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危机的本质范文第1篇

2011年以来，欧洲债务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持续恶化；而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美国，7月31日前两党就债务上限问题的谈判迟迟不能达成一致，债务违约的风险威胁着依然脆弱的世界经济。市场悲观的预期认为，可能会有一些国家和冰岛一样面临“国家破产”风险，全球经济发展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

“国家破产”的涵义

很多读者对两年多前冰岛的“国家破产”记忆犹新。冰岛所谓的“破产”，实际上是从国家的资产负债表进行分析，当时冰岛的负债远远大于其资产及产出，从而使得其资产负债表崩溃，技术上冰岛已经破产。

从财务原则上讲，破产主要是针对公司而言的，破产是指当债务人的全部资产不足以清偿到期债务时，债权人通过一定程序将债务人的全部资产进行平均受偿，从而使债务人免除不能清偿的其他债务，并由法院宣告其破产解散。

目前，对于“国家破产”（National Bankruptcy），学术界仍然没有严格的定义。不过，有些研究是通过情景的不同来分析界定“国家破产”风险。一般地将以下三种情况定义为“国家破产”：

一是债务违约。国家由于特定的经济原因或其他原因，无法履行其到期债务本息的支付责任，甚至是无法支付到期的利息，那该国就遭遇偿付危机，面临“国家破产”风险。这个定义主要是从债务债权的财务分析原则进行界定的。这就是目前一些欧洲国家可能面临的风险，8月2日前，全球对美国也有这方面的担心。这实际上是一种债务违约风险，或债务危机。针对违约的对象，一般可以分为内部型违约和外部型违约，内部型违约主要是针对国内的债权人，外部型违约是针对国外的债权人。由于外部型违约的影响更大、更复杂，往往引发更为密切的关注。

二是政府的变更。一般而言，政府的正常更迭是不会改变前政府承担的信用承诺，不会改变一个国家的债务债权关系。但是，如果一个新政府质疑前政府的合法性，那就有可能否认前政府的信用行为，从而不承认前政府的债务责任，此时，这个国家也面临“国家破产”的风险。比如，苏联成立后，它就完全废除了沙皇政府和克伦斯基政府的债务。

三是国家的消失。严格意义上，这是“国家破产”的最本质特征。但一般而言，一个国家消失，往往会有一个新的国家或几个新的国家产生，新国家或其中一国经常会承担此前国家的主要债务债权责任。但是，如果新的国家不承认此前的债务债权关系，那完全意义上的“国家破产”就产生了。

根据上述三个情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破产”是国家的消失及其引致的债务债权关系的可能消亡；而最为普遍的“国家破产”情景是债务违约导致的偿付危机，或是我们所熟悉的债务危机，并非一个国家像一个公司一样会消失或被进行破产清算。比如，如果美国两党无法在8月初就债务上限问题达成一致，那美国就无法进行到期债务的支付，就产生违约，可能就面临“国家破产”风险，但不是美国的消失或被清算。

基于第一个情形的“国家破产”分析，实际上是一种债务危机，其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情况。其一，从这个国家的收支角度出发，如果一个国家收支长期处于不平衡状态尤其是长期支出大于收入，那就会使得这个国家在某个时点无法支付到期的债务本息，从而发生债务违约，面临“国家破产”风险。历史上，众多的债务危机大都是这样的情况。

其二，从该国的资产负债表分析，如果这个国家的负债猛然大幅增加，比如外币大幅升值（或本币大幅贬值）导致其持有的相应外币负债头寸的支付压力上升，在其资产价值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可能使得资产负债表的平衡被打破，从而资不抵债；另外，可能由于其资产的大幅贬值，导致资不抵债的情况――冰岛就是这样的遭遇。

“国家破产”与流动性危机

债务危机是“国家破产”风险最为普遍的表现形式。如果一个国家的负债不断攀升，其债务占经济产出的水平持续上升，而收入水平增长相对有限，那在某个时点这个国家将由于过度负债（Over-indebtedness）而无法支付到期的债务本息，甚至无法支付利息，那就可能面临债务违约或债务危机。此时，这个国家就是面临了严重的偿付危机（Insolvency crisis）。

偿付危机一般并不会使得“国家破产”解体。对于一个公司而言，当其面临偿付危机时，债权人就会要求通过法定程序将债务人的全部资产供其平均受偿，最后是公司被清算破产。但对于国家而言，特别是和平时期，债权人是无法对一个国家的全部资产进行平均受偿的，因为国家的是不得侵犯的。所以，一个国家虽面临偿付危机，但并不必然导致这个国家破产解体。

债务违约引致的偿付危机实质上是流动性危机。国家是有固定的收入来源的，一般是税收，偿付危机一般都是特定时刻的支付危机，如果这个国家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支付的资金，那偿付危机就可以缓解甚至消除。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国家无法履行债务支付责任的关键在于支付意愿，而非支付能力，是临时性的支付困难，而非真正的无法支付。所以，对于面临破产风险的国家而言，债务危机实际上是一种流动性危机，或临时违约。

“国家破产”可能引发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一般地，国家的债务大部分是以债券或借款的形式存在，如果面临流动性危机，债权人的债权就无法得到偿付，持有的债券等资产就面临着资产减计，对于金融机构或企业，就会破坏其资产负债表的平衡，导致资不抵债，最后使得银行等金融机构和企业破产，引发金融危机。同时，由于流动性危机的存在，会使得市场对风险溢价的补偿要求提高，债券的收益率会大幅提高，资金成本整体也将上扬，加上此前金融部门的混乱，对于资源配置的效率将形成巨大的冲击，最后导致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效率降低甚至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

一个国家如果出现“国家破产”风险，不管是偿付危机还是流动性危机，对于外国政府、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债权人以及该国家自身等都有严重的后果。对于债权人――可能包括外国政府、金融机构、国际金融组织以及国内债权人（有金融机构、企业、个人等），将面临全部或者部分的债权违约风险，其债权的价值面临萎缩。对于国家自身，由于存在“国家破产”的风险，必然导致公共支出的降低和预算规模的下降，从而对经济增长造成影响；同时，违约将导致该国的信用和公信力大大降低，其在资本市场的融资能力将短期受限，融资的成本将大幅提升，甚至无法获得融资。对于该国家的居民，由于“国家破产”风险的持续，个人的财富将受到极大的威胁，国家对个人的信用将降低，作为最重要的债权人，个人（主要是其储蓄）可能不再会成为国家债务的主要融资渠道。

根据经济逻辑的分析和历史经验，一个经济体一旦面临“国家破产”风险，出现偿付危机或流动性危机，最后可能引发更为严重的系统性危机。“国家破产”风险将可能引发三种类型的危机：由于资产减计导致的银行或金融危机、由于资源配置紊乱及私人部门总需求萎缩导致的经济危机以及外国投资者信心崩溃引发的货币危机。

“国家破产”的应对

违约的历史由来已久。根据相关的研究，最早的违约案例是1557年，西班牙菲利普二世政府无法偿还其到期债务，不得不宣布“国家破产”，这是历史上国家第一次宣布“国家破产”。二战以来，影响最深远的违约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对美元-黄金挂钩机制的违约，即尼克松冲击，最后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其后违约主要发生于上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90年代（俄罗斯等）以及本世纪初期（土耳其、阿根廷等）。

