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出口贸易相关理论范文第1篇

关键词：进口贸易 技术溢出 吸收能力

一、导言

改革开放以来，立足于独特的要素组合优势，中国建立了“出口导向型创汇经济”，并创造了贸易增长的奇迹。但是，此种带有浓厚“重商主义”色彩的贸易发展模式在推动经济迅猛增长的同时，其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愈加明显，特别是持续的贸易顺差不仅使我国遭遇到空间严峻的贸易摩擦，同时严重制约了国内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影响到我国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当前，在我国进出口贸易愈加失衡的状态下，通过更大规模的进口以实现长期内国际收支的均衡，已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中一个必须予以考虑的问题；而注重进口，一个关键内容即在于如何利用进口贸易这一物化型技术扩散渠道间接分享贸易伙伴国r&d的成果。鉴于此，本文通过对国内外“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相关研究展开述评，以期对我国如何开展进口贸易有更深的认识。

二、关于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基础理论研究

自schumpeter（1912）开创性提出“创新是资本主义的永动机”以后，技术创新理论及与之相应的技术扩散理论得到了不断的发展与完善，与此同时，开放条件下的国际技术溢出效应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的经济增长不仅得益于本国的r&d投入，同时本国的r&d活动也可以通过对外贸易、fdi、劳务输出、信息交流以及人口迁移等多种途径将本国的r&d成果间接传播到他国，贡献于他国的经济增长（keller，2001）。早期学者对于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现象描述与分类上。arrow（1962）最早基于外部性的视角解释了技术溢出效应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在其基础上，findlay（1978）用“传染理论”来描述了国际贸易中的技术溢出现象，并指出越是开放国家其了解国际市场产品与技术信息的可能性越大，从而从他国学到先进技术的机会也就越大。mansfield & wagner（1981）则将国际间技术溢出按“同级转移”和“纵深转移”的方向将其划分为水平型技术溢出与垂直型技术溢出，而wilkin（1988）根据技术溢出效果进一步将国际间技术溢出区分为了“简单型技术转移”和“吸收型技术转移”两类。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内生增长理论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将技术进步内生化，从而构建了一个分析技术进步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全新框架。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最终取决于r&d投入、人力资本、“干中学”等各种内生因素产生的技术进步效应。因此，发展对外贸易如果能有效刺激一国的技术创新活动，或者国外r&d活动能通过贸易渠道间接促进一国的技术进步，则其便有利于该国的经济增长。在《技术创新与全球经济增长》（1991）一书中，grossman & helpman首次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研究了开放经济中技术变动、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并阐述了通过存在水平差异与垂直差异中间品贸易以促进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机理：一方面，种类更多的中间贸易品能有效提高最终产品的生产效率，同时进口国也不必对新中间贸易品支付额外的费用；另一方面，更为专业化的中间贸易品的进口会刺激进口国的学习和模仿，开发出同类甚至更具竞争力的相似产品。

在grossman & helpman研究的基础上，诸多学者进一步研究了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产生的机制与条件问题。romer（1992）、barro（1995）等人认为更加开放的国家具有更强的接受新思想、吸收先进技术的能力；在chuang（1998）建立的关于贸易引致技术学习与模仿进而促进贸易国经济增长收敛的追赶模型中，学习效应的产生与强弱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出口与进口两大技术学习来源的相互作用以及贸易品的特征与属性，二是决定可获技术的贸易伙伴国技术发展水平；vamvakids（1999）等学者重点探讨了机械设备等资本品进口对于促进一国学习新技术的理论机制，并利用跨国数据证实了贸易开放度与制造业占gdp比重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hendrick（2

000）则进一步认为劳动者技能与资本品中隐含技术进步存在互补关系，通过使用具有更高技术水平的资本品可以增进工人的工作技能。归纳起来，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产生机制在于：一国可以通过进口贸易接触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与发明，并在相应学习与模仿的过程中增强本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本国技术进步的速度。

当然，也有学者对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实际效果表示怀疑。如stokey（1991）就认为，一国产业的成长必须经历自身知识积累与规模经济的过程，鼓励进口、国际竞争的过早放开都将阻碍这一进程的实现，从而导致一国只能生产初级产品。而在young（1991）的研究中，先进国家的技术进步是以强化后进国家的低技术生产模式为前提的，自由贸易会阻碍后进国家比较优势的动态发展，并将其锁定于低技术含量产品的生产，“除非南北差异比较小，否则南方国家在封闭情况下反而能获得更快发展”。

三、关于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内生增长理论对于技术进步的强调以及众多学者的理论分析，为后来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也支持进口贸易能有效刺激贸易国技术进步的观点。

已有关于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一般都通过比较tfp（全要素生产率）对国外r&d的弹性来获得，coe & helpman（1995）对此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coe & helpman在grossman & helpman “创新驱动”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以进口国国内r&d存量、贸易国双边进口比重加权的出口国r&d为自变量，以tfp水平为因变量的经济模型（简称ch模型），首次从实证角度估算了出口国r&d对进口国tfp的影响。通过对相关国家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其一，进口国tfp的增长不仅依赖于本国的r&d投入，贸易伙伴国的r&d投入也与之存在密切正相关关系；其二，越是开放国家（进口贸易额所占国民经济比重较大的国家），外国r&d投入对其国内tfp影响越强烈，因此小国较之于大国，贸易伙伴国r&d对其tfp影响更加明显。coe & haffmaister（1997）进一步在ch模型中加入了自变量“中等教育水平”，并以机械设备占贸易总额比例加权得到贸易伙伴国的r&d存量，分析了南北贸易中的r&d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南方国家tfp的提高与北方国家r&d投入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从而得出欠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进口贸易分享发达国家r&d成果的结论。 coe 、helpman & haffmaister三人的研究为后来相关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奠定了基础，采用进口份额以及资本品占进口份额的比例对出口国r&d加权也成为研究国际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普遍做法。后续的研究主要是对ch模型的完善与改进，这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对因变量的选择与相关数据资料分析的拓展

在对ch模型因变量的选择上，以sjoholm（1996）和engelbrecht（1997）的研究最具代表性。sjoholm将专利引用作为重要指标引入ch模型，并通过研究瑞典企业对于外国专利的引用情况，发现进口贸易对于专利引用具备强解释力，从而证实了进口贸易作为一国技术进步渠道的论断。engelbrecht则在对ch模型的改造中，将人力资本变量作为自变量纳入到模型之中，研究发现虽然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最终估计值较之于ch模型有所下降，但贸易伙伴国r&d投入对进口国tfp的影响仍然显著。

而其他一些学者的相关研究则从总量分析拓展到了行业分析以及其他方面。lee（1999）利用加拿大和美国产业部门数据分析了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结果发现进口贸易对于加拿大所有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均具有贡献作用。eaton & kortum（2001）认为，不仅一国tfp水平提高与资本品进口密切相关，同时其差异与进口资本品价格从而与贸易壁垒也密切相关。在他们的实证分析中，tfp差异的四分之一要归结于资本品价格差异，而价格差异的一半又要归结于贸易壁垒。lee（2001）进一步将进口贸易技术进步效应分解为种类效应与数量效应，并通过对13个oecd国家行业数据的分析得出两大结论：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中种类效应要强于数量效应；在贸易与fdi 两大技术进步渠道中，与贸易相关的r&d溢出居于主导地位。

