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科学研究的意义
体育科学研究的意义范文第1篇
一、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的定义
在各研究领域，“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确定立场，为自己的研究提供指导，同时为自己的研究进行辩护”[2]，因此，明确的方法论至关重要。何为方法论？王建梁[3]、叶澜教授[4]、李志才[5]、朱旭东[6]等学者都对方法论的定义进行了论述。尽管具体论述不同，但各学者对方法论内核的认识具有一致性，均体现出“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理论和学说”这一认识。
那么，何为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朱旭东在论述方法论定义的基础上指出，“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就是关于比较教育研究方法的理论，是对比较教育研究方式的探讨，即比较教育研究的基本原则或态度，指在进行比较教育研究时，研究者所持的观点与采取的途径”[7]。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体系，认为它由三个维度组成：“一是体现比较教育学科本质特征之一的‘比较方法’；二是工具性的、所有学科都在使用的操作性、技术性方法，由定性、定量和政策分析等方法构成；三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方法，它是通过多种形式体现的，即研究路径、范式、视角、研究单位、研究理论框架或概念框架、研究理论。”[8]
二、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的主要类型
在方法论上，早期比较教育学者萨德勒、康德尔、汉斯等一致认为“学校外部的事情比学校内部的事情更重要”；到20世纪60年代，这种一致性随着贝雷迪、霍姆斯、诺亚和埃克斯坦等人的论争被完全打破。时至今日，比较教育研究领域呈现出多种方法论并存、共同发挥作用的景象。
（一）实证主义方法论
实证主义在早期比较教育研究中已有所体现。朱利安1817年发表的《关于比较教育的工作纲要和初步意见》提出“有必要为教育这门科学建立事实和观察的库藏……从中演绎出一定的原则和明确的规则，使教育成为近乎实证性的科学”[9]，试图通过实证方式把教育建成一门实证科学。此后，著名学者贝雷迪的“比较四步法”、诺亚和埃克斯坦的“比较教育研究的七步骤”及霍姆斯的“问题法”等均体现了比较教育的实证研究特征，致力于“把比较教育变为更加科学的事业”。他们把追求客观、证实的实证主义理论作为方法论的基础，推动比较教育实证主义方法论体系的构建与发展。经过不断发展与修正，实证主义方法论形成了以下基本取向：“强调运用自然科学方法，使用一定检验手段对研究结果进行严谨验证，避免研究者的主观偏见，注重研究方法的可操作性、研究成果的可重复性，并通过研究成果扩展知识，讲究知识生成的科学性和知识推广的普遍性。”[10]然而，实证主义方法论也存在缺陷，如其强调的量化研究方法无法灵活应对复杂的社会现象，获得的数据也不一定具有较高信、效度等，使得实证主义方法论逐渐式微。在当下的全球化时代，“比较教育的实证主义研究主要是试图通过更严格的量化分析与统计处理建立教育发展的基本原则”[11]。
（二） 历史主义方法论
历史主义方法论形成于20世纪初，代表人物有康德尔、汉斯等人。康德尔和汉斯非常重视历史在教育中的作用，康德尔主张“比较教育研究要立足于历史，认为比较教育是一种历史的研究，是教育史从过去到现在的继续”[12]；汉斯也倡导使用历史方法开展比较教育研究，并设计了比较研究的基本步骤，即“从历史背景、民族性和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制度的密切联系角度分别研究每一个国家的制度；收集不同国家现存教育制度的资料”[13]。经过不断实践与发展，历史主义方法论形成了以下基本取向：“强调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教育发展与教育制度的形成受该国或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自然环境和民族传统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因而要把它放在一定背景中加以研究；强调教育中历史传统的持续性，强调从历史角度看待比较教育”[14]。20世纪上半叶，历史主义方法论在比较教育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对比较教育学科发展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的多样化发展和历史主义方法论自身缺陷的不断暴露，历史主义方法论逐步式微。但是，它在比较教育研究中仍具有不可替代性。
（三）功能主义方法论
功能主义源于19世纪英国社会理论学家斯宾塞的有机论，在20世纪中叶得到显著发展，形成了功能主义理论[15]。50年代后期，在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的影响下，功能主义成为美国教育社会学的正宗思想。在当时，美国的比较教育还没有从教育社会科学中独立出来，这为功能主义思想与方法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运用创造了机会和条件。随后，帕森斯的学生安德森率先在比较教育研究中运用功能主义思想与方法。安德森“从教育的多功能性、测量学校所做事情的难度、对学校与社会之间联系的解释以及学校对社会变革的潜在影响等方面进行论述，阐释了功能主义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16]。同一时期，玛丽?让?鲍曼和福斯特等也把功能主义作为方法论指导开展比较教育研究，扩大了功能主义方法论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运用范围。从70年代伊始，功能主义方法论在比较教育研究中逐渐衰微。但是，比较教育研究者从没停止对功能主义方法论的反思与批判，也正是这些批判与责难，使得功能主义方法论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影响再次得到扩展和深化。
（四）“区域研究”方法论
区域研究方法论崛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在人文社会科学和部分自然科学中得到普遍运用。90年代初，日本学者马越彻倡导把区域研究方法论引进比较教育研究，开启了比较教育研究运用区域研究方法论的先河。面对新世纪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世界比较教育学界“再次重新探讨区域研究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必要性、有效性及比较教育学如何运用区域研究方法论等问题”[17]。对此，《2009年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建设研究年度报告》倡议，在开展区域研究、发展比较研究时，“研究目的应以学习借鉴为主；研究重点应是各地对国家教育政策法规的创造性执行，以便其他区域学习借鉴其基本思路和一些具体举措；研究成果的重要形式之一是政策建议，包括指向特定区域、为其教育改革发展服务的建设性意见和为政府提供各区域间教育发展状况的比较研究报告，以便国家教育政策，以及各地区从对比中发现自己的问题，进而实施相应的调整与改进”[18]，为在全球化时代如何更好地运用“区域研究”方法论，为比较教育研究和全球教育发展服务明确了方向。
三、关于“比较”的讨论
正确认识和理解比较教育学中的“比较”关系到比较教育如何挣脱方法论误区。何茜根据“比较”在不同层面的具体体现把其分成四个层次：“作为日常生活的一种思维方式、作为工具意义的科学方法、作为方法论层面的比较视野和作为学科规范层面的比较范式。”[19]
（一）作为一种思维方式
从思维品质层次来说，比较教育学科中的“比较”是人类的思维方式之一，“这种思维方式为人类独有，具有普适性，适用于所有人类构建的学科研究”[20]；“是对所比对象进行分析的思维过程，它甚至将多种多样的研究方法融入其中，从思维层面成为比较教育学的基本属性”[21]。关于“比较”是一种思维过程，贝雷迪曾提出比较“是观察、分析、整理等活动交织在一起的智力劳动”[22]。可以说，在人类思维活动中，比较无不存在，并时刻活跃着。比较是人类的一种思维方式。
（二）作为工具意义的科学方法
作为工具意义的科学方法，“比较”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和普适性，适用于一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学科领域广泛使用的一种方法，并不为比较教育学科独有。其内涵大致如下：首先，在科学研究中，比较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认识活动。其次，科学的比较思维要求能看出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同时，科学的比较要求从现象的比较走向本质的比较[23]。作为工具意义的科学方法的“比较”是对作为思维方式的“比较”的升华，它遵从具体而明确的研究计划和步骤，具有严谨的科学规范和特定的操作程序。
（三）作为方法论层面的比较视野