自救是违约的首要政策。应对违约的首选之策就是获得新的流动性，以提高偿付能力。获得流动性的方法主要有：一是向其他国家或国际金融组织申请短期贷款，在短期内获得新的流动性来缓解支付压力；二是在资本市场上发行新的债务凭证，以发行新债的资金收入来偿付旧债的本息，当然前提条件是该国仍然能够获得资本市场的信用认可；三是出售资产，以获得一定的额外收入来进行支付；四是增加税收，特别是关税，来增加政府的收入；五是减少支出，削减公共支出，降低债务水平。一般地，前面两个措施需要和外部经济主体相互联系起来，而后面三个措施主要是针对国内的。内部型违约的解决之道相对简单，外部型违约由于涉及国外的经济利益，处置起来很复杂。

外部型的违约的原始应对方式，多以协商加武力威胁来解决。由于特定国家面临破产风险，在国际法尚未建立的条件下，债权人无法通过法律获得债权的合法收入，债权人只能与债务国进行协商，同时以武力相威胁。19世纪至20世纪初，欧洲国家作为很多国家的债权人，一旦某个国家发生或可能发生违约，欧洲国家就经常以武力接管或威胁该国，以该国的税收特别是关税收入来偿还债务，或者以其作为担保。

传统的国际救助方式在二战之后盛行开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武力解决债务债权关系就很少见，多为协商解决。特别是二战之后，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起来，新成立的IMF的宗旨就是促进全球国际收支的平衡，对失衡国家进行援助。一个国家一旦面临违约风险，IMF等机构和主要发达国家（如七国集团）多会积极参与救助，向该国提供相对充足的紧急贷款，使其能够支付到期的债务本息，缓解其支付压力。这样，就形成了以国际金融组织和发达国家为救援主体、以短期紧急贷款为主要方式的传统国际救援方式。不过，由于国际金融组织和发达国家的贷款往往具有条件，这个方式受到一定的质疑。2001年11月开始，IMF开始研究债务重组机制，并于2003年IMF/世行春季年会前出台，但是由于美国和部分新兴经济体的反对，这个机制也被搁置，从而使传统的国际救援机制没有得到有效的完善。

“国家破产”的市场应对机制的重要性日益提高。传统的国际救助方式由于存在道德风险、未来违约以及有效性等问题，同时还存在对国家的侵蚀等弊端，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受到了较多的质疑，特别是以IMF作为最后贷款人的救援机制的条件性被认为是加剧危机而不是缓解危机。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市场力量来解决违约的趋势日益明显，形成了以传统国家救助为基础、以市场手段为主要方式的违约应对机制。这个机制最为核心的内容是债务重组。相对而言，国际救助是违约危机的短期缓解之策，而债务重组则主要是侧重于债务违约问题的解决。

债务重组

一个国家面临偿付危机的情况下，如果短期内通过自救和国际救援能够恢复偿付能力，那流动性危机就将解决，违约的压力将缓解，“国家破产”风险就大大降低。但是，如果该国过度负债，导致其信用水平低下，或者该国具有系统重要性，没有其他国家或国际金融组织能够有效进行救援，那通过自救和国际救援就无法解决该国的偿付能力，“国家破产”的风险就徒然上升，最后的结果往往是要进行以市场手段为主的债务重组。

某种意义上说，债务重组是债务危机的最后归途。比如，欧洲债务危机中的希腊等国在IMF和欧盟的救援之下，如果仍无法恢复偿付能力，那它们就极有可能走向债务重组的道路。如果意大利甚至美国发生违约并引发连锁反应，由于其经济规模和债务规模很大，则可能出现无法有效救援的情况，债务重组也有可能发生。

债务重组（Sovereign Debt Restructuring），是指债权人与债务国对现有债务债权关系及债务的本息支付的重新安排。对于外部型债务违约，债权人主要是外国政府、国际金融组织或银行等，但一般是政府作为债权人或债权人代表。债务重组的主要目的是使债务国能够短期内缓解或解除债务负担，缓解偿付危机，以通过市场等方式获得流动性，最终支付全部或部分债务本息。

债务危机的本质范文第2篇

【关键词】债务；金融危机；成因；影响

中图分类号：F8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1)10-003-01

一、欧洲债务危机背景和成因分析

自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以来，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普遍采取了货币与财政双宽松的刺激政策。这在一定时期内有效地抑制了全球经济下滑：但与此同时，由于大规模举债，各国政府的债务负担大大提高，特别是对欧洲一些由于人口结构等因素本来就债台高筑的国家更是雪上加霜。欧洲债务危机正是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既偶然又必然地爆发了。

2009年10月，希腊新任首相乔治・帕潘德里欧宣布，其前任隐瞒了大量的财政赤字，随即引发市场恐慌。截至同年12月，三大评级机构纷纷下调了希腊的债务评级，投资者在抛售希腊国债的同时，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债券收益率也大幅上升，欧洲债务危机全面爆发。2011年6月，意大利政府债务问题使危机再度升级。在欧元区17国中，以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与西班牙等五个国家(以下简称“PIIGS五国”)的债务问题最为严重。由此，当事五国(GIIPS)的融资成本大大增加。

关于欧债危机的成因，除上述全球金融危机等外部因素以外，欧洲自身的原因大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过度举债。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的长期过度负债行为，是造成这场危机的直接原因。欧元作为世界货币在1999年诞生。其兑美元的比价先从1：01贬值到0.85的低点，而后一路升值到2008年7月的1.58，其间累计升值达86％，比起欧元诞生之日也升值了50％多。欧元在这一时期的大幅升值的直接后果，就是欧债受到投资人的欢迎，相应的举债成本也变得十分低廉。像高盛等投行，就曾帮助希腊政府做假帐，美化财政状况，以便利举债。

第二，制度缺陷。欧元区虽有统一的央行与货币政策，但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这种制度架构上的“先天不足”为危机的产生埋下了种子。首先，根据欧元区的制度设计，各成员国没有货币发行权，也不具备独立的货币政策，欧洲央行负责整个区域的货币发行与货币政策实施。在风暴来临时，陷入危机的国家无法通过本币贬值来缩小债务规模和增加本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只能通过紧缩财政、提高税收等压缩总需求的办法增加偿债资金来源，这使原本就不景气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

第三，长期以来欧洲央行一直奉行较为保守的货币政策。尽管自债务危机爆发以来，欧洲央行开始购买欧元债券并维持自去年5月以来的1％的市场指导利率，但是其目标通货膨胀率始终锁定在2％以下。这种在危机时刻对物价水平稳定性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欧元区的消费与投资，给经济复苏造成不利影响。

第四，欧洲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市场缺乏灵活性，以及过度慷慨的福利制度，极大地抑制了欧元区竞争力的提升，并导致了长期的结构性的低增长、高失业。这是欧洲政府债务负担加剧的根本原因。

二、欧洲债务危机对欧洲经济的影响

欧债危机导致的国债贬值，使深陷其中的欧洲银行的资产质量大幅下降。欧债危机不仅威胁欧洲银行业，还会波及实体经济。主要表现在：

第一，债务危机直接导致欧元区政府债券收益率攀升，融资成本大幅上升。而企业债券和CDS价格的制定，经常把国债收益率作为无风险收益率参考。所以后者的提高，直接导致企业在债券市场的融资成本提高。

第二，债务的信用危机会传导到市场，给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蒙上阴影。在该国从事主要业务的企业的信用评级也将受到拖累，致使其融资成本提高，实体经济因之受损。

最后，政府的财政恶化，使政府的融资需求提高，进而有可能在资本市场对私人部门产生“挤出效应”，大大抑制民间投资，减缓经济增长。

三、欧洲债务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一)欧债危机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欧债危机导致欧元持续贬值，直接降低了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此外，为了缓解债务危机，欧洲各国不得不收缩其财政政策，降低赤字占GDP比重，缩小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减少对于中国产品的需求。即使是欧盟非危机国家，由于拨付巨额财政资金参加救援，其对中国的需求也将相应减少。中国的外贸出口将受到较大程度的打击。