（二）如何计算贸易伙伴国的r&d资本存量以及权重的选择问题

在对ch模型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发现贸易伙

国r&d加权权重的处理对于实证结果起着决定性作用，处理方法的差异可能导致结论的完全相反，因此对贸易伙伴国r&d加权权重的合理构造，成为实证分析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问题的重点之一。

keller（1998）首先对ch模型关于贸易伙伴国r&d的权重处理方法提出了质疑，并进一步采用随机生成贸易伙伴国进口份额权重的方法对ch模型的结论进行了重新验证，结果发现采用这一方法仍会有正的技术进步效应产生，即ch模型不能说明通过进口贸易渠道，出口国r&d投入能对进口国tfp产生显著影响。coe（1999）在对ke11er质疑的回应中，认为其方法并不能真正体现随机性，同时在其提出的“真正意义上”的随机进口份额实证分析中，发现ch模型的结论仍然正确。

lichtenberg & lapotterie（1998）指出，ch模型存在权重与指数问题两大缺陷。他们认为，采用进口额乘以贸易伙伴国r&d密度表示的国外r&d对本国的影响，比ch模型中采用的用双边贸易份额乘以贸易伙伴国r&d存量表示的国外r&d对本国的影响，更能降低总和数据的敏感性，因而更能反映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简称lp方法）。而采用lp方法的验证结果表明，ch模型高估了进口贸易对进口国tfp的影响，但采用两种方法得出的最终结论一致。

hejazi & safarian（1999）采用同时考虑贸易份额与fdi对外国r&d存量进行加权的方法重新研究了ch模型，结果发现较之于ch模型对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估计值，fdi技术溢出效应系数估计值更高，从而得出fdi技术进步效应可能弱化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结论。

falvey、foster & greenaway（2002）按照技术与知识在接收国是公共物品还是私有物品的假设，对外国r&d加权权数进行了重新构造。在此基础上，他们采用6种方法计算了外国r&d存量，并利用52个发展中国家与5个oecd国家的面板数据，对发展中国家的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技术与知识是私有物品还是公共物品的性质对于接收国而言十分重要，若溢出技术为公共产品，则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更为显著。

尽管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得到了相关研究的普遍证实，但通过对学者们研究的对比，不同国家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差异也较为显著。sjoholm（1999）、griffithetal（2000）、jorge （2002）和francisco（2002）等学者进一步研究了导致差异产生的原因，并将其归结为以下几个因素：第一是技术差距，一般认为技术差距越小，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越是明显，而较大的技术差距会阻碍进口国的学习与追赶；第二是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基础、技术知识积累、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贸易开放度有利于对技术溢出效应的吸收；第三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积累不仅可以直接地促进本国的技术进步，同时人力资本积累也可增强吸收技术溢出的能力；第四是地理距离，商品贸易量与贸易国间的地理距离成反向关系，因此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在地理距离作用下也呈现出地区化特征。总体而言，可以将这些因素概括统称为“吸收能力”。

四、我国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相关研究

长期以来，受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理论的影响，对我国对外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出口以及出口对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方面，而相关进口贸易的研究相对较少。随着内生增长理论的传播以及进口贸易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凸显，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逐渐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对我国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证分析以及作用机理与影响因素上。

（一）关于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方希桦（2004）等使用1978——2000年我国与“七国集团”的相关数据，采用ch模型的基本方法对我国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通过进口贸易途径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与国内r&d投入对我国tfp的提升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 黄先海、张云帆（2005）通过将外资依存比例引入ch模型，从而得到了一个包括进口贸易、外向型fdi与内向型fdi三种技术溢出途径的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模型。在实证分析中，他们进一步将中国的进口贸易伙伴国分为先进工业国和亚洲国家两类，并利用进口比例与其它相关数据，对我国进口贸易技术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国别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进口贸易与fdi对我国tfp提升都具有显著效应，其中fdi所产生效应略大；进口贸易与fdi

i对于我国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均小于国内r&d投入的影响；在不考虑fdi因素的情况下，通过进口先进工业国产品所带来的技术进步效应要大于从亚洲国家的进口。

李平、钱利（2005）综合考虑了进口贸易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并采用lp方法对进口贸易对我国东、中、西部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进口贸易对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技术进步都具有正向影响，但对中、西部地区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更大，而fdi却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并不显著，甚至对我国西部地区的技术进步具有负向影响。

喻美辞、喻春娇（2006）在运用lp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人力资本要素加入其计量分析模型，在采用g-7国家和我国相关数据的分析结果中，无论是国外r&d还是国内r&d都能有效促进我国tfp的提高。

朱钟棣、李小平（2006）采用falvey、faster和greenaway计算国外r&d资本存量的6种方法，并运用我国32个工业行业的相关数据对我国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行业分析，结果显示进口贸易是促进我国工业行业技术进步的有效途径之一。

（二）关于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机制的研究

李平（1999）在对技术进步的途径进行归纳与总结的基础上，认为一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技术吸收能力与其对外贸易的规模、模式以及收益会产生互动效应，技术创新与技术吸收既是对外贸易的前提，也是对外贸易的结果。

岳昌君（2000）、孙兆刚（2005）等学者指出，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机制主要由干中学、示范、传染、竞争四个组成部分构成；同时，他们还从进口品结构角度分析了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一国在国际市场上不仅可以购买先进的最终资本品与消费品，而且还可在国际贸易分工不断细化的条件下，通过进口高质量的中间品来提升本国产品的技术含量。

郭晶（2005）则在对进出口贸易互动发展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的机制问题。在其研究中，进口贸易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通过对国内稀缺资源与国外先进技术的直接引进，使出口贸易条件得到改善；其二是通过进口贸易间接获取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并在“干中学”过程中完成对国外先进技术的掌握、吸收和消化，从而以较低成本完成本国的技术积累。通过进出口的相互作用机制，既可促进一国进出口贸易的协调发展，又可形成充分吸收国际技术溢出的机制。

（三）关于影响技术溢出吸收能力的因素研究

从当前国内的相关文献来看，主要将人力资本作为制约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核心因素来研究，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如黄先海（2005）等人的研究。他们认为，人力资本虽然对一国的技术进步不产生直接的促进作用，但却可通过强化一国的创新能力与技术溢出吸收能力间接提升一国tfp水平。而彭水军（2005）等人则综合考虑了人力资本积累、贸易开放度、技术水平差距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对一国技术吸收能力与经济产出的影响，并通过构建中间品种类扩张模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的积累与适度知识产权的保护有利于增强一国的技术吸收能力，而贸易开放度、技术差距对于tfp水平的影响则不确定。

陈涛涛（2003）从微观企业的角度，将企业规模差距、资本密集度差距以及技术差距作为影响技术溢出吸收能力的因素予以探讨，研究结果发现，当国内企业的这些能力因素与国外企业差距较小时，技术溢出能够得到有效吸收。

卢健（1998）、杜兰英（2002）、李平（2005）等更加全面地从内外部两方面分析了影响发展中国家技术溢出吸收能力发挥的限制因素。从外因来看，为了维护自身技术垄断的优势，发达国家往往通过立法、贸易壁垒等多种形式限制对高科技产品的出口，致使欠发达国家无法获取行业核心技术；同时，当发达国家企业发现欠发达进口国同类生产商可能成为其潜在竞争对手时，其也会采取各种措施防止技术的扩散或降低技术扩散的速度。而从内因来看，由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人力资本存量水平低、研发投入少、市场机制与知识产权等制度的不完善等限制因素，通过进口贸易促进本国的技术进步往往很难收到预期的效果。

五、结论

（一）更加注重进口贸易的溢出进步效应是我国获取贸易动态收益的必然选择

无论理论还是实证研究，都普遍证实了进口贸易对于一国tfp的促进作用，而有效吸收对外贸易技术溢出效应对于

前我国经济增长更具现实意义：在我国进出口贸易失衡愈加严重的情况下，充分利用进口贸易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平衡发展并以此提高我国的整体技术水平，成为我国贸易发展战略转型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取决于一系列条件，加强国内r&d投入与人力资本积累是有效吸收技术溢出的关键

通过对相关文献研究的回顾，一国能否有效吸收进口贸易所产生的技术溢出，取决于贸易开放度高低、国内r&d投入、人力资本积累、技术差距、制度保障等诸多“能力因素”，而其中本国r&d投入与人力资本积累又是重中之重。因此，必须重视以本国r&d投入与人力资本积累为中心的一系列“能力因素”的建设，最终形成“因能力增强而取得更强能力”的良性机制。

（三）注意现代国际分工形态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避免成为发达国家全球“技术分配”的附庸

当前，由于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而产生的市场需求层次的“质量差距”，我国必须通过大规模进口机械设备、高质量中间品来实现出口的顺利进行。在此种“进口引致型出口”的贸易范式下，一定要注重对行业核心技术的吸收和掌握，避免比较优势的“锁定效应”及其动态转化能力的丧失，从而避免成为发达国家通过“技术分配”掌控全球经济的附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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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赵伟，管汉晖.贸易与增长关系研究综述.经济学动态，2004（12）.