比较教育学的比较视野“是比较教育学区别于教育其他学科的一个根本性特征，甚至可以说是上升到哲学层面的本体特征”[24]，从该层面理解“比较”能更好地论证比较教育学的存在基础和学科性质。在谈到“比较”在不同学科中的应用时，陈时见指出，“比较教育研究中的比较主要作为一种方法论层面的思维方式，是研究主体基于跨文化整体视野考察研究对象形成比较的广度和深度，是一种比较视野”[25]。比较教育学教材通常用“比较法”定义比较教育学，认为“比较法是比较教育学科的方法论主体，是比较教育学科身份建构的关键因素”[26]。这一观点确有失偏颇，但不可否认，作为方法论的“比较”的确能体现比较教育的学科性质。此外，从方法论意义上认识“比较”还使得“比较方法能够用于政治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共性’研究，致力于提出‘通则性’的理论论说。对于教育研究而言，比较研究和比较法的使用同时具有发展、检验和修正教育理论的功能，并对教育现象的‘共性’和‘通则’进行理论论说”[27]。
（四）作为学科规范层面的比较范式
对比较教育中“比较”的认知可上升到“比较范式”，能够促使比较教育学者树立更加坚定的学科信念，促进比较教育学科建设，稳定比较教育学科地位。要把对“比较”的认识上升到“比较范式”，要求“在对比较作用的清晰认识的基础上产生强大的情感力量，即上升为信念”[28]。比较教育研究人员和研究生应当具备坚定的比较教育学科信念，努力形成有助于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研究取向，构建恰当的话语体系，把“比较”从技术层面的具体科学方法和人类思维方式上升到“比较范式”。同时，不局限于对特定研究对象的系统分析，而是把显性的“比较”与隐性的“比较”结合起来，把有意识“比较”和无意识“比较”统一起来，让“比较”更好地为比较教育学科建设和发展服务，推动比较教育学科前行。
四、科际整合、文化与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建设
当代比较教育学界出现了关于科际整合、文化与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建设等议题的探讨，进一步推动了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建设。
（一）科际整合与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建设
17世纪思想家莱布尼茨“梦想用普通的科学语言和推理演算改造一切科学，打破不同语言造成的隔阂，进而实现科学的整合”[29]，开启了科际整合实践。科际整合是“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横断科学及综合科学发展到当今时代形成的方法论原则，并在各学科领域得到普遍运用，表现了共同的方法论倾向，展现了整体、系统思想方法的风采和魅力”[30]。在比较教育学科开展科际整合研究是解决比较教育方法论泛化、研究视域局限及学科危机等困境的有效方法，其实现主要是从方法论层面整体考量比较教育学科发展。袁利平分析了比较教育开展科际整合研究的学理依据与现实境遇，认为“从比较教育学科特征来看，跨学科性是比较教育科际整合研究的学理依据；从方法论角度说，科际整合研究为比较教育学科发展提供了新视角；从发生学角度看，比较教育和其他学科的联系是探讨比较教育科际整合研究的基础；从中外学术发展趋向看，科际整合已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研究取向”。他还提出比较教育科际整合研究的三个环节，即“寻找焦点，凝聚视界”、“相互启迪，发掘共源”和“扩大领域，提升境界”，同时指出比较教育科际整合研究的最高境界是“和而不同”[31]。科际整合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是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文化与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建设
各学者在探讨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更替与发展的前提下，对其演进进行了反思，认为其具有纷繁的文化内涵，提出只有以文化为落脚点进行方法论反思才能正确认识其地位和价值。著名学者霍夫曼（D.M.Hoffman）曾提出：“比较教育与文化学的诸多概念之间存在着一种有趣的联系，比较教育研究中有许多难以应付的问题与概念都需要对之进行一些文化概念方面的相关考虑。”针对文化研究如何支持比较研究，霍夫曼认为：“文化方法应当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借助它建构比较教育的研究框架而非仅作为被研究的对象。凭借于此可获得许多新途径探寻比较教育领域中那些塑造人类行为的隐晦的、藏匿于表面之下的具有活力的问题与范畴的意义与价值所在。”[32]《2007年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建设研究年度报告》对文化与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的关系也做了总结，称“比较教育方法论与文化是天然结合体。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存意志和创造欲望在实际世界中的体现，是一个民族人生观、世界观、思维方式的具体体现。比较教育方法论的演进不只是操作性知识的革新与进步，更是代表某种文化的一套价值判断和意义体系”[33]。但是，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多元化与文化异质性之间存在矛盾，“文化异质性导致比较教育方法论多元化，比较教育方法论多元化在促进比较教育理论发展的同时引发了比较教育学科认同危机”[34]。针对这一问题，项贤明提出比较教育研究“和”的模式，王长纯提出比较教育“和而不同”的发展方向，为解决由文化异质性带来的比较教育方法论多元化与比较教育学科同一性矛盾提供了新视野。
体育科学研究的意义范文第2篇
1.对政治教育开展专门研究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深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从思想政治教育包含的内容着手，对其核心内容——政治教育，开展专门研究，既为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维度和学术路径，也强化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针对性、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内容与方法，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的必然过程。
2.对政治教育开展专门研究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建设的客观要求。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将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等6个方面作为“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内容，并号召亿万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道路前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旺盛生命力的动力和源泉，在于不断激发并调动亿万人民在政治实践中的积极性、创造性，努力发挥他们在政治实践中的主体性和主人翁意识。其中，政治教育社会实践活动成为激发他们主体性、主动性、创造性的重要途径。在新的历史时期，重视加强政治教育，积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努力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对于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不断增强民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政治教育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已成为当前和未来重要的任务之一。政治文明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包括政治制度文明、政治意识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等方面的建设，总体表现为政治制度的完善和政治生活的进步。政治教育对政治意识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建设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它又受制于政治制度文明建设。在这一意义上，重视并加强政治教育是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途径。