(二)欧债危机对中国外汇资产的影响

欧元贬值将导致我国外汇储备中的欧元资产缩水，我国的欧元储备将承受更高的汇率风险。由于欧元贬值不利于我国对欧盟地区的出口，出口企业以欧元结算的出口收入也会有一定的缩水。

(三)欧债危机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

欧债危机持续刺激避险资金对于美元的需求，推升美元指数导致海外热钱回流美国本土，中国A股市场面临海外资本撤离引发的指数震荡下跌。

债务危机的本质范文第3篇

一、财务危机的内涵

财务危机，从20世纪三十年代起，国外学者就开始了企业财务危机问题的研究。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开始对财务危机问题进行研究，但理论界对财务危机概念仍然存在不同的认识，没有形成认同度较高的概念。

Beaver重点考察了79家财务危机公司包括59家破产公司、16家拖欠优先股股利和4家拖欠债务公司，并把破产、拖欠优先股股利、拖欠债务界定为财务危机。Altman指出，财务危机包括四种情形，分别为经营失败、无偿付能力、违约、破产，并把企业破产作为财务危机的标志。Carmichael 认为财务危机是企业履行义务时受阻，具体表现为流动性不足、权益不足、债务拖欠及流动资金不足四种形式。Foster 将财务危机定义为“除非对经济实体的经营或结构实行大规模重组否则就无法解决的严重变现问题”。

Ross 等进一步从四个方面定义企业的财务危机：第一，企业失败，即企业清算后仍无法支付债权人的债务；第二，法定破产，即企业或债权人向法院申请企业破产；第三，技术破产，即企业无法按期履行债务合约付息还本；第四，会计破产，即企业的账面净资产出现负数，资不抵债。

国内研究中大多数学者将财务危机定义为一个过程，既包括较轻微的财务困难，也包括极端的破产清算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各种情况。如谷祺和刘淑莲将财务危机定义为“企业无力支付到期债务或费用的一种经济现象，包括从资金管理技术性失败到破产以及处于两者之间的各种情况。由于资金管理技术性失败而引发的支付能力不足，通常是暂时的和比较次要的困难，一般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补救，如通过协商，求得债权人让步，延长偿债期限，或通过资产抵押等借新债还旧债”。陈文浩与郭丽红认为，财务危机通常是指企业不能偿还到期债务的困难和危机，其极端情况是破产。

笔者认为，财务危机应与财务困境分开，如若将财务危机定义为包括比较轻微的资金管理技术失败和极为严重的破产两者之间的债务的整个过程，会模糊了财务危机的严重性。因为财务危机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很可能导致企业破产，而财务困境的程度却没有财务危机这么严重。从轻微的资金管理技术失败到大规模的重组这一过程应该是财务困境，而从大规模重组至企业破产这一过程为财务危机。

二、财务危机形成原因

导致企业陷入财务危机的原因有两个方面：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一般情况下，外部环境因素对企业来说大多是不可控因素；内部因素是企业可控因素，企业通过危机管理可以降低其危害。这里重点分析企业陷入财务危机的主要内部因素。

（一）无法偿还债务通常是导致财务危机的最直接原因。而无法偿还债务导致财务危机主要是由于费用水平升高、销售收入水平下降和过度投资。

1、费用水平升高。费用水平升高会造成企业盈利能力下降，自有资金出现不足，资金周转不畅，企业将不得不增加债务来弥补资金缺口，同时负债利息支出导致企业费用水平增高，形成恶性循环。

2、销售收入下降。销售收入下降形成的财务危机与费用升高带来的影响相同。

3、过度扩张的投资策略。过度扩张的投资策略会导致企业资金短缺、大量负债，而利息支出进一步导致企业费用水平升高。若项目没有按期投产，或者收益低于企业预期的水平，企业将无法偿还到期债务。这必然会使企业陷入财务危机。

（二）企业经营管理失败。在许多情况下，企业发展速度减慢或停滞不前最终陷入财务危机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市场饱和，而是因为企业内部经营管理不善，内部失控，当这种无序混乱的管理状态积累到一定程度必将寻找一个突破发出来，最终导致企业彻底失败。

（三）风险意识淡薄，过度负债。现代企业一般都倾向于获取负债的杠杆利益，在理财时往往容易形成过度负债。但负债风险与财务杠杆存在正相关关系，在风险――收益配比规律的作用下，高杠杆收益必然伴随着高风险，当不利因素产生后，潜在的债务风险就会转化为现实的债务危机。影响企业经营风险的主要因素是：市场需求、产品售价及其调整能力、生产资料价格的稳定性、单位产品变动成本的变化、固定成本总额的高低以及经营管理者的业务素质和管理经验等。其中，决定性因素是管理的质量。管理质量低下，使企业获利能力减弱甚至亏损，企业为维持经营就需大量借款。当负债总额大于资产总额时，企业的偿债能力过低，资信受到影响，财务状况恶化，这时企业容易陷入入不敷出的困境，最终导致破产。

（四）资产流动性差。企业正常运转时由于资金管理和调度不当，造成支付能力不足，这种技术性失败所引起的困难可能是暂时或局部的，但若不采取恰当措施加以补救，就会使财务状况整体恶化，并诱发财务危机。企业的应收账款多且不能及时地收回，存货积压占用过多，存货质量差，周转能力不强，这是企业资产流动性差的具体表现。一旦债务到期，企业没有足够的可变现资产用来偿债，企业财务危机就产生了。

三、财务危机管理

财务危机是市场经济环境下特有的经济现象，对其管理和控制极富挑战性。财务危机管理的目的就是避免财务危机的发生或降低财务危机的损害程度，从财务危机中寻求新的发展机会。财务危机管理一般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确定合理的经营战略和债务结构。经验研究表明，企业财务危机主要原因是经营管理的不善。企业的发展战略应当随着市场和企业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一旦方向确定后，就应对公司业务范围和经营品种做出明确的界定。公司的财务管理应当着眼于整个资产结构和债务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和大笔现金流的匹配。资产结构和债务结构的协调是现金流量匹配的前提。合理安排债务结构，做到现金流匹配是十分关键的。

（二）制定恰当的现金流量规划，关注企业现金流量状况以及保持资金合理匹配。负债风险的大小首先取决于企业整体的现金流量状况。现金流量规划是配置公司资源的重要内容和防范财务风险的基本手段。企业发展规划必须要围绕现金流来制定，因为一旦现金短缺，这些规划都是毫无意义的，所以企业应该制定合理的现金流规划，做到“量入为出，量力而行”。企业现金流入与现金流出彼此之间在时间、数量及结构上的协调与对称程度直接影响企业资金运营的安全性。企业应充分重视流动资金的管理，保持资产的流动性；加强对应收账款的动态管理，做好信用调查与评价工作，防范信用风险；注重资金占用与来源的匹配，保持适当的资金期间结构，在保证支付能力的前提下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三）建立财务危机实时预警系统，加强财务危机预测与监控。财务危机实时预警系统是以信息化为基础，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风险进行实时监控的系统，是实时监控的系统，是实时数据化管理的方式。它通过全面分析、反应企业内外部经营情况的各种资料，将企业存在的潜在财务危机预先告知经营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设置财务危机实时预警系统，可以促使企业财务部门和相关部门迅速做出反应，对现状进行分析，一旦发现异常及时采取应变对策，避免或减少风险损失。所以，企业应建立财务危机预警系统，对企业的资本运营过程进行跟踪、监督，对财务管理全过程进行监控，提高财务管理效率，为管理者提供决策支持。

