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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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艺术范文第1篇

关键词：群众文化；艺术教育；社会意义；分析

引言：

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国家在群众文化建设方面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与支持，重点倡导发展群文事业。群众文化艺术活动是以广大人民群众为主要对象，通过自娱自乐的文化形式，达到强身健体，愉悦身心的目的，进而真切的体现出当地区域的实际生活状况。比如，举办形式多样化的社区活动，广场舞文化、文艺汇演等，都充斥着人们的生活当中，在提升群众整体品味和修养时，也能提升他们的思想境界，全面感受到艺术的魅力。

一、群众文化艺術教育概述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古代的先祖们在劳动生活创造出来多样化的文明类型，这种形式的文化在经过岁月的沉淀成为了人们丰富的形式内容，也是我今天口中所提及的群众文化。因此，新时期背景下，党和国家都在大力提倡推进文化事业的发展，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同时，每一位群众都是群众文化艺术教育的人物，且艺术活动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群众文化艺术教育不受地域的限制和约束，即使目前我国城市和农村在文化和经济水平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但是他们的群众文化教育丝毫不受影响[1]。所以，群众文化艺术教育应该更加倚重教育资源和力量不足的地区，以提升全民整体道德素养为目的，建设和谐稳定社会为主要思想，通过文化教育改变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观念，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群众文化艺术教育的社会实际价值和作用

1、群众文化艺术和社会发展的关联性

社会经济和文化之间有着紧密相连的关系，文化的发展可以助力经济的发展，而经济发展可以带动文化进步。目前，各式各样的文化艺术活动已经开始步入各家各户的门槛，无论是严寒或者酷暑，都抵挡不住群众开展文化艺术活动的热情。近年来，象棋爱好者、广场舞爱好者一到早晚都会开始组织文化交流活动，社区工作人员也会通过短片宣传的方式，带动周围的社区加入到浓烈的艺术活动中来。

群众文化是通过群众独立的创新，再通过自身的方式去传播给大家。“艺术来源于生活”艺术和生活息息相关，社会的不断发展，逐步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在竞争激烈的时代环境下，艺术教育中所提及的艺术思维、审美观念、人际交往等，都是人们在社会发展中需要掌握的基本技能。当代社会不仅需要文化修养高的人，更需要能够适应时代步伐的人，只有这样才能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群众文化的进一步丰富对带动经济发展的成果还有待证实[2]。

2、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重点提出“走群众光线”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工作内容。其一，群众文化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发挥着关键的助力作用，也体现出了丰富的精神文明，可以看出文化在社会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群众文化实际上一种面向基层群众的建设工作，在发展中每位群众都会参与进来，简单来说，能够将社会的真善美传播到每一位民众的心理，有利于促进人类与社会的和谐相处。尤其是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的重要时期，改革的不断深入，群众文化艺术教育能够发挥出调节的作用，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与参与性。另外，群众文化活动可以满足民众精神文化的基础需求，能够构建出让他们身心都得到全面满足的和谐空间和阵地，心灵在享受艺术的同时，也能提升其精神境界。

3、推动社会审美教育的发展

目前，国外很多发达国家非常重视群文艺术教育的发展，他们建立了老年人生活俱乐部以及群众艺术馆等。群众文化活动的实施和教育主要教育对象是针对社会文化知识和技能偏低的民众。在实际文化艺术教育活动开展中，更加注重群众的身心发展，通过轻松愉悦的方式融入丰富的娱乐内容，培养社会群众的审美观念和综合素质，这不单单是体现在简单的文化理论学习上，更为重要的是提升社会大众的整体修养和素质。

4、促进社会经济高速发展

群众文化是社会建设中的重要载体，一旦形成就是独具特色的品牌文化，能够为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发挥着关键的助力作用。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群众文化已经通过网络媒介传播的方式成为了大众娱乐的形式，人们被多样化的文化项目所吸引。这时，需要群众文化去改变人们的思想相当关键，政府所提倡的群众文化基地是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在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时，还能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构建出良好积极的社会发展氛围。其次，丰富群众精神和内涵的基础上，提升了他们的文化素养，促使人民群众以最佳的精神面貌加入到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去，为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3]。

