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范文第1篇
关键词：产业竞争力；指标体系；战略性新兴产业
中图分类号：F120.2 文献标识码：B
2010年10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国发〔2010〕32号），并以此明确了我国未来产业发展的重点，即通过战略性新兴产业（下文称“重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带动我国整体国际竞争力水平的提升，以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平稳快速发展。然而提升我国重点产业国际竞争力是一个艰巨的系统工程，尽管理论上和国际经验都为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但产业国际竟争力是个比较的概念，为了更好地把握竞争力程度，并适时设置、调整竞争力提升的激励，需要设置合理的指标体系。
一、相关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概况
为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确定一个经济分析范式是重要的学术研究课题，其中在国内外的诸多研究中，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的分析范式主要是对产业国际竞争力决定因素的分析，即对产业竞争力的来源、影响因素等的分析。迄今为止，对该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是美国哈佛商学院的管理学大师迈克尔・波特教授，他提出了著名的“钻石模型”理论［1］，第一次为产业竞争力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系统完整的分析框架。该理论突出了国家商业环境对产业竞争力的作用，强调了高级要素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重视相关与支持性产业的地位。但是，该理论也存在比较明显的不足，比如过分强调商业环境对产业竞争力形成的作用，未把产业内部因素作为主导；淡化了技术创新对产业竞争力的决定性作用；突出了国内需求条件的作用，却低估了国际需求条件的重大影响；忽视了政府在产业竞争力中的特殊作用。
在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各国政府也对产业国际竞争力问题十分关注。1983年，英国政府委托“经济社会研究理事会”对本国20多个项目进行了国际竞争力研究，并于1992年起由贸易与产业部每年提交不同主题的竞争力研究报告。法国计划部、德国经济部等也曾经分别就本国的经济实力、产业竞争力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形成了相关的研究报告。日本通产省也对日本与美国在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如政府作用、环境因素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和深入研究。另外，许多研究机构和学者构建了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总部设在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WEF)和瑞士洛桑的“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2］，它们形成各自独立而成熟的国际竞争力评价理论、评价方法和评价指标体系。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变化，这两个组织不断调整评价理论、方法和指标，实现了与时俱进，从而对国际竞争力理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研究成果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和广泛采用。
（二）国内研究综述
我国学者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产业国际竞争力方面的研究，如金碚（1997）提出研究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视野应集中于经济分析较易把握的领域以及因果性比较清晰的关系，应从工业品国际竞争力研究开始，应从国产工业品的市场占有率和盈利状况，及其直接和间接决定因素的分析入手，建立适合我国产业发展实际情况，并易于进行更深入国际比较研究的经济分析模型［3］。裴长洪（1998）指出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指标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显示性指标，即可通过市场占有率指标、利润率指标和价值增加指标或增值率指标来说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结果；另一类分析性指标，即可从直接原因指标和间接原因指标来解释为什么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原因［4］。国家计委课题组［5］把产业国际竞争力范围概括为竞争实力、竞争能力、竞争潜力、竞争环境四个方面，并据此设计出一套三级评价指标体系，分别用于反映产业“要素供给”方面的实力、竞争潜力（包括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竞争能力（包括市场化能力、资源转化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和竞争环境（包括竞争动力、竞争压力、竞争活力）。
周星、付英（2000年）从产业的素质、产业的结构现状及发展趋势、产业发展的环境制度因素，及产业国际化程度和能力方面分析评价一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侧重反映一国产业的总体国际竞争力，对单个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研究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6］。但是，由于该指标体系非常庞大繁杂，大部分相关数据还难以获得，在实际运用该指标体系析时存在较大的困难。张金昌（2001）基于出口与国际竞争力呈正相关关系，设计了一套用进出口数据评价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反映市场占有率的指标（主要有市场渗透率指标、进口所占比例指标、出口贡献率指标和出口增长优势指数），反映贸易赢余(净出口) 的指标（主要有贸易竞争力指数、相对竞争力指数和贸易分工指数），反映出口所占比例的指标（主要有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显示性竞争优势指数和净出口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7］。张铁男、罗晓梅（2005）通过确定某一产业的投入要素和产出要素，评价某一特定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强弱。他们把产业投入因素分为基础要素和核心要素，其中核心要素是决定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中心环节，是评价特定产业国际竞争力时关注的重点，基础要素支持核心要素的长期持续发展，并直接提供竞争动力。在指标设置上，他们分别从产业的收益能力、产业的规模效益、产业的社会效益、产业的生产效率、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等方面，揭示出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的强弱，即主要从盈利能力、市场份额和贸易竞争能力三个方面分析，而这三大要素的子层分析要素由产业利润总额、资产利润率、产业增加值、产业生产率以及产业出口份额等组成［8］。
（三）总体评述
任何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中都无法避免竞争，任何竞争主体在市场竞争中只有增强自身的某种优势、形成竞争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现有的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范式不管都多么不同，但是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取决于三大方面的协调发展：
一是微观环境，即作为产业竞争力提升主体的企业竞争力的形成，这不单取决于企业的管理创新、成本控制、要素占有条件等企业战略和策略层面，还取决于企业参与竞争和企业内部研发的能力与机制。
二是宏观环境，即一个国家的市场环境与公共部门的协调环境与能力。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不单取决于政府的产业政策的引导甚至规制，还要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竞争政策，即市场的竞争环境是否有利于企业形成竞争力，是否有利于具有竞争力的企业脱颖而出。
三是中观环境，即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之间的过渡，或者说是宏观环境作用于微观主体的特定的环节。具体而言可以考虑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国家的产业政策是否有利于形成相对比较完整的产业链，即能否形成有助于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产业链条，保证产业与相关性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其次，国家的产业政策是否有助于企业竞争力提升的基础环境的形成，从国际经验上看，这以内容不但取决于政府的产业规划，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产业技术创新体系的构建或国家创新体系的形成；最后，国家的产业政策和产业规划能否与市场环境相适应。在市场环境中，竞争力最重要的体现就是效率水平的提升，因而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最终需要企业或者个微观主体在市场竞争中“锤炼”出来，而产业政策政府主导和市场竞争两者之间矛盾关系的处理也是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构建中的基础性因素。
