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用化学与健康论文
日用化学与健康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本文从介绍健康传播的历史入手，从研究特点、研究方法、主要的学术专著及论文、重要的会议和代表人物等方面论述了健康传播研究的国内外研究现状，最后指出国外健康传播研究趋势为以下四个方面；媒介的传播效果、如何增进医患之间的互动、新兴媒体中的健康传播及对边缘性文化群体的关注。国内今后一段时间内健康传播实践领域面临的重要研究课题包括：大众健康传播媒介与效果研究，组织健康传播研究，以“医患关系”为核心的人际健康传播研究，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研究，健康传播的外部环境研究，健康传播与文化研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健康危机的传播研究），健康传播史研究，艾滋病、安乐死、同性恋、器官移植等特殊健康议题的研究等。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y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worldwide based on the books， periodicals， journals， major symposium， academic conferences and key scholarships. The author finally concludes the research tendency abroad towards four directions: firstly， the communication effects of media; secondly， communication interaction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thirdly， health communication in new media; finally， the communication with marginalized cultural groups. Meanwhile， national research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has important topics including media effects， organizational health communication， interpersonal health communication centered on “doctors and patients” relationship， health education and promotio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 health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studies， health emergencies， health communication history， specific health communication issues concerning of AIDS， euthanasia， homosexuality， organ transplantation etc. and so on.
Key words: Health Communication；History；Present；Tendency
传播是人类社会古老的行为。传播学的开山祖师施拉姆说：传播是最繁忙的交叉口，但许多人只路过而不逗留。20世纪40年代，传播学特别是大众传播学开始迅速发展。健康传播学就是医学与社会学在路过传播学这个交叉口时“逗留”下的产物。21世纪是健康的世纪，越来越富足的人类，开始关注人本身，健康已经成为大众、政府和学者一致关心的议题。健康传播就是要满足大众对健康信息的渴求，而传媒在传播健康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关于健康传播的定义有很多种，有学者从人际传播方面给健康传播下定义，认为健康传播是病患和医疗提供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治疗室里无数的人际传播活动，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罗杰斯（M. Roger S）则认为凡是人类传播类型涉及到健康的内容就是健康传播。在美国健康传播领域有两大分支：一是“健康促进”，二是“健康服务递送”。前者的议题主要是以媒介和大众传播为主，后者主要是以医患关系和人际传播为主。美国国家癌症学会和疾病控制中心给出了以下定义：健康传播是指通过各种渠道，运用各种传播媒介和方法，为维护和促进人类健康而收集、制作、传递、分享健康信息的过程。上述各种定义从不同方面强调了健康传播的各种特性，都有不同程度的可取性。
一、健康传播研究的历史
作为传播学一个分支领域，健康传播学属于专业传播研究的范畴。健康传播在学科构成上非常多元及杂糅。医学、公共卫生学、卫生保健学、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符号学、法律、人类学、教育学、管理学和市场营销学等多个学科从不同角度为健康传播学的学科框架和理论范式的形成提供了支持。其中，健康教育学、医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对健康传播学的诞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大多数者认为，美国是健康传播学的学科发源地，时间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1971年，美国心脏病学专家 J.法夸尔 (Dr. Jack Farquhar)和传播学家 N.麦科比 (Nathan Maccoby)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实施著名的“斯坦福心脏病预防计划” (Stanford Heart Disease Prevention Program，SHDPP)，该计划在实施过程中成功地运用了社会学习理论、创新扩散理论和社会营销策略等理论框架。（Everett M.Rogers，1994）这些理论和方法日后均成为健康传播重要的理论组成。研究者认为，在健康传播中大众传播加上人际传播效果最佳，但大部分情况仅有大众传播，效果同样很理想。这一试验被视为健康传播研究的开端。1991年，美国疾病防控中心 ( The Center of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设立了专项基金和健康传播办公室，开始组建全国范围内的健康传播机构。1972年，“治疗传播兴趣小组” ( Therapeutic Communication Interest Group)成立，后易名为“健康传播分会”(Health Communication Division)。该小组隶属于著名的“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CA），成为其下属的众多分支机构之一。该小组奠定了健康传播的在学术领域的地位，也使健康传播学向学科的规范化发展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1973年，治疗传播兴趣小组编辑了第一份简易专业性刊物《国际传播学会简讯》，专门刊登健康传播的宗旨、研究领域和特点并刊登专业文章和资料，有效扩大健康传播在专业领域的影响。在1975年举行的国际传播学年会（ICA）上“治疗传播兴趣小组”正式更名为ICA“健康传播分会”（Health Communication Division）。这是学术界首次正式使用“健康传播”这一提法。
20世纪80年代，“预防艾滋病运动”标志着健康传播研究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传播学届从隐性走向显性。众多的著名学者和研究基金投入，使健康传播研究在很短时间内迅速发展，也成为健康传播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在80年代健康传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为独立的专业。同一时期，美国健康传播专业研究机构的出现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从研究的人员构成看主要来自四个领域：即具备医学、公共卫生学教育背景人员是现代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主力，所占比例为一半；其次传播学研究者，约占25%左右；最后是社会学与教育学领域的研究者和来自综合性大学的研究者，两者总数占25%左右。（孙晶，2005）
一般认为，某个学科的成型必须有专业书籍的出版、专业协会的成立、专业课程的开展 以及专业刊物的发行作为标准，而健康传播从 70年代诞生至今，经历了一系列的飞速发展的过程。首先是专业书籍的大量出版。第一本有关健康传播的理论著作是 1984年由著名的传播学者Kreps和Thornton撰写的《健康传播理论与实践》( Health Communication ： Theory and Practice)。同年出版的第二部专著是由夏夫（Sharf）所著的《内科医生优化传播指南》。诺索斯（Northouse）于次年出版了该领域的第三部专著《健康传播专业人员手册》，此后各类专业书籍和论文层出不穷，巩固和丰富健康传播的发展。
其次是有关健康传播的协会的建立。为了适应学科的发展，美国传播学会领域最大的专业团体——“口语传播学会”（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SCA）于1985年美国设置了“健康传播委员会”(Commission for Health Communication)，作为对国际传播学会（ICA）“健康传播分会”的补充。原先ICA很多健康传播分会成员同时加入SCA“健康传播委员会”。再次是与该学科有关的专业会议的召开 ，这是该学科发展专业化规范化的必备条件。同年召开的“医学传播会议”(Medical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是健康传播的第一次学术会议。1986年又召开了由国际传播学会ICA和牛津大学合办的“基础医疗保健中的健康教育”会议，以及在加拿大西昂塔里奥举办的 “医患传播”会议。除此之外，国际传播学会ICA和口语传播学会（SCA）每年定期召开的学术年会也成为健康传播学者定期交流和学习的平台。