3.对政治教育开展专门研究是把握政治教育与道德教育本质差异的内在要求。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的差异一方面源自于人类社会对政治与道德内在需求上的差异，表现为两者调节人类社会关系领域和内容上的区别。政治调节的对象主要包括社会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关系，而且政治研究的中心问题是社会各阶级、阶层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相比较而言，道德的调节范围远比政治广泛得多，其所指的范围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它是从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这个角度，去调整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的。其研究的中心问题归根结底是如何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利益问题。另一方面，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的施教规律存在着本质差异。政治教育强调统治者的意志及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要求，并对现存政治制度和体制表现出极大的依赖性。社会成员广泛的政治认同主要源于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统治者的执政绩效。因此，政治教育的实施总体上依靠统治阶级掌控的国家机构、机器和工具等外在的力量，一定意义上就是由国家来实施。道德教育是一个由他律转化为自律的过程，是经过外在的道德评价和个体道德自省，最终体现个体道德修养自觉性的过程。社会成员广泛的道德认同源于社会舆论、道德风气和内心道德信念。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在内推力及施教规律上的差异，成为对政治教育开展专题研究的重要理论依据。可见，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快速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越来越要求有系统、专门的理论进行指导。深入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部结构中，对其所包含的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等主要内容开展分门别类的研究，成为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的必然之势。
二、政治教育学及其学科归属
一门新学科最基本的功能在于围绕学科研究对象在相应的学科领域中，总结实践经验、整合汇聚理论观点、揭示学科领域中的基本矛盾和规律，其目的是促进学科领域的相关概念、观点、理论进一步专门化、系统化与科学化。对政治教育开展专门研究的基本目的同样是促进政治教育研究的理论化、系统化与科学化。要达到这一目的最有效的路径就是政治教育研究的学科化，即建立一门政治教育学。政治教育的专门研究能否建立起相应的政治教育学，是由政治教育相对独特、清晰的研究领域所决定的。政治教育学将主要围绕其特殊的研究领域——政治教育社会实践活动，辨析政治教育的基本内涵，揭示政治教育社会实践活动的特点和规律，明确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探索确立政治教育学的范畴，建立政治教育学的基本理论，进而构建政治教育学的基本学科体系。一门学科建立的指导思想、学科前期的经验积累、学科的基本概念、学科的基本内容、学科建设的基本方法，以及学科涉及的领域等，一定意义上都是在探索厘定学科归属过程中，逐步框定、筛选、澄清、明确、并确立下来的。因此，政治教育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必须首先确定其学科归属。同时，确立政治教育学的学科归属，对于把握政治教育学学科理论体系的发展脉络，探索政治教育学的基本学术观点，确立政治教育学学术语言体系具有重要的作用。政治教育学的建立是科学门类深化细分的必然结果。探索确立政治教育学的学科归属，有必要考察近现代学科门类基本概况与趋势。近代自然科学最初在西欧产生。在此之前，科学的概念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认可。直到15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资本主义的发展，才为近代科学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科学门类的产生、划分由此起步。科学发展至今天，门类的概念实际上已经完全不足以表达对科学种类的区分。在我国，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学位〔2009〕10号）的规定，学科门类是国家进行学位授权审核与学科管理、学位授予单位开展学位授予与人才培养工作的基本依据。
2011年3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颁布修订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规定我国分为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艺术13个学科门类。各门类之下又设置110个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专业）已多达几百个，同时，各高校又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在二级学科（专业）之下设置了不同的专业方向。科学门类的划分、深入、细化是社会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科学进步并迈上更高层次的必由之路。从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到学科体系的构建与不断完善的过程可见，任何学科的发展与进步都历经了从一般到个别，由共性到个性，由宏大抽象到深入具体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发展演进，是科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和延伸的重要体现，是社会实践发展需要理论指导的必然要求。科学研究以及学科专业的深入与细化，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相关学科发展提供了重要参照，成为探索政治教育学学科归属的基本依据。在我国，当前政治教育的概念及其内容主要包含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之中。探索政治教育学的学科归属，还必须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入手分析。前文已经述及，思想政治教育包含了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和思想教育等方面的主要内容。对思想政治教育所包含的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和思想教育等内容开展专门研究的过程，有助于探索和揭示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和思想教育等各自的、特殊的教育实践活动的矛盾和规律。从学科隶属关系上看，如果将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一门“上位学科”，其研究和揭示的规律是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作为一个集合体普遍存在的一般的、共性的内容和规律，那么对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和思想教育及其形成的相应的“下位学科”开展研究，探索和揭示的则是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和思想教育各自的、特殊的研究对象和内在规律。我们试图建立的政治教育学，特殊的研究领域是政治教育的社会实践活动，研究探索的是政治教育社会实践活动领域的个别的、特殊的规律。从这一意义上讲，思想政治教育学与其所包含的内容所形成的相应的学科之间的关系可概括为“上位学科”和“下位学科”之间的关系。可见，从学科的归属上，本文探讨研究的政治教育学，这一“下位学科”（或称为学问）理所当然归属于思想政治教育这一“上位学科”之下。
