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创新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实现；原则

完善自我、发展自我、超越自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本性和实践品格的要求。只有扎根于社会实践，倾听实践的呼声，汲取实践的智慧，接受实践的检验，周而复始，才能不断开拓创新。哲学研究的根据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唯物辩证法作为现实的哲学，要求对民族、国家和人类前途命运的根本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局限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从纯粹概念出发去构建林林总总的哲学体系，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路。

一、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和问题域是可以被超越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在总体上是无法超越的，马克思的思考方式不会过时。我们不但要研究马克思究竟“说了些什么”，更要研究马克思是“怎么说出来的”，研究马克思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方法，而不是拘泥于他的种种结论。因为时代已经变迁，我们面临着全新的社会环境，不可能拘泥于马克思所涉及的那些具体问题和具体语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仍然存在于现代社会的结构之中，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依然蓬勃地活在现代社会里，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社会客观存在的一支强劲的影响力和支配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藏于文本之中，因此，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我们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经典文本尽管不可能给我们直接提供针对现代社会发展现实情境的理论，但它提供了蕴涵着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宝藏。脱离文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就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要全面而透彻地解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与其他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开来，挖掘那些蕴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中极具价值却未具体展开的论述，澄清以往甚至现在被误读的思想。展开马克思文本研究需要做到：

(一)坚持历史性原则。杜绝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

结合作者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来理解文本对于把握文本的本真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要求我们一定要努力贯彻历史性原则。对于我们而言，要想真正按照历史性原则研究马克思文本，就要通晓马克思文本所形成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阿尔都塞提出，要真正历史地进入到马克思自身的问题与思想深处，回到马克思当年思考与提出革命性理论的具体语境中去，研究马克思如何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襁褓中挣脱出来、走向现实的科学的视野，必须承认真实历史对意识形态本身的影响，而不能内在目的论式地研究马克思。在研究中，要防止主观地把自己的思想粘贴到马克思身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进程中，存在过和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粘贴现象”，使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误解和扭曲。只有坚持历史性原则，尽力杜绝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文本，我们才能避免走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死路，才可能真正历史地理解马克思的本真思想。

(二)采用“问题对话一视域融合”的解读模式

伽达默尔指出：“我们可以这样来规定处境概念，即它表现了一种限制视觉可能性的立足点。因此视域(Horizont)概念本质上就属于处境概念……谁具有视域，谁就知道按照近和远、大和小去正确评价这个视域内的一切东西的意义。因此，诠释学处境的作用就意味着对于那些我们面对流传物而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赢得一种正确的问题视域。”赢得“问题视域”是在更普遍性意义上理解文本的必要条件。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解释者必须重视“问题视域”的存在，努力赢得问题视域，融汇自己的问题视域和所要理解的文本的问题视域，实现与马克思文本的对话，诠释出文本的鲜活意义，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效应用于社会实践的领域。显然，“问题对话——视域融合”解读模式比起极具针对性、指向性的带着某一或某些具体问题的文本解读拥有较为宽广的视界、较为宏大的问题容量和因此产生的较高的回答社会实践提问的效率，这对于我们成功应对当前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问题与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二、在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将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结合起来

有人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已失去了理论价值，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实践有机统一的关系。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使社会主义事业终归瓦解。我们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所选择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的，我们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我国国情，建构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我们的事业才获得成功。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科学世界观和生成性思维，其基本精神是回归现实生活，哲学的创新更要以回归现实生活为依据。不断地制造“新”名词、“新”概念不是哲学的创新，只有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现实、深刻反思中国问题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根本出路。我们应当从正在研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新的挖掘、新的研究、新的阐释和新的运用。离开了现实问题的关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孤立的抽象的研究、解释，并把自己的诠释说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这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作风。

文本研究的对象是文本的理论，但研究的指向却是现实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问题非常广泛，哪些问题需要密切关注、迫切说明是由时代的主题、社会实践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决定的。我们主张在研究当代现实特别是当代中国实践的新问题中，通过对崭新实践的科学概括和现当代科学成就的提炼，实现哲学的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对时代的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凝炼出富于建设性、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才能在文本研究和现实研究的互动中成功地发展自身。

同一文本、同一理论，由于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解读者理解的深度和广度可能大不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深刻内涵往往会通过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与调整而得到进一步的揭示。而研究视野和视角的调整和切换，主要依据是对现实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关注与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不仅要关注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应该胸怀世界，充分考虑到当代世界的变化、当代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以及国外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和提出的新问题，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和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吸纳人类新的优秀文化成果，进一步推进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三、寻求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的互动与平衡

学界有两种代表性的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张：其一，主张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回到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其二，主张面向当代社会实践，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凸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这两种主张都是形而上学地理解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把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分别看成纯文本的学理探讨和无根的现实关切，背离了两方面研究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简单地“回到马克思”，导致马克思主义研究被限定在文本之中，容易诱发新的本本主义，丧失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现实精神。只有准确而深刻地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并立足于我国的现实社会生活的变化实际，才能对现存的众多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符合时代要求、体现中国社会变化的理论成果来，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因此，保持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之间合理的互动，寻求二者之间平衡点，把“回到马克思”与“回到现实中来”结合起来，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新的正确途径。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需要注意的原则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是针对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形态之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说的。坚持哲学的开放性就必须走出哲学，又返回哲学，进而发展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仅应当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为基础，而且应当在与自由主义理论的对立与互动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与自由主义实现对立与互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任何意识形态，除了它具有的维护特定的阶级与利益集团的辩护功能(价值—信仰层面)以外，它还具有知识的功能(认知一解释层面)与实施(目标一策略层面)的功能，从而同时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

