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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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导论范文第1篇

在60和70年代，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经历了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变，到本世纪末，又面临着第二次重大转变，即从历史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变。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生的这两次转变表明，不但科学主义已经趋于衰落，而且正在走向它的反面——非科学主义或反科学主义。于是，人们自然要问：难道这就是科学哲学的命运？换句话说，后现代主义是当今科学哲学的真正出路吗？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生的这两次转变的实质是什么？本文试图循着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展演变的思想脉络，在评析逻辑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基础上，来回答上述问题。

1　逻辑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兴起

在20年代后期，维也纳学派发表《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学派》这一宣言书，掀起了一场举世瞩目的“科学的哲学”运动。这场哲学运动有一个科学主义的强纲领，那就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和哲学观。

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有两个基本点：

（1）强调真正的科学知识只有一种，那就是自然科学，除此之外，并不存在其它种类的科学。关于这一点，洪谦先生在《维也纳学派哲学》一书中说得很明白：“科学之为自然理论的体系，之为实际真理的系统，在原则上仅有一种，就是自然科学。”[1] 所谓精神科学根本不成其为基本科学，它只是“文化生活的体验方法”[2]。可见， 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或者说精神科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倘若确有精神科学存在的话，那么，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方法上而言，还是属于自然科学范围内的。维也纳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卡尔纳普主张一种物理主义的观点，他认为，“物理学语言是科学的普遍语言，这就是说：科学的任何领域内的语言可以保存原来的内容翻译成为物理学语言。因此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科学是一个统一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之内并无在原则上不同的对象领域，因此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并不是分裂的。这就是统一科学的论点。”[3]

（2）强调科学是一种独特的文化， 科学与其它文化之间存在着一条截然分明的界线，可将经验证实原则作为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视野里，科学与非科学文化分别对应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叫做认识世界，另一个叫做体验世界。科学以认识世界为对象，试图通过数学计算和经验证实的方法，建立起各种世界秩序的体系；而一切诗歌、艺术等非科学文化则以体验世界为目的，采用的则是丰富的想象与兴奋的情绪，追求一种身临其境、天人合一的境界。因此，他们认为，在科学与非科学文化之间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根本区别：①从性质上看，存在着知识与体验的区别。“知识是事实的证实的认识，体验是感觉的所与性的了解；知识是以形式构造为对象，体验则以主客观世界的一致为对象；知识是科学的基础，体验则是生活的方法。”[4] ②从依据上看，存在着事实与价值的区别。科学的依据是事实（或观察陈述），理论必须由事实来判决，如果理论与已知的事实完全一致，那么它将得到证实（或确认），如果理论与已知的事实相违背，那么就会遭到拒绝。因此，科学是客观的，与价值保持中立。相反，象伦理学、美学等非科学文化依据的则是价值陈述或价值判断。③从语言上看，存在着表述与表达的区别。科学的语言具有表述作用，它们表述的是经验事实，可以得到经验的证实或证伪，因而在认识上是有意义的。相反，各种非科学文化往往采用的是表达性语言，这种语言虽有表达个人感情和理想的作用，并能以此感染别人，但是并没有表述任何经验事实，因而在认识上是无意义的。

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观是建立在上述科学观基础之上的。概括地讲，它们有三个要点：

（1）强调哲学是科学范围内的活动。 逻辑实证主义者不仅确定了哲学的性质，而且也规定了其活动范围。在他们看来，哲学不是一种学问，而是一种活动。哲学就其本质而言，不能与科学并列或超越科学，而是属于科学范围内的活动。一个哲学家若要建立他的“世界观”，则必须以科学的“世界图景”为根据。哲学不能从任意思辨中构建它的“世界观”，它必须从经验科学中得来。

（2）强调哲学只不过是科学的逻辑。 哲学的任务并不在于建立哲学命题，而是对科学作逻辑分析，使科学命题的意义精确化、明朗化。而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与物理学）所运用的逻辑的分析方法就是哲学的方法，要求概念明确，分析严密，观察精细和证据确凿。

（3）拒斥形而上学。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 形而上学不过是“概念的诗歌”，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领域里的全部断言陈述全都是无意义的”[5]。所以，应当予以彻底清除。

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和哲学观与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方面，在这样的科学观和哲学观驱动下，逻辑实证主义者不仅将科学主义的浪潮推到了历史的最高点，而且也将科学哲学带进了最繁荣辉煌的时期：类似于科学研究，科学哲学也成了一种智力追求，成为一门相当严密和精深的学科。在这个领域里，聚集着许多颇有才华的科学家和精通科学的哲学家，不少人毕生从事这一学科的研究。原因很简单：因为科学不仅是文化的中心，而且是唯一“有意义”的文化；而哲学的任务就是为了说明科学，因此，科学哲学也成了唯一“有意义”的哲学。

但是，另一方面，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和哲学观也是科学哲学日后陷于困境的一个重要根源。这种科学观和哲学观存在着许多明显的缺陷：①只承认自然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排斥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②用非历史的观点看待科学与非科学的界线，把它看成是凝固的、一成不变的；③将哲学限定为是科学范围内的活动，这种主张也经不起推敲。人们自然要问：为什么哲学不可以是道德范围内的活动，或艺术范围内的活动？④至于逻辑实证主义者所确定的哲学方法即逻辑分析的方法，对于科学哲学来说更是困难重重。事实上，人们最终发现光靠逻辑分析并不能说明科学理论的意义，更不能说明科学理论的历史发展。正是由于这些诸多的缺陷，逻辑实证主义这种“正统的”科学哲学既遭到外部人文主义者的有力抨击，又受到内部“非正统的”科学哲学即历史主义的严重挑战。

2　历史主义：科学主义的衰落

科学哲学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变，对科学主义来说，是一次重大打击。与逻辑实证主义相对立，历史主义的科学观的基本点是：

（1）不但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界线，而且甚至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也不存在明确的界线。用劳丹的话来说，叫做“分界问题的消逝”。理由是“习惯上被视为科学活动和信念都具有明显的认识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提醒我们注意，寻找分界标准的认识形式可能是无效的”。[6] 因为人们无法找到某种“认识的不变量”可以当做划界标准，因此，分界问题是一个虚假的问题。

（2）科学并不是价值中立的。 历史主义者十分注重对科学理论作整体的评价而不是单个理论的评价，他们把“范式”（库恩）、“研究纲领”（拉卡托斯）、“研究传统”（劳丹）或“背景理论”（费耶阿本德）这样的“大理论”当作分析科学的基本单元，强调“特定理论是更大的传统或‘大理论’的部分，而后者以往的成功或失败关系到特定理论在经验上能否妥善建立”。[7] 因此，在历史主义者看来， 科学的依据并不是（或不只是）经验事实，或者说除了经验事实以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处于某个“大理论”核心代表该“大理论”的根本的价值观念或价值标准。劳丹甚至明确指出，科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解事实、探求真理，“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活动”。[8] 由此释可见，在关于科学的依据是事实还是价值的天平上，历史主义者似乎更倾向于价值而不是事实。

与上述科学观相适应，历史主义的哲学观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1）从哲学的性质来看， 历史主义者的活动已经大大超越了逻辑实证主义者所规定的自然科学的范围，涉及到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广泛领域，有些哲学家又开始重视认识论和形而上学问题在理论评价中的作用。

（2）从哲学的任务来看， 逻辑实证主义者关心的是“科学的逻辑”，而历史主义者则关注的是科学的实际发展，试图建立历史的模型。

（3）从哲学的方法来看， 历史主义者主张一种与逻辑主义完全不同的历史方法论。他们认为，“理论如同人类社会和生物种群一样，是历史的实体。它们特殊的个体性（更不必说它们的理性评价）都要求一种深入的历史考察。这种考察的更广泛的意义在于它揭露了对理论进行的传统解释的缺陷”。[9]

显然，历史主义的科学观和哲学观把科学看作是人类历史的活动，强调科学与其它文化的联系，强调科学的时代性或历史性，强调科学活动中人们的价值取向及其作用，这些见解无疑是深刻的，是发人深思的。历史主义者所主张的历史方法论在本质上是辩证的，要比逻辑实证主义所主张的“科学的逻辑”宽阔得多。但是，历史主义者过分强调科学的价值性，甚至否定科学的真理性，也为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敞开了大门。费耶阿本德就是从这里“告别理性”，走向后现代主义的。当然，可以说绝大多数历史主义者还都是理性主义者，他们中有许多人（象拉卡托斯、劳丹、夏皮尔等）毕生都在孜孜不倦地探寻科学进步和合理性的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科学哲学从逻辑主义转变到历史主义，不仅对科学主义是一种强有力的遏制，而且对科学哲学学科本身也构成巨大的威胁。原因有两个：第一，自然科学的地位已经明显下降，因此，科学哲学也失去了往日的辉煌；第二，历史主义者强调科学的历史和实践，甚至将理论的基本点移到了科学史、科学社会学或科学心理学那里，这样一来，似乎科学哲学失去了作为专门学科的资格。

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尽管历史主义者竭力倡导历史方法论，但从整体上来说他们的哲学并没有完全摆脱分析哲学的基本框架，科学主义的色彩依然很浓。他们对科学哲学中的许多问题（包括典型的历史问题），所采用的方法并不是真正的历史的方法，而依然是抽象的逻辑分析的方法。例如，库恩对科学进步问题的阐述只是停留在对“范式”概念的抽象的分析上，并没有进一步深入探寻和考察“范式”背后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人类自身进步等诸多因素。而劳丹对真理问题的否定，所依据的只是对诸如“近似真理”、“指称”和“成功”这几个概念的逻辑分析，也并没有把真理问题真正看成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参见[10]，第五章）其实，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陷入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片面夸大科学中的价值因素以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分析哲学与历史主义的冲突：分析哲学讲究的是数学式的严格的逻辑分析的方法，而历史主义的方法在本质上则是辩证的。

3　后现代主义：非科学主义的崛起

如果说历史主义使科学主义从此走向衰落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的崛起则意味着科学主义将遭到毁灭。后现代主义者进一步发展了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所蕴含的相对主义观点，提出了一种非科学主义的科学观。他们强调：

（1）科学只是许多意识形态中的一种， 并不比其它信念体系更客观、更合理。费耶阿本德明确指出：科学“是人所发展的许多思想形式之一，而且未必是最好的”，[11] 它与宗教、神话等等意识形态没有什么根本区别。“神话的发明者开创了文化，而理性主义者和科学家只是改变了文化，而且并非总是改得更好。”[12] 他认为，科学的优越性并不是研究和论证的结果，而是政治、制度甚至军事压力的结果。因此，“只要给非科学的意识形态、实践、理论和传统以公平的竞争机会，它们就可以成为有力的竞争对手，就可以揭露科学的重大缺点”。[13] 罗蒂也持类似的观点。他反对将科学与“合理性”、“客观性”和“真理”这样的概念搅在一起；而把神学、历史学和文学等等看作是“主观的”、“相对的”或“纯粹的意见”。在他看来，科学中并不存在其他人应当好好模仿的“方法”，也不存在非科学文化所值得期望的“硬性”的东西。在“有教养”这个意义上，非科学也都是（或可以成为）“理性学科”。罗蒂倡导一种“后哲学文化”：在这个文化中，“无论是牧师，还是物理学家，或是诗人，还是政党都不会被认为比别人更‘理性’、更‘科学’、更‘深刻’”。[14]

（2）科学不应当享有特殊的文化和社会地位， 反对科学沙文主义。罗蒂批判实证主义的文化，认为在其科学和“科学哲学”的观念中仍然保留了一个神。相反，“实用主义并不想把科学作为代替上帝的偶象。它认为科学只是一种文学，或者反过来说，认为文学艺术具有与科学研究同样的地位”。[15] 费耶阿本德更加反对所谓的科学沙文主义，强调必须重新审查我们对神话、宗教、魔术、巫术等等的态度，因为科学的目的并不比那些指导宗教共同体的生活的目的更为重要；强调科学“应与国家分离，正如宗教已与国家分离一样”，[16] 因为无论如何不需要用科学来限制一个自由社会成员的生活、思想和教育，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觉得最可接受的社会信念去生活。