美国大学中健康传播学专业逐步设立，目前明尼苏达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南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肯塔基大学马里兰大学都开设了健康传播传播学课程，而肯塔基大学、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已成为全美健康传播研究中心。根据全美传播学协会的不完全统计，全美高校约有20个主要的健康传播学博士项目和40个硕士项目。（Everett M. Rogers，1994）美国著名的健康传播结构有肯塔基大学疾病预防研究中心、南加州大学健康促进和和疾病预防研究院、斯坦福疾病预防研究中心、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人口与家庭健康署。
美国的健康传播研究经过80年代的全面发展，其基本框架已经建立，开始进入逐步完善的阶段。国际传播学会ICA、口语传播学会SCA等专业机构和设有健康传播课程的著名高校开展了频繁的学术交流活动，极大的促进了学科的繁荣。1996年，全美另一份重要的健康传播研究专业学术期刊《健康传播季刊》（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创办。与1989年创办的《健康传播》相比，《健康传播季刊》上发表的论文偏重于国际性、应用性研究，而《健康传播》的定位则偏重于理论性研究。进入90年代，美国健康传播研究对联邦研究基金的吸引力越来越大。除此之外，大量私人基金组织的资金注入也为90年代美国健康研究传播学蓬勃发展的重要保证之一。
二、健康传播研究的现状
（一）国外健康传播的研究现状
现阶段，国外健康传播的研究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研究手段相对与发展初期也更为科学，笔者通过浙江大学的电子资源相关数据库ProQuest和Web of Science中分别输入“health communication”关键词进行检索，共查到相关论约数十篇，经分析总结，新时期国外健康传播研究主要呈现如下特点：
1.研究问题的具体化，更加注重实证研究
健康传播在上世纪70-80年代成立之初主要关注的是对学科发展具有全局指导意义的重大理论问题，随着这些问题研究的深入和学科内容的日益丰富，研究人员开始把侧重点放在具体问题上，研究某一事件甚至事件中某一过程的传播规律，且更加注重实证研究。如有学者通过调查基于数字媒体的健康传播问题，对数字媒体在促进健康饮食、减少肥胖方面的作用进行了分析，通过195名志愿者对两个社区进行为期6个月的调查，认为数字媒体在促进人们的健康生活方面较传统媒体有很多优势，因此应该发挥数字媒体的优势，促进人们合理科学的生活习惯。[1]同时Lee等学者调查了公众通过互联网获取健康信息的行为与人们去看医生行为之间的关系，认为网络健康传播能够有效地向公众提供健康信息，促进公众健康意识的提高，从而使他们能够更加自觉的去看医生（Lee，2009）。此外针对陪护人员与病人之间通过网络的交互行为日益增多，Tustin对陪护人员和病人之间通过互联网的进行交流研究，通过调查发现大多数病人认为陪护人员网络的使用程度和服务质量以及满意度呈负相关性，但是医生的网络使用却和服务质量以及病人满意度呈正相关性，因此作者认为在实践中应该加强陪护人员和病人之间的实际交流（Tustin，2010），该论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应陪护机制的合理设计有很好的指导意义。这方面的文章还有很多，其实最近几年出版的《健康传播》以及《健康传播期刊》上面的论文大多数是分析健康传播的细节问题。
2．研究角度的多维性
健康传播学本质上是医学卫生和传播学的一门交叉学科，在其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思想和研究方法来为自己服务，近几年来健康传播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借鉴于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以及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方法，注重研究健康传播信息的心理认知过程、社会影响以及从健康传播的角度来研究健康政策。例如H. Wang等对人们对禁烟广告所产生的个人感知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相对与非吸烟者来说，吸烟者对禁烟广告的关注情况要更高一些，因此应该针对吸烟者加强禁烟广告的传播力度（H. Wang，2010）。针对酒后驾车问题的日益严重，Ebina同样对不同人群对酒后驾车态度的差异进行了考察，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只有考虑到受众的个体差异以及对信息的感知的差异才能够有效的提高健康传播的效果。（Ebina，2010）该研究对健康政策的制定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文章中提到了心理因素的重要作用。Kathryn Green的《Communicating Health： Strategies for Health Promotion》是一部研究提高公众健康素养策略的非常有价值的著作，内容涉及健康素养的理论和模型、文化因素、大众媒介、信息技术以及评价标准等诸多因素，在该著作中作者详细论述了健康传播的文化内涵，从政治、经济、心理以及人文等多学科角度分析了健康传播如何促进人们的健康意识，激励人们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Gazmararian等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理解了人们对临床试验信息的关注，该研究将风险信息寻找处理模型（Risk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Processing ，RISP)应用与人们的健康决策中，通过分析临床试验固有的内在风险，他们认为参与临床试验是一项风险——收益的决策过程，最后作者指出该研究可以用于指导相关健康传播策略的问题制定（Gazmararian，2010）。随着人们对健康传播认识的不断深入，健康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程度还有进一步加强，越来越多的其他学科的专业人员将会加入到健康传播研究的领域，因此预计以后该方向仍然是研究的热点。
3．关注边缘文化群体
目前国外，特别是美国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特殊人群，如妇女儿童、老人、少数裔人口以及某些亚文化群体。针对非洲裔群体在美国认可人口中所占据的比重日益增多，Davis等学者对非裔美国人的健康传播问题进行了研究，以往认为在健康传播的研究中可以将非裔美国人作为相同的群体进行对待，但调查发现这一群体的健康文化、行为以及信念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然后提出了针对这一群体的细分模型（The Black Identity Classification Scale，BICS)，利用这一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某些现实现象（Davis，2010）。学者Adeline研究了美国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认为互联网的使用在美国老年人当中存在着两级分化的现象，大多数互联网使用者都是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群，文章考察了网络对老年人产生的心理影响，认为必须采取相应措施来缩小贫富差距所产生的数字鸿沟。学者Leung研究了针对肥胖儿童的健康传播问题，提出了使他们养成健康生活习惯的传播策略，并研究了传播效果的评估模型以及传播策略对儿童所产生的心理影响。最后作者认为该策略能够给儿童创造一个健康知识的良好学校环境，从而使他们养成良好的健康生活习惯。跟这种趋势类似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关注某一单独的群体，如吸烟人群、酗酒人群、特殊心理疾病人群的健康传播问题进行研究，以发掘跟特殊群体相关的特殊规律。而Burton认为在健康知识的宣传策略方面应该根据种族、文化、教育状况以及不同人群的认知水平的差异进行宣传，文章讨论了一些针对特定人群的模型和方法。文化的多样化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因此基于不同群体的健康传播研究是健康传播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Burton，2010）
4．研究手段日益精确化，注重利用数学方法来定量地研究健康传播问题
随着健康传播研究的深入，很多问题的研究需要有精确的度量，因此不可避免的要使用数学方法，特别是统计学的相关方法。如在2008年由美国健康协会（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组织了关于健康传播和饮食习惯之间关系的研究。Mccormack等学者考察了公众健康素养度量问题，对以往的度量指标进行了改进，去除了那些在度量中表现不好的指标，通过回归分析等方法得出了25个基本指标，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基于网络的健康素养度量模型（Mccormack，2010）。Fairlie通过电话采访了330名年龄在18-25岁的大学生，根据所得到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认为周末酒会较多、年龄21周岁以上和公众交通工具供应的不足是导致酒后驾车的主要原因，作者认为大学应该加大对学生在饮酒方面健康引导的力度（Fairlie，2010）。Larkey对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交流语言进行了量化研究，文章主要是关注口头交流语言，利用计算机辅助的方法利用相关指标对交流语言的质量进行评估，得出的结果能够很好的反应实际情况，文章中的方法也可以拥有书面语言（如病例、处方等）的研究（Larkey，2010）。Nan等学者研究了禁烟广告和烟民的吸烟习惯之间的关系，对未吸烟的人群将来的吸烟趋势进行了预测，同时对吸烟人群未来的戒烟趋势进行了预测，该研究对实践有很强的指导意义（Nan，2010）。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当代美国健康传播研究使用的手段日益精确化，注重利用数学方法来定量的研究健康传播问题。
