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理论研究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劳动经济理论研究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劳动经济理论研究范文第1篇

国际学术活动:自1999年10月以来,先后应邀访问过瑞典隆德大学、美国加州大学富勒顿分校、荷兰自由大学、德国亚琛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法国蒙比利埃高等商学院、加拿大皇家路大学、日本国一桥大学、那须大学、朝日大学、大阪国际大学、岛根县立大学、韩国江南大学、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美国康乃尔大学、澳门欧洲研究所、香港城市理工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等国际研究机构与高校。

教学活动:主要承担政治经济学、世界经济、法经济学、经济史等专业博士生的《经济理论前沿》、《金融理论研究》《世界经济理论与实践》、《法经济学理论与实践》、《国际金融理论研究》等课程;世界经济、金融学、劳动经济学、统计学等专业硕士生的《世界经济统计》、《国际金融理论与实践》、《国际金融实务》、《劳动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等课程教学。

研究领域:主要研究方向是世界经济理论、金融理论、劳动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在对世界经济周期、国际金融危机传染及其防范、国际汇率与利率的走势、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分析、WTO、中国金融体制改革、货币供给调控理论、宏观经济分析等领域。

劳动经济理论研究范文第2篇

一、区域经济理论的形成

区位选择与区域经济发展是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两大主题，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理性的区位选择导致经济活动在某一优势区位的聚集和扩散，在中观和宏观上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形成和演进始终沿着区位论和区域经济发展两条线索进行，其间对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日益深化。

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在渊源上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创立的区位理论。德国经济学家杜能(tunen，1826)从区域地租出发探索因地价不同而引起的农业分带现象，创立了农业区位论，奠定了区域经济理论的学科基础。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德国经济学家韦伯(weber，1909)提出了工业区位论。30年代初，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1933)根据村落和市场区位，提出中心地理论。

稍后，另一德国经济学家勒什(losch，1940)利用克里斯塔勒的理论框架，把中心地理论发展成为产业的市场区位论。总的看来，农业区位论和工业区位论立足于单个厂商的区位选择，着眼于成本和运费的最低。中心地理论和市场区位论立足于一定的区域或市场，着眼于市场的扩大和优化。这些区位论都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局部均衡分析方法，以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价格理论为基础来研究单个厂商的最优区位决策，因而又叫古典区位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空间相互作用模式、各种规划模式、网络和扩散理论、系统论及运筹学思想与方法的应用使区位论获得迅速发展，对区域经济运行的动态性、总体性研究促使地域空间结构理论、现代区位论逐渐形成。地域空间结构理论主要有地域空间结构阶段论、城市空间结构理论、地域空间相互作用引力理论。

值得一提的是，在地域空间相互作用与市场均衡的区域经济运行研究中，萨缪尔森(samuelson，1952)的市场在空间上呈离散分布的空间市场均衡模式与柏克曼(beckman，1968)的连续流模式从处于一定地域空间中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出发，为空间经济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而现代区位论一方面使区位研究从单个厂商的区位决策发展到区域总体经济结构及其模型的研究，从抽象的纯理论模型推导，发展为建立接近区域实际的、具有应用性的区域模型。另一方面，使区位决策客体扩大到第三产业。

现代区位论的区位决策目标不仅包括生产者利润最大化，而且包括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战后区位理论的发展主要是由美国学者推动的，其中，艾萨尔德(1sard，1956，1975)把古典区位论动态化、综合化，根据区域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要求，把研究重点由部门的区位决策转向区域综合分析，建立区域的总体空间模型，研究了区域总体均衡及各种要素对区域总体均衡的影响。

现代区位论开始立足于整个国民经济，着眼于地域空间经济活动的最优组织，但其整个理论框架仍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假设，这极大地影响了现代区位论对现实区域经济问题和区域运行的解释力。

传统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分为区域经济平衡增长理论和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理论。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下对区域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主要成果是索罗一斯旺增长模型。索罗和斯旺(solow and swan)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与开放区域经济的假设下，认为随着区域经济增长，各国或一国内不同区域之间的差距会缩小，区域经济增长在地域空间上趋同，呈收敛之势。

不平衡增长是短期的，平衡增长是长期的。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williamson，1956)在要素具有完全流动性的假设下，提出区域收入水平随着经济的增长最终可以趋同的假说。这两种理论实际上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空间均衡论，即市场价格机制能够使区域间的收入均等化。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日益拉大。而发达国家以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为目标，把大量资源和要素集中投入到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区域，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之间的两极分化。

这种差距拉大和两极分化表明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已经很难解决所有的区域发展问题，区域经济增长并不像新古典经济学家设想的那样收敛，即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增长情况并不一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区域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拉大。

为了对这一现实经济问题进行解释并为促进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区域经济增长提供理论和政策依据，部分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理论。主要有缪尔达尔(myrdal，1957)的“循环积累因果理论”、赫希曼(hirschman，1958)的“核心-边缘理论”等。缪尔达尔指出，市场力作用倾向于扩大区域差距而不是缩小区域差距，一旦差距出现，则发达区域会获得累积的竞争优势，从而遏制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使欠发达区域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越积越多。

赫希曼的观点与此类似。他认为，增长在区际间不均衡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核心区的发展会通过涓滴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带动外围区发展，但同时，劳动力和资本从外围区流入核心区，加强核心区的发展，又起着扩大区域差距的作用，极化效应起支配作用。要缩小区域差距，必须加强政府干预，加强对欠发达区域的援助和扶持。20世纪60年代，美国发展经济学家p·弗里德曼从国家角度提出“中心边缘理论”对赫希曼的“核心-边缘区理论”进行补充。

