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文章中心 > 体育课程的学科基础

体育课程的学科基础

体育课程的学科基础

体育课程的学科基础范文第1篇

课程建设问题是学校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它既是教育观念、教育思想、教育内容的集中体现,也是贯彻教育方针,落实培养教育目标的主要形式和途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课程体系改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现实的教育目的特征,并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教育培养目标的变化而变化。

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进行的国家基础教育改革是一项跨世纪的素质教育工程,它是我国基础教育面向世界,适应时代变化发展的重大举措。在这项工程中,传统的体育课将改造为“体育与健康”课程。“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构建是时展的需要,也是人类社会对体育需要认识理念的全面提升。但是,如何正确理解“体育”和“健康”的教育理念问题,进行“体育”和“健康”教育课程的统整,是当前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学校体育课程改革面临的最大理论障碍。关于构建“体育与健康”课程的有关问题,我国许多从事课程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专家、学者已进行了不少研究,提出了许多改革思路和方法,也为构建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体系改革提供了一些科学的依据。但面对我国轰轰烈烈的国家基础教育改革,我们是否关注了我国高等教育课程改革问题,我们是否真正认识到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改革的系统规律。进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前提应该是相关高等教育课程的全面改革,恰恰相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先行,高等教育课程改革滞后,甚至到现在还是按兵不动。那么,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合格师资如何生成,没有相关高等教育课程改革又如何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供科学的研制依据。就目前我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课程改革的程序而言,有悖于教育发展系统规律,这个问题如果不引起我国教育决策部门的重视,我国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又将走入新的误区。“回头补课”的历史教训是惨重的。为此,笔者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供同行专家商榷,以期为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体育与健康”课程的改造,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

2跨学科进行课程统整———现代课程改革发展的主要趋势

学科是可以分门别类的,但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的存在却总是复杂的、综合的,毕竟人类、自然和社会是共同存在和发展的,人类生存发展中面临的人口问题、环境问题、健康问题、战争问题等等,几乎没有哪一个问题能够凭借一门或二门学科给予解决。有些问题的解决单一学科甚至已经很难深入其中。因此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各种学科之间的结合与协作。从学科发展的历史看,现代社会出现的课程综合化倾向是课程发展过程的否定之否定。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科技发展越来越体现出学科综合化发展的趋势。学科的交叉与综合成为新的知识产生的条件,大量在综合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边缘学科成为推动科技进步和学术发展的主要“生长点”。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的科技和学术发展的影响下,形成了重视学生个性发展基础上的新的学科课程综合化趋势。如英国出现“综合教学日(integrat-edday)”课程形式,儿童可以在备有多种多样教材、教具的教育环境里自由自主的展开学习活动;美国中学出现了“超越学科的学习活动”,利用综合性问题,同时结合多学科内容进行教学;日本出现的“合科指导论”也是一种以主动学习探究为核心的综合课程的教学思想。另外:德国、瑞典也都产生了从传统的乡土课程发展为新的“合科课程”等。

而20世纪末,学科发展出现了新的综合化发展趋势:知识在分化中出现新的综合。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在跨学科综合的基础上,跨学科产生的边缘学科正形成与发展。建立在多门学科知识基础上的新的跨学科综合学科成为对人类社会具有最大意义的学科,原本主要存在于自然科学之间的学科综合发展不仅扩展到了社会科学领域,而且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综合发展也愈来愈多。解决人类社会遇到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都需要跨学科知识的综合,尤其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

社会发展与进步需要跨学科知识的综合,作为培养人才、发展科学知识、创造科学知识的高等学校教育来说,应更加重视跨学科间的知识综合。面对价值多元化、知识时代化的21世纪,传统的分科课程已与历史进程相悖。因此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在进行课程建设改革中,都力求打破学科疆界,进行课程统整。如:澳大利亚把义务教育课程分为“艺术、英语、健康教育与体育、外国语、数学、自然科学、社会与环境、科技等8大学习领域。其中体育与健康教育的课程统整也是美国、英国、日本、德国以及我国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体育与健康教育改革发展的方向。体育与健康教育的课程统整改革,在国外不仅在基础教育中盛行,而且在高校体育专业中也逐步深入。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许多发达国家的高校体育专业都与医学、卫生等部门结合,开设了大量体育与健康教育方面相关的课程,甚至在体育专业教育中,开设了体育与健康类的专业。因此,面对世界各国学校教育跨学科进行课程统整的趋势而言,面对我国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体育与健康教育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构建我国高校体育教育专业的“体育与健康”课程体系的改革呼之欲出,势在必行。

3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中人才递进和课程设置的关系问题

基础教育是高等教育的基础,高等教育是促进提高基础教育水平的核能源,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系统关系,在当今世界发达国家中,如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等国家进行的高等教育改革,无不包含基础教育改革问题。

高等体育专业教育作为学校体育师资和其它体

育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其课程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的设置改革,直接关系到基础教育中体育师资水平的高低,关系到基础体育教育课程改革的成败与否。面对21世纪我国学校教育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立足于素质教育,进行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体育与健康”课程体系的构建改革,是时展的需要,如果高校体育专业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体系得以构建,那么基础教育课程“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才可能得以顺利进行。因此,高校体育专业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体系的构建,能顺应课程改革发展的时代特征,能满足社会需要的现实教育目的特征,符合教育发展的系统规律。