5．重视网络等新媒体对健康传播的重要作用
针对数字媒体的使用日益增多的现实，美国密苏里大学的研究人员研究了数字媒体对美国健康传播的影响，指出通信技术的进步能够有效的提高公众的健康素养，消除信息获取的不公平等因素。Van对互联网健康传播进行了调查，研究指出相对与传统媒体互联网能将健康信息传播到更多的受众，而且信息获取的费用也相对较低，研究进一步指出通过网络干预能够有效的改变人们的健康行为，最后作者探讨了互联网正面引导的方法（Van，2010）。Nora J通过对2020个健康成年人的信息产品使用情况进行调查，指出互联网和电子个人健康管理系统是人们获取健康信息的重要途径，然后利用上述现实对目前的健康传播效果模型进行修改，认为信息产品的使用应该在模型中占据较大的比重。Michelle Lisa研究了普通人健康知识的获取来源，主要研究了网络对健康传播的影响。研究中首先询问人们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认识，然后让他们上网查询相关内容后重新回答相同的问题，通过比较差异来研究网络如何对人们健康知识的架构产生作用。健康传播的研究跟传播所依据的载体密切相关，随着信息传输技术的进步，未来还会出现更多的传播工具和交流方式，因此这类的研究将永远随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发展。
目前，国外健康传播研究也有一些学者继续关注健康传播的传统问题，在传统的传播学框架内对健康传播进行基础性的研究，如电视禁烟广告的研究、传播语言设计问题研究以及健康传播的基础理论研究等。另外，从检索的相关文章中还可以总结得出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集中在艾滋病、性病、和与性健康相关的研究仍然在健康传播研究中占首要地位，关注抽烟、饮酒、癌症等健康行为相关的健康传播议题也很常见，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多样，主要是问卷调查法、个案研究、内容分析、文献研究、实验法、访谈法等。社会营销理论、创新扩散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是主要采用的理论框架。总而言之，目前国外健康研究的范围界定模糊，也缺少自己的原创性理论，这些都是阻碍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所在。
（二）华人地区的健康传播研究现状
与西方学界的健康传播研究相比，华人社会的健康传播起步较晚。海内外华人社会有几个较具规模的传播学研究组织，按成立时间先后，依次为（北美）国际华人传播学会CCA（1990）、（北美）华人传播研究学会ACCS（1991）、（台湾）中华传播学会（1996）及中国传播学会CAC（2002）等。台湾传播界（以CCS为代表）起步较大陆早，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组织健康传播研究和探讨。
1.台湾地区的健康传播研究
就华人社会来说，健康传播学研究领域的相关学术成果以台湾方面为优。台湾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关注健康传播研究，直至今日已汇集了相当一批专业研究学者和研究成果，其中较主要的研究学者包括陈世敏、徐美荃等人。台湾中华传播学会(CCS)成立于1996年，自20世纪90年代末对组织健康传播专题研究和议题深入探讨。同时，作为台湾新闻传播学最重要最著名的学术期刊之一的《新闻学研究》也将1999-2000年的研究重点定为“健康传播”研究。[2]从研究的成员的构成看，公共卫生从业人员、医护人员或教育推广者是主要的成员，但新闻传播研究学者的参与程度相对不足。
当前台湾在健康传播学研究领域，大多以实证研究为主，高达九成的研究着眼于本地的健康传播议题，多以单一时间点的断代议题或事件作为研究对象。在对传播媒介的关注方面，台湾健康传播研究较多关注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或大众传播媒介与人际传播媒介的效果比较，研究的应用属性远较理论性为强。
从健康传播学研究的议题变化，1980年之前的台湾健康传播研究较多关注公共健康知识与健康政策的传递，如新药与新疗法的普及、家庭计划生育等内容是当时的研究重点。20世纪90年代以后，台湾健康传播进入快速发展期，除了从特定的健康议题或疾病议题（如艾滋病、控烟、禁毒、心理健康、全民保健瘦身减肥）入手进行的重点研究之外，也有针对特定传播媒介或特定理论的应用研究，如互联网健康传播、健康社会营销研究等。与此同时，健康传播研究对健康议题的思考更具人性化与权力意识。
健康传播教学方面，总体而言台湾尚起步不久，仍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这类课程主要开设在高等院校的传播学系或公共卫生与医护系，多为专业研究所或大学部高年级的选修课。其实较早涉及这一领域的高校有台湾慈济大学和台北医学大学等。1999年夏天，台湾慈济大学申请设立了传播学系，并决定了将未来传播学系的教学和研究重点将放在可以结合医学与传播学的健康传播上（陈世敏，2003）。2001年，台湾济慈大学设立健康传播、媒介素养两大专业领域，成为台湾传播学界第一个与健康传播相关的科系。目前，台湾在健康传播教学和研究领域实力较强的机构有：台湾慈济大学健康传播中心、台北医学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台湾世新大学新闻系与口语传播学系。
2．大陆地区的健康传播研究
我国大陆的健康传播研究起步较晚，对于我国健康传播研究的萌芽，有两种不同的认识观点。一种观点从公共健康研究的角度入手，认为始于 20世纪 80年代末的健康教育研究应该被视为中国大陆健康传播研究的开端。另一种观点从传播研究的角度入手，认为传播学研究者的加入以及以“传播学问题意识”为导向的研究课题的开展，是中国大陆在传播学意义上的健康传播研究领域得以发端的必要条件。两种观点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于对健康传播不同研究取向的选择，前者是公共健康研究取向，后者是传播研究取向。
传播研究方面学术专著来说，目前我国尚没有系统地介绍西方健康传播学的译著，仅有的只是一些以“医学社会学”和“健康社会学”等为标题的译著。这类书籍尽管在内容上对健康传播而言有可借鉴之处，但毕竟存在较大的差别。200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学者的《健康传播：个人、文化与政治的综合视角》(Communication Health：Personal，Cultural，and Political Complexities)一书，是以“健康传播”为标题的著作，此书系统地论述了健康传播与个人、文化和政治的关系，但由于是英文影印版，国入研读起来仍有些费力（盖斯特马丁，2006）。我国学者在该领域的专著，目前可以检索到的只有北京医科大学主编的《健康传播学》和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的由米光明、王官任编著的《健康传播学原理与实践》。2008年2月，学者张自力所著《健康传播与社会》正式出版。
自 2000年复旦大学《新闻大学》杂志首次发表“健康传播论文” ——《论健康传播兼及对中国健康传播的展望》之后（张自力，2001），以健康传播为主题的传播学研究论文在《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现代传播》等新闻传播类学术期刊上相继发表，并逐渐增多。在学术研究方面，张自力是较早地系统介绍西方健康传播学并将其理论应用到我国健康传播研究的学者之一。他于2001年撰写了《廿一世纪中国健康传播展望》，之后又陆续撰写了《“健康的传播学”与“健康中的传播学”——试论健康传播学研究的两大分支领域》、《论健康传播兼及对中国健康传播的展望》等多篇学术论文。其中他在《健康传播研究什么——论健康传播研究的9个方向》一文中提出了健康传播研究领域的划分模式图，通过三个维度系统阐述了健康传播的12个领域，并归纳出今后健康传播研究的9个重要课题。 （张自力，2005）此外，近几年我国有关健康传播的研究论文还有：《中国媒介的大众健康传播1994--2001年(人民日报)“世界艾滋病日”报道分析》(陈丹，2002)，以人民日报为例进行个案研究，探讨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中国主流报纸如何呈现与建构艾滋病相关议题；燕晓英在《萌芽中亟待关注的研究领域——我国健康传播的现状分析和前瞻》(2003)中指出，“我国现有的研究成果和数据仍旧散落在各个卫生部门和高校院所，至今国内的健康传播研究仍然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中”；韩纲的《传播学者的缺席：中国大陆健康传播研究十二年——一种历史视角》(2004)，通过对1991年至2002年中国大陆主要发表健康传播相关研究成果的专业期刊的分析，初步探讨了大陆健康传播研究的整体状况，揭示了传播学者的缺席是其中的重要特征。
近年来，以“健康传播”为主题的学术会议渐渐兴起。2003年 11月，“中国健康教育与大众传媒论坛”在北京举行，首次开创性地以健康传播作为论坛研讨的主题。2004年 11月，“清华－拜尔公共健康与媒体研究室”挂牌成立。2006年月10月，由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卫生部新闻办和美国疾控中心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健康传播论坛”在清华大学成功举行，该论坛是我国首次举办的关于“健康传播”的学术论坛，它不仅唤起了社会各界对健康传播的进一步关注和健康传播意识的提高，而且引起了我国传播学学界对健康传播研究的迸一步关注。以后每年定期召开，已以“婚育新风进万家”、“健康传播与疾病预防”、“公共卫生风险沟通”和“疫苗安全”为主题，成为国内外健康传播学者定期交流和学习的平台。2007年 6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主办的“华语健康传播论坛”召开，成为另一个定期召开的高水平健康传播学术论坛。2010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与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安妮伯格传媒学院共同主办2010年健康传播暑期学校，邀请了国内外知名专家介绍健康传播与新闻传播学国际国内前沿动态。