200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发的《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中，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个二级学科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一级学科之内，按照归类的基本原则，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下位学科政治教育学自然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之下的“三级学科”。从政治教育学效果上看，政治教育学的建立将会推动其“上位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深化发展。一方面，从思想政治教育到政治教育的研究过程，是一个从一般到个别、共性到个性的研究过程，反映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达到一定高度以后，要求进一步深化和细化的过程。另一方面，通过学科细化，深入到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内部，分别对其所内含的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的过程进行研究和比较，探明各自的基本内涵、特点和规律，才能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进程和共性规律进行更高层次提炼、概括和总结。归纳起来，可以将思想政治教育与政治教育的研究过程，概括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政治教育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过程。这一过程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深化与细化的必然趋势，对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三、政治教育学的学科属性
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下位学科”的政治教育学，与其“上位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相比，既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共同属性，如阶级性、实践性、价值性、科学性，同时更具有其特殊的学科属性。
1.政治教育学的专属性。学科专属性是指一门学科有且独有的属性，它是一门学问或者一个理论发展成为一门学科的最基本的条件。政治教育学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下位学科，其学科专属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政治教育研究领域必须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二是对政治教育的研究必须形成独特的、较为系统的知识体系。独特的、系统的知识体系，是指通过对某一领域长期的科学研究积累，形成了由一系列概念、范畴、原则、规律、方法论等组成的知识系统即理论体系。其中对政治教育学范畴的研究，特别是最终确立的政治教育学范畴体系，将成为政治教育学知识体系最核心的组成部分。本文将主要对这两个专属性特征进行阐述，其中政治教育学的知识体系主要是通过政治教育学范畴体系得以展现。
2.政治教育学的人本性。这里的人本性，即以人为本，是指人在特定实践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意识能得到足够的重视。一定意义上，政治教育学的人本性是由政治实践发展中的人本性决定的。当今社会，民主政治制度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确立并快速发展，主要发达国家都将培养公民的主体意识，公民参与民主政府的治理意识和能力作为政治教育的基本目标之一。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发展，客观上要求国家和社会治理必须重视“人”的因素。早在2300多年前，儒家先贤孟子就得出治国理政“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基本论断。新中国建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加快发展，2003年同志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党的十报告进一步确立了“必须更加自觉地把以人为本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政府和社会对人在政治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视，“人”的因素受关注的程度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政治实践发展的人本性，客观上要求政治教育实践中必须同样重视人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意识。只有在政治教育中做到以人为本，重视人的作用发挥，人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意识才能在政治实践中真正展现出来。
体育科学研究的意义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在当前我国教育研究创新乏力的情况下，确立一种新的教 育研究范式取向，将成为我国教育研究创新的突破口。鉴于我国教育研究者对研究范式重视 不 够，对科学实证研究范式过于迷信和信仰等问题，又由于当代社会主流思维方式转换、教育 过程的本性和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理趣使然，必然要确立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人文主义取向。 以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作为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新取向，必须重视本土化问题，为此，应处理 好传统与现代、外来与本土、本研究范式与其他研究范式的关系。
一、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现实问题
从总体上讲，目前我国教育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
一方面，教育研究者对研究范式缺乏应有的重视，很多研究者尚无明确的研究范式意识。有学者以某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2004年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为文本，分析了这些论 文 中所体现的教育研究范式。结果发现，“大部分的研究者缺乏方法论的自觉意识，甚至有些 研 究者还没有这方面的意识”［1］。教育研究中有太多的直觉、思辨，有的研究甚 至就是想当然，过于模糊、宽泛、松散，许多结论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具有 较大的随意性、习惯性和自发性，所能起到的主要是议论和舆论的作用。它更多的是一 种研 究者个人观点和感受的阐发，通常结合社会当下的时弊和需要对有关问题进行论说或提出建 议”［2］。教育理论中充斥着“正确的废话”，这样的教育研究，难以在学术界获 得应有的地位，难以为教育实践工作者关注，更谈不上教育研究的创新发展。
另一方面，人们对科学实证研究范式又过于迷信和信仰。当代教育研究笼罩着缠绵悱恻的 经验主义的情趣。许多人认为，运用观察和实验等所谓科学的手段与方法就能确保经验事实 不断得到积累，如能对不断得到的丰富的经验事实加以归纳、总结，就能自动产生科学理 论。狭隘的经验主义使教育科学研究第一线的实践工作者非常蔑视思想和理论，尤其蔑视哲学。在不少人眼里，所谓 教育研究不过是搞几张问卷或量表去调查，或在某个范围内进行种种测试或实验。这种单 凭经验或经验至上的情绪，使教育研究实际走到了极端缺乏思想和理论的地步。
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作为崛起于20世纪中期的一种在自然情境中以收集定性资料为主，通过 诠 释和移情的途径来揭示和理解教育及其内部意义的研究范式，虽自20世纪90年代已引入我国 教育研究领域，但之后并未获得正常发展。它对我国教育研究创新的引导作用也就没能发挥 出来。
二、确立教育研究范式的人文主义取向的理由
从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现实问题出发，实现我国教育研究的创新，就必须从教育研究的生产方式上进行变革，也就是说，我们须深 刻认识人文主义研究范式在当前教育研究中的意义与价值。确立教育研究范式的人文主义取 向，其理由如下：
1.当代社会主流思维方式转换使然
影响教育研究的因素很多，其中有一种历史的因素时刻与教育研究的每一个环节相关， 它就是一定时代的主流的思维方式。
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当代社会思维方式的变革在于转换了一种模式，即从主体与客体对立 的、以实证科学为楷模的认识模式，转向以主体间性和互动建构为主的认识模式。这种转变不仅表现在认识的目的、真理、知识的性质等问题的界定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 认识模式本身的解释上。也就是说，认识不再被看做是在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之间产生的表象 与本质的符合，而是被看做一种解释的活动。这种解释活动依赖于解释者生活于其中的语境 ，即“生活形式”之中，并且解释所产生的意义是一个过程，且永远没有穷尽。