研究教育课程改革问题,笔者认为必须正确认识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关系问题。如果仅从人才培养的递进关系来看,基础教育应是高等教育的基础(见图1)。但若从课程设置和教育培养目标来看,高等师范类教育课程改革反过来应该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基础(见图2)。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前提,应该是高等师范类师资培养课程的先行改革。只有培养了大批符合基础教育培养目标的合格师资,才能够顺利地进行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

1—3为基础教育(1为学前基础教育

2为小学基础教育;3为中学基础教育);4为高等教育

图1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人才递进关系

4为高等教育;3为中学基础教育

2为小学基础教育1为学前基础教育

图2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课程设置关系

体育课程的学科基础范文第2篇

一、关于体育课程的性质

中小学体育课程的性质是什么?人们的认识是不一致的。有的人认为,体育属于活动课程,它是以身体实践活动为基本特征,具有活动课程基本属性的学科;有的人认为,体育虽然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但它是需要经过严格、系统学习的学科课程;也有的人认为,体育既有实践性强等特点,它又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综合型课程形态。如何看待中小学体育课程的性质,涉及课程目标的确定、内容的选择与排列等一系列问题。

笔者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中小学体育课程的性质加以分析。

(一)从课程分类的角度研究体育课程的性质。体育学科长期以来是以学科课程为主作为编订课程的主体。这种课程形态是把体育作为科学看待,认为体育是一门科学,它既包括体育的科学理论,也包括运动科学实践活动,在课程设计中以体育的科学理论和实践为依托,根据教育的需要和不同年龄阶段学生身心发展特点,选择和排列适宜的教学内容,组织起体育学科体系,从而达到学校教育的目标。这种课程设计经过长期的教学实践,在课程目标、教材分类、内容排列、考核 评价等方面不断地改进、完善,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课程体系,对我国中小学体育教学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从学校教育的角度研究体育课程的性质

1.有利于体育学科在学校教育中准确地定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三条的规定:“义务 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使儿童、少年的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奠定基础”和《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课程计划》培养目标。

2.有利于向学生传授体育文化。体育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人类积累起来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文化科学基础课程的内容也包括体育文化。这样认识,有利于加强体育课程的文化含量,改变以往只偏重于技术的编排倾向。

3.有利于学生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基础教育阶段,体育作为文化科学基础课程,主要应该为学生打下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的基础,打好体育基础文化、基本技术、基本技能的基础。只有真正打好体育的基础,才能真正使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成为可能。

4.有利于学生终身体育意识的培养。体育对于学生当前的成长以及未来的工作和生活是一种物质的基础,没有健康的身体就不可能有美好的未来。基础教育是为终身体育打基础的阶段,体育的习惯、能力、意识的养成要从基础教育阶段开始。

二、对体育课程改革的几点管见

(一)适应课程发展趋势,改革单一课程模式。长期以来,体育学科是以学科课程为主编订体育课程的,它对于确立体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形成体育学科体系,保证全体学生掌握体育基础知识、基本技术和基本技能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体育课程的进一步改革奠定了可供发展的基础。改革体育课程模式,吸收各种课程理论的优点,逐步形成体育学科的科学的课程体系是当前体育课程改革的主要趋势。课程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已证明,多种课程模式相互交融、优势互补是课程发展的必然,我们应该对几十年来建立的体育学科课程体系进行认真、系统地总结,扬长补短,同时注意吸收各种课程理论的优点,结合体育学科的特点加以改造,逐步形成科学的体育课程体系。

(二)加强体育活动课程研究,进行多种体育活动课教学实验。近些年来,我国中小学课程计划中增设活动课程,是学校教育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在课程改革中的重要体现之一。在体育活动课程和体育活动课教学实验中,有必要认清以下几个问题。

1.课(教学)和课程是有区别和联系的,应避免把课程混同于教学。课程是观念的东西,说到底它是国家教育意志的体现,是实现教育目的、教学目标的手段。而教学 是实践层次的东西,课程要靠教学得以实施,学生和课程内容相互作用的过程是教学的基本特征,不是课程的基本特征。在课程改革中把课程问题和教学问题加以必要区别。当然,作为学校体育工作者,应该明确课程与教学的关系,而且只有当广大教师理解了体育课程的意义和要求,参与到课程改革中,体育课的教学改革才会有更加广泛和深入的发展。

2.体育活动课教学实验,根本问题是处理好体育学科课程与活动课程的关系。目前我们理解为学科类课程多侧重于对学生共性发展的要求,在国家规定的课程计划中是学校课程的主体;活动类课程多侧重于对学生个性发展的要求,在国家规定的课程计划中是学校课程的辅助形态。因此,两类体育课程的优势互补,才能更好地完成学校体育的目标。

体育课程的学科基础范文第3篇

一、科学合理的教育学专业课程体系是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内在要求

课程体系是由教学内容和教学进程紧密联系的多门课程组成的知识体系,不同的教育目标有不同的课程体系,教育学专业课程体系是由教育学基础课、专业课等教学内容和教学进程紧密联系的多门课程组成的知识体系。教育学专业课程具有极其强大的专业特殊性,它不仅能培养出大量的创新型教育教学工作者,而且教育者步入教学实践,能够将自身的知识经验传授于后辈,某种程度上属于可持续发展的通用课程,所以要重视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更要重视高校教育学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