目前，在中国普通高校的医学院尚未单独列出“健康传播专业”，而中国的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也除了清华最近新增公共卫生硕士学位外同样没有单独列出“健康传播”专业。健康传播的研究缺乏基础平台的支持，制约了教学、科研和专业人才的培养。目前仅有的健康传播研究主要依靠分散在各个高校的个别学者。现在有少数高校策划或已经成立健康传播中心。例如中国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和台湾济慈大学都相继成立此类中心。2003年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与日本东北福祉大学对等成立“健康传播与社会福利研究中心”，致力于为社区研究和中国健康产业把脉，从而成为率先介入健康传播学科领域的中国高校。中国科技大学也于2004年建立“中国科技大学健康传播中心”，依托本校的学科力量和平台资源，结合外部力量，探索当代大学生的健康培养模式，探索社会公众、社区、企业、城市的健康传播发展模式。2010年11月，在清华大学和卫生部共同举办的第五届中国健康传播大会，我国首个公共健康研究中心宣告成立。该中心已经获得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增公共卫生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的批准。
三、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
健康传播学本质上是医学卫生和传播学的一门交叉融合学科，在其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思想和研究方法来为自己服务。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来看分析，未来健康传播学有将会两个发展趋势，其中纵向是指社会、文化、政治等不同的研究层面；而横向则是指医学、公共卫生学、卫生保健学、传播学、社会学、法律、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符号学、人类学、教育学、管理学、市场营销学等不同学科的融合（盖斯特马丁，2006）。国外的健康传播与中国的健康传播的发展历程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中国健康传播起步较国外晚，加之地理环境、经济、文化、医疗水平和国民素质等差异，国内外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有所差异。
（一）国外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
这些年，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发展迅速而稳健，并已进入黄金期，与传播学中大多数分支领域一样，健康传播的早期研究较多地集中在证实“传播学在健康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和影响”方面。但这远远不是健康传播研究的全部。将来的国外的健康传播研究会更关注健康信息的有效传递、如何增进医患之间的互动交流，新媒体也将带来新的健康传播方式及新议题。此外，对边缘性文化群体，如穷人、少数民族、妇女和老人等的关注，也将成为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1.媒介的效果研究将仍然会是未来健康传播研究的重点
对于健康信息的传播，大众传媒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人们对信息，特别是对日常生活内容相距较远的所谓“非强制性接触议题”的信息获取，绝大多数来源于大众媒体，在国外这部分的研究议题涉及大众传播健康传播的形式、内容技巧研究受众媒介接触行为研究和模式研究，以及效果研究等。相关研究理论包括议题设置、社会学习理论使用和满足理论。涵化理论、沉默和螺旋理论等（孙晶，2005）。
2.如何增进医患之间的互动交流也是未来健康研究研究的重点
医护人员本应担任着为大众提供权威性健康信息的重任，随着患者的个人权利意识的强化和传播链中受者地位的凸显，从患者角度探讨传播内容、效果的研究日益成为主流，涉及个性化传播（差异传播）研究、医患关系与患者知情权等研究内容日益热门。但是近年来的研究显示，医患间的互动交流因为各种原因呈减少趋势，虽然现代社会人们几乎处于一个构建媒介的拟态信息社会，但大众媒介提供的信息毕竟是去化人性化的，医患之间人际的交流是为患者心灵、治疗病患最有效沟通方式，所以如何通过有效的传播方式，构建新的医患交流模式并将成为将来的研究重点。
3.新兴媒体为健康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传播方式，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议题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的出现不仅给健康传播带来了技术上的更新，也带来了传播方式和传播理念的更新。作为一种新型的媒介技术，它不仅兼具了大众传播和人际交往的特点，又有两者不具备的独特优势，在有利于健康传播更好地发挥作用的同时，更为健康传播研究带来了新的很多研究议题。从目前看来，互联网在健康传播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4.对边缘性文化群体的关注也将成为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目前在国外，特别是美国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特殊人群，如妇女儿童、老人、少数裔人口以及某些亚文化群体。针对非洲裔群体在美国认可人口中所占据的比重日益增多，因此，对边缘性文化群体的关注也将成为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二）国内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
健康取向与传播学取向形成健康传播研究的两大主要分支，由这两个分支领域展开的主要研究内容占据健康传播研究的主体部分，但这并不是全部。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领域，健康传播研究是建立在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法律以及公共卫生学、教育学、管理学等众多学科基础上的融合而成，这就注定了健康传播研究的多维性。其中最主要的维度有传播学维度、社会学维度、公共卫生维度。健康传播学是多维度学科的对接、产生了多元的研究领域，并丰富了健康传播的研究视角。通过对国内健康传播学学者学术成果分析，在众多的子领域中，以下领域是当前和未来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方向。
1.大众健康传播媒介与效果研究。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大众传媒健康传播的传播形式、内容和技巧研究，受众媒介接触行为研究和模式建构，以及效果研究等。
2.组织健康传播研究。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组织健康传播载体（墙报、讲座、宣传小册子、海报）的内容分析研究和传播效果研究、组织健康传播形式与策略研究、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效果相比较研究等。
3.以“医患关系”为中心的人际健康传播研究。医患关系研究是人际健康传播研究的核心议题，主要聚焦点为医与患者之间的信息传播方式、内容、策略、效果及信息不平衡等。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人际传播、话语权力、知情权等很多内容。
4.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健康教育设计和效果评估、健康促进计划策略研究、健康传播材料的制作等。
5．健康传播的外部环境的研究。外部环境研究的议题主要涉及健康政策制定与公众健康的影响研究、卫生保健政策的研究、健康传播法规研究、医患关系中的法律权益的研究等。
6．健康传播与文化研究。涉及的研究议题主要包括健康、疾病和死亡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其解读及对健康传播的影响、健康传播的人文特性和文化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健康传播比较的研究、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在健康传播过程之中的文化差异等。
7．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研究（健康危机的传播研究）。对健康危机的传播研究涉及危机事件发生的原因、机制与体制，应急预案的制定和危机发生后的有效控制传播等，不仅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8．健康传播史的研究。这里的健康传播史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健康传播研究史研究，另一个、是健康传播实践史研究。
9．艾滋病、安乐死、同性恋、器官移植等特殊健康议题的研究。
以上国内研究方向不仅是当前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也将是今后一段时间内健康传播领域面临的重要的课题。需要指出的是，每个研究方向对应的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研究子领域，而是多个子领域的结合。对这些课题的研究和推动将会为未来的健康传播打开一片更为广阔的天地（张自力，2005）。
[注释]
[1]参见网址：http//proquest.umi.com/pqdweb?did=2179562451&sid=3&Fmt=3&clientId=41483&RQT=309&VName=PQD
[2]徐美苓，《健康传播在台湾》，（台北，2004），第526-529页.
