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数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范文第1篇

一、引言

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问题的理论学说是从古典经济学派的人口经济理论发展而来的。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对两者之间的关系都是肯定的，但对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变动方向和程度问题有不同

见解。

哈维?莱本斯坦认为人口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因素，经济发展的过程是财富与人口增长之间相互抗争的过程，经济发展只有超过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限度时才能真正的经济增长。西蒙?库兹涅茨认为由于人口增长使知识库存量增加，推动采用新知识和新技术去提高生产力，以满足增长的消费需求，因而对于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来说，人口增长是必不可少的，且人口适度增长对其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就经济发展的人口效果来说，坎南认为，并不是人口增加就意味着产业的生产率降低，人口减少就会使产业的生产率上升，而是人口增长到了一定程度，才可使生产率下降，如果人口数量本来不足，再减少人口，只会使生产率下降；只有当人口超过这一限度时，人口减少才能使生产率上升。20世纪50年代中叶，西方经济学家从马尔萨斯人口经济理论中，提出了所谓低水平均衡的人口陷阱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当一国人均收入提高时，由于生活条件改善，人口增长率也随之上升。随着人均收入的上升，人口开始迅速增长，但这种增长有一个自然限度，超过这一限度人口增长会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呈现逐渐下降趋势。

综上所述，大量的研究揭示了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的之间的关系，与经济发展的其它因素相比，人口增长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是重要的。本文根据以上理论及相关研究，结合阿拉善盟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特点，做进一步的实证分析，并根据具体结论提出

建议。

二、阿拉善盟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现状

阿拉善盟地处内蒙古最西端，与全区以及中东部省份相比仍属于欠发达地区，但是“九五”以来，随着两大经济开发区的建成，阿拉善盟经济发展迅速，人口和经济的规模也发生了变化。

人口规模的变化，从人口总量来看，阿拉善盟人口总量由1995年的16.8万人增长至2013年的23.85万人，绝对增加人口4.67万人。年均人口增长率为1.51%。其中2000以前，年均人口增长率为2.62%，2000年之后，年均人口增长率为1.01%。其中，在2001年、2003年和2013年的年均人口增长率为负值。由此可见，阿拉善盟的人口增长率呈现出先增后减的趋势。这与全盟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相关政策的实施有紧密联系。

从经济总量来看，阿拉善盟在“九五”之后的近20年间，随着乌斯太经济开发区和腾格里经济开发区的建立和完善，经济发展迅速。全盟地区生产总值从1995年的105585万元增长到了2013年的4435100万元，绝对增加4329515万元，增幅达42倍。全盟综合实力显著提高。然而，阿拉善盟还处于资源密集型经济发展阶段，现阶段的要求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逐渐缩小与全区其他盟市，以及中东部发达省市的差距，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说明

本文数据均来自《阿拉善盟统计年鉴1996―2014》，选取阿拉善盟地区生产总值GDP（万元）与地区常住人口年末总人数TP（万人）。为避免因数据本身口径问题出现的波动，分别对GDP和TP取自然对数Lngdp和Lntp，减小波动的影响。

（二）平稳性检验

为保证采用的变量一定是平稳的序列，首先需要对待检验的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根据Eviews6.0的检验结果可知，原序列的ADF检验值均大于临界值，表明原序列是不平稳的。而变量的二阶差分序列在1%的显著水平下均为平稳序列。表明变量为二阶单整（2）序列。

（三）协整检验

由于变量是二阶单整序列，故采用EG两步法进行协整分析。首先建立计量模型：

Lngdp=C+αLntp+m （1）

式中：Lngdp表示阿拉善盟地区生产总值，Lntp表示阿拉善盟常住人口年末总人数。对模型（1）进行回归分析，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可以得到结果：

Lngdp = 9.60*Lntp - 15.42+m （2）

（0.00） （0.00）

R2=0.9325 aj-R2=0.9285 DW=1.5

由以上结果可知，方程拟合优度很好，各项值都通过了检验，方程的解释性较强。

接下来对方程的残差项m进行检验，如果它是平稳的，就说明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详见表1）

由上述检验结果可知，在三种水平下，残差项m的ADF值均小于临界值。说明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同时说明，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的稳定的协整关系。

（四）建立VAR模型

在ADF检验值平稳的基础上，可建立VAR模型。即以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为因变量，以变量滞后值为自变量的VAR模型。VAR模型滞后阶数的确定主要采用LR检验法，根据Eviews6.0的计算结果，VAR模型滞后阶数为1，即建立滞后阶数为1的VAR模型。如下：

Lngdp = 0.93*Lngdp（-1） + 0.88*Lntp（-1） - 1.43 （3）

Lntp = 0.07*Lngdp（-1） + 0.29*Lntp（-1） + 1.21 （4）

由（3）式可知，滞后期为1的情况下，当人口变动1时，GDP变动0.88；由（4）式可知，当GDP变动1时，人口变动0.77。结果表明，在滞后1期的情况下，人口总量的变动对GDP的影响较大，反过来GDP的变动对人口总量的影响不显著。

（五）脉冲响应函数

图1主要分析Lngdp和Lntp相互之间的冲击响应情况和路径。首先，由左图可知Lntp对Lngdp的响应，Lngdp对Lntp呈现正向的影响，且在第一期时，Lntp对Lngdp的响应较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第三期之后，这种响应仍再继续，且始终为正相应，但是Lngdp对Lntp的影响有缓慢减小的趋势。从右图可知，Lngdp对Lntp的响应也为正，虽然在第一期时，Lntp对Lngdp的影响为0，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影响逐渐增加，当到达第三期后，这种影响逐渐缓慢并呈现平稳趋势。

（六）方差分解

从表2可知，人口增长在第1期主要受到自身的影响，经济发展对其的影响仅为：

21.91960%，从第2期开始该影响增至27.29187%，可见从第2期开始，对于人口增长，自身影响不断减少，经济发展对其的影响不断增强，到第10期，达到了51.20399%。经济发展在第1期完全受自身的影响，人口增长对其的贡献为0，而从第2期开始，自身的影响开始减弱，人口增长对其影响增至3.953476%。虽然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第2期后不明显，但这种影响始终存在，且呈现出增长的趋势。

