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教育支出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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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教育支出概念范文第1篇

【关键词】经济增长 教育支出 均衡关系

在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们就已经发现，用资本与劳动力两种生产要素的增加解释经济增长，会留下很大一块“残余”得不到解释。换言之，与资本和劳动力的增长幅度相比，经济增长的幅度要大得多。那么，是哪些因素对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而未被识别出来呢？最先取得共识的是，生产要素的品质获得大幅度改善。这种品质的改善既可以被包含在物|资本之中，也可以表现为人力资本的积累。按照T1W1舒尔茨的定义“那些有用的知识与技术技巧都是资本的形式”（Schultz T.W.，1961）。这里的资本明显地与“传统资本”不同，是指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积累途径有数个，不过，教育是最主要的方式。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教育投入的不断增加，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密切关系越来越引起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关注。

目前，国内外学者已经对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周英章、孙崎岖（2001）利用现代计量方法对1952―1998年我国教育投入在实际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我国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且教育投入的经济增长弹性为0.976，即教育投入每增长1%，经济增长0.976%。

一、数据的处理

本文用国内生产总值（GDP）反映我国的经济增长，（所有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1》，样本期为1978-2010）。

（1）为消除物价变动对GDP和财政教育支出（EDU）的影响，按当年价格计算的数值GDP和EDU均用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平减（。

（2）再对GDP、EDU取对数，这样做的目的有两点：基于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考虑：Y=ALαKβ，教育的投入与国民经济的增长大概成指数化关系；取对数再配合差分变化，把绝对数变成相对数，这样数据更能表示变动的相关性。

二、平稳性检验

（一）初步判断序列平稳性

运用协整理论进行时间序列分析之前需要进行平稳性检验，先观察lnGDP、lnEDU的时序散点图，lnGDP和lnEDU序列都有明显的递增趋势，初步判断lnGDP和lnEDU序列非平稳。

（二）单位根检验

现采用单位根检验看各个序列是否具有同阶单整。单位根检验是指检验序列中是否存在单位根，因为序列中存在单位根就是非平稳序列，会使回归分析中存在伪回归。

为了保证模型的有效性，选用Augmented Dicker-Fuller标准的单位根检验（ADF）对lnGDP序列、lnEDU序列、lnGDP的一阶差分序列（lnGDP）和lnEDU的一阶差分序列（lnEDU）的稳定性进行检验。ADF检验过程中的滞后项采用默认的SC准则，从检验结果看，1978―2010年区间内时间序列lnGDP不平稳，但其一阶差分在5%的置信水平下是平稳的；同样，时间序列lnEDU不平稳，其一阶差分在1%的置信水平下是平稳的，为1阶单整，满足协整分析的条件，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利用协整分析方法分析它们之间的动态关系。

三、协整检验

协整（Cointegration）概念最早由Granger提出，协整检验的基本思想是：尽管两个变量序列为非平稳序列，但它们的某种线性组合却呈现稳定性，则这两个变量之间便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即协整关系，这是对非平稳经济变量长期均衡关系的统计描述。

首先用OLS估计回归模型，然后提取残差序，并对其列进行ADF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即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残差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所以经济增长与财政教育支出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长期稳定的关系。

四、建立误差纠正机制（ECM）

上面的协整检验表明lnGDP和lnEDU是协整的，即二者存在有一种长期或均衡的关系。当然，在短期中，有可能会偏离均衡。因此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就是对失衡状况进行纠正：

从统计上来讲，ECM项是显著的，这就表明GDP的调整相对EDU的调整存在一定的滞后，长期GDP与短期GDP之间的不一致在一年之内约有24.5%得到了修正。

根据上述模型的结果可知，经济增长数据与财政教育支出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弹性为0.54，即财政教育支出多增加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0.54个百分点。长期弹性则为0.58。

五、结论

通过单位根检验，时间序列lnGDP、lnEDU不平稳，但其一阶差分在是平稳的，为一阶单整I（1），并通过协整分析方法分析它们之间的长期动态关系。最后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由结果可知，经济增长数据与财政教育支出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弹性为0.54。

参考文献：

财政教育支出概念范文第2篇

一、学校教育成本的基本构成

学校教育成本是指提供某种类教育所需要的相应教育服务时所消耗的物化劳动和活化劳动。其可分为学校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其中，学校直接成本包括直接教学成本(如教职员工的基本工资、补助工资、其它工资、职工福利费、保障费)、为教学直接服务的教务管理成本(如公务费、业务费、助学金、奖学金等)、必要的教学设备运转与维修成本(如教学设施购置费、维修费、水电费等)。这些费用与提供教育服务直接相关，没有这些学校将难以维持正常的教学活动。

学校间接成本包括为教学直接服务的教务管理成本之外的行政管理费、公用设备、公务用房(如教学楼、教学设施、图书馆、实验室、大型仪器设备)等固定资产基建费、购置费、折旧费以及购买和租赁耐用资产的支出。这些花费与培养学生的关系是间接相关的，没有这些耗费，学校不能提供有效率的教学服务。

二、学校进行教育成本核算的必要性

学校教育成本不单是一个学上的概念，而且是一个社会概念，涉及到政府、学校、家庭和个人。加强学校教育成本核算具有重要的和现实意义。

(一)进行成本核算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

长期以来，我国的学校教育投资事实上被当作是国家无偿给予教育单位的福利，教育单位既不存在或很少有自有资金投入，也不承担任何投资风险，更不存在任何意义的亏损或破产的威胁。因此，他们往往不考虑怎样合理使用教育资源，也无须进行成本核算，因而，造成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人力资源浪费严重、无偿占用学校资源、设备重复购置利用率低，配置不合理等不良现象。鉴于此，学校教育应该实行成本核算，打破学校只计支出不计成本的核算，正确归集和控制培养合格人才过程中所发生的耗费，使各部门都具有成本意识，真正做到勤俭办学，优化资源配置，不断提高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益，使学校进一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也为社会其他资本进入学校创造条件。