[参考文献]
[1] Rogers，Everett M. (1994).The Field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Toda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Vol.38(2)，pp.208-214.
[2] Carmen R.(2008).Differences in theoretical constructs of processing health information in narrative entertainment television messages. Ph.D.thesis.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3] Riet， J.Van’t.(2010). Investigating predictors of visiting， using， and revisiting an online health-communication program: a longitudinal study.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Vol.12(3). pp.37.
[4] Lee， Chul-Joo and Hornik， Robert. C. (2009). Physician Trust Moderates the Internet Use and Physician Visit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Vol.14(1)，pp.70-76.
[5] Tustin， N. (2010). The Role of Patient Satisfaction in 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 Seeking.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Vol.15(1). pp.3-17.
[6] Wang， H. (2010). Selective exposure and selective perception of anti-tobacco campaign messages: the impacts of campaign exposure on selective perception. Health Communication，Vol.25(2). pp.182-190.
[7] Ebina， R. et al. (2010). The effectiveness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in health education in Kushima， Japan . Global Health Promotion，Vol.17(1)，pp.5-15.
[8] Gazmararian， Julie. A. (2010).The Development of a Health Literacy Assessment Tool for Health Plans.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2)，pp.93-101.
[9] Davis. R.E. (2010).A new audience segmentation tool for African Americans: the black identity classification scale.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5)，pp.532-554.
[10] Burton， D. (2010). Perceptions of smoking prevalence by youth in countries with and without a tobacco advertising ban.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6)，pp.656-664.
[11] McCormack， L. (2010). Measuring Health Literacy: A Pilot Study of a New Skills-Based Instrument.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2)，pp.51-71.
[12] Fairlie， A. M. (2010). Socio demographic， Behavioral， and Cognitive Predictors of Alcohol-Impaired Driving in a Sample of US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2)，pp.218-232.
[13] Larkey. L. K. and Hecht， Michael. (2010). A Model of Effects of Narrative as Culture-Centric Health Promotion .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2)，pp.114-135.
[14] Nan， X. and Zhao， X. (2010). The influence of liking for antismoking PSAs on adolescents' smoking-related behavioral intentions.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25(5)，pp.459-69.
[15] 张自力（2005）.健康传播研究什么——论健康传播研究的九个方向.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5). [Zhang Zili (2005). Nine Directions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Journal of Hangzhou Teachers College (Social Science Edition). (5). ]
[16] 孙晶(2005).美国健康传播研究评析.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Sun Jing (2005). A Review of American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Master’s Dissertation of Wuhan University. ]
[17]徐美苓(2007).健康传播研究与教育在台湾——“传播”主体性的反思.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0)，第148—153页. [Xu Meilin (2007).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 Taiwan--- A Reflection on the Subjectivity of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10)， pp. 148-153.]
[18]陈世敏(2003).健康传播话从头.传播研究简讯（台湾），(1). [Chen Shimin (2003). Brief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aiwan). (1). ]
[19][美]盖斯特马丁著， 龚文庠，李利群译. (2006).健康传播：个人，文化与政治的综合视角.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Martin， P. G. (2006). Communicating Health: Person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Complexities. (trans. By Gong Wenxiang and Li Liqun. )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日用化学与健康论文范文第2篇
展出地点:地坛公园·方泽坛
展出地点:2007-05-18至2007-05-22
国家:中国城市:北京
展馆名称:方泽坛
主办单位: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
承办单位:北京金士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单位:2007学生营养健康用品博览会组委会办公室
单位地址: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后河区藏珍阁
邮政编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010-65285568，65270331传真:010-65270330-8809
邮件地址:jinshizun@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一年一度的“5.20学生营养健康节”活动是贯彻卫生部、教育部《关于开展学生营养日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精神，呼吁全社会关注我国青少年的健康状况，引导学生健康发展。为配合本年度“5.20学生营养健康节”活动的宣传主题：均衡营养、适量运动，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中国营养学会等单位将联合举办2007年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高峰论坛及全国中小学校长峰会；全国学生营养与健康知识有奖征文与专家讲座、现场咨询活动以及2007年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用品博览会。