与此同时，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对区域贸易的理论研究也取得进展。瑞典经济学家俄林(olin)把区际贸易引入新古典经济学，使其成为一般均衡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俄林从贸易角度研究了要素流动、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认为，区际贸易、国际贸易与要素自由流动会带来区域之间生产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的平均化。

总之，为了解决区域问题，西方经济学家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下，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利用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对区域内部资本积累、劳动力就业、技术创新与国民收入增长的关系，区内产业结构演进与升级，区际分工与区际贸易，中心城市及乡村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现代意义上的区域经济理论框架已经成形。

二、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新发展

在新古典经济理论框架下的西方区域经济理论，主要从规模报酬不变和不完全竞争出发来研究现实的区域经济问题，把由于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看成是一个外生变量。新古典经济理论模型中，要素流动是瞬间、无成本的，生产要素、商品和劳务不完全流动性、经济活动不完全可分性的存在，使规模经济和完全竞争假设的矛盾无法解决。

随着建模技术的升级，一些原先被忽略的因素可以重新纳入到自由的框架中，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框架下获得新发展。

目前，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研究最活跃的领域是新经济地理学。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茨(dixit　and　stiglitz，1977)建立的垄断竞争模型为空间因素纳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奠定了基础，新经济地理学由此产生。

广义地讲，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是用新方法对区位选择进行再研究，二是以新方法为基础，用“空间”观点分析区际贸易。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代表是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krugman)、藤田(fujia)、莫瑞(mori)、瓦尔兹(walz)、马丁(martin)、沃纳伯尔斯(a．venables)等。

克鲁格曼试图通过建立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规模报酬递增模型，把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纳入主流经济学。

1991年，他在总结哈里斯(harris，1954)的“市场潜力”理论与普里德(bred，1966)的以市场规模与区域产业范围间循环关系为基础的进口替代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采用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假设，把一个经济分为生产同质产品的农业和生产不同的可以替代产品的制造业，农民不能流动而工人可以流动，农业没有运输成本，制造业的运输成本与萨缪尔森的“冰山”形式存在(及任何之成品在运输过程中都有一部分丢失)建立了。

一个两区域两部门模型。他认为，收益递增的作用就是使每一种产品只有在一个地方生产才有利可图，其结果是不同地方就生产不同的产品，生产差别产品。当一个地区有劳动力流入时，它不是生产更多的现有产品组合，而是生产新产品。

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一个经济规模较大的区域，由于前向和后向联系，会出现一种自我持续的制造业集中现象，经济规模越大，集中越明显。运输成本越低，制造业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越大，在厂商水平上的规模经济越明显，越有利于聚集，“中心—边缘”结构的形成取决于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和区域国民收入中的制造业份额。

克鲁格曼还建立了一个动态的多区域模型来解释当空间结构均衡时，动态的力量确实趋于形成沿地形大概等距离分布的聚集点(城市)。他通过区域跑道模型演绎了区域运行的几何结构。区域跑道模型反映了区域经济体系中各个构成部分呈环状分布，认为运输费用仅仅受环形周长的影响，制造业的同一布局总是处于均衡分布状态。地平面并不是稳定不变的，集中的区域环形分布会产生轻微紊乱的地平面，自发演化出一个或多个制造业集中。这样，制造业区域布局由最初的均衡发展到两区域集中布局，而这两个最终集中布局区域特征正好相反。

瓦尔兹(waltz，1996)则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会导致规模收益递增的生产和创新产品的区域性集中，区域经济增长源于产业部门的地理集中及由此产生的持续的生产率提高。

马丁(martine，1999)研究了聚集经济条件下的区位竞争问题。他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结论，在最初的区位竞争中获胜的区域对其他企业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参与最初区位竞争的第一个企业虽然可以获得较大的财政激励，但随后的其他企业却能够从该区域的产业聚集形成的外部经济中获益。对在区位竞争中获胜的区域而言，更重要的利益在于为随后进入的厂商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在同一区位的厂商数目会随着外生的相对成本优势和内生的聚集优势的增加而增加。

藤田和莫瑞(fujita and mori，1997)研究了多制造业经济体系中的运费与规模经济差异，认为经济体系会自动发展为一个中心地体系，他们(1996)对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等级体系模型进行了修正，通过构建基础模型进行预测分析后，发现人口增加会引起新城市在一定时期内在一个长而狭窄的经济体系产生，并沿着一条线逐渐向外扩展，形成多城市空间。与古典区位论一样，这些研究都强调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外部经济对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所不同的是，克鲁格曼更强调由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与市场供求相连的金融外部性的作用。

在区际贸易方面，沃纳斯伯尔(venables，1996，1999)把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作为区际贸易新类型的基础。认为，假定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如果中间性商品受到规模经济和运费的影响，生产过程中所引起的区际经济分化必然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大量制造业门类的区域能为中间性商品提供比较广阔的市场，使这些国家和地区趋向于区域一体化集中，从而使下游生产具有成本优势，并强化这种优势，循环往复。

他通过研究发现，在高收入的工业“核心”区与农业“边缘区”的分化过程中，市场规模扩大的驱动远远超过区域一体化增长的驱动力。此外，沃纳斯伯尔还把运输成本纳入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 model)的区际贸易模型，发现贸易方式和生产方式不仅取决于资源禀赋和要素密集度，而且依赖于运输成本，后者与国家或区域的地理位置有关。新贸易活动的区位选择相对于已有的贸易活动密度而言，依赖于要素密集和运输密集度。