人文思维逻辑与科学思维逻辑作为两种不同的思维工具有着各自的用途与适用范围，并随对 象的不同特性与需要而决定取舍。当世界经济表现为一体化趋势的时候，科学思维的逻辑就派上了用场，而在当今这个文化多元和追求差异的社会里，追求多样性的人文思维逻辑就占据了主流地位。在此背景下，教育研究过程中也必将注重人文思维逻辑的运用，教育研究范式也必将转向人文主义的研究范式，这是适应哲学思维方式转换潮流的必然选择。
2.教育过程的本性使然
教育过程是教育研究的重点，其本质属性决定了教育研究范式的应然取向。
首先，教育过程是一系列对立范畴的辩证统一体，即物质的与精神的、事实的与价值的、外求的与内省的、存在的与意义的、物化的与人文的等等，但教育活动或教育实践并不是在两极之间摇摆的，而是有层次的。教育的完整意义具有一个“核心”，在一系列对立的两极之间，笔者坚信，教育的“核心”是内隐的和精神的，教育活动的本性在于精神的、价值的、人文的和意义的—面。
我们可以说，没有校舍、没有课本，就没有正规教育；没有了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知识准备，教育活动就很难达到它应有的效率。但不能说，有了校舍，有了课本，有了掌握心理学和生理学知识的教师，所发生的教育活动就是有意义的和有价值的。有这样的情况，即一个现代化设备的课堂，传递的却是非科学的知识，这是一种异化的教育，一种负教育。校舍、桌椅、课本和知识 等，虽然是教育活动所不可缺少的，但不是教育活动的核心。教育活动的核心是教育活动所欲表达的人类对真、善、美等价值的追求以及对意义的关怀与寻觅。因此，教育活动具有极强的人文性，它内在地与“理解”、“体验”、“价值”、“意义”等范畴联系在一起。
其次，教育活动的核心是精神的和人文的。因为我们无法将全部教育问题的意蕴客观化，无 法从纯粹客观的角度理解教育活动和教育实践。教育过程无法还原为一个实体或得到严格控 制的操作过程。教育活动中较高层面的内涵并非在归纳推理或统计规律的意义上由低层面的 内涵推演而来。教育中的人文性或人文精神是历史地生成的，同时也是依据个体的智慧与觉 悟 而存在的，也就是说，不同见识、不同修养的个体所见到(悟到)的教育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教 育的核心由于文化历史和人格个性的参与，所以它本质上是约定的，而不是外在规定的。因 为其约定性，人类理解或说明教育的历史是一种互为主体性或主体间性的历程，教育活动就 具有了很强的独特性和个体性。由上述可知，教育过程深刻的人文性决定了教育研究范式人文主义的取向。
3.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理趣使然
教育不是当时当世之事，而是古已有之，教育研究亦是如此。因而，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理 趣就成为今日教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首先，从我国传统教育的内在意蕴来看，我国传统强调为学贵在觉悟。许慎在《说文解字》 中认为，“学”为“觉悟”。为学的根本意义在于觉悟，这一点决定了我国一切学术 的 根本路向。中国人为学的目的，是致力于学问的探讨，不仅求真，而且求善、求美、求意趣 。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核心是意义的生成，强调教育研究的主题在于深入解析教育现象背后 的意义。人文主义研究范式追求意义的建构，这与我国传统为学求意趣的研究指向有殊途同 归之妙。
其次，我国传统教育研究讲求道理，道理是开创性思想家的洞见慧识，是以其学养、智慧和觉悟作铺垫的，脱离不了主体性的肯认或体认。道理所具有的哲理强制性和普遍接受性，本质上是建立在相互主体性脉络意义的合情合理与共认共识之上的。合情合理指道理的强制性，共认共识指道理的普遍性，意味着相互主体的可体认性与可接受性［3］。人文主义研究范式强调研究主体和客体的互动和融合，走向“主体间性”，教育研究的目的是主体和客体达到“视域融合”式的理解。这与我国传统教育探究中注重研究主体的相互可体认性与可接受性不谋而合。
最后，我国传统教育探究所达成的是学问，是觉悟，这决定了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路向是内省而不是外求；是体验(体悟)，而非经验(感知)。一句话，它是为求“心”，而非为证“物”。心的觉悟或者说生命的体验是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法门。人文主义研究范式强调研究者的重新体验和表达，这与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路向是一致的。
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理趣与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种种暗合为其在我国的生长提供了可能。 三、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本土化
以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作为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新取向，必须重视其本土化问题。为此，应处 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
1.要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做到“古为今用”
要使外来理论在我国生根发展，不仅要研究中国教育的实际问题，更要透过表面现象， 去把握教育文化传统的内在血脉。因为我们始终处在传统中，而且传统始终是我们生命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失去了本国文化传统的支撑，再好的理论和方法也难免走样。教育研究必 须对本国的教育传统进行应有的提炼和升华，才能使民族精神在研究范式的演进中得以弘扬 。人文主义研究范式要实现本土化，无论如何都应以我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这 就意味着我们在进行教育研究时，不能人为地割断现代教育研究与其历史之间的联系，否则 ，我们的研究就只能是一具外壳，而没有生命活力。
2.恰当解决外来与本土的关系，做到“洋为中用”
众所周知，实践总是特定时空中的实践，悬离于特定文化与社会境脉之外的教育实践并不存 在。由于教育思想构建过程本身也是在特定文化与社会境脉中进行的，因此，尽管特定文化 与社会境脉可能具有某种类型的代表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类文化与社会的某些共同 特 征，但任何教育思想都首先是体现或蕴涵着特定文化与社会的属性，反映着特定文化与社 会的价值诉求。正是这些具体的文化与社会意蕴，正是这些背后的东西，使思想具有了某 些相应的话语特征［4］。就人文主义教育研究范式的引进而言，它生长于西方特定 的文化与社会境脉之中，它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社会的话语特征。要想确立对中国教育研究 真正具有引导力的教育研究范式，就必须深入研究中国的文化与社会境脉，并使其最终带有 “中国话语”的特征。也就是说，我们在吸收外来优秀成果之后，还要有一个“外来思想的本土化 ” 过程。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经过这样一个基于本土实践的再赋义、再改造的工作，便不再是外 来的理论，而成为本土的教育研究范式。
3.本研究范式与其他研究范式的关系
实际上，教育研究的不同范式之间并不是一个简单替代和否定的过程。迄今为止，任何一种 单一的研究范式都不能在整体上为教育提供全面合理的解释。各种研究范式都有其长处和短 处，这说明每种研究范式都有其价值性和局限性，其合理性是相对的。笔者认为，当前我国 教育 研究范式的人文主义取向是基于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现实问题而补偏救弊所做出的选择。为 了更全面合理地解决教育中的问题，教育研究需要各种范式的“和平共处”，以充分发挥 各自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朱志勇．教育研究方法论范式与方法的反思［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5(1) ．
［2］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12)．
体育科学研究的意义范文第4篇
关键词： 方法论 语文 教学
著名教育家叶澜认为“在一定意义上，一门学科的方法论水平，可以成为衡量这门学科成熟度的重要标志，而方法论的发展也必将成为促进学科成熟度提高的最根本手段。”语文作为学科教育的中流砥柱在教育改革的宏大背景之下自然要将方法论的研究纳入到当前的学术视野中来，以求与文学课本身的完善与成熟，这是语文教育之繁荣与创新的最佳突破口。
1.新课程语文教育研究方法论的欠缺