进出口贸易相关理论范文第2篇

摘要:江西的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都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利用最新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回归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江西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认为江西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尽管能够相互促进，但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 关键词: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实证;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江西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从表面上直观地来看，江西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呈现着较强的相关性，但是它们之间是否又存在着因果关系?本文将利用过去20多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现状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一、相关研究回顾 贸易投资一体化是指对外贸易与直接投资同时存在或融为一体，微观上两者有分工又有共同的行为目标，宏观上二者高度融合、相互依赖、共生发展(陈阳和王延明，2007)。国内外对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者之间的关系方面。由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建立在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框架之中，而早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则以市场不完全性作为分析问题的前提。因此，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相互独立的，国际贸易理论通常不分析国际直接投资问题，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也不研究国际贸易问题。现代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都试图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和对象，出现了贸易理论与投资理论的融合与交叉(张天桂，2004)。美国哈佛大学教授Vernon(1966)的产品周期理论较早地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但真正尝试建立一种将二者有机地联系起来的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它使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得到进一步的融合。迄今为止，理论上已经形成了Mundell(1957)的替代论、K.Kojima(1977)的互补论、Patrie(1994)的不确定论三种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不同观点。 国内外学者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经验检验。除早期的实证研究和部分行业研究证明了贸易和投资的替代关系以外(Adler and Stevens，1974;Gopinath eta1.，1999)，大多数实证研究都支持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R.E.Lipsey and M.Y.Weiss(1981)、G.C.Hufbauer(1994)、Gramham(1996)等学者分别对美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与出口总量作比较，结果发现，在整个时间跨度中，出口总量与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一直保持着正相关关系。Gokdberg and Klein(1998)、Eaton and Tamura(1994)分别采用引力模型、回归模型进行研究，都证实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商品进出口起到了促进作用。Blomstrom、Brenton、Narula and Wakelin等分别用发达国家的数据对FDI与东道国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都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出口竞争力高度相关。Nakamura等和Maryamiti等分别于1998年和2000年对FDI与国际商品贸易间的关系进行了经济计量检验，也均认为两者呈互补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普遍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对外贸易呈现出相关关系，FDI对我国的进出口规模及结构优化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如江小涓(2002)首次对FDI与我国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关系进行的定量研究认为，FDI有利于优化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出口商品的竞争力。陈继勇和秦臻(2006)对1992年至2011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出口、进口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出口、进口的增长均存在长期且显著的促进作用。当然，学者们的研究结果也并非完全一致，如Goldberg and Klein于1998年的另一实证研究发现，美国在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资减少了双边贸易额，两者呈替代关系;史小农(2004)采用协整分析方法认为长期内FDI流入对我国商品进出口都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短期内对出口的影响不显著。 综观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大多数学者都是从国家宏观层面来对贸易与投资关系进行研究，而就我国各地区的相关研究较少，虽然有部分学者对江西开放型经济发展进行了一些探讨，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对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深 入研究。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对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相关研究能给学者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二、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实证分析 (一)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的实证分析 1.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直接效应。尽管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进出口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还较小，但是这一比重呈现上升趋势，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直接带动江西的进出口贸易的扩大，回归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 (1)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在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将直接带动江西对外贸易的发展。从图1可以看出:第一，近些年来，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从1995-2007年，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从2.0亿美元增加到49.7亿美元，增加了24倍，年均增长率为30%;尤其是近几年发展较快，从2002年到2007年6年时间增加了45.6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62.5%。第二，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占全部进出口额的比重有所上升。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占全部进出口额的比重由1995年的11.9%增加到2007年的52.6%，13年增加了40.7个百分点。从1999年开始，这一比重大多维持在1/5以上，1999-2007年年均比重为25.5%。因此，江西不断增长的外资企业进出口总额及其所占比重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 (2)回归分析显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能够直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为了进一步考察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的直接作用，本文利用江西1987-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以进出口总额(TR)、出口额(EX)、进口额(IM)为被解释变量，以外商直接投资(FDI)为解释变量，分不同的二个阶段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从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第一，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西对外贸易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且对进口的作用大于对出口的作用。从1987-2007年，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出口、进口之间有着密切的线性关系。外商直接投资的边际贸易倾向、边际出口倾向和边际进口倾向分别为0.34、0.28和0.51，即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平均导致对外贸易、出口和进口分别增加0.34%、0.28%和0.51%。可见，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口的作用大于对出口的作用。 第二，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江西对外贸易的作用有不断加强的趋势。通过分别对1987-2007和1987-1999两个不同时期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的回归可以看出，无论是进出口总额，还是单独就出口和进口而言，1987-2007年的边际倾向都要大于1987-1999年的边际倾向。1987-1999年外商直接投资边际进出口倾向、出口倾向和进口倾向分别为0.25、0.24和0.30，都明显小于1987-2007的边际倾向，说明近几年(2000-2007)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出口、出口和进口的作用有所加强。 2.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间接效应。为了考察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的间接效应即对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本文依据江西1987-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别以初级产品出口额(EXP)、工业制成品出口额(EXI)、初级产品进口额(IMP)、工业制成品进口额(IMI)为被解释变量，以外商直接投资额(FDI)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从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对进口商品结构影响不大。 (1)从出口商品结构来看，江西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工业制成品出口(EXI)之间有着密切的线性关系，江西工业品出口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平均弹性为0.29，说明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平均导致工业品出口约增加0.29%;而江西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初级产品出口(EXP)之间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江西外商直接直接投资还不能促进初级产品的出口。因此，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制成品出口的作用明显大于对初级品的作用，有利于优化出口商品结构。 (2)从进口商品结构来看，江西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初级产品进口(IMP)、工业制成品进口(IMI)之间都有着密切的线性关系，初级品进口和工业品进口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平均弹性分别为0.41和0.49，说明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平均导致初级产品进口和工业品进口分别增加0.41%和0.49%， 两者相差不大，说明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口商品结构影响不大。 (二)对外贸易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江西对外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本文同样依据江西1987-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以外商直接投资(FDI)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以外贸总额(TR)、出口(EX)、进口(IM)为解释变量，分不同的二个阶段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从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各回归结果的R2值、F检验值和T检验值都比较显著，说明回归效果较好。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1)江西对外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有较大的促进作用。(2)江西对外贸易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有不断下降的趋势。 (三)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的相互关系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而对外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它们之间能够相互促进是不是就意味着两者具有因果关系呢?本节将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来考察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1.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1)Granger因果检验是检验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一种常用方法。因果检验认为，如果X是Y的Granger原因，但Y并不是X的Granger原因，则X的过去值应该能够帮助预测Y的未来值，但Y的过去值不应该能够帮助预测X的未来值。因此，Granger因果性检验一个变量在多大程度上可由一个变量自身的过去值来解释以及加入其它解释变量的过去值，能否增加解释力度。根据Granger因果分析的假设前提，所分析的数据要求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因此在进行因果关系检验之前先要进行平稳性检验即单位根检验。 (2)本文的样本区间为1987年至2007年，所有数据来自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及《国家商务年鉴定》(1988-2008)。由于4个变量大体上都具有指数特征，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 2.实证结果分析。 (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本文采取扩充迪基-富勒检验即ADF检验来进行平稳性检验，原始序列的ADF值均大于临界值，说明原始序列都是非平稳序列;而一阶差分以后的ADF值均小于5%、10%显著水平的临界值，说明序列经过差分后达到平稳，因此，可用其一阶差分进行因果关系检验。 (2)因果关系检验。由于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前提是序列必须是平稳的，因此我们用4个变量的平稳序列即一阶差分序列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来进行检验。从检验结果看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无论是与进出口贸易总额，还是单独与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之间都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这说明尽管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对外贸易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但是由于江西的对外贸易与外 商直接投资的总量毕竟相对还较小，并不能构成彼此发展的主要原因。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和建议: 第一，江西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能够相互促进。一方面，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不但可以直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而且回归分析显示，这种作用正在不断加强;同时，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改善出口贸易结构，但对进口贸易结构影响不大。另一方面，江西无论是出口贸易、进口贸易，还是进出口贸易总额都对外商直接投资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正在不断减弱。 第二，尽管江西对外贸易与外商之间有相互促进作用，但它们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果检验告诉我们，江西对外贸易与外商投资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这说明:一方面，江西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还太小，而且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出口额占江西进出口额的比例也较小，其对江西对外贸易的直接作用并不是很大;同时由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不高，其外溢效应也没有充分的显现出来。另一方面，江西的对外贸易发展也相对落后，外商直接投资进入考虑更多的是江西的软硬环境、优惠政策、市场规模等等，而不是其对外贸易的发展程度，因此对外贸易也不是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主要动力，不能构成其Granger原因。 第三，要努力协调外贸与外资政策，促进江西外贸外资共同发展。在目前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日益密切的形势下，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最为重要的两个密不可分的组成部 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实施对外开放和发展开放型经济时不可仅仅偏爱于任何一个方面，而要两者并举。要努力克服外贸与外资发展过程中的不协调因素，使其同步发展，逐渐实现一体化。因此，江西在制定经贸政策时，就必须要使外资政策和外贸政策协调一致，这样才能发挥政策的合力，才能实现外资政策与外贸政策的高度结合。目前主要通过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具体可以包括:第一，由于外资企业的进出口是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可以通过扩大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来提高江西外贸的规模。第二，由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加工贸易所占的比例要大于一般贸易所占比重，而且要远远高于内资企业的加工贸易比重，因此可以通过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来提高江西加工贸易的比重，改善贸易方式结构。第三，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更多地进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也将会提升江西产业结构，从而提高国内企业的出口竞争力，改善出口商品结构。第四，逐渐实现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多元化，可以扩大江西的外贸渠道，有利于推动江西的出口市场多元化。