(二)进行成本核算有利于确定合理的收费标准和政府拨款

现行的学校教育体系中，学校教育成本逐年增加，政府的财政支持相对紧缩，学生缴费收入在学校收入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学生学费也呈逐年升高的趋势。而学校教育作为准公共产品，政府投入应与学生适当交费并举。政府采取的政策和措施首先应是加大对教育的投入，而不应将政府的财政负担转嫁给学生和家庭。因此，学校的学费标准应考虑学校教育成本和学生及家庭的支付能力两方面的因素。教育收费的标准主要是由教育成本和教育的社会需求来决定的，因此进行准确的成本核算，确定正确的生均培养成本对确定合理的收费标准意义重大。

(三) 进行成本核算有利于提高学校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

教育经费紧张是学校普遍存在的，也是制约学校进一步的重要因素。，我国学校的资金来源主要为“财、税、费、产、社、基”六个方面。所谓财，就是财政教育拨款;税，就是教育税费;费，就是学费;产，就是校办产业;社，就是社会捐赠;基，就是基金。但本应占主体地位的财政教育拨款的作用越来越弱化，财政拨款占总收入的比重逐年减少，名称也由财政拨款转为财政补助收入。此种形势逼迫各学校必须加大自筹经费的力度。为了学校的生存与发展，迫使各学校不得不开源节流，成本核算势在必行。各学校教育经费和其他经费的使用是否合理，培养的学生质量是否合格，以及学校教育培养成本的确定，为学校间提供了一个可以横向比较办学效益的标准，从而有利于从价值形态评价学校教育的办学效益，使各学校树立起投资与成本核算观念，加强学校的理财意识和学校的财务管理。

三、学校教育成本核算的现状

我国学校目前的成本核算还没有真正进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基础数据，有些学校有一些数据，也是按计划经济时期财政拨款额度折算后再加上很多并非教育成本的项目费用。此外，有些学校即使已经开始进行成本核算，但多多少少还存在一些制度与操作层面上的问题。

(一)从制度层面上看

这主要体现在现行学校财务制度与学校教育成本核算的要求相背。对于学校这一非营利性组织，我国将其纳入行政事业单位之列，执行的是事业单位制度，按收付实现制进行收支核算而没有按照成本核算的要求——权责发生制进行成本核算。收付实现制对于进行教育成本核算存在以下缺陷:1.不能真正体现教育投入和教育成本的配比原则，或者说不能正确反映学校的办学效益，由此导致学校财务报表失真;2.会计人员编制的报表给会计信息的使用者以误导。因为报表里的数据不是按配比原则得到的，仅仅是一种现金流入及流出的表象，并不能真正说明教育成本问题。这种按收付实现制所取得收支核算资料与社会各界对收入与其成本、费用应当相互配比的要求相违背。配比原则有两层含义:一是因果配比，将收入和为取得收入而发生的费用进行配比;二是时间上的配比，将一定时期的收入与同期的费用相配比。

(二)从操作层面上看

1.成本计量确认不真实

长期以来，学校对于购建的资产设备支出都是一次性列入当年教育成本，然而固定资产购建是一次性投入，而且投入金额较大、多年受益。如果将当年固定资产购建一次性列入当年教育成本支出，就会造成当年教育成本偏高，不利于准确当年的教育成本。

2.科目设置不能准确反映各个会计核算期间费用

，会计科目设置中按人员成本、公用成本、固定资产成本的项目划分，难以确认教育成本中的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难以考核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的变化趋势，不利于各个会计时期的成本变化，从而不能合理配置资金。

3.教育成本构成不合理

教育事业支出中一直包涵着与学校教学工作无关的项目，如离退休人员支出、已经实行产业后勤化服务人员支出以及部分科研项目的支出。为便于准确地进行

教育成本比较分析，离退休人员经费不应列入教育成本核算，应由社会保障部门列支;学校后勤实行社会化后，后勤服务这部分也不应列入教育成本。

4. 教育成本风险居高不下，成本核算难度加大

据调查，我国许多学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学生欠费的情况，欠费几百万已不是什么新闻。有些院校累计已超过千万元，并正以年均约10 %左右的速度增长。其中，某些学校外省学生(绝大多数也是来自社会和欠发达地区) 只占全校在校生的7 %左右，欠费却高达25 %左右。在信用体系尚未健全的今天，学生欠费将使我国学校教育成本不断上升，风险增大，同时也造成学校教育成本核算难度加大和核算的不确定性。

四、完善学校教育成本核算的建议

(一)建立教育成本核算制度

通过建立成本核算制度，实行成本对象化，细分成本项目，运用横向比较、纵向比较、计划与实际比较等比较分析，就可找出教育成本管理中的，优化学校资源配置，规范支出范围，改善支出结构，严格支出预算管理，从而降低教育成本，提高办学效益。

(二)建立成本预算管理制度

成本预算管理系统包括预测成本发展趋势、确定目标成本、编制成本预算等。目标成本是进行成本控制的依据，也是实行成本管理的目标。目标成本的确定过程，是对成本进行事前控制的重要方面，对目标成本执行过程的控制，主要是及时计算目标成本实际执行过程中的差异并进行分析和反馈，促使责任单位进行有效的自主管理和自我控制，共同完成学校成本管理的总目标。

(三)建立成本绩效评价制度

把目标成本进行分解，使所有成员明确各自的责、权、利，对责任人责权范围内的可控成本进行考核，划清责任和恰当地评价并奖励其业绩，有利于分析成本的因素，挖掘降低成本的潜力，激励员工主动、自觉地控制成本。