与上述非科学主义的科学观相适应，后现代主义的哲学观也是非科学主义的，有以下几个特征：

（1）从哲学的性质来看， 如果说逻辑实证主义者把哲学看作是科学范围内的活动，那么，后现代主义者则完全走到了其反面，即把哲学看成是“非科学”范围内的活动。因为后现代主义者在批判分析哲学运动，批判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传统，批判以认识为中心的文化，反对将哲学科学化，反对将科学作为文化的基础的同时，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将哲学非科学化，将非科学作为文化基础的主张和要求。于是，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哲学只是“对我们人类迄今发明的各种谈话方式的利弊的比较研究”。[17] 它很象“文化批评”这样的东西。“现代西方的‘文学批评家’感到可以自由自在地评论任何东西。他是一个后哲学文化的全能知识分子的雏形，是一个放弃了对（大写的）哲学的要求的哲学家。”[18]

（2）从哲学的任务来看，后现代主义者在反基础主义、 反本质主义和反表象主义的背后，似乎试图揭示在科学、艺术和政治这类先前被认为是不同的领域之间的类似性，最终在“新实用主义”或“后哲学文化”等后现代主义的旗号下，将民主、文学、数学、物理、上帝和任何别的东西都统统关联并融合起来。当然，他们绝对反对用科学的观点去看待其它文化，而主张彻底抛弃认识论的框架，用艺术或政治的眼光来审视科学。于是，在他们那里，客观性和真理变成了纯粹的“主体间性”或“协同性”。

（3）从哲学的方法来看，提倡多元主义方法论。 用罗蒂的话来说，在后哲学文化中，哲学家们“没有任何特别的‘问题’需要解决，没有任何特别的‘方法’可以运用，也没有任何特别的学科标准可以遵循，没有任何集体的自我形象可以作为‘专业’”。[19] 用费耶阿本德的话来说，叫做“怎么都行”。他特别强调在科学中应当保留“艺术创造的自由”，要利用一切思想和一切方法，包括理性主义者最瞧不起的思想和方法。甚至可以利用宗教、神话、外行人的观念或狂人呓语，去揭露科学中所预设的宇宙观和意识形态成分。

毫无疑问，后现代主义者强调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强调科学与其它文化的关联，反对纯粹用自然科学或认识论的观点来审视和评判别的文化，这些见解是有道理的。但是，他们用“主体间性”或“协同性”来代替客观性和真理性，断然否认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将科学仅仅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甚至主张科学应当与宗教、神话、巫术等等非科学意识形态“公平竞争”，这显然已经走到了非科学主义、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另一个极端。

后现代主义者在颠覆科学主义的同时，实际上也在颠覆整个科学哲学。如果说，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转变，科学哲学已呈现衰落趋势的话，那么，从历史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变，则意味着科学哲学将要走向终结。原因很简单：第一，在后现代主义的视野里，科学已经变得没有什么地位；第二，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科学哲学乃至从柏拉图以来以认识论为中心的哲学及其探讨的问题都是没有意义的；第三，即使科学哲学依然存在的话，那也只是“文学批评家”们所干的事情。难怪费耶阿本德早就宣告：科学哲学是一门有伟大过去的学科。其实，这段话的真实含义是：科学哲学是一门没有未来的学科。[20]

4　结

论

通过上述对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中的科学观和哲学观及其演变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科学主义的兴衰与科学哲学的兴衰有着密切关系。 如果说是科学主义的浪潮促使科学哲学走向兴盛的话，那么，也正是科学主义最终导致科学哲学陷于困境，逐步趋于衰落。正如以上所分析的，甚至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所面临的重大困难和问题，并不是来自历史主义本身，而是来自科学主义，即不恰当地使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去解决历史性的问题。事实上，仅仅用“科学的逻辑”并不能解决历史性的问题，也不能解决科学与其它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讲，历史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批判科学主义是有道理的。科学主义的确具有很强的狭隘性：他们只承认自然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是唯一“有意义”的文化，排斥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强调用自然科学的观点、方法和标准，去审视和衡量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其它一切文化，于是，在自然科学与逻辑的解剖刀下面，一切非自然科学的文化将变得毫无意义。

（2）后现代主义并不是科学哲学的真正出路。其实， 后现代主义者也并没有真正想要为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寻找一条出路。他们的哲学意图与其说是重建，倒不如说是解构。他们希望解构包括科学哲学在内的以认识论为中心的整个哲学传统，宣告“大写的哲学”的终结。但是，他们也犯了与科学主义者同样性质的错误：即完全站在科学之外，用非科学、非理性和非认识的观点去审视和批判科学。如果说科学主义者用科学家的观点、方法和标准去审视艺术、政治和其它一切文化不合情理的话，那么，反过来，非科学主义者用艺术家、政治家或神学家的观点、方法和标准去审视科学也不符合情理。因为无论如何，对于科学来说，科学家自己要比非科学家更有发言权，正象对于艺术来说，艺术家自己要比科学家更有发言权一样。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说，科学主义的科学哲学要比后现代主义高明得多。因为在逻辑实证主义那里，毕竟强调的是用科学的眼光来理解和研究科学哲学，而到了后现代主义那里，科学哲学竟变成了局外人所作的“文学批评”。

（3）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生的这两次重大转变， 实质上只是科学哲学的重大主题的转换。如果抛开各种观点的偏狭性，我们不难发现，逻辑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所揭示的科学哲学的主题是各不相同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所揭示的主题是如何理解当今时代的科学，历史主义者所关心的主题是如何理解科学的历史发展，而后现代主义者所强调的主题是如何理解科学与其它文化的相互关系。这三个主题虽然相互联系，但并不能相互替代。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意义在于突出强调了第三个主题的重要性，但是，当人们把目光转移到后现代主义的时候，应当注意，研究第二个主题和第三个主题的目的，正是为了更好地研究第一个主题，即更好地理解和研究当今时代的科学，从而促进科学的发展，而不是绕过或“解构”这个主题，否则，科学哲学将失去其最根本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2] [4]　洪谦：《维也纳学派哲学》，商务印书馆，1989，第131、132、27页。

[3]　洪谦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93，第490页。

[5]　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商务印书馆，1989，第13页。

[6]　l. 劳丹：《分界问题的消逝》，载《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8.3，第20页。

[7] [9]　l.劳丹：《历史方法论：一种立场和宣言》，载《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6.4，第29、29～30页。

[8]　l. laudan, progress and its problem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p.11.

[10]　l. laudan, science and valu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11]　p.feyerabend, against method, london, 1975, p.295.

[12] [13] [16]　费耶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第112、110、114页。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导论范文第2篇

一、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1．为中国和世界提供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当代中国哲学史

中华民族是富有哲学智慧的民族，并形成了集中体现中华文明的中国哲学精神。20世纪以来，中国学者撰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中国哲学史，其中，胡适、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等撰写的中国哲学史产生了历史性和世界性影响。近60年来，特别是近30年来，中国学者又陆续地撰写了多部近代中国哲学史、现代中国哲学史和当代中国哲学史。但是，较之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中国哲学史和近现代中国哲学史，1949至2009的当代中国哲学史尚缺乏全面、系统、深入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灵魂、主线和基本内容，并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叙述方式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是当代中国哲学学者的重大的历史任务。

2．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供经验总结

当代中国哲学史从根本上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在当代中国60余年的哲学历程中，哲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思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此同时，当代中国哲学学者在探索和回答时代性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深入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在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中，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伦理学、美学、逻辑学、宗教学、科技哲学以及文化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价值哲学等部门哲学的过程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研究成果。以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方式总结这一历程和经验，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3．为我国哲学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提供《当代中国哲学史》教材

建国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哲学学科建设和哲学教育改革取得了重大进步。系统地梳理和总结哲学八个二级学科的建设状况及其研究成果，具体地研究当代中国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是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一项繁重而复杂的重要内容。在哲学学科建设中，特别是在哲学史学科建设中，撰写1949—2009的《当代中国哲学史》，为哲学学科课程建设提供具有系统性、权威性的当代中国哲学史教材，是我国哲学教育和教学改革的当务之急。

4．为当代中国哲学走向世界提供重要的研究成果

与当代中国哲学学者对外国哲学、特别是对西方哲学的了解和研究相比，国外学者对中国哲学、特别是对当代中国哲学的了解和研究是相当薄弱的。在这种背景下，撰写系统化的《当代中国哲学史》，梳理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阐述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与逻辑，介绍和论述当代中国哲学家及其研究成果，特别是深入地阐发中国哲学学者对当代重大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哲学思考，对于世界各国了解当代中国和当代中国哲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此，在《当代中国哲学史(1949—2009)》中文撰写的基础上，迫切需要将此项成果译为英文及其他外文出版，以推进当代中国哲学走向世界。

二、研究现状综述

国内关于1949—2009的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主要包括五种情况:一是关于当代中国哲学史的总体性研究;二是分别以哲学的八个二级学科为论域所进行的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三是以当代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哲学论争为对象而进行的专题研究;四是以哲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思想为对象而进行的专门研究;五是以当代中国重要的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为对象而进行的专题研究。与国内的相关研究状况相比，国外关于1949—2009的当代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成果较少，其中主要是前苏联和日本学者以及一些西方学者对上述某个方面的研究。

1．当代中国哲学史的总体性研究

关于当代中国哲学史的总体性研究，比较系统化的成果主要是邢贲思主编的《中国哲学五十年》、杨春贵主编的《中国哲学四十年》和任俊明、安起民主编的《当代中国哲学史》，以及张永谦的《当代中国哲学记事》、刘梦义、陶德荣的《当代中国哲学史稿(1949—1966)》、艾众、李唤的《建国以来哲学问题讨论综述》等，李维武的《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尹继佐、高瑞泉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哲学卷》、丁祖豪等人的《20世纪中国哲学的历程》等，也部分地涉及当代中国哲学史。这些研究成果为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1999—2009)》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基础，但存在下述几个方面问题:一是从时间段上看，上述成果是关于1949—1989或1949—1999的中国哲学史，尚未延伸至2009年;二是从叙述方式上看，主要是对各个时期的历史背景、历史事件、研究概况、重要文献、哲学活动的梳理和概括，尚未实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三是从研究内容上看，主要是侧重于对历史事件及其哲学论争的叙述与评论，尚缺乏对具体的哲学思想的深入研究，难以体现当代中国哲学的丰富的思想内涵。

2．以哲学的八个二级学科为论域的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

建国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哲学学者比较系统和深入地总结了哲学八个二级学科的历史与逻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任俊明、舒远招、郭建宁等提供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哲学史方面:陈来、张立文、周桂钿、张世英、李宗桂等关于当代中国哲学史的总结，是具有代表性的。在外国哲学方面:汤一介、涂纪亮、刘放桐等人的成果;在科技哲学方面:李醒民、吴国盛、郭贵春等人的成果;在美学方面:王德胜、章启群、戴阿宝等人的成果;在伦理学方面:温克勤、王小锡等人的成果;在宗教学方面:何光沪、吕大吉、宴可佳等人的成果;在逻辑学方面:张晴、赵总宽等成果是具有代表性的。在这些专题研究中，一是关于改革开放前30年的研究成果较少，二是侧重于各二级学科总体描述的较多而系统地、具体地论述的成果较少，三是缺少对哲学学科整体上的梳理与论述。

3．以重要的哲学论争为对象而进行的当代中国哲学史专题研究

哲学的派别冲突和哲学论争是哲学发展的基本形式。当代中国哲学史也是在哲学论争中展开的。以哲学论争为对象而进行的专题研究，是当代中国哲学史的重要内容。这方面的专题研究，主要有“关于中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的研究，“关于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研究，“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研究，“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研究，“关于期间的哲学”的研究，“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研究，“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研究，“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关于现代性的反省”的研究，“关于中、西、马对话”的研究，“关于后形而上学”的研究，“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课题”的研究等等。这些研究凸显了当代中国哲学史所讨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构成当代中国哲学史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的专题研究中，一是需要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深化对哲学论争的阐述，二是需要充实相关哲学论争的理论内容，三是需要概括和总结相关哲学论争的研究成果及其历史经验。