二、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指标体系设置思路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产业竞争力理论研究的发展越来越趋向综合性理论，一国竞争优势是因为产品、技术、规模、政府政策等多方面的差异造成的，价值链分工、产业集聚等因素越来越多地考虑进来。据此能够大致得出以下结论：首先，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需要政府的产业政策（含产业技术政策）；其次，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最终要通过企业的竞争力来反映；第三，产业国际竞争力中的核心竞争力或者其根本作用的是资本、技术和人才等要素；第四，产业国际竞争力是一个社会性系统工程。
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已经确定的情况下，本文对我国重点产业国际竞争力设置状态指标体系、发展指标体系和激励指标体系。其中状态指标体系是对某一行业某一时期产业竞争力的评价，衡量的是经过一段时期的产业发展，该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达到了什么状态。发展指标有两重含义，一是从发展指标和状态指标的关系上看，状态指标是发展指标在一定时期内对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结果的状态反应；二是发展指标衡量的是动态过程，它们反应的是状态指标的发展方向。因此，发展指标体系解决的问题是产业国际竞争力如何提升的问题。激励指标体系的设置有两方面含义：一是对社会层面的激励，即通过一定的社会管理（公共政策）对整个社会系统创造一种激励，这种激励作用于发展指标体系（激励整个社会系统调动能够促成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各个因素的指标值）通过企业管理系统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二是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最终要通过企业竞争力来实现，因此，需要针对对企业管理层面设置激励体系，即通过各微观政策（如税收优惠、投资优惠等）引导并促进企业管理系统提升其竞争力。
三、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指标体系框架阐释
（一）状态指标体系
状态指标体系是相对静止的，在这一指标体系中可以通过产业整体竞争力、市场竞争力、企业竞争力和产品竞争力来衡量。
1．产业整体竞争力。产业整体竞争力是衡量过去产业竞争力成果的积淀、现状和未来发展潜力的重要内容，一方面表现现有产业的发展水平，另一方面表现为未来发展的基础，该项竞争力可以用总产量、产业地位和产业利润率来进行分析评价。
首先，总产量、产业利润率可以分别从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两个方面衡量产业状况，而且数据也很容易获得，具有可操作性。而且，这两个指标也分别衡量了产业整体的产、销状况。但在实际操作中，用利润指标衡量竞争力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虚假，比如高利润可能与低工资、出口补贴等相联。
其次，产业地位的衡量可以是一个主观的概念，可以通过问卷调查、专家打分等形式获得主观评价，但也可以通过量化形式进行客观评价。比如，可以通过某产业的增加值与GDP的比重来衡量。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考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状况，可以用国内该产业的增加值和全球该产业增加值的平均水平作对比，来反映本国该产业在全球该产业中的地位，同样可以用国内该产业的增加值与国际该产业最高水平的增加值作对比，来衡量与最高水平之间的差距。
2．市场竞争力。市场竞争力是产业竞争结果的体现，市场竞争力可以通过国际市场占有率和贸易竞争指数来衡量。
首先，国际市场占有率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出口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的份额或程度，包括在开放的国际市场上，某种国产品销售额占世界该类产品总销售额的比重，某种国产品出口额占世界该类产品总出口额的比重。一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大小最终将表现在该产业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一种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反映该产品所处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大小，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用下面的公式衡量：
某国i类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SX（]某国i类产品的出口额[]世界i类产品的出口总额[SX）]，其值越高，该产品所处产业国际竞争力就越强，反之亦然。
其次，在世界市场背景下，市场竞争力指标考察中还必须考虑到国内市场占有率，可以考虑国内市场占有率指标（用本国该产品国内市场销售额与在国内市场上国内、国外该产品的销售额之和的比值来表示）。但是，在存在贸易壁垒的情况下，该指标不能准确地反应真实的竞争力，可采用贸易竞争指数来表示：
贸易竞争指数=[SX（]产品出口额-产品进口额[]产品出口额+产品进口额[SX）]，该值越接近于1，反映出的竞争力就越强，反之亦然。
3．企业竞争力。企业是产业的细胞，产业竞争力最终要通过企业竞争力来实现，特别是一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可以通过该产业中大企业的竞争力来反映。国内大企业在世界同行业种的产销量的排名，可以简明地反映企业竞争力的大小。企业的领导地位是与历史过程紧密相连的，它的成功取决于外部因素、知识结构、组织以及过去积累的自身能力之间的协调。
4．产品竞争力。产品竞争力是产业和企业竞争力的载体，分析和评价产业国际竞争力就必须对产品的质量、价格、结构等进行全面分析。由于统计上的问题及相关数据的缺乏，用国际上常用的出口产品的质量指数衡量我国产品的质量及附加值的变化比较困难。但考虑到产品价格是以产品质量为基础的，同类产品出口价格与进口价格比较可以间接反映出一国产品质量与档次，可以借鉴金碚［9］的分析方法，用单位产品价格变动反应的制成品质量水平（质量指数）和进出口商品价格比来进行评价。
密切的关系。评价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状况需要用到状态竞争力指标体系中的三个竞争力，而这三个竞争力之间的关系也是很明确的：产业整体竞争力水平取决于产业的市场竞争力，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有具体化为国内该产业内部各企业的竞争力，而企业竞争力从根本上看要由其产品竞争力反映出来。
（二）发展指标体系
从相关理论研究和国际经验的角度看，产业的发展取决于多重因素，但是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根本性因素在于资本、技术和人才，这已经被相关经济学理论所证明。由于资本因素、技术因素和人才因素的改善并不必然带来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这些因素必须通过合理的配置才能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做出应有的贡献。因此，本文对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包括对资本竞争力、技术竞争力、人才竞争力和政府与市场竞争力方面及其相互关系的考察，而正是因为这四个方面的相互关系能够提高企业经营绩效，它们便成为产业竞争力发展的主要动力。
1．资本竞争力。资本竞争力反映的是产业吸引和利用资本的能力，该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产业生产能力以及规模经济的利用程度。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而言，能否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并在此基础上充分利用社会资本，是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关键。资本竞争力可以用产业总资产数量、平均资产规模（产业总资产数量在该产业内所有企业之间的平均）等反映资产规模的指标来衡量，也可以用总资产贡献率、成本费用利润率等反映资本效益的指标来衡量。
2．技术竞争力。一个产业的真实竞争力是与技术进步、生产率提高相关的，按照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竞争力体现在成本竞争能力、差异化竞争能力和领先一步的创新能力上。技术竞争力则对成本、差异化及领先一步等竞争力均会产生重大影响。技术竞争力可以从劳动生产率、产业技术水平、技术创新经费、技术创新机制等方面衡量，其中劳动生产率是国际上衡量技术水平的通用指标。产业技术水平的衡量需要进一步具体化，比如通过设备的技术水平（可用先进技术装备数量/总设备数量衡量）、产业技术依存度（技术贸易总额/GDP）、单位产品物（能）耗率和专利数量来衡量。技术创新经费既可以从绝对量上衡量，也可以从相对量上考察，比如可以采用RD经费支出强度（RD经费支出/总产值或销售收入或工业增加值）。产业技术竞争力从量化指标的角度入手来进行衡量是必要的，但技术竞争力从根本上还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技术创新机制。比如一个国家技术创新体系中企业是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有没有实现从生产型向创新型转变，一个国家是否形成了创新国家氛围等等。
3．人才竞争力。人才竞争力指标的衡量可以从人才培养、人才应用和人才流动三个方面来衡量，这几个方面从本质上讲都是定性的概念，但也可以从量性关系出发找出代表性的定量衡量指标。首先，就人才培养方面而言，人才培养是一个过程，涉及到整个教育体系的完整过程。从广义上看，需要涉及的有入学率、教育结构、师资队伍、课程体系等。作为人才竞争力的衡量指标，可以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研究生比例、研究型大学比重来衡量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质量。考虑到人才培养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还应该考虑继续教育与专业培训的可得性。其次，就人才应用方面而言，在国际技术与创新基地的激烈竞争中，单枪匹马的个体和单一学科领域再也无法拥有能与竞争对手抗衡的全面技术优势。处于价值形成过程各个环节的个体，只有通过紧密合作，结成创新联盟，突出创新重点，形成区位优势，才有可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驾驭国际分工的、不断发展所带来的深刻社会和经济变革。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衡量人才应用可以从创新型人才团队的数量的角度来衡量，这应该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指标，也是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关键所在。另外，人才的应用离不开人才识别系统、人才考核体系。第三，就人才流动方面看，人才竞争力是通过人才的竞争来实现的，而人才竞争必然伴随人才的流动。就提高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角度而言，对人才流动的考察关键在于考察相关重点产业对人才的吸引力，可以通过人才净流入来衡量。