(四)明确成本核算范围

即规定教育事业支出中哪些属于教育成本，哪些不能计入教育成本。约翰斯顿的学校教育成本构成是广义的教育成本，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教育成本，不能作为实际的教育成本。实际的教育成本应该是指实际已经发生且与学生获取知识、技能、提高能力有关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笔者认为，机会成本、科研支出、学生个人支出和与培养成本无关的支出如校办产业支出、后勤部门实行社会化后的支出、教职工住宅商品化的支出、离退休人员生活补贴支出等都不能列入实际的教育成本。

财政教育支出概念范文第3篇

关键词：辽宁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5月5日

一、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关于产业结构优化问题研究较早且所持的观点不同，针对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的关系，以库兹涅茨（1989）为代表的收入决定论和以罗斯托（1988）为代表的结构决定论提出了相反的观点，前者认为经济总量提升导致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后者则主张产业结构的变化会引起经济总量的变化；主导产业及其扩散理论是罗斯托（1963）最早提出的。他指出，经济增长是主导产业迅速发展的结果，而这种发展又对其他部门从后向效应、侧向效应和前向效应三个途径产生扩散，从而促进整个产业发展；研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因素的关键是技术进步因素的研究。B.Asgari和A.Nagamastu（2003）认为，功能开发与同化能力良性循环、R&D支出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能够增强企业的竞争与决策能力、促进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从而有利于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国内学者对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因素也做了诸多有益探讨。宋辉等（2007）在分析主导产业选择的基准基础上，通过运用投入产出模型、层次分析法及多目标规划法结合的复合模型，对河北省“十一五”时期主导产业选择、带动影响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进行实证研究；技术进步对于产业结构的影响也是国内学者研究重点，张文等（2009）应用面板数据方法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并没有明显的因果关系，而提高本国的技术创新水平以及增加外国直接投资会引起产业结构的明显变动。

二、辽宁省产业结构现状

本文引用干春晖、郑若谷等（2011）所采用的泰尔指数（TL），对辽宁省1996～2011年的产业结构进行衡量。其中，泰尔指数是由泰尔在利用《信息理论》中熵的概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其公式为：

TL＝■（■）ln（■/■）

在该式中，TL为泰尔指数；Y为生产总产值；L表示总的就业人数；Yi为三次产业中各个产业的总产值；Li为相对应各产业就业的人数；i表示产业部门。当TL=0，即Yi/Li=Y/L，说明经济处于均衡状态，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当TL不为0时，表明产业结构偏离了均衡的状态，此时的产业结构即为不合理。TL的值越小，代表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程度越高；反之，合理化程度越低。（图1）

从图1可以看出，辽宁省1996～2011年期间的TL值是不稳定的，且均偏离于均衡状态，最大达到0.93（2008年），最小也在0.11左右。这表明在1996～2011年期间，辽宁省的产业结构极不合理。这与辽宁省以重工业为主，第二产业发展基础较为雄厚，第一、第三产业基础薄弱相关。

三、产业结构优化影响因素分析

由于产业结构的优化最终体现在人均GDP的提升上，因而本文用辽宁省的人均GDP（名义）来衡量其产业结构的优化程度。同时，结合其他学者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因素的分类，将辽宁省产业结构的优化因素分为固定资产投资需求、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并将该因素根据相应的指标进行量化。

1、数据来源及处理。本文数据选用年度数据，样本期间为1996～2011年，数据的来源主要为《辽宁省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同时也参考了其他地区的统计年鉴。由于数据来源并不完全相同、存在统计误差，本文对所用数据进行了对数处理，以求更好地进行实证分析。

2、变量的ADF检验。变量存在不平稳会导致所建的VAR模型不平稳，在此基础上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的分析结果准确性大为降低，因此本文首先对辽宁省人均GDP（名义值）、固定资产投资、R&D经费支出以及国家财政教育性支出在取对数的基础上用扩展的ADF方法对其各自的平稳性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在取对数后的各个变量在样本区间内为二阶单整，即用来建立向量的自回归模型经检验为稳定的，因而可以做脉冲响应函数以及方差分解。

3、建立VAR模型。本文估计了用辽宁省人均GDP等四个变量的对数建立的VAR模型，并根据AIC和SC最小准则，选择模型的滞后期为1。

4、模型结果分析

（1）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图2）首先，人均GDP（图2-1）对固定资产投资（X1）响应路径总体来讲为正的，说明大体上辽宁省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会使得其人均GDP的增长。具体来讲，固定资产投资对于人均GDP从第一年起有着正的冲击，并在第四年达到最大，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对人均GDP影响存在较短的时滞，其后对于人均GDP的影响逐渐减弱，后期趋于稳定，这与固定资产逐渐老化、生产率下降密切相关；其次，R&D经费支出（图2-2）对于人均GDP开始时的冲击较为微弱，于第五年有一个正的冲击，第九年达到顶峰之后，人均GDP开始有下降并至第十四年趋于稳定；最后，从（图2－3）可以看出，辽宁省人均GDP对于国家财政性教育性支出的反应较弱，在第三年上升到一个顶点后，其影响便达到一个相对均衡的状态，冲击力消失。这表明国家财政教育性投入存在较长的时滞，其对GDP的有益性需在长时间后才能显现。

（2）方差分解分析。根据估计得到的VAR模型，本文对辽宁省的人均GDP的变化进行方差分解，如表1所示，辽宁省人均GDP的变化中可以由固定资产投资及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的变化来解释的部分逐渐呈现减弱的态势，截至样本的最后一年，固定资产投资对人均GDP的解释只有25%左右；国家财政教育性支出是以更为缓慢的速度逐渐减弱对人均GDP的影响；另一方面，R&D经费支出对人均GDP变化的影响却呈逐步增强，到2009年其影响已经从最初的0.17%上升到27.23%，但之后趋于平衡。（表1）

根据以上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从短期讲，辽宁省产业结构优化主要依赖于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的变化在下一年引发人均GDP的上升，并于第四年达到顶峰，但其后呈下降的趋势，这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对辽宁省产业结构优化有效但效果有限，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不合理；从长期看，辽宁省加大对R&D经费及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将会有利于其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