巴德温和弗斯开尔德(baldwin and forskild，1997)则提出了区域与贸易分析的另一种观点，认为现有的区域分析方法应主要用于区域经济增长内部。因为在各种区域模型分析中，循环过程不仅涉及到生产要素的流动，而且涉及到生产要素的积累，市场规模大的区域，投资额越大，又会进一步增大市场规模。

新经济地理学力图把“空间”因素引入对区际贸易的分析，通过把运输成本作为“空间”因素纳入区际贸易模型来解释贸易量随距离的增加而迅速减少，价格、要素报酬和行业生产率在不同区域间差异等与区际贸易问题。

此外，随着发达国家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知识社会的转变，经济中更多的有形投资流向高技术商品和服务，在研究与开发、教育与培训等方面的无形投资也越来越重要。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一方面将技术进步当作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另一方面又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变量而把它排除在模型之外。为了更好地解释经济现实，一些经济学家直接把知识纳入生产函数之中，用于说明知识对经济长期增长的作用，建立了新经济增长理论。

阿罗(arrow，1962)最早用内生技术进步来解释经济增长，他假定整个经济体系内存在着技术溢出，在不存在政府干预时的竞争性均衡是一种社会次优，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政府可以采取适当政策提高经济增长率，使经济实现帕累托改进。此后，罗默(romer，1986)在其知识溢出形模型中，用知识的溢出效应说明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强调知识的外部性对经济的影响。卢卡斯(lucas，1988)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则认为整个经济体系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资本的溢出造成的。

新经济增长理论通过技术进步内生化为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基础。实际上，内生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在地域空间上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聚集经济、规模经济产生的技术外部性和金融外部性(技术外部性即技术溢出效应，金融外部性则是与市场扩大相联系的外部经济)使要素边际收益递增，从而引起经济活动的地域空间聚集和扩散，这样，规模经济就不再是一个外生的经济变量，而作为内生经济变量进入到区域经济增长模型中。

规模经济内生化的结果是区域经济增长差距越来越大。巴罗与萨拉-艾-马丁(barro and sala—i—martin，1991)认为，虽然国家收入水平与长期趋势之间的差距越大，其增长也越快，但由于缺乏长期增长的潜能，递增收益阻碍着各国经济增长差距的缩小，各国经济增长最终趋向发散。鲍莫尔(w．j．baumol)从生产性角度研究了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趋势，发现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不存在收敛趋势。

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的形成，新区域主义开始取代传统的旧区域主义。新区域主义以新经济地理学为理论基础，埃斯尔(ethier，1998)总结其特征如下：鼓励世界区域贸易和多边贸易的自由发展，发展中国家放弃闭关自守、反对市场经济的政策，而代之以融入多边贸易体系的政策；区域协定往往涉及到深层次的一体化问题；区际贸易自由化是适度的；企业的区位、发展极、区域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的选择也随之发生变化。汉森(hanson，1998)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经济一体化对各国生产的空间组织有重要影响，其中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大于发达国家。

三、评析

新古典经济理论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和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研究微观经济活动和宏观经济增长，把要素流动看成是瞬间的、无成本的，认为市场力量会使经济趋于均衡，当经济运行偏离了原有的均衡状态，市场经济体系具有一种自我恢复均衡的力量。其理论中不包含空间因素。

一些经济学家根据区域经济增长的实际，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建立在新古典经济理论基础上的传统区域经济理论认为，微观经济活动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促使生产要素流向区位条件优越的地方，经济活动聚集在某一区位会产生外部性，多个厂商相互作用的结果会获得规模经济效益。

规模经济效益的产生，一方面源于由于厂商规模扩大所带来的利益增长，另一方面源于由于厂商外部性增长所带来的利益增长。后者是由那些在生产或分配上存在密切联系或在布局上指向性相同的产业按一定比例与规模集中布局在拥有特定优势的区位所产生的增加收益。

他们认为，单个厂商内部的规模经济通过外部性可以汇总为总量生产函数的规模报酬递增，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价格机制的作用使经济活动和产业趋向于集中在市场潜力大的区位，而市场潜力大的区位往往又是经济活动和产业集中的地方，区位决策是内生的，区域经济增长和衰落具有自我增强性。生产要素不断向优势区位和区域聚集，引致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从地域空间来看，权衡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后，厂商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种城市架构，为相互交错的六边形市场区提品。

传统的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者假设某个区位或区域的要素供给具有高弹性，都意识到高弹性的要素供给对发展过程中的外部性形成十分重要。实际上，无论是微观的区位决策，还是宏观的区域总体空间均衡及区域经济发展，外部性与规模报酬递增都起着关键作用。

与新古典经济学家不同，当代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者更强调金融外部性对规模经济形成的意义。在他们看来，单个厂商生产能力的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要素流动性等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了聚集现象的出现。但他们在新古典经济理论假设下提出的挑战，却因规模经济与完全竞争理论上的不相容而缺乏微观经济理论基础。

从理论上讲，完全竞争假设与内生的规模报酬递增是矛盾的，为解决这一新古典假设带来的难题，传统区域经济理论在坚持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把规模报酬递增当作外生经济变量，这样就可以在个体最优化和一般均衡的模型下研究区位选择。

