提供商在电子书销售上达成的分成比例为三七,亚马逊拿30%,内容提供商拿70%;在我国,销售平台与出版社电子书销售的分成比例多为四六,中国移动等阅读平台与各大内容供应商分成也是四六,较低的分成比例,一定程度地影响了内容提供商的积极性与参与性。

产业链发展的不均衡使传统出版社对进人数字出版领域缺乏积极性和信心,而独立做数字出版,却又面临资金与人才匮乏等棘手问题。在传统图书市场逐步萎缩的情况下,一些出版社现有纸质书刊出版经营尚且举步维艰,更难以有人力、物力及财力顾及到数字出版的发展。低价掠夺内容资源,缺乏合作精神,产业链分工不明确是制约数字出版技术商、运营商与传统出版社之间合作的一大症结,也是妨碍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做大做强的一大症结。因此,建立产业链间的利益协商机制,加强对话,适度扶植产业链弱势环节,提高分成比例,使整个产业链均衡发展,十分必要。

四、加强市场整合力度,做大做强知名品牌

2011年,国外数字出版企业加大了市场整合力度,加强了对产业链上下游的延伸扩张。一般来讲,一个成熟的市场通常都是有序市场,第一品牌占据50%左右的市场份额,第二第三品牌占据30%-40%的市场,剩下的各家小品牌瓜分其余的市场份额。以美国电子书产业为例,亚马逊书店占60%的市场份额,巴诺占25%,苹果占10%左右,谷歌、科博各占10%以内的份额。国外,数字出版市场已基本走过恶性竞争阶段,迈向有序市场。

在国内,数字出版市场还处在分散竞争的发展阶段,数字出版市场企业数量虽然不少,却缺乏品牌企业与龙头企业。以数字出版平台为例,国内虽然各种类型的平台为数众多,但每家的市场占有率、美誉度普遍不高,数字出版产品的销售规模有限。终端生产市场也是如此,去年国产电子终端市场遭遇严冬,与过多厂商盲目入市,市场陷入恶性竞争直接相关。如此分散的市场格局,很难与亚马逊书店、苹果公司等这些国外产业巨头相抗衡。国内数字出版企业在市场整合与品牌建设方面,有待进一步加强。

五、规范数字版权管理,建立版权交易平台

出版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从事内容生产和传播活动必须获得前置许可,实施准入退出制度。在传统出版领域,已经制定了比较系统完善的法规条文,易于实施,但在数字出版这一新兴领域,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规范,大量未经审批许可的企业争相开展相关出版业务或提供服务,这是必须正视的事实。

我国电子书有两种,一是公开发行的纸质书的电子版;二是无纸质版,直接发行的电子版图书。在国外,电子版图书都配有国际通行的电子书号,亚马逊书店销售的电子书、谷歌图书馆的电子书都明确要求必须有电子书号。我国,电子版图书则还没有单独书号和标识号码。这些没有发行纸质版的图书,直接在网上以电子版形式销售的图书,在图书销售登记、查询与版权保护方面均有不便。建立有效的网络出版物与电子出版物审批或登记制度,应提上日程。

数字产业市场研究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数字娱乐产业作为信息技术和文化产业相结合的新兴产业,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本文通过对重庆市数字娱乐产业的研究分析,在分析重庆市乃至西部地区数字娱乐产业发展的优劣势的基础上,探讨了重庆市的数字娱乐产业发展战略。并针对重庆市在数字娱乐产业发展中所处的地位与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对策措施。

数字娱乐狂潮正席卷着整个世界,并已成为当今信息产业中最具商业价值的新兴产业。数字娱乐产业的发展研究是“十一五”规划实施的主要内容之一,随着西部大开发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推进,数字娱乐产业也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一个新的增值点,西部地区如何缩小与我国发达地区的“数字鸿沟”已成为政府部门所关注的热点。本文立足于数字娱乐产业涉及的各个层面,以重庆直辖市为例,对西部地区的数字娱乐产业发展进行了研究。通过分析数字娱乐产业的发展现状,为“十一五”建设期间的数字娱乐产业规划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思路,并对如何提升西部省区数字娱乐产业竞争力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对策建议。