一、活动概况
举办地点：北京·地坛公园·方泽坛
举办时间：2007年5月18日—5月22日
主办单位：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中国营养学会
承办单位：北京金士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二、活动主题：“均衡营养、适量运动”
副标题：“营养、健康，和谐同行”（待定）。
三、顾问委员会（拟）
韩启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名誉会长
孙孚凌全国政协原副主席
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名誉会长
王文元全国政协原副主席
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名誉会长
邹时炎国家教委原副主任
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名誉会长
闵振环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高级顾问
殷大奎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原副部长、中国医师协会会长
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高级顾问
彭玉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原副部长
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高级顾问
四、组织委员会（拟）
主任：杜玉侠
副主任：尚玉香、李蒙恩、王钊、葛可佑
秘书长：马冠生
副秘书长：宋玉芳、张伟、秦闻
办公室副主任：孙兆华
五、博览会介绍
本届博览会是目前国内举办规模最大的学生用品博览会，是企业了解全国学生用品产业发展趋势和市场前景，寻找专业合作伙伴，拓展市场的重要场所；是企业展示最新产品、塑造品牌、政府公关和商业贸易的绝佳机会；展会搭建开放互动的有型载体，整合行业资源，使“学生营养与健康用品博览会”成为品牌建设、文化传播、经济贸易的无可替代的平台，打造出深受广大青少年喜爱、有市场号召力的学生营养与健康用品名优品牌的展会。
六、活动形式：
展览：本届展览会展出面积8000平米，400个展位，涵盖了整个学生用品产业
论坛：学生健康用品推荐会、学生营养餐企业负责人及全国校长峰会、家长营养知识座谈会
讲座：“怎样预防儿童超重与肥胖”、“儿童饮食行为与健康”、“营养、健康，和谐同行”、“戒除网瘾，还孩子一个灿烂的明天！”
活动：组织学校学生、北京市儿童福利院孩子为代表的文艺表演活动（健美操、舞蹈、杂技、演奏等）
七、活动内容版权所有
（一）2007年中国学生营养健康节宣传活动启动仪式暨2007中国学生营养健康节开幕式
时间：2007年5月18日上午
地点：北京·地坛公园·方泽坛
（二）全国学生营养与健康用品博览会
时间：2007年5月18日-5月22日
地点：北京·坛公园·方泽坛
内容：集中展示学生营养与健康用品
展示项目：
营养食品展区——符合国家卫生标准的乳制品、豆制品、休闲食品、饮料饮品、纳米食品、有机食品、保健食品等各种定型包装食品、学生营养配餐食品等；
健康用品展区——学生环保用品、健康背（书）包、环保家装产品、环保家居用品、运动服装保健用品、医疗保健辅助用品、保健医疗器械、健身器械等；
教育用品展区——图书文具、文化用品、电脑（电子）系列、高科技健康产品；
投资洽谈区：企业投资者就全国营养与健康保健产品技术开发、咨询洽谈，学生营养餐工程技术转让及产业投资洽谈活动；
（三）举办2007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高峰论坛
举办时间：2007年5月19日
举办地点：某酒店
举办2007学生营养餐企业负责人及全国校长峰会
举办时间：2007年5月20日
举办地点：某酒店
举办2007学生家长营养知识座谈会
举办时间：2007年5月21日
举办地点：某酒店
（四）学生营养与健康专家咨询日活动
时间：2007年5月19日、20日、21日
地点：北京·地坛公园·方泽坛
内容：邀请青少年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等方面的专家开展义诊咨询活动
咨询项目：
身体健康类——肥胖、近视、脊椎侧弯、口腔疾病、身材矮小等青少年亚健康问题以及青少年慢性病预防专题咨询及义诊活动
心理健康类——青春期心理问题、考试综合症、人格障碍、学习障碍、网瘾、各种神经症等青少年心理健康专题咨询
（五）举办学生营养与健康知识征文活动（待定）
报名时间：2006年12月1日
截止时间：2007年3月31日
（六）举办学生营养与健康科普图片展览
时间：2007年5月18日-5月22日
地点：北京·地坛公园·方泽坛
（七）“我”最喜欢的食品、健康用品名优品牌调查活动
时间：2007年5月18-22日
地点：北京·地坛公园·方泽坛
内容：展会现场设置四组投票箱,由参观观众投票选出：2007“我”最喜爱的食品、健康用品名优品牌，调查结果揭晓后，获奖单位由组委会颁发奖牌
（八）2007年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用品博览会闭幕答谢酒会版权所有
时间：2007年5月22日（19：00—21：00）
地点：以请柬为准
八、观众邀请
大会组委会将发出5万张商务邀请信，广泛邀请国内外学生用品、服务相关行业的制造商、经销商、高级采购商、各大超市、商场采购负责人到会，并邀请全国各地学生用品配件及原材料经营市场、批发部、专卖店等组织组团参观采购。
日用化学与健康论文范文第3篇
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类相关课程。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着主渠道、主阵地的作用，肩负着培养大学生良好思想政治素养、道德品质的重要任务。相关老师可以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融进恋爱婚姻观、性价值观、性道德观教育，有效开展性价值观和性道德教育。该课程的授课对象都是大一新生，曾经被压抑的望会在大学这个较为自由与开放的环境中得到释放，如果恋爱婚姻、性生理、性心理、性道德教育没能跟上，势必会对大学生的恋爱、性心理发展、性道德成长造成影响。由于高校的哲学和人文社科课程有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职责，所以要在人文社科类和其他相关课程中渗透性教育，比如在“大学语文”和专业的文学课程中，面对描写“性”“爱”“婚”的文学作品，老师有责任和学生探讨写作背景和作品中隐藏的思想，讨论主人公的“性“”爱“”婚”与时代背景的紧密联系及其与社会生活条件和思想信念的关系，从而帮助学生确立与当今时代相适应的爱情、婚姻和性观念“；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和专业的法律课程要涉入婚姻法的内容，教育学生运用法律的理性精神来讨论爱情和婚姻，让大学生懂得遵守法律和道德规范是幸福的爱情和婚姻的前提和基础；在“伦理学”课程中要引导大学生讨论、婚姻伦理的原则及规范，加强以及婚姻伦理教育，使大学生确立正确的性道德认知、高尚的性道德情感、崇高的性道德信仰、坚定的性道德意志，从而培养出有高尚情操、有高度责任感和义务感、能适合新时期社会发展需要的男人和女人；在专业心理学课程中融进性心理知识，进行性心理健康教育；在生物学课程中融进性生理知识进行性生理健康教育等。
二、日常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进行性健康辅导、性心理疏导、指导
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还要依靠班主任、辅导员的力量，班主任和辅导员一定要有责任心，把有针对性地帮助大学生处理好学习与恋爱、择业与交友、生活与健康等问题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把努力提高大学生思想认识和精神境界作为自己的工作目标。班主任和辅导员与学生接触的时间较多，可以广泛深入地了解大学生的思想和实际行动，在与学生探讨“性”问题时要避免道德说教，“性”是非常隐秘的问题，在取得学生的充分信任之后也不能长时间地试探，学生主动向老师寻求帮助的时候才对其进行及时而有针对性的指导。班主任和辅导员要多涉猎性生理、性心理、性道德方面的专业知识，要善于根据大学生的身心发展、思想品德结构，结合大学生恋爱的实际状况，让大学生树立性别平等、互尊、互爱、理解、自律等意识，从而增强大学生在选择时承受挫折、经受诱惑、勇于应变、善于担当的能力。高校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还必须与心理健康教育结合起来，配足配强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建立健全各级各类心理咨询机构，有针对性地开展大学生性心理健康教育和性心理咨询辅导。当代大学生处于文化多样、价值观多元的社会环境中，或多或少都存在着性心理的冲突和困扰，如性生理成熟带来的冲动、冲动带来的性道德困惑等，这都会给大学生带来心理压力，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老师要善于疏导学生的这些压力，帮助学生构建健康的性心理。首先，辅导学生参加健康有益的活动，通过活动消耗精力，以合理释放性能量；其次，引导学生走进心理咨询室寻求帮助，通过专业的性健康辅导、性心理疏导和的指导，帮助学生走出性认识误区，缓解性心理压力，消除性心理障碍，克服偏差。
三、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融入性问题的探讨，营造良好的校园性文化氛围
日用化学与健康论文范文第4篇
Abstract: Strengthening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Health Education is the key to the growth of the undergraduates in the university.