人口数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范文第2篇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由于建国后期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在200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老年人比例已高达8.9%，中国自此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i，并且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正在逐步加快。我国从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增长一直保持良好的势头，经济增长速度也逐渐加快。人均GDP由改革开放初期的381元增长到2010年30015元左右，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国家经济实现了巨大的发展。在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严峻的中国，这一问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全面深刻长远。它对一国经济的影响是促进经济发展还是阻碍经济发展，最终要根据国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发展水平等具体分析。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可能通过影响消费水平等方面阻碍经济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可以调整就业结构，完善产业结构，提高投资水平，促进经济增长。因此，我国人口老龄化如何对经济产生影响？这要根据我国具体情况分析，辩证对待。

对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问题，国内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分析研究。比如徐达（2012）通过引入经济增加模型，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资源出现缺口，而对于经济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劳动力的增长率和劳动人口的增加率关系，当劳动力的增长率小于劳动人口的增加率，产出水平就会负增长率；因此人口老龄化（人力资本存量）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邬沧萍（2004）指出，中国已经是老龄化社会的人口大国，并且中国已经进入了未老先富的状态，并且这一情况会持续到本世纪中叶。徐晓飞（2013）使用截面数据分析，利用中国人口和经济增长的数据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发现老年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关系，老年人口增长率的提升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针对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描述了我国1982年到2011年老年人口比率的变化趋势和我国经济发展的情况。并利用1995-2011年的数据，建立回归计量模型，测度我国国民总收入指数和老龄化比率的关系。并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几个方面，对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形势如此严峻，如何实现经济的持续繁荣发展，提出相应政策。

二、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情况描述

（一）人口老龄化趋势

人口老龄化是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人口老龄化有两个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本文以年龄在65岁以上的人口定义为老年人。

图1为老龄人口绝对数量和相对趋势图，描述了我国65岁以上人口数变化趋势。可以看出，中国老年人口不仅绝对数量基数大，并且增长速率十分快。在2005年左右就达到了1亿，而到2010年就达到1.2亿，5年时间增长了0.2亿，并且在图中呈现出进一步上升的趋势。也就意味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在未来一段时间还有进一步加深的趋势。同时，从相对数量来看，2011年老龄人口ii占总人口的比例为9%，这是1982年的两倍左右，因此根据国际定义的老龄化的标准，可以说我国已经进入了人口老龄化阶段。因此，根据图1及我国人口现状来看，我国未来的老年人口还将进一步增加。

（二）我国经济的发展情况

图2为人均GDP年增长趋势图，描述了我国从1982年到2011年的人均GDP的增长趋势。从图中可发现人均GDP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并且我国人均GDP的增长速度是在逐年提高的。我国在1990年人均GDP为1510.2元，到2011年人均国民收入就突破30000元，中国经济的年平均实际增长率达到7%。由于国内消费市场的动力不足，中国的经济的增长主要由投资和进出口带动。我国是人口大国，现阶段劳动力资源供给相对充足，因此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劳动力供给至少在现阶段不会对造成太大冲击影响。但人口老龄化会对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等方面产生影响，进而对我国经济的增长产生冲击。但对于我国经济的影响要辩证对待，依据现阶段国情，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三、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相关影响和实证分析

（一）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

我国人口老龄化导致我国国内的需求和消费结构发生变化。由于老年人自身的生理和心理特征，老年人对产品及服务的消费和需求与其他年龄结构的人群有很大差异。于潇和孙猛（2012）研究发现老年人对医疗保健药品及设备，家庭设备、交通通讯等方面的需求比处于其他年龄阶段的人群需求高，而在其他方面物质和服务的消费则比其他人群的需求低。老年人的需求结构有自身的特点，并且不同类型的老年人需求结构也有其自身的特点。比如刚步入老年人行列的老年人与七八十岁的老年人相比，他们对运动、旅游、保健等方面的产品与服务更加感兴趣；文化水平高的老年人会对书籍、文艺作品等更加感兴趣。由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会更加多元化和层次化。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很大，老龄人口的数量也很大，因此我国人口老龄化对我国需求和消费结构必将产生影响，这也是为我国老年产业的发展提供一个机遇。

（二）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我国人口老龄化会引起我的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为适应变化的消费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也必须做出对应的改变，因此我国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也会产生影响。而我国的经济发展主要是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因此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比较大。一方面，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老龄人口数量上升会使老年相关产业得到发展，特别为第三产业服务业发展提供契机。第三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可以提供充足的就业市场和众多的岗位，提高我国的就业率，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会对劳动密集型产业产生一定的冲击。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有耐力和强壮的青壮年越来越少，会使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的劳动力出现缺口，老年人在体力和耐力上明显比强壮年弱很多，也会导致生产率和效率下降。但正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的困境，会促使我国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老年人虽然在体力和耐力上面不及青壮年，但是他们拥有十分丰富的管理经验、研究经验和操作技术等等。发挥老年人在这些方面的优势，以科技发展技术进步来弥补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

（三）实证分析经济增长与人口老龄化的关系

本文用国民总收入指数iii来衡量经济的增长，可以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然后再利用老龄化人口比率iv，并对这两个指标进行对数化处理，用模型为 ，其中 （Gross national income index）为国民总收入指数；是老龄人口比率，即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用Eviews6.0进行参数估计进行回归分析得到表1。

从上面的分析结果表明，这一年ln（gnii）变化的87%可由in（oldrate）的变化来解释。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F统计量的临界值未F0.05（2，14）=7.92[，表明模型的线性关系显著成立。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自由度为n-k-1=14的t统计量临界值为t0.025（14）=2.145[，因此ln（oldrate）的参数都通过了该显著性水平下的t检验。

同时，实证分析表明国民总收入指数与老龄化人口比率成正相关，当老龄化人口比率上升一个百分比，国民总收入指数就增加个百分比。这是因为我国现在处于人口红利阶段，老龄人口增加，储蓄增加，会加剧资本投入，促进经济增加；我国人口基数大，劳动力资源充足，投资增加等因素对促进国民收入增加的程度大于老龄化人口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总体来说，在现阶段我国国民总收入指数与老龄化人口比率是正相关的关系。

四、政策意见

基于上述分析，虽然我国现在处于人口老龄化的阶段，并且人口老龄化速度日益加快，但是由于我们现在处于人口红利期，我国经济还是不断向前发展。人口老龄化有利有弊，我们要充分利用我国现阶段人口老龄化对经济促进方面的作用和影响，尽量避免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所以提出以下建议。

