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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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研究方法范文第1篇

民族志概念及方法引入

民族志的英文为Ethnography，其中ethno意指“一个民族”、“一群人”或“一个文化群体”，graphy是“绘图”、“画像”的意思，所以，Ethnography的意涵便是“人类画像”，是同一族群当中人们“方向或生活”的画像。民族志（Ethnography）是一种写作文本，它运用田野工作来提供对人类社会的描述研究 。Ethnography原为社会人类学者以参与观察的方法，对特定文化及社会搜集资料，纪录，评价，并以社会或人类学的理论，来解释此类观察结果的一种研究方法(刘仲冬，2001)。在质化研究中，民族志研究成为社会研究的一种普遍的途径，它被许多学科及应用领域采用，如社会与文化人类学，社会学，人类地理学，组织研究，教育研究与文化研究等。民族志研究普遍上又被称为“人种志研究”或“俗民志研究”。

民族志内容主要为相关人的访问内容、档案记录，从此内容，可找出特定团体与组织之间的关联，并为关心大众以及专业的同行撰写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 ，而民族志学家则记录人们的日常生活，研究的焦点放在人类思想和行为中较可预测的型态上。民族志的产生通常需要相当长时间的实际体验，如吉尔兹所说的，在人类学界，即社会人类学界从业的人所作的工作就是民族志。在结束实地参与回到自己的家园之后，人类学者以一定的叙述框架论说这种参与的体验与发现。其中包括确定报道人，访谈报道人，民族志记录，描述性问题，结构性总问题，对照性问题，文化主题分析，民族志写作等内容。

民族志方法科学性阐释

在科学史的发展过程中，民族志作为一种科学研究路径也有它自身的发展历程，依据科学性标准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传统民族志、现代民族志、反思民族志或实验民族志。

在传统民族志发展阶段，主要是以有自己的文化特色的民族志为主，如中国的《山海经》、二十四史中的“蛮夷”部分、古希腊作家希罗多德的《历史》。中世纪以后，出现了由探险者、旅游者、殖民地官员和传教士观察所写成的民族志。这一阶段出现的人类学家们，如：摩尔根、巴斯蒂安、马雷特、弗雷泽等，研究者们谈论着各种人群的行为和仪式，他们却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人；他们引用别人的资料，可是并不知道这些资料是怎么得来的，受到了人们的广泛质疑和批判。传统民族志方法运用阶段，也正是世界格局中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殖民扩张刚刚开始等一系列背景因素交织而成的结果，这时的科学性标准是以对异文化的基础描写而成的，也是一种宏观的“风物志”，而所具有的描写目的多是因为探险、旅游、殖民扩张、传教等。

人类学的原本主旨是对“他文化”的探索。在20世纪之前，来自西方社会的人类学者广泛收集非西方文化的资料，试图理解人类的本性与人性的起源及进化过程。传统民族志所用的材料是来自殖民官、旅行者和传教士的记录，这些记录带有很重的殖民主义价值倾向。现代民族志的研究目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时已经是以科学为原则，强调人类学家的参与观察，材料的获取必须是科学的、客观的。

20世纪初，欧洲社会民族矛盾积累到不可和平解决的程度，爆发了世界大战。处在这种情景下的人类学者体验到“本文化”的内在困境，社会学家必须致力于理解宗教行为对于其他领域，诸如：伦理的、经济的、政治的或艺术等领域活动的影响，并且明白确认出各个领域所秉持的各种异质性的价值之间可能产生的冲突。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思曾说过：社会人类学是从发现中发展出来的。这一发现就是指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这些方面构成了一个有意义的复合体，如果没有被放在与其他方面的关系中考察，任何一方也无法被理解。

