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张型的货币政策
扩张型的货币政策范文第1篇
内容摘要:货币政策效应是非对称的,经济过热时的紧缩作用大于经济萧条阶段的刺激作用,因此货币政策的操作也是非对称的。本文认为在世界经济还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基于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效应,我国当前在退出宽松货币政策时应保持谨慎。
关键词:非对称效应 宽松货币政策 退出
2008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经济陷入了近年来少见的低迷状态。在困难形势下,我国政府推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09年货币供应量M1和M2增幅达到近年来高峰,各商业银行2009年一年新增加的本外币信贷规模达到10万亿元左右。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于我国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之下保持平稳增长作出了贡献,但也带来了两大隐忧:通货膨胀压力越来越大;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出现了过快上涨。进入2010年后,国内谈论较多的一个话题是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应尽快退出宽松的货币政策。近期内我国是否还应继续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基于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效应,本文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效应及其行为经济学解释
(一)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效应
20世纪20年代初期以前,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货币政策效应是相对稳定的,实施紧缩性与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效果是对称的,即货币供应量与产出是线性关系。直到大萧条时期,扩张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复苏几乎没有产生影响,才使学者们开始感到,只有紧缩性货币政策才是有效的,同时流动性陷阱隐含着扩张性货币政策效果的局限性,利率之低使央行不可能再降低利率来刺激经济回升。弗里德曼将货币政策比喻为:“货币政策是一根绳子,你可以拉紧它来抑制通货膨胀,但是你不能够推动它来恢复经济。正如你可以把马牵到水边,但你不能强迫它去喝水一样”。他所指的货币政策效应的非对称性验证了凯恩斯的观点。在其后的数十年,关于“紧缩性货币政策能够有效地抑制经济过热,而扩张性货币政策在治理经济衰退时却显得无能为力”这一观点逐渐为经济学家们所认同。因此一般认为,在经济紧缩阶段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加速作用小于经济扩张阶段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减速作用。货币政策对于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不仅依赖货币政策的方向和强度,而且依赖经济周期的具体阶段,这种货币政策对真实经济产生不同的作用及其机制被称为货币政策效应的非对称性。
(二)货币政策作用非对称性的行为经济学解释
对于货币政策效应的非对称性的原因,可以利用行为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进行解释。行为经济学的有限理性和异质性的假设构成了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的假设前提。中央银行通过向市场发出信号、引导公众预期来调控宏观经济活动,这是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机制之一。因为经济主体的心理预期受到边际报酬率、通货膨胀趋势和市场情绪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公众预期和情绪调整是不对称和异质性的,使得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具有了不确定性,并最终导致货币政策效应的非对称。具体来说,有以下两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是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经济主体的信心会发生改变。在萧条时期,即使利率水平非常低,对经济回升的悲观思想也会使企业减少投资、消费者缩减支出。这就是大萧条期间和日本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事情。这里所说的非对称性是指相对于萧条期间的悲观情绪要远大于繁荣时期的乐观情绪,而不是指相对于紧缩性货币政策有效而言,扩张性货币政策是不发挥效应的。第二种解释是正向的通货膨胀预期。正向的通货膨胀趋势是有限理性的社会人做出不对称调整的根源。经济环境是预期形成的重要因素,在不同的市场气氛中,由于从众的心理规律的存在,有限理性的社会人行为具有趋同的趋势。当经济运行在正向的通货膨胀趋势区间内(经济扩张期),人们预期价格水平还将持续上涨,货币政策的正向冲击将得到加强,而负向冲击将受到削弱;当经济运行在负向的通货膨胀趋势区间内(经济萧条期),人们的预期普遍低沉,从而使货币政策负向冲击增强,而正向冲击受到削弱。因此,由货币政策冲击引起的价格和产量调整的不对称就自然出现了。
国外的许多实证研究证明了货币政策作用的非对称性的存在。Cover(1992)的研究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文献之一。Cover用M1来代表货币供应量,使用两步OLS法,考察了美国1951-1987年的季度数据,检验货币政策对产出非对称影响的存在性。结果发现,美国紧缩性货币政策比同等程度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效果更大。
我国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的实证研究