（一）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两面性，是机遇也是挑战。政府应该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转变部分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等。比如发展老龄人口产业、服务行业等，既利用了我国社会人口老龄化这一特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又能完善老年人的服务待遇避免负面影响。从而使人口老龄化与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相协调。

（二）充分利用基数庞大的老年人口资源，发挥老年人的价值。老年人只是年龄增大、体力、身体素质等相较以前稍弱，但是并不是毫无用武之地。老年人中间不乏一些有科学文化知识、有技术经验等的群体，比如老教授、老中医等。因此，我们要充分发挥这部分老年人的价值，国家可以推迟这部分行业的退休年龄或者其他措施，这样既使得这部分老年人能够发挥自身的价值，也能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三）加大和完善公共医疗健康服务保障体系，保障老年人老有所养。在十八大报告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并且把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作为卫生事业发展的根本目的，把医疗保障、医疗服务、公共卫生、药品供应、监管体制综合改革作为推进重点，强调要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随着社会老龄化的深入，老年人口占比越来越重，要保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就要保障老年人的生活，特别是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尤为突出。政府一方面要加大医疗保障的覆盖范围面积人口，另一方面也要增加这方面的投入，以保证卫生医疗等资源的供应充足。

因此，我们要辩证对待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要充分利用人口老龄化对我国产业发展变革带来的契机，抓住机遇实现产业结构的完善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国处于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的阶段，对于老年人我们一方面要充分发挥老年人的优势和价值，更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要加强公共卫生医疗服务等方面的建设，以保障老年人老有所养，更好促进社会和谐，促进经济发展。

注释：

i国际衡量标准：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

ii 65岁及65岁以上的人口

人口数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范文第3篇

[关键词]人身保险；保险意识；保障水平

[中图分类号]F84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09)02-0023-05

近几年，山东省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国民生产总值不断增加，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各种存款余额明显增大，这为山东省人身保险提供了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使人身保险获得了长足发展，服务社会的能力不断提高。但总体而言，山东省人身保险的发展水平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及较大的人口规模对人身保险的需求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2008年，山东省实现生产总值(GDP)31072.1亿元，年末全省总人口9417.2万人，人均生产总值27637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26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985元；而从人身保险发展情况看，2008年全省实现人身保费收入452.8亿元，人均保费仅为381.13元，仅占GDP的1.4％。这说明，山东人身保险的发展水平仍很低，远不能满足人们的人身风险保障需求。因此，需要对山东人身保险发展进行研究，并通过科学的数量分析探究各主要因素对人身保险发展的影响程度，以便采取相应的保险发展对策。

一、人身保险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人身保险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影响人身保险发展的因素包括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是指人身保险自身诸构成要素中那些可以由保险供给方的主观行为加以改变且主要通过影响保险供给而影响其发展的因素和条件，主要包括保险企业组织形式及结构、保险企业经营能力(保险经营理念、保险经营方式、保险技术、保险人才、保险产品创新等)、保险营销模式、保险市场化程度、保险市场结构、保险监管、保险法律、保险政策等。外部因素，主要指那些客观存在的、单纯依靠人身保险供给方的力量无法改变且主要对保险需求产生直接影响的因素，包括风险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人口因素和观念因素等。

一个国家或地区人身保险的发展状况是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外部因素是人身保险发展的基础和客观依据，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外部客观环境不同，对人身保险提出了不同的发展要求，是内部因素作用的依据和方向；内部因素是外部因素赖以发挥作用的载体，既对人身保险发展状况有重大影响，其本身又是人身保险发展的构成要素和基本内容。人身保险的发展过程就是充分发挥内外部因素的作用，形成合理的保险结构，提高保险资源配置效率并促进其发展的过程。

本文在对人身保险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中，主要探讨各外部因素是否通过内部因素而对人身保险发展产生了应有的促进作用及其影响程度。

(二)影响人身保险发展的外部因素

1　人身风险因素。风险的客观存在是保险产生和发展的自然前提，风险的发展变化是保险发展的依据和方向。因此，人身风险状况及其发展变化是人身保险发展(包括保险公司设置、保险产品设计和创新、保险服务及保险监管等)的客观依据和方向。

2　经济因素。经济发展状况即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经济发展速度等都会影响人身保险发展。经济发展是人身保险发展的现实基础，其对人身保险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着人身保险发展程度和规模，二者之间呈正相关关系；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引起风险结构变化，从而导致人身保险需求增加和需求结构变化；经济发展速度制约着人身保险增长速度，经济发展迅速时，收入水平提高刺激保险需求更加旺盛。

3　社会因素。影响人身保险发展的社会因素主要包括社会保障水平、城市化程度、家庭结构模式等。

(1)社会保障水平的影响。社会保障对人身保险发展的影响包括静态和动态两方面。静态影响表现为社会保障和人身保险相互制约，社会保障的范围、项目和程度影响人身保险的发展，即在人们保障需求一定的情况下，社会保障制度越发达越完善，保障范围越广、项目越多、水平越高，人们对人身保险的需求会相应地减少，反之亦然；在经济发展水平一定的情况下，社会用于社会保障的费用越多，人均可支配的收入相应减少，则购买人身保险的能力减弱，二者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动态影响表现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社会环境，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又是人身保险发展的先决条件，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对教育的投入加大，教育的发展又使人口素质不断提高，科技进步加快……而这一切又会促进人身保险的发展，社会保障和人身保险相互配合，相得益彰。

(2)城市化程度的影响。城市化是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城市人口在收入水平、消费观念、受教育程度和科技素质等许多方面高于农村人口，其保险意识和保险接受程度及购买能力强于农村。因而，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和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促进人身保险发展。

(3)家庭结构模式。不同的家庭结构下，家庭成员应付和处理人身风险的手段和方法不同，因而对人身保险需求的影响也不同。一般地，家庭规模越小，家庭功能越弱，就越需要人身保险来为家庭成员提供保障。世界性的家庭规模小型化及人口老龄化趋势，为人身保险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良好的机遇。

4　人口因素。影响人身保险发展的人口因素包括人口数量、人口质量、人口结构等。

人口数量是衡量人身保险潜在需求的最直接指标，人口数量越多，人身保险的潜在市场需求就越大。但人口数量对人身保险的影响具有双重性：一方面，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多，对人身保险的潜在需求不断增大，即人口数量的增加会促进人身保险的发展；另一方面，人口数量的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间接阻碍人身保险的发展，这是通过影响人均国民收入的变化从而降低保险密度而发生的。