4．政府与市场竞争力。政府与市场是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因素，通过政府和市场这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可以使资本、技术和人才物尽所用，人尽其才。政府与市场竞争力考察的是政府和市场两个因素在外部环境创造方面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贡献，虽然政府和市场是两种不同的机制，但是我国的市场机制和市场环境的形成、规范与发展也离不开政府因素的作用。因此，对这一外部环境性质的竞争力因素的考察重点要关注政府本身的直接作用（政府改善生产要素和扶持产业发展），以及政府通过规范市场机制而产生的间接作用（改善竞争环境）。
（1）政府在改善生产要素方面的竞争力表现。首先，政府在产业技术创新中的作用。①建立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完善技术研发的基础设施，如重点实验室、关键性实验设施、信息资料库等。②组织力量进行基础理论研究，为应用型研究和技术创新提供基础保障。③对关系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新兴技术进行研发。④从事高风险性技术的投资。⑤对企业技术创新提供资金和政策支持。⑥组织企业公关协作。其次，政府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①通过大力兴办国民教育和职业教育，使更多的社会成员得到受教育的机会，提高全社会劳动者的素质。②围绕产业发展，调整学科和专业设置，把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学科和专业作为重点，为提高这些产业的企业素质及经营绩效提供充足的人才资源。③增加教育经费投入。④有针对性地帮助企业进行培训。⑤制定优惠政策，加大人才引进力度等。最后，政府在资本形成中的作用。①加强基础设施等社会先行资本的投资力度，为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基础环境。②有选择地对基础性产业、重点行业的研发、融资进行直接财政支持或降低融资风险，完善财政投融资机制。③完善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
（2）政府在扶持产业发展方面的竞争力表现。就产业竞争力而言，当一个产业处于幼稚或发育阶段时，其竞争优势尚未最终形成，此时不管是从产业成长的角度还是从国家整体利益维护的角度看，政府对幼稚产业提供一定的市场保护是十分必要的。即使产业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之后，为了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政府也应该在国际贸易规则的框架下采取灵活的方式或策略加强对本国产业的市场保护，力求做到“扶上马送一程”，只有这样才能使本国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
首先，对幼稚产业来说，开拓市场是行业起步阶段并走向发展的关键，政府的作用主要应体现在引导性、服务性上。①通过行政干预，诱导国内消费者增加民族产品的消费（日本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扶持汽车产业发展的做法）。②制定鼓励消费，特别是鼓励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品的消费，引导消费习惯。③政府采购。④帮助企业进行市场推广。⑤设置市场准入制度和一定的行业技术质量标准，防止过度竞争和无序竞争损害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其次，在应对国际市场竞争上，政府主要是帮助行业/企业提高国际市场的竞争力。①在WTO框架下设置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减轻国内行业的冲击。②财税金融措施的运用，如政府补贴和出口退税等、汇率政策等。③通过政治经济外交为国内行业创造参与国际竞争的良好的国际环境，并为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搜集相关的信息。
（3）竞争环境：市场竞争秩序的规范。虽然市场是一个自发的秩序，但市场竞争环境却是需要相关制度进行规范的。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及其持续性从根本上看需要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政府的作用仅仅是提供参与市场竞争的前期准备。因此，规范的市场竞争秩序便是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关键之一。首先，促成市场充分竞争。①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使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企业一开始就成为竞争主体，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完善资本市场、要素市场等。②维护市场秩序。维护市场的统一性；加强质量评价与管理；强化知识产权保护。③限制垄断。对基础性的行业建立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促成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其次，限制过度竞争。通过实施产业组织政策，设置市场准入制；在退出机制上，促成资产重组和实施破产。
综上所述，政府与市场竞争力的衡量指标中大都是属于定性评价，和其它指标体系一样，定性衡量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其应用会更显复杂。但是，根据以上内容可以在政府和市场因素中选取一些可以说明问题的定量指标。①对政府的衡量，特别是衡量政府对改善生产要素方面的竞争力表现，可以考察政府公共支出的结构（科教文卫支出、投资性支出转移性支出）及其变化。②对市场的衡量可以通过市场化总指数（李晓西等：《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商业效率来衡量。③对特定产业可以通过股权结构、生产率、资本可得性来衡量。
（三）激励指标体系
从根本上讲，只有通过一定的激励才能激发各因素积极性来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因此，激励指标体系反应的是如何通过政策选择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问题。社会层面的激励系统和企业层面的激励系统。最重要的联系，是对社会系统的激励不单是通过发展指标体系作用于企业系统（第一重间接激励），对社会系统的激励本身又可以将这种激励通过社会环境、社会舆论等介质对企业管理系统产生一种激励（第二重间接激励）。由于激励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仅有正向的激励促进作用，还要不断地通过反馈来修正激励体系。因此，政策选择要不断地根据状态指标的反馈进行不断地完善。据此，激励指标体系中指标的设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衡量：
1．财政支出实际利用率，用来衡量政府产业支持政策的实际激励效果，可以用以下公式来表示，财政支出实际利用率越高说明政府产业支持政策通过社会系统对发展指标体系的贡献越大。
财政支出实际利用率=[SX（]财政对某产业的支出-产业内实际有效利用额[]财政对某产业的支出[SX）]
2．企业家队伍及其管理效能，这是一个定性指标，企业家队伍越完善其管理效能越高，说明政府政策、社会政策对企业管理系统的激励越有效。
3．社会创新环境、社会舆论与社会价值体系，这些定性指标反应了社会环境对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因素和企业管理系统的外在作用。
4．社会活力和政策弹性，这是反映社会和政策对状态评价的反应能力，其中社会活力构建了社会纠偏机制，能够迅速通过捕捉产业国际竞争力状态，通过创新体系等改编社会行为，进一步促进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政策弹性反映的是政府政策对现实状况的放映能力。
对于激励指标体系而言，它们衡量的仅仅是激励作用的大小。对于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综合衡量而言，由于激励本身的作用，它们理所当然应当成为指标体系中的组成本分并给予一定的权重。然而激励作用的大小毕竟不是安排的指标所能决定，本质上讲取决于其背后的激励机制。
四、结语
对产业国际竞争力指标体系的设计是全面分析和认识产业竞争力的基础，也是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产业国际竞争力是有多种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不但是产业国际竞争力状态评价的依据，也应该是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着力点和激励对象――这本身也说明合理而科学的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指标体系，应该是状态指标、发展指标和评价指标的综合，这也是本文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然而，指标体系毕竟要具有很强的引导性，这些引导性在操作中更多地需要用一些确切的等级标准来加以界定。根据本文分析可知，在这些指标体系中有许多因素特别是对于定性指标而言，在其量化和标准化上存在内在的难度，这虽然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但却是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指标体系操作上的一个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 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2］ 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 2002年IMD世界竞争力年鉴［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3］ 金碚.中国工业国际竞争力――理论、方法与实证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7.