进出口贸易相关理论范文第3篇

关键词：引力模型 引力方程 贸易理论 贸易流量

引言

传统的引力模型来自于牛顿的万有引力定理，拥有经济总量Yi的i国，其生产的产品、劳动力或者其他要素会被经济总量为Ej的j国的需求所吸引，但是潜在的贸易或者要素流量会由于两国的距离因素dij而下降。按照万有引力定理，两国的流量为：Xij= Yi Ej /d 2ij。

Tinbergen（1962）是最早使用引力方程来解释贸易流量的经济学家。自Tinbergen（1962）和Poyhonen（1963）开始将牛顿的万有引力方程引入到贸易领域以来，引力模型被广泛地应用于国际贸易各个领域的研究。由于引力模型在计量上很好地拟合了贸易流量的发生，一直受到人们的推崇，但由于从一开始缺乏经济理论基础，也一直受到人们的质疑， 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得到主流经济学的关注。经过众多经济学家的努力，目前引力模型已具备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并且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方法也在不断完善。

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前人关于引力模型研究的理论基础进行了综述。然而，国内对于引力模型的研究综述并没有系统的对引力模型的贸易理论基础进行梳理。本文以贸易理论为主线，系统梳理了以贸易理论为基础的引力模型的发展历程，通过系统梳理和对引力模型研究新进展的述评，以期为国内学者的理论研究或者实证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基于传统贸易理论的引力模型

Anderson（1979）最早研究引力模型的贸易理论基础，他通过构造“纯支出系统模型”（the pure expenditure system）开始了对引力模型理论基础的早期研究，推导出了最简单的纯支出系统模型引力方程：Mij=Yi Yj /∑Yj。但该引力方程没有考虑贸易摩擦的存在，这与现实世界极不相符。在此基础上，Anderson后来对模型不断完善，以使得模型能更好地贴近现实世界。至此，学术界开始了多角度的对引力方程理论基础的研究，下面就让我们来梳理一下以贸易理论为基础的引力模型。

（一） 基于李嘉图贸易理论的引力模型

Eaton和Kortum（2002）基于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从贸易品供给的角度进行分析，模型中任意两国间的贸易受到两种因素的影响，一是由于技术上的差异，另一个是两国间的贸易阻力，包括运输成本、关税配额等。

与李嘉图模型一样，Eaton和Kortum（2002）假设国家间的技术是不同的。生产方面，i国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生产产品j商品；关于地理障碍，他们采用Samuelson的冰山成本假设，从i国运输1单位的产品到n国需要生产dni单位的产品。由于考虑的是自由竞争的情况，因此对于n国来说，他在世界市场购买的j商品应该是最低价格。在该价格下，购买者决定购买Q（ j）的商品数量来最大化其效用U。为了考证贸易流量与技术和地理障碍等的关系，Eaton和Kortum假设贸易国的生产技术为具有概率性质的随机变量，其服从概率分布Fi（z）=pr[Zi≤z]。再来看价格，不同的国家其价格分布是不同的，可以解出消费者最大化其效用的价格指数为pn。Eaton和Kortum通过假设n国对每一种产品的平均支出不会因为产品的国别不同而不同，可以得出：Xni /Xn=Ti（ci dni）-θ/∑Nk=1Tk（ck dnk）-θ。通过i国的总销售额Qi解出Ti ci-θ，代入上式，进行整理得到标准的引力方程

。

Eaton和Kortum（2002）对引力模型的推导建立在传统的阿明顿偏好假设和垄断竞争模型的基础上，他们认为如果不同国家产品间的替代性越强，则贸易流量对产品的生产成本和地理障碍越敏感。不同于其他的理论，他们认为贸易流量对成本和地理障碍的敏感度依赖于技术参数θ，而非如Krugman所研究认为的偏好参数σ。

（二）基于H-O贸易理论的引力模型

Deardorff（1998）基于赫-俄模型进行了引力方程理论基础的推导，他从是否考虑贸易摩擦对贸易产生影响两个角度进行推导。

在无贸易摩擦的情况下，每一个国家是某些商品的净进出国和净出口国，厂商和消费者是无差异的，产品是同质的，每个产业的厂商生产自己的产品，并在世界市场上出售；消费者在世界市场上随机选择他们的消费量。假设消费者的偏好是相同并且位似的，因此每个国家花费在产品k上的比例相同，都为βk。根据假设世界的总收入与总支出相等，贸易均衡，可以得到j国从i国的进口为：Tij=Yi Yj /Y w，此为无贸易摩擦的引力模型。放松消费者偏好相同和位似的假设，每个国家在每一种产品上的花费是不同的，βik为i国在产品k的支出份额，αik为i国生产k商品所获得的收入。进一步假设出口国生产的部分与进口国消费的部分并没有关系，λk为产品k占世界总收入的份额，由于生产的份额αik与消费的份额βjk总和为1，所以如果出口国生产的产品份额与世界生产的产品份额相同或者进口国消费的产品份额与世界的消费相同，则可以得到类似无摩擦的引力方程。或者假如λk对于所有的k都是一样的，λk为权重，αik和βjk是不相关的，这样可以得到引力方程的表达式。

存在贸易摩擦的情况下，假设每一个国家生产和出口不同的产品，市场上产品的品种数量多于要素的品种数量，运输成本采用Samuelson的冰山成本形式tij。当国际贸易存在贸易摩擦时，无论贸易摩擦多小，则进行贸易的两国在H-O模型下都不可能有要素价格均等（FPE），否则国际贸易不可能发生。由于H-O模型是基于完全竞争的市场，则生产者在世界所有市场上所面对的为单一价格pi，j国的消费者支付的价格为tij pi。

当消费者偏好为相同的且柯布-道格拉斯的形式时，可以推导出相关的引力方程。由于柯布-道格拉斯的消费者效用函数存在一些缺陷，考虑CES的效用函数，每个国家生产一种产品，这种情况下H-O模型的双边贸易模式与其他差异产品的模型本质上相同。令U j为j国的效用函数，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得出j国的消费量，得出引力方程为。