1.1语文教育研究方法论指导下的研究目标定位有失偏颇。“从哲学的文化类型上说，现今世界上有两种哲学：一种是认识论哲学，一种主要是存在论哲学。”传统语文教育研究倡导注疏，而现代及当下语文教育则进行本质主义的研究。众所周知，二元对立是认识论的基本特征，本质主义则是一种典型的主客二分的唯科学认识论模式。相对而言，存在主义抵制二元对立，推崇以人为本。本质主义研究务实语文教育作为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关乎人本身的历史文化过程的实践生成性与意义可塑性，将语文教育物化，从而割断了语文教育作为人的活动与世界整体性的关系，其结果就是语文教育很难达到相应的哲学理论高度。
1.2语文教学研究方法论缺乏历史延续性。语文教育研究虽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但其中并不存在一条连贯的语文教育研究方法轨迹。传统与现代似乎是不证自明的二元对立，加之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语文教育研究方法论几经断档，并未自成系统。换个角度来讲，传统与现代应该是一脉相承的。美国学者希尔斯教授在其经过二十五年潜心研究而撰成的专著《论传统》中认为，“传统是围绕人类的不同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一种对社会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创造性想象的积淀”。他认为作为一个社会的文化遗产，以表意象征的方式使人类的代与代之间、历史阶段与历史阶段之间保持了连续性和统一性，给人类生存带来了秩序和意义。
1.3缺乏具体研究的理论高度。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的语文教育研究以政策解读、经验总结、工作汇报为主要方式，无理论性可言。研究者很少到实践中作研究，是典型的书斋式研究，缺乏实证精神，理论建构缺乏现实依据，只能从宏观上进行泛泛的“完全正确”的大理论论述。按照形式逻辑规则，内涵越大则外延越小，外延越大则内涵越小，因此其理论缺乏可信性与可操作性。
1.4具体研究方法缺乏系统，导致研究方法选择上的主观性。目前，我国教育研究使用的一般方法包括观察方法、试验方法、调查方法、统计方法、历史方法、逻辑方法、比较方法、因素分析方法及个案分析方法等。这些基本方法作为语文教育研究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语文教育研究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运用，但研究者从未在理论上深入领会这些方法的真正内涵。
2.新课程语文教学研究方法的欠缺原因
2.1概念范畴混乱。任何学术研究首先要理清所据概念范畴之含义，然后研究才有可能，语文教育研究尤应如此。传统语文教育研究讲求意会领悟，现代语文教育中简单的经验主义或主观臆测使语文教育研究所使用的一些感念范畴始终飘忽不定。仅“语文”二字就让研究界争论不休，无法在学术的层面上达成共识，研究者各自遵循自己的思路，无法在同一概念范畴内进行平等对话，从而阻碍了语文教育的发展。
2.2非逻辑的理论体系。逻辑性是衡量一种理论体系完善与否的重要标准。由于语文教育研究方法论的不足，语文教育研究虽多点开花，但却始终无法形成逻辑性的理论体系。虽然语文教育学（或语文教学法）改名称为语文课程与教学论，但从其深层实质来看，整个语文教育研究尚未真正自成一体，依然是各研究小领域各自为战，如阅读研究、协作研究等等，而没有立足于人，将语文教育作为文化整体加以逻辑性的理论架构。
2.3语文价值与意义的沦丧。在一定程度上，价值与意义是某件事物存在的唯一理由。语文教育研究作为一项学术事业，所追求的是语文教育的学术价值和意义。传统的注疏、“文以载道”是从儒家道德伦理出发并为其服务的；现代教育则是从政治思想教育立场和应试教育的功利主义出发强调语文教育的工具性。即使如今对语文教育价值与意义的反思也只是将语文功利主义工具观与人本（文）主义进行调和，其结果是刻意抛弃功利主义，同时却无法找到通达人文价值的路径，语文教育的价值与意义暂时处于真空状态。
2.4学科地位的动摇。语文教育由于其研究方法论的不足，以及上述一系列问题的出现，不由地令人担心其学科地位的存在，或许是杞人忧天，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语文教育的学科性质、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目前都还处在变化的边缘，作为一个交叉型学科，研究方法论的不足将会动摇其学科的地位。
3.新课程语文教学中方法论的运用策略
3.1关注与其他相邻学科的联系研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语文教育研究的理论深度与广度都增强了，逐步从语文教学方法层面深入到语文教育的本体论、价值论、文化学层面，研究的视角也从单一的经验与思辨的研究发展到了从众多相邻学科的角度来分析、阐述语文教育的问题。尤其是二十世纪末由《北京文学》发起的一场关于语文教育的世纪大讨论是对语文教育研究与实践的一次较为全面彻底的总结与反思，似乎达到了语文教育研究理论的历史最高度。
3.2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语文教育研究多方借鉴，从西方的文学理论、系统科学、文化学、语用学、应用语言学、阅读学、写作学、问题学、现代教学理论等学科汲取理论营养，在语文教育研究界已经掀起一股新的争鸣繁荣之风。
体育科学研究的意义范文第5篇
一门学科的定义、研究对象以及学科性质是学科确立的几个重要因素。其中，定义是一门学科存在的基础，又是一门学科发展的条件。研究对象决定该学科的基础、学科的性质、研究内容、体系结构等基本问题。可以说，明确研究对象是任何一门学科的首要问题，也是一门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标志。学科性质是一门学科本身所具有的、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征。
1997年，国务院学位办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把体育学列为教育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并本着“科学、规范、拓宽”的原则，将原体育学中的11个二级学科合并为运动人体科学、体育教育训练学、体育人文社会学、民族传统体育学等4个二级学科。其中，体育教育训练学是由传统的体育教学理论与方法和运动训练学两门学科组合而成的交叉性的综合学科。这标志着体育教育训练学首次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出现在体育学学科体系之中。作为一个二级学科，体育教育训练学是体育学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分化，也是其所属三级学科的“母学科”，对其所属三级学科的研究起到指导性和规范性作用。从目前的研究现状及成果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体育教育训练学自身的基本理论研究还相当匮乏，特别是对其学科概念、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等学科规范方面的系统性成果不多。因此，分析界定体育教育训练学的定义、研究对象及其学科性质对于该学科的建设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 体育教育训练学的定义
体育教育训练学是在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长期实践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这一称谓是在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以下简称1997年的学科专业目录）中第一次出现，它是体育学下属的四个二级学科之一，是由此前体育教学理论与方法及运动训练学两个二级学科合并而成。它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以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活动作为其产生的前提条件、基础和源泉。换句话说，体育教育训练学源于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的实践，其建设和发展也依赖于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实践。它是对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实践活动进行理性思维而形成的一门学科。同时，体育教育训练学是关于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丰富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是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的知识体系，对于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实践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简介》给出了体育教育训练学的基本定义：体育教育训练学是研究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的学科。通过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指导各个运动项目的技、战术学习和教学训练过程的组织实施。