［4］ 裴长洪.利用外资与产业竞争力［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1998.
［5］ 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发展研究所课题组.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理论与方法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01（7）：35-39.
［6］ 周星，付英.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探究［J］．科研管理，2000（3）：29-34.
［7］ 张金昌.用出口数据评价国际竞争力的方法研究［J］．经济管理，2001（20）：17-25.
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范文第2篇
五年后的今天，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已居世界首位，掌握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关键技术，涌现出一批具有自主品牌的产品，产业发展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得到了有力提升，全社会的知识产权意识普遍增强，为科技创新营造了良好的环境。
当前，新科技革命和全球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和兴起，新技术突破加速带动产业变革，使全球技术要素和市场要素配置方式发生深刻变化，知识生产和消费被视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乃至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方式。各主要国家纷纷采取有效措施，充分利用知识产权制度维护其竞争优势。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
党的十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科技创新放在了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突出位置，强调要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这对新形势下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要把知识产权作为鼓励发明创造、激励创新创业、发展新兴产业的战略性工具。要强化科技创新活动中的知识产权导向作用，引导和支持各创新主体创造和运用知识产权，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大力增强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形成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技术和产品，提升知识、技术转移转化和规模产业化能力，牢牢把握未来发展的主动权。
要将知识产权管理作为政府科技创新管理的重要任务。要把知识产权纳入到科技和产业规划制定、重大科技项目实施的全过程，从注重知识产权数量向注重知识产权质量转变；建立重大关键技术领域专利态势分析和预警机制，找准技术攻关的突破口和路线图；加强对科技计划项目形成的知识产权的跟踪管理，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
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范文第3篇
比较优势理论是在斯密的关于国际贸易的“绝对成本说”的基础上，由大卫・李嘉图创建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国际间劳动生产率的不同是国际贸易的惟一决定因素，因为劳动生产率的不同使得不同国家在生产相同产品时存在不同的机会成本。即使一国并不拥有任何绝对优势，但只要该国在本国生产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低于其他国家生产该产品的机会成本的话，则这个国家在生产该种产品上就拥有比较优势”。如果每个国家都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那么他们都将在贸易中受益。这就是说，在各种产品的生产上都占有绝对优势的国家，应集中生产优势相对更大的产品，而在各种产品的生产上都处于劣势的国家应集中生产劣势更小的产品，即“两利取重，两害取轻”。该理论突出强调的是所谓“比较的特性”，即相对竞争原理，而不是绝对竞争原理。但是，该理论对比较优势是为什么和怎样决定的，却没有进行深入研究。赫克歇尔与俄林进一步发扬了比较优势理论，他们的观点假设在各国的技术相等的情形下，比较优势会决定于土地、劳动力、天然资源、资本等”生产要素”。每个国家比较了本国于其他国家在生产要素上的差异以后，选择发展条件最佳的产业，出口比较优势高的产品，进口比较优势低的产品。概括地说就是“一个国家同外国相比，在较多使用便宜生产要素的商品生产方面具有比较优势”。
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美国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波特1990年出版了《国家竞争优势》，其中提出了“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发展了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实现了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飞跃。在《国家竞争优势》发表之前，波特研究的重点是企业战略和企业的竞争力问题。随后，波特将其研究的企业竞争力扩展到产业和国家，进而形成了其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来指导所有产业从事国际竞争。
竞争优势表现为两个不同层次的优势。一是低层次的竞争优势，主要是指由于自然资源、自然禀赋等优势所赋予的，如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丰富的自然资源、规模经济和简单生产方法等，不需要太大的代价就可以获得的较低层次的优势。二是高层次的竞争优势，也称为产品差异型竞争优势。产品差异型竞争优势则建立在通过对生产技术、经营管理、营销策略和设备等方面持续的投资和创新而创造更能符合客户需求的差异型产品上。这种优势是需要通过一定的努力才能获得的较高层次的竞争优势。与低层次的竞争优势相比，高层次的竞争优势更能为一国产业带来持续的更大的利益。因为高层次的产品差异型竞争优势难以获得，也难以被模仿，可以长久保持下去。
高层次的竞争优势，需要四项核心要素和两项辅助因素的有机整合。波特提出的“钻石体系”模型，形象描述了要素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钻石体系”包括四种主要因素。一是生产要素，它是指一个国家在特定产业竞争中有关生产方面的表现，包括天然资源、基础设施、资本资源、人力资源、知识资源等。波特把这类要素按等级划分成初级要素和高级要素两大类，前者是指一国先天拥有或不需太大代价便能得到的要素。如自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人口、统计特征，后者则指必须通过长期投资和培育才能创造出来的要素，如通讯基础设施、复杂、熟练劳动力，科研设施以及专门技术知识。高级要素与基本要素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波特认为，高级要素对竞争优势具有更重要的作用；二是需求要素，它是指本国市场对产业所提品或服务的需求如何。波特十分强调国内需求在刺激和提高国家竞争优势中的作用，他认为如果一国国内的消费者是成熟、复杂和苛刻挑剔的话，会有助于该国企业赢得国际竞争优势，因为成熟复杂和苛刻的消费者会迫使本国企业努力达到产品高质量标准和产品创新；三是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它是指国内是否存在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供应商和相关辅助行业，在国内拥有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供应商和相关辅行业，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取得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条件，相关行业和辅行业在高级生产要素方面投资的好处，将在行业之间相互扩溢产生“溢出效应”。从而有助于这些行业取得国际竞争的有利地位；四是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波特特别强调，国内同行业中的激烈竞争是该行业产生竞争优势并强劲不衰的重要条件，他反对传统理论有关国内竞争是一种资源浪费的观念。明确反对政府提供特殊关照来扶持国内少数企业成长的政策。否则企业将走不出政府保护、不思创新、竞争无力、进一步保护的怪圈。波特认为，除了上述四个基本因素之外，机遇和政府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对国家整体竞争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国家竞争优势的提高，有赖于政府作用的发挥，政府在提高国家竞争优势中应起一种催化和激发企业创造力的作用。政府政策成功的关键既不是越俎代庖，也不是无所作为，而在于为企业创造一个有利于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政府不仅要承担一些基本公用事业的职责(例如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全民医疗保健)，同时还应特别注重对国内高级要素的培育，致力于营造一个市场化的宏观环境。国家竞争优势的四大要素加上机会和政府两个辅助要素，彼此相互依赖，形成一个动态互动的体系，称为“钻石体系”。