社会文化艺术范文第2篇

其一，是个体艺术与群体社会艺术之间的关系问题。一如我们所知，社会从来就是由个体的组合和支撑所形成的。没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的集成和相互认同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在艺术方面也是这样，没有个体在艺术上的相对独立和个性化的创造，就不可能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艺术。这就是说公共艺术的实施与发展并非与个体的生活经验、精神诉求及个体的艺术语言的实验相对立或疏远，而公共艺术的建立和发展恰恰与艺术家个体的生存经验及生命精神是相通融的。

从历史上看，在艺术的现代性和当代性涵义中，艺术家个体精神和个体经验的显现与张扬，成为其显在而重要的部分。可以说，自西方15世纪文艺复兴启始，由于摆脱了神学中心主义在思想和精神生活上对于芸芸众生的束缚，人的尊严和自由的信念得以抬头和光大。随之，在艺术作品中逐渐从表现神及超经验世界转向表现人世上独特而重要的内容，即人的日常生活和感情生活，从而成就了大批富有人性和个体特性的艺术作品。在19世纪中期20世纪前期，现代艺术的精髓在于高扬精英主义和历史进步论的旗帜，强调现代精英艺术对传统艺术及美学价值理念的反叛与颠覆，在一定意义上说，它同样强调了艺术中个体经验及思想情感的重要性。一如当代法国著名学者皮埃尔・亨利・塔瓦洛所言：“这种从传统中解脱出来，摆脱了等级制度的束缚，甚至摆脱了社会束缚的个体思想，在此不论是一种成果、一种展望，还是一个幻想都无关紧要，它为‘现代性’的出现作出最具感染力的解释提供了线索。”，但相对于当代艺术的特点而言，现代丰义艺术属于由精英主导的艺术革命及启蒙运动，它关注的焦点是具有绝对性及终极性价值理念下的艺术本体及其形式语言问题，以及在线性历史观之下对艺术远景和人类理性的憧憬，它虽然重视和肯定艺术家个体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但这些还不是该时期艺术及艺术史普遍关注的对象本身。而当后现代文化和艺术来临之际，由于人们对包括艺术史在内的线性史观、进步论、精英主义及其绝对性价值的怀疑，使得人们从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哲学及语言学等角度来认真地关注艺术作品中个体的因素、作用和价值地位。形成此现象的原因很显然，当一个时代或社会被某种非人性化的势力或思想所支配，个体的生存经验及生活感情被某些强势话语所忽视和排斥的时候，或当艺术创作与交流被权力和金钱所支配的时候，个体的存在与显现，个体的自觉与反思以及个体的创造与个性在艺术的大潮中就显得十分必要和珍贵。正如人们所感知的那样，艺术作为人文的一部分，它的形式语言及思想情感的鲜活性、真切性和差异性――恰是艺术的永恒魅力和价值所在。