人口质量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下其人口群体的体质、智能和文化程度、劳动技能等各种特质的总和。其中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即受教育程度是人口素质的最重要的指标，其对人身保险发展的影响也是最直接和显著的。一般地，国民教育水平越高，经济发展速度就越快，越有利于扩大人身保险的供给与需求，促进其发展。

人口结构包括人口年龄结构、人口地域结构、人口职业结构等，其中，人口年龄结构对人身保险发展影响最大。首先，人口年龄结构直接决定人寿保险的价格和给付标准，从而影响人寿保险发展。其次，

人口年龄结构的不同及其变化，既改变人们的储蓄、消费和投资行为，又影响国民收入进而影响人均国民收入，从而对人身保险发展产生影响。即：当社会处于老年型年龄结构时，一方面，由于老年人口比例相对大，保险费率应高于年轻型和成年型的，其所要交纳的保险费就多，而保险价格高不利于扩大保险需求，同时由于死亡率较高，保险人需支付的死亡保险金增加，利润相应减少，不利于保险人扩大其业务规模和承保能力；另一方面，由于老年人口比例大，给个人储蓄性人身保险带来更大的需求。同样，当人口总扶养比①增大时，人们更需要保险保障，从而促进人身保险发展。

5　观念因素。对保险发展有重大影响的观念因素主要包括风险意识、保险意识、消费习惯、家庭观念和、风俗习惯等。

风险意识或称风险取向，是人们对待风险的态度。如果人们习惯于被动地接受风险，而不是积极主动地防范风险，则会制约人身保险的发展。 保险意识是人们对待保险的态度，反映人们面对风险时在主观心理上对保险的依赖程度，保险意识越强，越有利于人身保险的发展；反之亦然。

消费习惯是人们对待储蓄和消费的态度，如果人们重储蓄轻消费，有较高的储蓄倾向，或者重远期消费而轻当期消费，则对人身保险的发展有利；反之，如果人们重消费轻储蓄，或重当期消费而轻远期消费，则不利于人身保险的发展。

家庭观念是人们对家庭及其承担责任方式的态度。随着家庭规模的小型化趋势，家庭保障功能不断弱化，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保险的日益普及使人们承担家庭责任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投保人身保险体现了一个人对家庭的责任感。因此，有强烈家庭责任感的人，会为了家人生活的稳定积极投保人身保险。

对个人认识风险和应付风险会产生深刻影响。如信奉基督教、佛教的人们认为：人的生死及所遭遇的灾难都是神的旨意，是人的力量无法改变的，更不是人身保险可以保障的；还有人觉得保险藐视甚至亵渎了他们的“神灵”而对之加以排斥，他们也不会参加人身保险。

二、山东省人身保险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定义

在本文的分析中，用保费收入来表示人身保险的发展水平。一般地，国内生产总值、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各项存款、人口数量、人口负担系数、三人户以下家庭占家庭户数的比例、大专以上人口占6岁及6岁以上人口的比例、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社会保险的参保人数等因素都会影响人身保险保费收入。但国内生产总值、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各项存款等因素间存在多重共线性，其中的各项存款可以代表潜在保险需求(或潜在保费支付能力)，对人身保险影响较大，故在此保留各项存款，而将国内生产总值、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三因素剔除；由于我国社会保险从1998年才开始起步，1990～1997年社会保险的参保人数缺失，在此也不予考虑；其它各项因素之间没有明显的多重共线性。据此，将有关变量设定如下：

(1)y：人身保险保费收入

(2)x1：各项存款

(3)x2：人口数量

(4)x3：人口负担系数

(5)x4：三人户以下家庭占家庭户数的比例

(6)xS：大专以上人口占6岁及6岁以上人口的比例

(7)x6：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8)x7：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在此，选取1990～2008年间各项因素的数据资料。其中，山东人身保险保费收入1991～1999年的数据来源于《山东统计年鉴》，2000～2007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保险年鉴》，2008年数据来源于山东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1990～2007年的各项存款、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等数据来源于1991～2008年《中国经济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及《山东经济年鉴》，2008年数据来源于山东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口数量、人口负担系数、三人户以下家庭占家庭户数的比例、大专以上人口占6岁及6岁以上人口的比例、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等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年鉴》及《中国经济年鉴》等。

(三)模型选择及结果分析

为了考察分析山东省人身保险发展的影响因素，基于相关保险经济理论和我国经济的实际情况，我们将模型设定如下：

lnyt=ao+a1lnx1t+a2lnx2t+a3x3t+a4x4t+a5x5t+a6x6t+a7x7t+εt

其中，为了消除异方差对估计结果的影响，对于绝对值较大的变量y、x1、x2进行了对数化处理。εt为随即扰动项。回归结果如下表所示：

从上表的回归结果看，R2=0.983277，调整的R2=0.972634，R2和调整的R2都大于0.9，说明模型对数据的拟合优度较好；DW=2.11，不存在明显的自相关；F=175.8028较大，模型的整体回归比较显著。在显著性水平a=0.05下，人口数量和常数项的回归系数显著，其它变量的回归系数不显著。

将回归结果整理得到最优模型为：

lny=47.5618lnx2－419.23

该回归结果说明，尽管从理论和经济、社会等背景分析来看，各项存款、人口数量、人口负担系数、三人户以下家庭占家庭户数的比例、大专以上人口占6岁及6岁以上人口的比例、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等因素都可能影响人身保险发展，但实证结果表明，山东省人身保险保费收入只与人口数量关系显著，二者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即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人身保险保费收入也随之增加。

保费收入与代表经济发展因素的银行存款之间关系不显著，意味着山东经济的发展并未相应地带动人身保险发展、发挥其应有的基础作用。

人口负担系数的降低和三人户以下家庭占家庭户数比例的提高，一方面意味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和家庭保障功能的弱化，另一方面说明居民的保费支付能力增强和对人身保险需求的增加，这有利于人身保险的发展。而该二因素与保费收入之间关系不显著，表明人们并未将人身保险作为主要的家庭保障方式，人们的保险意识仍较淡薄。

教育程度和非农人口比例的提高、城镇居民恩

格尔系数的降低都有利于促进人身保险的发展，但与保费收入之间关系不显著，说明人身保险并未随着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人口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收入的提高而得到相应发展，也预示着人们的保险意识有待于进一步强化。