关键词:加强;定位;心理健康;咨询
Key words: strengthen;orientation;psychological health;consultant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03-0146-01
1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意义
1.1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新形势下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举措。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创新人才,不仅要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还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对于提高我校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培养其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促进他们的心理素质与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的协调发展,提高高校德育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和主动性具有重要作用,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的具体体现。
1.2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坚持以人为本,关注学生个体,促进大学生成长成才的迫切需要。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高等教育逐步实现由精英化向大众化的转变,学习竞争、就业压力等日趋增大。近年来,高校办学规模逐渐扩大,大学生群体的规模逐步变大,他们的素质和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心理问题影响学业,一定程度上成为影响学校发展稳定的不良因素。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可以帮助大学生培养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和自尊、自爱、自律、自强的优良品格,增强他们的适应能力,有效促进学生身心的健康成长。
2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定位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要正确认识和确定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定位。
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一方面,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有着工作目标上的一致性、工作内容上的相关性和功能上的互动性等联系。即二者的根本目标都是培养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合格人才。从本质上而言,二者都是为了帮助学生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二者是相互渗透的。所以某些思想问题可以通过心理健康教育来解决,而有些心理问题也可以通过人生观、价值观教育逐步化解。
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显著的不同点。第一,理论基础不同。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是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而心理健康教育是以心理学的理论与原理为基础的,要求从意向活动、认知活动、综合的心理活动方面去把握人的精神状态。第二,工作内容不同。心理健康教育包括专业与职业选择,人际关系的调整,工作学习、婚姻家庭等方面出现的心理问题。包括青春期心理卫生;认知障碍;心理危机的调治等。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爱国主义、理想道德、民主法制与纪律、形势与政策教育等。第三,方式方法不同。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方式有心理测量、个别晤谈、团体辅导、心理暗示、角色转换、行为矫正等,具有保密性、教育者倾听等特点。思想政治教育是具有明确的政治导向,对于个体行为反映出来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符合导向的要公开肯定。价值导向是“显性”的,有社会本位的倾向性。其主要有说服教育、榜样示范、环境陶冶等方法,具有公开性、群众性的特点。
3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途径
3.1 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努力营造有利于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良好校园氛围。要充分利用校园广播、校园网、板报橱窗等方式广泛宣传普及心理健康知识;积极开展心理沙龙、心理健康周(日)、心理健康讲座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要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大力开展积极、健康、高雅的校园文化活动,陶冶大学生高尚的情操,增进大学生之间的交流与协作,增强大学生互信、互助、友爱意识,提高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3.2 开展多形势的心理健康教育与心理咨询。由于现实环境的多变性,对象心理的复杂性,心理素质发展的艰巨性,以及对象在心理发展过程中的特有矛盾,决定了对象的心理问题不可能仅通过有限的课堂集中辅导来完成。还应根据对象的不同可以进行个别辅导或团体辅导,针对教育对象的具体情况不同可以开展个别咨询辅导,针对有共性的团体开展团体辅导。根据条件的不同开展面谈咨询、电话咨询、书信咨询、网上咨询等,多管齐下保证心理健康教育能最大程度满足对象的要求。
3.3 系统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进行学科渗透。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有利于保证心理素质培养的系统性和全面性,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开设心理健康教育的专业课、选修课、活动课或专题讲座,通过心理训练、问题辨析、情境设计、角色扮演、游戏辅导、心理健康知识讲座等方式,帮助教育对象掌握心理健康的知识和操作技能,增进心理健康的水平。同时心理健康教育还应当全面渗透在学校教育的全过程。在整个学校的教育过程中,不论是学科教学还是班主任(辅导员)的工作,不论是校内的教育活动还是校外的教育活动,都应注重对学生心理健康的教育。
3.4 充分利用专业教学、思想教育和日常管理渠道,全面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任课教师要主动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在教学过程中激发并维持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解决在学习中遇到的各种心理问题,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辅导员、班主任要参加心理健康知识培训,要把心理健康教育纳入思想教育和日常管理的重要内容,注意发现和识别学生的心理问题,积极主动地做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各管理和服务部门都要关心和帮助大学生,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
大学生正处于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他们在社会阅历、知识水平、生活环境和年龄阶段上具有很强的相似性,使得他们的心理需求特点、现象有更多的共性,他们的思想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平决定了他们基本上能够稳定有序地决定自己的思想行为,并对其产生的效果和所达到的目标有一定预见能力。大学阶段是人生非常重要的时期,是奠定人一生发展的基础,不管他们愿意与否,他们都要开始独立地面对真实的生活,自主地解决面临的人生难题。积极的接纳与奋进是美好人生的起点,而消极的对抗则有可能一事无成。因此,重视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及大学生心理健康机制的建立在现代素质教学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日用化学与健康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健康自我完好；身体锻炼频度；社区活动参与；健康老龄化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7)08-1042-03
健康自我完好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常作为衡量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方面而倍受广泛关注。一些研究的结果表明，对健康完好程度的自评不但可以反映个人健康状况，同时也综合了健康状态的主观（Subiective）和客观（Obijective）的两个方面。［1］健康自评被证明是死亡风险以及体质功能衰退的一个很好的预测指标。［2，3］由于健康自评与社会因素之间有很强的关联性，因而在决定个人行为及处理社会关系方面会有显著的差异，不同的自评健康等级对应的可能是十分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发展特征。