在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形态的演进过程中，由于高度的权力化、知识专业化和商业化，无论是普通大众还是艺术家都面临着不同的矛盾和压力。在当代社会中，艺术的创作无论是在形式语言上还是在文化观念的诉求上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各类强势力量的挤压或裹挟，弱小的个体的思想和创造力势必会遇到各种难堪的境遇和压力，乃至作出不情愿的妥协和放弃。这不能不说是当代艺术现象中的无奈和悲哀。无论是从社会历史形态的角度还是从观念形态的角度上来观察我们所处的当今中国社会都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由“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文化形态同时并存的时代。它从传统的知识及单一的价值信念逐渐走向了由知识精英为社会开辟的现代变革之路，随着后现代文化的到来而呈现出文化价值及发展方向的困惑以及空前的多元化形态。因此，在艺术的文化和社会观念以及美学观念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平衡性和矛盾性，加上权力和金钱无所不在的影响，艺术家个体真诚的和富有创造性的艺术生存就必然会面临多种问题。我们在中国近20年来的城市公共艺术的发展过程中可见，在中国近20年来的城市化及其制度化发展之理性进程中，在公共艺术建设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上也呈现出许多不良的现象，如在公共艺术方案的规划、征集及作品的遴选与实施过程中，由于过于行政化和表面化，片面理解和强调了公共艺术的社会属性而忽略了发挥和尊重艺术家个体的创作意向及艺术个性，使得许多所谓“城市雕塑”显现出缺乏应有的文化深度和精神内涵，缺乏应有的时代意识和艺术品质。形成这种状态的根本原因，从社会政治学的角度看便是在势如大潮的现代化进程中文化艺术体制的官僚化及其管理模式所带来的弊端，造成了工具行为(政绩时效及利益时效至上)的膨胀而致使价值思维及道德判断的放弃。在公共艺术的实践过程中直接带来的后果便可能是压抑r作为个体生存并独立创作的艺术家的精神思维和创作的自由。其实，这在世界范围内的公共艺术实践中，艺术家个体与社会化的艺术制度及行为方式之间会经常发生矛盾和冲突，这正如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呈现的差异和矛盾一样。而我们的政府和专家机构以及公共艺术舆论批评的职责，在相当重要的方面就在于在把握公共艺术的创作和实施过程中，如何在激励和尊重艺术家的真实情感及个性精神的同时，激励和协调社会化和民主化的公众参与，使得公共艺术一这一公共领域的艺术方式――成为艺术家和社会公民在精神文化和行为方式上相互交流、共同协作和自我教育的良好途径，而不至于使得公共艺术的公共性和艺术性成为完全受权力或金钱操纵的牺牲品，而失去了它应有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当然，在艺术介入公共空间时，由于社会各种利益团体的介入和制约，艺术家与政府机构，艺术家与社会方面的沟通以及必要的妥协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其最高原则应是运用社会资源(如纳税人的金钱和共有的公共空间等)而需有益于社会的整体利益，自然，这其中也包括了艺术家个人的权益。

这就有必要从另一个视角来要求我们的艺术家，应尽可能具备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文化觉悟和使命意识。也就是晚，当自己的作品有机会进入公共空间的时候，应使自己的生活经验、精神理想和艺术创造力与自己所处的社会进行真诚而具有建设性的对话，以自身“小我”看到并关联社会之“大我”。与此同时，肩负起社会批评与文化反思的重要职责。毕竟公共艺术的社会功能并非仅仅是纯形式的视觉美化及环境装饰，它必然还要担当起社会反思、警示和批判的文化使命。事实上，作为以“反思”“祛魅”和“启蒙”为特性的现代艺术的历史使命并没有真正完结。正如西方当代哲学家哈贝马斯所论及的观点，“作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启蒙工程并未失败，它仍有 理由得到我们的改造。改造的关键，就在于交往理性的建设，……更不能把文化紊乱的责任，完全推到文艺现代性的头上。”：显然，在公共艺术的职责中也理应包含思想、道德以及社会交往准则方面的启蒙与批判。而在这方面，当下中国的公共艺术创作尚有较大的欠缺，大多数作品流于一般性或雷同化的环境装饰、景观美化或文学故事性的描述。实际上，社会的现代化正在于科学理性、道德理性和艺术理性的自觉与协调，这需要我们这个正处于现代转型时期的国家和民族在个体性的艺术和公共艺术方面起到推动社会变革和进步的作用。因此，我们对于个体性的艺术实验和公共艺术这两个不可或缺并且相互影响的艺术范畴，都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理解和宽容。若这两个艺术范畴都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我们的艺术文化和社会生活将被证明为更具有活力、自由与和谐。就中国当下的艺术情形而言，我们希望能够有较多的具有当代思想性、艺术个性及社会关怀的艺术作品进入公共艺术的领地。