通过设定H-O模型的两种极端情况，Deardorff推导出了双边引力方程。在不存在贸易摩擦的情况下，当消费者的偏好是相同且位似时，可以得出引力方程；但假设消费者是任意偏好时，一些国家的贸易流量会高于或者低于世界贸易量的一般水平。在存在贸易摩擦的情况下，推导出引力方程，发现对于双边距离远于平均距离的国家，他们的贸易量要小于平均水平，反之则相反。

基于新贸易理论的引力方程理论基础

Krugman（1979）开创性的新贸易理论将垄断竞争模型引入贸易理论。Krugman（1980）论文中通过假设公司是同质的，得出：商品间的替代弹性越大会使得贸易壁垒对贸易流量的影响放大。尽管存在贸易壁垒，但由于消费者对消费商品多样化的偏好，两个相同的国家会贸易差异化的商品。如果两个国家的可贸易商品的替代性不强，即使所花费很高，消费者也愿意购买国外的产品，这时，贸易壁垒对双边贸易流量的影响很小。此时A国对B国的总出口为，其中σ为差异性商品的替代弹性。在该模型中，Krugman假设所有的公司是同质的，运输成本是可变成本，在这样的假设下，每一个公司都可以向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出口。当商品间的替代弹性高时，贸易壁垒对贸易流量的影响较大，此时竞争激烈，成本劣势使得企业或者国家丢失市场份额。

基于新新贸易理论的引力模型

Melitz（2003）认为，由于进入出口市场要承担一定的固定成本，包括海外市场调研费用、建立海外市场销售网络费用等，只有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才能赚取足够的利润来补偿出口带来的沉没成本，所以只有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才能出口。

Chaney（2008）在Krugman（1980）和Melitz（2003）的基础上将企业异质性和出口的固定成本引入引力模型，得出了如下结论：当运输成本变动时，不但每个企业的出口量（intensive margin）会有变动而且出口企业的数量也会发生变化（extensive margin）。并且进一步得出：商品的替代弹性对二元边际具有反方向的影响，如果替代弹性大，则集约边际对贸易壁垒的变化更敏感，相反，扩展边际不敏感。

Chaney（2008）运用一般均衡路径进行推导。需求方面，每个国家的消费者消费H+1个部门生产的商品，部门O提供同质性产品，其他的H个部门提供异质性产品，其效用函数为CES函数。供给方面，同质性产品O的生产为规模报酬不变，并且假设一单位的劳动能生产wn单位的产品O，可以自由贸易并且作为计价单位，其价格取值为1。当均衡时，每个国家都生产一些同质性产品，这意味着每个国家在规模和劳动生产率上不同。企业面临两种不同的贸易壁垒（成本），可变成本和固定成本。可变成本的形式为冰山运输成本，如果一单位的异质性产品h从i国运到j国，只有1/hij能运到，其他的部分在途中都损失了，越大，可变成本就越高。此外，从事出口的企业还必须支付固定成本f hij，由于固定成本的存在，在差异性产品的部门，企业的生产技术是规模报酬递增的。每个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为随机抽取的，此时企业生产q单位产品并且销售到j国的成本为chij（q）。由于市场是垄断竞争的，所以企业是价格制定者，价格为phij（）。进口国j国的总收入为Yj，给定企业的最优价格和消费者的需求，在h部门劳动生产率为的企业从i国出口到j国的价值为xhij（），具体公式中phj为j国h商品的价格指数。

当考虑一般均衡的情况时，由于企业要从事出口，必须投入固定成本，这就要考虑有哪些企业会进入出口市场，之后再计算总的双边贸易流量。ij为企业是否会进入出口市场的生产率临界值。由于工资和出口市场的潜在进入者数量都是外生因素给定的，出口到j国的企业是由j国的特点所决定。将生产率临界值代入前面的价格指数，可以得到一般均衡时的价格指数为pj。此时可以得出在i国生产率为的企业出口到j国的出口量为xij（）。然而，对比该结果可以发现，由于本文中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选择行为，使得结果大相径庭。因此根据单个企业的出口值，可以得出h部门的总出口为，从该方程中可以看出，由于企业异质性的引入使得引力方程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可变贸易成本的出口弹性γ，要比没有企业异质性时大，而且比单个企业的弹性大。可变成本的降低不仅会使得每个出口企业的出口规模增加（intensive margin），而且会使得新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extensive margin）。当贸易成本变化时，替代弹性对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影响是相反，替代弹性对于可变贸易成本的贸易流量弹性没有影响；对固定成本贸易流量弹性为负影响。替代弹性较大时，集约边际对贸易壁垒（成本）的变动更为敏感，而扩展边际不敏感。

结论

大多数研究将消费者的效用函数视为常替代弹性效用函数，但并不适合描述贸易流量较小的情形，因此对于需求函数和成本函数（生产函数）的研究将是未来引力模型理论基础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Anderson， J. E. The Gravity Model[J].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2011（3）

2.Chaney， Thomas. 2008. Distorted Gravity： The Intensive and Extensive Margins of International Trade[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8， 98（4）

进出口贸易相关理论范文第4篇

[关键词]复杂网络；国际煤炭贸易；研究评述

[中图分类号]F7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22-0072-03

1前言

目前，与能源相关的问题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热门课题，这方面的论文和专著较多，不仅包括能源安全、能源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关系，而且还包括能源国际贸易等。在中国知网上查阅煤炭国际贸易方面的文章，基本上集中在讨论近年来我国的煤炭进出口变化、我国煤炭出口的竞争力、世界煤炭国际贸易格局及其变化趋势、全球煤炭供需格局。国内一些专著则从世界全局范围内分析主要煤炭资源区域（或国家）的煤炭资源禀赋、能源政策、贸易潜力、地缘政治等特点，探讨我国与其进行国际贸易的潜力和方式。综合各个学者的研究成果，国内对于煤炭的国际贸易中缺乏运用国际关系理论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度研究。

科学根植在理论基础之上，理论是对经验现象或事实的科学解说和系统解释。复杂网络作为一门新兴科学，是对存在的网络现象及其复杂性进行解释的学科。倘若以国家为节点，国家和国家的进出口煤炭贸易作为变量，就可以构建一个关于国际煤炭贸易的复杂网络。而运用复杂网络的理论研究方法，就可以探究在变化无常的煤炭贸易活动背后国际煤炭贸易中存在的捉摸不定的秩序，并且能够研究国际煤炭贸易这个复杂网络中其网络演化、涌现、自组织、自适应、自相适、自相似的各种网络特征。综合和了解此贸易网络的特征，对于帮助各个国家在煤炭贸易弈，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当今，就研究国内能源的研究而言，复杂网络的运用还相对较为有限。复杂网络的理论工具，在能源贸易的领域内更多地被用来研究国际间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虽然煤炭在能源种类中算是比较传统的类型，但是基于复杂网络的理论来研究的成果还相对较少，因而有很大的挖掘空间。

2复杂网络研究

2.1复杂网络概述

由于煤炭市场是能源产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国际能源贸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煤炭市场并非是一个新兴的市场，但是煤炭市场是一个典型的复杂系统，存在诸多复杂性特征和复杂现象。煤炭市场相关的问题的解决往往需要借助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理论方法。为此，有必要简单阐述系统科学的发展历程、主要特点、主流观点等基本理论。

系统科学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三个重要的阶段，分别是：20世纪40～60年代从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到系统工程，即经典系统科学理论；70年代从耗散结构、突变论、混沌、分形、超循环理论到非线性科学；80年代从复杂性、复杂系统到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李士勇和田新华，2006）。