人身保险发展的实践也证实了人们的保险意识确实不高。表现为：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保险支付能力也不断提高，但人身保险有效需求(表现为保费收入)并没有相应增加。据统计，2008年山东省各项存款余额达到26930.2亿元，说明存在着足够的、较强的保费支付能力，但2008年山东人身保险保费收入为452.8亿元，仅占各项存款的1.68％，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人们并没有将保险作为一种主要的风险保障手段。究其原因，一是人们不知道自身面临着风险，或者不知道其所面临的风险可以通过保险来获得保障；二是打算通过保险获得保障的人们不知道该买什么险，或者从市场上买不到其所需要的保险产品，市场上适销对路的保险产品少；三是保险价格高，人们认为与存款利息、证券投资收益相比，参加保险不合算；四是消费者对保险服务不满意等。各项原因中，除了“市场上适销对路的保险产品少”外，其他各项因素都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人们的保险意识不强。人们之所以将保险与存款利息、证券投资收益相比较，是因为他们并没有将保险作为一种风险保障手段，而误认为保险是一种投资方式。而对保险服务不满意的消费者中，相当一部分人并不真正了解其所买保险产品的功能或保险责任，对保险责任期望过高。一旦发生事故，当保险人的赔付低于其期望值时，他们便觉得自己上当受骗了，从而对保险服务乃至对整个保险业产生了不满情绪。其实，真实的原因是他们虽然买了保险，但并不真正了解保险。

因此，尽管山东保险业发展的经济、社会环境不断优化，但其对人身保险发展的促进作用并未显现。即在山东省人身保险发展过程中，保险行业并没有将外部环境优势转化为现实的保险发展成果，保费收入没有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家庭结构的日益小型化、教育程度的提高、人口城市化进程等相应地增长，日益优化的外部环境没有对人身保险发展起到应有的促进和推动作用。这说明，山东人身保险业将外部环境优势转化为现实保险发展力的能力不高，需要采用相应的措施以促进人身保险的进一步发展。

三、进一步发展山东省人身保险的政策建议

(一)提高消费者的投保积极性

1　增强消费者的保险意识。在山东省经济、社会整体风险保障不足(如保障体系不尽完善，社会保障水平较低，保障范围窄，个人和社会面临很大养老和医疗压力等)而消费者又有较强的保费支付能力的现实背景下，增强消费者的保险意识就成为促进人身保险发展的重要手段。除了继续通过媒体、社区服务等方法扩大保险宣传外，建议由省政府、保监局牵头，由行业协会或保险学会具体实施，由保险公司和高校参加，各方面协力联合组成宣讲团到企事业单位或乡镇、村进行保险知识的宣传、讲解和普及，从而使更多的消费者了解保险、理解保险进而接受保险，积极参加保险。

2　加强对展业人员的规范管理。首先，提高展业人员的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严格遵守持证上岗制度；其次，完善消费者投诉制度，对因误导消费者或展业中的违规违法行为而被投诉的展业人员，应有相应的惩罚措施；再次，对展业人员信息联网，使消费者在投保时能对其业务员的操守有所了解。通过上述方法，减少展业过程中的误导和违规违法行为，从而增强消费者对保险业的信心。

3　改善理赔服务态度。当接到索赔案，不论该不该赔，都应让消费者感受理赔人员的热情和真诚，从而逐步改变和化解长期以来在消费者中形成的“展业和理赔服务态度两重天”的看法及因此对保险业产生的误解。

(二)成立有地方政府投资入股、总部设在山东的寿险公司

首先，在现行总――分公司经营管理体制下，地方政府对当地人身保险发展的作用主要是通过一定的地方政府行为影响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从而影响人身保险发展的外部环境，其对人身保险发展只能产生间接的外在推动力，而无法施加内在的影响力。实际上，作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重要保障力量的地方保险业(包括人身保险)，其本身也是地方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状况不仅决定了能否满足地方经济和社会的风险保障需求，而且也构成了衡量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的一项重要指标。地方政府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独立经济利益和决策权力的经济主体，应该有权参与影响地方经济利益的各项经济活动，包括地方保险业。同时，由于中国保险业至今还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保险商品价格与保险市场供求脱节，保险行业进入壁垒高，行政干预和行业垄断特征明显等，在一定时期内存在超额垄断利润，地方政府也存在着直接参与当地保险发展、分享保险发展利益的强烈的内在要求。而地方政府作为一级行政人，更了解本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进步需要什么样的保险，以及什么样的保险更符合当地保险需求，什么样的保险营销方式和保险服务更有利于当地保险交易的顺利实现等。因此，应成立有地方政府投资入股的寿险公司，使当地人身保险发展与地方政府产生直接的经济利害关系。这样，一方面有利于地方政府发挥其在当地人身保险发展中的决策独立性，实现其独立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创新行为及其所造就的制度创新、政策和管理创新等方面的软环境也有利于促进地方保险创新，从而推动人身保险的发展。其次，总部设立在山东的寿险公司作为总公司，有权根据山东保险市场的需求来设计产品、厘定费率、运用保险资金等，从而推动山东人身保险的发展同时，避免保险资金的外流，有利于促进山东经济的发展。

人口数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范文第4篇

关键词：碳足迹；影响因素分析； Lasso；K折CV验证

中图分类号：F0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4）09-0124-05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Carbon

Footprint Based on LARSLasso Method

TANG Jianrong， DENG Lin

（School of Business Jiangnan University，Jiangsu Wuxi 214122）

Abstract： This paper used LARS to realize the Lasso process to get the weight of each factors choose from 12 possible factors and the normal Lasso estimation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the energy structure i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formation of carbon footprint； population， economy of scale and energy intensity are significant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arbon footprint； city level， population structure，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metastasis of carbon footprint， the proportion of clean energy and the public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level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carbon footprint of the influence； the rat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consumption level of residents is not significant.