4．以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对象的当代中国哲学史专题研究

哲学思想是贯穿当代中国哲学史的极为重要的研究对象，特别是《人民日报》于1950年、1952年先后发表《实践论》和《矛盾论》，1951—1960先后出版《选集》1—4卷，极大地推动了哲学思想研究。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标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成为哲学界最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并成为国家社科基金等立项资助的重点。深入地研究哲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思想，并在当代中国哲学史的视野和论域中予以论述和阐发，是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重大课题。

5．以当代中国重要的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为对象而进行的专题研究

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的研究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李达、艾思奇、杨献珍的哲学论著及其哲学思想研究，有一批成果问世;张岱年、冯契的“综合创新”和“智慧说”的研究得到深化;肖前、黄枬森、高清海、陈先达、陶德麟的文集或自选集先后出版。与此同时，“熊(熊十力)、冯(冯友兰)、金(金岳霖)、贺(贺麟)”的哲学思想以及港台和海外的著名学者(如牟宗三、唐君毅、余英时、傅伟勋、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等)的哲学思想，均有重要的研究成果。这为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三、研究的思路与目标

1．当代中国哲学史的总体框架和基本内容哲学是思想中的现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当代中国史，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因此，1949年以来的当代中国哲学史，从根本上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并构成《当代中国哲学史》的灵魂、主线和总体建国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哲学学者比较系统和深入地总结了哲学八个二级学科的历史与逻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任俊明、舒远招、郭建宁等提供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哲学史方面:陈来、张立文、周桂钿、张世英、李宗桂等关于当代中国哲学史的总结，是具有代表性的。在外国哲学方面:汤一介、涂纪亮、刘放桐等人的成果;在科技哲学方面:李醒民、吴国盛、郭贵春等人的成果;在美学方面:王德胜、章启群、戴阿宝等人的成果;在伦理学方面:温克勤、王小锡等人的成果;在宗教学方面:何光沪、吕大吉、宴可佳等人的成果;在逻辑学方面:张晴、赵总宽等成果是具有代表性的。在这些专题研究中，一是关于改革开放前30年的研究成果较少，二是侧重于各二级学科总体描述的较多而系统地、具体地论述的成果较少，三是缺少对哲学学科整体上的梳理与论述。

2．当代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

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应当依据马克思关于“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相互关系的思想，把内容研究与体系叙述相对地区别开来，首先是切实地开展内容研究，然后再集中力量进行体系研究，以系统的、深入的研究成果构成《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完整体系。在总体设计上，关于当代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可分为“问题研究”、“论域研究”、“历史研究”和“体系研究”。首先是具体地、深入地进行当代中国史与当代中国哲学史、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当代中国的哲学学科建设、当代中国重要的哲学论争、当代中国的重要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的历史研究、问题研究和论域研究，然后再进行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体系研究。以历史研究为基础，以问题研究为统率，以论域研究为重点，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对体系结构进行统筹安排。“问题研究”主要是提炼、概括、梳理和回答当代中国哲学史的重大问题;“领域研究”主要是概括、探讨和评价哲学八个二级学科的各个时期的研究状况和研究成果;“历史研究”主要是分析当代中国哲学史与当代中国史的具体的内在关系，揭示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体系研究是在内容研究的基础上，对问题研究、领域研究、历史研究的成果进行总体性和整体性的研讨，对叙述体系作出总体安排，并按照1949—1977和1978—2009上、下两篇的总体框架设计具体内容，实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3．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主要目标

以历史研究、论域研究、问题研究和体系研究为基础，以完整的体系构架、翔实的文献资料、深入的问题分析和具体的理论论证撰写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当代中国哲学史》，是这一重大课题的基本目标。从这个基本目标出发，具体目标有四:其一，“问题是时代的格言”，以概括性地提出问题统领历史叙述，以具体性地分析问题阐述理论论争，以建设性地深化问题探索哲学发展规律，而不是表层地描述当代中国的哲学史，不是把当代中国哲学史写成事件、人物、著述、观点的“实例的总和”，是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目标之一;其二，当代中国哲学史从根本上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历史，是在哲学论争和学科建设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系统地阐述这一历史，深刻地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经验，是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又一目标;其三，任何一种哲学理论都是一种作为意识形态的“学说”，又是一种作为文明积淀的“学术”，还是一种作为理论思维和人文精神的“学养”。当代中国哲学史，既是作为“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代的各种哲学运动、哲学思潮、哲学理论批判的“学说史”，也是作为“学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的各种哲学对话的“学术史”，还是作为“学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的“学养史”。从“学说”、“学术”和“学养”的互动中阐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体的当代中国哲学史，是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又一目标;其四，当代中国哲学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之一，是通过撰写完整的《当代中国哲学史》，系统地介绍和阐述当代中国哲学的历史与逻辑，全面地介绍和论述当代中国哲学家的著述及其哲学思想。推进当代中国哲学走向世界，是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又一目标。

四、研究和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重点、难点问题

1．对当代中国哲学史的总体把握和评价

如何从总体上把握和评价当代中国哲学史，是这一课题的首要的重点难点问题。1949年以来的当代中国哲学史，既不同于1840年以前的中国传统哲学的形成和演进的哲学史，又不同于1840—1919的西学东渐和救亡图存的近代中国哲学史，也不同于1919—1949的救亡图存和传播与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中国哲学史。1949—2009的当代中国哲学史，是以理论的方式表征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确认当代中国哲学史的这一灵魂、主线和根本内容，是研究和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具有根本性的重点问题;而如何在研究和撰写过程中切实地体现这一灵魂、主线和根本内容，则是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需要解决的根本性的难点问题。

2．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前30年”和“后30年”的关系

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当代中国史从总体上可分为建国以来的“前30年”和“后30年”。与此相对应，当代中国哲学史也可分为改革开放前30年的哲学和改革开放后30年的哲学。对这“前30年”和“后30年”及其相互关系的总体把握和评价，是撰写1949—2009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又一个重点难点问题。2011年7月1日，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把中国共产党90年的光辉历程概括为“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紧紧依靠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三件大事”。这为撰写当代中国史和当代中国哲学史，特别是为理解和评价“前30年”与“后30年”及其关系提供了最为重要的指导思想。依据总书记讲话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重要文献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是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基础性的重点问题。

3．党的领导集体的哲学思想与学者的哲学研究的关系

1949年以来的当代中国哲学史，从根本上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党的领导集体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哲学思想、邓小平哲学思想、“三个代表”的哲学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哲学思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此同时，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不断深入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对重大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深入的哲学探索，形成了内涵丰厚和形式多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果，艾思奇、李达、杨献珍、冯契、肖前、黄枬森、高清海、陈先达、陶德麟、孙伯鍨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及一批中青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各具特色的哲学思想。如何从总体上把握和评价这些研究成果及学者们的哲学思想，如何在统一的叙述体系中阐述党的领导集体的哲学思想和学者们的哲学思想，并使其重点突出、相得益彰，是撰写中的难题。4．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哲学其他二级学科的关系建国60多年来，哲学的八个二级学科既有共同关切的重大问题、共同参与的重大哲学论争和相互渗透的研究成果，又有相互独立的研究领域、研究课题和研究成果。因此，对于当代中国哲学史的总体线索、基本内容、叙述方式及文献选择等诸方面，各二级学科的理解是各有侧重的。在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叙述体系中，既不能将其写成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也不能将其写成哲学各二级学科的演进史。如何在《当代中国哲学史》中处理哲学二级学科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二级学科之间的关系，是撰写时的又一个重点、难点问题。

5．重要的哲学论争的理解与评价

哲学史的重要内容是各种哲学派别、哲学思潮、哲学理论、哲学观点之间的论争。这些哲学论争既同复杂的现实问题息息相关，又同复杂的理论问题密不可分。1949年建国以来的当代中国哲学史上的哲学论争，首先同建设社会主义的复杂的现实问题息息相关。与此同时，这些哲学论争又表现为对复杂的哲学问题的不同学术思想、学术观点之间的论争。在当代中国哲学史上，哪些哲学论争是重要的，哪些哲学论争是次要的，如何看待这些哲学论争的性质，如何评价这些哲学论争的成果，从这些哲学论争中总结出怎样的经验教训，从这些哲学论争中概括出怎样的哲学发展规律，这是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又一重点难点问题。

6．重要的哲学理论和哲学家的选择与评价

哲学是历史性的思想，哲学史则是思想性的历史。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既不能离开当代中国哲学所论争的重要哲学问题，也不能离开当代中国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在当代中国哲学史上，究竟有哪些哲学家是非写不可的，哪些哲学理论或哲学思想是需要着重阐述的，对这些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应当怎样评价?如何在当代中国哲学史的意义上阐述重要的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这是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在材料选择和评价上的一个难点问题。这个难点问题，直接关系到能否凸显当代中国哲学的思想内涵和学术价值，能否达到张岱年先生所说的“审其基本倾向”、“析其辞命意谓”、“察其条理系统”、“辨其发展源流”的治史目标。

7．当代中国哲学史与当代外国哲学的关系

在历史已经成为世界历史的我们的时代，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当代中国，关切和研究世界各国的哲学，是当代中国哲学的重要内容。建国以来外国哲学名著汉译工作所取得的成果，推进了我国学者对外国哲学的了解和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运动、思潮、流派，特别是分析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后形而上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中产生了持久的广泛影响。20世纪80年代的“尼采热”、“萨特热”、“弗洛伊德热”以及“波普热”、“皮亚杰热”，90年代以来的“维特根斯坦热”、“胡塞尔热”、“海德格尔热”以及“福柯热”、“德里达热”、“罗蒂热”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热”，是当代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哲学现象。这些哲学现象包含哪些重大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如何把握、阐释和评价这种哲学现象，当代中国哲学怎样在世界哲学的舞台上发出自己的独特声音，是撰写1949—2009的《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又一个需要严肃对待和认真研究的重要问题。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导论范文第3篇

【关键词】化学发展/化学哲学/物质结构观/化学方法论/化学进化

【正文】

化学发展的哲学分析是化学哲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化学发展与化学哲学是化学科学研究中的两大重要课题。关于化学发展与化学哲学的关系问题，国内化学界和科学哲学界对此进行了多次的探讨。本文将综合近几年来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看法，并结合作者的学术实践，对这一问题作一些总结和进一步的研究工作，以期对化学科学研究的这一重要领域作些阐述，从而引起广泛兴趣，并深入研究。

一、化学哲学的研究内容及其与化学发展和哲学的关系

化学哲学在我国曾被称为“化学辩证法”，“化学辩证法”一词现在仍部分沿用，是与正在使用的“自然辩证法”一词相协调。其实，马克思曾称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为“关于自然哲学的著作”，所以无论自然哲学还是化学哲学一词并非后创的异端，而是被马克思哲学体系予以承认的一个名词。

那么究竟什么是化学哲学？从广义上来讲，化学哲学是以化学基本理论问题和化学运动及其发展的基本规律为研究内容的一门学科。在早期的科学研究中，自然科学的研究往往冠以philosoph （哲学）一词，所以20世纪以前的化学哲学基本上指的是化学本身，即定义中“化学基本理论问题”。许多重要的化学著作都有“化学哲学”一词，如有“近代化学之父”之誉的近代原子论创立者英国化学家道尔顿（j.dalton）的传世名著为《化学哲学新体系》（1808年），英国著名化学家戴维（h.davy）曾出版过《化学哲学原理》（1812），意大利化学家康尼查罗（s.canizaro）于1855年发表了《化学哲学概要》一文。虽然那时的化学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化学基本理论本身，但那时的化学家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担负起研究化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任务，这在上述几本著作或论文中都有所体现。所以说，20世纪以前的化学哲学也可以说是一种广义的化学哲学，虽然没有现在化学哲学研究内容深入，但比现在化学哲学研究内容广泛。化学哲学分解为化学与狭义的化学哲学是顺应了化学学科日益丰富和发展的需要。