一些学者对我国货币政策效应的非对称性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刘金全(2002)使用货币供给增长和利率变量两种指标对货币政策状态(扩张性和紧缩性)进行了度量。他的实证研究发现,在中国经济运行中,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于经济的减速作用大于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于经济的加速作用。在此基础上,通过使用不同的检验方法和货币政策指标,如使用二项离散选择模型(刘金全、张艾莲,2003)和VAR方法(刘金全、云航,2004),都支持了刘金全(2002)的结论。刘明(2006)运用LM检验和t检验,对中国1999年1季度到2005年2季度数据进行了检验,得出中国货币政策的阀值处于-0.09至 0.05之间,并认为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和“阀值”的存在是由于微观信贷市场上的信贷配给造成的。
(一)数据选取
判断和检验货币政策效应的非对称性,必然要涉及两个主要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描述或者度量货币政策的形式,即说明什么是紧缩性货币政策,什么是扩展性货币政策。本文使用货币供给增长率的变化表示货币政策的强度,具体而言,使用月度的M1增长率与趋势水平的偏离作为货币政策紧缩或者松动的标志;二是如何判断经济周期的阶段性,即判断经济是收缩的还是扩张的,常用的判断宏观经济运行状态的指标主要是实际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等,本文使用月度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变动反映经济周期。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经网,样本期间为1996年1月到2008年6月。
(二)实证研究
本文首先对M1的月度增长率GM1t进行H-P滤波,将H-P滤波作为序列中的趋势水平, M1的序列减去H-P滤波便是货币增长率中的偏离成分,表示为GM1t,当GM1t大于零时,对应数值表示为GM1t+,由于此时货币增速与趋势水平相比具有扩张趋势,因此表示货币政策是松动的;当GM1t小于零时,对应数值表示为GM1t-,由于此时货币增速与趋势水平相比具有收缩趋势,因此表示货币政策是紧缩的。
获得货币冲击序列,并分解为正向冲击和负向冲击后,将月度的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GYt基于常数、线性趋势项T、货币扩张程度GM1t+、货币紧缩程度GM1t-的当期及各期滞后值进行回归,具体回归方程分别表示为:
在上述模型中,正向货币冲击的系数和表示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冲击作用,当它不等于零时,说明扩张性货币政策具有实际效果;负向货币政策冲击的系数和表示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的作用,当它不等于零时,说明紧缩性货币政策具有实际效果。这时可以通过回归系数之间的约束检验,判断货币政策是否存在非对称作用。货币政策作用对称性的原假设和备选假设分别为:
如果检验拒绝原假设H0,则认为存在货币政策的非对称作用,进一步比较正向货币政策冲击的系数和与负向货币政策冲击的系数和。如果前者较大,说明扩张性货币政策具有更为显著的作用,反之,则紧缩性货币政策具有更为显著的实际作用。
对检验货币政策非对称作用的线性模型进行参数估计,通过比较各阶模型的值和信息准则,本文选取n=2,p=4。通过计算可以得到如表1所示的检验结果。
检验结果说明:一是无论是扩张性货币政策还是紧缩性货币政策对我国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的影响都是显著的,并且两者作用的方向相反,这与理论是相一致的。同时负向货币政策冲击的系数和的绝对值大于正向货币政策冲击的系数和的绝对值,说明紧缩性货币政策比扩张性货币政策更为有效;二是对于对称性假设的检验,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这说明我国货币政策的作用在统计上存在显著的非对称性。
相关政策建议
货币政策效应非对称性意味着在经济扩张阶段,利用货币政策抑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是有效的,但经济萧条阶段利用货币政策扩张经济是低效的,因此应更多地采取财政政策,若同时采取货币政策,其力度应该比扩张时期更大,因此在货币政策操作上也应该采取非对称性原则。从1996-2006年我国利率调整的实际来看,确实存在着非对称现象。在1996-1999年间,央行连续7次调低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一年期贷款利率从10.98%降低到5.85%,每次下调的幅度都较大,1997年10月23日的这一次调整更是下调了144个基点;在2004年至2006年间,央行3次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从5.31上调到6.12,每次上调都是27个基点。
在复杂局势下,货币政策方向的调整非常重要。由欧盟债务危机所带来的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再加上货币政策在经济过热的紧缩作用大于经济萧条时的刺激作用,因此本文认为我国在退出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上应保持谨慎态度。 当前可能并不是我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有利时机,应在继续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的基础上,更加强调适度、节奏和结构等问题。当世界经济出现明显回暖时,应考虑退出宽松的货币政策,但退出时,货币政策紧缩力度也要保持适度,防止我国经济出现“硬着陆”风险。
参考文献:
1.曹永琴,李泽样.货币政策非对称性效应形成机理的理论述评.经济学家,2007.4
2.肖本华.行为经济学范式下的货币政策规则研究.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09
3.赵进文.中国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扩张型的货币政策范文第2篇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对效力
在凯恩斯经济学中，“需求管理”是政府的主要宏观经济政策。这里主要分析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从它们对总需求的影响角度来考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对效力。
(一)财政政策的效力
当政府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时，政府需求增加将通过财政政策乘数效应使GDP增加。GDP的增加又使货币需求增加，即需要更多的货币用于交易。在储备银行不改变货币供给的情况下，利率必然上升;利率上升，一方面会抵消由于GDP增加而增加的货币需求，另一方面又会减少投资需求，从而抵消一部分政府支出或减税对GDP的刺激作用。如果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利率的上升将会大量降低投资。如果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那么，由于政府支出增加引起的货币需求将使利率猛增(利率敏感程度很低意味着利率必须变动很多)。①(①参见[美]R.E.霍尔和J.B.泰勒： (宏观经济学>，171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8。)