四、促进辽宁省产业结构优化的建议

1、提高R&D经费支出，促进技术进步。首先，扩大主导产业的R&D经费支出份额，促进主导产业的技术进步与发展。技术进步有利于辽宁省主导产业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成本的下降，从而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对其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做出重要的贡献，有利于辽宁省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中承担更高层次地域分工重任；其次，提升对高科技产业R&D经费支出比重，鼓励技术创新，通过不断开拓新的技术形成新的产业。居民消费产品会随着技术创新升级换代，从需求角度促进产业结构的不断合理化。持续的技术创新也可以在对新技术引进传统产业部门的过程中产生渗透效应，通过对当地投资结构刺激新兴产业的诞生，对产业结构的优化产生带动效应，从供给角度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2、扩大财政性教育支出所占比重，提升劳动者质量。劳动者素质与人力资本状况密切相关，从供给视角对产业结构的优化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辽宁省应主动积极地抓好教育投资，不断提升整体人口素质，从而缓解高科技产业及教育、培训产业在辽宁省的发展受限局面；另一方面，由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会有更多的人力资本从传统产业转移出来，进入到第三产业，在一定程度上会促使资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相应的发展，这对辽宁省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是非常重要的。

3、优化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从对辽宁省的人均GDP的方差分解来看，虽然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对于人均GDP的解释程度不断下降，但其仍对产业结构具有不可忽略的作用。它不仅是再生产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基本手段，对于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推动力，在产业结构优化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辽宁省是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重工业的发展相对于其他地区较为成熟，鉴于此，今后辽宁省要优化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重点进行对第三产业固定资产的投资，促使就业人员由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提高第三产业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作用，在三大产业协调发展的基础上，进而健全产业体系和优化产业结构。

主要参考文献：

［1］Carlsson，Bo.The evolution of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and its impact on industrial structure：an international study［J］.Small Business Economics，1989，Vol.

［2］罗斯托.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3］Watanabe，C.，Asgari，B.& Nagamatsu，A..Virtuous cycle between R&D，functionality development and assimilation capacity for competitive strategy in Japan’s high-technology industry［J］.Technovation，2003.Vo.

［4］宋辉，王会强.主导产业选择与结构优化模型分析――以河北省为例［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6.

［5］张文等.中国产业结构演变的影响因素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09.6.

［6］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5.

财政教育支出概念范文第4篇

关键词：风险社会；财政支出结构；个体化社会；公共服务型政府

中图分类号：F1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3—0027—06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2012年人均GDP达到6100美元，进入了发展型社会。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公共产品短缺取代私人产品短缺，成为发展型新阶段的突出矛盾”。[1]而这些问题的出现与财政支出结构密切有关。本文利用1982——2011年财政支出数据，对我国30年的财政支出结构进行研究，并提出进一步的思考。

一、文献回顾

关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支出结构问题，国内大部分研究都是从经济增长的视角来分析支出结构问题，包括龚六堂、邹恒甫（2001）[2]，曾娟红、赵福军（2005）[3]，王莉（2007）[4]，张颖（2012）[5]等。这些研究通过对我国财政支出项目对经济增长或者延缓作用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促进经济增长可采取的对策。这些基于经济增长的分析，将财政作为政府解决市场失灵的工具之一，以是否有利于弥补市场失灵为其评判标准，有些偏离了财政支出结构安排的根本价值取向。虽然弥补市场失灵从其最终意义上说也是为了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但不能将这种延伸意义上的增长目标作为评价财政支出结构合理与否的标准。后来的一些研究拓展了财政支出结构配置分析的范围，将财政支出与减贫、改善民生、国民幸福等指标联系在一起。

根据财政基本理论，财政作为政府介入经济社会生活的重要工具，其基本职责在于解决市场主体共同遭遇的公共风险。公共风险很难正面识别，往往累积到了快要爆发的程度才被发现、才得到关注，引起重视。公共风险与市场机制的规则不相吻合，只能按照集体行动的逻辑，依靠集体的力量来防范和化解，也就是主要由政府来承担起相应的财政责任。[6]作为财政职能的实现手段，财政支出总量和结构安排应有利于财政职能的实现，一般而言，在支出总量相同的情况下，财政支出职能实现得越好，则说明财政支出结构配置越合理。

财政支出结构是各类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从社会资源的配置角度来说，财政支出结构直接关系到政府动员社会资源的程度，从而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影响可能比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更大。不仅如此，一国财政支出结构的现状及其变化，表明了该国政府正在履行的重点职能以及变化趋势。

（一）财政支出纵向配置

由于地方政府具有效率与偏好优势，也有利于政府创新，“一个分权的政府具有若干经济上令人向往的特征。首先，它提供了一种可以使某些公共产品消费水平符合社会某个部分偏好的方法。借助于这种方法，资源的配置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消费者的口味，从而使经济效率得以提高。其次，分权可以与时俱进地促进创新，同时以竞争的压力迫使地方政府采用最有效的生产技术，从而提高公共产品生产的静态和动态效率。”[7]因此，财政支出需要在不同层级政府间进行分工。图1显示，不管是预算内支出还是预算内外支出，1982年以来，我国财政支出分权化趋势非常明显，2011年财政支出中80%是由地方政府承担，中央占比不到20%。

图1中央——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比例（1982—2011年）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3—2012年）实际上，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包括本级支出与补助地方支出。从1990年以后的数据看。1990—2011年中央补助地方支出由585.28亿元增长到39899.96亿元，其中1990—1993年中央财政支出中33.3%用于补助地方支出，分税制改革后，补助地方支出的比例不断提高，由1994年的57.6%增长到2011年的70.7%，见图2，因此，我国中央政府财政支出远没有20%这么低，中央本级预算支出并不能反映中央财政支出的全貌，甚至可能会误导财政支出结构配置的调整。