狭义的化学哲学与化学学科本身分离开来，而成为自然科学哲学体系的一个子学科，它是以化学学科为研究对象，以化学基本运动和化学发展的基本规律为基本研究内容的一门学科。这个概念明确地体现了化学哲学与化学发展之间的关系，化学哲学既然是以化学运动和化学发展基本规律为研究内容，那么它必须以化学研究的实践为基础，这样一来，化学哲学的研究对象与化学的发展历程结下了不解之缘。化学哲学以化学发展为基础，脱离了化学发展中的研究实践就不存在着化学哲学，化学哲学不是毫无基础的空中楼阁，它必须从已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化学实践活动中抽象和升华出来；另一方面，化学哲学也不是空洞无用的理论，不是一步一趋的“马后炮”，而是在总结实践的基础上去发现化学研究中的一些基本规律，对今后的化学实践活动起指导或启示作用。当然，我们也要摒弃另一种误解，即把化学哲学当成“万能钥匙”，以为拥有了这把钥匙就可以轻易地打开化学研究的大门。其实，化学哲学只是一种有用的工具，这个工具作用的发挥还要靠强大的化学理论基础和经验实践作后盾。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化学哲学和化学史都可以算是化学学科的衍生内容，但它们又不可能隶属于化学学科，因为化学哲学的基本研究工具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而化学史的研究方法是史学的研究方法，所以化学史与化学哲学都可以看成一门交叉的子学科，或称为边缘子学科。这就要求研究化学史和化学哲学的学者对化学、哲学和历史三门学科都有一定的造诣。

化学运动及发展的基本规律包括在化学领域中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的一般理论问题，主要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 ）探讨化学的科学定义、化学研究的对象、特点、地位和作用；（2 ）揭示化学科学发展的规律性和预见化学发展的方向与趋势；（3 ）阐发物质化学运动本身具有的辩证内容；（4 ）讨论化学研究中的方法论和认识论问题；（5 ）分析化学所取得的成果和重要化学家所作贡献的哲学意义及现实意义；（6 ）研究化学和哲学辩证关系及其与化学、哲学发展的作用等。由化学哲学的研究内容可以看出，化学发展的哲学分析是化学哲学的一个很重要内容，上述六项内容基本上都得从化学发展的角度考察。

当然，化学哲学的研究不仅仅是在化学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哲学研究上也有重大意义。化学是研究世界的某一个方面，所揭示的化学规律只适用于一定特殊的学科范围；而哲学则是在概括包含化学在内的具体科学的成果、特殊规律的基础上所揭示的关于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共同的、普遍的规律和原则。化学哲学就是架在化学和哲学之间的一座桥梁。化学哲学的任务就是在于运用化学哲学真理对化学的成果作出哲学的概括，使化学概念上升为哲学范畴，使化学原则上升为哲学原则，使化学真理转化为哲学真理，化学真理的扬弃，就是哲学的显现。反过来，由化学及其它学科所得来的哲学把一切事物的普遍规律和普遍性质揭示出来，它运用的最一般的概念和范畴则通过化学哲学为中介对于化学具有一般方法论的意义。化学哲学在实现由化学真理上升为哲学真理过程中，发挥其自身固有的中介和桥梁作用。化学及化学发展史、化学哲学和哲学三者的关系可以用下面这个式子来表示：

升华

上升

——

——

化学及化学史——化学哲学——哲学

反馈

反馈

化学真理经过化学哲学上升为哲学真理也需要以辩证法作为正确的指导思想，脱离了这一点，化学真理就很有可能上升为伪哲学真理，蒙蔽人们正确的认识。化学发展史上的“热寂论”的导出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由物理化学中的热力学第二定律推导出来的熵增加原理告诉我们，在绝热条件下，趋向平衡的过程使体系的熵增加。在19世纪后半叶，曾经有些人把熵增加原理不正确地外推到整个宇宙而得到荒谬的“热寂论”，“热寂论”者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隔离体系，整个宇宙的熵要趋于极大，因此有一天全宇宙的温度都一样，成为一种热动平衡状态，一切热运动都将停止，这就是世界末日到了。如果承认宇宙的末日，就要承认它的开始，因此又导致一个荒谬的结论，即“造物主”和“原动力”的存在，并认为这个原动力就是造物主最初制造的不平衡，这样就为迷信和唯心主义找到了根据。事实上我们对宇宙的认识还很少。恩格斯在一系列的著作中，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热寂论”进行了批判，“热寂论”的错误在于把热力学的结果不合理地外推到整个宇宙，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坚实基础是建筑在从有限空间和时间上所获得的经验上，显然把第二定律无限外推到宇宙是不正确的。

二、化学发展的哲学分析

什么是化学史？化学史就是关于化学学科及化学知识体系演进的描述和说明。化学史既不隶属于化学，也不隶属于历史学，它是化学与历史相互交叉的一门特殊学科，它是自然科学史的一个分支学科。化学的发展既有连续性，又有阶段性。化学的发展历史证明，化学知识的增长、发展过程是理论和实践的矛盾斗争过程，是化学概念、原理的更迭和发展过程，是用包含较少谬误的理论代替较多谬误理论的一个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是一个由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逐步演进的过程。

自从有人类以来，化学知识就处于不断积累过程，但在各个历史阶段，其发展状况也不一样，人类古代历史最漫长，化学的发展也处于最缓慢发展的时期，因为这个阶段整个社会生产力低下，文化处于初级阶段；哲学思想尽管也有唯心与唯物之分，但也是处于早期的朴素阶段，同时还受着封建迷信的极大干扰。所以这个时期的化学是处于化学的萌芽时期，化学学科因其缺乏物质文化基础而不可能建立起来，人们对化学知识不可能建立一个系统的体系，并且缺乏科学的研究方法，这个时期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处于原始和初级阶段，对化学现象的认识仅仅依靠观察和一些化工生产实践活动，所以这个时期是经验化学知识的积累时期。史前时期人类掌握了对火的运用是人类开始化学实践活动的起点，它使得以后一系列的化工实践如制陶、冶金、酿造乃至于后来的炼金术成为可能。古代时期，人类的化学活动基本上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工匠们对实用化学工艺的发展，另一方面是思辩哲学家们在观察自然及化学工艺基础上的理论认识。最初是化学工艺占主导，古希腊时期，化学理论变为占主导，这时的理论问题主要包括物质本原和物质转变两方面的问题。在以后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有时是化工占主导，有时是理论占主导，在一些引人注目的时期，二者共同繁荣，使化学得以更快的发展。从哲学的角度讲，理论与实践共同进步的时期，会使得二者互相促进并得到更好的发展。这两大分支最后合而为一，理论和实践融为一体，发展成为在黑暗的中世纪中艰难发展的金丹术，化学在当时那样一种历史背景下，采取金丹术这样一种形式是历史的必然，也有其学术理论基础。西方炼金术是在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说和元素嬗变学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的炼丹术是在阴阳五行学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金丹术是人类最早尝试把化学哲学和化学实践相结合并用理论去指导实践的活动。但是，最终因其理论基础的谬误而导致了整个金丹术历史所反映出的艰难发展状态，并最终当成了一块科学发展的绊脚石而被逐出了科学的殿堂。金丹术的发展历史正好告诉我们建立一个正确的化学哲学体系的重要性。当然，朴素唯物主义的合理成分也使得金丹家们的工作并非完全地失去了意义，而正是他们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化学知识，制造了一些实用的化学实验工具，在某种程度上为近代化学的建立准备了条件，所以化学史界普遍认为金丹术是“化学的萌芽”。

16世纪，欧洲发生了文艺复兴运动，人们崇尚科学和人性的解放，对整个封建制度和宗教发起了攻击，封建教会逐渐失去了独裁统治地位，宗教内部也掀起了改革运动，文艺复兴使得整个人类的思想发生了一次质的飞跃。17世纪中叶，英国爆发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的结果是打破了旧的生产方式，巩固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给自然科学各门学科的蓬勃发展打下了良好的物质文化基础，成为自然科学发展的强大外力。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之下，化学从17世纪迈入了近代时期，历时两个半世纪，这个时期的最大特点就是把化学知识的积累由工场转向实验室，实验方法的确立以及职业化学家的出现使得把化学建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成为可能。化学实验方法来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独立科学实践活动，而职业化学家的出现得力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思想的解放、工业对化学的要求以及社会分工的发展。在已积累的经验知识的基础上，化学家们逐步发展了一系列的概念、定律和理论。化学从多方面展开，建立起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和物理化学等重要的基础理论分支学科，具备了较为丰富的实验基础和理论基础，这时的一系列化学实验和理论方法的建立为以后化学长足的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近代化学时期是化学全面开花时期，这个时期化学界经历的大事件很多，发生了五次重大的突破，使得化学大厦牢固地确立起来。第一次重大突破是17世纪中期，波义耳（r.boyle ）提出了科学的元素概念，否定了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说，把化学确立为科学。化学从此开始了正确的发展方向。第二次是18世纪下半叶，拉瓦锡（a. l.lavoisier）提出了燃烧氧化理论，否定了长达一百年之久的错误的燃素学说，把被燃素学说颠倒了的化学理论正立过来，建立了科学的化学燃烧理论，促进了化学的迅速发展。第三次是19世纪上半叶原子—分子论的建立，1803年，道尔顿在质量守恒定律、定组成定律、倍比定律等基础上提出了原子论；此后，阿佛加德罗（avogadro）在盖—吕萨克（gay—lusac）气体反应体积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分子学说，而康尼查罗综合两种学说，论证了原子—分子学说，解决了两种学说的争论，开创了化学发展新时期，为化学发展开拓了广阔道路。近代化学的崛起首先应该归功于氧化理论和原子—分子学说这两大范式的建立，这两种范式是在扬弃化学的第一个范式——金丹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第四次是1824年，德国有机化学家维勒（f.wohler）首先从无机物人工合成了有机物——尿素，使得当时流行的生命力学说得以破产，生命力论者把有机物质神妙化，使有机物化合物和无机化合物之间人为地制造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样就严重地阻碍了有机化学的发展，生命力论是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在有机领域内的反映。尿素的合成，突破了有机化合物和无机化合物之间的绝对界限，动摇了生命力的基础，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有机合成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第五次是19世纪下半叶，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d.i.mendeleyv ）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发现了元素周期律。周期律的建立，不但为新元素的发现提供了理论指导，而且使化学从仅限于对大量个别零散事实作无规则排列中摆脱出来，奠定了现代无机化学的基础；周期律的伟大意义还在于它不再把自然界的元素看成一个彼此孤立、不相依赖的偶然堆积，而是把各种元素看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统一体，它表明了元素性质变化的过程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过程，所以元素周期律的发现不但在化学上有重要意义，而且在哲学上也有着重要意义。整个近代化学发展时期是化学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一方面，在短短的两百多年时间里，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具有各种分支学科的化学体系，建立了基本的化学概念、定理和定律，为现代化学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也是十分重要的一方面，近代化学时期是一个思想全面解放的时期，它逐步破除了一些严重妨碍化学发展的错误或迷信思想。这个时期在化学思想、化学方法论上占有重要地位，许多普适性的化学研究方法就是在这个时候确立起来的。所以说，近代化学发展时期也是化学哲学的一个奠基时期。