债务危机的本质范文第4篇

中图分类号：G64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738（2011）12-0032-03

摘要：高校当前的债务危机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中国高等教育办学质量并危及到高校的安全，也表明中国高等教育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中国高校当前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是高校规模发展过快与政府投资过少，只有举政府之力、社会之力，才能应对和化解高校当前的债务危机。

关键词：政府；高校；债务危机；分担责任

高校当前的债务危机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中国高等教育办学质量与办学水平，并威胁到了高校的安全。高校是发展先进文化的核心力量，是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基地。高校当前不断恶化、升级的财务状况仅有关注与讨论是十分危险的，高校自身维持日常运转都举步维艰，化解当前的债务危机只能靠政府适时介入，履行投资主体的责任，政府再不作为或者在慢作为，债务危机严重的高校破产指日可待，中国高等教育也将坠入灾难的深渊。

一、高校当前不断恶化的债务状况

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态势即喜也忧。喜的是从1949年到1998年半个世纪中，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仅有6%，高校不仅数量少，发展速度慢，在校学生规模小，高等教育资源稀缺，基础设施与办学条件与发达国家差距大。1999年高校实施扩招，仅用了8年时间，使高校在校学生规模从1998年的340万增加到2006年的2100万，使高等教育毛人学率也从6 %上升到21%，学生规模增长了6.17倍，居世界高等教育第一位，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相比，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用了60年，英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用了68年，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仅用了8 年，就跃居世界高等教育规模榜首，不可谓不喜。

中国高等教育当前良好的发展态势是以高校背着沉重的债务负担换来和苦苦支撑这片蓝天，高校规模急剧扩大与高校教育资源紧缺的矛盾是近几年来高校向各大商业贷款和拖欠各方债务勉强维持高等教育发展态势。高等教育目前的债务是高校在替政府扮演投资者角色所欠下的，如果没有高校替政府向各方融资，高校二千多万人的学生规模如何实施教学与科研？据有关研究成果显示：中国高校当前的银行贷款规模约2000亿元，还有挪用、挤占、透支各项专项费用，欠各方债务等财务“黑洞”保守估算也达2000亿元。因此有学者认为高校当前的债务高达4000亿元。有的高校当前仅银行贷款就达30亿元，每天仅银行利息就需30万元，贷款较少的高校也有1亿元。高校校长感到最头痛的还不是银行贷款，而是各路供货单位、开发建设单位天天上门问债，向教职工借款到期应还本付息是无帐可奈，每天日常运转经费几万至几十万无钱可支，改善办学条件急需要的资金无法到位，甚至连支付教职员工每月的工资都无法确保，有的高校的债务已经到了资不抵债，面临破产倒闭的边缘。高校当前这种十分恶化的财务状况，仅观望甚至批判都是不能解决现实问题的，都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只有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研究高校的历史、高校的未来，只有高举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旗帜，深化高等教育办学体制与投资体制改革，才能促进中国高等教育持续发展，才能真正解决高校当前的债务危机，才能真正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繁荣发展。

二、高校当前债务危机凸显的原因探析

高校当前巨额债务的普遍性与严重性表明：高校当前的债务危机不是某校决策失误导致，而应当深刻反思高校教育发展政策、投资体制、管理体制等宏观问题。只着眼于微观责难高校投资失当是不公正的。

（一）高校发展规模过快与实施办学水平评估是高校当前债务危机凸现的基本原因。

1998年前，中国高等教育在精英化阶段，高校办学规模小，在校学生保维持在200―300万人，发展速度慢，控制在5%以内，对高校办学条件又没有量化指标要求，高校几乎都没有欠债，更没有债务风险。从1999年至2006年，高校学生增长速度年均保持在27.3%，学生规模从340万猛增到2100万，净增学生规模达1760万人。教育部在实施高校扩招过程中，又颁布了《普通高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标准》，对高校的办学条件提出了诸多量化考核指标，对办学条件不达标者予以“黄牌”、“红牌”警示，甚至取消办学资格。高校为应对办学规模迅速扩张和迎接评估达标需求，千方百计尽自身之力融资，并在无奈之下向各方欠债来改善办学条件。据有关研究成果显示：从1999年至2004年，全国高校新建学生公寓7200万，新建学生食堂1200万，是建国前50年建设面积总和的三倍。还有研究成果显示：全国普通高校近几年校舍总面积平均年增长率达33.9%，占地面积平均年增长率达34%，高校教学仪器设备总值年平均增长率达55%，全国高校近几年为投入建设与发展资金达5000亿元。这些研究成果表明，高校当前的巨额债务主要是用于高校基础设施建设之需，而这些办学条件本应属于国家财政拨款建设，国家在近几年实施高校扩招过程中，虽然对高校财政拨款总数有所增加，但与扩招速度相比，增幅太小，数额太少。近几年高校为满足办学之需，总投入近5000亿元，而同期国家财政只投入了500亿元，其它投入都是高校贷款、欠款，收取学费解决的。因此，高校当前的债务危机的基本原因不能不说与扩招评估有直接关系，反过来说，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与教育部实施的评估的量化要求，是高校当前债务危机凸显的基本原因。

（二）政府投资不足是高校当前债务危机凸显的根本原因。

公立高等教育办学主体与投资主体在《高等教育法》中已有明文规定，都是政府，而高校则是非营利性教育机构。高校学生的学费标准由国家物价部门核定，是严格规定的“高压线”，学生的学费收入只够高校办学成本的三分之一，按此逻辑，高校办学支出的其余三分之二应由国家根据完成招生计划匹配。但近几年办学实践表明，政府并没有完全履行自己的投资责任，使得普通高校不得不向各方举债办学。厦门大学博士生导师大光认为：“高校贷款主要是用于基本建设，正是经过几年大规模建设，高等教育的固定资产有5000亿元，是财政拨款不足背景下高校替政府向银行的一种求助，高校成了政府借款的替身。高校贷款实际上是我国高校扩招的总体背景下，面对财政投入不足以及还历史欠账，高校不得不采纳的一种‘无奈选择’，高校只能把融资渠道从政府转向银行，来作为高校的一种融资手段。”教授还例举财政对高校投入的数据预以说明：自1999年以来，高校扩招近几倍，财政预算增加不到2倍，按教育部规定的办学条件，财政拨款应增加5800亿元，但政府投入不到2000亿元，缺口近4000亿元。教授的观点十分鲜明，例举高校的投入与政府拨款的数据足以说明政府对高校投入不足是高校当前的债务危机凸显的根本原因，或者说高校实施扩招，政府没有尽到办学主体的义务，更没有履行好投资者的责任。

三、高校当前的债务危机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负面影响

高校当前债务危机的严重性、普遍性已引起社会广泛关注，“高校破产”已成为社会热门话题，高校当前不断恶化的财务状况令国人堪忧，令世界注目。

（一）高校当前的债务危机严重影响中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和大学建设水平。

高校是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和发展先进文化的脊梁，是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最核心的基地。而高校当前严重的债务危机怎能担当如此重任，中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和大学建设水平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西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刘基教授2007年1月在政协甘肃省九届五次会议上疾呼：“由于投入不足与教育规模的加剧扩大，我省高校基础设施严重滞后的问题更加突出，这已成为影响高校稳定的重要因素，成为高校扩招后教育教学质量不能完全保证的重要因素，成为制约高等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的主要瓶颈。”并强调：“如果高校因为债务压力不能进行正常的教育教学，那么因此而引发的后果将是严重的，当前高校无力偿还贷款时，可能会压缩正常的教学及科研经费，甚至取消一些正常的科研项目经费支出，也可能会压缩一些学术交流活动的开支，导致教育资源的不足。”大学的主要功能就是通过教学活动培养人才，通过科研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和大学建设的水平。来自高校的管理者说因为债务恶化取消、减少教学与科研的正常活动，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水平也必将越来越“水”，中国高等教育必将走向规模繁荣与质量缩水的恶性循环的深渊。