1.数字娱乐产业与知识经济发展

现代信息技术革命迅猛发展,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越来越明显。社会的信息化建设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着力发展信息技术及其相关产业,已经成为全球的共同趋势。信息技术不仅是未来知识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推动力量,而且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先导和支柱,其发展水平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和综合实力的标志[1]。随着精神文明水平的提高和人们对文化知识的渴求,加速发展西部数字娱乐产业,是重庆和西部省区顺应时代潮流,缩小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发展知识经济的必然要求。

1.1精神文明需要发展数字娱乐产业

可持续的发展大局要求各个产业的发展更加有效、敏锐,其中也包括数字娱乐产业。我国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数字娱乐产业普遍存在着盲目性,大起大落的现象屡见不鲜,更重要的是,其兴衰已经不仅仅是数字娱乐产业本身的、局部的、行业的事情,而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加速发展西部地区数字娱乐产业,是“十一五”建设中数字娱乐产业乃至信息产业由大到强转变的有力推进,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有助于确保重庆及西部省区城乡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顺利实施。

1.2协调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文化产业是国民经济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传统工业经济的增长是建立在大规模消耗自然资源的基础之上,因此传统经济的增长不具有持续性。而信息产业作为一种高新技术产业,主要依靠知识资源来推动经济增长,是一个与传统产业完全不同、可节约资源、实现持续发展的产业,具有可持续增长的特点。加之,其产业的发展不仅能够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节约资源,而且还能形成新的产业,开拓新的市场,势必大力加快城市信息化、数字化建设的步伐。因此,重庆及西部省区数字娱乐产业的发展对促进该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3发展文化产业建立民族文化品牌

通过最大限度地追求标准化、规模化和专业化来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是现代产业区别于传统“行业”的一个本质特征[2]。正是在这种对标准化、规模化和专业化的追求中,才使文化产业成为第三产业中最富现代意义,与高科技尤其是数字娱乐技术发展结合最紧密的产业。当代数字娱乐业发展的状况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信息文化水平及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在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推动下,中国正在掀起一场“创意文化产业”建设热潮,许多地区都把发展文化产业作为推动本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纷纷提出了“文化强省”、“文化强市”、“文化之都”等战略性的口号,“文化产业园区”相继兴建[3]。加快重庆及西部省区数字娱乐产业的发展建设步伐,有助于推动打造西部省区民族文化产业品牌,提高西部省区的影响力。

2.重庆数字娱乐产业发展条件分析

2.1具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和发展潜力

重庆市正面临世纪性的发展良机。设立直辖市后,重庆抓住中央直辖、三峡工程建设、西部大开发三大历史性机遇,大力调整经济结构,积极扩大开放,深化体制改革,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其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显著提高。“十一五”规划以来,重庆市不断加大对信息产业的投资建设力度,“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发展使其成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支柱。目前重庆市已拥有较雄厚的技术经济基础和实力,特别是在高新技术产业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科技人才和精良的科研设备。如今数字娱乐产业作为新兴的一项科学技术与文化并进的产业,其发展的潜力很大。

2.2产业发展初具规模

随着重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带的建设,其数字娱乐产业的发展已初具规模。例如宏信软件公司,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通用游戏开发平台及引擎,在游戏和动画制作领域均取得了较大的成功;朝华数字娱乐有限公司,集数字娱乐和文化传播于一身,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网络游戏引擎WHALE达到了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天极信息发展有限公司,作为重庆市最大的SP运营商,先后推出了重庆复生记、天极夺宝奇兵等无线游戏,并通过天极无线平台投入运营,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4]。同时,重庆市拥有众多的高新软件园、电子工业园,目前在重庆大学城正在兴建重庆数字娱乐动漫基地,基地将建立产业孵化园,创办动漫杂志和专业网站,筛选塑造大众喜爱、具有商业价值潜力的动漫形象,开发动漫产品。可见,重庆市数字娱乐产业加速发展的大环境已初步形成,并成为带动重庆市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力量。