本世纪以来，由于科学对生产的推动作用，使得整个人类的物质文明达到了空前繁荣，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这种发展反过来又对化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技术保证，化学也迈入了现代化学发展时期，这个时期的化学开始由宏观领域进入到微观领域，把宏观的理论研究和微观的理论研究结合起来，更深刻地揭示了化学现象的本质，化学哲学的研究也就有了基本的理论保证。微观化学从量子化学、结构化学和核化学三个方向发展并向化学的许多方向渗透，突出表现在化学动力学、生命过程的化学和人工元素合成方面，20世纪的人工合成化学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合成的新物质随时间加速增长，表现了人类对自然的强大改造能力。20世纪化学向其它学科的交叉渗透和综合，预示着化学将要揭示人类更为本质的奥秘。在这个成果爆发式发展的年代里，在理论、方法、实验技术和应用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具有了一些新的显著的特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发展速度的加速化。整个人类社会生产力即科学的发展都处于一个加速状态，其基数的不断增加导致了其成果的不断膨胀，化学的发展也不例外。化学小气候是与整个科学大气候是一致的。第二，纵向分化和横向联合。近代化学虽然建立了完备的化学体系，但现代化学的迅猛发展使得原有的分支学科不断地分化成更多的子学科，而这些学科的内部分化，也得力于与外部的“联姻”。自身的膨胀及多学科的渗透正是这些学科分化的原因。实验设备的仪器化促进了化学研究的精密化，这是化学尤其是分析中的一个新特点；这个特点其实也是化学与现代机械、光学、声学和电子学等方面的新技术“联姻”的结果。第三，从宏观深入到微观层次。这是现代化学最显著的特点，它建立在现代化学实验及电子、x 射线和铀射线三大发现的基础之上，其它特点都与之有着关联并互相渗透和促进，达到辩证的统一。微观大门的打开，是现代化学的起点，是人类认识水平的一个飞跃。第四，由静态向动态发展。近代化学一般是注重化学现象的结果，而现代化学则开始关心化学反应的过程，研究化学变化的动力学性质。这是由人类的认识规律所决定的，人类对事物的认识总要经历一个由外及里、由表观到本质的过程。把握化学反应过程的本质特点更有利于把握化学变化的外在规律。整个现代化学发展的历程告诉我们，化学科学实现了科学理论、实验研究和工业生产的高度辩证统一，正经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生飞跃式的发展。

三、物质观及物质结构观发展的哲学分析

关于物质本原与构成问题，不但是化学学科本身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也是化学哲学以及哲学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自从有人类以来，人类就同形形色色的物质打交道，面对千姿百态、丰富多采的物质世界，人类免不了要发出疑问：这些千变万化的物质世界有没有一个基本的组成成分？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明朗化是人类发展知识的内在动力。千百年来，人们对这个问题不断思索着，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假设。任何正确理论的产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在不断怀疑和否定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物质观的发展也不例外。

在古代，人们没有系统的理论知识和正确的研究方法，他们对自然的认识往往靠观察和缜密的推理，所以他们对物质本原的认识有其合理的成分，在物质观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认识论上的意义。在我国古代，物质本原的基本假说是阴阳五行学说，该学说认为，水、木、金、火、土是世界的基本组成成分，这五种成分可以相互转化，也可以组成新的物种，万事万物都有阴阳之分，阴阳的对立统一导致了物质的变化和运动。在古希腊，有一个重要的物质观是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提出的原子论，他所提出的原子性质相同，但形状和大小多种多样，而这种不确定的多样性导致了这种原子论的复杂化和隐含的唯心主义色彩，所以最终物质观的统治地位让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夺去了。 我国春秋时期墨翟提出的“端”的思想，也是一种朴素的原子论。亚氏在总结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看似比德氏更为先进的四元素说和四原性说，四元素是土、气、水、火，四原性是冷、热、干、湿，这种学说在西方占据了两千多年的统治地位，并使化学走上了炼金术的歧途。亚氏把四原性也归入万物的本原，使得朴素唯物主义开始向唯心主义滑落。总的看来，最早的人类都企图从自然界中选取一种或几种物质元素来说明世界万物的成因，这也是早期朴素唯物主义的一个特征。

随后，近代化学把人类领进了一个五光十色、令人眩目的时代，使得物质观和结构理论也由哲学的思辨变成了具体的科学研究对象。17世纪末，波义耳提出了关于物质结构的“微粒说”，认为化学元素是多种多样的，是某种基本的和简单的物质最小单位，它是构成万物的基本成分，这无疑是科学地提出和解决物质结构问题的新起点，是化学史及化学哲学中一个划时代的成就。18世纪由道尔顿、阿佛加德罗、康尼查罗等人提出的原子—分子学说认为：由原子构成分子，由分子构成物体；原子是参加化学反应的最小质点，分子是物质保持其特性前能独立存在的最小质点。元素周期律的发现使人类对物质结构认识前进了一步。总之，近代科学分化后物质结构理论的最高成就是建立了原子—分子论。而在哲学上形成了“构成主义”结构观：承认世界及其组成物都是由早已存在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完全独立的部分所构成，这是一种建立在现实世界简单性的信念基础上的观念。这种观念所描述的自然物质结构图景，是机械的、不变的、非整体的景观：自然界是由质点靠外力的机械运动组合的整体，这是一种机械唯物主义，这种割裂物质和运动的机械图景，影响自然科学达300年之久。

随着大工业和自然科学飞跃发展，世界万物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日益显著，特别是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由于人类历史发展的物质动因日益暴露而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这为旧的机械唯物主义上升为新唯物主义提供了条件。恩格斯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提出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物质结构观念，从而为科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他敏锐地意识到：“原子决不能被看成简单的东西或已知的最小粒子。”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们对微观原子世界的认识达到了三个层次：原子、原子核、基本粒子和层子，这证实了恩格斯的科学预言，使物质结构学经由具体科学向哲学回归。新的物质结构理论使构成主义结构观被逐步扬弃，并开始向“潜存—显现”的结构观过渡。

总之，人类对自然界物质组成及其结构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人们对物质组成及其结构的认识过程也是唯物主义的一个不断辩证否定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唯物主义经由了朴素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三个发展阶段。

四、关于化学的进化问题

辩证自然观把世界看成是“在本质上某种从浑沌中产生出来的东西，即某种发展的东西，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物质世界进化链可以形象地描述这种从浑沌中逐渐发展和逐渐生长的过程。大约在200 亿年以前的大爆炸初期，宇宙处于高温高密状态，只存在着中子、质子、电子和中微子等基本粒子。以后宇宙就沿着两条线索平行发展，一条是宇观链，即天体演化和地质演变；一条是微观、宏观链，此链又分为物理进化、生物进化、化学进化和社会进化四个阶段。对于化学进化来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1）化学元素的合成阶段。最简单的化学元素h可以俘获一个或二个中子，生成它们的同位素d或t，d和t反应可以聚变生成he，并进一步生成c、o、n……等元素，在宇观条件下， 还可以进一步合成近百种元素。（2）星际小分子的合成阶段。近二十年来， 由于射电望远镜的发展，人们发现了五十多个星际分子，这说明在宇宙发展过程中，由c、h、o、n等化学元素可以合成各种小分子。（3 ）生物小分子的合成。1953年美国米勒成功地做了一个由星际小分子生成氨基酸的自然过程的模拟实验，为自然界化学进化的第三阶段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4）生物大分子的合成阶段。 现在人类在实验室条件下已经能够合成自我复制的活分子，完成了由死分子到活分子的飞跃。但至于在宇宙演化中，无生命到有生命的飞跃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完成的？关于这一问题，目前尚无定论。

就化学科学本身而言，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19世纪，化学被认为是原子的科学，元素周期律是当时最重要的规律之一，发现新元素是当时化学的前沿，而现在化学的主要任务不是发现新元素，而是合成新分子。

化学进化的历程体现了物质发展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这样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

五、化学发展与化学方法论

化学方法论是关于化学一般研究方法的规律性理论，它既有自然科学方法论的一般特征，也反映了化学科学研究方法的特殊规律。它是一般自然科学方法与化学相互交叉渗透的方法。化学方法论是化学研究的锐利武器和有效工具。随着现代科学方法统一化、综合化的特点和趋势，结合化学的现状来看，系统地研究化学方法论对确定化学研究方向、选择科研课题和探索化学新的分支学科都有着促进作用；同时，历史上的多次化学革命总是与化学方法的变革相联系着的，在一定的意义上来说，化学方法推动着化学的进步，化学方法论的研究也得到日益广泛的重视。

一般来说，化学研究的客体，首先是分子，其次是原子、原子核、基本粒子和超分子等，而化学研究的对象是物质，而不是意识，主要是实物粒子，而不是场，是实物粒子中的分子及其变化规律，而不是原子、原子核的运动规律。正是由于化学研究的对象是实物，所以实验的方法是化学研究中的重要方法，观察与实验是化学工作者所不可缺少的。化学研究的对象是分子、原子，而分子、原子在一般研究中是不能直接看到的，这就需要用思维去把握，用模型去具体化，这样，就需要有比较、类比、推理、假说和模型等方法，以作为化学研究的重要工具。化学科学的发展也反映了这些手段和方法在化学研究中的深入和扩展。

化学方法论研究的对象是化学科学的一般研究方法，它作为化学哲学的主要内容之一，成了哲学和化学科学之间的中介和纽带。一方面把哲学方法、自然科学一般方法具体应用于化学运动规律的研究，紧密地与化学学科特点相结合，因而它在科学方法论体系中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表现在：在内容上相对一般科学方法深入和充实；在表述方法上相对于一般科学方法论精确、具体。另一方面，它又对化学学科中某些共有的通用的方法进行抽象和概括，使之上升为一般方法，以丰富、发展和深化一般自然科学方法，并使哲学中的方法论部分得以扩充。

化学方法论是化学理论建立所必不可少的工具。作为化学理论形成的主要标志在于它具有：能够反映化学运动的客观规律，由前提、推论、证明和结论所构成知识的严密逻辑性、进行定量表达的精确性等。这些标志所反映的条件，实际上只有依靠化学方法作研究工具才能实现。因此，化学理论的真理性必须由化学实验方法加以检验和证实。化学理论的逻辑性则需要运用化学演绎等方法去建立，这样才能把零星或散乱的知识依照本质关系和因果关系纳入一个严密的知识体系。

化学史是研究化学方法论的一个重要的经验来源；化学方法的理论的研究需要概括化学史的材料，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中受到启示，以便建立合理的方法论的逻辑结构。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化学史，化学史也是一部充满了正确方法和错误之争的历史。在两种或多种假说的理论争论中，必然包含着方法论之争；在一种假说或理论的自身发生和发展过程中，也可能存在方法论上的差异。了解化学史在方法论上有以下几点作用：第一，化学史可以为我们提供历史上的概念与理论是如何产生的，它们又是如何演变的；第二，化学史可以提供化学史上成功和失败的典型事例，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第三，化学史还可提供著名化学家从事化学研究的方法，化学认识是人们对化学运动形式的客观规律的反映，化学家是人类认识化学运动的主要力量，在他们的实验记录、研究总结、著作、回忆录、传记、手稿和报告演讲中蕴含着丰富的方法论素材，总结他们的演讲方法和治学经验，揭示其方法论意义，无论对传统方法的合理继承，还是对现代化学方法的变革与创新都有重要作用。化学史上一些成就卓著的化学家，他们不仅有渊博的科学知识，而且在化学方法论上也有独到之处。显然，这方面的研究是化学方法论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离开了这些丰富的经验来源，研究化学方法论就成了一句空话，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化学发展的现状尤其是前沿领域也是化学方法论的一个基本来源，化学方法论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以往历史的经验性概括和总结水平上，还必须从现代化学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中去进行新的概括和总结，并以此为基础再从逻辑和认识上加以研究和提高。这样，化学方法论的研究才能具有不断充实和不断提高的基础。

化学方法论之所以能在化学认识、化学发现、化学理论的建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正是由于它体现了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认识活动程序，即从问题出发明确研究对象进行实验考察提出化学假说检验化学理论这样一个一般性认识过程。因而化学方法可以指明研究的途径和方向，以避免错误，少走弯路，顺利达到目的。

综上所述，无论对于研究化学还是研究化学哲学或哲学的学者来说，化学发展的历史都是一个大宝库，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在其中找到迷人的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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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导论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恩格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创新

恩格斯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一百一十个年头了。如果说马克思仍然作为我们的同时代人，因而受到隆重地礼遇的话，恩格斯则似乎是一位连“受批判”的资格也没有了的历史人物。我们还有纪念他的必要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当前轰轰烈烈开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创新工程，要求我们必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创立与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毕竟恩格斯当之无愧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创立的第一人。