其二，是公共艺术的资源与社会方式的整合和利用问题。实际上，当代艺术融入公共空间或使艺术资源进一步的社会化、公益化，就需要使艺术的社会资源加以整合并充分利用。这些资源主要是指艺术博物馆(美术馆)、各类艺术的公开展览、艺术学院的开放式教育与艺术培训活动。应该说，除了长期固定于开放的公共空间的艺术作品(如雕塑、壁画、装置及影像作品)之外，艺术博物馆的社会福利制度及开放性的展览与艺术讲座；各地艺术院校的艺术教育改革与艺术的社会参与及艺术服务活动，都是当代公共艺术建设与传播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因为，社会大众需要通过更多不同的机会去接触艺术和享有艺术，建立起公益化及平民化的艺术展览机制，适当地加大艺术的普及教育与开放式办学，都将有利于建立起综合的、立体的公共艺术体系，服务于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型的艺术需求的社会公民。也就是说，首先重要的是明确和树立公共艺术的价值观念和公益的艺术制度，以求现有的艺术资源更多地为全民社会效力。因而，有围墙和没有围墙的展示空间，长期的和临时的艺术展览，文凭化的教育和非文凭化的艺术教育，都可以成为实现公共艺术之文化精神及社会目的的方式和载体。也只有这样，才能促使公民大众有更多机会介入艺术或直接进行艺术的鉴赏和创作，以培育其公民的人格和聪慧、自由的心性。

社会文化艺术范文第3篇

[关键词]医学英语术语；汉译；文化心理

西医是近代和现代西方国家的医学，并在16世纪传入中国，之后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与发展。西医进入中国以后，大量的医学书籍被翻译成中文，大量的医学英语术语进入到汉语词汇当中。为了能够使西医在中国得到有效地传播，促进中外医生的交流与合作、规范医学教学、医学英语术语的翻译的准确性、简明性及统一性成为医学领域及医学翻译人员共同努力的目标。在医学英语术语汉译过程中，需要了解医学英语术语的相关知识、中西医之间的差异、中英文语言上的差异。同时，在汉语不断吸收容纳外来英语词汇的过程中，也体现出复杂的民族社会文化及心理。本文透过医学术语的汉译策略及方法，探讨社会文化心理对医学术语汉译的影响。

1医学英语术语汉译策略及方法

1.1音译

音译是英语和汉语中都存在的一种常见的借词法（黎昌抱，2001）。音译利用读音与英语发音近似的汉字进行直接地转译，汉译文字最大程度地保留原文语音，并失去汉字自身的意义。在原英语术语没有对应中文或人们对新事物颇为陌生的情况下，许多译者往往采用音译的策略对外来英文术语直接借用，从而有利于新事物的快速传播。

1.2意译

意译指将构成英语术语的词素用对应的汉语词素进行翻译。意译强调事物的本质、用途、特点等等，让读者能够快速、直接地理解把握术语的含义。同时避免了音译术语冗长难读、读者容易产生错误联想等不足之处。意译而来的医学术语占外来术语的大部分。

1.3音意结合

音译结合意译的策略一方面保留了英文原词的风格及读音，另一方面也让读者能更清楚把握词意。医学术语汉译音译结合多应用于翻译包含有特殊地名、人名冠名的术语。医学英语术语特点之一是冠名词的大量使用。对这些特定冠名词进行汉译时，首先需要了解术语的词源及原文真正的含义，再根据术语的构成，多数情况下对人名、地名进行音译，对术语中表示词性及类别的词素进行意译。例如TetralogyofFallot（法洛四联症）、Parkinson’ssyndrome（帕金森氏综合征）、Meniere'sdisease（美尼尔氏综合症）、Cushing’ssyndrome（库欣综合症）等。这些例子都通过音意结合，保留了原词的音和形，同时兼顾其词意。当英语术语的词源对译词的影响较小，为了让读者更准确、更直接地把握术语含义，译者会选择意译来直观表达。如loopofHenle（髓袢）、Bowman’sCapsule（肾小囊）、fallopiantube（输卵管）等。这些词例的汉译都省略了对英文原词定名词的转译，而采取直接完全意译的策略表达术语含义。

1.4形译与借用

所谓形译，即在汉译过程中借助英语原文，或通过汉语加工，选择形象生动的词素转译原词中对事物形状、形态特点的描述。如spiralfracture（螺旋形骨折）、T-bandage（丁字带）、U-shapedplastercast（U形石膏托）。这些英语术语中均具有对事物形状的描述。通过形译，译词最大限度保留对形状的一致地、形象地描述。另外，医学英语术语中具有大量的首字母缩写词，这些缩写词具有特殊、固定的含义。在翻译的过程中，越来越多译者采用字母直接借用的方法进行翻译，或借用字母与汉语词素搭配，从而更能简明地表达词义（黎昌抱，2001）。