教育学专业所要培养的是宽基础、强技能、有专长、善创新的人才,这是时展对创新型人才的呼唤,是社会进步对教育学专业的新要求,而课程是人才培养的关键和核心之一,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保障,特别是教育学本科专业课程的合理设置对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教育学专业课程体系拥有权威的专业基础知识

对于教育学专业学生,不仅要熟练掌握教育学原理、中外教育史、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教育心理学、教学论等专业课程知识,还要广泛了解诸如思想道德和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大学英语、计算机基础等公共课程知识,使学生赋有高深的综合理论知识和素养。只有拥有了牢固的基础知识和专业技术,学生才能充分激发出勇于创新的潜力,更重要的是,要本着科学的原则对公共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进行合理设置和管理,构建卓越的教育学专业课程体系。

(二)教育学专业课程体系涉及宽广的学科领域

创新要基于一定的综合基础知识,现代教育中的创新多是基于学科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教育学类创新人才也不例外,各类跨学科课程如教育经济学、教育管理学以及教育社会学等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领域,同时丰富多彩的公共课程也拓展了通识教育领域,所以无论是领域宽广的通识课程,还是专业性较强的教育学专业课程,都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宝贵资源,是激发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的力量源泉,所以要适当拓宽课程领域,注重不同学科课程之间的内在联系,合理安排专业基础课程,有效执行实践课程。

(三)教育学专业课程体系是培养优秀道德文化素质的沃土

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不仅需要高深精湛的专业知识的武装,还需要高尚的道德和文化素质的熏陶,教育学专业课程所开设的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社会文化等公共课程一方面塑造了学生豁达、缜密、独创的个性品格,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学生对社会文化多样性的了解,从而满足了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综合文化素质要求,同时也有助于培养学生乐于分享的精神,社会的发展正是凭借这些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才得以持续向前进步,所以要保证素质文化课程的与时俱进。

二、国内外高校教育学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现状

教育学专业最早产生于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之后,教育学专业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教学设备和师资力量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各类教育学著作也纷纷涌现,目前,西方国家已拥有比较成熟的教学理论和经验,然而由于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各个国家教育学专业课程设置具有不同的特色。2014年QS世界大学教育学专业排行榜中,前五位依次是伦敦大学、墨尔本大学、哈佛大学、剑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笔者在此仅以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教育学专业课程设置为例,分析一下国外教育学专业课程设置现状。

斯坦福大学教育学专业课程设置主要包括通识课程、专业课程、实践课程。其中,通识课程主要关于人文科学、自然科学、人类和社会学等,这部分课程占总课程的50%以上。专业课程则占30%左右,主要分为三类,核心课程、基础课程和选修课程,其中核心课程和基础课程又统称为教育学专业理论课程,这部分课程主要是传授学生教育学专业理论知识和技能,选修课程则给予学生更多的自由来选择自己喜欢或擅长的专业方向,比如教学课程是为培养教学实践人才,教育研究和教育政策是为培养教育科研人员和教育行政管理人员。实践课程约占20%,主要包括中学教学实习讨论、小学教学实习讨论、本科生研讨会等。

与国外相比,我国教育学专业起步相对较晚,发展也相对缓慢,因此教育学专业课程体系的建设还不太完善,目前,我国教育学专业发展相对较成熟的学校当属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其中东北师范大学的教育学专业课程体系已相当成熟,主要包括通识教育课程、专业教育课程和生涯规划课程。通识课程涵盖通修课程和通选课程,通修课程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健康与体育、国防教育、高等数学、信息技术等,通选课程指人文、社会、自然、艺术类课程,这部分课程占总课程的26%,通识课程的开设不仅能提高学生的道德修养,还能加强对人文社会的了解,以服务于教育学专业知识的学习和应用。其次,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专业课程的设置也是多维度的,主要包含了专业教育基础课、专业教育主干课和专业教育系列课,这三类课程又可统称为专业理论课,这是教育学专业课程的主体部分,占据着总课程的55%。其最具特色的是生涯规划课,这部分课程与实践课程不同,主要包括各科教学法和教学技能,占据着总课程的10%左右。

通过国内外的教育学专业课程体系的对比研究发现,国外高校更加重视通识课程的学习,而且给予学生更大的课程选择空间,而国内则更加重视专业课程的学习,并且专业课程是既定课程,缺乏灵活性,此外国内实践课程则切实根据我国国情需要来设置,开设了大量的与教学法和教学技能相关的课程,以期培养更多高质量的教学实践和教育科研人才。

三、教育学本科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的目标和原则

课程目标的实质其实就是学生学习要达到的既定结果。也即是,课程完成后学生所应具有的知识水平,教育学专业课程主要是根据教育学专业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而设置,教育学本科专业课程目标具体定位在:一是使学生具有扎实的基础知识和通用技术,教育学专业课程是专业技能发展的根基,是向学生输送专业基础知识的主要平台;二是使学生逐步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思想和观点,并能辨别常见的错误思想、观点和做法。总的来说,教育学专业课程所培养的是能满足社会需求,紧跟时代步伐,具有强大的个性品格的创新型教育专业人才。