(二)强化哲学的现实品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克服危机、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径就是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的本真关系。哲学研究不能脱离现实，不应逃避政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要成为那种徘徊于概念和范畴问的纯逻辑推演式的学问，也不能沦为那种对现实生活世界漠不关心的、踏上纯粹思想自我构造道路的文字游戏。必须突破那种对学术的纯形式主义理解，特别是要扫除将学术与政治、学术与现实对立的陋识，注重从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现实、特别是从全球化和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中获取真正的资源，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脱离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思想的闪电”偏离“人民园地”，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可能永葆其生命的活力。真正的哲学不是游离于现实之外的遐想，它是在思维中被把握住的它的时代，哲学研究则是时代的使命和工作。哲学对于现实是一种要投入更要超越的关系，假如我们能够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这样那样的新问题作出有力的回答，并对实践予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我们的哲学就一定能走出窘境。

哲学创新论文范文第2篇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与发展是同总体、全体、整体、系统等范畴的改造发展密不可分的。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P492)从客观内容看，总体包括自然界、社会和思维(作为客体，社会和思维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无限的发展。马克思把总体、系统范畴运用于分析和解剖人类社会，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就是一个“有机系统”，“系统在其发展进程中向总体的转化”。他对最复杂的资本主义商品社会进行经济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规律，并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普遍原理出发，发现了古往今来贯穿人类整个社会的发展总规律，创立了唯物史观。

恩格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与自然观的创新同样与总体、整体、系统范畴的应用和深化发展分不开。他以康德的宇宙总体自组织双向演化学说为依据，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总体的物质自组织原理。尽管当时对宇宙核能源的生成问题还完全不清楚，但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论的能动的物质观，站在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的基点上，从哲学上超前预测到物质总体的双向演化的功能，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总体自组织原理，使发展原理和物质原理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总体范畴中达到真正的统一。他接着从总体方法论的新视角研究唯物辩证法对当代自然科学的整体方法论的指导作用，并运用总体(整体)范畴科学地剖析自然界演化的总体系统结构，全面概括19世纪下半叶整个自然科学最新发现，构建了自然辩证法这门关于自然科学的总体辩证发展的哲学新学科。他指出：“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宇宙是个体系，是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P409)

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唯物论揭示了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运动的总规律，使总体范畴上升为统摄唯物论与辩证思维运动的总的方法论。马克思在1845年春撰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运用总体方法，在人的思维与客观真理、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活动当中把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实践纳入新世界观；在人的本质与社会形式上引入“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科学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认识和变革世界的新世界观，使辩证唯物主义总体观升华为以变革世界的实践为特点的总体观。

列宁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捍卫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总体观的同时，还从两个方面深化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总体性原理。其一，把现代唯物主义看成是在时代科学中从系统到总体的不断发展的前进运动，提出了唯物主义在核时代总体发展的新原理；其二，从这一新原理出发，吸取黑格尔的总体方法论有价值的东西，深化了辩证唯物主义总体范畴的方法论功能和辩证法的总体结构的功能研究。

列宁重点论述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完整的统一性，使唯物主义世界观推进到核时代的历史新水平。他继续和发展恩格斯的彻底唯物主义路线，不但把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提高到核时代的“客观实在性”，而且从核时代原子核微观粒子的新发现出发，继续深化辩证物质观，提出“发展原则”、“统一原则”，“此外还必须把发展的普遍原则和世界、自然界、运动、物质等等的统一的普遍原则联结、联系、结合起来”。[4](P282)他并以这一发展唯物论的总体指导思想为依托，从“原子、电子”等微观粒子层次上提出“物质深邃无限性”的新原理，这一新原理和列宁对物质“客观实在性”的核时代物质观相结合构成列宁对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从系统到总体的时代深化的重大发展。他提出的“发展原则”必须同“统一原则”相“联结”、相“联系”、相“结合”的指导性原理，为历史新时期深化和发展唯物辩证法科学提供了完整的现代唯物主义基础和方法论指南。二、列宁对辩证唯物主义总体观和方法论的深化

其一，列宁从哲学是“大圆圈”的新视角展开对唯物主义总体观方法论探索。黑格尔提出思辩的总体方法是“真理不外是通过直接性的否定性而回到自身”，“由于上述方法的性质，科学表现为一个自身环绕的圆圈，这个圆圈的末端通过中介同这个圆圈的开端，即简单的根据连接着；同时这个圆圈是许多圆圈的一个圆圈……这一链条的各个环节便是各门科学”，“方法是仅仅和自身相关的纯概念，因此，它是对自身的简单关系，这个关系就是存在。但是现在这也是充实的存在，是把握自身的概念，是作为具体的并且全然集约的总体的存在”。(P263)这是黑格尔关于辩证法的重要的规定之一，他以观念的“全然集约的总体”系统性地表述了自然界的“全然集约的总体”，只要打破黑格尔封闭的思辩系统，仍会显露这一方法的总体整合的辩证方法论的现代功能。