2汉民族社会文化心理对医学英语术语汉译的影响

英语具有强大的吸收同化功能，同时英语民族的“开放型”的文化心理使英语医学术语中融入大量的、多源的外来词（李洪伟、蔡郁，2011）。不同于英语民族，汉民族在汉译过程中力求保留汉语系统的完整性、独立性，坚守汉语自身的凝聚力和改造力。因而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往往采用意译而排斥音译，并对术语进行加工，使其汉化。例如很多医学术语都经历了一个音译到意译的变化过程。在新事物引入时，通过音译快速让读者熟悉新事物，广泛使用后再开始强调意义、译语文化，并逐渐加工转换为汉民族的语言。如，laser-莱塞-激光、vitamin-维他命-维生素、penicillin-盘尼西林-青霉素等等。再如，利用读音与英语接近的汉字且汉字本身的含义与英语词素恰好契合，结合构成半音半义词，如ban-dage（绷带）、silicosis（矽肺）、calcemia（钙血病）等等。这些例子都表明汉字在吸收容纳外来词的过程中，力图将其改造汉化而维持汉语系统的独立性。这种心理使得英语术语在翻译方法及策略的选择、汉译术语使用方面呈现出特定的变化。（1）包容求简的心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国各民族之间交往日益频繁，汉民族展示出了更为开放及包容的心理。同时随着医学的不断进步，新的疾病、治疗方法、药物被发现，越来越多的医学英语术语通过音译及直接借用等方式涌入汉语词汇，让新词在传入初期能够更快、更直接地得以传播。汉民族在开放地接受及使用这些汉译外来词的过程中，也在不断追求汉译术语的简洁明了，让读者能够方便阅读，快速获取原文的信息。例如Cesareansection（剖宫产）、Henoch-SchoenleinPurpura（过敏性紫癜）、这些术语因为包含了特殊名词，如果直接音译将会增加使用者的阅读难度，而通过意译，大大简化了译词并有利于读者快速理解词义，充分地显示出人们去繁求简的心理。另外，英语术语中大量的首字母缩略词，在汉译时选择直接借译，如CardiacPulmonaryResuscitation（CPR），IntensiveCareUnit（ICU）,humanimmunodeficiencyvi-rus（HIV）等等，这些字母借译的术语越来越广泛被使用并为人们认识及熟悉，让读者感受到其在使用过程中带来的简便。（2）委婉含蓄汉民族委婉含蓄的传统文化使我们采用曲折迂回、间接的方式表达自己思想，选择隐晦的词语来替代忌讳、不便或不愿提及的事物。这种社会文化对医学术语的汉译产生了相应的影响。为迎合人们的审美心理，使译词更好地传播及使用，通过音译以及汉语词素的加工及筛选，将英语术语的音、形、意形成有机和谐的整体，并产生形象鲜明、极富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的表达效果（赵爱武，2006）。例如Alzheimer'sdisease（阿尔兹海默症），Alzheim-er'sdisease通常有阿尔兹海默症及老年痴呆两种翻译，虽然前者冗长难读但比后者更为广泛地被使用。再如radicalmastectomy,根据英语词素翻译为“根治性乳房切除术”，而另一译词“改良根治术”的使用更广。这些汉译术语使用的选择体现出中国人追求含蓄委婉表达的心理，从而减少人们对疾病的恐惧，也为减轻家属对病人的悲恸之情。（3）祈福求安避凶祈福、趋安求稳的心理在汉民族社会文化心理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语言成为人们祈福求吉的手段之一。人们通常会利用谐音避凶祈福，利用同、近音字指代美好事物，以寄托美好心愿。在这种心理的影响下，汉译过程中，在词素的选择方面往往需要考虑汉字本身的含义及可能由此而产生的不同的联想。例如在翻译医学英语术语中的大量药物、药品名时，我们大多采用音译策略，音译词中的汉字选择往往避开了不祥、不吉利的词素，而选择了寓意吉、安、福等含义的汉字。如chlortrimeton（扑尔敏）、Motrin（美林）、Legalon（利肝灵）、Librium（利眠宁）、Contac（康泰克）、Coldrex（可立治）等等。这些药物的汉译术语中包含了“利”“灵”“宁”“康”“治”等让人们产生美好联想的词素，体现出祈福求安的社会心理。