根据国内外高校教育学专业课程的对比,以及我国社会对教育类创新型人才的需求,加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性,教育学专业课程的设置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专业课程和通识课程相结合原则

传统意义上的课程多以专业课程为主而轻视通识课程,随着当代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一些仅拥有专业基础知识的人才已不能满足社会对多样人才的要求。正如麻省理工学院前院长基利安所言,只有通才教育会导致肤浅,只有专业教育则导致狭隘和缺乏远见,只有实现两者之间的结合和整体化,才能培养出具有创造性的人才。

(二)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相结合原则

任何专业理论课程的学习都是为社会实践服务的,若只学习理论课程,如同纸上谈兵,没有实践成效,特别是教育学理论课程的学习更需要通过深入社会实践才能得到深化,所以,在教学中要有意识、有针对性地将专业理论课和实践课程有效结合,以使理论知识在实践中的得到升华。

(三)学科交叉融合原则

具有跨学科知识结构或背景的高级专门人才相对于单一学科专业培养出来的人才将更具有社会适应性和对未来工作的创造性。在保证课程体系规范性的同时,要冲破传统专业课程界限,将当前社会发展关注的新兴学科纳入课程体系之中,促进学生对不同学科课程的整合性。

四、我国教育学本科专业课程体系出现的问题

通过对国内外教育学专业课程的分析,可以发现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发展历史和文化特色,对教育学专业课程也就有不同的要求,同时,教育学专业课程也要满足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地方课程设置要具有地方发展特色。例如,Z大学作为中部某省唯一一所综合性大学,各个学科的发展程度标志着地方经济区的发达程度,而Z校教育学专业课程发展状况更是决定了全省的教育发展水平,自Z校教育学专业开设之日起,近些年确实有一定的发展,但是也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

(一)通识课程较少,远低于美国通识课程占50%的比重,而且基础课程主要是政治、英语等,没有自然科学课程。z大学教育学本科专业在长久的发展中形成了传统的三方格局,即是,通识课程、专业基础课程和实践课程三部分,其中通识课程占27.3%,专业课程占79.5%,实践课程占6.2%,显然通识课程和实践课程所占比例非常少,而专业课程比例较多,并且缺少自然学科课程,严重阻碍了学生理性思维的发展,不利于学生自然学科和人文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

(二)教育学本科专业课程多而乱,分科过细,重复设置,相当一部分内容已明显落后、陈旧。Z大学教育学专业课程划分为公共基础课、学科基础课、专业共享课、专业方向课,而专业方向课又分为普通教育学方向和教育管理学方向,可见专业课程分的过细,而具体专业课程设置中普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同属于心理学领域,课程重复设置。

(三)教育学专业知识与相关学科知识联系不多,使得大多数学生只有片面的教育学理论知识,而未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近年来,教育界不断倡导各学科知识的交叉融合,知识为应用而习得,只有在应用中才能发挥知识的作用,并且单一的专业知识又无法运作,Z校教育学专业发展中显然忽视了这一关键点,偏重教育专业课程的学习,而忽视与其相关学科的联系,偏重传统教育学专业课程如教育学原理、教育心理学、中外教育史,而忽略物理、化学、数学的学习以及与之的融会贯通,从而培养出的仅是附有专业知识的专才。

(四)实践课程少,执行乏力。总览z大学教育学专业课程开设情况,专业理论课程占据着80%左右,学校虽然拥有教育技术实验室,但因缺乏教育技术性的师资力量,课程安排中几乎没有相应的实践课程,实验室形同虚设,在专业实践方面,虽有固定的实习基地,但由于缺乏严密周详的安排计划,以及缺少教学法之类的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实践课程也难以执行。

五、教育学本科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的改革方案

教育学课程体系的改革,必须立足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发展趋势,着眼于学生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重新检视培养目标和素质结构,使教育学专业的课程体系建构真正找到合适的坐标,发挥其应有的作用。Z大学教育学专业课程发展还尚不成熟,还处于摸索的阶段,更要适时审视自身的教学成效,借鉴国内外教育学专业课程建设经验,根据Z大学本校的发展实际来设置课程,满足区域经济区对教育类人才的渴求。在此,对V大学教育学专业的课程设置提出几点建议。

(一)公共基础课程改革

Z校教育学专业公共课程所占比重远低于国内外教育学专业发展较成熟的院校,并且这些课程的教学质量并不高,学生也不重视公共课程的学习,所以,一方面要拓展公共基础课的范围,增设中国文化、音乐、艺术、书法、文学鉴赏、写作以及语言交际等人文艺术课程,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艺术素养和交际素养;另一方面要改变学生学习评价方式,改变原有的考试至上的思想,要适当组织学生进行生活实践活动,依据生活行为习惯中的应用来评定学习效果,同时也要增加公共基础课的比例,力求达到50%以上。