此外，财政支出乘数是衡量财政政策效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财政支出乘数能否使财政政策的效力充分发挥出来，同样要受到上述两个因素的制约。如果投资对利率高度敏感而货币需求对利率不敏感，即使财政支出乘数很大，财政政策也无法产生强有力的效果。
与上述情况相反，当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时，如果利率上升幅度不大，或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利率水平没有多大影响，那么，这种政策对投资的冲击就很小。在这种情况下，扩张性财政政策对总需求就有很强的影响力。换言之，当投资对利率不敏感而货币需求对利率高度敏感时，财政政策的效力就很强。
利用IS——LM曲线的形状及其移动来展示财政政策效力的强弱。财政政策的效力与IS曲线和LM曲线的形状有很大关系。当投资需求对利率很敏感时，IS曲线比较平缓，因为利率的较小变化和投资需求的较大变化有关。相反地，当投资需求对利率不敏感时，IS曲线就比较陡峭。
再看LM曲线的形状。当货币需求对利率很敏感时，LM曲线就比较平缓，因为当货币需求随着收入变化而增加时，利率的很小变化就足以使它减少;反之，当货币需求对利率不敏感时，LM曲线就比较陡峭。
当IS曲线比较陡峭，或者LM曲线比较平缓时，财政政策的效力比较强。相反，如果IS曲线比较平缓，或者LM曲线比较陡峭，财政政策的效力就比较弱。
(二)货币政策的效力
货币政策的操作主要体现在货币供给的变化上。扩张性货币政策或松货币政策是货币供给增加;紧缩性货币政策或紧货币政策是货币供给减少。一项扩张性货币政策如果在货币供给的增加时使利率下降的幅度很大，并且对投资有很大的刺激作用，它对总需求的影响就很大。这种效果产生的条件是：第一，如果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利率的下降就会使投资受到极大鼓励。第二，如果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货币供给的增加使利率下降很大(利率的很小下降就足以把货币需求提高到同较高货币供给一致)。在这两个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效力就强。
货币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效力也有弱的时候。如果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利率的下降不会使投资受到很大的刺激;如果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货币供给的增加并不能使利率下降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一项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如果使利率下降较小，或对投资的影响较小，它对总需求的影响就较弱。
用IS——LM曲线的形状及其移动来展示货币政策效力的强弱。同财政政策一样，货币政策的效力也与IS曲线和LM曲线的形状关系很大。如果幅曲线较为平缓或LM曲线较为陡峭，货币政策的效力就强;如果赐曲线较为陡峭或LM曲线较为平缓，货币政策的效力就弱。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搭配文献综述
摘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属国家的需求管理政策,可据宏观经济调控要求进行合理搭配。围绕着这个课题,国内外无论在理论的研究上还是在现实政策的运用上,一直存在争议。本文重点对我国实行人民币二篮子货币汇率制度后两大政策有效搭配的文献进行综述。
关键词: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绩效 政策搭配 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
如何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实现一国经济稳定发展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是学界长期论争的焦点议题之一。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理论视角。运用各种模型和实证方法,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绩效及其搭配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国外研究情况
经济学文献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的定量实证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IS-LM模型(又称希克斯一汉森模型)。根据该模型,希克斯和汉森等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虽然在短期能够影响产出,但是从长期来看,对产出都没有影响,它们都是无效的,除了提高价格之外。之后,经济学家在其基础上,将视角延伸到对开放经济的研究。
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Mead,1951)提出了固定汇率制下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即“米德冲突”。在汇率固定不变时,政府只能主要运用影响社会总需求的支出增减政策来调节内外均衡,在开放经济运行的特定区间便会出现内外均衡难以兼顾的情况。而支出转换政策包括汇率、关税等的实质是在总需求结构内部进行结构性调整,使需求结构在国内需求和净出口之间保持恰当的比例,从而开创性地提出“两种目标,两种工具”的理论。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Tinbergen,19521最早提出了将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联系在一起的正式模型,即“丁伯根法则”。若要实现n个独立的政策目标,政府至少具备n种独立的政策工具,工具之间不会相互影响。蒙代尔(MundeB,1960)提出了进一步的解决办法,指出将每一政策工具分配给它能发挥最大影响力和具有绝对优势的目标。斯旺(Swan,1960)用图形说明了支出增减政策f财政货币政策1和支出转换政策(汇率政策)各自的功用,提出了用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的搭配来实现内外平衡的模型。