图21990-2011年中央政府补助地方支出单位：亿%

数据来源：《中国财政年鉴》（1991——2012年）（二）财政支出横向配置——项目支出间横向配置与地区间横向配置

1.如果说财政支出纵向配置主要解决上下级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上的分工问题，那么财政支出项目间横向配置主要解决的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反映政府活动范围与介入市场程度。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市场发育程度，相比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财政支出项目间横向配置也应做出相应调整。

（1）从国家层面的财政支出横向配置情况。经济建设支出由1982年的54.9%下降到2006年的26.5%，24年下降了28.4%，下降非常明显，但是2006年以后经济建设支出又开始上升，2011年达到36%，与2000年的水平相当；社会文教支出由197%上升到39.8%，国家对于民生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行政管理支出1982年为7.3%，2007年达到历史最高的24.1%，此后不断下降，2011年为158%；国防支出由1982年的14.3%下降到2011年的5.8%，不断下降，而其他支出经历了2006年最高值的20.7%以后，迅速下降，2011年为2.6%。

为了检验这种财政支出结构变化与我国市场化程度和经济社会发展是否一致，我们首先对两者的匹配程度做进一步分析。利用国民经济中非国有经济比重表示市场化程度，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非国有经济比重不断上升，假定两者之间是一进一退的关系，这样就可以利用国有经济的比重①作为经济性职能适当与否的标准；农业支出根据农业占GDP比例的原则确定其合理配置水平；根据瓦格纳原理，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政府的行政职能也会随之扩大，我们假定两者以同样的速度增长，这样就以GDP的增长速度作为行政管理支出的合理水平；国防支出应该与经济增长同步，因此以经济增长速度为标准确定其合理水平；教育支出根据国家1993年的《教育法》规定，1994年以前按照财政收入增长率为依据，1994年以后教育支出按照占GDP4%的目标计算；卫生支出则与财政收入保持相同增长比例。从图3看，1982年以来，财政配置到经济支出方面过多，超标比例由1988年的2.3增长到2000年的峰值13.2%，以后虽有下降，但是2011年仍然为97%；行政职能配置也过多，1985年超标比例仅仅为0.18%，2000年扩大到5.6%，2003年达到最大值的9.4%，此后不断下降，2011年超标比例为32%；国防支出则比较合适，超标或者缺口都在2%以内，而2007年以来一直为缺口，只是比例比较低，2011年缺口比例为0.2%；1982年农业支出缺口高达236%，此后不断下降，2000年为7.4%，2011年仅仅为0.5%；教育支出由1982年超标1.44%，出现缺口为1994年，缺口比例为13.%，1997年达到最高值的14.1%，2000年下降到8.8%，此后不断下降，2011年缺口为3.6%；卫生支出缺口表现相对比较缓和，1982年仅仅为0.27%此后比例不断扩大，1997年达到7.8%，此后不断下降，2011年缺口为3.7%，因此，农业、教育、卫生等支出配置缺口比较大，但是2000年以后缺口有减小的趋势。

（2）从财政支出项目间横向配置的地区特征来看。以人均GDP的高低把全国分为四个地区②，利用四个地区同类支出占比的均值表示该地区的相对结构变化趋势。如表1所示，经济支出与科教文卫支出是四个地区中支出的主要项目，两项支出占了各地区财政支出的50%—60%，其他三项支出比例都不高。动态地看，各地区对经济的投入呈下降趋势，科教文卫支出、农业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呈上升趋势，这一趋势符合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要求。但是财政支出地区差异非常明显，其中，科教文卫差距非常大，最不发达地区高出发达地区近10%，主要原因是前者经济比较落后，财力主要靠中央的转移支付，但是由于福利的刚性特点，因此最不发达地区比例最高也就不足为奇了；其次为行政费用支出，发达地区比例比较低，中等地区其次，最不发达地区比例最高；农业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差异最小，比例也不高，说明政府对农业与社会保障重视程度不够。财政支出结构配置的地区间差异性意味着我国地区间财政职能分化非常明显并呈逐步扩大之势。

2.财政支出的地区间横向配置，主要是比较各省份的支出水平，为了排除规模因素对分析结果可能产生的扭曲，我们采用人均支出指标。理论上如果将财政支出与公共服务提供一一对应，则公共服务提供的均等化意味着人均财政支出在地区间配置应该是均等的。通过变异系数可以看出地区间的差异程度，1982年以来，我国财政支出地区差距呈现倒“N”型变化反趋势，1982—1990年，变异系数不断减小，说明财政支出地区间的均等化程度不断提高，人均财政支出最高的北京是最低的河南省的5.95倍；但是1991—2003年变异系数又不断上升，财政支出的地区间均等化程度逐步趋于下降，差距在2003年达到最高值的0.77，其中最高的上海市，人均财政支出是最低的河南省的9.23倍；2003年以后，变异系数不断下降，2011年为30年来最低值的0.52，反映了财政支出的地区结构又呈逐步均等化趋势。

三、风险社会背景下的财政支出结构调整

——兼评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1978年以前，我国处于“总体性社会”状态，“国家几乎垄断着全部重要资源。这种资源不仅包括物质财富，也包括人们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其中最重要的是就业机会及信息资源。以这种垄断为基础，国家对几乎全部的社会生活实行着严格而全面的控制”[8]。个体在总体性社会中缺乏自主性，由此不得不依赖于国家的资源配置，服从于国家意识形态，在国家“给定（given）”的有限空间里活动。在“总体性社会”中，人们面临的公共风险几乎全部由国家承担。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社会急剧转型，社会分化和社会流动加快，我国由总体性社会迈向了个体化社会，“个体化意味着生活在所有方面对市场的依赖”[9]。在西方，个体化过程依赖于文化民主以及国家完善的福利制度的支撑，而这些社会条件在中国并不存在。在我国的个体化进程中给予个体更多的是流动性、选择和自由，国家所提供的制度保护和支持还远远不够。