(二)专业课程改革

压缩教育学专业课程类别,将学科基础课和专业共享课合并为专业基础课。简化重复课程,将教育心理学、普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简化为教育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拓展前沿课程,将中国古代教育名著选读发展为中外教育名著选读,规整繁乱课程,将中国传统文化欣赏和艺术欣赏归入公共基础课程,如此,专业基础课占25%,专业方向课占10%。

体育课程的学科基础范文第4篇

关键词:大学 公共基础教学 专业基础教育 专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2)12(b)-0-01

高校的教育以课程教育为特点,由公共基础教育、专业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三个部分组成。公共基础教育内容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外语教育、体育科目、对理工科的学生还需要数学教育及物理教育。基础是重中之重,如何让公共基础课的教学得到充分有效的结果,为培养出有创造力的学生打下坚实的基础,一直是许多教育工作者追求的目标[1-3]。目前全国的大部分大学都是在前1年半进行公共基础课教学,这里称为大学生的素质教育,后2年半进行专业基础及专业课的教育与毕业实践与毕业论文即专业教育。

学生在大学中的各种文化素养的形成是素质教育的目的,其实前1年半的素质教育并未完成全部的素质教育,素质教育应该贯穿于大学四年间,进行专业教育的同时,总结性的实践性的学习对于学生的专业素质教育更充实有效。如美国的大学,大学课程的素质教育中,基本的素质教育占据一定的地位,但也包含丰富的专业基础及专业教育。对人文、社会科学而言,公共基础教育的课程设置与专业教育和基础教育的课程差异不大,但是对理工学科而言,则距差异很大。作者认为公共基础教育课程的设置应满足以下的诸条件的设计为最好。

第一,把培养学生素质作为主要目的的公共基础教育,不应仅被限制在公共基础教育中,也应包含在四年的大学基础教育与专业教育中,更应该包含在研究生的教育中,在专业基础教育与专业教育中,综合性地安排一些公共基础课程中的内容,对于不同学科的学生,延展公共基础课程的内容,平衡设置填补人文、社会、自然科学三个主要的学科的课程,使得学生们能够在大学基础阶段学到完整平衡的基础知识很重要。例如通过合理制定构成科目,包含专业基础课用来连接没有一定基础的学生并使得他们能够积极地学习相关的内容和研究方法。如为人文、社会系的学生安排培养其科学素质的专业基础课科目,为人文系、理工科的学生设置培养其社会科学的素质的内容,为理工科、社会科学系的学生安排有意义的人文素质科目,进行全方面的培养。

第二,在公共基础课中设置保健体育与艺术鉴赏教育。公共基础教育中包含着体育教育,这里强调健康教育,不同于一般的体育课程,而是通过一些自选出来的项目锻炼自身的活动能力、维持身心健康,拥有一定的体育技能,从而让学生认识到保健体育的意义,理解身体与自然和生活方式等的关系。与此同时通过保健体育可以结交各方面的朋友。另外,基础教育学习与艺术活动也应关联在一起的,公共基础课程中也应包含有关于艺术教育的课时,因为学生的非语言表现能力与沟通能力的形成很重要。学识学问主要是借助语言捉住事物、现象的本质的进行思考,并挖掘出深层次表现的活动。如保健体育和艺术,以包括感情、意识和感性的东西为主,在体育和艺术活动中的自我表现的作用在于自我发现和找到适合自我发展的契机。另外,通过体育的集体活动和艺术欣赏活动,可以找到与别人具有同感、合作与交流对话的契机,从而培育出一定的活动能力与同人交往的能力,培养出优秀的人格。进一步而言,在日常生活中,表情、姿态和行为方法等的非语言要素及丰富的对话的开展和人际关系的处理、集体活动中的个人能力的培养都很重要。由此可见,设置和保健体育、艺术鉴赏相关联的科目,丰富教育内容至关重要。

第三,在公共基础课中安排包含本国语教育在内的语言教育。①本国语的使用能力,是培养所有领域的素质(科学的素质、社会科学的素质、人文学的素质等等)的基础,还是使所学知识的应用成为可能的基础,也是与别人交流、丰富日常生活的基础。同时语言更是参与各种各样的职业及研究活动、从公共基础教育向专业教育里加速融入的关键与基础。②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当代,充分地进行作为国际通用语的英语的教育教学也至关重要。为了促进与不同的语言文化的人的交流与协作,大学的英语教育,从来就区别于其他的外国语得到了重视,但是仅仅具备良好的口头沟通能力与人文知识还不行,在外语学习中充分地融入对科学知识的教育、多方面的阅读能力的培养及能够用英语多方面展示自我的素质教育也很重要。③让学生能够选学到其他外国语的科目可很重要。学生通过学习可以认识到世界的多样性,促进其对异国文化的了解,对比本国的语言文化,在了解本国文化特点的同时,发现不同文化的差别,从而为丰富本国的文化打下基础。

第四,大学公共基础教育中合理安排各种活动课时。学生并不仅仅通过正规的学校的全部课程和授课科目来学习知识。许多知识来源于学生参与的兴趣小组的活动、大学生创新活动、参加志愿者活动及勤工俭学等各种活动,来源于同学们和教师们及他人的交流中、校园内外的多种多样的交流经验里、教室内外的多种多样的朋友的交往中。学生们通过参与活动结交朋友,就与别人和社会保持了一定的联系,这为学生提高自身的各种能力,培育自身的素质,形成具有一定特点的自我,打下了基础。为了丰富学习内容和促进积极自我的形成,在公共基础课里安排丰富的校园活动、提供给学生们更多的获得校外活动的机会是必须的。