马克思主义现代科学哲学就是这一科学技术系统在经过“圆圈的圆圈”的科学技术总体进行“全然集约的”整合产生了“大圆圈”——即各门科学的新的哲学“总体”整合的结果。列宁把哲学的辩证思维的总体“大圆圈”看成是在实践中沿螺旋线上升的一次比一次更深刻的辩证的思维圆运动，由感性具体的简单的(抽象的)规定性经过实践的检验上升到新一轮实践的更高的辩证思维中的“理性具体”，进而在更高的实践过程中经过检验达到辩证理性的整体的高度的综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即唯物主义整体综合方法论意义上，列宁对黑格尔关于辩证思维通过整体双重化运动、达到更高的辩证法综合有序化的发展目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黑格尔给当代辩证法设定的目标就是通过否定性(矛盾性)的双重化的整体的思维运动，“更大的扩展同时是更高度的集约”，“最丰富的是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从简单的规定性开始，继之而来的规定性就愈加丰富，就愈加具体……在继续规定的每一个阶段上，普遍的东西都在提高它以前的全部内容，它不仅没有因其辩证的前进运动而丧失什么，丢下什么，而且还带着一切收获，使自己内部不断丰富和充实起来”，列宁称这是“对辩证法这个问题，非常不坏地做了某种总结”。(P261)列宁吸纳了黑格尔从总体功能上对辩证法这一最重要的科学界定，在今天信息高科技时代对于发展唯物辩证法的总体功能仍有现实的价值。

哲学创新论文范文第3篇

性、文化要素的可分离性与可相容性出发，通过批判与会通、分析与综合、解构与建构，实现文化的综合创新。就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而言，贯彻“综合创新”的方法论原则，就是要站在世界哲学史高度，体会“一本万殊”之理，承认相反之论，从杂多中求统一，从矛盾中求会通，努力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和西方哲学的本土化和中国化，在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解构与重构中，会通古今中西，以求达到综合与创造、继承与创新的统一。这正是通过“综合创新”方法所要实现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目的和理想目标。20世纪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探索也说明了这一点。

对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的冯友兰先生，在对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探索中，就已经开启了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综合创新之路。这具体表现在：一是明确地将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和中国哲学的直觉主义相结合，建构了一套哲学方法论与哲学史方法论———“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二是在援引西方哲学包括实用主义和新实在主义的观念和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来改造中国传统哲学的观念和方法上，在一定的层次上，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科学主义的方法、人文主义的方法相结合；而这一结合是在他力图把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打通并适当地结合起来的过程中实现的，他也因此形成了一种综合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

历史地看，在跟冯友兰先生同时或稍后的一些中国哲学史家也都在不同的层面上、不同的范围内，探索并尝试融贯、综合各种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以求建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如三四十年代的张氏两兄弟张申府先生、张岱年先生就尝试“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以建立“解析的辩证唯物论”，倡导和运用逻辑解析方法，并将解析法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结合，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张岱年先生于30年写作成的《中国哲学大纲》，既运用了逻辑分析方法又运用了唯物辩证法，奠定了张岱年先生一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基础。张岱年先生于80年代初撰写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一书，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出发，主张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来分析和研究中国哲学史；并认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正确方法，就是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础原理来分析研究中国历史上每个哲学家的哲学思想，阐明哲学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而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史要坚持四个基本原则：第一，坚持哲学基本问题的普遍意义，注意考察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斗争与相互转化；第二，重视唯物主义的理论价值及其在哲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第三，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对于阶级社会中的哲学思想进行切合实际的阶级分析；第四，坚持发扬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学风，对于哲学史的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于哲学思想的阶级分析方法，哲学思想的理论分析方法，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以及整理史料的方法等等，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精密的分析和论述，基本上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和方法论为主导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可以看出，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将古今中外不同的方法加以融贯、整合，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和方法论的统帅下达到了“综合创新”。

事实上，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后，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多元化已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主流。如方克立先生曾明确指出，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已呈现多元化趋势。他主张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运用多种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如中国旧有的汉学的方法和宋学的方法，西方现有的解释学方法、发生认识方法、结构主义和后现代解构主义的方法，以及文化人类学、宗教社会学和认知心理学等，以便在各种研究方法的功能互补中，揭示中国哲学史多方面的丰富内容。又如刘文英先生强调今天研究中国哲学史采用的各种方法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并主张将中国传统哲学的汉学的方法和宋学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以及语义分析方法、结构分析方法、解释学方法与比较方法等等，加以整合或综合，以实现不同方法的特殊的功能和价值。这可以说是一种理性、开放、公正、平实的态度，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显然，他们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已不是以往那种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是经过重新理解和诠释并加以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这样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综合古今中外各种研究方法论的探索，体现的正是“综合创新”的路向。海外华人学者傅伟勋先生自70年代初因探讨老子之“道”所蕴涵的哲理而触发诠释学构想，经过20多年的艰苦探索，基本上建构起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创造的诠释学”。从傅伟勋先生所建构的“创造的诠释学”方法论看，它实际是中西哲学方法论的融会贯通。诚如傅先生自己所说，“创造的诠释学”的“建构与形成有赖乎现象学、辩证法、实存分析、日常语言分析、新派诠释学理路等等现代西方哲学中较为重要的特殊方法论之一般化过滤，以及其与我国传统以来考据之学与义理之学，乃至大乘佛学涉及方法论的种种教理之间的‘融会贯通’”。所以，他的“创造的诠释学”便具有一种辩证开放的性格。显然，傅伟勋先生在建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时，仍然走的是综合古今中西以求创新的道路。

哲学创新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哲学社会科学；文化强国建设；文化软实力；创新能力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5-0097-05