Key words： carbon footprint； analysis of influence factors； Lasso； K foldCV

引言

全球气候问题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人类生产、消费、流通等活动所产生的碳足迹（Carbon Footprint）对气候和环境的影响愈见明显。碳足迹是人类生态足迹的重要内容，如果任其发展并因此阻断了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的天然联系，则会沉没我们的生态方舟，因此，重新构架全球经济的发展模式，科学测定人类碳足迹并分析其动因，进而形成一种以生态法则为导向、以有效控制碳足迹为目标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一项重要且迫切的任务。

国内外关于碳足迹影响因素的分析主要基于STIRPAT和LMDI模型。朱勤等对STIRPAT模型进行扩展，应用岭回归方法分析人口、消费及技术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统计实证结果表明，扩展的STIRPAT模型对中国国情有较高的解释力，居民消费水平、人口城市化率、人口增长速度三个因素对我国碳排放总量的变化影响显著[1]；杨建云运用LMDI模型，依据2001～2010年的数据，分析了能源结构、能源强度、劳动效率、人口数量对河南省碳排量的影响，结果显示，人均GDP提高、经济活动增加是导致河南省碳排量增加的首要因素[2]。

各种研究表明，影响因素的甄别筛选至关重要，全面纳入可能的影响因素，可以提高分析的准确性，但同时也会导致数据的高维化，从而引起多重共线性和数据分析难度加大。传统的统计回归方法无法处理数据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而变量选择方法对高维数据的处理分析缺乏准确性和高效性，对碳足迹的影响分析也显得苍白无力，因此本文运用Tibshirani提出的一种有偏估计方法Lasso（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3]对数据进行分析，该方法将模型系数的绝对值之和作为惩罚项来压缩模型系数，以尽可能小的误差将不显著因素的系数压缩为0，从而达到显著变量选择的目的，在此过程中，它可以同步实现对参数的估计，且其逐步回归过程可以很好地处理数据多重共线性。

通过评价指标文献的比较分析，结合指标的重要性、数据获取的科学性和全面性以及碳足迹影响的特点，选出12个碳足迹的可能影响因素，基于1996～2011年相关数据，运用LARS-Lasso算法实现变量选择过程，同时得到标准的Lasso参数估计模型，并据此分析显著因素对碳足迹的影响，为制定控制碳足迹的有效政策提供参考。

1LARS-Lasso算法

设X为自变量，Y为因变量，n次取样得到观测数据的标准化值为（X，Y），其中X为n×p矩阵（n>p），Y为n×1矩阵，X的第i个观测值Xi=（Xi1，Xi2，…，Xip）T，i∈[1，2…n]且各观测值相互独立，Y=（Y1，Y2，…，Yn）T。则Y对X的线性回归模型为：

yi=αi+βjxij+εi（1）

其中εi～N（0，σ2），=，对标准化的数据=0，因此α=0，进一步整理式（1）得到：

Y=βX+ε（2）

根据Lasso的定义，要筛选出显著性的变量，就要在式（2）基础上加上一定的约束条件，令约束范式表达式为：

式（3）中，t≥0，是一个调和参数（Tunning Parameter），Lasso过程就是通过不断调整t的值，使得整体回归系数变小，压缩不显著变量的系数，直至为0。

需要注意的是，假设0j为无约束最小二乘问题的解，那么当t>0j的时候，约束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把式（3）中约束条件两边同时除以0j，令s=t0j，s∈[0，1]，则：

式（4）中的s是选择最终模型的标准参数[4]。

Lasso实质是二次规划的求解问题，Bradley Efron提出的LARS（Least Angle Regression，最小角回归）算法[5]可以很好地解决Lasso计算问题。对LARS方法进行一点变动，限定每次只有一个变量进入或剔出模型，从而得到LARS-Lasso的解路径，并通过确定式（4）中参数s择定最佳模型。采用Efron和TibShirani提出的交叉验证法（CV） [6]来确定参数s定义统计量：

2指标选择及数据来源

2.1指标选择

2.1.1碳足迹测定

本文将1996～2011年各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折合成标准煤参考系数，计算累加的碳排放量，以此核算碳足迹（CFP），这里所述的一次能源只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三大主要能源，其核算公式[8]为：

表1数据显示：1996～1998年，碳足迹持续下降，1999年后碳足迹逐步增加， 2002～2007年碳足迹上升速度明显加快，此后增速有所减缓，但2011年又出现了显著增长。从碳足迹变化趋势可以看出，碳足迹变动趋势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密切关联。

212驱动因素分析

很多学者对碳足迹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归纳，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从以下4个方面考虑可能的影响因素。

（1）经济方面。包括经济发展速度、经济规模、产业结构、碳足迹转移程度。工业革命以来，第二产业主导世界经济迅速发展，经济规模不断扩大，随之产生的污染问题日趋严重，经济发展状况、产业结构对碳足迹的影响可见一斑；引入碳足迹转移程度分析是否存在“碳转移”，这在中国发展过程中，寻求经济发展和节能减排平衡点、维护自身发展权益有一定作用。

（2）人口方面。包括人口数量、人口结构、城市化水平、居民消费水平。生活消费能源在能源消费中占有很大比重，人是生活能源消费的主体，而且现实生活中，城市人口、劳动适龄人口的生活能源消费量远超农村人口、婴幼儿和老年人。因此人口数量、居民消费水平、城市化水平和人口结构会对碳足迹产生影响。

（3）能源方面。碳足迹主要来源于能源消耗过程，可见能源对碳足迹的影响不可忽视，本文从能源结构、清洁能源比重以及能源强度三个角度考虑其对碳足迹的影响。

（4）政府方面。减少碳足迹与政府政策指向和大力扶持紧密相关，本文用公共交通发展水平衡量政府对节能减排的扶持力度。

综合上述4个方面的分析，初步构造指标体系，如表2所示。

22数据来源

依据表2中各变量的描述，查阅1996～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国民经济核算、人口、对外经济贸易、能源、价格指数、城市概况、资源和环境等分类统计数据，对原始数据进行计算和整理，得到各自变量的具体数据。

3LARS-Lasso实证研究

31数据预处理

观测各自变量与因变量CFP之间的散点-拟合线图，结果表明：变量A1、A4、P1、P2、P4、T3与CFP有明显的线性关系，而变量A2、A3、P3、T1、T2、G2与CFP之间的线性关系有待考证。

根据式（1）定义，Lasso标准模型是线性的，为消除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本文对原始数据取对数，而LARS算法对数据默认的标准化处理可以进一步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

33参数的确定

本文运用K折CV验证确定改进的调和参数s，即将样本数据等分为K份，依次以第k份数据作为测试样本，用于计算CV残差，k=1，2，…，K，剩余K-1份数据作为训练样本，用于拟合模型。Lasso问题的CV验证，通常令K=10， CV图如图2所示。

图2横坐标为压缩系数即参数s，纵坐标为CV值，根据具体CV演算表得到minCV（s）=1943794×10-4时，s=076767677，观察图1可知s介于第11步和第12步之间。