现代民族志写作将自己的描述和分析规定在单一的社会和时空，它的优点在于使人类学研究注意到文化元素所处的社会场合和时空的重要性，以及人类学者能采用被研究者的观念分析他文化。在马林诺夫斯基之前的人类学家，除去摩尔根亲自调查过易洛魁族之外，著名的人类学家们从未离开过书斋，他们都以传教士，殖民地官员和商人提供的资料为依据，或进行比较研究，或构筑宏大的理论体系。20世纪之后，马林诺夫斯基的老师塞利格曼曾到新几内亚和锡兰调查，里弗斯则实地调查托达族的情况并据此写了详细报告。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远洋航海者》和布朗的《安达曼岛民》都出版于1921年，学说史将这一年看做“功能主义人类学”或者“近代人类学”诞生的年份 。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的很多重要启示来自于涂尔干，即强调对社会事实的把握是学术的基础，注重社会科学的使命首先是呈现社会事实，然后以此为据建立理解社会的角度，建立进入“社会”范畴的思想方式，并在这个过程之中不断磨砺有效呈现社会事实并加以解释的方法。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的工作方法有三个区别于前人的特点：第一，他反对把社会文化现象割裂为支离破碎、各自孤立的考察法，主张应该竭力把握人类文化生活的整体，在完整的文化体系背景中对各个文化事实及其相互关系加以考察和研究，以求最终把握住它们的本质；第二，主张参与式的局内观察法，即人类学家应该深入到土著居民中去，和他们融为一体，观察他们生活中包含的真实观念、情感，从而能够像土著居民一样体验、思考，得出正确的结论；第三，主体自觉介入原则，即“以功能眼光来解释人类学事实”。现代民族志的这样一种现实关切也导致了不真实性，那就是利奇(E.Leach)说的:“研究与人类学者本身没有距离的本土文化，必然导致人类学描述的不真实性，因为研究者必然是带着一定的价值观去谈论其所熟悉的文化，而且对自己的文化司空见惯而无法进行客观分析。”

此后现代民族志有了更为精细的划分：“巨观民族志”（研究复杂社会、多样社区、多样社会机构或含有多样生活型态“单一社区”）；“微观民族志”：（单单描绘某个异国小部落、中产阶级社区中一小群人的单一社会情境，或单一社会制度却含有多样社会情境者）。这样的划分是考虑到各文化事实相互关联的动态整体中的相互作用，并通过这种作用来体现相对于文化整体而言的各文化事实的价值、意义以及总体。但是任何文化功能都必须以某种文化事实及其相互间的客观的乃至于物质的社会关系或称之为客观的社会结构为基础，否则就不可能有现实的文化功能的存在。

20世纪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变迁、世界格局变化带来的欧美文化霸权的东移、社会变迁所引起的族群关系与文化冲突、民族-国家与现代性的不断强化对社区生活的冲击等等客观事实的出现，无不给民族志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思想界出现了一个质疑权威、质疑科学主义、质疑结构的思潮。这个内容庞杂、主张繁多的思潮被统称为后现代主义。20世纪以来数代人类学者逐步积累下来的跨文化理解论、文化相对论等都需重新评估与思考，包括博厄斯、马林诺夫斯基和后来的人类学家反思现代民族志把“主观性”都放在了很次要的位置上，去强调“客观性”，而事实上做不到，他们要求重新来解放民族志在现场的解释权利和主观性，出现了当代的反思人类学。一种建立在后现代哲学、人类学基础上，强调反思思想的民族志产生了，被称为“实验民族志”。其实，反思民族志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民族志“科学性”重新确认和重新讨论。“实验民族志”包括三种大类型:第一，为了克服整体论，实验民族志主张文化中的个人与人观；第二，为了避免把文化当成“异族”和殖民对象，实验民族志主张在描写中给予全球化重要地位；第三，为了揭开民族志的“客观科学”的面具，实验民族志主张人类学者应主动把自己当成“意义的创造者”，利用人类学知识，展开对权力和霸权的批评 。这也就是保尔・利科所说的“通过对他者的理解，绕道来理解自我” 的问题。现代的民族志研究者更多的是从事文化研究的“科学家”，而反思民族志研究者则更多的充当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翻译者”。20世纪之前的“前殖民时期”，以西方世界（含日本）为主的民族志研究活动及内容多少都有先入为主的观念或偏见。事实上，研究的问题、地区或人群的选择本身就是含有偏见的。后殖民世界中的民族志工作除了控制偏见，还有经由多方验证，脉络化及非主观的方法等等来降低偏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结语