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当前面对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异常激烈的形势，“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1]217这一重要论断为我们从发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视角来认识如何促进文化强国建设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基本遵循。一般来说，哲学社会科学涵盖哲学学科、社会学科及诸多交叉学科门类。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程度既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标识，也是继续推动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条件。那么，哲学社会科学的文化价值是什么？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促进文化强国建设中存在哪些问题？从哪些方面入手提出解决之道才能为我国文化强国建设提供来自哲学社会科学的支撑？揭橥二者的内在机理，回答好这些问题既是哲学社会科学自身发展繁荣的需要，也是建设文化强国绕不开的话题。

一、哲学社会科学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价值

1.影响文化内在结构。文化反映的是人与世界在相处中通过观念与实践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综合，其内容是活动方式与活动成果的辩证统一。

由于人的活动具有广泛性和层次性，由此形成的文化要素，以及各要素在文化结构中的地位和功能也各不相同。文化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方面内容的母体。文化母体常常包括纷繁复杂的子体。对其进行相对性划分，约有三个层次。第一层由各种“文物”构成，主要有文化的“实物”和以物化形态表现出来的“物”。比如说哲学社会科学著作、文学艺术作品和人工改造物等都属这一层次。第二层由制度、规范等构成，主要包括以一定的思想观点为内核创制而形成的条例、规范等等。第三层由思想、意识、观念等构成，其中最主要的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价值观念，一个是思维方式。这些层次和要素在人类实践过程中经过长期的演变并按一定的逻辑关系形成了特殊的文化结构。文化结构本质上来说是一种耗散结构和动态系统。其中处于核心层次的是思想、意识、观念等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人们所具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是人们在创造文化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同时又作为文化的核心给创造文化的实践活动以指导和制约”。[2]这样一种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学科形态就是哲学社会科学，在文化的整个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是整个文化体系中最发达的部门。哲学社会科学的本质规定、发展程度左右着文化内在结构的变动轨迹和稳定与否。

在文化强国建设中，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关键部门。可以说，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变化和演进趋势直接影响着当代中国文化内在结构的健全与平衡。

2.引导文化发展理想。从根本上讲，文化是“人化”。但是，由于精神文化更能反映出人的本质，也更为持久、广泛地影响人类生活，因此，人们在谈到文化时，又常常专指精神文化。精神文化反映的是人的精神活动及其结果，其内容十分多样复杂。人们通过对这样一些相互交织的精神现象进行分析、总结、凝练、提升，就会形成相应的学科，如哲学、伦理学、宗教学、社会学、文艺学等等。这些学科以人的主体性为出发点，体现的是人的价值立场和价值追求，反映的是人对自身、社会乃至自然之间关系的看法。其中哲学是对其它各门具体学科的“再抽象”“再结构”和“再表达”，各门具体学科在丰富哲学的同时又受哲学的影响和指导。所以在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中，哲学的意义更为深刻和本质。哲学社会科学中蕴含的哲理、学术精神对于文化发展理想的引导最为强劲。法国著名哲学家阿尔贝特・施韦泽把这样一种影响称之为哲学对文化理想的论证力和导引力。他说，“哲学必须告诉我们，我们必须为我们的文化建基其上的理想而斗争。”[3]依施韦泽之见，一种称职的哲学必须担负起努力论证文化理想的内在价值和真理，激活文化理想的活力，并引导人们主动关注文化理想问题的责任。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蕴含在其中的哲学思想越发达，越能引导文化发展理想，越能促使人们关注文化发展的未来走向，文化进步的可能空间就越大。实际上，早在施韦泽从哲学层面来分析文化兴盛衰败缘由之前，马克思就预见性地对哲学在凝聚文化灵魂、引导文化理想中的作用做出过深刻的说明。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哲学常常通过内容与形容与现实世界发生交互作用。当哲学化为“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时”，哲学就逐步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进而实现哲学世界化、世界哲学化的境界。[4]

可见，哲学社会科学之所以能够影响文化发展方向、塑造文化理想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任何一个时代，它所倡导和建设的文化必然要以这个时代所形成的哲学社会科学为内核，因为哲学社会科学往往是这个时代的声音的“扩音器”，体现着这个时代的思想精华。

3.牵制文化软实力的强弱。“软实力”概念由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并且在世界各国哲学社会科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约瑟夫・奈J为在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条件下，一个国家的实力不仅仅包括资源、经济、军事和科技等硬实力，而且包括利用文化、价值观、外交政策等无形资源影响其他国家的能力即软实力。约瑟夫・奈所说的软实力实质上是一个国家构筑和引导一种情势从而谋求和实现本国利益的能力。[5]与约瑟夫・奈所讲的“软实力”不同，中国语域中所讲的“软实力”是被改造和创新而生成的“文化软实力”。它不是基于运用权谋在国际竞争中追逐的征服他国文化及价值取向的强制力、影响力和趋同力，而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所形成的“文化国力”。其基本内涵包括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保障水平，社会文化生活的丰富程度，人民精神风貌的表现形态，也体现为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因其良好品格所产生的对他国“非强制性”认同的内在吸引力。[6]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继而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精神力量。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核心圈”的主要方面，其发展水平牵制着文化软实力的强弱。梁启超曾把学术思想对于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比作精神τ谌说囊庖澹并强调，“欲觇其国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焉求之”。[7]在今天看来，这一观点即是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文化软实力价值。回顾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和文化建设成就之间的关联，可以说明哲学社会科学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影响。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迎来了繁荣发展的春天，国家相继组织开展了一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程。这些典型的研究成果，如历经15年艰辛努力所编成的74卷《中国大百科全书》， 汇聚近1400多名学者的研究心血、完成共计92卷3220万字的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研究梳理出了首部详尽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150卷《当代中国》等重要著作的出版发行，[8]在不同的领域接续和传承了中华文明，弘扬了民族精神，推动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奠定了重要基础。