然而，这种假设处理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无法从理论上解释生产活动地域空间聚集与扩散的循环累积性，使区域经济增长和衰落具有自我增强性思想停留在粗略的描述性阶段，使其难以融入主流经济学。而且受当时已有的建模技术限制，区域经济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们在研究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时，无法把他们的思想用形式化的严谨的模型表达出来。

他们在研究经济发展问题时，大多采用一种非数学的风格，没有意识到对形式的追求正在很大程度上要求经济学朝着建立明确模型的方向发展。

此外，他们的研究没有明确说明市场结构，即他们在描述的假想经济中的竞争状况时，往往想当然地认为规模经济是欠发达区域工业化的一个制约因素，而未对这种规模经济的形成机制和结果进行深入的分析。除了刘易斯的过剩劳动理论比较容易被模型化外，许多其他的经济发展理论则很难被模型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思想的传播和交流。

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与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不完全竞争模型的建立为传统区域经济理论的两难困境提供了工具。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经济地理学的经济学家们通过建立不完全竞争与规模报酬递增相容的模型，把区域经济活动聚集和扩散的内在机制用严密的数学模型表示出来，努力把空间因素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不完全竞争模型为当代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基础。区域经济理论就像新经济增长理论一样，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注意。

劳动经济理论研究范文第3篇

关键词：分享经济；比较研究；李炳炎；威茨曼

一、两种分享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及相同点

分享经济思想是与利益独占思想相对立的，指各利益集团共享经济利益的一种经济思想。我国学者李炳炎教授在《社会主义成本范畴初探》和《劳动报酬不构成产品成本的内容》两篇文章中，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的核心观点，即作为新成本价格的生产资料成本价格与企业净收入的概念，工资不进入成本、用净收入分成制取代工资制的观点。该理论否定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的工资范畴和利润范畴，突破了旧的理论体系，提出了价值构成新公式：w=c+(v+m)=c+n=新成本价格+净产值。随后，李炳炎教授在《关于建立以净产值为中心的企业核算新体系的设想》中进一步提出将净产值划分为国家收入、企业收入和个人收入三部分的观点及“净产值分成制”的概念，从而提出完整的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的理论公式：w=c+n，n=n1+n2+n3；公式中w代表社会主义商品价值，c代表社会主义生产成本，n代表净收入，n1代表国家收入，n2代表企业收入，n3代表个人收入；调整后的净收入=m的一部分+v，m的另一部分(税收)已事先扣除，如果把m的两部分合起来为(m1+m2)，则w=c+(m1+m2)+v=c+n=c+(n1+n2+n3)；调整后的净收入=n2+n3；调整后净收入的分配，就是从(n2+n3)中分别划分出n2与n3两部分，即分别划出企业收入与职工收入。在总结理论与实践经验后，李炳炎在《新成本论——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及其实践形式》一书中，提出“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即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并对新理论进行了全面总结：提出并界定了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的三个基本范畴，即“自主联合劳动”、“需要价值”和“社本”；进一步明确了作为理论总纲的社会主义价值构成论，明确了新价值的三部分划分及其次序；发掘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成本范畴是生产资料成本价格的观点；完善了新生产价格和二次按劳分配论；提出了新的社会主义资金循环公式；应用新成本范畴和净产值范畴建立企业核算体系和新概念成本核算办法与成本控制法；总结了分享经济理论的实践形式，将“企业净收入分成制”作为典型形式。

美国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马丁·L·威茨曼在其1984年所著的《分享经济》一书中，提出了他的分享经济理论。威茨曼认为，资本主义“滞胀”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现存工资制度的不合理。在工资制经济中，全部利润被资本所有者拿走，工资与企业的经营状况无关，而与某些外在因素相联系。当经济运行健康时，固定工资制可作为一种调节手段，刺激劳动力的有效转移，自动把劳动力从边际价值低的地方转移到高的地方，从而成为在各种不同职业需求间合理配置劳动力的理想工具。然而，一旦经济状况不景气，随着社会总需求的萎缩，由于工资是固定的，厂商出于利润最大化的考虑，只能维持产品的既定价格并通过裁员降低成本，以便保持劳动成本与劳动收益的平衡，而这种决策势必引发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失业，并反过来加深了需求不足，进一步恶化经济运行，最终导致滞胀。为此，“我们要选择一种具有自动抵制失业和通货膨胀功能的报酬机制，即工人的工资与某种能恰当反映厂商经营的指数相联系。”分享经济旨在提高薪酬的可浮动程度，与传统的薪酬制相比，利润分享制下的薪酬水平随市场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薪酬水平如能随经济周期的循环而波动，则就业规模的变化幅度就会缩小，经济衰退期的失业水平就会下降。在分享经济中，企业的劳动成本与企业的产品价格直接挂钩，任何价格变动都能自动地反馈给劳动成本，因此，分享经济总是有较少提高价格和较多降低工资的倾向及内在的反通货膨胀的倾向。在固定工资制条件下，工资报酬与企业的人数无关，劳动的平均成本始终等于劳动的边际成本，企业会因雇佣一单位劳动所追加的劳动成本等于追加收入而放弃扩大雇员人数。在分享制条件下，每增加一个工人，其他工人的收入就会稍微下降一点。增加的工人使劳动的边际成本下降，且低于劳动的平均成本，企业追加一小时劳动所带来的收入增加总是大于追加的成本。所以，当劳动力市场上有剩余劳动力时，企业就会选择扩大生产。正因如此，分享经济必然具有扩大就业和增加生产的倾向。