复杂性是非线性科学研究的基本内容，非线性科学为认识复杂现象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新方法。在非线性系统中，系统参数的微小变化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引起系统输出发生巨大变化甚至突变。这样的特征被称为非线性系统的相干性，它表明事物的相互作用不是单方面的简单关系，而更多地表现为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依存的非线性关系，这是非线性的实质（张跃军，2008）。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对非线性科学研究的深入，世界上兴起了对复杂现象、复杂性和复杂系统的研究热潮。美国圣塔菲研究所（SFI）成为世界研究复杂性科学的发祥地和研究中心。迄今为止，尽管对复杂性和复杂系统尚未形成完整的科学定义，但并未妨碍人们对复杂性和复杂系统的探索，目前已经形成了几个典型的学派。例如，欧洲学派侧重于从能量、结构和自组织角度研究复杂系统；美国学派侧重于从秩序和规则演化、进化的角度复杂适应系统；而以钱学森、于景元和戴汝为等为代表的中国学派侧重于从系统整体论和还原论相结合，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的角度研究开放复杂系统（钱学森等，1990；钱学森，1991；戴汝为，1991；戴汝为，1998；戴汝为和李耀东，2005；卢明森，2005）。复杂性科学是21世纪的科学。

2.2复杂性科学的发展及特点

复杂性科学不是哪一门具体科学的前沿，而是整个科学的前沿，其主要特点有三个方面。

（1） 研究对象是复杂系统。

（2） 研究方法是定性判断和定量计算相结合，微观分析和宏观综合相结合，还原论和整体论相结合，科学推理与哲学思辨相结合。

（3） 研究深度不局限于对客观事物的描述，而着重于揭示客观事物构成的原因、发展历程极其复杂机理，并力图尽可能准确地预测其未来的发展（李士勇和田新华，2006）。

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研讨体系是复杂性科学界第一个明确提出的研究系统复杂性的方法论，是我国科学家对发展复杂性科学的重大贡献。

利用综合集成研讨体系求解复杂问题的大致步骤如下（戴汝为和李耀东，2005）：

（1） 明确问题和任务；

（2） 搜集大量文献资料，认真了解情况，咨询专家意见；

（3） 通过研讨，结合专家经验，对问题形成初步认识；

（4） 依靠专家经验和形象思维，在问题求解知识的帮助下，提出对复杂问题结构的分析方案；

（5） 根据复杂问题结构的特点，结合领域知识和前人经验，把问题分析逐步或者逐级定量化；

（6） 在定量化或半定量化的基础上，建立问题的局部模型或全局模型；

（7） 在局部模型和全局模型得到专家认可后，讨论如何合成这些模型以生成系统模型；

（8） 系统模型建立后，通过建立计算机测算和专家评价，验证模型的可靠性。

如果专家群体对模型不满意，则需要重复（3）～（8），或者其中某几个步骤，直到专家基本满意，建模过程才能结束。

2.3基于复杂网络理论的能源贸易研究

国内学者针对基于复杂网络理论对能源贸易方面进行的研究还比较有限，且主要集中于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类型。

程淑佳、王肇钧（2011）：依据世界原油贸易数据，以复杂网络理论为基础，结合地理学的区域分析方法，勾勒出世界原油贸易空间结构，并比较了区域间节点、出、入度及权重值的差异。利用熵值分析了网络的均质性，并对世界原油贸易空间结构进行了模拟。刘潇（2011）针对国际贸易本身进行了有关复杂动态元网络模型的建模和应用研究。他首先将Carley的元网络模型扩充为复杂元网络模型，并应用于国际贸易网络微观建模，提出国际贸易复杂元网络模型；然后结合整体网络时间动态性和网络要素动态性提出国际贸易复杂动态元网络模型框架。杨鑫、安海忠、高湘昀（2011）应用复杂网络方法，构建了以93 个国家为节点、以国家或地区间的天然气贸易流动方向为边的复杂网络，分析了2010 年国际天然气贸易关系的无权和加权复杂网络结构特征。分析结果表明：国际天然气贸易关系分布具有幂律性和群簇性，较大的贸易量会弥补群簇间贸易结构的松散性；贸易量与贸易关系数量基本呈正比例关系，但全球贸易集团的出现与其贸易量的关系不大。研究结果旨在为我国的天然气贸易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这些学者的相关工作，为基于复杂网络的国际煤炭贸易研究提供了线索和依据，而煤炭作为能源的一个种类，也可以借鉴其他能源进行相关的研究活动。

3国际煤炭贸易研究

近几年，世界煤炭生产、消费和贸易呈增长态势，发电用煤需求也急剧增长，煤炭生产的国际化和海运成本的下降，也加速了煤炭国际贸易的发展。

近二十年里中国煤炭进出口贸易有显著变化。20 世纪90年代初到2000年，中国煤炭贸易以出口为主。煤炭进口量仅为出口量的4%左右。从2002 年开始，中国煤炭进口量快速增长，年进口量超过1000 万吨。2005 年煤炭进口量增长至出口量的3%，2007 年煤炭进出口量已经接近持平。据国家能源局的数据显示，2009 年中国累计进口煤1.26 亿吨，比上年增长211.9%；出口煤2240 万吨，下降50.7%；全年净进口1.03 亿吨。中国第一次成为煤炭净进口国，煤炭对外依存度约3%。

在进出口贸易结构的研究方面，房颖（2011）研究了中国煤炭资源的储存状况，中国煤炭进出口的变化历程，并详细分析了中国煤炭进出口变化的原因和影响。预测了近几年的走势，并根据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其次，在国际煤炭贸易格局方面，张同功（2009）通过对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煤炭行业面临的新形势进行分析，同时展望煤炭市场的国际贸易格局的可能变化；指出我国政府和煤炭企业必须认清形势，积极应对，政府应该为煤炭企业应对金融危机提供政策支持，企业应该做好安全工作，认真分析市场形势，加强创新与管理，相互协作和多元化经营，提高综合竞争力。

此外，对于世界煤炭贸易形势方面，石砺（2009）研究了国际煤炭市场波动。2008 年秋季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了国际煤炭市场。他利用最新的统计资料，阐述了近年国际煤炭市场的总体发展状况以及动力煤、炼焦煤和焦炭的国际贸易情况以及相关的价格变化情况，并简述了国际煤炭贸易海运市场的情况。

4结论

虽然国内学者的一些论文及专著中的部分内容或章节涉及了当前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竞争与贸易关系，但是，缺乏运用国际关系理论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度研究。具体而言，国内的研究存在着理论的局限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与其他消费国家之间进行煤炭贸易的表面现象进行描述，如中外煤炭贸易的某些具体内容或者说是煤炭贸易的具体领域，缺乏运用相关的国际关系理论来客观深入剖析中国与其他能源消费国家之间的贸易互动，也缺乏对中国与其他能源消费大国之间如何实现煤炭贸易的理论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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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丽壹.2009年全球煤炭贸易格局及其对中国的影响[J].中国煤炭，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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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丽.提高煤炭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途径探讨[J].煤矿现代化，2009（3）.

[5]李金克，等.我国煤炭贸易国际竞争优势分析[J].煤炭经济研究，2008（1）：21-23.

[6]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当前中国煤炭经济运行态势分析[J].中国煤炭，2009（2）：5-7.

[7]安海忠，仲冰，傅雷，等.国内外资源环境管理领域研究方向分析[J].资源与产业，2011，13（2）：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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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孙绍成.全球性金融危机下的中国煤炭经济与进出口形势分析[J].中国经贸，2009（4）：21.

[10]陈彦.中国煤炭进出口贸易分析[J].商场现代化，2010（2）：53.

[11]陈实.产煤大国为何进口煤炭[N].燃料快报，2003（2）：32.

[12]郝瑞明.我国煤炭供需矛盾的影响因素分析[J].生产力研究，2006（7）：159.