概言之，哲学社会科学是社会发展进步的精神源泉，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键构成。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和繁荣程度，是一个民族综合素质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和突出标志。

二、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引领文化强国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1.马克思主义局部削弱倾向干扰文化发展方向。近年来，随着党和国家对意识形态工作，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中指导地位的高度重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愈加突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自觉性越来越高，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教学研究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以高校为例，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高校共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37个，硕士点176个，二级学科博士点和硕士点600多个。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在局部削弱的倾向仍然存在。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对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问题上，哲学社会科学界的主流认识是清醒的，态度是坚定的，基本面是好的。但是也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在部分领域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的不良现象依然存在。[1]10

马克思主义的“失语”问题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表现为一些学科研究疏离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我国国情。在对待国外理论和方法时不加分析，盲目追捧，并以此为圭臬来评判学科研究和建设水平的高低。从学者的研究选题来看，一些学者的研究忽视当代中国实践，对国家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有意回避，理论研究的成效难以与实践创新要求相一致。从研究理路来看，部分研究者热衷于所谓“纯学术”，对党和国家中心工作、重大决策部署、重要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国内外思想理论动态反应迟缓。这样一些问题造成马克思主义在一些学科中逐渐“失语”。马克思主义的“失踪”问题反映在一些高校的专业教学中，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课程数量远远少于围绕西方理论开设的课程数量和课时数，部分高校教师迷信西方原版教材或中文译本，拒绝使用马克思主义学者编著的教材。这是造成马克思主义失踪的最主要原因。马克思主义失声的问题体现在科研成果的发表中，一些期刊偏爱用西方理论范畴研究的成果，对于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的成果则较少采用；在一些论坛上，基于西方理论范型分析我国现状的成果不断涌现，而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透视现实问题的声音则越来越少。[9]此外，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用“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引起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这样一些错误做法造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和论坛上的“失声”也就不难解释了。

在我国文化建设中，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容质疑，理所当然的是文化发展理想和方向的指南针。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被局部削弱的倾向，必然严重干扰我国文化发展方向。

2.对当代中国问题深掘不够削弱文化建设根基。科学的进步总是从问题开始的，没有对问题的发现、深掘，科学就会原地踏步，陷入停顿的境地。所以，历来科学家都非常重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德国伟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曾说，在科学研究中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同等重要，甚至可以说提出问题更为重要，因为提出新问题离不开人的创造性的想象力，而解决问题则不过是长期训练中形成的一种技能。控制论的创始人、美国数学家维纳也说如果我们没有提出正确的问题，那么就永远也不可能获得对问题的正确答案。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甚至说从问题到问题的不断进步是科学演进的一般逻辑。马克思在《集权问题》一文中更加深刻地指出时代问题和哲学问题总是交互重叠的，哲学研究的难点在于找到“真问题”，他强调，“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10]因为如果哲学社会科学所提出的问题是符合“现实的问题”，那么就一定能够找到答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探索历史发展规律，不过是用新问题来回答和解决老问题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可见，善于抓住和解答“真问题”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毋庸置疑，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深入研究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不断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引导，促进了先进文化建设。比如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围绕真理标准问题进行大讨论，阐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基本原理，为我们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了理论准备。改革开放初期，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积极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问题，为党的十三大顺利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提供了学理依据。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哲学社会科学界围绕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展开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价值规律、调控方式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论证，为最终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奠立了理论基础。此外，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等方面，哲学社会科学界都发挥了应有的舆论先导、思想准备、理论创新和智力支撑的作用。

当前，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问题更多、更复杂。《201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显示，2013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拐点，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L速度在连续几年高于GDP增速之后，跌落到了GDP增速之下，这给扩大国内消费和完成到2020年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增加了难度。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2013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亿人，人口红利将逐渐进入收缩时期。此外，环境多发，各类安全事件影响社会稳定等也是不得不重视的问题。[11]面对新问题和新挑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明显存在理论储备不够、能力不足、针对性不强等状况。具体表现为“四多四少”，即低水平重复的研究多，短平快的研究多，单一学科视角的研究多，寓于书斋的研究多；相对来说，能有效推动理论和实践创新的研究少，对中长期重大问题的研究少，跨学科综合的研究少，基于调研的有针对性的研究少。这种不良状况的根源在于一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常常游荡于文字之上，飘离与问题之外，哲学社会科学在部分人眼中成了文字游戏的简单道具。这些突出问题削弱了哲学社会科学自身发展的底座，如果发展下去，会使文化建设失去生命之源、现实之基。

3.创新能力不足、创新成果较少消减文化进步动力。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用“三个不是”来表达当代中国社会变革激烈性。他认为从文化创造上讲，当代中国文化不是简单延续我国传统文化的母版；从指导思想上讲，中国模式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从实践道路上讲，中国道路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1]21这样一个大变革、大跨越、大发展时代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立足实践，在发展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的要求更高。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理论思维能力、精神状态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识，是一个国家文化取得长足进步的“动力源”。那么，当前人们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能力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能力之间的关系有何看法？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能力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调查显示，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看法，55.1%的受访者认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能力”非常重要。对于创新意愿、创新努力、创新能力、创新结果的调查中，54.0%的受访者对个体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意愿表示认可；然而，只有44.9%的受访者对个体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努力表示认可，35.4%的受访者对其创新能力表示认可，对其创新成效表示认可的受访者则仅占26.2%。以上选项在团队研究情况的调查中显示，63.2%的受访者对团队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意愿持肯定评价，而创新能力、创新举措、创新成效的肯定评价比例依次为45.7%，44.8%，36.1%。[12]持肯定态度的评价比例从“创新意愿”到“创新努力”、“创新能力”和“创新成效”逐步降低，折射出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创新意愿强劲而创新成效仍不容乐观的现实状况。