今天我们纪念恩格斯，第一条是要对他的历史贡献有一个公正的评价，要让恩格斯从后人对他的重重误解与诋毁中解放出来。这就是要弄清楚哪些才是恩格斯的真正的创造贡献。传统的公认说法是，晚年恩格斯是其思想的事业的高峰。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是全面的而系统的。一是他详尽地阐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填补了唯物史观研究的空白点；系统阐述了原始社会的理论，提出两种生产理论；全面阐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法，强调了主观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二是创立了自然辩证法，论述了认识过程的辩证法与逻辑学。三是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完整性，并提出了建构哲学理论体系的思想，他百科全书式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完整性，阐述了三个组成部分的内在联系及其相互作用，等等。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真正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贡献，主要不在于他的一些具体结论与设想上，而是所坚持的基本原则上。这就是，第一，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整体，离开了历史辩证法的哲学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科学基础，科学社会主义便无“科学性”可言；科学社会主义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其科学品质就在于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不是实证科学的总汇。第二，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一个单独的逻辑体系，而是融合于现时代的社会实践与具体科学之中的活生生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一种抽象的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哲学，也不是一种狭义的仅仅关注人生问题的价值哲学、生活哲学，而是面向现代性(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社会问题的、后形而上学的总体性历史批判科学。这两条无疑对于今天正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建设工程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

晚年恩格斯提出的一个重大而基本的理论问题是，社会主义为什么能够从“空想走向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究竟怎样才是可能的?他的答案很简单，不是近代英国和法国的机械论的与经验论的唯物主义，而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才有可能导致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之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其科学性在内容上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在其形式上则是对德国古典哲学辩证法的唯物主义继承。

在恩格斯看来，近代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及其变种(不可知论)不可能达到科学社会主义水平。这种孤立僵死看问题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初看起来是合乎常识的“科学”，但常识在日常应用的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它一跨人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碰到极为惊人的变故”。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即知性的实证科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依对象的性质而展开的各个领域中是合理的、甚至是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迟早都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出这个界限，它就会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人无法解决的矛盾”。

由此来看，我们很难赞同这样一种曾被广泛挪用和受人推崇的观点。该观点认为，只有英语国家的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唯物主义，才是通向科学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马克思主义起源于英法经验论的唯物主义(《神圣家族》)，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的历史就是从德国的理想主义走向英国的经验主义的过程。而恩格斯所强调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德国古典哲学传统，则是一种理想主义。这种唯理论的辩证法作为批判的武器，是有巨大的价值的。但它的整体性真理观，它的一元主义，都是“科学发展的死敌”。

但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生命力恰在在于它是一种总体性的历史科学。我们如果想要理解今天极为复杂而矛盾着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只能依靠从总体性联系和历史过程出发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而不是“从个别经验事实出发”、“从日常生活的常识出发”的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既不能求助于全盘否定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成就的、“后形而上学”式新人本主义诗性玄思，也不能驻足于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直接事实之中。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复杂而艰巨任务，仍然需要辩证的宏观的“主义”而不仅仅是就事论事的专家技术型“问题”哲学意识来指导。中国现代化发展决非一个简单而直接的经济发展问题，而是一项总体性的社会系统工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的提出，其重要的理论贡献正在于：它实现了从单纯经济发展中心论到社会全面发展论，从发展主义中心论到现代性社会结构全面建构论的转变；它把握住了中国现代化、现代性问题的脉络与逻辑。科学发展观需要我们继续坚持与弘扬历史唯物主义与认识论、辩证法的基本精神，需要我们重新历史地、辩证地反思现代性的理论与实践，特别是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法。

所以，晚年恩格斯著作的真正意义，并不像他的某些继承者与攻击者所认为的那样，其目标是建立一个像黑格尔体系一样包罗万象的系统化的唯物主义，而是确立了以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从现实实践出发的辩证的历史的观点，才是恩格斯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在恩格斯看来，不是孤立的、抽象的近代唯物主义物质本体论，也不是消极被动的感性反映论、认识论，而是辩证的总体性的历史观方法论，才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统一性的基础。对于恩格斯来说，社会主义只有运用了历史辩证法与认识论的辩证法才能够成为真正的科学。科学社会主义不可能在近代的唯物主义、经验主义认识论基础上，也不可能在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唯心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离开历史的辩证法，离开对认识论意义上的真理的追求，社会主义便不可能具有批判的价值的基础。

理论体系创新并不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的当代理解可以无原则地同时代流行的各种各样观点进行折衷主义的妥协。任何理论体系的创新都不应当忘记当年恩格斯对杜林体系的那种深刻的批判评价：“整套的哲学体系，精神的道德的自然的和历史的一应俱全；全套的政治经济学的和社会主义的体系，最后还有政治经济学批判史。实际上是一种折衷主义的杂烩”。而对于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它是由各学派创始人的比较不会引起反感的批判性导论、经济学原理和关于未来社会的观念组成的色调极为复杂的混合物，由此只能得出一种折衷的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而科学社会主义则始终是事实与价值、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认识论与辩证法和历史观的统一，而不是纯粹的经验事实的科学，也不是脱离现实的宏观的历史、回避现实社会矛盾，面向内心精神世界、抽象的诗性的生活哲学或人生价值哲学。

二

晚年恩格斯向“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包括今天的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另外一个重大而基本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马克思主义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哲学”?恩格斯的答案也明确而简单的，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哲学”，但主要不是一种哲学体系，而是一种科学的历史的思维方法。

从历史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这样一个问题先后被提出过三次。第一次是由恩格斯在l9世纪七、八十年代所提出的：当时德国古典哲学已经终结，马克思主义成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当之无愧的继承人，而西方进入到一个以“反认识论”和“不可知论”为标志的非理性主义、价值哲学、生命哲学等大行其道的“后黑格尔”哲学时代之时，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之问的关系就成了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的问题。第二次则出现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破产的二十世纪初。正像柯尔施所概括的，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与第二国际理论家们一致认为，马克思主义从其本性上来讲与哲学没有任何关系，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它自己的哲学内容，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之间只具有“纯粹否定”的关系。以列宁的苏联马克思主义为一方，以卢卡奇等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为另一方，重新提出了被第二国际所遗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向度问题，结果导致了后来日益明显的教条化体系化与“反体系化”、“过度诠释化”两种极端发展倾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今天，当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与意识形态瓦解之后，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究竟是什么?这又成了一个基本问题。这是第三次重新提问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问题，这场争论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个重要的工作还需要我们做。这就是重新研究恩格斯晚年提出的问题的原初意义，这是我们今天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创新的出发点。《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极为重要的当代价值就是，它比海德格尔早半个多世纪，就提出“形而上学哲学的终结与思想的任务”的问题。恩格斯晚年并不是一个实证主义与科学主义者，而是一个具有重要的后形而上学思想倾向的哲学家，是第一个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后形而上学的历史科学方法论的思想家。他实际上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的关键，就是要处理好知性的、实体的形而上学哲学体系与辩证法的历史的科学思想方法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史革命意义与当代意义均在于此。

我们注意到，近来国内有一些学者提出了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马克思与恩格斯存在着基本哲学观念上的差别：恩格斯的哲学是近代的科学知识论，是以主客体二分法为出发点的一种实体论哲学，甚至是将哲学同化为具体科学的实证主义者；而马克思哲学则是具有当代意义与价值的生存论，是超越了近代认识论的社会历史本体论，等等。事实上，上个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学家”对恩格斯哲学早就作过大规模的、严厉得多、公开得多的指责与批判。最为流行的一种说法是：自从《反杜林论》出版以后，恩格斯就使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种与青年马克思革命批判精神毫无共同之处的“科学”世界观。具体而言，恩格斯要把马克思主义建立在资产阶级的科学与哲学基础上，要把马克思主义变为科学之科学，即形而上学，而马克思所关心的并不是普遍规律的科学，而是与人类及其生存发展问题相关的具体科学。马克思的辩证法的本质与作用是要“改造世界”，是要使自身现实化，而恩格斯的辩证法却放弃了这些革命的本质，而与实证科学融合．并使其实证科学化，他的这种辩证法的本质与作用是要“解释世界”。换言之，马克思是通过革命实践本身来使哲学自我完成或消亡，而恩格斯则试图通过使其实证科学化而使哲学完成或自我消亡。

实事求是地说，马克思与恩格斯对哲学的终结的理解确有差别，但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还是柯尔施说得比较公正客观：哲学自身并没有由于只是废除了它的名称而被废除。恩格斯关于“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科学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与辩证法”这个著名的说法，不要误解为是一种实证主义方案。这与黑格尔所说的将哲学表述成为一门科学的观点没有什么原则区别。黑格尔说每一门真正的科学必然是哲学的，与恩格斯所说的把哲学变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要求，实质上指的是完全相同的结果。二者都是要克服个别科学和凌驾于其上的哲学之间的矛盾。“黑格尔通过把各个别的科学合并于哲学之中表达了一点，而恩格斯则主张把哲学渗透到各个别科学之中。在这两种情况下，似乎有同样的结果。个别的科学不再是专门科学。同时哲学也不再是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特殊科学了”，这就有了马克思恩格斯所希望的唯一一门的“总体性历史科学”。

我总觉得，现在我们讨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革命与当代性意义时，关于他们的哲学对近现代认识论、辩证法的继承关系讲得太少，而对马克思哲学的所谓“后现代性”意义却有些夸张。实际上，一种伟大哲学的当代意义决非一种时尚，而是由历史造就的某种永恒的、不可替代的价值。马克思哲学不可替代的当代意义正在于，它并没有通盘否定以往哲学史的合法性，而是发现了让哲学摆脱近代困境的一条新路子。这条路子是恩格斯指出来的：“总之，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了：一方面，因为他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他(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个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这就是，哲学要通过经验科学与现实历史过程而成为一种历史的自由的思想过程，而不是自闭于知性的静止的逻辑体系。黑格尔哲学的中心任务就是超越近代实证科学的直接的非反思的感觉经验，同时纠正谢林的思辨哲学的同样的非反思的、非历史的绝对同一哲学的直接性，因而将哲学所追求的真理理解成为一个过程，理解为时间与历史。“哲学跨出这一步，其意义无论如何估计也不会为过”。黑格尔为哲学找到了一个科学的形态，从而不仅继续保持了哲学与科学一经验科学的原则界限，而且进一步阐明了二者的关系，为哲学找到了“科学的形态”。这种哲学观念是哲学的古典形态的一个必然的结局，并且从今天观点来看，我们重新强调这个“涉及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根本性质的问题，仍然很有意义”。

用恩格斯的话来说，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与革命性质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意义就在于，哲学作为体系不再是静止的绝对的无条件的真理，而是存在于历史的科学的过程之中的活生生的大全，是存在于现实实践经验之中的科学。用中国哲学范畴来说，这就是“体用不二”、“大用即全体”、“摄体为用”或“化体为用”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来说，本体不在于独立于世界之外的逻辑体系之中，而是融人事物发展过程及认识过程之中的活的辩证法。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导论范文第5篇

一、方法的孱弱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自上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构成面。但是，从梁启超出版具有奠基性意义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到萧公权发表《中国政治思想史》，关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思想内容，就一直被糅合进一般意义上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加以处理。到1949年前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这一提法的正当性还不为学界所承认。后来的泛政治化思维，就更是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纳入封建主义的范畴了事，将之进行简单的否定，缺乏起码的理论分析逻辑和历史清理的严谨理性。