比较李炳炎的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与威茨曼的分享经济理论可看到，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理论体系存在许多共同之处：一是两者要解决的问题从本质上是一致的，都要解决经济发展动力不足问题。二是两者的研究出发点是一致的，都从微观的企业行为出发，在分配领域中探寻经济动力不足的原因。三是两者都以改善现行的经济刺激结构、建立新的动力刺激机制和微观经济基础为目标。四是两者都把现行的工资制度视为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主要根源。五是两者提出的新方案是相同的，即建立一种新的利益共享制度来消除传统的利益矛盾。六是两者都对劳动者在企业中的地位给予高度重视，并将其视为影响经济活力的最重要的因素。七是两者都把制定新的有效的财税政策作为新制度运行的保证，强调政府在确定分享比率和推行新制度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二、两种分享经济理论的区别

两种分享经济理论都是从微观的企业行为出发，从分配问题入手，希望通过建立一种新的利益共享制度来消除传统体制中的利益矛盾，以解决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但两者在许多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一)两者的理论来源不同

威茨曼分享经济理论的实践来源是日本的劳工制度。日本劳工制度的特点一是终生雇佣制与奖金制度，奖金与工资分开，与利润挂钩。从十九世纪末起，利润分享制度开始在企业管理中应用。二战后，西方各国政府纷纷从法律角度规定了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的权利。在理论渊源上，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公司和投资金融律师路易斯·凯尔索对员工持股计划的理论和建议作了论述，他的《资本家宣言：如何通过借贷使800万工人变成资本家》和《两要素理论》两部著作被公认为关于利润分享思想的经典之作，对薪酬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是在这种理论与实践背景下，威茨曼提出了西方分享经济理论。李炳炎的分享经济理论源于《资本论》中关于社会主义商品成本范畴的一个直接论述。在这一论述中，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商品成本的经济实质是“已经消耗的生产资料的成本价格”。这表明，社会主义商品价值由c和新价值两部分构成，新价值包括工人的工资和工人为自己占有的剩余价值。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的实践来源于20世纪70年代中国农村实行的所引发的新的经济思维。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分配方案规定：生产所得的农产品除扣除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和各项社会基金(包括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基金、后备基金、一般管理基金、公共福利基金等)外，剩余部分直接归农户所有。由价值构成公式表示，则为w-c-m=v，或w-c-n1-n2=n3。式中，w为总的产品价值，c为已耗费的生产资料的补偿价值，m为公共需要价值，v为个人需要价值，n1为国家需要价值，n2为集体需要价值，n3为个人需要价值。这一价值构成公式是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的核心。这一分配公式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城市集体企业改革中被发展为“除本分成制”的分配方法，直接构成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的方法论基础。“除本分成制”的具体做法就是从企业每月的实现销售收入中，扣除职工工资以外的一切成本支出后，剩余部分为企业的纯收入；将纯收入按上级核准的比例分作两部分：一部分为企业分成额(包括应上缴的所得税和合作事业基金)，另一部分为职工工资总额。工资不包括在成本中。实行工分制浮动工资，职工收入随企业经营状况和个人劳动量而浮动。

(二)两者的理论研究目的和出发点不同

威茨曼分享经济理论从解决资本主义“滞胀”这一经济顽症出发，以寻找“滞胀”的原因为目的，侧重于分析分享制度对解决就业和通货膨胀问题的缓解作用。同时，从利润分享制度的发展上看，利润分享计划的实施数量与罢工事件的数量有着密切的联系，利润分享明显带有抑制工会运动，调节劳资纠纷的倾向。然而李炳炎的分享经济理论的目标是让全体人民更好地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是把自主联合劳动所有制看作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应然模式，试图说明企业净收入分成制是建立自主联合劳动所有制的基本途径。它可使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结成利益共同体，在追求共同利益的动力驱使下，实现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利益分享。

(三)两者内容的广泛程度不同

威茨曼的分享经济理论只包含改变工资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并未涉及所有制和企业控制权的问题。他曾表示，分享制的关键不在于谁拥有所有权，而在于工人参与利润分享，认为分享制是重新分配企业收益，而不是重新分配企业资产。李炳炎认为，自主联合劳动所有制是劳动者因拥有公有生产资料所有权与支配权、自身劳动力的支配权及劳动产品的支配权进而劳动者是作为主体来使用生产资料，为自己创造财富的公有制形式。它是一种多层次的公有制形式，可划分为以下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社会所有制，即社会主义一国范围内的全体劳动者共同占有全社会生产力的总和，属于整体自主联合劳动；第二个层次是集体所有制，即在一个或大或小的局部实现自主联合劳动，自主联合劳动者以“总体工人”的形式存在；第三个层次是劳动者个人所有制，自主劳动者个人构成联合体的细胞。这种个人所有制就是马克思在当年要求重建的个人所有制，即实现劳动者个人对生产资料、劳动力和产品的个人所有权。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要其按自主联合劳动三个要求改造原有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而只有将传统的以工资制和利润制为核心的企业经营机制改造成企业净收入分成制，才能使国家、集体、个人实现各自的所有权，充分有效地发挥各自的职能，才能真正实现自主联合劳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显然，李炳炎的分享经济理论包含内容更加全面。