三、我国外贸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在比较优势理论的指导下，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是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这也是我国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能够持续增长的原因之所在。一些跨国公司也意识到了中国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纷纷来华投资设厂或把其制造中心移到中国，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进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就经济增长而言，我国经济保持了改革开放以来平均每年9.3名的高速增长，而且在未来15年该增长率不会低于8名，中国经济正处于快速、平稳运行的时期。在这种特殊的增长和发展时期，我国外贸增长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与经济高速增长相适应，进出口总量迅速扩张，外贸依存度急速提升。我国1990年至2005年15年间，外贸依存度从29.9％上升为69.95％，显著高于当代世界平均水平(46.65％)。第二，与国民经济结构急剧变化相适应，进出口结构，特别是出口产品结构发生着显著变化。在出口结构中，1990年初级产品比重占25.59％，工业制成品占74.41％。到2005年，初级产品比重仅为6.83％，工业制成品为93.17％。这种出口结构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工业化的深入。第三，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不同经济性质的企业在出口增长率上形成显著差别。从近年来的情况看，私营企业出口增长率最高，但在总出口中的比重仍较低(目前为15％左右)：外资企业比重最高(目前占出口57％左右)，但增长速度次之(年均增长
40％左右)；国有企业出口增长虽低于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但始终保持平均2位数以上的速度，所占比重不及外资企业高，但也始终稳定在20％-30％之间。从以上特点可以看到我国外贸增长存在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首先，我国的外贸增长主要靠“大进大出”即数量扩张和粗放经营。出口产品集中于家电、纺织产品、鞋、玩具等，产品出口量相当大，甚至引起不少国家的反倾销，由于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低，档次处于中低档，未能获得应得的利益。其次，我国产品价格竞争力强，核心竞争力差。我国制造业规模居世界第四，制成品占出口总值的91.2％。但主要从事产品的生产环节，而研发设计和营销主要掌握在外国公司手中。2005年，我国仅有万分之三左右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对外技术依存度达50％，高技术含量产品80％以上依赖进口。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4％，而发明专利仅占世界的1.8％。再次，货物贸易规模大，服务贸易规模小。“十五”期间，我国货物贸易总值从世界第七位跃居到第三位，累计增长2倍，年均增长24.6％，服务贸易进出口总值从世界第十一位上升至第七位，累计增长1.4倍，年均增长1 8.9％，比货物贸易低5.7个百分点。目前，我国货物贸易规模相当于美国的56.3％、德国的81.5％、日本的1 27.9％。而服务贸易仅相当于美国的24.6％、德国的47.4％、日本的73.1％。再次。我国主要贸易方式单一落后，外贸功能萎缩，贸易“动态效益”甚微。加工贸易已连续多年成为我国外贸的主要贸易方式，但是现阶段我国采用的加工贸易仍处在初级阶段，属于低层次、低效益的贸易方式，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实现我国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即从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到集约型外贸增长方式。
以上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比较优势理论在改革开放以来指导我国外贸增长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随着知识、技术等要素在商品生产中的作用日益重要，我国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结构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这也是当前很多我国出口额很大，但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利润非常小的原因。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相比更符合现代国际贸易的实际：首先，竞争优势理论采用非均衡的动态分析，它以不完全竞争市场为理论前提，打破了传统比较优势论的完全竞争市场的理论前提和比较静态利益的局限，从而更符合现实。其次，竞争优势理论不仅包括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还包括其他理论的一些内涵。竞争优势是创造而不是天生具备的：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不一定有竞争优势，但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必然有比较优势和其他的优势，比如品牌、垄断力等，是一种动态的比较利益论。最后，竞争优势理论特别强调创新和竞争在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国内竞争是创新的动力，要素状况是创新的基础，市场要求是创新的源泉，技术创新是创新的重要内容，培养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是创新的关键，增强一国的国际竞争力是创新的目的。只有创新和竞争才能保持一国国际竞争的活力。显然较之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更符合目前国际贸易的实际，尤其为我国当前对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指导。
四、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在转变我国外贸增长方式中运用的条件
1，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现状是构建国家竞争优势的内在要求。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我国贸易出口额也正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但当我们看到这一数字的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其中诸多深层次的矛盾正在彰显。具体来说，首先，进出口产品的结构性矛盾仍然没有解决。长期以来，我国基本是以劳动生产率和资源禀赋差异形成的比较优势来进行国际分开展国际贸易的，这种单纯的以低成本和资源优势确定的国际分工格局最终会落入“比较优势陷阱”。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缓慢，最终陷入被动和落后的境地。其次，单纯以低成本为优势的竞争力难以长期维系：一方面长期以出口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往往会陷入“比较优势陷阱”，这是经济后进国家必然面对的风险，也是必须解决的矛盾。另一方面，区域经济集团化已经成为世界经济运行的新特征和表现形式，由此产生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足以抵消来自中国出口产品低成本的优势，低成本的竞争力也就变得不再有意义。
2，加入WT0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要求我国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使我国的商品在国际竞争中获胜。加入WT0，为我国扩大出口和引进外资，引进国际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提供便利，有助于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产品质量提高，从而增强国际竞争力。不仅如此，今后，我国会面对更为直接和激烈的竞争，“优胜劣汰”将成为市场规则，这无疑将为各行业带来挑战、增加压力，迫使他们发展科技、加强创新、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在竞争中求得生存。
3，已经形成的大国经济是逐步形成国家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2007年我国GDP将近25万亿元，这意味着客观上我国已经走向大国经济，尤其从我国对外贸易规模上可以得到验证：2007年全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已达2.17万亿美元。庞大的对外贸易规模意味着能够对国际上某些重要商品的价格产生影响。另外，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国内需求也同样巨大，可以充分利用国内巨大的现实的和潜在的市场需求，促进国内企业竞争，产生规模经济，降低成本，从而提高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因此，我国已经形成的大国经济为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了支撑，成为国家竞争优势形成的必要条件。