由此可见，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发展的过程中还严重地存在着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由此造成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理论创新成果较少、服务重大现实问题的表现不佳等恶性循环。这将严重消解文化进步动力，阻碍哲学社会科学引领文化强国建设作用的充分发挥。

三、哲学社会科学引领文化强国建设的实现路径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这里的“文”原指文学，如果将其引申为哲学社会科学，那么足以说明哲学社会科学的文化与社会功能。针对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引领文化强国建设战略目标中存在的问题，寻绎实现路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在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中增强文化引导力。哲学社会科学对于文化理想的塑造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的指导思想对于文化引导力起着决定性作用。恩格斯在《旧序。论辩证法》中说到，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这里的理论思维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恩格斯认为这一理论思维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率先问世，到《资本论》出版以后日渐成熟，并超越国界，在一切有无产者和无畏的科学理论家的国家里受到了重视和拥护。列宁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一文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和科学性做了进一步说明。他说，历史事实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后，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程和取得的成果雄辩地证明了“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正确地反映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13] 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达到了历史以来最高的思想境域，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指导思想。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必须坚持。如果动摇了这一根本指导思想，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就会偏离航线，陷入迷途。

在文化强国建设的背景下，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进而增强文化引导力的必要性更加突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完备而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列宁认为，马克思学说之所以堪称完备而严密，就在于这样一种完整、科学、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世界观绝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14]它以科学性为底色彻底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人们探索历史发展之迷中“最伟大的认识工具”和推动社会进步“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在一定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甚至就是“社会科学的同义词”。[15]在人类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所产生的巨大动能至今没有哪一种思想理论体系可以企及。另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1]8正所谓“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在我国，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纠偏和遏制各种错误言论，为文化强国建设确定正确方向。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在诸多纷乱的社会思潮中丧失灵魂，最终无法实现自身价值，文化强国建设也会无所依据。

说到底，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增强文化的引导力，核心在于解决好哲学社会科学为什么人这一根本问题。因为文化最终是“人化”，为什么人的问题直接关系着文化引导力的深层课题。凡是在学术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无不是立足当时人民需要，回答和解决人们在社会实践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与时代问题交融互动中而创成的。“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孟子・梁惠王下》）为谁著书、为谁立说始终是哲学社会科学绕不开的价值选项。可以说，为利益集团发声还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不仅事关研究者个人的价值取向，还是一个严肃的学术导向和重大的文化立场问题。个别学者援引马克斯・韦伯在其著作《社会科学方法论》中所谓的“价值中立”原则来鼓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当做到“价值中立”，试图抹杀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人民性”毫无根据。事实上，马克斯・韦伯本人并没有否定哲学社会科学的价值性特点。他明确地提出，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研究对象的选择，以及这种研究试图深入探究的“因果之网”的广度和深度，是由在这个时期占支配地位的“价值观”所决定的。[16]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真正主人。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和国家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一部分，要做出与其地位相匹配的贡献，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1]12-13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具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和生命力的基本前提，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必然要求。

2.在回应社会关切回答中国问题中增强文化吸引力。哲学社会科学只有在回应社会关切、回答中国问题中才能开掘自身厚度，为增强文化吸引力创造条件。马克思曾经鲜明地指出，以往一切哲学都在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意思是说要在回应社会关切，解决社会问题中，哲学社会科学才能获得内生动力。在《第179号的社论》中，马克思更加深刻地指出，真正的哲学反映的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17]哲学社会科学如果脱离时代要求，不能洞察时代变局中的问题，不能为时声，那么哲学社会科学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不可能找到本然存在的方式，不可能完全的表达自己，也绝不可能得到人民大众的认可。换句话说，哲学社会科学只有深耕时代田园，抓住时代问题，才能在解答问题中获得养分。同志也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为着有效的指导实践，改造世界”。[18]针对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问题意识不突出的情况指出，如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与时代同步，不对问题涉入，那么哲学社会科学寻绎历史脉络，探究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的价值就不可能实现。[1]14事实上，古今中外，在哲学社会科学上凡有成就者，无不扎根实践，回应社会关切，回答时代问题。

当前，从国际来看，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相互叠加，世界经济在后危机时代进入大调整、大变革时期，全球治理体系“再平衡”困难重重。从国内来看，“新常态”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逻辑，经济结构需要优化升级，发展方式急需大力转变，发展动力面临全面转换，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不断加大。与此同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不断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精准扶贫任务繁重，人民群众对小康生活充满期许。学术乃天下公器。面对这样的国际国内形势，如果不把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主攻方向，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就会因为错过与现实问题相交融的历史契机而失去发展的空间。因此，哲学社会科学界应当主动做到“不采华名，不兴伪事”（《申鉴・俗嫌》），坚持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贡献力量。

就当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而论，要不断努力探索“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深入研究和回答“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中产生的新挑战和新问题，不断提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能力。这是新时期党和人民赋予哲学社会科学的崇高使命，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内在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该与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划清界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哲学社会科学可以脱离现实。只有这样，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在回应社会关切、回答中国问题中累积自身厚度增强文化吸引力。