近20年，三重机缘推动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其一，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热潮中，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顺带地成为这一研究热潮中的构成部分。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生活的相关反思中，中国传统政治体系再一次成为"现代"政治体系的对照物，相应成为被批判和抛弃的对象。"走出中世纪"的呼号大体上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中国传统政治诸方面的历史积淀之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为后来理性的思考提供了条件。其二，在同一时期流行的现代新儒家思潮及其研究活动，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理性分析奠立了基础。相对于以往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而言，对于新儒家思潮的关注，驱使人们重新检讨过去那种面对传统文化仅只是批判的不确当姿态。并在此基础上带着"同情"与"敬意"进行传统文化的研究和现代解释。无疑，这推动人们去慎重检讨传统政治文化遗产及其现代价值问题。其三，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在上个世纪90年后期已经走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当口。这驱动了政治理论的研究活动。也使得政治理论走到了理论活动的前沿舞台。其间，先起的西方现代政治哲学著作的出版热，以及后起的西方古典政治哲学著作出版热，[2] 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提供了理论资源。现实的推动与理论的筹备，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发生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并不因为这些机缘本身就具备了自己研究的正当性保证。方法上的缺乏自觉，仍然是制约这类研究水平提升的最重要因素。研究者要么还是沿循梁启超以来的那种描述思路，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拉开为一条历史演进的线索。要不就是沿循萧公权的那种在中西简单的比较中刻画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风貌的方法道路，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混合起来处理。究竟什么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者还缺乏对于研究对象对应于"中国"的"空间"、对应于"传统"的"时间"、对应于"政治哲学"的"事件"的三维方法审度。以这种研究的"空间"感而言，人们在目前的大多数研究成果中，很难认定自己把握住了"中国"的政治哲学。因为多数研究是在自觉或不自觉的西方框架中勾画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同时，以这种研究的"时间"感来讲，人们也难以通过研究者提供的成果认知"传统"中国政治哲学的面貌。因为现代化的解读已经将传统几乎遮蔽了。最为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哲学"的学科界限，在这类研究中往往不具有学科的严格性。它与政治思想、政治学说、政治观念，乃至于政治制度设计、常识层次的政治生活规则等等的边际界限都比较含混。政治哲学与政治社会学、政治法学、政治制度研究、政治心理学、政治文化或政治人类学等等现代学科的边际界限，也没有有效划定。方法的孱弱是显而易见的。

二、四种取向

当然，不可否认，其中的一些研究成果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具有的启发性。在笔者的可及视野中，近期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成果，在方法上具有启发的著作，就有不少。根据这些研究成果的分析，目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方法取向，大致可以区分为四类，而这四类研究方法又引申出四种研究导向。

其一，知识构成的描述，与这种研究方法相伴随的研究导向是政治思想史基本问题的概括。就这种研究的地位而言，可以说它目前居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主流。近期的代表作可以是周桂钿主编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3] 该书的具体内容基本上是对于传统中国思想的社会政治内容的归纳。论述的大致结构是--以天命论作为中国传统政治的精神支柱，以经学作为中国传统政治的指导思想，以大一统论刻画中国传统政治的格局，以纲常论凸显中国传统政治的纽带，将民本论视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基石，以德治论概括中国传统政治的特色，以常变论为中国传统政治改革的理论依据。这些内容，可以说都是以前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反复论述过的问题。出于作者用心的是这样的编排方式所具有的理论意图。绪论是陈述作者研究方法的篇章。作者从"哲学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出发进行讨论。以回答"中国有没有哲学"、"中国有什么样的哲学"这两个问题作为论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切入点。进而以"儒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干"为思想史内容结构的基本断定，引发出对于本书具有设论般意义的论断--"政治哲学是儒学的中心"。为了证得这一设论，作者一方面断定以往那种认为儒学是伦理学的意见之不能成立，另一方面指出从原儒、到宋儒、再到新儒，都是政治哲学。回答何以中国传统哲学是政治哲学时，作者认为，那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哲学家都以救世济民为目的，为政治服务的理论意图决定了这类理论活动的性质。而且，它恰好可以显现出与西方思辨哲学相区别的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质。以政治哲学为特色的中国传统哲学的中心，就是具有相当的现代价值的"民本论"。全书围绕这些设论，将古代中国政治思想家与政治家关乎政治问题的论述集纳起来，并将这些论述统称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

作者选择的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论述方法，具有它自己的优势：一是这样有利于读者了解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究竟涉及到一些什么问题，大致可以对之有一个简明扼要的把握。二是研究者可以从容地勾画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基本轮廓，并以历史的演进作为支持自己论述的有力理由。这对于普及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思想的常识，是有益的。

但是，这种研究方法支持下的研究成果，具有明显的限制：第一，从研究的出发点讲，一种致力于争辩中国有没有哲学（政治哲学）的方法，是无法保障研究者对于真实思想历史面目的刻画的。因为"你有我也有"在方法上具有一种比附的嫌疑。第二，由于这种方法立意于交代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涉及的基本问题，因此陈述问题本身蕴涵的需求超过对于问题之间逻辑关系的清理，它无法帮助人们有机地通观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第三，它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内容的删削，还是单一的儒家中心的。诚然儒家思想是古典中国思想结构的中心，但是，在勾画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时候，如果只是以儒家作为论述的轴心，就难以照顾到其他各家在传统政治哲学建构过程中所发挥的必不可少的作用。第四，这类研究还是以对于西方哲学的割裂和简单归类为方法支持的。事实上，西方哲学具有自己分门别类发展的历史结构。我们绝对没有理由讲，西方哲学只是思辨哲学，那只是西方近代哲学一个组成部分的特点--尤其是站在德国古典哲学的视角看问题的时候。无论是古希腊罗马、还是欧陆英美，西方都有自己深厚的政治哲学传统。

其二，意识形态的勾画，与之相伴随的研究导向是将古典历史与现代变迁中主导的意识形态作为论述政治哲学问题的中心。[4] 在这" 种研究方法的指引下，作者将中国政治哲学的发展史视为意识形态的演变史，勾画出一条从古典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学到现代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线索。作出这种勾画的政治哲学理论依托主要是认定政治哲学主题是"历史上居于统治地位的国家指导理论"，以之为核心，作者将古典思想--不论是天人关系、人性问题，还是政治法律、经济管理和国民义务都归纳到政治哲学的主题之中加以审视。并在历史的推演之中将中国政治哲学发展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古代儒学、宋明儒学、从儒学向马克思主义转折。这一研究进路的宏观描述是具有某种创新性的。但是，由于研究者只是对于政治哲学的理论边界进行了粗略的划定，因此，具体的论述几乎完全落入既往的思想史写作模式中，而没有将政治哲学与政治思想的边界成功地划分出来，从而缺乏真正的创新性。而且，一部中国政治哲学发展史，能否用意识形态作为轴心来加以勾画，在理论上是值得商榷的，就思想历史的演进本身状况来看也是值得怀疑的。

其三，政治功能的凸显，与这种研究相伴随的研究导向乃是"五四"以来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采取的基本态度--一种不妥协的批判封建主义、王权主义的导向。这一研究的近期重要成果，是刘泽华主编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整合》。[5] 刘泽华自80年代以来一直专注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学术收获颇丰。他由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清理进入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进路上与其他研究者并没有太大区别。但是，与一般直接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学者进入政治哲学研究时对于政治哲学理论问题掉以轻心不同的是，刘泽华注重政治哲学的理论预设。一方面，他认为从政治诸学科中的地位上讲，政治哲学"具有统领全局的意义"；另一方面，从与政治制度安排这类"硬件"相比较的角度讲，政治哲学是作用于人们思想与行为规范的"软件"。再一方面，他将政治哲学研究问题的范围进行了明确的规定，确定政治哲学关注的主要是五个问题：政治思想与观念中最具有普遍性的理论与命题、有关政治"为什么是这样"的理论与命题、政治价值的理论依据、有关政治范式化的理论与观念、政治理论的结构与思维方式问题。而且，他特别指出"不梳理政治哲学就难以把握中国历史的总貌和特点"。基于这些预设，刘泽华着力对于天命信仰与王权认同、天序论与社会秩序及整合、道与社会规范、大一统与政治分合、王权至上观念与权力运动大势、人为贵与王政、崇圣与社会控制、崇公与抑私、改易更化论与改制变法、革命论与王朝更替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可以说，就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基本问题域而言，刘泽华的研究都已经涉及到了。而且论述的确当性是较高的。但是，因为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进行研究的理论划界的辨析还是较为粗放的，具体论述中间使得阅读者不太容易区分政治理论、政治制度、政治文化与政治哲学的界限。同时，强烈的批判预设，使得研究者的分析中立性保持得不是太好，结论的效度与信度就有所下降。

其四，理论结构的提取，与这种研究相伴随的研究导向是建立"中国的"政治哲学理论体系。近期的代表作可以是刘晓的《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6] 相比于前述研究者来讲，刘晓对于政治哲学的理论边界保有较高的警觉。他划了20多个页码的篇幅讨论了政治哲学的概念、意义与范围问题。而这种讨论比较引人关注的是，作者给予了政治哲学学科的西方论述以学科坐标的地位。这似乎有以西方对于政治哲学的界定来范围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危险。其实，这是我们使用政治哲学这样的概念来整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某些深层次内蕴的一个必然方法"选择"：因为从概念到范围的基本规定性来讲，政治哲学都不是我们传统思想中具有形式化建构的东西。在某些方面，相近的思想内容也许具有类同性。然而，一旦我们试图对于这些类同的思想内容进行形式化、即按照现代学术划界的分门别类的研究时，我们就不能不接受"逻各斯"意义系统的形式化分科话语。其实说起来，前述几类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理论上的限度，就是因为对此的理论警觉不高导致的。

刘晓对此的警觉是值得认同的。他认真清理了现代西方著名的政治思想家们关于政治哲学理论规定性问题的论述。从古典政治哲学的赞赏者（如斯特劳斯）到现代政治哲学的捍卫者（如伯林等）、从行为主义功能主义的政治科学家（如达尔、伊斯顿）到规范取向的政治学家（如萨拜因），刘晓都对其进行了理论关注。从而将政治哲学的学科特征进行了较为可靠的归纳：政治哲学的对象是人类的观念与精神，在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框架中它关注的主要是价值评价。它具有较高的抽象性、价值性、规范性、凸显的是政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它还具有传统性、意识形态性。它注重政治的目标，在方法上有自己的真理性标准。这些归纳基本上把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学科特性给展现出来了。通过这些理论清理，刘晓将政治哲学规定为探讨政治价值尤其是合法性正当性及理想政治秩序、建构政治价值范畴及其关系的元理论、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社会政治批判理论。并以之为方法指引，对于现代新儒家关涉政治哲学的心性论、历史叙事、政治论述、国家论道、与现代民主的关系问题、自由与平等、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本源进行了分析研究。

刘晓对于新儒家政治哲学的研究，因为是个案研究，还不足以反映他对于整个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意见。而且因为他处理的是中国现代思想史问题，也许给他提供了论述问题的方便。因为现代中国思想学术的学科分化已经能够达到学科独立化的基本状态。但是，他在讨论"中国的"政治哲学问题时表现出的方法自觉，乃是最具有启发意义的。不在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理论中吸取足够的理论营养、不在中西方政治思想的深入比较中，要想就中国传统思想本身进行论述就凸显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特质、内涵和问题，是不可能的。

三、方法进路

无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先天方法限制，即它是以西方现代的学科划分为学科存在的形式化条件的，制约了研究者在方法上的选择余地。研究者需要对于政治哲学研究方法的进路有一种自觉。本来，研究方法可以是研究者个性化的东西，更可以是"无政府的"。[7]为什么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者对于自己的研究方法进路需要有如此审慎的态度呢？除开前述的学科形式化理由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如果没有自觉的方法论选择的话，研究根本就不可能展开。一方面，这是由于中国古典思想的陈述不是"逻各斯"式的，而是日常思索式的。我们研究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必须首先恰当地处理研究所凭借的原始资料问题。不在自觉的方法指引下，将关乎政治哲学主题的原始资料从古典的非学科化而是混一化表达的各种思想的思想史资料中离析出来，那政治哲学简直就不曾存在过。研究对象没有确立起来，我们研究什么的问题就无法解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国古典思想在近代遭遇到了西方思想，从晚明迄今，中西思想的交流使得"中国的"纯粹性受到了侵蚀，这种侵蚀简单地讲，可以形容为中国的思想内蕴需以西方的表述方式表达。我们如何研究自己民族的思想史，就此必须在小心翼翼的中西对比和特征分辨中进行。否则，我们就无法准确地把握到中国传统思想的脉搏。这一研究处境，逼使我们不得不对方法问题加以重视。再一方面，我们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是为了什么的问题，也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研究方法问题。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尽管追求自己学术活动的社会政治效用，但是，他们的成功之处，多半限于个体心性安顿问题。对于社会政治制度的安排，多半出于玄想。这既使得中国传统思想的哲学性质得到了强" 化，又使得中国传统思想的社会效用没有保证。如果我们仅仅是在还原中国传统思想的基点上研究它的话，那意义就极为有限了。这驱使我们转换中国传统思想主要服务于个体心性需求的定位，将关涉社会政治生活的思想内容纳入到社会政治现实需要的范围之中。进而将其中的政治哲学内容离析出来，使之具有独立的现代学科价值。并在以其理解中国传统的整体历史面目的基础上，使之可以凸显其服务于现代社会政治生活需要的当下价值。