在社会结构解构为个体化社会的同时，我国也进入了风险社会。现代风险社会的风险具有跨越时空性、不可感知性、风险不可预测、不可控制性、具有更快、更强的扩散性和更大的易受伤害性、关联性强的特征。因此，在个体化社会与风险社会夹杂的中国，政府必须通过再分配的方式，尽力对与民众生存权相关的领域进行“去商品化”，让全体人民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让社会各阶层分担市场运作的成本，提高人们抵御风险的能力。

1998年我国提出公共财政框架目标，2003年提出“健全公共财政”，2007年提出“完善公共财政体系”，2012年党的十提出“加快改革财税体制，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完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公共财政体系”，从“提出健全完善加快改革”可以看出，我国公共财政框架逐步形成并不断完善。与此同时，2004年中央提出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要求，我国财政支出大部分已经投入民生领域，从财政支出的结构来分析，中国财政已经具备了公共财政的基本形态。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提出与实践，标志着我国政府致力于化解个体化民众的公共风险，来实现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发展发式转变。1998年到现在，我国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如何？从数据看，各级政府都交出了较为亮丽的民生投入成绩单，但却存在着对民生的误解，无限扩大了民生的范围界定。要有效保障民生就需要调整政府支出结构，特别是需要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因此，在这样的逻辑下，自然是首先明确公共服务的范围，即什么是公共服务。然而，我国对公共服务的概念尚未形成统一认识，对公共服务支出的概念界定和统计口径不统一。在霍布斯传统中，公共服务天然是政府的职能，即公共服务的领域天然位于政府边界之中。但是公共服务领域同样面临着政府与市场的选择，或者两者的组合。这样，政府“公共服务范围”就首先转化为“政府职能”问题的讨论。当下，在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背景下，我们把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与传媒、社会保障与就业、医疗卫生、农业支出等视为本研究的公共服务项目，因为这些项目不仅都属于流动性要素非常弱的项目，同时也具有非常强的公共性，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符合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公共性与服务性特征。下面我们通过1998—2011年14年的公共服务数据来分析我国政府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状况。

（1）公共服务支出由3376.03亿元增长到49695.2亿元，年均增长率高达22.9%。公共服务支出中，前7年累计支出44914.54亿元，占1875%，后七年占到8125%，因此，集中度非常高。与此同时，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也不断提高，由1995年的31.2%增长到2011年的45.4%，13年上升了14.2个百分点，如图4。

图41998-2011年我国公共服务支出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2012）（2）分区域看，我们以教育支出为例，如表3所示，财政教育支出地区差距非常明显，支出总额与比例最大的是东部地区，在45%以上，但是优势在减弱；其次为西部地区，比例在不断提高，说明了国家加大了对西部教育的投入；中部地区第三，基本保持在19%左右，14年来基本没有变化；东北地区比例持续减少，2010年仅仅占8.25%，增长倍数和增长率均低于其他三大区域。

演进展望

从政府合法性来看，财政支出是政府存在的唯一合法基础，政府只有通过适当的财政支出结构安排来实现执政的正当性。在个体化社会，财政支出结构调整体现了政府为公众解决公共风险，政府介入经济和社会发展，就是由于市场无法有效的化解公共风险。

然而公共风险本身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在一定的时期内不断变化，而且它还与公众的传统价值观念、文化素质和政府执政理念有关。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公众风险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范围上都较改革开放之初有了很大变化，改革开放初期最突出的公共风险就是解决社会的贫困和人民生活遭遇的物质产品匮乏，因此财政支出的结构安排就必须服务于解决这一社会的主要矛盾，财政支出结构应服务于物质财富的创造，所以建设性财政有其必然的合理性。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物质产品匮乏时代的基本结束，我国现阶段公共风险主要是人民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难以得到满足，进而导致内需不足，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意味着财政支出的结构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社会日益个体化的情况下公众面临新的公共风险。这一阶段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无疑有利于应对公众公共风险，政府需要继续加大对农业、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支出，不断提高人的“可行能力”，降低公共风险。

此外，我们必须改变财政支出地方化的趋势，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处于经济社会转轨时期的中国，其政府间的职能划分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不足，因此，理顺中央地方关系与职责，加强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责任意义重大。

注释

①由于数据有限，也因为工业在我国经济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利用国有经济工业增加值的比例来代替。②发达地区为：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江苏、广东、内蒙古；中等地区为：山东、辽宁、福建、河北、湖北、黑龙江、河南、湖南；欠发达地区为：四川、安徽、广西、陕西、吉林、山西、重庆、新疆；最不发达地区为：宁夏、海南、青海、江西、、云南、甘肃、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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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教育支出概念范文第5篇

关键词：高等教育消费 居民消费 居民收入

引言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和高校学费水平的逐步提高，高等教育消费已成为拉动我国内需和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是高等教育消费的急剧扩张给城镇居民生活也带来了较大影响。中国人民银行于2004年第四季度关于“储蓄目的”的调查表明，“攒教育费”成为居民储蓄的首要目的。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也明确表示，家庭子女的教育费在居民总消费中占比已超过养老和住房，跃居第一位。众多迹象都表明，我国高等教育消费已经成为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重要方面，高等教育消费问题已成为人们关注和研究的焦点问题。

相关概念界定

（一）居民消费和居民消费率

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居民消费”指的是“居民购买的包括耐用品在内的所有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它不包括购买住房的花销，但是包括房主使用自有住房时推算的房租成本。它也包括为获取许可和执照所付给政府的费用。这里，居民消费还包括非营利机构为居民服务所进行的花销”。