以上的四点是公共教育课程设置时需要注意的问题的一些思考。当代世界的变化日新月异,知识大爆炸,这自然而然地使得教育界也产生一些相应的问题,需要教育者去思考如何对应,这些问题互相交叉着存在。思考如何设置大学课程,让学生们如何拥有能够支持其未来很好地适应工作、生活的素质相当重要。通过公共基础课的学习,学生们能够合理地批判分析、讨论包括常见的诸现象在内的基础知识,能够正确处理社会中的各种各样的基本问题,适当地参加校内外活动和参与项目协做,对于学生们日后开展专业知识的学习都是非常必要的。希望这里提出的一些观点,为教育工作者制定公共基础课程的科目时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参考。

参考文献

[1] 邹晓燕.高校公共基础课程促进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路径研究[J].湖北社会科学,2012(5):170-173.

[2] 宋秋前,潘爱珍.高校公共基础课教学有效性调查与思考[J].中国大学教学,2009(5):18-21.

体育课程的学科基础范文第5篇

关 键 词:学校体育;体育课程改革;理论基础;新世纪基础教育;述评

中图分类号:G807.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3)05-0072-04

2001年吕达发表《深化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一文打开了教育界对理论基础研究的大门,2003年王策三与钟启泉挑起了“轻知识”之争,2005年《中国教育报》开辟专版对“课程改革理论基础”进行讨论,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并一直延续到今天。在十余年课程改革及体育课程改革理论基础研究相关成果基础上,探讨研究体育课程改革理论基础的新思路,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1 对“理论基础”概念的理解和认识

龙安邦[1]从“基础原指建筑物的根脚,引申为事物发展的根本或起点”这一逻辑起点出发,将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定义为“课程改革在理论上的根本依据和理论起点,并强调科学性、系统性和基础性的特点。”其他学者对于理论基础本身的研究是从其与指导思想的区别角度进行的。王华生[2]提出“澄清教育学、教育基本理论、教育哲学和哲学几个概念后才能进行对话,并认为大家将理论基础与指导思想混为一谈。”随后一些学者从概念上对两者进行区别,和学新[3]认为“指导思想就是对某一事物或事件的发展或运行起指示教导、指点引导的思想,更多是从宏观层面来使用的;理论基础是指某一事物或事件发展或运行所依赖、依靠的理论,或者指某一事物或事件存在的理论前提,都是从中观或微观层面来使用的。”体育界刘旻航等[4]也提出相似观点:“指导思想是行动指南,它为新课程改革指明了大的方向;理论基础,从学科层次上看,是比指导思想低一个层次的,是更为直接的基础。”经过学者反复研究,多数人对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体育课程改革两个不同层面的依据基本达成共识。

2 体育课程改革理论基础的不同观点

2.1 体育课程改革“有无理论基础”

靳玉乐、艾兴[5]认为“新课程改革理论基础是什么?没有谁做出一个明确的回答。”这种观点也同样体现在体育课程研究中,党玮玺[6]认为“我国当前的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改革只提到课程的基本理念、设计思路,而没有明确提出体育(与健康)课程的理论基础。”部分人认为由于缺乏理论基础或者理论基础模糊,导致实践中对课程改革许多理念理解偏差。高嵘[7]认为“客观地讲,基础教育新体育课程改革是在我国体育课程理论研究成果还非常缺乏的条件下进行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其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的研制无疑是一次大胆的创新。”宋翠翠[8]也表达出同样的担忧,“整体的体育课程教学理论没有能为课程改革做好研究的准备”,并认为由于理论准备不足导致实践中接二连三出现扁担南瓜进课堂、体育课像演活剧、体育教师不知怎么上体育课等等问题。这些观点在某种程度反映出新一轮基础体育课程改革没有明确的理论基础或理论基础准备不足。

与此同时,在教育学界也不乏对本次课程改革理论基础高度肯定的学者。马福迎[9]认为“反观我国这次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又广泛吸收了当今世界先进的教育理论研究成果。既有理论的前瞻性,又有很强的实践可操作性。”邓志伟[10]认为新课程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在《基础教育改革纲要》中已经相当明晰,只是近来的一些批评反而使这一问题陷入混乱。”

综上所述,窃认为造成泾渭分明的两种观点的原因有:一是缺少判断有无理论基础的标准,或者说标准不统一;二是作为理论基础的理论应具备哪些条件?这些理论作为课程改革的依据体现在哪里?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论证。

2.2 体育课程改革“理论基础是什么”