现代“民族志”方法是一种较为微观的社会文化整体描写方法，它的出现及发展也引出了社会人类学家反思民族志更长远的目标：解释及翻译世界的所有文明，使人们了解不熟悉的信仰与风俗成为可能，从而冲淡民族中心主义的限制，进行所有社会的比较研究。自马林诺夫斯基以来，西方社会人类学者所采用的用当地人的眼光理解当地社会的民族志方法（也可以称为“主位法”），还有着其他的隐含意义。用的话说，他们并没有真的走进非西方社会，而是走进去不久又很快地“出来了”。他们进去的地方是他们的文化不断冲击着的对象，因为人类学者的跨文化行动反映西方近代以来的“殖民遭遇”和世界经济体制与文化接触的变迁。

民族志文本的科学性问题，伴随着民族志的产生就存在了，不存在所谓的绝对的“真实性”与“科学性”，一切都是相对的。民族志方法也不会具有超然的“科学性”，而应当是一种具体场景中的具体表现和具体表述研究。从传统民族志到重视实践理性的现代民族志到后现论影响下的实验民族志方法，以及它对人类环境、政治、经济、文化整体大环境的关照，以及反思民族志的出现，都是“关于在急剧变迁世界中的社会现实的表述”，无不显示出科学性标准的渐变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时代科学技术发展演变的过程，政治、经济、文化等的背景给予了这一变化过程更多的参照标准。科学性的过程是一个“猜想与反驳”的过程，并不是生成理论的方法。理论是得到信息和经过训练的大脑的创造。而科学性过程只是一种减少谬误的理性方法。正如弗兰克尔所说，理解和可理解性本质上都是一些心理过程，它们因人而异。我们通过民族志研究路径寻找或应该寻找的，则是关于社会文化现象的可靠的公共知识。

民族志作为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在多民族地区的使用应注意以下几点：一，多民族地区的复杂性。这里的复杂性不仅是指多民族地区语言，风俗习惯等的复杂性，更多的指多民族地区民族心理的特殊性及复杂性。这些都是由于文化身份的不同而造成的不同，在使用民族志方法中极大的困难会体现在“进入”这一问题上。不能很好的融入当地的人文环境是无法进行调查研究的，甚至可能引发民族矛盾和冲突。二，注重农业文化和游牧文化的文化身份问题，应作为考察的大背景来把握。民族志方法的使用是带有一定的理论系统，不管用到什么样的理论系统，我们应该更多的关注多民族地区是否存在游牧文化或者渔猎文化所造成的文化身份的不同。比如，在对新疆锡伯族进行调研的过程中，在新疆境内的这个民族是由当时的渔猎转为农耕的民族，这时的文化身份，文化心理是与地地道道的农耕文化里的人们不同的。三，边疆多民族地区与内地经济发达地区有着不同的发展思路。各民族共同繁荣是多民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目标。综上所述，对于在多民族地区使用民族志方法，还有其特殊性的一面，在具体的民族志研究中如能运用好此方法，对于展示中国多民族地区社会各层面的问题有着积极的意义。

参考资料：

[1]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科塔克：《文化人类学：文化多样性的探索》，徐雨村译，巨流出版公司，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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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铭铭：《文化格局与人的表述》，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7]Scholte, Bob・Toward a Reflexive and Critical Anthropology, in Dell Hymes ed. Reinventing Anthropology, New York: Random House,1969.

[8]王铭铭：《西方人类学思潮十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版

[9]Paul Ricoeur・Existence at Hermeneutique, inLe Conflit des Interpretations Editions Du Seuil, Paris, 1969, P20

[10]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王铭铭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

新闻传播研究方法范文第2篇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人数 考试科目 参考书目 备注 011 新闻传播学院(电话:025-83686366)  70 　 　 本院所有专业都不接受单独考试。 055200新闻与传播  36 　 　 　 01 新闻与传播硕士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334 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④440 新闻与传播专业基础　复试科目:1102 新闻与传播业务综合 《当代西方新闻报道规范：采编标准及案例精解》，张宸编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第9版），埃德温-埃默里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当代广播电视概论》，陆晔、赵民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广告策划与创意》（第2版），蒋旭峰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传媒经济与管理学导论》，阿兰.B.阿尔瓦兰 主编 崔保国 杭敏 徐佳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复试参考书：《传播学教程》，郭庆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网络传播概论》（第4版），杜骏飞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 初试参考书适应于复试。专业学位，学制2年。 050302传播学  20 　 　 　 01 传播史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3 日语③620 传播史论④959 研究方法与传播业务　复试科目:1103 传播学综合及研究设计