黄汉升（2003）认为：体育教育训练学是一门研究体育领域中体育教育教学与运动训练一般规律的学科。体育教育训练学旨在通过对体育教育教学与运动训练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指导如何通过体育活动达到育人和增进身心健康的目的，指导各个运动项目的技、战术学习与教学训练过程的组织实施，研究体育教育教学与运动训练的基本特征及其发展规律。［1］
综合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的历史演进、1997年学科专业目录中有关体育教育训练学的表述以及黄汉升教授对体育教育训练学下的定义等各方面信息，体育教育训练学可以定义为：体育教育训练学是研究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问题的学科。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实践是体育教育训练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换言之，体育教育训练学的研究内容涵盖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两大领域，涉及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的对象、内容、方法、组织实施等各个方面。
2 体育教育训练学的研究对象
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围绕我们的物质世界及其在人的意识中反映的形态。研究对象不依我们的意识而存在，根据研究的目的进行选择并组成认识的客体。［2］任何一门学科都必须具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这是一门学科赖以生存的基础，研究对象决定该学科的基础、学科的性质、研究内容、体系结构等基本问题。可以说明确研究对象是任何一门学科的首要问题，也是一门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标志。
研究对象的界定既不能过于宽泛、抽象，也不能过于狭隘、具体，要在抽象与具体之间找到平衡点，这是界定研究对象的前提条件。
关于体育教育训练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以往的研究很少涉及。
在1997年版的《学科专业目录》中，体育教育训练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使得研究范围变窄。因为，所谓理论，就是脱离个别事物的一般化，脱离具体事例的抽象。理论一般相对于“事实”而言，是对“事实”的抽象和概括。其基本要素是概念和解释。方法是指为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途径、步骤、手段等。在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的实践中，还有大量的现象和问题不属于理论与方法的范畴。同时，除了基本的理论与方法，是否还有具体的理论与方法。因此，这种表述不太严谨。
王晓东认为，体育教育训练学的逻辑起点是运动技能教育。［3］逻辑起点是一门学科逻辑结构的起始范畴，是该学科理论体系的始自对象，对于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有直接的影响，并起制约作用。但从体育教育训练学的历史和现状中，并不能推导出运动技能教育是学科的源头，也不能成为联系学科各范畴的关键点。显然，除了运动技能的学习以外，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还把体能训练（或身体素质训练）作为重要研究领域和工作内容。
黄汉升教授（2003年）从矛盾特殊性的视角出发，指出，体育教育训练学是针对体育教育教学和运动训练中独特的运动矛盾进行研究，其研究对象是体育领域中的体育教育教学与运动训练实践的科学问题。［4］本研究更倾向于黄汉升教授的观点。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认为，科学和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终于问题——愈来愈深化的问题，愈来愈能启发新问题的问题。［5］从科学分化出的学科其最终的目的也是解决实际问题（美， l?劳丹）。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成为学科的研究对象，它必须是科学问题。科学问题是指科研人员基于特定的科学知识背景和特定的认知目的而提出的关于科学认识和科学实践中需要解决而又尚未解决的矛盾或疑难。［6］因此，本研究认为，体育教育训练学的研究对象是体育教育与运动训练实践中的科学问题。但这一界定仍然存在过于宽泛之嫌，因为，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都是非常大的概念，它们是实现体育目的的手段或途径，而这些手段和途径必须通过一定形式的身体活动或锻炼行为来完成，而这些活动和行为恰恰是通过一个个运动项目来完成。
转贴于
由此，我们给体育教育训练学一个更为具体的研究对象，即：运动项目教学与训练实践中的科学问题。为什么前面加一个“运动项目”作为定语·首先，任何体育教学和运动训练的展开，都离不开一个具体的运动项目，无论这个项目是奥运项目，还是非奥运项目，是西方的体育项目还是东方传统的项目，是正式的运动项目，还是自发的锻炼方式，是复杂的还是简单的。换句话说，没有运动项目就没有体育教学和运动训练，离开项目谈教学、训练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其次，在体育教育训练学研究生培养的实践中，多数院校是按照运动项目来划分专业方向。研究生们在各专项的教学与训练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揭示规律，解决问题。第三，在一些体育教育训练学的专著中，研究内容也多以运动项目的教学和训练为主。
3 体育教育训练学的学科性质
3.1 体育的本质
3.1.1 体育概念的整体观
关于体育概念和本质的讨论由来已久，但历经百年，仍然没有定论。
早在1917年，毛泽东就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对体育的本质以及德、智、体三者之间的关系做过精辟的分析。他指出：体育者，人类自养其生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之可言者也。他还倡导，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7］在这里，毛泽东把体育看作是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
上世纪70年代起，各种争论继续，概括起来有几个重要的观点，一个是教育说，即体育的属性是教育。美国的《韦氏大辞典》对体育的定义是：“体育是整个教育的一个方面，它采用运动活动和有关经验从心理上、体力上、道德上、精神上和社会上来使个人充分发展，使他成为国家和世界上的一个有用的公民。”前苏联《体育百科全书》(1963年版)也有类似的界定：“体育，整个来说，是教育的一个方面，是体能全面发展，形成和提高人的生活中主要运动技能和本领的有计划过程。”任杰等认为，体育在本质上不是一种通过身体而是一种针对身体的教育，他的独特功能是育体。［8］二是社会活动说，认为体育的本质必须从教育和文化两个范畴来认识，同时，体育不仅具备生物学特征，而且还具备社会学特征。［9］三是技能说，例如费尔辛(1967)和齐柯勒(1968)的定义认为，“体育是把运动作为一种技艺、科学和有意义的过程来进行学习。(费尔辛)” ；“体育的普遍定义是作为志愿和有目的的人类运动的技艺和科学。(齐柯勒)”［10］。第四，生活说。卢元镇认为，虽然有一部分体育技术从生产劳动技术移植而来，体育也可以作为传授劳动技能的辅助手段，但是体育的本质是属于生活的。［11］本文同意第二种观点，即体育是一个大的概念，给它下定义既要有符合定义的逻辑，又要结合当前的体育实践，不能仅从字面意思来臆断。体育界的前辈熊斗寅先生在1996年给体育下过定义：体育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它以身体与智力活动为基本手段，根据人体生长发育、技能形成和机能提高等规律，达到促进全面发育，提高身体素质与全面教育水平，增强体质与提高运动能力，改善生活方式与提高生活质量的一种有意识、有目的、有组织的社会活动。［12］本文基本认可这个定义的基本内容，但该定义过于强调了体育对人的作用，而忽视了现代体育对于社会、国家的价值和功能，同时，作为一个定义，内涵过于具体，外延相对就会越窄。因此，这个定义是不完整、不全面且过于具体的。本文给体育一个新的定义：体育是以身体与智力活动为手段，以增强人的体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丰富社会文化生活，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为目的的一种有意识、有组织的社会活动。
3.1.2 运动是体育的核心