社会文化艺术范文第4篇

一、电视传播艺术的时效性与大众文化的关系

电视是当今媒介传播中最快的、最准的。电视艺术传播中的特效性包括电视声音与电视画面的有效合理结合，在传播过程中最容易被受众接受和理解，也加速了受众对电视艺术传播信息的接受能力和识别能力。利用电视传播艺术的时效性，电视媒介可以将一些突发新闻或重大事件及时传播给受众，因此报纸、广播、期刊媒介的传播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时效性就有些落后。电视也是利用这种快速时效性的方式而摘得头魁。

电视传播作为最有时效性的媒介，它在艺术传播方式的构成元素、构成因素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电视声效与电视画面一旦结合，一方面增强受众接受信息的能力，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受众提高文化内涵的渠道，其中最为显著的变化有：第一，电视艺术的传播让大众传播真正地做到“大众传播”，使不同地区、不同年龄、不同民族的受众在同一时间获得统一信息。如：电视的传播让全国的受众可以在每年大年三十晚上八点钟，一起收看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使真正意义上的“一家人”可以团聚在一起。第二，电视艺术的传播在电视画面和电视声效的作用下（画面中的构图、色彩、灯光以及声效中的音乐、节奏），经过电视后期包装的合成、处理，变得越来越真实、清晰。如：在电视中观看选秀节目，在节目中声效可以很好地和画面相结合，感染电视机前的受众，让受众的情绪被节目所带动，看到搞笑画面可以尽情大笑、感人画面可以尽情哭泣，使受众可以真实地融入到节目。总而言之，电视媒介的传播艺术增强了受众接受电视画面和电视声效的能力，使受众的眼睛和耳朵得到最具感官意义的体会。

二、电视传播艺术的广泛性与大众文化的关系

电视艺术下的大众传播有很多种传播方式和途径，人们除了通过眼睛和耳朵在画面和声效中识别信息，还可以通过身体感官的记忆功能对信息进行更深层次、更多内涵的理解和思考。人们在观看电视时，如果电视节目具有很大吸引力，大多数受众会很认真地观看节目，这就是电视艺术传播广泛性的最直接的体现。

人们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认识许多文字，还需要具备很多的想象力，才能读书或看报，体会出文字印刷媒介所具有的魅力，而电视艺术的传播是用最简单、最便捷、最易懂的方法使真实事件和重大新闻传达给大众，人们只要能具备听觉和视觉，就能简单理解电视媒介所传达给我们的信息。也是因为这样的优势，电视媒介通常使用最简单、最单纯的语言和最生动、最美好的画面传播信息，越来越多的电视节目受到大众的喜欢和追捧。如电视剧、新闻、音乐、戏剧、纪实、娱乐等，这些不同的节目满足了人们社会生活不同年龄、不同喜好、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需求，电视艺术的传播越来越深入每个受众、每个家庭、每个国家，也越来越离不开现代人们的生活。例如，人们可以随时打开电视观看电视节目。如果电视节目能在几分钟内吸引受众的眼球，受众就会锁定此节目、此频道成为此节目的长期粉丝，但是如果电视节目不能在短时间内博得受众的喜欢，这就降低了电视媒介传播的广泛。因此，艺术在电视媒介中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如何能在有效时间内传播准确信息或博得受众的眼球，也是电视媒介传播在未来的发展中需要加强和完善的主要问题。