不设特定参考书目，请参阅近年来出版的传播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网络与新媒体、媒介经营与管理等专业基础课程教材译著，并关注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热点。方法部分参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相关教材。 　 02 影视传播 03 网络与新媒体 04 传播社会学 05 广告学 06 媒介管理 07 南海舆情管理 050301新闻学  14 　 　 　 01 新闻理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3 日语③622 新闻传播史论④946 研究方法与新闻业务　复试科目:1101 新闻学综合及研究设计

不设特定参考书目，请参照近年来出版的新闻学、传播学专业基础课程教材译著，并关注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热点。方法部分参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相关教材。 　 02 新闻业务 03 媒介融合 04 媒介经济 05 新闻学

新闻传播研究方法范文第3篇

一、新闻传播学在我国引进与发展的大致脉络

新闻传播学在我国的引入共发生两次。第一次是上世纪 50 年代，代表人物为郑北渭等教授，他们在其教学与研究中，都曾运用新闻传播学的相关知识。此外，复旦新闻系的《世界新闻译丛》，还曾较系统对该学科作过介绍。但在当时政治背景下，它刚刚露头很快便被中断了。

第二次引入，已过二十多年。70 年代末，复旦大学新闻系内部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对传播学作了一些介绍。1983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出了一本《传播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随后，西方传播学著作相继在我国出现，如《报刊的四种理论》、《传播学概论》、《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传播概论: 传媒、信息与人》等，这构成了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初始起步。

作为新生儿和外来户，新闻传播学要在我国扎根成长，必须融入社会实践。因此，新闻传播学研究者们开始关注我国的新闻传播实践。这时期，人们用新闻媒介、传播媒介、大众传播媒介名词等来称谓新闻机构，突出了媒介本身的特点; 所引用受众、传播渠道、传播效果、双向传播等概念，给学界带来强大冲击波，新闻传播学逐渐取代了新闻学，传播信息工具取代了阶级斗争工具，受众理论促使传者本位向受者本位转变，人们开始重视与传播效果有关的各个因素和信息本身的研究，受众调查遂成为媒介改革之重要依据。

此时期，研究工作开始向纵深发展，新闻传播学的中国化和本土化已更多被人们所关注。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余也鲁教授 1978 年 3 月在中国传播研讨会上，发表了《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的探索》的演讲; 1982 年首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提出了“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新”的方针; 1986 年的第二次研讨会又明确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传播学研究者们开始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汇集、梳理、分析、运用西方传播学理论，并从我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开展一系列影响颇为广泛的大规模专题调查。

但尽管如此，这些传播学者们所研究的，主要还是西方传播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传播学的中国化和本土化还远未成熟，并与传播实践存在较大距离，还缺乏一种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

进入新世纪前后，我国新闻传播学开始呈现出起飞之势。其主要表现，是研究方向开始多元，研究内容亦日益深化。方向的多元也导致了研究方法出现多元，文化学、后现代哲学、文本分析、意识形态分析等方法，都已开始应用，因而使该学科的研究更为科学化和精确化。

二、新闻传播学在我国本土化的基本特色

经过学者们的共同努力，我国新闻传播学已开始趋向本土化，其基本特色，主要可从以下几方面来审视。

一是研究过程表现为学科由窄而宽; 论题由浅而深; 范围由小而大; 沟通由难而易; 研究方法由封闭而开放; 由单一而多元; 由非正式而为正式。

二是研究内容表现为纵向的中国传播现象和传播思想研究取得了较显著的成果; 横向的中国传播理论和传播问题的研究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对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成果亦很丰富。

三是研究学者由少而多，一大批年轻学者已活跃于学科的最前沿。

三、我国新闻传播学发展的主要亮点

三十多年的引进与发展，使我国新闻传播学呈现了很多亮点。

亮点之一，是一些早期译作的适时出现。复旦大学新闻系内部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1978 年 7 月刊出《公共传播学的研究》和《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众传播学》两篇介绍性文章，在当时国内新闻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此后整个 80 年代，人们都在应用这些译作，它们恍若璀璨之星，映亮了我国传播学的空旷夜空。