进出口贸易相关理论范文第5篇

谈到边际优势战略以及日本经济的成功，我们不免想起“东亚模式”和“雁行模式”。本文的研究也将反映出“东亚模式”和“雁行模式”之间的本质联系，这同样有益于我国在发展同东亚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关系方面政策的制定。

一、文献回顾

按照主体的不同，对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的关系的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以东道国为主体，研究东道国外来投资和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这种研究除了母国和东道国之外涉及到第三国，投资和贸易之间的关系也相对疏松。另一类以母国为主体，研究母国对东道国投资与两国贸易之间的关系。在此只涉及母国和东道国，投资与贸易之间的关系相对密切。本文的研究即属于后者，本文中的国际投资指对外直接投资，即fdi。

首先对国际投资与贸易关系进行研究的是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undell(1957)。mundell的研究以标准的古典国际贸易模型为基础，通过严格的假定，得出了国际投资替代国际贸易的结论。在随后的60年代，又有学者的研究支持了投资替代贸易的结论，其中较著名的是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按照该理论，一般情况下，投资和贸易只是一种转化关系，只有在投资提早发生的情况下，才发生投资对贸易的替代，而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条件下，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因此国际投资对国际贸易的替代越来越明显。另一个研究来自于johnson(1967)。johnson认为，关税导致的对外投资使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进口替代部门获得了发展，因此减少了对外贸易量。

70年代开始出现投资和贸易具有互补性的研究成果。helmberger和schmitz(1970)的研究证明生产要素流动和商品贸易可能既有替代关系也有互补关系。这一时期最著名的论著来自于。日本小岛清教授(1977)。小岛清特别强调国际分工的重要性，将对外投资和贸易统一在国际分工的基础上，指出国际投资不是简单的资本流动而是包括资本、技术、管理方式和人力资本的总体转移。因此，对外投资应从本国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依次进行，这就是本文所谈边际优势战略的理论基础。按照小岛清的理论，国际投资一方面可以通过相近水平的技术转移把东道国的比较优势发掘出来，另一方面使母国集中资源开发新的技术并形成新的产业，因此将会扩大两国的贸易。

无论是mundell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还是小岛清的互补模型，都是从传统理论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来的，并没有经过实证的检验(梁志成，2001)。这既有统计数据残缺不全的限制，也有计量方法与工具上的局限。20世纪80年代以来，贸易和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同时更多的研究成果证明投资与贸易之间具有互补关系。lipsey和weiss(1981)依据美国70年代的统计数据，对美国跨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所设立的子公司的生产和母公司的出口行为进行了研究，发现同类产品的子公司的年产量与母公司对这些国家的出口总量呈正相关关系。lipsey等人(1984)还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正相关或至少非负相关广泛存在于美国近80%的产业部门中。helpman和krugman(1985)的研究表明，在要素禀赋不对称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下，由于跨国公司的专有资产很难通过外部市场达成交易，就会存在大量的公司内贸易和对中间产品的需求，对外投资将会带动母国的出口贸易。ethier(1986)的研究给出了同样的结论。grossman和helpman(1989)把产品的成长内生化，证明了在一个动态的模型中国际化生产和贸易可以是同时扩大的。然而，markuson和svensson(1985)则利用要素比例模型揭示了商品贸易和要素流动(fdi)的相互苯系，指出两者之间究竟表现为替代还是互补，依赖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是“合作”还是“非合作”的问题。

90年代的研究延续了80年代的趋势。hufbauer、lakdawalla和malani(1994)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上述lipsey和weiss(1981)的结论，他们重点研究了美国80年代以来的情况，发现在整个时间跨度中出口与fdi一直保持着正相关关系。随后gramham(1996)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pattie(1994)根据对外投资的动机不同将fdi分为市场导向型、生产导向型和贸易促进型3类，认为只有市场导向型fdi容易替代对外贸易，而后两种类型投资则增加贸易。gray(1998)的研究得出了近似的结论。pfaffermayr(1994)就奥地利fdi和出口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它们之间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jun和singh(1992)研究了1969—1993年间11个世界上最大引资国的出口和fdi的关系，其中有4个国家显示出口是fdi的格兰杰原因，只有一个国家显示fdi是出口的格兰杰原因，其余6国显示出口和fdi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与此同时，porter(1990)、hein(1992)、lucas(1993)、crosse和trevino(1996)、crosse(1997)等都证明了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但不可忽视的是，beldelbos和sleuwaege。(1998)的研究支持了mundell的结论，即在东道国存在贸易保护的情况下，fdi会替代母国的出口贸易。

2000年以后的研究以大量具体的实证研究为特征，且研究结果以fd!与贸易之间具有互补关系为主。张如庆(2005)的研究显示我国对外投资不是进出口变化的原因，对外投资对贸易总额的影响不明显，而项本武(2005)得出的“中国对外投资是出口创造性和进口替代型”的结论对此给予了解释。王洪亮和徐霞(2003)证明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和中日贸易之间的确存在着长期的互补关系，fdi和制成品的出口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但fdi和进口仅有单向的因果关系。王洪庆、张浩和朱荣林(2004)的研究表明，美国在华投资与对中国总进口、工业品进口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与工业品出口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投资与出口以及中美的初级产品进出口之间均不存在因果关系。同时，王洪庆和朱荣林(2004)的研究表明，东盟对华直接投资积极地推动了中国与东盟贸易的发展，且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贡献率较高。李保明和刘震涛(2004)的实证结果显示，两岸贸易总额、大陆进口和出口均表现出关于台商投资的显著正相关性，这说明台商投资对两岸贸易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stone和jeon(2000)研究认为贸易与海外直接投资之间为互补关系，且两者之间贸易更倾向于为主导因素；韩国学者lim和moon(2001)证明，当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投资，而投资是新设立的或者投资产业在母国是夕阳产业时，fdi和贸易之间是正相关关系；blonigen(2001)深入到产品层次进行了分析，发现贸易和fdi之间既有替代也有互补的关系，而且替代效应的发生不是逐步的，而是短时间急剧变化的。

基于本文研究的侧重，在此再对边际优势战略和小岛清的边际优势理论进行进一步的说明。边际优势战略的概念来源于小岛清的边际优势理论，但应该注意的是，边际优势战略所代表的经济行为早已存在，只是由小岛清概括出来。边际优势理论更多地是一种国际投资理论，但因为它把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在同一基础上进行分析，所以对投资和贸易的关系也给予了研究。同时也正因为它侧重于国际投资的研究，对两者关系的研究也并不全面。按照边际优势理论，对外投资应该从国内处于边际优势即相对劣势的产业开始，而处于相对优势的产业则进行对外贸易。按照小岛清的分析，对边际产业的产品需求应通过向海外投资的企业进口来实现。所以，小岛清论述的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更多地是母国投资与进口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单向的正相关关系。但与此同时，小岛清也论述了两国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扩张和贸易总量的增加，间接地论述了投资和出口的关系，这同样是单向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基于边际优势战略，对投资和贸易之间的关系作这样的理解还远远不够，况且如上所说，小岛清的理论是基于对现象的描述与分析，没有通过计量方法得到实证检验，而本文将在上述方面给予补充和进一步的研究。

二、日本对东亚投资和贸易的历史进程及两者关系的描述

二战以后至20世纪60年代，通过美国的帮助和自身的经济改革，日本经济得以恢复并实现了高速增长。而正是在60年代以后，很多东亚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亚洲“四小”、东盟四国和中国)纷纷实现了经济起飞和长期快速发展，使东亚地区成为了世界经济发展的热点，以至于使人将这种发展状态称为“东亚奇迹”。很久以来，对“东亚奇迹”的研究存在着大量的各种形式的成果。在这些成果中，我们不难发现两个最受人关注的词汇：东亚模式和雁行模式。通过这两种模式的论述，可以发现，先期发展起来的日本对上述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东亚模式揭示了上述东亚国家和地区对日本经济发展经验的借鉴和模仿，因而东亚模式被认为源于“日本模式”(孔凡静，1999)，同时东亚模式更多地强调了贸易尤其是出口的重要性。雁行模式揭示了日本与这些东亚国家或地区的国际分工关系，强调了日本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尤指直接投资)的重要性。所以，东亚模式和雁行模式的研究都说明了日本与这些东亚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联系在“东亚奇迹”中的关键作用。在此也可以理解，本文研究的日本对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投资和贸易之间的关系反映了东亚模式和雁行模式的本质联系。