2.3产业发展投资环境正在改善

重庆市具有良好的数字娱乐产业链基础。重庆市具有完整的出版发行机构,也有著名的信息类门户网站——天极网,具有良好的市场推广基础。在衍生产品设计和制作领域,重庆本地低廉的生产成本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库,为游戏和动画衍生产品提供了大规模生产的条件。重庆是长江中上游信息中心,凭借其通信和互联网发达的优势,为数字娱乐产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如开发大量高水平的基于电信的增值服务[5]。另一方面,重庆与国际上的交流合作越来越频繁,来渝投资的外商日益增加,客观上促进了重庆地区国际文化交流。因此,在数字娱乐领域可以较容易地与国际市场接轨,快速引进国际先进的营销理念和市场运作手段,站在一个较高的平台上发展数字娱乐产业。目前,重庆本地已有部分企业与国际著名游戏开发企业展开合作,这将促进国际产业界深入了解重庆,关注重庆经济发展,并为展开进一步的合作打下坚实基础。

2.4高校密集智力资源丰富

重庆是西南地区的核心城市,高等院校云集。重庆大学、四川美术学院、重庆邮电大学等高等院校每年将培养大量的信息类和艺术类专业人才,为数字娱乐业游戏和动画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满足数字娱乐业对人才的巨大需求。同时,重庆市拥有的各类科研机构、科研人员、科研经费收入及支出均为西部地区领先水平,作为西部大开发中的核心发展力,重庆市的人力成本相比北京、上海等地更为低廉,可人才质量毫不亚于东部发达地区。因此重庆完全具备大规模发展数字娱乐产业的人才基础和智力资源。

2.5制约因素

“十一五”期间,重庆市紧密结合经济和智力资源优势,在发展数字娱乐产业方面有巨大的潜力,可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在宏观区位中远离经济技术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不利于对人才的吸引;多数企业对数字娱乐高新技术的接受能力还较差,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的风气还有待进一步浓厚,数字娱乐产业兴起的宏观环境还有待改善;知识产权的观念较为陈旧,技术成果转化还比较困难,自主知识产权意识还比较淡薄;目前企业普遍处于散、小、弱的状态,未能有效地采取大公司战略,强化产业链的优势作用,导致竞争力较弱。3.发展战略与对策措施

3.1发展战略思考

针对上述情况,发展战略应立足于:以政府指导和市场需求为导向,依托高新区、大学城、软件园及数字娱乐产业化基地大力提高数字娱乐企业和市场的核心竞争力,积极倡导技术创新和民族文化品牌意识,大力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娱乐技术产品,发挥本土区域经济科技和生产力布局优势,因地制宜,构建重庆乃至西部省区数字娱乐产业发展的动力基地和示范基地,调整和优化当前经济结构,促进数字娱乐走向市场化和产业化。

3.2对策措施建议

3.2.1完善数字娱乐产业化基地建设,促进数字娱乐企业集群化发展。数字娱乐产业主要是由数字娱乐企业和数字娱乐技术产品组成,而数字娱乐开发基地则是数字娱乐产业发展的重要基地[6]。近年来,国内各地兴起了一股动漫热,许多地方都搞起了动漫产业基地或动漫园。重庆市正在建立沙区大学城数字娱乐动漫基地、九龙坡区美视动漫产业及教学基地等一系列的动漫基地。重庆市应在动漫业不断完善的同时,积极拓宽数字娱乐产业的发展途径,结合重庆本地3G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和全国数字电视系统的建设。对数字娱乐产业基地提出以下两点措施:

(1)目前重庆市的数字娱乐产业基地建设力度主要放在招商引资上,大部分的开发区和技术城与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结合还不够紧密,在“产学研”一体化方面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该地区密集的高校资源和科研基础建设成果尚未很好的充分利用。今后应该在已有数字娱乐产业基地开发区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众多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作用,进一步加快数字娱乐科技园区的建立和技术水平的发展提高,加快“产学研”一体化的建设步伐,不断拓宽数字娱乐产业的发展途径。

(2)采用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实施“集群化战略”。目前重庆本地数字娱乐企业还基本处于散、小、弱的状态,没有在国内有较大影响力的数字娱乐产品,也还没有本土大型数字娱乐集团性企业。因此,应逐步扩大企业集团的范围,对成员企业进行整合,以资本为纽带、以数字娱乐园区为载体,逐步实现研发、运营的一体化机制。