(四)两者的基本原理不同

威茨曼的分享经济理论主张应通过可变的收入和稳定的就业来发挥作用，通过降低单个工人收入来保持厂商收益，从而打消厂商裁员的意愿，保持就业率。而李炳炎的分享经济理论认为，中国的充分就业不全是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劳动报酬制度难以对企业就业量起作用，净收入分成制不能引致就业量的变化，而只能通过真正实现按劳分配来调节个人劳动收入的变化。

(五)两者对待劳动者的态度不同

威茨曼的分享经济理论在处理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时，对劳动者的利益维护不够。他承认在经济繁荣时，固定工资制能自动地将劳动力从边际价值低的地方转移到高的地方，可刺激劳动力的有效转移，从而成为在各种不同的职业需求间合理配置劳动力的理想工具。而在经济衰退时，根据威茨曼的理论，“滞胀”被归咎为工资的刚性，似乎经济衰退是由工人的工资太高造成的。工人的人均收入与企业的产量、就业量和收益之间存在反向关系，而企业总工资额、总收益、总利润都会因就业量增加而上升，工人的人均收入则会下降。在威茨曼的分享经济理论里，工人面临的选择，要么是丢掉工作并坚持固定工资制，要么是实行分享经济制度，保住工作但减少收入，不论哪一样都是对工人利益的侵害。而李炳炎认为，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所主张的净收入分成制因依据按劳分配原则，工人的报酬直接与自己的劳动量和企业的经济效益相联系，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会出现分配过程中工人收入与企业效益呈反向变动的情况。而且不论在经济繁荣还是经济衰退时，李炳炎教授的分享经济理论都能起到保护劳动者利益、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作用。

(六)两者对实现公平的作用是不同的

威茨曼的分享经济理论是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克服滞胀而提出的一种旨在改变劳动报酬分配制度的一种微观经济理论，虽然在形式上是雇员和资本家共同分享利润，但实质仍是按资分配，不可能真正实现公平的收入分享。这一点国内学者姚海明教授早已做过分析：“威茨曼始终把劳动的边际价值作为确定分享比例的依据，无论是完全分享还是混合分享，工人的收入只能相当于劳动的边际价值。如果增加工资，哪怕是增加一个美元，由于新工人的不断涌入，企业产量的不断增加，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工人的工资也会降下来，直到恢复原来的工资水平；如果减少工人的工资，工人会离开公司，导致在业工人劳动的边际收益增加，迫使公司把工资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否则公司将无法维持它所需要的劳动者。由此可见，威茨曼的分享经济制度仍是围绕着萨伊的工资铁律展开的，他所提出的分享收入方案，只不过将原来直接按劳动的边际价值确定每个工人的工资额，改为按公司总收入的比例来分发工资。工人没有多得到一分钱，资本家也没有少拿一个子。”而李炳炎提出的公有制净收入分成制则不同，因为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性质和按劳分配的本质要求就是企业劳动者集体决定必要的社会扣除后的新价值的分配，因此实现真正的收入分享顺理成章。净收入分成制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及按劳分配条件下对新创造价值的分享，它可使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结成利益共同体，在追求共同利益的动力驱使下，实现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利益分享，这是威茨曼分享经济理论所无法比拟的。

(七)两者的立论基础不同

威茨曼分享经济理论以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为基础，通过分享制调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挽救资本主义私有制服务。李炳炎的分享经济理论以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从社会主义商品特殊的价值构成出发，通过改革分配制度，实现按劳分配，以巩固壮大公有制，使劳动者致富，为劳动人民的共同富裕服务。

劳动经济理论研究范文第4篇

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优化配置及其社会经济关系的一门科学，经济数学是一种严密、精确、实用的思维工具，是一门用数学方法来研究经济问题，以解决稀缺资源如何优化配置的科学。基于资源存量与流量的可度量性，为了使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公平，效率更高，经济必须借助于数学。经济活动的实践证明，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数量，并且在经济发展中运用数学的程度与数学本身的发展密切相关。尽管数学的概念和结论极为抽象，但是它们都是从生产实践来的，并且能在其他学科中、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得以广泛应用。正如恩格斯所说，应用数学来发展现实世界的这种可能性根源在于：数学从这个世界本身提取出来，并且仅仅表现这个世界所固有的关系的形成部分，因此能够一般地加以应用。

由于现代化生产发展的需要，经济学中定量分析有了长足的进步，数学分析、线性代数、概率统计、微分方程等已引入经济学，出现了数理统计学、经济计量学、经济控制论等分支，这些新分支统称为数量经济学。数量经济学的目的在于探索客观经济过程的数量规律，以便用来指导客观经济实践；在经济应用数学中，“成本函数”、“收益函数”、“需求函数”和“供应函数”等，得到广泛的应用，把“二次函数”和“分式函数”扩展为“多项式函数”和“有理函数”，并用它们构造了总成本函数、收益函数、利润函数、库存总量函数、边际函数等。所有这些函数思想在大学的应用数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利用，并且与现代企业经济管理相结合，集中体现了经济数学思想在经济管理中的应用。以下论述中我们针对企业管理的特点，重点阐述企业管理中的若干经济数学思想，以求对企业管理实务工作者有所裨益。

二、企业管理中的若干经济数学思想

在企业管理中，成本利润、收入需求、价格等经济量是决策中必需考虑的因素。为了达到利润最大、成本最小、价格最合理，就要把握最佳产量、最佳销售量，最佳销售价格，这常用到求函数的最大、最小值问题，即经济学中的最优化问题，其实质就是求得能够使目标函数达到极值时的选择变量的代数值。