（二）高校当前的债务危机加剧必然危及到大学的安全。

高校当前的债务危机不但没有遏制，反而随着还款付息高峰与接受教育部评估高峰期的到来使债务危机更加凸显。商业银行诉讼高校，各路债权人问债高校，评估压力直逼高校，日常运转经费尤其是教职工每月工资更是逼得高校财务处长喘不过气来，有的高校甚至动员校内中层干部以个人名义向银行贷款再转借学校用以发放工资。高校当前这种八方问债，四面“楚歌”的局面到底能维持多久？债权人对高校欠债的容忍程度到底有多大？高校教育资源与债权人执行抵押高校应怎么办？教职工在危机中观望，恐惧还能维持多久？学校因资不抵债破产谁来收拾残局？学校教职工因学校欠债不还或工资到期不发而罢教应当如何处理？高校学生因学校教育教学严重“缩水”，破产倒闭而罢课、罢学、游行示威等问题由谁来承担责任？这些困难、问题、矛盾不及时处理引发学校动荡与不安全，责任应追究谁？高校当前的破产问题考察政府是否大作为、小作为、甚至不作为、乱作为必须要去面对的现实问题，能否交出满意的答卷对历史与未来负责也考验着执政者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

四、政府应对高校当前债务危机的对策思考

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国政府举得最高的理论旗帜和既定的建设目标。高校当前的债务危机已经不是高校自身能消除危机，只有政府着手全局，着眼未来，才能遏制危机，消除债务危机于发端之中。

（一）全面调研学校当前的债务危机状况。

当前讨论高校债务的文章虽多，但仅仅只是个人观点，其权威性、可靠性、科学性还有许多质疑。国家应组织相关部门，全面调研高校当前债务结构、债务数量、债务来源等基本状况仔细调研，既要弄清高校教育资源的家底，又要搞准高校当前发展中的困难、问题、矛盾。只有先弄清问题，才能制定解决问题的有效措施。

（二）全面深化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

学校当前的债务危机的普遍性与严重性，说明高等教育体制性弊端存在严重问题，说明高等教育发展与建设的制度设计、体制改革与市场经济不匹配、不适应，说明计划经济理念与管理体制已经严重制约和影响了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全面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理论先导，充分发挥中央政府对高等教育资源宏观调控功能，积极强化地方政府对所属学校应承担办学主体与投资主体责任与义务，积极鼓励全社会捐资助学热情，积极培育高校自身发展的融资功能，积极倡导多元化的办学模式，积极建立和完善保障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积极倡导依法办学与依法治校，只有全面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才能全面化解高校当前的债务危机，才能促进中国高等教育的真正繁荣。

（三）全力化解高校当前债务危机的对策思考。

高校当前的债务危机越来越严峻，消极观望，任其发展，后果不堪设想，只有主动应对，高等教育的损失和负面影响才能降到最低程度。政府应审时度势，适时介入，才是解决问题的上策。

1.建立高校中长期信贷制度，缓解高校当前还本付息矛盾

高校是人才培养非营利教育机构，但生产的虽然是准公共产品，但并不能为高校产生直接经济效益，且其投资成本又高，只有投入，没有产出效益。高校与企业完全不同，企业追求利润，回报周期短。因此，高校贷款有其特殊性，金融机构应根据高校的特殊性，建立5年期、10年期、20年期等不同的高校专门信贷制度，即可缓解高校当前还本付息的巨大压力，又能利用其缓冲时间，切实研究完善有利于高校健康发展的相关政策。

2.建立高校建设专项贷款利率，降低高校办学成本

高校是国家规定的基础性公益教育机构，没有直接经济效益等属性，国家应根据高校这一特殊性，制定低于企业的低息贷款专门利率，可有效降低高校的办学成本，有助于高校化解当前的债务矛盾。

3.建立高校特困发展基金，扶持特困高校度过难关

高校贷款虽然具有普遍性，但贷款额度大小不同，债务危机程度不同，融资能力也不相同。211工程高校，985高校是“国”字号有“太子系”之称，国家对其投资政策有诸多倾斜，困难相对较小。地方省属重点高校，既是老牌大学，又是地方政府“嫡系”，也享有地方政府的诸多关照，困难也不是很大。当前困难最大，矛盾最为突出的是一部分新建高校，又不具有地域优势和办学特色优势的地方高校，基础差，底子薄，又得不到地方政府特别关照，债务危机深重。因此，国家设立特困发展基金，可酌情救助当前最为困难的高校，帮助度过难关是极为有益的。

4.降低高校建立教育基金会的门槛，增强高校自身的造血功能

教育基金会是发达国家高校筹措办学经费的重要渠道，美国的一些高校中的教育基金会能为学校筹措10%―20%不等的办学经费。中国高校虽然也可以设立教育基金会，但国家有关部门对高校设立教育基金会的准入条件太多，门槛又太高，又没有指导高校教育基金会规范、健康发展的相关制度。因此，借鉴和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规范高校建立教育基金会的相关措施，放宽其准入条件，增强高校自身的融资功能是十分有益的。

5.政府出台化解高校当前债务危机的方案

高校当前的巨额欠款债务仅靠高校是根本无力解决的，观望只能对高等教育造成更大的损失，也会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早解决早主动，早松绑早发展。高校的巨额债务实际上是政府对高校的历史欠账，是政府没有履行好办学主体与投资主体的职责，是没有把建设和发展高校的制度设计好，改革好，建设好，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由政府买单是理所应当。但由哪一级政府买单都有困难，实施分级承担较为公平。可实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欠债高校三方按60%、30%、10%分担债务是合法合理又合情。中央政府之所以承担大部分，是因为中央早在1992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就批准了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CNP/GDP的比例达到4%的方案。但15年过去了，中央财政对教育的投入仍然是时增时降，但始终也没有达到4%的比例。[8]这是全国高校欠账最根本的原因。中央政府分担60%的债务既是弥补历史欠账，又是兑现承诺，落实重视人才兴国战略的最好明证。地方政府之所以要承担30%，地方政府所在高校，从招收生源，学生就业，学生消费等诸多问题都为地方作了贡献，地方是最大的收益者，地方理所应当承担发展高等教育的责任，对高校的评估，有很大部分指标尤其是办学条件的量化指标应当是对地方政府的评估，应当把办学条件合格与不合格作为考核地方政府是否重视教育的标准来考评干部。在近几年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地方政府对高校办学条件的投入虽有，但投入量过小，有些地方政府甚至在高校购置土地过程中反而抬高价格，没有把高校建设与发展纳入城市规划与建设重要部分予以倾斜，弄得一些高校与地方政府矛盾较大。因此地方政府分担高校债务30%是完全应该的。剩下的10%的债务由高校自己承担即合情又合理。高校也有能力承受，债务危机也能及时有效化解。