3.在培育新能力打造创新成果中增强文化影响力。当代中国在经济社会建设高速发展并已经取得突出成就的同时，提升文化影响力成为需要补齐的主要短板。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和创新成果既是文化影响力的象征，又是负载价值观、话语体系、思想理论从而增强文化影响力的重要载体。

那么，怎样才能培育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能力打造创新成果呢？在一项关于进一步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最需着力的地方的调查中，54.2%的受访者选择了“改进评价机制”，41.1%的受访者选择“加大经费投入”，39.5%的受访者选择“创新管理体制”，33.8%的受访者选择“加强学风建设”，29.4%的受访者选择“优化资源配置”，27.5%的受访者选择“加强队伍建设”，14.7%的受访者选择“扩大对外交流”。[12]这些数据从多个侧面说明了提升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打造创新成果的努力方向和着手方向。

“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进而不退者。”（《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十五》）培育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打造创新成果需要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研究对象、研究环境等内、外两个方面的因素着手，妥善处理好十个方面的矛盾。这十个方面的矛盾涉及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哲学社会科学深入的理论研究与广泛介入实践的矛盾，加强基础理论、应用理论研究与提升应用对策研究的矛盾，哲学社会科学坚持“二为”方向与贯彻落实“双百”方针的矛盾，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坚守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矛盾，研究过程中集体协作攻关与充分发挥个人能动性的矛盾，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如何协同推进的矛盾，加强党的领导与遵循哲学社会科学内在规律的矛盾，坚持理论自信与开放包容之间的矛盾，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为人”与“为文”的矛盾等。[19]“审大小而图之，酌缓急而布之；连上下而通之，衡内外而施之。”（《东周列国志・第二十六回》）妥善处理以上关系，是解决影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的重要突破口。

另外，在诸多因子中，要特别重视发挥评价的导向作用。评价反映的是人们在认识活动中应用于客体的价值意识。[20]评价具有的规范性、激励性、创新，对引导哲学社会科学健康发展意义重大。学术评价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和导向性的重要环节，直接决定着学术成果的筛选、鉴别与应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术评价就是学术研究的“指挥棒”。为了进一步提升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创能力打造创新成果，从而提升文化影响力，需要全面构建立足国情、遵循规律，富有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具体来说，要继续完善以专业评价机构为主体，以学术期刊为载体，以学术成果的质量、数量以及影响因子为核心指标的评价体系。同时要防止学术评价与学术发展相异化，特别要避免由于学术评价体系过于强调量化指标导致的学术研究的功利化，进而造成科研人员重量轻质、重形式轻内容、重应用学科轻基础学科、重短期效应轻长期效益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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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创新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哲学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1)04―0187―05

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新的历史背景下以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实践的基础上，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创新和发展的历史和逻辑的必然，也是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参与当代人类价值重建的内在要求，因而也是近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然而，从研究现状来看，无论是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理解上，还是在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目标和任务、路径和方法的选择上都有较大分歧。为此，本文将力求站在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及其当代人类价值重建的历史高度，从马克思的“当代世界的哲学”或“世界的一般哲学”的理论视域出发，就当前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中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试作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实质和核心

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新的历史背景下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实践的基础上，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要以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概念的正确理解为前提。而问题的重要性，就在于它不仅涉及到我们所要构建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问题，而且更涉及到我们为什么要构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问题。如果说前者主要涉及到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立足点和出发点问题，那么，后者则主要涉及到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目标和任务、价值和意义等问题。

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问题，从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理论视域来看，就是因为在目前的研究中，人们对“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中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概念的理解还存在着两种并不矛盾的看法和进路：其一是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或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或理解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就是“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就是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其二是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理解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在当前就是要切实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就是要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以“形式上的系统”。

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它的后果为基础的”。而之所以会有上述两种不同的理解和进路，在我们看来，其一是基于对传统教科书的不满，其二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不同理解。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其实质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为指导，以中国传统哲学为根，以西方优秀哲学成果为思想资源，立足当代中国现实，形成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要把“中国经验”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里的立场、观点、方法和智慧提升到哲学层次，提炼为哲学形态。

无论我们对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作何理解，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和历史必然。不过，提出问题的角度不同、理解不同，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性质定位、目标任务、路径和方法等方面都会有很大的不同，而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而无论是从教学的实际需要出发，将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理解为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在当代中国的新形态的构建，还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视域和研究范式出发，将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理解为着眼于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中国化的新发展、新阶段、新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都不能离开对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中国化的新发展、新阶段、新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的研究。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宝库中最富有生命力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有机结合的思想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当代性的光辉体现，也不仅仅是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内在要求及其逻辑和历史的发展的必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理论前提，更是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在当代中国的实现形式。只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精神为指导，切实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努力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才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原创建构奠定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供充分必要的条件的理论前提，为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理论视域和应有范式，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都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研究范式中来”，而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础上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初成果，即哲学思想)的继承、创新和发展，以实现从“中国化”到“时代化”或“当代化”的根本转变。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可以被解释为包含时

代化内容的研究范式，但“中国化”主要是一个空间概念，而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时代化”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创新和发展的重要表征所强调的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而如果“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都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研究范式中来”，必然泯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创新和发展，必然泯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的时代特征、思想主题和精神特质。