从目前众多研究成果来看，学者对“居民消费”的定义有个体和整体之分，前者强调一定时间范围内居民个体的消费总量，后者强调一定时间范围内一国居民的整体消费总量。根据上述划分，“居民消费率”也可以界定为个体和整体两个概念，既可以指居民个体消费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率，也可以指一国居民总消费占国民总收入的比率。在较大多数情况下，个体和总体这两个概念是相通的，因为影响居民个体消费（率）的很多因素都会对居民整体消费（率）产生相同的影响，如消费习惯和预防心理等，而且，居民整体消费率在一定程度上还受人口结构和收入分配等居民个体差异的影响。本文对居民消费（率）的个体或整体的界定都用“居民消费（率）”表示，但其具体意义能够通过语境判断而不至于发生歧义。

（二）高等教育消费

关于高等教育消费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高等教育消费认为，高等教育消费不仅仅包含受教育者本人及其家庭成员为获取知识或技能而接受正规的高等学校包括各种所有性质的大学、学院教育用于教育方面的各种货币支出，还包括受教育者本人为此所付出的包括脑力、体力等在内的非货币性支出。而狭义的高等教育消费认为，高等教育消费只包含广义高等教育消费界定中的所有货币性支出。根据高等教育消费所含盖的范围，可以将高等教育消费划分为三大类，即基本高等教育消费、扩展高等教育消费和选择性高等教育消费。基本高等教育消费是指受教育者应支付的最基本的教育费用支出，如学费、杂费、指定教材费、食宿费等；扩展高等教育消费指基本高等教育费之外的教辅费和各种培训费等；选择性高等教育消费指受教育者为选择学校和选择专业而支付的费用支出。

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和高等教育消费现状分析

我国当前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存在以下基本特点：第一，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第二，城镇家庭恩格尔系数呈逐年下降态势。众所周知，消费结构是指某项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而恩格尔系数是衡量一国消费结构的一个较为重要的指标，即一国食品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联合国曾将恩格尔系数与贫富状况相联系划分了四个区间，即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49%为小康，30%-39%为富裕，30%以下为最富裕。根据联合国划分的这一标准，我国城镇居民生活的恩格尔系数在1999年下降到42.1%，2005年下降到 37.7%，2010年下降到 36.3%。尽管我国恩格尔系数一直处于平稳下降态势，但与西方国家相比却还有较大差距。美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恩格尔系数已达到16.45%，日本已达到 24.12%。第三，食品消费质量提高，衣着消费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下降。第四，耐用品消费增长减缓，主要耐用消费品逐渐趋于饱和。第五，交通通讯消费持续增长，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变化最大。第六，城镇住房消费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上升很快。第七，娱乐文化教育消费和医疗消费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日益上升。

从表1中可以看出，2006-2010年间城镇家庭人均年收入约为24447元，家庭平均总消费支出约为16135元，即城镇居民家庭的平均消费率约为 66%，平均储蓄率则为 34%。其中，食品消费支出为5091 元，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例最高，即家庭平均恩格尔系数约为 35%；其次是教育娱乐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 16%，随后分别是衣着、交通通讯和居住，占家庭消费支出的百分比均在 11%左右；最后是家庭用品和医疗，均占家庭消费支出的 7%左右。这表明我国城镇居民仍将最多的家庭收入用于食品消费支出，同时也很注重对教育娱乐项目的消费支出，整体来看，我国城镇居民的生活基本达到富裕水平。

随着城镇家庭消费结构的改变和我国高等教育收费制的实施，以及人们对人力资本投资要求的不断提高，家庭高等教育消费支出逐年呈上升趋势，高等教育消费成为消费的热点。

从表2可以看出，随着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不断提高，人均高等教育支出也在逐渐上升，并且，人均高等教育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也呈现出上涨态势，从1998年的4.42%上升至2009年的6.08%。

我国高等教育消费与城镇居民消费关系分析

在2007年全国两会期间，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代表指出，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2 年我国普通高等教育招生人数仅为321 万人，而2006 年我国普通高等教育招生人数达到540 万人。纪宝成称，正是由于学生人数越来越多，使得在国家财政不断加大投入的同时，生均预算内高等教育经费从20世纪90 年代的8000余元下降到近年的6000 余元。据统计，目前国家财政高等教育经费支出总额低于GDP总额的1%，可见，家庭承担了更多高等教育成本，而国家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一）高等教育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比重加大

家庭高等教育消费支出与家庭总收入关系不明确。一般来讲，消费支出以收入水平为基础，消费支出随着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减而增减（见图1），对于大多数消费者而言，消费支出基本上都能做到“量入为出”。但在高等教育消费领域，家庭收入不是消费决策的决定性因素，因为从很多家庭从收入水平来看基本上消费不起高等教育。对于众多低收入城镇家庭而言，子女上大学的学费是家庭可支配收入的两倍乃至更多，城镇普通收入群体要满足子女高等教育消费有时要付出全家的所有收入。众所周知，高等教育消费是高等教育供给者有条件地为高等教育消费者提供的消费机会，并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存在延迟消费的情况，这就导致很多城镇家庭在经济条件不充裕的情况下被迫贷款消费，从而使得家庭高等教育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逐年上升（见图2），出现了所谓的“因教致贫”的现象。

（二）大学学费日渐成为居民生活的负担

从近年来大学生学费来看，如果以所有大学最低学费标准5000元来衡量，2011年大学生均学费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22.9%，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71.7%（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如果再加上大学的书本费、住宿费和生活费（以最低5000元来计），那么一个孩子的高等教育消费总支出将最少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45.8%，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143.4%。