高校当前债务危机表明：计划经济的思维观念和管理模式已经严重背离日趋成熟的市场经济思想和日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敲响了计划经济在高校最后堡垒的丧钟。科教兴国、人才强国不能只说，更要落实在行动上，更需要投入，尤其是对高校实施评估，只强调考量高校的责任和义务是片面的，也是不科学的。要明确政府和高校责任和义务，尤其要通过建立和完善对高等教育投入的相关法律法规，确保高等教育健康、持续发展。高校当前面临破产，不仅是高校生死存亡，更是关系到中国教育兴衰荣辱、社会进步、经济繁荣的大事。各级政府不能漠然视之，社会不能以冷嘲热讽的态度待之，高校的兴衰是国家之事，人民之事。只有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积极妥善处理高校当前的债务危机，才是对历史和人民负责。既要看到高校当前债务危机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影响的严重性、危害性，又要正确认识和重视高等教育发展与繁荣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既要客观分析高校当前债务危机普遍性的原因，又要研究、制定解决高校当前债务危机的可行性对策。只有抓好高等教育的制度和体制最顶层的设计与改革，才能逐步实现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与管理的市场化、法制化、制度化，只有实施依法行政，依法治校，中国高等教育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吴善发，王礼彬《高校贷款现状及其科学融资探析》，《皖西学院学报》2007年23卷1期。

[2]陈学飞主编《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理论集》上册P59-61，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4年版。

[3]特稿《中国高校贷款规模愈4000亿之隐患凸现》，《陕西教育》2007年第4期。

[4]杨崇龙《我国高校扩展政策的提出和终止》，《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5]邬大光《高校贷款的理性思考和解决方略》，《教育研究》，2007年第4期。

[6]张韦韦《大学贷款潜在威胁加剧》，《教育与职业》，2007年第10期。

债务危机的本质范文第5篇

债务危机研究已成为当代经济危机的题中之意，国内债务或外债违约被纳入有关危机发生顺序的模型中①。虽然《资本论》一书并未对债务危机进行专门论述，但是书中不乏对债权债务关系锁链与经济危机关系的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起源于英国自1825年起开始爆发的周期性危机，该理论的重要贡献在于从“生产相对过剩”角度指出经济危机的制度根源——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马克思的这一经典理论也可以阐释2008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又一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危机’，以及一场与之相对应的无法满足人类需要的危机”②。毋庸讳言，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生产的社会化的矛盾）是爆发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但是，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研究不止于此。

一、马克思对债权债务关系锁链的系统论述

1.债权债务的关系锁链发轫于商品流通领域，造成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在简单商品流通（W－G－W）阶段，货币执行支付手段，商品生产者和商品经营者由此形成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一个商品占有者出售他现有的商品，而另一个商品占有者却只是作为货币的代表或作为未来货币的代表来购买这种商品。卖者成为债权人，买者成为债务人。”①已售商品的价格总额形成了某个特定时期的到期债务，它的实现，首先取决于货币的流通速度。“它决定于两种情况：一是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的锁链，即A从他的债务人B那里得到的货币，付给他的债权人C等等；一是各种不同的支付期限的间隔。”②关系锁链和支付期限成为研究债权债务关系的两大关键要素。

2.债权债务的关系锁链处于生产过程的循环中，催化了危机发生的因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一个资本循环过程。就产业资本来看，完成一个以价值增值、货币增长为中心的循环（G－W…P…W'－G'）。从G到G'，货币财富实现了增加。这也是商品生产的目的，即获得价值而非使用价值的增值。在商品生产中，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包含着一个矛盾：既可以在观念上执行计算货币或价值尺度职能，也可以在实际执行中充当“社会劳动的单个化身”、“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和“绝对商品”③。这一双重关系危害了商品生产实现价值增值的目的。“在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和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获得充分发展的地方”，一旦货币危机发生，“货币就会突然直接地从计算货币的纯粹观念形态转变成坚硬的货币。”④这时，“商品和它的价值形态（货币）之间的对立发展成绝对矛盾”⑤。也就是说，危机发生时，商品的使用价值变得毫无价值，导致商品价值消失，从而不能代替货币，以价值增值、货币增长为中心的循环就此断裂。

3.债权债务的关系锁链维系再生产扩大的信用，引发支付危机以信用雏形发展的赊销支付关系，“为节省支付手段造成了新的杠杆”，推动了信用经济的专业化发展：“随着支付集中于同一地点，使这些支付互相抵消的专门机构和方法就自然地发展起来。”⑥更为重要的是，生产过程的发展促使信用扩大，而信用又引起工商业活动的扩展，在这种相互影响的作用中，“信用的数量会随着生产的价值量一起增长，信用的期限也会随着市场距离的增大而延长。”⑦债权债务的关系锁链以信用维系，信用的本质就是债权债务关系。马克思认为，在信用经济中，货币只充当支付手段，“商品不是为取得货币而卖，而是为取得定期支付的凭证而卖。”⑧随着信用经济的发展，商品生产者之间形成一连串的债权债务链条。在信用经济中“每一个人的支付能力同时就取决于另一个人的支付能力”⑨，如果其中某一人到期不能支付，支付链条就会中断，整个债权债务关系就会陷入混乱，出现支付危机。

4.债权债务的关系锁链在虚拟经济中资本化运作，提高支付杠杆马克思考察信用制度发展的一般形式，认为“单纯的货币，不管是代表已经实现的资本，还是代表已经实现的收入，都会通过单纯的贷出行为，通过货币到存款的转化，而变为借贷资本。”⑩在实体经济中，借贷资本和产业资本是同一个东西。但是随着金融机构和制度的创新，借贷资本与实体经济无关，这种用于生息的资本也就变得更加纯粹，形成虚拟资本，亦即“资本化”：“人们把每一个有规则的会反复取得的收入按平均利息率来计算，把它算作是按这个利息率贷出的一个资本会提供的收益。”①生息资本使得“和资本的现实增值过程的一切联系就彻底消灭干净了”，资本成为一个“自行增值的自动机”②。马克思认为，借贷资本的积累来自一切以货币形式存在的收入，而不论这部分收入是预定用于消费还是用于积累的；借贷资本“就是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的价值部分，从而是现实积累的表现和结果”③。债权债务关系的锁链，已经被借贷资本的机构化所掩盖，“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具有弹性的再生产过程，在这里被强化到了极限”④。但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对立性质基础上的资本增值，只容许现实的自由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限度”⑤，这种对立性质生成了对资本增值的束缚和限制。

二、货币视角的债权债务关系锁链

1.马克思的货币流通规律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是基于其价值理论的，并服从于其价值理论。货币运动作为商品价值运动的一种形式，与价值运动形成推动与制约的辩证关系：它一方面推动着价值运动，另一方面制约着价值运动。因此，在马克思的眼中，货币金融系统是一个反映商品价值关系的体系；货币量不是独立的，流通中的货币量取决于流通中商品的价值总额。在一定时期，流通中所需的货币量与商品价格总额成正比，与同一单位货币流通速度成反比，这就是马克思的金属货币流通规律。马克思货币流通规律的数学表达式为⑥：PQMV=（1）其中，M为执行流通手段的货币量，V表示货币流通速度，P是商品价格水平，Q为流通中的商品数量。白暴力、吴红梅通过公式推演发现，马克思的货币流通量公式与新古典货币理论中的费雪方程式遥相呼应，二者在纸币流通体系内近似相等，但在金属货币体系内有所不同，都可以用下式表示⑦：MV=PQ（2）价格总水平PQ取决于货币数量M和货币流通速度V。马克思认为，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是导致总量价值关系脆弱化的制度根源。生产的社会化会均衡投资和消费的总量比例，确保再生产的运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及资本的逐利性往往会使得总量比例失衡。债权债务关系锁链集中体现了私有制关系，因此它会导致总量价值关系的变化。正如梁东黎指出的，诸如鲍莫—托宾模型等流行的宏观经济学，并未充分考虑马克思所说的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锁链⑧。#p#分页标题#e#