Lasso模型的验证参数为R2和Cp，其中R2是Lasso回归模型的拟合系数，越接近1，模型的拟合优度越高，而Cp值是Lasso判定系数，其数值定义为：

34模型构建与分析

根据已确定的参数s、图1解路径和式（4），得到Lasso标准化回归模型的系数解（精确到小数点后四位）如表4所示。

根据表4数据，经济规模（A4）、居民消费水平（P3）的系数被压缩至0，从模型中剔除，其他10个变量均被选入，其中清洁能源比重与碳足迹呈负相关影响，其余变量均为正相关影响，据此得到Lasso标准模型为：

lCFP=0773×lnA1+0027×lnA2+0015×lnA3+1046×lnP1+0096×lnP2+0080×lnP4+1187×lnT1-0009×lnT2+0702×lnT3+0003×lnG2（10）

据此分析各变量对碳足迹的影响。

（1）能源结构是形成碳足迹的主要动因。石油能源是目前人类生产消费的物质基础，也是产生碳排放的罪魁祸首，而不同能源的能源效率和洁净程度有着天壤之别，煤炭能源效率和洁净程度最差，但煤炭是中国最大的能源矿种，其在中国能源消费的主导地位短期内不会有所改变，煤炭消费比重越高，能源结构越差，碳足迹就越大。

（2）人口数量、经济规模和能源强度是影响碳足迹的直接原因。人口数量的扩大必然会导致社会生产与消费的增加，能源消耗也会水涨船高，因此人口增长越快，碳足迹提升越快；工业革命以来，环境污染问题愈发严重，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难以脱离工业，工业发展污染大，加之政府难以监管到位，经济规模越大，污染越严重，碳足迹亦随之提高；能源强度反映的是能源技术发展水平，能源强度越大，同等能耗产生的碳足迹也水涨船高。

城市化水平、人口结构是助长碳足迹的重要因素。城市人口和劳动适龄人口的生活能源消耗相对较大，一方面，其相对高碳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会引起家庭碳足迹的增加；另一方面，城市规划不合理，管理缺乏统筹性，低碳建筑拘于纸上谈兵，造成城市碳足迹居高不下。

（4）产业结构、碳足迹转移状况对碳足迹有一定影响。第二产业的主体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对环境的污染显而易见，因此产业结构对碳足迹的正向影响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碳足迹转移状况对碳足迹影响系数为00153，是正相关关系，证明发达国家对中国确实存在碳转移。

（5）低碳能源、公共交通对碳足迹的影响不可忽略。积极发展低碳能源，逐步优化能源结构，可以有效减少碳足迹；清洁能源比重的系数较小，仅为-00093，这是因为近16年低碳能源消费比重较小（59%～86%），但随着消费比重逐步增加，其作用亦会水涨船高，因此必须高度重视；系数为00033，与研究预期背道而驰，一方面是因为当前国内公共交通工具大多是燃油车，能耗高、污染大；另一方面，公共交通发展远跟不上经济发展的脚步，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公共交通却难以满足居民需求。尽管如此，通过推进公共交通工具电气化、改善公共交通网络等一系列政策，必定可以发挥其抑制碳足迹增长的效用。

（6）经济发展速度和居民消费水平对碳足迹的影响尚未显现。中国经济发展有着明显的区域化差异，发达区域对GDP贡献大，经济发展速度快，且基本形成第三产业主导经济发展的格局，因此经济发展速度对于碳足迹的影响较小。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近16年来最小值为357%，远高于发达国家水平，说明生活必需品是中国居民消费的主体，因此对碳足迹的影响不显著。

4碳减技术路径及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可以从碳足迹的10个显著影响因素着手，兼顾两个尚不显著的影响因素，有力控制碳足迹增长。在发展过程中，要引导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调整，推动新能源发展；不断改革能源利用技术，提高能源效率；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让“静脉”产业为经济发展注入新鲜活力；呼吁国际社会重视“碳泄漏”，保障自身发展权益；控制人口增长，鼓励低碳生活；重视绿色城市建设，提高节能设施覆盖率；合理运用政府政策，推动关键链管理。

（1）构建智慧增长战略。注重城市经济、社会、环境之间的和谐发展，强调已开发区域的整合利用和紧凑式发展，关注各利益主体的诉求与合作，成功实现我国智慧增长。伴随着人口膨胀、城市扩张，我国固有的矛盾以及发展中的问题也水涨船高，城市化是发展所需，低碳化是大势所趋，要注重培养大众消费思想低碳化，倡导全民生活方式节能化，合理控制人口增长速度，积极稳定推动城市发展，构建低碳新兴城市，实现城市整合利用和紧凑式发展；逐步实现国家能源消费从传统煤炭矿种为主向现代石油和天然气矿种为主的结构转变，提高能源利用率，扶持新能源技术开发，优化能源结构，协调发展智慧经济。

（2）重视碳足迹转移。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对碳足迹的影响不容忽略，发达国家凭借其技术垄断，高污染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中国成为发达国家最大的“碳转移”基地；我国要发展，同时也要吸取发达国家的经验，舍弃牺牲环境的不合理发展模式，引导国际贸易低碳化，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发达国家对我国的“碳泄漏”实情，为自身发展争取更多的机会和权益。

（3）推动关键链管理。设计严格的排污机制，落实碳税、碳排放交易政策，架构合理的碳排放认证、审核机制，建立体制健全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充分运用财政政策控制碳足迹的增长；合理规划环境污染治理，推行“预防为主，治理为辅，防治并举”的上下游产业链发展战略；大力推动公共交通发展，建立高效快捷的公共交通体系，促进公共交通工具电气化，倡导选用公共交通和零污染的交通工具。

（4）发展“非蔓延式经济”。发展与环境协调的非蔓延式经济，逐步淘汰落后的生产技术，制定严格的企业排污制度法规；推动资源回收利用的“静脉”产业发展，将“城市矿山”化废为宝，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大力发展服务业，有计划地减少国民经济对工业的依赖，需要注意的是，第二产业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不可或缺，只有通过技术改革、合理规制来减少工业污染，才能标本兼治。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发展是第一要务，合理协调经济、环境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刻不容缓。处于后哥本哈根时代，我们不仅要承担起减少碳足迹的责任，也要呼吁国际社会正视发达国家的“碳泄漏”问题，为自身发展争取到更多权益和空间；积极转变对外贸易形式，集中精力发展自身，突破“中国制造”瓶颈，努力打造“中国创造”国际新形象，从根本上减少自身资源消耗，从而控制碳足迹的增长。

参考文献：

[1]朱勤，彭希哲，陆志明，于娟.人口与消费对碳排放影响的分析模型与实证[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2：98-102.