三、电视传播艺术的真实性与大众文化的关系

电视媒介主要以立体的声效和生动的画面传达给受众，因此它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和号召力。电视媒介立体的环绕声可以真实地传达节目或新闻的言外之意、言外之情。无论是新闻节目、娱乐节目、纪实节目、体育节目或戏剧节目，节目中主持人抑扬顿挫的声音可以很真实地传达节目的感彩，这种富有感染力的声音，比文字印刷更容易获得观众的共鸣和喜爱。特别是新闻类节目，电视可以直接提供新闻的真实现场录音和画面，增强新闻的真实性，还原新闻信息的第一现场，为观众提供最真实的“身临其境”。另外，收看电视的受众在观看节目时，由于受他们自身的文化内涵、思想观念、社会环境、不同地域等因素的影响，他们接收到电视媒介传播的内容也会有所不同，甚至有的可能误解或弯曲节目所传播的真实内容，所以，电视传播要求电视节目小到形式、大到内容，整体的节目规划和筹备都要简练、真实，并且兼顾不同受众人群的文化理念，力求适宜。电视媒介传播通过电视声效和画面等信息作为传播艺术的载体，使人们的听觉和视觉得到完美的延伸。自电视媒介诞生之日起，就达到声画俱全的卓越境界，现在，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电视已经成为人们最为喜欢、最为广泛、最为实用的媒介传播形式之一，在人们的生活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变成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如今，各种媒介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不同年龄、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性别等各种社会经济阶层的人群中，电视的受众人群是最多的。因此，电视媒介的艺术传播影响是最为强大的。

四、总结

电视媒介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新鲜感、维持生命力，是电视艺术未来传播发展需要思考和进一步完善的。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当今的电视已经不再过多地享受国家拨款资助，电视媒介必须自求发展、自营利益、自谋生路，才能在激烈的媒介竞争中取得生存和发展。因而，更多的电视节目为了获取利益点，已不再注重电视媒介艺术能带给受众多少文化内涵，而是更多地在节目中插播广告。日复一日，很多的受众都不再太多地锁定电视节目，而是通过互联网等新方式来观看节目，因此，电视媒介的收视率也迅速下滑。总之，如果想扭转电视发展的趋势，必须从根本上减少广告的插播，重新做起，重拾受众的关注度。试想：企业或广告商给某节目投入资金，要求大量播放广播，而这种广告投放的狂轰乱炸，注定会失去受众，没有受众关注节目，电视节目、广告商最后的结果也是徒劳无功。大众文化对电视媒介的传播有很重要的作用，没有文化内涵的电视艺术是空洞的、乏味的、单调的，只有表面上的浮夸，没有耐人寻味的意境。电视媒介传播只是用最生动的画面和最立体的声效，为受众提供了最完美的视觉盛宴，同时，这种画面和声效的包装设计又与大众文化紧密结合，获得了受众的喜欢和关注。因此，电视媒介与大众文化是不能分开的，它们是一对相亲相爱、荣辱与共的“亲密爱人”。

社会文化艺术范文第5篇

一、勾栏瓦舍音乐场所的出现

瓦舍是宋代的商业集中点，也是娱乐中心，又称瓦肆、瓦子，勾栏是瓦舍里的是固定的演出场所。据《东京梦华录》京瓦伎艺的记载，“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纳数千人。”2瓦子有南瓦、北瓦等大小不一，“棚”指勾栏，勾栏大小不等，数量繁多。瓦舍中的说唱艺人繁多，艺人有嘌唱弟子张七七、诸宫调孔三传、张山人等等，说唱艺术表演形式繁多如小说、说经、讲史、商谜、陶真、诸宫调等等。宋代人民对瓦舍表演趋之若鹜的喜爱程度，反映了宋代社会生活的新风气。民众文艺娱乐风俗场所的变化，说唱艺术种类的数量等，人们的说唱民俗审美水平不断提升，民间俗乐文化现象的也得到更广阔的发展，说唱艺术得到良好的展演和传播。

二、小说、故事文化兴盛

唐至宋后，音乐文化由宫廷向民间转移，说唱艺术的文化现象也发生改变。近古时期，民间故事、神话、小说作为语言民俗的民间文学中一部分兴盛起来，说唱艺术的题材内容上出现以小说，民间故事为主的艺术形式，如讲史、诸宫调等。