第一种观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是体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靳玉乐[5]虽然认为在课改之初没有理论基础,但在“应然”层面强调马克思个人全面发展的学说是改革不可动摇的理论基础。并进一步解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虽不是直接的教育理论,但它是新课程依赖的哲学基础。罗槐[11]在其后的《中国教育报》上进一步肯定了其观点,并认为“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充分全面发展的学说,无疑是对目前各种课程哲学的最集中的概括。”无独有偶,该观点在体育课程领域得到部分学者肯定,如陈红新、刘小平[12]认为“用本身争议就颇多的后现代主义和建构主义作为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显然是不妥的。应该在符合我国国情和学校实际水平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积极地吸取与借鉴国内外一切有价值的成果,有所选择、有所创新地推进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持马克思主义是课程改革理论基础观点的学者主要认为它是课程、教育的哲学基础。但是就马克思关于个人全面发展学说内涵及其在体育课程改革中指导作用鲜有研究,同时由于课程、教育最终都要到哲学层面寻求本源,因此不免让人感觉“这不是课程理论所要讲的直接的理论基础”[13]。

第二种观点:国外各种“主义”是体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目前占主流的观点是将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布鲁姆目标分类理论,还有加德纳的多元智力理论等作为新课程改革直接理论基础。刘昕[14]“90年代末,建构主义进入我国,并在越来越多的文献中被称为“我国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理论基础”,并举例“我国新课程倡导的自主—合作—探究三大学习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基础的。”何元春[15]认为当前的基础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的制定就是以布卢姆的目标分类法为逻辑起点的,是和布卢姆的目标分类法一脉相承的。还有学者承认马克思全面发展学说是课程改革指导思想的同时,不否认各种“主义”是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面对众多的“主义”有些研究者则持谨慎态度,高嵘等[16]认为“我国是一个优质教育资源紧缺,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学校体育硬件薄弱,体育师资良莠不齐的大国,在这种国情下简单的‘拿来主义’难以成功。”

综上所述,不同学者承认各种“主义”是新一轮体育课程改革理论基础。然而,除刘昕对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进行系统研究外,对其它理论的系统研究寥寥无几,对这些理论基础上的课程观、学生观、教学观、师生观等理论体系研究基本处于空白,更是缺乏作为理论基础如何在体育课程改革中体现的解释。

第三种观点:体育相关学科基础是体育课程改革理论基础。吴永军[17]认为“从新课程改革具体的操作来看,其理论基础还包含了现代课程论(结构课程论、掌握学习理论等)、现代教育论(素质教育思想、人本主义教育思想等)以及一些后现代课程思想等。”张学忠认为[18]“我国体育课程研究的理论基础不是上述各种‘主义’,而是前人已研究成熟的教育学、学校体育学、社会体育学、体育哲学、体育原理、运动生理学和运动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与方法,这些理论与方法支撑着体育课程理论的发展。”

综合以上观点,研究认为学科基础与理论基础还是有区别的,学科基础上位于理论基础,因为每一个学科又包含若干理论,如体育学科中的运动技能形成理论、超量恢复理论等。如果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解释体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的话,可以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全面发展学说作为课程改革宏观的理论基础,各种“主义”作为直接的微观理论基础,那么上述各种学科基础可以作为介于二者之间的中观理论基础。

2.3 体育课程改革“理论基础是一元还是多元”

课程改革理论基础一元论观点主要指坚持马克思关于个人全面发展学说为指导,不赞同以理论的多元性来模糊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必须旗帜鲜明地提出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5]。

多元论出发点是将理论基础看作理论资源,认为一切对课程改革有启发、可借鉴和能帮助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各种理论都可以作为课程改革的理论资源来吸收、借鉴[3]。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是一个开放的思想理论体系,它使后人可以用更为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因此多元论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更不背离马克思主义原理。反之,只有多元性才能博采众长,避免偏窄,眼界宽广,高瞻远瞩。

窃认为,不管是一元还是多元主要还是看在哪个层面上,在宏观层面即在哲学层面一定要有核心理论主导,这一核心理论只能是唯一的,被实践所证明的,并具有稳定性。在具体操作层面,即直接理论基础可以也应该是博采众长。但这里依然存在多元是否意味着无限,多元理论之间是互补、融合还是其它关系?本次课程改革在“实然”层面究竟以哪些理论作为基础?这些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2.4 体育课程改革“理论基础是否适合国情”

对“建构主义、目标分类理论、多元智力理论、后现代主义”等作为新课程改革理论基础持质疑或谨慎态度的理由在于这些理论是泊来品,不适合我国国情。高嵘[16]认为本次课改的主要理论支柱都是西方的泊来品,有特定的适用情境,而西方的课程理念毕竟与我国课改的实施环境有不小的距离。李斌[19]对于借鉴国外的看法是“重心从看与国外的差距转向差异,从为什么借鉴转向如何借鉴。除此之外很难找到其它实用价值的成果。”

仔细分析发现,目前研究充斥着“泊来品”、“拿来主义”、“水土不服”、“本土化”词语,多是从宏观上泛泛讲一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对于这些理论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适用的土壤是什么,是具有特殊理论的局限性还是具有一般理论的普适性?我国学校体育的国情是什么,体育课程改革理论基础是否完全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理论基础相同?这些问题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基本上没有涉及。如果没有对这些实际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就直接下结论不免有武断之嫌,仅仅用非常浅显的“大道理”论证难以做到以理服人。

2.5 体育课程改革“理论基础是否继承传统”