3.2.2充分发挥地域优势,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数字娱乐产业化基地。如何完善城市形象是重庆市政府不断思考的一大问题。重庆市的形象宣传近几年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巴渝文化”、“红岩精神”形象的树立,让“新重庆”这块投资热土持续升温。而企业作为城市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其企业品牌是城市形象的视觉窗口,实施“品牌战略”是塑造“新重庆”城市形象的必然手段。数字娱乐产业作为重庆市“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的目标是建设成为国际数字娱乐领域的孵化器,起着政府与企业沟通桥梁的作用。重庆市应采取城市数字娱乐产业发展与城市形象提升的互动模式。大力推动“十一五”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构想,抓住重庆本土特色,挖掘历史文化资源,选择“数字三峡”、“数字红岩”、“数字磁器口”等具有重庆历史文化特色的精品工程,树立重庆市数字娱乐产业的形象和品牌,为整个重庆的产业化进程增值,使数字娱乐产业成为重庆市新的经济增长点。

3.2.3转变企业赢利模式,发展风险投资,拓宽融资渠道,形成产业规模。数字娱乐企业作为数字娱乐产业重要的“孵化器”,风险投资尤其对地处西部的重庆来讲更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重庆应该抓住本土人才智力资源丰富和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加强政府对动漫及数字娱乐产业的支持,鼓励企业自主创新。比如动漫业,应从高附加值的动漫延伸领域获利,积极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本土原创作品,吸引外资,发展风险投资,拓宽融资渠道。重庆市应尽快在香港、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或地区与当地数字娱乐企业展开合作,并建立商业合作促进中心,逐步将重庆本地数字娱乐企业融入国际产业链当中;加深与国际产业巨头的合作,通过龙头企业的示范,承接国际游戏和动画制作的外包业务,并形成一定规模,带动本地中小企业的发展;通过版权合作或者转让的形式,开始向海外市场出口自行开发或制作的游戏和动画产品,打造民族数字娱乐品牌。

3.2.4以科技为导向,以人为本,实现重庆及西部地区数字娱乐领域价值增值。以重庆大学、四川美术学院等高校为依托,在高校及企业生产研发基地的发展基础上,开展数字娱乐关键技术研究,进一步完善基地环境和条件建设,将已有的制作研发机构进行统一规划与整合,初步建成一个功能完善、结构合理的人才培训中心及体验实训中心,打造多层次、高水平的西部数字娱乐产业研发、培训一体化的基地,并在基地的建设中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的数字娱乐产业开发人才培养的新型模式。同时采取“产学研”合作的形式,争取国家“863”、“十一五”等攻关项目的立项研究。鼓励自主创新,使重庆成为数字娱乐领域的核心地区。

3.2.5完善数字娱乐产业链条,促进区域经济全面协调的发展。数字娱乐产业化实质上包含了两个层次的任务:第一层次是将数字娱乐技术成果商品化,数字娱乐商品产业化,数字娱乐产业国际化;第二层次是利用数字娱乐业的研究成果改造传统产业,促进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和优化,实现产业信息化[6]。目前重庆市数字娱乐企业和产业化基地的发展,没有与该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传统产业的改造很好的结合,数字娱乐产业的辐射和扩散作用远没有发挥。因此,今后重庆市数字娱乐产业的发展应该在继续抓好产业化基地,高新区、开发园以及数字娱乐企业和关键技术研究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重视数字娱乐产业链的结构优化。以数字娱乐产业化基地为中心,建立重庆市数字娱乐产业链条,形成一条由数字娱乐产品的研发、生产到产品的市场营销,再到形成版权的授权,最后到衍生产品开发和营销的完整的产业链条模式。通过行业间穿插,使数字娱乐产业链条得以扩展和延伸,开拓数字娱乐产业市场。