2.货币流通量公式的改写债务具有存量和流量的二分关系，偿还旧债存量，又有新债流量发生。因此，这里借鉴樊纲对中国企业与银行之间三角债的分析，以D表示在本期内发生的未支付的债务增量，改写货币流通量公式①：MV'+D=PQ'（3）其中，在存在债务增量D的情况下，货币量不变，仍为M，但交易量PQ'比（2）式中的PQ大，即存在较多的货币或较快的流通速度，从而在相同货币量下导致社会交易量较高的实现；同理，若给定M和PQ，则（3）式中存在债务D时的货币流通速度V'会大于（2）式中不存在债务时的货币流通速度V。在某个时期内，经济中的债务总量达到或接近某个最大值，并保持基本稳定，债务增量D=0②。

3.从债务问题到债务危机的关键因素历史经验表明，相当的债务规模给不同经济体造成的影响不同，有些会引致债务危机，而另一些却不会。当代金融危机是虚拟经济中的资产泡沫化以及货币流通速度的骤降（V'下降），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根据式（3），势必要增加本期内的债务增量。同样，当债台高筑引发实际经济下滑时，需要对积累的债务进行清偿，也就是维系债权债务关系链条的正常化，从而减缓货币流通速度。因此，债权债务关系锁链是债务问题能否上升为债务危机的重要因素。上述结论也在马克思有关信用链条的论述中得到印证。马克思认为，信用链条依靠准备资本和资本回流来维持：“1.产业资本家和商人的财富，即在回流延迟时他们所能支配的准备资本；2.这种回流本身。这种回流可能在时间上延迟，或者商品价格也可能在这段时间内下降，或者在市场停滞时，商品还可能暂时滞销。”③影响资本回流量的两个因素分别是回流期限和交易的投机性：“首先，汇票的期限越长，准备资本就要越大，回流因价格下降或市场商品过剩而发生减少或延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其次，最初的交易越是依赖对商品价格涨落的投机，回流就越没有保证。”④然而，“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⑤，在高杠杆意味着高风险时，“投机的要素必然越来越支配交易”⑥，由此使得资本回流失去保障，导致债权债务关系锁链的断裂。

三、危机中的债权债务关系锁链

在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前，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日趋增大，2006年已经超过8000亿美元，超过美国GDP的6.5%；此外，2004－2006年，美国家庭借贷占GDP的比例猛增至9%，远高于历史水平。事实证明，次贷危机中个人债权债务关系锁链的断裂引发了全球性债权债务关系锁链的崩溃。

1.家庭部门在美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消费无疑是马力最大的。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不止是政府，企业和家庭也通过巨额借贷和赤字支出来推动经济增长——借贷成本的减少激活了资产价格，而资产价格空前规模的上涨积累了账面财富，最终账面财富历史性的增长使企业和家庭的行为成为可能。”⑦在这样的背景下，华尔街进行了一系列金融创新，调制出名目众多的资产支持证券——住房贷款、汽车消费贷款、信用卡、助学贷款等等，使“居者有其屋”的美国梦成为现实。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根据贷款对象的信用状况划分为优质、次优级和次级3个层次，依次对应信用评分由高到低的等级。其中，次级贷款对信用要求不高，借款人首付比例相对较低，比一般抵押贷款利率高出2%－3%，具有较高的贷款价值比①。这实际上演绎成典型的“庞氏金融”——家庭部门凭借着无需首付、只需利息的抵押贷款获得住房，并且只要房价上涨得以再融资，就能保住它。但是，美国房屋实际价格在1998－2006年增长了68%之后，终于迎来了其下降拐点：2006－2008年末下降了25%②。这意味着美国家庭通过房屋净值贷款的融资渠道崩溃。2004－2006年，美联储17次加息，短期利率提高，次级抵押贷款的还款利率也大幅上升；同时，浮动利率贷款中的优惠利率到期，每月按揭量大比例提升③。利息的双重压力，购房者的还贷负担大为加重，他们不得不开始拖欠贷款。2008年初，超过90天未能还款的件数或处于冻结状态的不良债权的比率上升为总件数的21%，是2005年的4倍④。美国家庭的债权债务锁链发生了质变，美国家庭借贷占比和储蓄率出现了相反的变化轨迹。2007年，美国家庭借贷占GDP比例由此前历史高点的9%下降了1/3，2008年跌至零；2006年，美国个人储蓄率下跌至-0.6%，接近历史低点；但是2007年跃升至2.8%，2008年增长至7.1%⑤。美国家庭放弃借贷，转而开始储蓄，是为了清偿债务。

2.金融机构家庭部门债权债务锁链的断裂，使得借贷者丧失抵押品赎回权，面临住房被收回的困境。这造成两方面影响：一是过多不良贷款不仅使放贷机构遭受损失，而且还降低了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促使其减少放贷以恢复资本充足率，进一步导致信贷紧缩。二是被收回的房屋被重新拍卖，给房地产市场带来雪球效应，冲击房屋实际价格。资产价格下跌违反了保证金要求，从而进一步造成未来价格下降和进一步损失的资产销售，如此反复，便形成了“流动性螺旋”⑥。一方面，金融机构间的债权债务关系锁链实行了高杠杆化操作。“贷款并证券化”的操作将原本高风险的次级贷款打包成为低风险、高收益的资产：首先，家庭部门与放贷机构间形成了住房贷款的“一级市场”，放贷机构将一部分信贷抵押资产从资产负债表中剥离并重新组合成资产池，公司购买资产池，打包整理形成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其次，大型金融机构从一级贷款商那里购买MBS。由于MBS评级不高、杠杆率低、不易售卖，金融机构将它与其他资产的现金流混合成资产抵押证券（ABS），进行出售。再次，金融机构又对ABS进行再证券化操作，或做成担保债务证券（CDO），转移给特殊目的机构（SPV）；或对CDO增信、分级，作为发行短期资产支持票据（AVCP）的资产保证，向投行、对冲基金等投资者发行。然而，在多数情况下，对冲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并不将CDO持有到期，而是将其作为抵押向银行取得信用额度，再用于次债资产投资。如此反复多次，从CDO的平方、立方开始，到实现9次方的高杠杆操作。信用违约掉期（CDS）建立在CDO基础上，发行者首先卖出一组CDS，随后以合成CDO的形式转让给不同的投资者，杠杆比例平均为1：30⑦。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调查，美国次贷总额为113万亿美元，在这个基础上发行了近2万亿美元的MBS，进而衍生出超万亿美元的CDO和数10万亿美元的信贷违约掉期(CDS)①。另一方面，金融机构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的锁链被拉长，辐射范围扩大。与次级贷款有关的金融产品的价值崩溃给金融机构带来了损失。这种损失像病毒一样传递给次级贷款以外更复杂的结构金融产品。一个相互关联的金融链条：包括商业银行、储蓄机构、独立的房贷公司、银行分支机构和金融控股公司分支机构等在内的诸多金融机构提供次级信用贷款，投资银行发行金融衍生产品，评级机构提供信用评级“保障”，保险公司进行风险安全担保，投资银行、专业银行、保险资金、企业年金和其他社会资金为了追逐利润蜂拥而入。交易链条拉长，也就是债权债务关系锁链被拉长；同时，债务风险却被隐蔽了。一旦出现问题，一系列交易锁链的断裂会进一步放大风险。#p#分页标题#e#