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范文第4篇
自1980年以来，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额的比重逐年上升，由1989年的0.9%上升到2000年的3.9%，2001年跃居世界第六位。同时，对外贸易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出口总额中工业产品所占的比例在20年内由50%上升到90%，这一变化使得许多发达国家的学者认为中国正在取代日本而成为新的世界工厂。
但是，出口额比重这类数据并不能客观地说明中国目前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位置，贸易的发展及效益的改善要通过出口商品结构和出口商品价值的增值度来体现。鉴于此，本文将采用特化系数和出口竞争力指数来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证分析。
二、实证分析的框架及结论
作为衡量一国某类出口商品国际竞争力及其比较利益强弱的指标，一般来说，一国某类出口商品的特化系数越高，说明该国在国际分工中出口该类商品的专业化程度越高。因此，可利用特化系数来确定各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特化系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附图
其中，Xij表示i国j类商品的出口值。i表示不同国家，i=1…m；j表示不同商品，j=1…n；Rij表示i国j类商品的特化系数。当Rij＞1时，表示i国在j类商品的生产和出口方面显示出较高的专业化程度。该式的分子表示i国j商品的出口额占j商品世界总出口额的比重；分母则表示i国总出口额占世界总出口额的比重。
在运用特化系数进行分析前，需要进行几点说明：
(1)此次分析将重点放在亚洲地区，分别选取了日本、韩国、台湾、泰国、印度尼西亚、中国作为分析的对象，它们分别代表了亚洲的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和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把对美国的分析列入其中，目的是通过与美国的比较，从全球的角度更清楚地看到一个新的分工格局的态势。
(2)一个国家的贸易结构是否高度化，其出口结构中工业制成品结构及其所占份额是关键。因此，在此次分析中，主要是通过跟踪一些主要制造业产业的特化系数来观察中国贸易结构的发展过程，从而判断中国目前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这里，为了研究的方便，选取了钢铁、化工产品、纺织品、服装、机械与运输设备（自动化产品、办公及电信产品）作为分析对象。
(3)为了能够进行时间序列的比较，选取了1980、1990、2000这三年的数据。
表1 1980、1990、2000年各国（地区）主要分类产品的特化系数 （单位：%）
附图
数据来源：根据《国际贸易统计年鉴(2001)》整理计算
表1列出了亚洲各主要区域的代表国家（地区）及美国在1980、1990、和2000年中各主要制造业的特化系数。根据各产业所使用的要素密集度的不同，可以将它们进行分类。其中纺织品和服装属劳动密集型，钢铁属资本密集型，而化工产品、自动化产品、办公及电信产品属资本、技术密集型。
从表中可以看出，一方面，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和服装，仍然长期处于国际竞争的强势状态。另一方面，1980年，中国在钢铁、机械与运输设备这类资本或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品方面几乎毫无竞争力。
再来看一下日本和美国的情况。80年代初期，日本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及资本、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上都具有国际竞争优势，其中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优势更为显著。但是随后，日本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逐渐由优势转为劣势，其纺织品的特化系数由1980年的145.1%下降到2000年的60.4%。而它虽然在资本、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上仍然具备竞争优势，但这些产品的特化系数也逐渐下降，许多产品的特化系数都由先前的2以上下降到1左右。
美国的数据多少让人觉得有些出乎意料。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它似乎一直都缺乏国际竞争力。其纺织品和服装的特化系数在这三年中都没有超过70%。而机械与运输设备虽然具有国际竞争力，但它的特化系数是在不断下降的，而且远远小于日本。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在化工产品这一高技术密集型产品方面，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都是缺乏竞争力的，而美国却在这方面保持其超强实力。
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韩国的竞争力与中国几乎不相上下。但韩国在资本及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方面的竞争力强于中国。在钢铁方面，其特化系数一直大于1，它在办公及电信产品上的特化系数一直是大于2的，而它的自动化产品的特化系数上升尤为显著。从时间序列上看，我们可以观察到韩国外贸出口结构由劳动密集型产品向资本密集型产品、继而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变的一个过程。而台湾地区的情况与韩国非常相像，区别较大的地方是，台湾在服装及自动化产品出口方面的竞争力较之于韩国很弱，但在钢铁业上竞争力增长迅速，其特化系数由1980年远远低于韩国的41.2上升为2000年的139.1，逼近韩国的175.4。
表2 1990、2000年泰国、印度尼西亚各主要分类产品的特化系数
（单位：%）
1990
2000
印尼
泰国
印尼
泰国
纺织品
154.6
129.0
222.6
134.3
服装
194.8 376.8
240.0
200.0
办公和电信产品
5.4
170.9
7.5
203.6
机械与运输设备
3.9
60.6
42.0
124.6
数据来源：根据《国际贸易统计年鉴(2001)》整理计算
表2列出了泰国与印尼在一些产业上的特化系数。由于它们在某些产品方面的出口非常之少，所以有些数据几乎无法收集。从目前收集到的数据大致可以看出，泰国与中国的出口结构还是比较接近的：在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如纺织品、服装上的竞争力较强，同时，办公及电信产品的竞争能力也在逐步上升，但其他一些制成品的竞争力远远低于中国。而印尼的出口优势则还是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产品方面。在资本及资本技术密集的产业上处于比较劣势区域。
三、简要的评述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工业产业向高度化的发展没有超出雁行经济发展模式。
从总体上看，中国出口的主力依然是如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其特化系数都远远地高于其他产品；而在这20年间，日本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逐渐由比较优势转为比较劣势，甚至韩国和台湾地区纺织品的特化系数也呈下降的趋势；而中国虽然在纺织品方面的特化系数有所下降，但服装产业的特化系数总体上却是上升的，这正反映了亚洲地区以纺织、服装业为首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日本向“亚洲四小龙”，再向中国内地的依次转移，从而使得中国以服装业为中心的一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迅速提高。
这20年间，中国的机械与运输设备的特化系数逐渐上升，尤其是办公及电信产品。但是，为了更准确地认识中国在这一资本或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综合发展水平，有几点必须加以考虑。首先，虽然中国机械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在上升，但是，从它的特化系数可以看出，它的综合水平仍然是很低的，直到2000年也只有82.5%；而韩国、台湾地区、美国都在130%以上，日本甚至达到了171.8%。其次，近年来，加工贸易在我国发展迅速。90年代后，它已逐步取代一般贸易成为我国占主体地位的贸易方式，而外商投资企业则是我国加工贸易的主力军。2000年，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出口占当年中国外贸出口总量的37.21%。而外商投资的加工贸易额巨大的大型出口加工企业则主要集中于电子、机械、化工、建材等行业。所以说，中国机械产业特化系数的提高，其中很大一部分该归因于外资企业的加工贸易产品出口。分析至此，我们可以回答，为什么日本和美国在机械产业上的特化系数是呈下降趋势的。从数字上看，似乎它们在这些产业上的竞争力在下降，但其实不然。随着经济全球化及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国际分工形式开始从产业分工、产品分工走向了全球产业链上不同环节的分工。跨国公司正是从全球的视角来配置资源，它们最看重的就是发展中国家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通过对它们的直接投资将其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转化为其竞争优势。因此，它们在中国大力开展加工贸易，同时采取大进大出的生产方式，生产出大量的制成品并集中出口到欧美等其他国家。所以，以产地计算，中国在这些产品上的出口量很大；而跨国公司的母国的出口却相应减少了，在特化系数上反映出发达国家似乎在这些产业上的国际竞争力下降了。但另一方面，在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国际产业链上，各国凭借自身不同的要素优势而占据不同附加值含量的生产环节，从而形成一种全球化的生产态势。而根据“微笑曲线”理论，生产的高附加值区域位于该U型曲线的上升段和下降段，它包括产品的前期开发、关键零部件的生产，以及产品的销售及售后服务。而位于该曲线最底端的是其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主要是流水线生产，该环节的附加值是最低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就是位于这一底端，而跨国公司则位于那些具有高附加值的生产区域。所以，虽然中国在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品方面的出口大幅增加，特化系数也明显上升，但这样的出口并不一定能带来中国实际国民收入的提高，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这些产业的特化系数是被高估的。