3.2.6强化政府的导向作用,加强宏观调控,在企业与文化间发挥调节作用。针对目前重庆市数字娱乐产业发展中,技术人才优势仍不明显,投资环境培育还不佳,产业链整合不尽完善等问题,政府应强化其导向作用,加强宏观调控。一方面要积极引导科研机构搞好转制工作,找准市场定位,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政策环境与金融环境的改善以及造就一大批科技型企业家等途径着力营造有利于数字娱乐产业科技转化的社会环境。营造充分的市场竞争环境,培育市场的自主调节能力,必要的时候弥补市场缺陷,如给出优惠政策。另一方面要引导和帮助企业不断提高自身的创新意识,加快数字娱乐技术人才的培养与引进等工作,增强对数字娱乐技术成果的吸收和消化能力,更好地适应知识经济和信息产业发展的要求。数字娱乐产业也属于文化产业,文化产业必须以强大的文化资源为后盾,这就需要政府在企业与文化之间发挥适当的调节作用。长期以来,大家都认为是没有优秀的产品导致中国的动漫不景气,实际上这与市场的开拓、策划也有一定的关系。企业和政府不重视民族文化产业品牌的发展,未能满足动漫受众审美心理和消费需要才是主要差距。例如,包括重庆在内的中国动漫业,特别是动画片,说教味太浓,作品缺乏新颖的创意[7]。政府在这方面应该适当放开,让企业慢慢成长起来,积极鼓励民族文化数字娱乐的发展,打造“文化创意产业”的数字品牌。

3.2.7构建数字娱乐公共技术服务及支撑平台。美国产业发展的经验表明,平台化运作是产业市场化发展的关键;产业平台建设与风险投资结合是推动产业发展的加速器[8]。近年来,在市场巨大需求的牵引和政策的扶持下,重庆从事数字媒体产品开发的企业和团体迅速增加,但存在着院校和科研机构与企业脱节,企业和市场脱节,技术与产业脱节的现象,无法支撑数字娱乐产业有效发展。对于高投入的数字娱乐产品开发而言,显然企业开发资金有限,若有标准化、高性能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可供利用,则可把有限资金应用到产品的设计和创意中去。其次,通过平台的建设,可为重庆数字娱乐创业团队提供工作和发展环境,避免人才外流,也就保证了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重庆市应通过集成和开发数字娱乐产品生产流水线的软、硬件资源,打造该市的数字娱乐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为重庆市数字媒体中小企业、创业团队软件平台租赁服务以及增值技术服务,通过资源共享,降低数字娱乐产业的进入门槛,以促进数字娱乐产业的繁荣;该平台还可利用自己所处“产学研”交集点的优势,为企业提供顾问咨询、技术指导和培训,实现资源的共享,以加快数字娱乐产业集群化,并推广自主知识产权软件及高级产业人才培养。通过重庆数字媒体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的建立,提高重庆数字娱乐产业的技术水平、开发水平和核心竞争力,使重庆本土数字娱乐精品大幅增加,为重庆数字娱乐产业的快速发展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陈禹.科学的发展观和信息产业的地位及作用[J].通讯世界,2004,17:15-19。

[2]王文博.发展高新技术促进西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J].兰州商学院报,1999,15(4):31-34.

[3]李思屈.数字娱乐、营销传播与民族品牌[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2:32-33.

[4]卓武扬.网络游戏产业研究[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4,1:54-55.

[5]叶绿.中国移动数字娱乐服务业现状分析[J].计算机系统应用,2005,4:2-4.

[6]张素娟.数字娱乐产业新的“组合拳”[J].中国电子商务,2005,11:36-38.

数字产业市场研究范文第5篇

近日,科技部提交中国科技实力报告,中国已成为科技人力资源大国。目前,科技人力资源总量约为3500万人,居世界第一位;2006年中国研究开发人员总量为142万人,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中国的科技投入规模不断增长,投入强度持续提高,已经成为全球研发投入的一支重要力量。2006年,全社会科技支出经费总额4500亿元,全社会研究开发支出总额3003.1亿元,居世界第5位;研究开发投入强度达到1.42%。中国已经初步具备支撑科技发展的基础条件,科技支撑能力明显提高。同时,全方位、多层次、广领域、高水平的国际科技合作格局也已经形成,部分科技领域进入世界前列。