如上所述，本文采用的作为日本投资和贸易对象的东亚国家和地区是亚洲“四小”、东盟四国和中国，这是基于“东亚奇迹”研究的惯例，而且这些国家或地区与日本有更强的经济联系，因此也具有更好的代表性。在此不再对日本与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双边关系下的数据进行描述，而是对日本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总体之间的数据及其表示的关系进行研究。这是因为，东亚作为一个密切联系的整体，日本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双边经济联系往往会延伸到第三方，在此意义下，单独描述日本与一方的经济联系并不比描述日本对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总体的经济联系有更好的解释力。而且，后者让我们保持了与后面研究的连贯性。

图1显示了日本对上述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和贸易(出口和进口)自1965—2003年的变化趋势。不难看出，无论投资、出口和进口都保持了长期快速增长的态势。同时，图1也显示了投资和贸易(出口和进口)之间很好的相关性，但是这种相关性只延续到1997年。1997年对3种数据来说都是一个波峰，相对于1997年，这3种数据在1998年都大幅下降。而且之后，出口和进口状况在短期内得到恢复，而投资始终(截至2003年)没有恢复到1997年的水平。我们知道，1997年发生了举世闻名的东亚金融危机，因此不难理解，日本的投资战略发生了重大调整，使相关数据发生了结构性变化，这在后面的检验中也得到了证明。

三、数据分析和模型设定

(一)数据说明

本文日本对上述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出口和进口的数据均来自日本总务省统计局网站的统计资料，这些数据是以日本与单一国家或地区的统计值列出的，基于前面谈到的理由，本文将这些数据进行了加总。对于出口和进口，1985年(含)以前的数据单位为百万日元，之后的数据单位为十亿日元。为了统一单位，本文将1985年(含)以前的数据单位转化为十亿日元，并作了四舍五入处理。对于投资，原始数据的单位为百万美元，本文将之乘以汇率并将单位转化为十亿日元，并同样作了四舍五入的处理。其中，汇率数据来源于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库，汇率为年终值。

(二)断点检验

在上面日本对东亚投资和贸易的历史进程的描述中我们看到，发生金融危机的1997年，投资和贸易的金额开始了大幅度减少，在之后的几年中，出口和进口得到了恢复，而投资却延续了下降的趋势。这似乎显示，相对于1997年(含)以前，日本对东亚投资和贸易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下面对此给以检验，即断点检验(chow breakpoint test)。既然投资相对于出口和进口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我们的检验依据投资为因变量、出口和进口为自变量的单方程模型来进行。根据断点检验的原理，考察在1997年前后投资与出口和进口的关系是否发生了变化，即考察出口和进口的系数是否发生了变化。检验结果如下(见表1)。

通过表1的检验结果显示，无论是通过f检验法还是似然比法，都可在1%的显著水平上拒绝“无断点”的原假设。也就是说，在1997年的前后，投资相对于出口和进口发生了趋势变化，或者说，投资与出口和进口之间的关系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因此，本文对边际优势战略下投资和贸易关系的研究采用1997年(含)以前的数据。

(三)单位根检验

由于经济数据一般具有长相关性，上述3种数据可能存在单位根，也就是说它们的时间序列可能是非平稳的。为了避免由于数据的非平稳性带来的伪回归，下面对3种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

根据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单位根检验的要求，最优滞后结构的选择主要依据aic(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和sic(schwarz information criterion)两个准则，如果两者一致则选择一个最优滞后阶，不一致则选择两个。本文首先是对水平(1evel)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而后对一阶差分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但基于文章篇幅的考虑，检验结果合并于一表中(见表2)。

通过表2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投资、出口和进口的水平数据都存在单位根。为了确定变量的单整阶数，本文对投资、出口和进口的一阶差分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同样从表2可以看出，投资、出口和进口的一阶差分数据不存在单位根。由此也说明，上述投资、出口和进口的水平数据为一阶单整或（1）过程。

（四）模型设定

由于本文研究的是日本对东亚投资与其对东亚出口和进口两个方面的关系，即要验证投资与出口之间和投资与进口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本文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granger causality test)作为主要研究手段。

根据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可以认为有关投资(fdi)、出口(ex)和进口(1m)的预测信息全部包含在这些变量的时间序列中。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原理是判断某些变量的信息是否能改进对其他变量的预测，具体到本文，即为检验过去的投资、出口或进口是否会对未来的出口、进口或投资有影响。可以通过估计var模型来实现这一目的。对于本文的研究，有两种var模型可供选用：一种是直接表示投资与出口或投资与进口的关系的两变量的var模型；另一种是在考虑到另一变量影响的条件下综合反映两变量(投资与出口或投资与进口)关系的三变量的var模型。笔者认为，在考虑到其他变量影响的条件下来考察两个变量的关系更加符合本文研究的实际。因此，本文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fdi、ex、im分别代表日本对东亚的投资、出口和进口，α、β、γ为不同变量的系数，u1t、u2t、u3t为随机扰动项，t表示时间。检验投资对出口是否具有格兰杰因果关系，即检验β1i和β2i是否全不显著；检验投资对进口是否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即是检验γ1i和αi3是否全不显著。该模型还可以检验日本对东亚出口和进口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但这不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因此只做附带性的考察。

四、经验结果及相关分析

根据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原理，我们应该首先进行上述var模型的参数估计，而在此之前一项重要的工作是进行最优滞后结构的确定。然而限于文章的篇幅，在此只能省略最优滞后结构的确定过程而仅显示其结果，即：

由日本对东亚的投资、出口和进口组成的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为6。在此基础上，我们进行var模型的参数估计。同样基于篇幅的考虑，估计结果不再列出。下面，我们对var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进行f检验，即得到如下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3)。

通过表3可以看到：(1)可以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投资不是出口的原因”的原假设，所以投资是出口的原因，但不能拒绝“出口不是投资的原因”的原假设，所以出口不是投资的原因，因此，投资对出口具有单向的因果关系；(2)可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投资不是进口的原因”的原假设，所以投资是进口的原因，同时，可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进口不是投资的原因”的原假设，所以进口也是投资的原因，因此，投资与进口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3)从程度的比较来看，投资与进口的关系相对于投资与出口的关系更加密切。

此外，通过表3还可以发现，出口是进口的原因，但进口不是出口的原因，出口对进口具有单向的因果关系。这并非是本文关注的问题，但与此相关有一个问题值得关注和解释：出口是进口的原因，进口是投资的原因，那么是否能推论出出口也是投资的原因，如果能如此推论，则和前面得出的结论相矛盾。如何对此给以解释呢？当然，答案是不能做此推论。这是因为，与日本对东亚出口相关联的进口是对一些在日本居于相对优势产业的具有较高科技含量的产品的进口，这部分进口构成日本出口生产要素的需求；而与日本对东亚投资相关联的进口是对一些在日本居于边际优势(即相对劣势)产业的产品进口，这些产业尽管在日本有需求但由于生产成本或经济结构调整等因素而无法生产，因而构成了对外投资。所以，出口推动的进口和推动投资的进口不具有相同的内容，因此上述推论不成立。但是，这个不成立的推论更深刻地说明了本文研究的边际优势战略下日本对东亚投资与出口和进口之间的关系。

五、结论和相关研究展望

本文的研究证明，在边际优势战略下，对外投资与本国出口和进口之间存在如下关系：(1)对外投资推动本国出口的增加，本国出口对本国对外投资没有作用或作用不明显；(2)对外投资推动本国进口的增加，本国进口同样推动本国对外投资的增加；投资与进口的关系相对于投资与出口的关系更加密切。

如果简单地认为前述文献回顾中的研究是基于一般条件，上述结论相对于在一般条件下对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研究结果具有如下特点：(1)在边际优势战略下，投资与贸易(出口和进口)不存在替代效应，只存在互补效应，或者说替代效应可以忽略，而在一般条件下对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研究中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同时存在；(2)一般条件下对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研究更多地关注投资与出口的关系，而在边际优势战略条件下，投资与进口的关系更加密切，因而应受到更多的关注；(3)一般条件下的研究中完全忽略了进口对投资的推动作用，而在以边际优势战略为条件的研究中，进口对投资的作用是所有因果关系中最强的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