亮点之二，体现于几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讨会。1982 年，第一次全国性传播学学术研讨召开会，参加者只 20 余人，所提交论文亦无多。但会议首次提出的16 字方针，则确定了我国新闻传播学发展的基本方向，对后来相关工作的开展起到不小的推动作用。第二次全国研讨会，召开在 1986 年，已有人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传播学之主张。1993 年的第三次会议，诞生一批与我国传媒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成果。1995 年第四次会议，研究话题开始向传播学学术定位及本土化问题集中。1997 年第五次会议，香港、台湾、大陆学者首次坐在一起作学术探讨。1999 年第六次年会，开始与国际接轨，议题、规模与质量都有相当的拓伸。以上这些研讨会，都不同程度对新闻传播学在我国的发展起到了某种助推之益。

亮点之三，是受众调查在我国的兴起。早在 1979年，复旦大学一批学生就用刚学到的方法，尝试进行当今很流行的“受众研究”，尽管其调查规模尚小，但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1982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首都新闻学会联合发起北京地区读者、观众、听众调查，则是我国首次开展的大规模受众调查，它对我国大众传播发展的影响至为深远。

亮点之四，是人们的学术界思想不断解放。过去，新闻传播学曾被冠以“资产阶级新闻学”之名。1983年还曾将其视为精神污染，指责其否定阶级斗争。直到 1992 年思想解放运动兴起，新闻传播学的命运才彻底转变。1995 年国务院学科目录将新闻学和传播学并列为二级学科; 1997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又将传播学正式列入博士、硕士专业目录，并将其列为一级学科，这是新闻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被国家承认的重要标志。

四、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几点困扰与问题

新闻传播学虽在我国又较大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需要正视和解决的困扰和问题。

困扰和问题之一，是学术界对新闻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理解尚不一致。港台学者多从我国传统文化中探讨传播原理，资料以古为主; 大陆学者则多从传播实际来探讨传播理论，材料以今为主。近来也有人提出了上下联通、古今并用的折衷之见，这主张尚未得到绝大多数学者的认同。

困扰和问题之二，是新闻传播学者对语意的认知及对名词的翻译，都不尽相同，这常造成理解上的障碍，影响正常的学术交流。

困扰和问题之三，是那些得到政府和企业赞助的行政型、实用型传播研究，明显处于有利地位。而本土化研究则尚嫌冷淡。这是本学科尚未成熟的一种表现。

困扰和问题之四，是从事新闻传播学本土研究的学者尚少，颇需其他各学科的研究者加入。同时，研究新闻传播学的中国化，须具有深入细致地独自探求的精神，尤须仔细阅读大量文言书籍，这对年轻研究者们来说，无疑是一较大障碍。

五、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前景的展望

虽存在这些困扰和问题，但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前景，毕竟还很光明，我们已清晰看到了如下一些令人欣喜的学术发展趋势。

一是本土化研究者正日渐增多。虽然我国的研究尚未完全消除对西方的模仿之痕，但对本土化问题的认识，已逐渐加深，并且也已形成了某种气候。

二是对西方化的指责正渐其少，西方化和本土化之争，已难再引起研究者们兴趣，人们都再将忙于建构各自的理论，研究环境愈加宽松。

三是交流合作正在日益增多。的学术沟通，正以循序渐进之式逐渐推行。因为大家都已认识到，交流与合作，乃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最有效途径。

新闻传播研究方法范文第4篇

2008年5月12日，汶川特大地震爆发。面对旷世巨灾，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国家各大媒体迅速启动灾难应急机制，纷纷在第一时间派出记者奔赴重灾区进行深入报道，及时准确、全面真实地向社会公布抗震救灾情况，正确引导了舆论导向，有效安抚了社会恐慌情绪。一直以来，由于灾难事件本身所固有的极强新闻价值与传播意义，灾难报道一直是新闻学与传播学重要的研究课题，“5·12”汶川特大地震过后，面对如何构建完善的灾难报道传播机制，如何从传播学角度完善灾难新闻传播的理论学科体系构建以更好地本文由收集整理指导实践等一系列问题，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赵志立研究员和他的研究生们开始了对于灾难传播学的研究，同时编写了《灾难传播学》一书，这是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第一部研究灾难传播学的专著。