附图
图1 1980～2001年中国机械与运输设备国际竞争力变化情况
注：竞争力指数＝（某项商品的出口额－该商品的进口额）／（该商品的出口额＋该商品的进口额）
如果该数值大于0，则认为该产品竞争力较强，反之，则认为竞争力较弱。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1)》、《中国市场年鉴(2000)》整理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基本可以看出，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中国与日本、美国的经济，甚至与韩国、台湾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基本还是处于一种互补关系。一方面，发达国家将其本国已丧失比较优势的夕阳产业向新兴工业化国家，继而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以追求成本最低从而实现国际价值盈余，同时也使自己能够集中大量资本与技术发展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而发展中国家可以借机实现其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贸易结构的转换。同时，在某些产业上（如家电业、汽车行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从事生产，但是，发达国家生产和出口该产业中较高档次的产品，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在资本或技术方面的比较劣势，只能生产和出口一些大众货。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及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也通过本国的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通过直接投资、加工贸易把各国的要素优势转化为自身的竞争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则可借加工贸易而切入跨国公司全球化产品价值链的一个或数个环节中，借以跟随世界工业技术的发展趋势，提高国内整体制造业水平。
这样看来，新的国际分工形式似乎会是一种双赢的结果。但是以劳动力这种低素质的要素参与国际分工，只能占据跨国公司国际产业链条上的完全竞争的环节，获得的只能是成本上的比较优势，而这种要素优势是不能够持久的，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其劳动力价格必然会上升，跨国公司一定会将其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转移到其他劳动力价格更低的国家。这也是当前日本、美国分别将其原来建在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一些产品生产基地转移至中国的原因。而像印尼、泰国这些东盟国家，将是中国在劳动力要素优势方面很强的竞争对手。此外，先进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转移使中国的出口大量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而像中国这样一个贸易大国，过多地依赖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会导致这类产品的国际价格相对下降，很可能导致一国的贫困化增长。
四、总结及启示
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中国利用本国的要素优势大量地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工业化的进程，加工贸易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对外贸易的结构。但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仍主要体现在其大量而廉价的劳动力供给方面，加工贸易也主要集中于加工组装这类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培育体现先进生产力的生产要素是改变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的关键。以上的分析使我们看到，中国在国际要素市场上处于要素的比较劣势，拥有的大部分是一些代表成熟的夕阳产业的生产要素，而缺乏代表知识经济的核心要素；加工贸易固然可以降低发展中国家进入世界先进工业生产体系的门槛，但如果中国仅仅停留在加工组装这类最初级的附加值很低的加工阶段，那么，中国从加工贸易中所获得的利益将要大打折扣。根据中国的官方统计，包含在整个中国出口之内的进口成分高达50%，其中大部分都是加工贸易中中间投入品的进口。如果中国能够将这些高资本、高技术含量的中间投入品进口改为由国内供给，将会加大在加工贸易中的技术含量，从而大大提高加工贸易中的附加值含量。
从目前中国的贸易方式及贸易结构来看，中国贸易增长的一个主要动力是外资力量。一旦这一力量弱化，而中国又没有培养起具有持久竞争力的要素，从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贸易结构转换，那么中国对外贸易的经济效益势必会出现滑坡。因此，对于中国来说，自然优势固然重要，但获得性优势将使中国的比较优势呈现出动态变化的特征，进而改善贸易效益，并彻底改变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
收稿日期：2002.10.08
【参考文献】
1.张二震，马野青.贸易投资一体化与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创新.福建论坛，2002(1)
2.张幼文.知识经济的生产要素及其国际分布.中国工业经济，2002(8)
3.潘悦.在全球化产业链条中加速升级换代——我国加工贸易的产业升级状况分析.中国工业经济，2002(6)
4.江小涓，李蕊.FDI对中国工业增长和技术进步的贡献.中国工业经济，2002(7)
5.关志雄.从美国市场看“中国制造”的实力.国际经济评论，2002(7～8)
6.Chang Yue,Ping Hua.Does comparative advantage explains export patterns in
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范文第5篇
竞争力及其提升的研究是国际社会一个热点。但长期局限于宏观的国家层次以及微观的企业层次。对于城市的竞争力的评价，是最近十几年的事情，如美国《城市地位评价年鉴》关于美国城市的地位的评价；欧洲学者通过城市问题、失业、收入、移民和旅游需求等对欧洲的城市进行了排名；中国不同机构或组织也在积极地选取指标对全国城市进行排名。无论上述指标选取是否合理，批判是否公正，但是，城市竞争力及其提高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是不容置疑的。城市竞争力是一个混沌的系统，城市竞争力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众多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城市竞争力究竟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在对研究城市竞争力的主要学术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1）城市竞争力研究已成为焦点
研究城市发展影响要素的实质是对于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发展能力的思考。国际竞争的主体的关注从国家竞争力、产业、企业竞争力研究到城市竞争力的转变，主要是因为城市本身重要性的突现。一个有竞争力的城市，无论对所处的国家还是所载含的企业的竞争力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国与国、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成败都取决于城市竞争力。全球化、知识经济时代，从国家竞争力、企业竞争力、产业竞争力到城市和区域竞争力竞争主体的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得到重视，使得城市竞争力的研究提上了日程。而有关国际竞争力以及企业、产业竞争力的理论和评价体系对城市竞争力的研究有很大的启示。城市竞争力的高低，表面上体现为其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等级，实质上是全球化时代城市拥有、吸引、控制、转化稀缺要素的能力。这与城市的制度建设、文化的挖掘和提升、地方创新环境的培育有密切的关系。但是传统的区位、物质（金融）资本、技术等因素不是不重要，而是成为一个基础性的因素，当这些因素具备的时候，制度、创新能力等因素的作用更加明显的体现出来。