从表3可以发现，2004年我国高等教育生均学费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达到最高值，占比高达55.2%。之后，由于上级主管部门对高等教育学费涨幅的严格控制以及随着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逐年增加，高校生均学费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开始下降，但是整体来看，比例仍然偏高。2010年高校生均学费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仍为42%。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学生规模的上涨率越来越高于财政教育经费的增长速度，这导致我国高等教育生均经费逐年下降，无形中增加了学费收入在高等教育中的重要性，从而使得高校对学费的依赖性逐步加强。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高等教育学费目前已成为我国普通高等教育经费的第二大来源。我国自1994年开始高等教育预算内事业性经费拨款在教育经费总收入中占比逐年下降，从1994年的82.2%下降到2001年的55.0%，再到2004年的41.5%， 下降了40.6个百分点；高校学杂费占高等教育经费总收入比重则从1994年的11.9%上升到2001年的24.7%，再到2004年的33.0%，上升了21.1个百分点。

据调查研究，美国高等教育学费与家庭收入呈正相关关系。2001年年收入低于16200美元的为低收入家庭，16200-75100美元之间的为中等收入家庭，高于75100美元的为高收入家庭。1999-2000年度公立四年制研究型大学的低、中、高收入家庭的子女其平均学费分别为4251美元、4742美元和5284美元。同年就读私立四年制研究型大学的低、中、高收入家庭的子女其平均学费分别为18283美元、19499美元和20585美元。以公立高校来说，学费只占低收入家庭收入的26.2%，而占高收入家庭收入的比重不足7%。除了低收入家庭外，其他家庭子女即使上私立高校也不存在经济上的困难。

由此可见，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比较紧缺，国家投入严重不足，而学费作为教育经费重要的组成部分，个人或家庭学费负担重成为必然结果。换言之，政府把自身应该履行的责任转移给社会和个人或家庭。因此，我国高等教育生均教育经费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以及我国高等教育生均教育经费指数小于国际平均水平，在一定程度上由政府财政政策造所成，与国家经济发展情况（GDP）没有太重要的关系。国情和我国相似、但经济比我国落后的印度高等教育投资水平在0.9%左右，是我国的1.5 倍；而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拉美国家古巴，目前其高等教育投资水平是我国的近4倍。

我国高等教育消费存在问题分析

（一）一味追求高等教育的高层次消费

在我国，高等教育阶段特别强调对高学历的追求，这样，考研读博已成为众多学子们执著追求的目标。我国的中小学教育绝大多数是为了让学生考入理想的大学，当前由于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以及出国留学的要求越来越多，从而使得我国现有的专业设置、学校类型和教育体系趋于“高移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高成本背景下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出现逆向攀升的现象。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升级转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不断增加，家庭用于高等教育的消费支出也以较高的需求收入弹性在逐渐增大，其增速远远地超过了其他消费支出，甚至对其他类型的消费支出产生了“挤出效应”。通常来讲，消费品的需求量与价格是呈反向关系的，即价格越高，需求越少。但高等教育消费却有所不同，其消费需求与价格（即教育成本）呈同向变动，随着高校学费即教育成本的不断增加，高等教育消费并没有减少，反而呈现出日益高涨的趋势。

（二）高等教育消费支出不计成本

确立适度的高等教育消费理念，使高等教育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与家庭收入水平相适应，这是培养理性教育消费意识的核心。但是，在我国为了让子女接受高等教育，一些家庭不考虑任何成本收益分析，盲目消费和投资。以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推算，供养一个四年制的大学本科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1.8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或一个农民2.8年纯收入。即便如此，大多数家庭仍然不计任何成本让子女上大学。

（三）过度教育与过度消费

1976年，美国教育经济学家弗里曼（Freeman.R）针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教育收益普遍下降的现象首次提出了教育过度理论，所谓教育过度主要是指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供给超过了社会需求，使得越来越多的高学历者从事只要低学历者就能够完成的工作，从而导致教育收益率下降。之后，教育经济学家莱文（LevinH）于1985年对教育过度问题再次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研究，并列出了教育过度的三种具体表现：一是相对于历史上的较高受教育水平者，现在受相同教育水平的人经济地位下降了；二是受过教育者未能实现其对事业之期望；三是工人拥有比其工作要求更高的教育技能。从我国目前就业市场的具体情况来看，我国高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教育过度现象。但这种过度只是一种暂时的结构性过度，而非总量上的过度，因为在我国部分发达城市和地区已出现教育过度，但是在广大农村和落后地区仍然存在教育不足现象。过度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过度消费所致。所谓过度消费是指人们盲目追求超越自身经济能力和其它能力的高等教育高消费，由过度消费进而形成过度教育，结果是不能使高等教育消费效用达到最大化，具体表现为一些高学历高文凭拥有者会有一种受挫感和失落感，这样会直接影响到高等教育消费热情，意味着对整个社会教育资源配置失灵，造成社会资源浪费。

政策建议

上海财经大学曾对高等教育投资收益进行了一项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占城镇居民家庭总户数20%的低收入阶层享受到约11%的高等教育；占20%的中等偏下收入阶层享受到约10%的高等教育；占40%的中等和中等偏上收入阶层享受到约27%的高等教育；而占20%的高收入阶层却享受到了约52%的高等教育。显然，我国高等教育投资所形成的收益主要由高收入阶层所获得，这是不公平的。当社会弱势群体无法购买到所需的教育服务时，国家的教育资源配置失灵，达不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在我国存在着严重的居民收入不平等、贫富差距明显的情况下，要实现人人都能享受到应有的教育服务仅仅依靠市场机制是难以完成的，需要国家进行一定的宏观调控。

首先，居民要崇尚理性消费。确立适度的教育消费理念，使教育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要与家庭收入水平相适应。具体来讲，父母让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之前，应该根据家庭的具体经济状况进行适当的成本收益分析，不能盲目投资和消费，要进行理性消费。

其次，政府要逐步改善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的现状。发展高等教育消费，提高高等教育消费水平，要求改善目前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的现状，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尤其是大幅度提高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

最后，政府要致力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首先要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尤其是建立健全针对农村居民的保障体系；其次，要补充、丰富和完善社会保障项目和保护种类；第三是开辟稳定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来源；第四是加强社会保障活动的规范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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