点评:科技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建设创新型国家奠定了良好基础。

IT行业成为新职业病高发区

目前,IT、生物医药等新型行业已经取代传统工业成为职业病高发区。卫生部近日透露,我国职业病种类已经由1957年的14种扩大到现在的115种,50年增加了7倍。随着IT、生物医药、微电子等高新技术产业的飞速发展,接触视屏作业人数和在现代智能化办公室中工作的人越来越多,职业病的患病人群逐渐发生了变化,一些新型职业病也在不断涌现。经常接触电脑者中有60%至70%的人视力下降,70%至80%的人出现视疲劳,甚至可能诱发青光眼。不少办公室一族患上“颈肩腕综合症”和“信息焦虑综合症”。越是高档封闭的写字楼越容易暗藏健康杀手。但是,由于职业病更新速度加快,电脑综合症等层出不穷的新“职业病”还没有纳入法定职业病范畴。

点评:IT行业,不仅仅是高薪的代表,也是职业病高发区的代表。前者,让人欢喜;后者,让人忧。

微软中国首位COO上任

10月8日,微软公司宣布鲍方德(Eugenio Beaufrand)将出任微软大中华区首席营运官(COO)职务。这是微软进入中国15年以来首次设立首席营运官。鲍方德在微软任职23年,积累了丰富的领导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业务的经验。他曾担任微软负责拉丁美洲地区业务的副总裁,并在任职的四年中领导该地区业务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在拉美地区任职前,鲍方德曾任微软澳大利亚公司负责人和主管微软美国公司南区业务的副总裁。作为首席运营官,鲍方德将协助推进微软大中华区业务的持续拓展,并领导销售、市场和服务等运营工作。他的职责还包括着重改善客户和合作伙伴的满意度,并作为高层领导,为服务好微软本地区主要客户提供支持。

点评:有分析认为,由于拉美新兴市场的软件需求在某种程度上和中国市场相似,因此选择鲍方德而非中国人出任这一首次设立的职务并不令人惊讶。当然,不要水土不服就好。

英特尔中国研究论坛在京开幕

继2007英特尔信息技术峰会(IDF)之后,10月10日,2007英特尔中国研究论坛在北京开幕。在本次论坛中,英特尔除了展示了来自其中国研发机构的40多项最前沿的科研成果的同时,还与来自政府、学术界的领导、知名学者和专家等共同分享了英特尔的创新机制和经验。英特尔公司企业技术事业部资深院士兼通信技术实验室总监康凯文(KevinKahn)博士在演讲中指出,想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依靠源源不断的技术创新,始终走在市场的前面。然而,企业必须拥有一套创新机制,才能保证企业具有可持续创新的能力。同时,要想整体提高业界的创新能力和可持续性发展,创新机制和经验的分享尤为重要,而这一点也正是英特尔中国研究论坛的宗旨所在。

点评:这是英特尔带给国内业界的又一次技术盛宴。对未来平台的应用从事前瞻性的研究和技术创新,有着深远意义,这也是英特尔公司可以持续走在技术前沿的根源所在。

8月全球搜索报告谷歌位列第一

10月10日消息,据市场研究组织comScore最新研究显示,全球互联网用户每分钟要进行140万次搜索,其中大部分用户都是通过谷歌搜索引擎进行。据comScore的qSearch 2.0服务统计,今年8月份,全球共有370亿次搜索使用谷歌搜索,这相当于所有搜索的60%,高出谷歌在美国所占的50%。雅虎搜索为全球第二,搜索数量为85亿次;之后为百度搜索,搜索数量为33亿次;微软排名第四,搜索数量为22亿次;NHN搜索名列第五,搜索数量为20亿次。中国是谷歌没有占垄断地位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comScore副总裁鲍博・埃文斯表示,百度搜索在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份额,它很好地展示了一个地区搜索服务“如何通过控制当地大市场来进入全球搜索五强行列”。

点评:百度比谷歌更早进入了中国搜索市场,百度的强大证明谷歌并非不可战胜。而且随着中国网民数量的增长,百度的搜索数量很可能继续增加。

1月至8月我国软件业收入达3438.9亿元

近日, 信息产业部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运行司统计显示,今年1月至8月,我国软件业收入达3438.9亿元,同比增长22.9%。其中,软件产品收入为1212.5亿元,同比增长24.1%;系统集成收入为840.5亿元,同比增长18.5%;软件技术服务收入为558.1亿元,同比增长23.9%;嵌入式系统软件收入为742.6亿元,同比增长24.5%;IC设计收入为85.2亿元,同比增长27.6%。软件和集成电路近年来已被确立为我国信息产业发展重点,信息产业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要推动出台进一步鼓励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不断完善政策环境。培育和规范国内软件市场,完善应用环境。落实政府采购和首购制度,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装备和产品,形成需求拉动。