二、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目标和任务

在深度全球化的新的历史背景下以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实践的基础上，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构建既能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又能充分反映当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目标和根本任务。马克思早就明确指出：“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这是哲学发展的道路，也是哲学发展的动力和机制。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既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也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蓬勃生命力的关键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在不断总结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早在1872年《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明确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正如所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联系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正如所指出的那样，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新矛盾、新问题，我国改革和发展也面临一系列新任务、新情况、新课题。我们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就必须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先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不断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和最高理论形态，是我们党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唯一正确的理论。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新的历史背景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历史必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更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内在要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实践证明，要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世界”的巨大功能，就必须掌握群众，而要掌握群众，就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正如高清海先生所说：“哲学属于体系性的理论，它的思维逻辑必须体现为相应的概念、范畴和原理并且还要构成体系，才能为人们所理解、掌握和运用”。如果我们所建构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还是囿于“意识哲学”、“教科书哲学”和“改革教科书哲学范式”的范围，势必就会因远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远离大众的现实实践和现实生活需要而成为“空中楼阁”。这样的哲学要为大众所接受、所认同，并转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动力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物质力量，显然是不可能的。

新时代和新实践必然孕育新的哲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实践，不仅孕育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且孕育了作为这一理论体系的精髓和灵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哲学。这一哲学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升华，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最新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最高理论形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就是要在深度全球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所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和智慧，以哲学特有的思维方式和叙述方式加以提炼和升华，使之真正成为以“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为基础，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就是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五大”建设实践为基础，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三大创新理论为根据和依托，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和生态哲学为一体，既富有实践性和时代性、民族性和世界性，又能够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马克思主义哲学，又被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以“实践的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哲学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本质要求，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本质。而之所以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三大创新理论为根据和依托，就是因为它是在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而之所以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大建设实践为基础，则不仅是因为它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内容和主要方面，从根本上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实质性内容，而且更是因为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新的理论生长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五大建设实践为基础，切实加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和生态哲学研究，既是我们在深度全球化的新的历史背景下和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创新实践的基础上，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必然选择，也是我们在深度全球化的新的历史背景下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实践的基础上，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哲学思想和哲学智慧，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新阶段上的新成果，既具有广阔的全球视野，又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既是对中国优秀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最高理论形态，也是以时代中的现实问题为中心，以现实实践中的反思思维为特征，包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和生态哲学等在内的系统开放的科学体系。这个理论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新成果和最新形态，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活灵魂，也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创新发展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终极关怀，也是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的终极关怀。只有切实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和生态哲学研究，不断培育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新的生长点，才能为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提供鲜活而丰厚的思想资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

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新的历史背景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从实践层面来看，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创新实践，我们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而且形成了举世瞩目的“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其中所蕴含的“中国智慧”，无疑为我们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从理论层面来看，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形态，已经形成了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标志性的成果为基本思想内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其中蕴含了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思想和哲学智慧，是我们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最为直接和最为丰厚的思想资源。尽管，从目前来看，它还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特有的“形式系统”或哲学化的叙述方式，但却并不缺乏作为哲学所必须具有的实质性的思想内容。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有着自己坚实的哲学基础，而且有着自己独特而丰富的哲学思想内容。尽管，从目前来看人们在对其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内容的理解上，以及在对它与哲学思想、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西方哲学思想的关系等问题的理解上，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大家都不否认其中蕴含的哲学内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基础，运用马克思主义特有的哲学思维方式，深刻揭示其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内容，建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核心内容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新形态，正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和责任。所以，这里的问题并不是有没有哲学思想、哲学智慧和哲学内容的问题，更不是有没有必要和可能的问题，而是应当如何建构的问题。

三、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路径和方法

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新的历史背景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在当前必须着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必须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创新和发展，努力形成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中心的实践哲学范式。哲学范式的转换是哲学发展和创新的重要标志和实现形式。从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理论视域来看，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根本转换，在当前必须对当下流行的哲学范式进行必要的清理和反思，以便能够使我们真正从各种各样的“意识哲学范式”和“教科书哲学范式”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必须坚持以实际问题研究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发展形式的内在联系”，形成自己特有的话语体系和言说方式，以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意识哲学范式”和“教科书哲学范式”向“实践哲学范式”的根本转换。

其次，必须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的实践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哲学思考，努力形成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中心的新的思想主题。哲学主题的转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内在根据和根本动力。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中心，唯其如此才能真正形成以马克思主义的“新唯物主义”的“实践哲学”为主线，以三大创新理论为依托，以五大建设实践为基础，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和生态哲学为一体，既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和实践精神，又充分反映当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既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又面向世界的开放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再次，必须正确处理好“返本”与“开新”的关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因而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为指导，正确处理好“返本”与“开新”的关系。从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理论视域来看，“返本”是“开新”的内在要求，“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生态去建构所谓当代形态，必然使之失去应有的历史前提和理论根基，为主观任意地制造马克思打开方便之门”，只有通过“返本”才能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原创建构提供理论指导、注入生命之魂，以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但必须明确“返本”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唯有在“返本”基础上的“开新”才能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原创建构，不脱离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指示的方向和所开辟的道路，唯有“开新”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永葆青春与活力，才能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才能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创新和发展，才能真正建构起既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和实践精神，又充分反映当代特征和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最后，还必须正确处理好“中国化”与“时代化”和“全球化”的关系。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形成中国问题、中国话语、中国范式和中国特色，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在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永葆青春与活力的生命源泉。但同时还必须看到，在深度全球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还要以马克思的“当代世界的哲学”或“世界的一般哲学”思想为指导，形成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必须在“中国化”与“时代化”和“全球化”的互动中，必须在与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互动中，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上，为建构既具有实践性和时代性、又具有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开拓出更为广阔的理论视域和思维空间。唯其如此，才能在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实践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为当代人类价值的重建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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