3.政府组织在次贷危机爆发以前，美国国际集团（AIG）承担着风险保险功能，其开发的信用违约掉期（CDS）几乎被全球主要银行持有，因而，是一个“大而不倒”的金融机构。2008年9月，在拒绝援助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后，美联储通过调整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向AIG提供总额850亿美元的两年期紧急贷款。债务预算约束发生了转移，从AIG转移至美国政府。这往往也是大多数债务危机的解决办法：债务清偿的责任转移到其他人身上。此后，美联储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开辟新的企业融资渠道，并大量购买市场金融资产。随着这些新的融资工具的出现，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总规模已经从金融危机前的8000亿美元迅速上涨到2万亿美元。美联储的资产结构也发生改变，财政部债券曾占美联储总资产的85%以上，到2009年5月该比例下降到26.4%，因新融资渠道出现的资产取而代之②。至此，一幅家庭→企业→国家的债权债务关系锁链的传导图已经清晰：家庭部门—放贷机构间的债权债务关系锁链断裂，导致了各类金融机构之间债权债务关系锁链的断裂，最后只能依靠国家层面的债权债务关系锁链来修复，见图1所示。

4.锁链的转嫁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大量发行纸币、实行美元贬值，让实际清偿的债务缩水。同时，美国又继续增加国际收支逆差，让外国新流入资金为其新发行的政府、企业和个人债务继续融资①。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政府的债权债务锁链，已经转嫁到世界其他国家。次贷危机后，与次贷相关的资产减计和损失也蔓延到欧洲银行业。刘亮实证分析发现，欧洲各国政府对金融机构进行了一揽子的担保、注资以及经济刺激计划，却因为财政入不敷出，借新债还旧债的债务循环断裂，形成了“经济放缓→市场利率上行→赤字率攀升→债务率无法维持”的负反馈②。其后，欧洲债务危机发生，债权债务的关系锁链先在欧盟边缘国家（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崩溃，后又引发核心国家（西班牙与意大利）的连锁反应。

四、以债权债务关系锁链看中国地方债

在美国金融危机的波及下，中国政府出台4万亿的经济刺激方案，重点是尽快向各省市输送资金，以推动经济复苏。由此，地方政府得以获准绕开1994年《预算法》的举债限制，在2008年下半年之后地方政府建设性债务暴涨。根据中国国家审计署2011年6月27日的审计报告，截至2010年底，中国的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高达10.72万亿元；其中7.52万亿元为2009年以来新增债务，增幅高达61.9%③。按照2－5年的平台平均还款期推算，还债高峰将出现在2011－2013年④。但研究认为，中国的公共债务是没有偿付性风险的。而且，中央政府决定“以时间换空间”的方式，对部分地方政府的银行贷款进行展期。

1.债务与经济发展传统的宏观经济学认为，政府通过向公众借债筹措资金，再以政府支出形式向经济中注入流动性，而笔者认为他们的财富不会因为政府的债务有所减少，因此不改变消费决策，这样社会总需求会上升，也就是式（3）中PQ'增加；同时，通过乘数作用，提高社会总的就业和收入水平。这一观点却遭到了罗伯特•巴罗的挑战，在其著名的李嘉图债务模型中，巴罗提出，国内公共债务不会有任何作用，因为当债务上升时居民只是简单地增加储蓄以抵消未来的税收⑤。然而，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不同于理论模型。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例，在中央投资增速下降之时，地方投资仍保持了强劲的增长需求。2011年，中央项目投资20209亿元，同比下降9.7%；而地方项目投资281724亿元，占总投资的93.3%，同比增长27.2%⑥。地方政府以投资拉动经济的方式又导致了债务积累，使债务变成一种投资需求。但是，以债务刺激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根据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通过举债进行的信用经济与生产、消费过程密切相关，它在再生产过程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它的扩大是以再生产过程本身的扩大为基础的”⑦，“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运用，也就是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而达到极度紧张。”⑧因此，一方面，信用“这种支付取决于再生产的顺畅进行，也就是说，取决于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的顺畅进行。”⑨另一方面，从信用的扩大到其最大限度的范围内，存在着投机的不稳定性，一旦信用的扩大超出了再生产的范畴，危机不可避免。

2.依赖银行与高杠杆化地方政府的债务主要为银行贷款和通过组建融资平台公司发行的城投债，在10.7万亿的地方政府债务总额中，二者合计超过86%；其中，8.5万亿为银行贷款，占了近80%①。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的地方债存在结构上的差异：作为一种短期融资安排，地方债已经异化为准国债形式，采用银行间市场国债承销团招标方式，其发行利率几乎与3年期的国债利率持平。地方债借助中央财政担保，以较低借贷成本间接从商业银行获得资金，并依靠银行的贷款展期来清偿债务，而不是通过发行债券来融资。地方债务结构过度依赖银行这一储贷机构，一旦银行信贷收缩，城投债融资能力也会受到严重削弱。地方政府凭借在土地市场上的行政垄断权力，拥有较大信用创造能力，土地市场和信贷市场的资源配置率遭扭曲，这从根本上造成了地方债务膨胀。地方政府在评估、选择与运作项目时，考虑政绩会压过利润最大化的理性判断。因此，短期内这些在建项目可以为建成项目提供市场，放大的杠杆也可以延长支付期限，但是，债务杠杆率达到不可支撑的高度时，去杠杆化势在必行。马克思指出，虽然同一货币可以执行多次借贷资本的职能，但是，这取决于：（1）实际交易的规模和数量；（2）支付的节约以及信用事业的发展和组织；（3）信用的衔接和活动速度②。现有的地方融资平台，一方面提高了地方债务锁链的杠杆率，也就提高了债务风险；另一方面，未能形成良好的信用机制，地方债的多次流通受阻。

3.债务预算约束的转移当债权债务的关系锁链正常维持时，地方政府承担清偿债务责任。但是，一旦锁链断裂，普通的债务问题酿造成债务危机时，谁来买单？当前地方债实行的预算软约束，地方政府不会因欠债受到惩罚，更不会破产，因此，地方债会一直拖欠下去。而如果实行预算硬约束，地方政府则需要对自己的债务负责，进行清偿债务。从预算软约束到硬约束的转变，需要从顶层设计出发，完善地方债发行配套制度；更需要在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框架中实施财政制度改革，建立地方政府相对独立的财权体制。#p#分页标题#e#

五、债权债务关系锁链的实质

债权债务的关系锁链在历史上一直存在。比如，罗马的负债平民破产就沦为奴隶，中世纪负债封建领主破产就丧失地主阶级特权。那时债权人和债务人“这两种角色还可以不依赖商品流通而出现”，反映了各个时期的阶级斗争③。到了商品经济阶段，“货币形式——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具有货币关系的形式——所反映的不过是更深刻的经济生活条件的对抗。”④这里，马克思对“经济生活条件的对抗”的论述不仅仅涉及货币关系形式，还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层面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关系的本质，更能够用来揭露中美债权债务关系锁链的不同实质。

1.对抗性的生产关系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在货币和商品转化为资本时，一方面是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脱离生产资料而获得自由的劳动出卖者，“商品市场的这种两极分化，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⑤在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所有权进行分离时，“不占有生产资料的人民大众，劳动者，和占有生产资料的非劳动者互相对立”①。这种对抗性的生产关系是一切私有制形式的共同特点。在马克思所有制理论的萌芽期，所有制的实质明确为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私有制的利益关系表现为有产者对无产者的支配关系，隐藏着无产者对有产者的依赖关系②。非生产劳动阶级凭借其对生产资料的垄断权，对生产劳动阶级的剩余劳动进行无偿占有，从而形成剥削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