点评:尽管如此,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软件产业发展还是存在很大差距。在全球软件市场中,我国软件业所占份额不到6%。

IT服务人才缺口巨大东软发力人才储备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大量的IT服务业务向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转移已经成为必然,人才缺乏已成为制约我国IT服务发展的瓶颈。9月底,在沈阳举行的东软软件人才实训基地奠基仪式上公布的数据显示,仅沈阳地区未来3年内的软件人才缺口就高达13万~18万人。对于此次东软与沈阳市政府以及浑南高新区合作建设软件人才实训基地,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表示,其目的就是要解决整个软件产业生态系统中最基础、最关键性资源――人力资源的可持续性、健康发展问题。让更多的从事这个专业领域学习和工作的大学生和从业人员迅速融入产业,也让更多的软件企业招聘到企业所需要的人才。据了解,沈阳东软软件人才培训基地将于1年后全

面建成并交付使用,可容纳5000名学员同时进行实训。基地实训的内容,东软会根据整个市场的需求来确定培训的规模,课程的设置也将沿用东软在IT服务产业的经验和结构构成。

点评:随着传统教育与目前广大企业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凸现,地方政府和广大企业间的积极合作已成为人才培养新趋势。这种实训基地在向社会培育IT人才的同时,更成为了企业的人才储备库。

中国IT设计人才遭遇鸿沟

随着企业对设计人才需求的增加,设计师成为了热门职业,各高校纷纷增开设计类专业。但学校培养出的设计人才却难以达到企业要求。目前,企业大量需要的是懂艺术、懂技术、懂管理、懂市场的优秀设计人才。但缺少实战经验、缺乏多元化的知识、只重技术越来越成为设计专业毕业生的通病。联想历史上第一位设计出身的副总裁姚映佳表示,联想最缺的是设计人才,最不缺的也是设计人才。“优秀设计师”已不是只会做外观美化的“美工”,随着工业设计融入到联想的大研发体系中,招募的设计师绝大部分都是工作经验丰富,且有两门以上专业知识,具有技术、人文、商业等多元化素质的复合型人才。大部分毕业生很难达到企业的要求,这成了中国IT设计人才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点评:怀揣设计梦想的毕业生遭受到企业的冷落,高举设计大旗的企业却深陷人才“危机”,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如此遥远。

中新联合成立数字媒体研究院

10月13日,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与新加坡媒体发展管理局在北京签订协议,联合成立中新数字媒体研究院,总部设在新加坡国立大学附近,双方将重点在交互数字媒体领域开展合作研究。这是中科院与新加坡第一个实质性的研究合作。中科院副秘书长、自动化所所长谭铁牛和新加坡媒体发展管理局主席陈振南代表双方在协议上签字。谭铁牛说,中方将派40名科研人员到研究院工作,双方将在交互式语言学习、虚拟现实、交互式游戏、视频和分析等领域开展合作研究与交流。合作方式包括:互派科研人员、企业技术合作、共享知识产权、共同发表文章等。在酝酿和筹备研究院过程中,自动化所已与新加坡科技电子公司就网络数字内容管理等方面的合作签署了框架协议。为进一步发挥研究所在数字媒体学科领域的综合优势,自动化所还在今年成立了数字内容技术研究中心,研究产业发展所需的共性支撑技术。

点评:以数字化生产、网络化传播为主要特征的数字内容产业在世界各国高速成长,已经成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中科院自动化所在图形图像、语音语言处理等数字媒体技术研究领域有着长期的技术积累和突出的学科优势;新加坡则将“交互数字媒体”确立为国家三大重点研究发展领域之一。相信双方的合作会大力促进数字媒体产业的发展。

IBM推出免费办公软件挑战微软统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