1、成本与利润函数

企业成本分为两类，第一类成本的特点是短期内不发生变化，即不随商品产量的变化而变化，称为固定成本(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的折旧、管理者的固定工资等)；第二类成本的特点是随商品产量的变化而变化，称为变动成本(通常有能源费用、原材料费用、劳动者的工资等等)。固定成本与变动成本之和为总成本，即TC(q)=FC(q)+VC(q)，其中q为企业的产品产量，这就是企业的成本函数。利润就是生产者收入扣除成本后的剩余部分，即收益与成本之差，L(q)=R(q)-C(q),这就是企业的利润函数。

生产者提供商品的首要目的就是获取利润，决定生产规模也是获得最大的利润。对于生产者来说，成本总是随着产量的增加而增加的，因而生产决策者不能只盲目地追求产量，还需要根据利润的变化情况确定适当的产量指标。利润函数L(q)=R(q)-C(q)=0时，此时生产者既不赢利也不亏损，即收支相抵，我们将满足收支相抵的点称为盈亏平衡点(又称为保本点)。盈亏分析常用于企业经营管理中各种定价或生产决策。

2、边际分析

在经济研究中，若以原函数代表成本、收入、利润等，通常称之为总函数，如总成本函数，总收入函数，总利润函数等，而对应的导数就称之为总函数的边际函数。边际是对经济与企业经营管理进行数量分析的一个重要概念：边际成本在经济学中，把产量增加一个单位时所增加的总成本或增加这一个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定义为边际成本，边际成本就是总成本函数在所给定点的导数。边际成本在一定产量水平以下，随着产量的增加而降低，在一定产量以上，会随着产量的增加而提高，此时，成本会随产量的增加越来越高，这是由于在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利用后，要再增加生产需投资新的设备或增加工人工作时间等造成成本的增高。因而在生产管理中，边际成本的分析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3、需求弹性分析

在经济学中，把某变量对另一变量变化的反应程度称为弹性。需求函数弹性就是物品的需求量对价格变化的反应程度。需求弹性Ep为需求变化百分比与价格变化百分比的比值。需求弹性有其实际的经济含义是表示当某种商品的价格下降(或上升)百分之一时，其需求量将增加(或减少)的百分比。经济学中，当Ep<-1时，称需求量富有弹性，也就是价格的变化将会引起需求的较大变化，这时需求量对价格的依赖是很大的，换句话说，适当涨价会使需求较大幅度上升从而增加收入；当-1<Ep<0时，称需求量是缺乏弹性，即商品需求量的相对变化小于价格的相对变化，此时价格的变化对需求量的影响较小，在适当涨价后，不会使需求量有太大的下降，从而可以增加收入；当Ep=-1时，称需求为单位弹性，这是需求量的相对变化与价格的相对变化基本相等，即商品的涨价或降价对商品的销售基本无大的影响。

在企业管理运用弹性进行经济分析时，应该考虑以下几点：（1）考虑影响需求价格弹性的因素。影响需求价格弹性的因素主要有：商品的性质，如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弹性小，奢侈品、可有可无的商品需求价格弹性较大；商品的替代性强弱，可替代的物品越多，性质越接近，弹性就越大；商品的消费支出在总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如果一种商品其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越小，则其需求价格弹性越小；商品用途的广泛性，用途越广泛，需求价格弹性就可能越大；时间因素，同样的商品，从长期看，其弹性越大，从短期看，其弹性小。（2）考察价格与需求价格弹性的关系。在产品富有弹性的情况下，提高价格反而使销售收入减少，降价却能增加销售收入。但随着价格的下调，需求价格弹性也随之降低，因此降价促销是有限度的。近几年的彩电大战、VCD大战实际上是降价大战，其结果是不利于企业的生存、发展。因此，弹性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具体而有效的实战依据。（3）考察需求交叉弹性。交叉弹性Exy是指一种产品的需求量对另一种相关产品价格变化的敏感程度。当企业的产品有互补关系时，就其中一种产品，定价较低可能会减少这部分产品的收益，若其互补品的销量迅速增加，导致企业总的利润增加，则此降价方案可行。Exy越大，说明竞争越激烈。因此，企业决策人员应了解掌握本企业产品的需求交叉弹性，除了采用灵活的价格策略外，更应把功夫放在开发产品、改进市场、降低成本等方面上，以保证企业的持续发展。

4、最优化问题

在经济管理中，常常要寻求经济函数在一定范围内的最大、最小值，这就是最优化问题。利润最大化是企业决策的最终目的，选择利润最大的产出水平是经济数学在经济管理中最显著的应用。设利润函数为L(q)=R(q)-C(q)(q≧0)，为求出使利润最大的产出水平，首先必须满足必要条件，即利润函数的—阶导数等于0，此时，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其次，还必须满足充分条件，即当利润函数的—阶导数等于0时，二阶导数小于0。满足这样的充分必要条件的产出水平将使利润最大。最优化问题在企业生产经营决策中也经常碰到。

三、运用数学分析方法进行企业经济管理决策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1、正确处理经济学与数学的关系

经济学和数学在研究对象和科学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两门科学，二者的发展规律和趋势是迥然不同的。二者在发展过程中可以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渗透和互相利用。数学作为一种语言和方法，实现了经济理论的模型化，使之对具有高度复杂性的经济系统能够得以在严格的假定条件下进行有效的研究，并利用现代信息手段进行加工处理，从中得出一般性的结论，直接为经济实践过程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同时，数学方法的运用，大大拓展了经济理论的研究领域，提高了经济理论的实用价值，从而推动了经济理论的发展。