该书基于新闻学与传播学基本原理，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将本世纪以来发生在国际和国内的具有重大影响的灾难事件报道的方法、策略进行了比较研究，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研究成果，提出新的理论观点与见解，深化和拓展了传统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理论内涵和外延。该书在研究思路上采取“灾难一灾难管理一灾难传播一灾难报道”的逻辑结构，共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是以灾难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为主，围绕灾难、灾难事件、灾难管理和灾难传播等基本内容进行阐释，对于灾难管理与灾难传播的联系与区别、灾难传播机理、传播方式、传播模式进行深入探讨，对新闻传媒在灾难传播中的地位、作用以及运行机制等问题进行详细研究。下篇主要针对灾难报道研究，从新闻传播工作的性质、功能和任务出发，研究灾难报道对象、方式、流程，分析灾难报道应掌握的基本原则、方法、策略和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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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研究方法范文第5篇

[关键词]高校新闻传播学教育研究

新闻传播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和重要，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为新闻传媒业的健康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巨大、直接与明显。新闻传播事业在中国，已成为联接新闻信息产业和以高科技为特征的传播技术产业的桥梁，不仅有其经济效益，而且有着重要的社会效益。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迅猛发展，给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研究带来了重大的契机。

一、新闻传播学的发展特点

1．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有较强的实用性质，但理论色彩较弱。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已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学报，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传播等各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以及广告、公共关系、媒体经营的研究等等。

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法学、经济学等等，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新传媒的研究发展迅速。

2.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热点。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各媒体不再仅仅是党的机关报或国家的广播电视台，也是经济实体和利益单元，报业和广电业的集团化，传媒之间的竞争内地传媒与境外传媒的竞争，都要求各媒体的负责人懂得传媒经营。把受众接受传媒作为消费行为的研究，将传媒娱乐视为经营策略考察也纳入了传播经营的理念之中。

随着中国传播业近几年的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近几年，该研究扎实而有成效，涉及新闻官司的各个方面，从各种新闻侵权现象到著作权问题，从隐性采访到隐匿权、更正与答辩，就论证的范围而言已经相当全面而完善。

3．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变迁。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包括卫星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有的学者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指出中国电视产业的三人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目前，舆论监督成为与新闻理论、新闻法治和职业道德相关的一个重要学术课题，并涉及到了社会学、政治学和公民权利的研究等等。中国的新闻学从传统的党报理论转向一般新闻学理论，其背景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环境变化，“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了变迁。

二、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特色的研究

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已具备相当的规模与条件，也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只要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看问题，坚持以开拓创新的精神办实事，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新局面一定能够开创。

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的研究当中，关于教育特色的研究最为重要。怎样形成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特色呢？首先，要充分依托自己学校的特色，根据自己学校的性质地位和特点来办专业。这样才能把专业和学校紧紧融合在一起，充分集中和整合学校的所有学科的优势，扬长避短，突出自己专业的特色。比如一所体育学院的新闻传播专业，就正好从体育上做文章，努力探索体育新闻办学的途径，着重在培养优秀的体育新闻从业人员上突出特色。其次，要充分考虑自己学校所处地区、城市的特点，发挥地区优势，突出地区特点，在区域文化、社会、经济发展上做文章，紧密与当地党政部门和新闻传媒单位结合，办出自己的专业特色。如一些地方民族大学的新闻传播类专业，就可以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有优势，在民族新闻的教学与研究中独树一帜，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做出有特色的突出贡献。第三，要充分调动本专业教师的积极性，发现与培育教师们有特点的教学与科研新经验、新成果，不断努力在新闻传播领域的某一方面、某一项目、某一课题上，做出新的突出的研究成果，并以此为契机，不断培育出特色。第四，突出特色，还要善于和勤于在办学中不断总结与积累经验，每学期、每学年都要认真回顾一下在办学中哪些事情是做得好的，哪些地方还有不足，师生们的反映如何，新闻传媒界和社会的反响如何，从而去发扬和推广好的办学方法、模式与经验，克服与改进不足之处。

综上所述，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是一项正在蓬勃发展的事业，其前景十分广阔、光明。但同时，也面临着十分激烈的挑战与竞争。常有一句话叫“不进则退”，实际上现在的情况是，进步慢了，也是后退。因此，我们一定要以只争朝夕、争分夺秒的精神，努力发展新闻传播教育。我们一定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不断推进教学科研改革，为培养更多优秀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闻传媒人才，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