确认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便需要对这种思路之下的研究方法进路进行勾画。简单地讲，这种研究方法可以以四重推进的研究进路来概述：首先是"历史--描述"，其次是"思想--提炼"，再次是"比较--界定"，最后是"理论--重构"。之所以说这四者之间的关系是四重推进的关系，是因为它们既有一种不能倒置的逻辑递进关系，又有一种相互支撑与依赖的辨证联结关系。就前者而言，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首先是一种历史研究。历史的叙事必须遵循一种尊重历史的描述原则。在此基础上才能将历史中的思想体系及其蕴涵的独特思想贡献提炼出来，并通过中西思想的比较凸显各自的思想特征，进而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理论结构烘托出来。假如倒置四者的关系，进行反推，就可能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作为现代研究者预设的某种理念的一个证明材料，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面目反而不可能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就后者来讲，没有历史叙事，就没有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思想史基础，缺乏思想史基础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就可能堕入随意的比附，随意的比附结果就只能是反传统的。这势必把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弄得不伦不类，前述的空间感、时间感与学科独特性都得不到凸显。

首先看"历史--描述"的环节。历史是什么的问题是需要回答的。简单地讲，历史就是过去发生过的事情的总汇。而历史学就是忠实并详实地记录历史事件的学问。历史学遵循某种描述的方式就是顺理成章的。这中间当然有历史学家对于事实记录的个人选择，以至于卡尔强调"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 [8] 于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中对于其历史基础就此应当怀抱两点信念：一是尊重历史事实，二是必须发挥研究者的能动性。前者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得以研究的基础，后者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据以凸显学术性的条件。在前者言，我们就没有理由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简单地归诸儒家政治哲学。在后者讲，我们就必须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主流的学派、思潮（如儒家政治哲学）加以足够的重视。前者的宏观把握为后者的重点论述奠基，后者的重点论述显示前者的深度与特质。历史描述必须在思想史上的诸观念体系之间保持一种均衡态势。

其次看"思想--提炼"的环节。思想总是个体的，尽管它可能代表着一个社会阶层或集团。个体性的思想是活跃的，还不具有公共性的。它要融入思想史，就还得以其具有思想推进意义的贡献的凸显，才有可能，从思想史的一般进程来看，并不是每一个思想家的思想都有进入思想史的价值和必要。在形似杂乱的个体思想中离析出具有思想史意义的思想，就是思想史研究的一个基本功。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显然是广义上的思想史研究。从思想史的时代划分上讲，从先秦、两汉、魏晋到唐宋、明清、再到近现代，有无数的思想家，但是他们未必都思考过中国意义上的政治哲学问题。从政治哲学的思想主题上看，天人关系、人性善恶，王权观念、官宦制度，也未必都是每一个思想家关注的对象。儒家的政治哲学主题确实具有某种主导性，但是儒家与道家的互补结构、儒家与法家的互补结构显然是不能忽视的。观念史形态的政治哲学固然值得高度重视，而生活形态的政治哲学未必就可以忽略。这中间又有一个思想提炼的学术工夫问题，也有一个寻找到诸思想流派与诸构成环节的平衡点问题。

再次看"比较--界定"的环节。比较可以在思想家之间进行，也可以在同一政治哲学、乃至文化体系中的不同历史时期之间进行。但是我们在方法检讨意义上的比较，专指中西政治哲学的比较。这种比较之所以必须进行，是由于前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方法处境决定了的。比较的进行，既需要对于西方的政治哲学理论与历史，尤其是西方古典政治哲学与现代政治哲学的不同论述背景与理论指向，有一个较为清楚的认识。又需要对中国的政治哲学之以古典的学科含混性存在的形态与以现代的自觉研究的学术活动，加以区分。在此基础上，对于中西方政治哲学的存在情形、问题轴心、架构方式、功能发挥、历史演变、现代转型等等加以全方位的比较研究。这种比较，具有对应性，即西方政治哲学家对于某个问题是怎么处理的，而中国思想家对于类似的政治哲学问题又是怎么处理的。但是，这种对应性不是比附性，即不是西方有什么中国就有什么，而且攀比西方政治哲学来重建中国政治哲学。同时，这种比较又具有不对称性，即西方的政治哲学从研究主题到问题架构方式，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主题与问题架构方式，几乎都是两样。前者是可比性的基础。但后者不是不可比性的依托。因为后者所体现的差异性，恰恰正是前者比较的价值体现。再者，这种比较是在西方政治哲学之作为强势话语的情景下展开的。西方政治哲学的强势之为强势，不是因为它借助西方的暴力逻辑，从而得以推广自己。而是因为它揭示的人类现代政治处境的价值底蕴。于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又不得不划分出现代转型前后的不同政治哲学问题域、与传统的理论形态不同的现代理论构成，以及依托的不同社会形态所驱使人们思考的政治哲学功用的界限。

最后看"理论--重构"的环节。这里的理论是指足以范围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诸学派、诸流派的问题兴趣、陈述方式、理论的所指与能指，进而刻画出"中国的""传统""政治哲学"的诸特征。这一理论，是传统本身没有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它是当下的研究者所必须提供给读者的。因此，它是一种重构的产物。这种重构当然不是研究者对于历史随意的铺排，而是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之作为分散性论述、朝代式演进、含混性存在的一个分解。它是"中国的"，因此不与"西方的"政治哲学混同。它是"传统的"，因此不与"现代的"政治哲学一致。它是"政治哲学的"，因此不与一般"政治思想的"混淆。这些边际界限的清楚划分，是建立起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正当性基础的前提。否则，这种研究今天可以命名为政治哲学研究，明天也许称之为政治思想研究、甚至是政治制度研究，也无不可。因此，大致可以说，这一研究的学科形式要件是由西方政治哲学提供的，而内容构成要素则是由传统思想提供的，它是一门"现代"中国学术研究：逻辑的整理工夫是显然的，而进入传统的扎实理解能力是必须的。只有两种能力的相对具备，提供名之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成果才是可以期望的。那种简单地诉说一下哲学是什么，政治哲学又是什么，再比附到中国思想史上，诉说一下中国哲学是什么，再诉说一下儒家思想是什么，然后简单地以儒家思想深层主题来替代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路径，在方法上是值得再检讨的。

四、方法的功用

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来讲，方法的问题是极端重要的问题。但是，方法反思不是本体性的，而是功用性的。之所以说这种反思不是本体性的，是因为，研究方法的存在与作用从来不能离开研究的具体实践。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法只能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联接在一起才是有意义的。因此方法是不能独立自存的。它也就不可能是本体性的。离开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自身演变，中" 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就是不能存在的；离开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诸问题的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法就是纯粹玄想而没有针对性的。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为自己寻找合理的存在理由上来看，这是一个顺推的过程。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为自己确定理性的研究进路来讲，这是一个逆推的过程。不论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存在推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再推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方法，还是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方法反推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再推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自身演变，二者都构成相关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方法在其中都不具有独立自存的根据。

之所以说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法的反思是功用性的，是由于，它是绝对服务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活动需要的。在研究的具体实践中，它始终是第二性的、从属性的。在确认这种功用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之下，我们需要对其可能发生的功用有一个轮廓的刻画。其一，前述指出的方法进路尽管是功用性的，但是，沿循四者固有的逻辑演进关系支持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是必须守持的方法原则。其二，方法的四个环节，是具有功能差异的。前两者主要采取的是归纳的具体方法；后两者主要采取的是演绎的方法。前两者主要采取的是分析的方法；后两者主要采取的是综合的方法。前两者面向的是历史；后两者面向的则是理论。前两者负责的对象是理论理性；后两者负责的对象是实践理性。其三，方法与研究之间的关系连接点或契合点在哪里的问题是必须弄清楚的。显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是要与现代中国政治发展与变革的精神需求相贯通。因此，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法的选择必须具有明确而强烈的"现代"意识。这当然不是要将古典的政治哲学扭曲为现代的政治哲学，而是要将古典政治哲学中蕴涵的现代性因素激发出来，使之具有的活性因素能够服务于现代政治生活的深层精神需要。

简单地讲，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法问题反思的功用目的，就是要促进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作为一门具有现代独立学科意义的学问的诞生，就是要促进中国现代政治哲学的健康发展，就是要推进中国当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健全精神走向。这是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方法最大功用的一种预期。

作为一门具有独立学科意义存在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在学科定位上的三个要素是必须予以同时关注的。就政治哲学的学科定位而言，其实不用过于停留在西方政治思想家关于何谓政治哲学的个性化争论上面，仅就西方关于政治哲学的辞典定义就可以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一个最基本的学科形式化理由。政治哲学研究的是政治、尤其是政治价值、政治现实的实质和政治分析的知识假定有关的观念的学科。作为规范理论，它力图阐明政治的价值，确定什么是希求的和道德的事物。当政治哲学关注现实怎么样的时候，关注的也是现实的实质和根本性质，而不关注特殊的经验事实。当政治哲学提供分析工具的时候，它注重词汇和概念的含义、论证的逻辑，发现真理的途径以及命题的根据。[9] 这中间当然需要对于政治哲学、政治理论、政治思想、政治科学之间的边际界限予以重视。[10]

作为中国现代政治哲学研究一个组成部分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是要为中国现代政治哲学的建构服务的。在研究方法上我们必须避免为传统辩护的传统主义走向。当然也需要避免以往那种以批判甚至诋毁传统为导向的研究取向。以理性来筹划既关注传统又展望未来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也许最有利于我们建构中国现代政治哲学。

作为服务于中国现代社会政治转型精神需要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首先应当确立其作为学术研究的特质，而不应当扭曲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来僵化地服务于现实政治的要求。那样势必因为蔑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学术尊严，而败坏研究的声誉，影响研究的前途。其次应当以提升中国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精神品质为鹄的，来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问题。传统的与现代的，毕竟属于具有对峙性的二元假设。注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历史面目是这种研究的底线要求，而注重这种研究健康地影响现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是这种研究的必然升华。

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具体实践来看，研究方法的陈述自身常常只是对于即将展开的研究的一个预期。而方法的力量只会显示于研究展开的具体进程之中。因此，作为一种方法的陈述，也许会陷入理想化的圈套之中。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中，究竟能否兑现上述方法预期，还是一个在研究实践中需要逐步检验的问题。就此而言，任何对于理想方法接近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又都是有其存在价值和意义体现的。毕竟，方法不是妨碍研究而是推进研究的工具。

注释：

[1]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研究项目"政治哲学研究"（课题编号A01014）子项目"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2] 前者如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起由三联书店出版的"宪政译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西方现代思想丛书"。后者如上海三联书店近期出版的有关斯特劳斯、施密特的著作。

[3] 周桂钿主编：《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 刘惠恕：《中国政治哲学发展史--从儒学到马克思主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

[5] 刘泽华主编：《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整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此前，刘泽华在上个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还曾出版《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传统政治思维》、《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以及近期带有总结性质的专著《中国的王权主义》等著作。这些著作的精神脉络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理性清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价值预设--封建王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