然而，经济学不能变成为一系列抽象假定复杂公式的堆积，因为经济活动的规律纯粹用数学公式是推导不出来的，而且，经济发展规律和经济实践过程相当复杂和多变，同时还可能会遇到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干扰和影响。如果能够科学、恰当地运用数学语言和方法，把经济学和数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就能够极大地推动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实践工作的发展。相反，如果不顾主客观条件的允许，盲目地生搬硬套各种公式和模型，把错综复杂、或明或暗的经济现象设计成一堆庞大且难以处理的数学符号，可能导致经济学成为一种完全虚构的假说。这样，无论对经济理论研究，还是经济实践过程，都将产生严重的误导作用。

2、正确处理好经济分析中定性与定量分析的关系

经济学是一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融合的严密科学。经济理论在研究过程中，必须处理好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辩证关系。质是事物在性质上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在规定性。量是事物所固有的、客观存在的。任何量总是具有一定质的量，量以质为基础，而量的变化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引起质的变化。经济理论研究如果仅仅局限在定性分析上，势必导致经济理论的抽象化、空洞化和理想化，使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和解释力；如果只片面强调数学语言和方法的运用，而没有把经济理论作为依存的基础和条件，这种分析则缺乏科学性和可信度，也会导致经济理论的简单化、模型化和僵硬化。因此，数量关系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经济现象的本质联系，必须以经济理论所论证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作为基础。在企业经营决策中，我们也应该处理好决策中质与量的关系。

劳动经济理论研究范文第5篇

宏观调控是认识与运用经济规律的生动实践

面对近年房价疯涨和房地产投资过热,中央及时调控,采取“管严土地,看紧信贷”等宏观调控措施。*年又出台一系列旨在稳定价格的调控政策,有效抑制了房价涨幅,今年全国房价平稳,房价涨幅逐季回落,一季度上涨幅度是12.5%,二季度涨幅是10.1%,而一到三季度涨幅是8.8%。房地产市场正朝着遏制盲目投资、引导合理消费、稳定住房价格的预期方向发展。

房地产只是宏观调控的领域之一,中央还对经济运行中投资增长过快、某些产业局部过热、煤电油运形成瓶颈等问题实施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调控措施,有保有压、区别对待,使部分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低水平扩张势头得到抑制,煤电油运和农业等国民经济薄弱环节的投资得到加强。

不少经济学家接受记者采访时均表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成功实践,不仅使我们加深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增强了驾驭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本领,而且使我们得到一些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的新的经验和启示:坚持把又快又好发展作为搞好宏观调控、促进科学发展的根本要求;坚持把区别对待、分类指导作为搞好宏观调控、促进科学发展的重要原则;坚持把着重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作为搞好宏观调控、促进科学发展的主要方式;坚持把推进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实现总量平衡作为搞好宏观调控、促进科学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深化改革、完善体制机制作为搞好宏观调控、促进科学发展的重要保障;坚持把维护群众利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搞好宏观调控、促进科学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制度经济学也正在取得突破

一些经济学家指出,长期以来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政府作为一个“理性人”,是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特殊主体;另一方面,政府又是居于市场经济之上的“驾驭者”和“调控者”。该怎样确定政府的职能呢?伴随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经济学界形成以下共识——政府主要提供公共产品,解决社会公平问题。

这类深层次的制度问题,在*年开始逐个突破。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人们越来越注重从制度的角度来深入思考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制度是影响生产力发展的首要因素,市场机制固然可以通过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要素在部门间、地区间等的流动来调节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但市场机制在本质上并不能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主要管效率、政府主要管公平”制度建设已成为学界的共识。

在制度改革中,政府职能改革、企业改革和财税金融改革将成为三大主要方向。今后的改革将更强调总体指导和统筹协调,强调将改革的措施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

微观经济学全方位开花

*年还被称为“中国股市改革年”,受人瞩目的股权分置改革终于启动,以股改为代表,政府频出新策,力促投资者对股改在总量、时间、价格等方面形成稳定预期。除此之外,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迈向真正有弹性和可浮动的汇率制度方面走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这些生动的改革经验正在丰富中国社会主义金融学的内容。

当前我国经济处于稳定增长平台，经济自主增长能力逐步增强，宏观经济基本态势较好，为加快各项关键性改革提供了宽松的经济环境。在这样的有利时刻，我国关键领域的改革攻坚力度正在加大，用改革的办法克服深层次的体制性、机制性弊端，巩固宏观调控成果，增强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这些改革经验又将成为微观经济学的经典素材。

我们也看到，经济学界开始更多地研究企业、城市居民、农户等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金融学、财政学、税务学、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国际贸易和劳动经济学等学科，构成了一个内容丰富、体系庞大的学科群。

经济学是一门经验性、解释性的科学，也是一门经世致用之学。当代中国经济学者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分析支配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经济关系、运行机制、调控机制，探寻其中的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因此正在变得丰富而有深度，中国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因此正在不断深化。

当前我国经济处于稳定增长平台，经济自主增长能力逐步增强，宏观经济基本态势较好，为加快各项关键性改革提供了宽松的经济环境。在这样的有利时刻，我国关键领域的改革攻坚力度正在加大，用改革的办法克服深层次的体制性、机制性弊端，巩固宏观调控成果，增强经济

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这些改革经验又将成为微观经济学的经典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