（2）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城市竞争力
城市竞争力和竞争优势根本上取决于城市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的动态演变组合和静态组合，以及竞争力影响因素的组合等。城市的发展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城市争夺稀缺资源的过程。随着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城市数目的增加以及城市本身争夺资源的能力提升，影响城市发展以及提升城市竞争力的要素集合必然扩大。传统因素，如城市交通和自然区位在网络化、信息化的时代已经不是影响城市竞争力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影响城市竞争力的无形因素，比如人力资本、制度、文化等因素成为影响城市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城市竞争力影响因素包括如下内容：（1）城市内部的资源／能力相关因素；（2）城市外部的环境即全球城市网络／等级格局和区域竞争力、城市与区域整合度。作为一个复杂的适应性系统，城市系统内部的竞争力影响因素，即城市的资源和内部能力的组合反映和决定了城市竞争态势及竞争的核心能力。一方面，同一时刻不同城市之间的竞争力影响因素呈现不同的静态组合状态，反映了城市竞争“类型”的不同；另一方面，城市竞争是动态演进的过程，不同时刻点的同一城市的竞争力影响因素组合呈现不同的状态，表现为城市竞争优势驱动呈现不同的时序特征。所以，我们要根据不同城市、同一城市的不同发展阶段规划城市竞争力提升战略，制定提供切实可靠的理论依据。
（3）软要素越来越成为城市竞争的关键
当技术和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区域发展的优势已经开始超越区位、基础设施等物化的因素，文化等“软”因素开始成为提升区域竞争力的关键要素。可见，一个城市的竞争力取决于“起动和活性作用”的城市资源因素、成长性激励作用的城市内部能力因素，以及起推动和滞缓作用的外部环境因素。其中，外部环境对城市竞争力只起机遇或挑战作用；而内部资源则主要分为场所资源（如区位条件、基础设施条件、自然条件）和非场所资源（如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经济实力以及地方文化、制度等），内部能力则主要包括组织能力、创新能力和学习能力，这些要素才是城市竞争优势。城市拥有的关键资源、城市的创新能力以及组织学习、组织能力都是紧密联系的，他们在不同层次上对城市竞争优势起着支撑作用。其中组织学习、组织能力是创新能力的源泉，创新能力又是关键资源创建过程中的加速器，而关键资源则是竞争优势的直接来源，四者共同构成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当然，这四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作用的。那些可以更好地挖掘人的潜力的文化、制度等软要素不仅是城市发展的最终目的，而且是城市向更高层面发展的过程中吸引竞争资源、把握竞争优势的关键，所以“软”要素才是现代城市兴衰的稀缺要素。
（4）人才本位是城市竞争力的焦点
在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渗透到城市发展理念的今天，各个学科“殊途同归”，我们不但越来越关注“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核心，而且更加重视人才本位的城市竞争的理念。城市竞争力是城市创造价值的能力，城市的价值是由一个个不同的人创造的。正如刘易斯·芒福德指出的，城市乃是人类之爱的一个器官，因而最优化的城市经济模式应当关心人、陶冶人。这种城市发展要素的“以人为本”化使人们认识到，城市发展的关键是人。随着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知识和技术在创造财富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知识和技术是创造的又是通过人传播和应用发挥作用。因为：（1）通过影响城市技术创新能力，影响城市价值的创造；（2）通过影响城市技术传播能力，影响城市价值的创造和实现；（3）人力资本是创造财富的直接投入要素，其质量高低决定投入的回报；（4）人力资本通过吸引配套水平的生产要素，进而影响要素投入的整体质量。所以，在培育和提升城市竞争力时就不能忽视“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当然，在实施人才资源开发战略时，不能只依靠物质激励方式，还应该做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原则。正如Fredrick·Herzberg的双因素理论指出的，满足各种需要所引起的激励深度和效果是不一样的。物质需求的满足是必要的，没有它会导致不满，但是即使获得满足，它的作用往往是很有限的、不能持久的。要调动人的积极性，不仅要注意物质利益和工作条件等外部因素，更重要的是要注意工作的安排，量才录用，各得其所，注意对人进行精神鼓励，给予表扬和认可，注意给人以成长、发展、晋升的机会。随着城市发展进入更高的阶段，这种内在激励的重要性会越来越明显。
2
城市的优势与劣势、城市的互补与竞争、城市的分工与合作、城市的繁荣与衰落无不与城市竞争力紧密相连。因此，加强城市竞争力研究，既有助于正确认识和评价城市的现状和发展潜力，制定恰当的竞争与合作战略，形成合理的区域经济格局，实现城市间的优势互补与良性竞争，又有助于中国城市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分工，以资源优化配置和产业聚集促进城市发展，从而使城市成为拉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增长点。针对我国城市发展及增强城市竞争力，我们应该除了加大城市竞争力研究，也要积极做好以下工作：
（1）树立经营城市的意识
经营城市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建设与管理的新理念。早在20世纪中叶，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就开始出现了经营城市的思想。“经营”包括筹划、经管、组织、计划以及规划治理等方面。经营城市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转变和增强城市竞争力的必然要求，也是解决当前中国城市发展所面临的困境的现实需要。以后城市现代化建设必须要有经营城市的意识，正如大连市按照“不求最大，但求最好”的城市发展思路，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经营城市，增强竞争力”的路子，使得大连这一北方城市在中国城市竞争力综合排名中连连攀升。所以，我们应该要像经营企业或商业一样经营城市，要在明确的城市定位和城市发展战略的指导下，以可持续发展的眼光确立城市的先导产业，强化支柱产业，积极、有序地推进城市的扩张，打造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和核心竞争力，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城市形象的塑造和推广，最终达到使城市不断增值和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2）制订适当的城市定位
一个城市的正确定位是城市竞争力不断增强的先决条件。所谓城市定位，就是指城市为了实现最大化收益，根据自身条件、竞争环境、“消费需求”等方面及其变化，确定自身各方面发展的目标、占据的空间、扮演的角色和竞争的位置。J.弗里德曼（Friedman）在研究世界城市体系中提出，一个城市的地位和作用，不在于人口规模的大小，而在于参加国际经济社会活动的程度以及调控和支配资本的能力。而城市地位和作用的大小正是城市竞争力的具体反映。目前，中国城市定位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大部分城市都采用类似的分析方法追求几乎相同的目标地位。其结果是造成各个城市产业严重同构、重复建设盛行、大量企业产能过剩、区域城市间恶性竞争、城市建设千城一面。定位准确，城市可以最有效地配置和利用城市内外的资源，最大限度地创造财富和提高城市竞争力。反之，城市定位失误或错误，不仅会使城市失去发展的有利时期，还会因为浪费城市发展资源和功能错位而导致城市发展缓慢，竞争力不强。
（3）重视城市的软环境建设
中国城市里的大楼不谓不高、马路不能说不宽，但中国城市竞争力却不强。因此，城市竞争力增强不是通过建几栋高楼大厦、修几条宽敞的马路等方面就能实现，而是应该通过大力发展软环境才能不断提升我国城市竞争力。软环境（如文化环境、政治环境、信息环境和社会秩序环境等方面）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要素。譬如，在城市文化建设上，通过转变城市居民的思想观念、营造宽松自由、兼收并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健康文化；创建讲究信誉、等价公平的道德标准以及鼓励个性和激励创新的竞争氛围建设，都将大大提高城市的竞争力。城市“软”环境不但增强城市“硬”环境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更重要的是它还是城市的创新动力和使交易成本的降低。诚实守信的商业环境降低交易成本，催促商业活动顺利进行；尊重知识、人才的文化环境酿造的浓厚创新氛围有利于城市技术和知识创新；公平公正的制度环境直接激励企业和个人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这些都可以大大增强城市竞争力。中国城市发展在软环境建设上重视不够，需要改进的空间大，需要作大量研究和积极实施。
（4）推进城市产业集群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