健康自我完好是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相联系的，在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研究社会学因素与老年人健康自我完好的关系，对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促进健康老龄化建设及和谐社会的构建理论、实践两方面都有很大价值。上海是我国社会转型期中经济发展最发达并率先进入社会老龄化的地区之一，本研究通过对上海地区老龄人群的日常生活方式、生活质量及健康自我完好的调查，分析影响健康自我完好的社会学因素，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理论积累和借鉴。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上海地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244人，其中男性老年人116人，女性老年人128人。按年龄特点分为初老组（60～69岁）128人、中老组（70～79岁）74人和老老组（80岁以上）42人。
1．2研究方法
1．2．1测量指标测量指标均采用顺序等级量表来收集相关信息。健康自我完好的自评分为5个等级：“很好（90%）”、“比较好（75%）”、“一般（50%）”、“不太好（25%）”以及“很不好（10%）”；
社会人口学变量：男性为“1”，女性为“2”；家庭合居为“1”，独居为“2”；教育程度变量采用3个等级评定：受教育年限0年为“1”，受教育年限1～6年为“2”，受教育年限7年以上为“3”；
日常体力活动包括每周“身体锻炼的频度”、“身体锻炼强度”、“家务劳动”及“出行购物情况”；身体健康状况包括“慢性病情况”、是否易患“感冒腹泻”及日常身体“疲劳感”；日常生活包括“饮食规律”、“起居规律”、看“书报电视”、“社区活动参与情况”及“麻将”等。上述指标采用4个等级自评法，其中体力活动及日常生活因素的自评量级是，量级越小的意义是参与程度越小，量级越大的意义是参与程度越高；而身体健康状况自评的量级是，量级越小的意义是身体状况越好，量级越大的意义是身体状况越差。
1．2．2变量分析健康自我完好变量的年龄差异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分析影响老年人健康自我完好的因素时，采用逐步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因变量是老年人健康自我完好，用相同的自变量来回归因变量。第一步进入回归分析模型的是体力活动特征的4个变量（模型1），目的在于首先考察体力活动特征与健康自我完好的关系；第二步在第一步的基础上，引入年龄、性别、居住及教育程度的社会人口特征变量（模型2）；第三步在第二步基础上，再引入有否慢性病、感冒腹泻、身体疲劳程度的身体健康特征变量（模型3）；第四步在第三步基础上，最后引入5个日常活动参与程度的变量（模型4）。逐步引入变量的方法可以使我们能够估计不同类型的变量对健康自我完好的影响程度，并观察老年人日常体力活动在其它变量逐步引入后与健康自我完好程度的相关关系。
1．2．3变量数据均由SPSS10.5统计分析软件处理。
2结果与分析
2．1老年人对影响生活质量因素及满意因素的评价对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经选择对下列10项与生活质量关系较大的因素进行调查［4］，其影响因素及这些因素满意程度的排序结果如表1所示。
从结果可知，有33.7%的老年人认为健康对生活质量的影响最大，排序第一。其次是经济，居住、饮食居二、三、四位。而应该注意的是心情排序第五，表明老年人十分认可心情好坏对生活质量的影响作用，而穿着对老年人生活质量并不重要。
仍以上述10项因素对老年人认为满意的因素进行调查并排序。结果表明，老年人对饮食、居住、穿着大都满意，居第一、二、三位；心情和经济分别居第四、五位；被认为影响生活质量最重要因素的“健康”，其满意排序仅为第六位，而值得注意的是老年人对社会参与最为不满，排序最后。进一步分析满意因素与重要因素之间的级差，离期望最大的级差是“健康（-5）”，其次是“经济（-3）”，而“吃、穿、居”都呈正差，表明老年人虽然对吃、穿、住的满意度较高，但健康问题在老年人的实际生活中，离他们期望的距离是最大的，健康仍是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的突出问题。
2．2老年人健康自我完好的年龄差异比较老年人各年龄组健康自我完好程度的结果如表2所示，从方差分析F检验和各年龄组两两比较来看，健康自我完好均呈显著性差异，其中，60～69岁与70～79岁组之间达0.05水平的显著性差异，60～80岁以上组之间的差异显著性达0.01水平，70～79岁与80岁以上组之间有0.01水平的显著性差异。表明从年龄的总体序列来看，老年人健康自我完好程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呈逐步下降的趋势是十分显著的。
注：*：P
2．3逐步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描述
2．3．1方差分析回归模型给出4个模型的方差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对于模型1：F比等于11.689，显著性概率Sig=0.000
2．3．2影响老年人健康自我完好差异的因素引入日常体力活动参与情况、社会人口特征、身体健康状况及日常生活习惯的变量，解释了健康自我完好69.9%的方差（表4），表明自变量对因变量解释的复盖面已达到较高程度。
在回归模型1的分析中，“周锻炼频度”、“家务劳动”及“出行购物”均与健康自我完好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锻炼强度则与健康自我完好的相关性没有显著意义。这表明在控制了其它社会变量的情况下，每周身体锻炼频度、家务劳动及外出购物等体力活动的参与程度越大，健康自我完好程度也就越高。而身体锻炼的强度对健康自我完好的影响并不显著。
在引入社会人口特征的模型2的分析中我们发现，体力活动各因素没有出现明显变化而保持原来的相关状态。社会人口特征的“居住方式”与健康自我完好呈负相关关系，其它变量则没有显著性相关。因居住方式的评价量级中合家居住为“1”，独居方式为“2”，因而可以认为老年人的合家居住方式对健康自我完好产生的正面影响程度可能明显地大于独居老年人。
当我们引入身体健康状况（模型3）后，体力活动状况、社会人口特征与健康自我完好的相关状态依然没有显著变化，但“受教育程度”、“性别”与健康自我完好的相关关系没有出现显著性意义。在模型3中，“慢性病”、“疲劳感”与健康自我完好呈显著正相关，而“感冒腹泻”与健康自我完好没有显著相关关系。
在模型4中，当我们引入日常生活习惯变量后，发现健康自我完好与体力活动、社会人口特征及身体健康变量的相关关系出现了明显的变化。首先，在“周锻炼次数与”出行购物“仍与健康自我完好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的情况下，”家务劳动“与健康自我完好相关关系的显著性失去了统计学意义，”锻炼强度“也由正向转为负向，表明对于老年人来说，家务劳动的多少对健康自我完好的影响并不显著，而锻炼强度较大，则可能会对老年人的健康自我完好产生负面影响。其次，我们发现“年龄”因素与健康自我完好的关系有了方向性的显著变化，即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可以看出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长，健康自我完好程度呈逐步下降的趋势是十分明显的。健康自我完好与“慢性病”、“疲劳感”的关系呈显著负相关，因而对健康自我完好将产生显著负面影响。在模型4中，健康自我完好与日常生活中的饮食规律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而起居习惯、看书报电视、社区活动参与程度与健康自我完好之间呈显著正相关，麻将则呈显著负相关。可以认为，在日常生活中，老年人有规律的起居习惯对健康自我完好有明显的正面影响，而经常参与社区各类活动及看书读报看电视关注社会时事，对健康自我完好程度的提高会产生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是，经常打牌下棋打麻将则会对健康自我完好产生消极的负面影响，其原因可能是由于频繁的胜负会对老年人产生过多的紧张、焦虑和不。
其次，在回归模型分析中，标准回归系数将会对健康自我完好程度的预测作用产生很大的影响。其意义是，回归系数越大，预测健康自我完好的权重也就越大。从表4可以知道，在比较各变量的标准回归系数后发现，首先是每周锻炼次数、其次是社区活动参与程度是对健康自我完好预测权重最大、解释能力最强的变量。这一结果无论对政府部门的政策制定还是引导老年人实现个体的健康老龄化都有重要的理论导向和实践意义。
3结论
1) “健康”是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最重要因素，经济、居住与饮食等依次排列。老年人“吃”、“住”、“穿”的满意度最高，但“健康”满意度仅排在第六位，健康需求的满足程度是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的突出问题。2) 老年人健康自我完好存在明显的年龄差异，随年龄增长而逐步下降的趋势十分显著。3) 对老年人健康自我完好产生积极影响的因素是，周锻炼次数、社区活动、书报电视、起居习惯、居住方式、出行购物等，消极因素是年龄、疲劳感、慢性病、、感冒腹泻与麻将。4) 周锻炼次数是对健康自我完好预测权重最大、解释能力最强的变量，其次是社区活动参与程度。这一结果可为政策制定与引导老年人实现个体的健康老龄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 Maddox,G.L, & Douhlas,E.B.Self-assessment health:A longitudinal study of elderly subjects,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uiour，1973,14(1),87-93.
［2］ Benyamini,Y.,Leventhal,E.A., & Leventhal,H.Self- assessment of health:What do people know thet predicts their mortality? Research on Aging，1999,233(3),477-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