蒙代尔(1963)与弗莱明(1962),研究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用于实现内外均衡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他们的研究成果经不断完善而成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fMundell-Fleming Model),并由此得出了著名的“蒙代尔三角”理论,即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1999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fPaul Krugmanl根据上述原理画出了一个三角形,他称其为“永恒的三角形”fTheEtelnal Trianslel,从而清晰地展示了“蒙代尔三角”的内在原理。这三个目标之间不可调和,最多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这就是著名的“三元悖论”。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将以上理论和研究方法应用于对我国经济的分析,研究结论不尽相同。马拴友(2004)运用IS-LM模型进行分析得出,在我国IS曲线较为陡峭而LM曲线较为平坦,说明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比。对治理通货紧缩具有更大的效能。张学友、胡锴(2002)运用修正的MF模型,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力进行比较,得出在我国现行汇率制度安排下,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要优于货币政策:当前我国的经济政策应以财政政策为主,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淡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施建淮(2007)运用VAR模型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中国产出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人民币升值在中国是紧缩性的:相对汇率变动的其他效应,汇率变动的支出转换效应是支配性的,因此运用传统斯旺模型来分析中国经济是有效的。徐长生、刘士宁(2006)根据斯旺模型政策搭配理论,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模型中的内部通胀、外部顺差的区域,因此对内可采用从紧的货币政策主要抑制投资过热,采取结构性的财政政策着重解决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对外通过本币升值的汇率政策改善国际收支顺差,以实现内外均衡。
也有学者通过计量建模,实证研究了近年来我国两大政策的搭配,但大多集中于对内绩效的研究,鲜有在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兼顾内外综合绩效的系统研究。刘玉红、高铁梅、陶艺(2006)实证研究了财政货币政策的综合效应,发现中国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性较弱,这是由于我国利率管制严格、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发展缓慢等原因所致,而中国的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显著,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应该继续实施。王文甫(2007)通过模型分析。发现在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有一条真实变量都以相同的比例增长的均衡增长路径:在均衡增长路径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是相互独立的,它们之间必须相互协调:财政政策对经济有影响,货币呈非“超中性”。刘斌(2009)基于我国的实际数据的实证研究得出。我国的政策体制主要表现为主动的财政政策和被动的货币政策组合体制的结论:这种体制实际上是物价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的充分体现:因相机抉择的政策会产生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对社会福利水平产生影响,这种体制在今后是否一定要继续保持值得商榷:他强调今后我国应该从现行的体制向主动的货币政策和被动的财政政策组合体制转换。黄志刚(2009)将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fM―F模型1拓展到中间汇率制度下研究发现,不管资本流动性如何,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本有效,其效应介于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之间:实行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在进行宏观调控时,最应该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搭配方法,此时政策效果最好。
三、总结及启示
通过以上综述我们发现,大多文献将研究视角聚集于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及内外均衡,鲜有深入到对物价、居民消费、民间投资等重要经济变量以及经济内部结构的政策搭配研究。已有的研究结论不尽相同,对我国汇率制度改革以来(2005年7月21日)基于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相关文献不多。
本文认为,在后续研究中可进行新的尝试,若能遵循“紧扣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总揽全局、内外兼顾、两大政策密切结合”的构想,将会有很大的突破与创新。
看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对效力”的人还看了：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包括什么
2.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配合使用
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的必要性
4.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的必要性
5.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是什么