诸宫调题材主要来源于民间故事，吸收唱赚的形式，由多套曲牌组成，每套曲牌使用一个宫调，不同套的曲牌则使用不同的宫调，是一种有说有唱、说唱相间、以唱为主，表演情节复杂的长篇故事的说唱音乐形式。为勾栏中说唱伎艺人孔三传创。两宋时期流传的诸宫调作品多数都已经流失，保留至今的只有《刘智远诸宫调》、《西厢记诸宫调》与《天宝遗事诸宫调》。这些作品所写的内容广泛，也主要是民间小说故事和讲史两大类。如《《刘智远诸宫调》所描述的是五代太原刘智远贫困无依，在小地主李家受尽虐待，到太原投军后发达之事，反映了当时人民生活的严酷，符合当时社会潮流，满足人民的审美要求的民间故事。

三、说唱艺术的人群组织

民间文化由民众所创造，说唱艺术的传播上离不开人为载体，民间文化与说唱艺术依赖于人的发展。由于宋以来民间风俗的变化，宋以来士大夫阶层、文人、妇女等百姓皆有参与说唱艺术；近古时期说唱的伎艺人也是以民间艺人为主流，《武林旧事》卷六：“或有路歧，不入勾栏，只在耍闹宽阔之处做场者，谓之‘打野呵’。”3南宋出现了说唱艺术的民间书会和社会等行会组织。社会是专门从事表演艺术的专业组织，书会是指专为其由编写说书话本的艺人组成的社会，成员大部分是科举失意但又有一定才华和社会知识的艺人，也有一部分是低级官吏、医生、商人以及较有才学和演唱经验的艺人，还有著名的遏云社（唱赚）、雄辩社（小说）组织。

宋代以来民间音乐盛行，士大夫阶级与民间群众的创作交流，雅俗互相发展。以鼓子词为代表，?振铎先生提到：“鼓子词见于宋，是小型‘变文’，是用流行于宋代的词调来歌唱的；当为士大夫受到变文影响之后的一种典雅的作品。”4鼓子词是当时文人士大夫所作，宴会宴飨时作为娱乐使用。文人士大夫创作的鼓子词也应用于民间鼓子词表演中，如现存作品吕滨老《圣节鼓子词》，在勾栏中表演供市民欣赏，是带有很强叙事风格的说唱形式。从鼓子词这一说唱艺术可知，士大夫阶层文化生活与民间融合，雅文化向大众化发展。

四、说唱艺术与民间信仰

唐代佛教鼎盛发展，说唱艺术中讲经为主的“变文”是民间佛教信仰的体现。至宋代以宝卷为代表，讲唱内容多是从良劝善故事，宣扬佛教因果报应。说唱艺术被运用在劝化、警士、感动、教育的宗教行为之中，是民众的精神寄托。

宋朝是儒、释、道为一体的时期，宋代道教深入人心，道教文化占有一定地位。“道情”一词见于唐末五代，原是道士布道、化缘时唱的道歌，后逐渐发展为一种民间说唱。南宋时因用渔鼓、简板伴奏，故称“道情渔鼓”，道情流行于宋元明清，宣传道家思想的说唱形式。内容上，多为道教劝世之伦理说教；表演上，说唱者主要是云游道士或一些民间艺人。道士在民间唱道情的宣传活动常常是在热闹处即兴说唱，以吸引过往行人驻听。明代有打渔鼓说道情送旧迎新的习俗，明代沈周《送岁歌谢宗道士鼓板》诗曰：“打渔鼓，唱道情，说生说死说功名。……新年别唱贺新郎，送旧迎新渔鼓忙。”5道情作为一种语言艺术是当时期的道教思想的体现，具有劝世、警士性等。道情说唱是道教民间化的产物，是对道教教义思想的通俗演绎，在民间俗信仰体系中占有一定位置。6说唱艺术被运用在劝化、警士、感动、教育的宗教行为之中，表达民了众的精神寄托。

注释：

1 加藤繁.《中国经济史》[M].华世出版社：1970.9，第204页

2 转引：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M].人民音乐出版社：2015.1，第422页

3 夏野.《中国古代音乐史简编》[M].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10，第118页

4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M].中国编译出版社：2013.1，第2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