与体育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是“运动”，人们常常把体育和运动放在一起，那什么是运动，体育和运动的关系又是什么·现代汉语词典中，运动是一种涉及体力和技巧的由一套规则或习惯所约束的活动，通常具有竞争性。在体育领域，运动一是泛指身体活动的过程；另一个含义是指体育的手段，其中包括各种游戏和专门的运动项目。在辞海中，运动是从事体育活动的基本内容和方法。包括旨在促进身体正常发育和充分发展身体机能的各种锻炼方法和活动项目。［13］可见，运动既指称锻炼方法又指活动项目。
在体育学者的眼中，体育和运动的关系同样密切。李宗浩认为，只要是体育，必然离不开身体运动。没有身体运动的体育和体育离开身体运动都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称身体运动为体育的核心手段。［14］唐炎等认为，“运动”是构建“体育”的一个核心要素，用当前广泛流行的博弈论话语来说，运动是体育的“关键加入者”。［15］韩丹在研究了1974年国际体育名词术语委员会编定的《体育与运动词汇》中关于体育与运动的一些概念后指出，人的运动就是人的运动动作总称，是体育和竞技的行为根本和逻辑起点。［16］还有的学者认为，运动是体育的核心和基本手段，没有运动，也就无所谓体育。茅鹏谈到，运动是体育的资源，没有运动就没有体育。运动客观地给体育提供着生生不息的无穷活力。［17］常先厚认为，国人为了达到强化体能的愿望，从而以各种“运动”作为内容，通过运动达到“育体”的目的。［18］陆作生给体育进行了重新定义：体育就是为更好地实现运动价值，而不断提高或展现运动水平的文化活动。尽管本文不赞同这个定义，但他把运动作为体育核心部分的观点还是值得借鉴的：那么体育的(本质)内涵究竟是什么呢·即使暂时还不能准确回答，我们也能认识到这(本质)内涵应突出“运动”这一概念，体育不是因运动不断发展变化而产生的吗·现在这些体育活动不也没离开运动吗·［19］
综上所述，运动是体育实践形态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是体育最基本最主要的实践手段。可以说，没有运动，就没有体育。［20］而运动项目是运动的具体形式和表现，它包含了体育的基本内容，也反映了体育的基本特点。一个个鲜活的运动项目才是体育区别于音乐、舞蹈等其他社会文化活动的核心和根本。转贴于
3.2 体育学的性质
上世纪八十年代，体育界对体育学的学科属性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探索和讨论，最终，多数人的意见是，体育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体育科学中存在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多种学科，体育科学是一门综合性科学。［21］近年来，仍有很多研究者对体育学的性质进行探讨，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中体育学归于人文社会科学门类下这一定位，指出，体育学研究的对象是体育，体育并不是单纯的人体的生理运动的自然现象，而是以人体运动为基础的人文社会现象。因此，以体育人文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体育学，应归入人文与社会科学门类。［22］田野等认为，体育科学是研究体育现象、揭示体育内部和外部规律的一个系统的学科群。体育科学研究的主体是运动的人体，因此，体育科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研究领域涵盖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关领域。［23］
在1997年的《学科与专业目录》中，体育学是教育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具有教育学的属性。
张岩认为，体育学没有自己的核心学科。体育科学体系众多体育学科的产生，是由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散发、辐射至体育领域，与体育实践、体育现象及体育学的经验材料相结合的结果，也就是运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体育现象的成果。体育科学体系结构的这一特点表明，体育科学的几乎所有学科，体育科学体系整体上具有跨学科的交叉科学性质。［24］综上所述，虽然体育学的属性问题一直没有定论，但多数的学者认同体育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或者是一个系统的学科群。然而，作为一个被众多学科分类体系所承认的独立的学科，体育学的存在一定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其学科的性质及其体系应该是明确而具体，且层次清晰的。如前所述，运动是体育的核心要素和基本手段，运动项目包含了体育的基本内容，因此，与其说体育关注的是人的身体的发展，不如说体育是以运动为核心，通过一个个鲜活的运动项目来为人提供健身、娱乐服务，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以此为逻辑起点来定位体育才更为贴切，也更符合体育的特点，也正是体育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
3.3 体育教育训练学的学科性质
学科性质是在学科分类基础上对某一学科基本形态与本质特点的界定。有两种界说学科性质的思维路径：其一，依据学科理论来源或者依据学科功能；其二，该门学科是基础理论学科还是实践应用学科·
1997年的《学科与专业目录》中，体育学分为体育教育训练学、运动人体科学、体育人文社会学和民族传统体育学。尽管四个二级学科是并列的关系，但综合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以及学科属性等几方面特点看，它们还是有性质和层次差别的。
在这四个二级学科中，体育人文社会学是应用人文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体育这一社会现象进行研究，旨在从理论上提出有关体育决策的建议，并在建立和完善我国体育方针、政策、法规和制度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运动人体科学是生理学、解剖学、生物力学、医学等在体育领域的渗透和发展。它们显然具有各自母学科的性质和特点。民族传统体育学是研究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理论与方法体系的学科群，它以武术、气功、养生以及其他民俗传统体育为研究对象，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挖掘、整理和创新，并使之发扬光大。有人认为，民族传统体育学应归属于人文社会学科，因为它更多地从民族学和传统学、体育学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当前这三个学科当归入社会科学的范畴内。［25］但也有作者认为，民族传统体育学是一门超级交叉学科，很难说是归属那一门类，因为它不仅包含着和其他体育项目一样的教育学和训练学理论与方法，且需要借助体育人文社会学和运动人体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究，可以说涵盖了其他三个体育学二级学科的所有理论，更有他自身独特的一套技术和理论体系。［26］总之，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领域不仅包括自然科学学科所涉及的各种运动技术的应用性研究、传统体育的人文社会研究和与其它领域相融合的综合性研究，同时，它还具有不同于现代体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民族传统体育学是以体育学、民族学和人类学为基础，综合了它们的理论和方法为自己的方法论，并密切联系社会学、生态学、考古学、历史学、宗教学、经济学、教育学等学科，对我国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进行研究，它是一门人文社会学科性的、综合性的交叉性学科。［27］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除体育教育训练学外的三个二级学科，要么是其它成熟学科在体育学的渗透和深入，要么是运用其它学科的理论、方法研究体育实践中的问题。都不是体育学所专有的、独立的本源性学科。
考察体育教育训练学的学科性质和特点，主要从三个问题展开：第一，体育教育训练学到底属于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第二，它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第三，它在科学体系中属于哪个层次·
首先，在1997年的《学科专业目录》中，体育教育训练学是研究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的学科，是在体育教学理论与方法和运动训练多年发展过程中，于1997年两者结合而成的新学科。其学科研究范围为体育教学理论与方法和运动训练理论与方法。既然是教学与训练的理论与方法，体育教育训练学就更接近于教育学的属性。但这样理解是片面的，因为，体育教育训练学不同于教学论和教育学，它不仅研究教学和训练的理论与方法，它还研究作为教学内容的各个运动项目的技战术发展问题，而技战术问题的研究属于自然科学领域。因此，体育教育训练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