对于本次课程改革理论基础另一诟病是丢弃了体育课程传统理论。宋翠翠[8]认为体育课程改革缺乏对“传统”的分析和研究,存在着对“传统”缺乏研究和尊重的现象。赖天德[20]提出课程改革必须“体现中国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对此,季浏[21]认为“《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非常重视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改革和发展体育课程,新体育课程不是对传统体育课程的抛弃,而是对体育体育课程的扬弃。”还有学者对这一问题持肯定态度。张庆新等[22]通过自20世纪80年代前期开始的体育课程改革所主张的主要内容和此次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对比发现:第8次体育课程教学改革基本上是在20年体育课程改革的延长线上进行的,即是同一方向的。

3 体育课程改革理论基础研究的展望

1)从专题研究角度探讨体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在教育学界对“理论基础”问题的研究从课程改革之初从未间断过,但遗憾的是在十余年的体育课程改革研究中却没有对“体育课程改革理论基础”专门进行研究的成果,大都散见于其他研究成果之中,且缺乏理论深度。因此,加强该理论问题的专门研究是推进体育课程改革的基础。

2)从系统论角度整体把握体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就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多数是就“理论基础而研究理论基础”,始终围绕着“哪些理论是理论基础”反复讨论,缺乏从系统论的角度对“理论”本身进行研究,如这些理论背后的原理是什么,这些理论体现在体育课程改革中的知识观、教育观、课程观、师生观是什么等。只有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系统寻求体育课程改革的理论支撑,否则就问题谈问题最终结果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难以达成共识。

3)从历史发展角度探讨体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从百年前学校设立体育课程以来,多次颁布相应的“标准”和“大纲”。期间,尽管较少对其理论基础进行研究,但并不代表没有理论基础做支撑。为此,我们应该用历时的、动态的、发展的眼光去探讨体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揭示其发展规律。

4)从顶层设计角度把握体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进入21世纪的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国家靠行政手段推进、自上而下进行,其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必定体现在教育部颁发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以及相应的政策法规、顶层设计文本中。就体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而言,除以上法规、文本之外,本应该存在于《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解读及体育学科专家的著作中。因为,理论基础是体育学科专家制订《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的准绳,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体育学科专家的大多数研究成果没有对此理论问题进行探讨,这一遗憾直到2012年3月《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11年版)解读》的出版才得以弥补。在该著作的第3章“问题、挑战与回应”中,专门设立了“关于体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一节,对体育课程改革中涉及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了简单补充论述,认为“教育目标分类学、掌握学习理论、运动技能形成理论”[23]是本次体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这一论述是《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修订专家组,通过著书立说的形式进一步向全国学校体育理论与实践工作者明确阐述了新一轮体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

总之,随着体育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深层次问题不断出现并逐步得到解决,同样,体育课程改革理论基础问题将随着众多学者的关注而逐步清晰。

参考文献:

[1] 龙安邦,范蔚. 试论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兼论我国十年新课改的理论基础及其论争[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2,14(4):21-26.

[2] 王华生. 澄清几个概念,才能进行对话[N]. 中国教育报,2005-09-17(03).

[3] 和学新. 科学把握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的两个方法论问题[J]. 教学与课程研究,2006(9):87-88.

[4] 刘旻航,孙庆祝,付玉坤. 对基础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的反思[J]. 体育科学,2006,26(10):75-80.

[5] 靳玉乐,艾兴. 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什么[N].中国教育报,2005-05-28(03).

[6] 党玮玺,张学忠. 新一轮体育课程改革:理想与现实的对立[J]. 体育学刊,2010,17(10):71-74.

[7] 高嵘,张建华. 对我国中小学新体育课程改革几个基本问题的质疑[J].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7,24(2):119-122.

[8] 宋翠翠. 第八次体育课程教学改革(前期)的问题与经验——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改革系列论文之二[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0,33(5):80-86.

[9] 马福迎. 对《靳文》有些观点不敢苟同[N]. 中国教育报,2005-08-13(03).

[10] 邓志伟. 论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是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 ——兼谈新课程的理论基础[J]. 全球教育展望,2006,6:18-22.

[11] 罗槐. 坚持马克思主义保证课改方向[N]. 中国教育报,2005-09-17(03).

[12] 陈红新,刘小平. 基础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刍议[J]. 体育文化导刊,2008(3):109-111.

[13] 高天明. 应从哲学层面探讨[N]. 中国教育报,2005-08-13(03).

[14] 刘昕. 建构主义对我国体育课程改革的适应性与不适性[J]. 中国学校体育,2008(9):29-31.

[15] 何元春,葛宁,杨洪辉. 教育建模——《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实施之理性选择[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5,28(5):663-665.

[16] 高嵘,张建华,毛振明. 对我国基础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问题的反思[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7,30(1):74-83.

[17] 吴永军. 正确认识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及其价值取向[J]. 教育科学研究,2010(8):5-8.

[18] 张学忠. 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改革中若干理论问题的反思[J]. 西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43(4):105-108.

[19] 李斌. 基础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的价值内涵与特征[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2,35(5):86-90.

[20] 赖天德. 体育课程与教学改革在继承与创新中发展[J]. 体育教学,2006(1):9-11.

[21] 季浏. 体育课程在继承的基础上改革与发展[J].体育教学,2006(4):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