[2]杨建云.基于LMDI方法的河南省碳排放分析[J].经济论坛，2012，8：21-24.

[3]Robert Tibshirani. Regression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Via the Lasso[J].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1996，58（1） ：267-288.

[4]周玮.变量选择中的LARS算法机器在国民经济中的应用[D].山东：山东大学，2011.

[5]Efron B， Hastie T， Johnstone I， et al.Least angle regression[J]. Annals of Statistics， 2004，32（2）：407-499.

[6]Efron B， Tibshirani R.An Introduction to the Bootstrap[M].London：Chapman and Hall，1993.

人口数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范文第5篇

关键词：经济增长要素；资源环境；Commoner模型；LMDI分解法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07.008

1 前言

近年来飞速发展的经济给资源环境带来了不容小觑的压力，江苏省作为我国的经济大省，经济发展的同时带来的环境污染也日益加重，如何处理好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关系迫在眉睫，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也必然成为了重中之重。本文通过数据收集、整理与分析，得出了江苏省近年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现状，借此探索经济、生态和社会三者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2 江苏省资源环境分析

经过二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以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为标志，江苏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江苏省人口保持极为缓慢增长的同时，其能源消耗量却大大的提高了，当然这也为经济带来了一定的好处，由图1可知，江苏省的不变价GDP连年大幅增长，从2005年的18272.12亿元发展到2014年的49964.15亿元，每年的GDP增长率均超过10%。

由此可见，江苏省经济发展迅速、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但在资源环境方面，还是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工业碳排放量严重、工业“三废”排放严重等问题。尽管近年来对江苏各地的环境整治力度不断加强，使得部分资源环境有所好转，但先天环境条件不足，加上长期以来的污染和破坏，江苏省的资源环境安全形势仍不容乐观。

由图2可以看出，江苏省工业能源消耗碳排放量最大，且仍有增长的趋势，从2005年到2011年工业碳排放量持续增长，从原来的3911.67万吨增长到4847.30万吨。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已较为稳定且呈缓慢减少的趋势，由2005年的131.2万吨减少为2014年的87.02万吨。工业废水排放量也大幅减少，从2005年的29.6亿吨到2014年的20.49亿吨。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相较于前两种工业“三废”，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却连年增长，从2005年的5757万吨到2013年的11443.77万吨，2014年有所改善。

3 Commoner模型介绍及数据来源

3.1 Commoner分解模型

Commoner（1972）认为环境质量主要受三个因素的影响：（1）人口增长因素，它主要由人口总规模进行反映；（2）经济增长因素，主要由人均产值进行反映；（3）技术进步因素，主要由单位产值的污染排放量进行反映。

即：污染物的排放数量一人口×（产量/人口）×（污染物排放量/产量），具体表示为：

（1）上式中，I表示污染排放量，P表示总人口，G表示GDP。方程右边第一项表示经济规模效应，第二项表示人口增长效应，第三项表示技术进步效应。

基于（1）式进行因素分解分析，会有三种结果：如果某要素对环境的效应为正值，则表明该要素增加了环境压力；如果某要素对环境的效应为负值，则表明该要素减少了环境压力，有利于协调发展；如果某要素对环境的效应为零，则表明该要素不产生环境压力。

在Commoner模型的基础上，采用对数权重平均分解法（LMDI）对上述三种要素进行分析。LMDI分解法是完全的分解方法，不会产生残差，而且乘法和加法两种分解形式易于转换，选择任何一种都是无差异的，本文采用加法形式。具体如下：

I=E×P×C （2）

其中，E表示经济规模效应，P表示人口增长效应，C表示技术进步效应。

（3）

（4）

式（3）中，为污染排放从年的变化，为年的污染排放量，为O年的污染排放量。为经济规模对污染排放的影响；为人口增长对污染排放的影响；为技术进步对污染排放的影响。式（4）中的表示各因素变化对污染排放变化的效应值。

根据Ang的LMDI分解方法，可将式（3）右边的各项表示为：（5）（6）（7）

3.2 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江苏省2005～2014年时间段的各项数据进行统计研究。其中，GDP、人口、能源消耗量、工业三废等数据均来自相应年份的《江苏统计年鉴》，工业碳排放的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的能源平衡表中的终端消费量的数据，根据表1的各种能源消费的碳排放转化系数计算而得。GDP根据《江苏统计年鉴》中的不变价转换指数转换为2005年不变价GDP。

4 资源环境的影响因素分析

经济增长离不开经济规模、人口数量、技术进步的共同作用。在研究人类各项生产生活行为对生态环境所带来的影响程度中，经济规模、人口数量、技术进步是影响资源环境的重要因素，因此将着重从上述三个因素来分析江苏省经济增长对资源环境的影响研究。

根据前文所获得的数据计算出各影响因素对污染排放的贡献量，具体结果见表2。

4.1 经济规模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分析

经济发展对环境资源的巨大压力和环境问题对经济发展的严重制约是我国现代化建设道路上的主要困难和突出矛盾。正确处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由表2可知，2006～2014年江苏省经济规模增长效应都是正值，并且逐年上升，可见经济规模的扩大加剧了资源消耗量并造成环境污染的加重，并且起到了主导作用。

4.2 人口规模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分析

人口的增长必然要求经济活动水平的提高和规模的扩大，才能维持日益增长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需求。在现有的资源条件下，也存在着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人口界限。图1表明，江苏省人口总量控制得相当不错，但是人口的增长贡献了均值为8589.79万吨环境污染。可见，人口规模的增大加重了江苏省的资源、生态环境的压力，但它并非主导作用。

4.3 技术进步对环境质量影响分析

从表2中可以看到，技术进步效应在2006到2014九年中是负值，表明在这九个时期技术进步效应减缓了江苏省的资源环境压力，该时期的技术进步从整体上来说属于“环境友好型技术进步”，特别是在2013、2014年，技术进步效应分别达到-318539.20万吨及-34784.71万吨，说明这两个时期技术进步效应对改善该地区的资源环境压力起到了主导型作用。

5 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