6.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扩张型的货币政策范文第3篇
2010年下半年以来，不断攀升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使得原本存在的通货膨胀预期成为现实。面对物价高涨的趋势，2010年12月初，中央已明确指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组合政策。显然，在宏观经济复苏态势尚未完全趋稳及通胀压力较大的背景下，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的组合将有利于确保宏观经济的平稳增长。但是，在传统的积极财政政策出动模式下，能否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向稳健的货币政策转型，从而缓解流动性极度过剩的局面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对于本次通货膨胀的成因，国内外学者已作过较多的分析。综合来看，货币超发导致的流动性过剩是其主要原因。当然，对于货币超发的途径，既包括因外汇储备过多导致的基础货币投放的增加，也包括危机背景下商业银行天量信贷投放所导致的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度增加。因此，在讨论有关治理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措施时。大多数的学者都主张用加息和人民币升值的办法来缓解国内通胀的压力。但是，笔者认为，在我国现有的宏微观经济环境和财政预算制度下，无论是加息还是人民币升值都无法促进货币政策的有效转型。促进货币政策的转型、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还必须改变传统的以扩大政府公共支出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
与以往的通货膨胀压力的形成机制不同，本次通货膨胀的形成虽然与外汇储备增加导致的人民币基础货币的投放有关，但笔者认为，其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2008年底以来救市政策下的天量信贷资金投放。事实上，自2005年7月人民币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一直处于缓慢的升值之中，伴随着人民币的升值，我国外汇储备并未相应减少，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局面也未得到根本的改变。相反，2007年上半年的物价上涨和资本市场泡沫的形成与人民币升值预期下的外汇资金的流入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而在金融危机之后，因外需的急剧下降，我国外汇储备的增幅已有所下降。但2008年底以来，在金融救市政策的刺激下，我国商业银行发放表内信贷资金近18万亿元，表外资金近2万亿元。天量信贷资金的投放导致了流通领域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加。因此，若要遏制当前通货膨胀的势头，管住银行新增信贷，回笼部分信贷资金将是最为有效的措施。但是，在现有的积极财政政策模式下，能否做到这一点则值得怀疑。
扩张型的货币政策范文第4篇
积极财政政策本意是要通过加大支出来保增长。为此，国家财政要承担更多的风险。因此，应考虑适度控制支出扩张度。其中要注意的关键问题是，在减税增支的背景下，增支的资金来源只能主要依靠发债，但政府举债毕竟是权宜之计，应尽力控制债务规模。
一、不能认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就可以无边际地扩大支出
我国现行积极财政政策带有加大、加速扩张支出、打破单纯追求财政收支短期平衡的理财观，树立周期性平衡理财观的含义，要通过主动扩张支出来增加总需求，进而反推供给扩张。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实行适度从紧财政政策，各年财政支出增长率保持在16%以上，1997年财政赤字达到582亿元（当时历史最高点）。前几年实施稳健财政政策，财政支出增长率年均高达19%，20xx年～20xx年，财政赤字每年都在20xx多亿元。指出这点，是想强调财政支出大幅度扩张在中国是一个长期趋势，如何把握好扩张度反而倒是一个更值得关注的问题，长期困扰中国的是如何做到财政收支相对平衡，不能认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就可以无边际地扩大支出。
现在所说的积极财政政策是指国家财政要着眼全局和长远而更加“积极”，要承担更多的财政风险。同时，要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一方面延续稳健财政政策的着力点，继续加大对事关百姓生存和发展的公共产品供给如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教育、环保等的投入，另一方面则要较大幅度增加经济调控性支出。换言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绝不意味着放弃支出结构调整，反而是要通过再度加大支出规模扩张来加速解决公共产品供给薄弱环节中的问题。
二、适度扩张财政支出当前我国运用支出扩张手段刺激经济增长，本意就是要让支出超过收入，就是要承受赤字可能带来的“成本”。但面临的难题就是如何掌握支出扩张的“度”。为此，有必要确立从全局着眼分析支出扩张可行性的思维模式。所谓从大局着眼，是指从政府政策手段综合平衡协调的角度去考虑财政支出扩张性。具体说，当前我国是货币政策、汇率政策、投资政策和财政政策四大手段同时取向扩张刺激经济增长，自然连带出各个手段如何相互呼应问题。事实上，这些手段同时启动后，内在的呼应性已经产生，这是一种客观规律。因此，财政支出扩张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考虑其他政策手段运用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认识其他手段的主观目标和客观效应对财政支出扩张的影响程度，并基于此，来把握财政支出扩张度。
1．货币政策对财政支出扩张的影响。
货币供应扩张和财政支出扩张是政府刺激经济增长的两大手段。当总供求处于较低水平时，这两大手段的共同目标是把需求先行拉高，反推供给扩张，最终把总供求抬到高点。但是，必须认识到一个国家货币供给扩张与财政支出扩张是有内在协调性的。货币供给扩张刺激需求扩张有两个途径：一是增发基础货币，二是通过降低利率实现储蓄动员，增加派生货币。财政支出扩张刺激需求扩张也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发债实现储蓄动员；二是向中央银行借款，转而投入实体经济，增加总需求。显然，从结构角度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者有此消彼长的关系。特别是在储蓄动员方面，在储蓄规模既定的条件下，两者的效应不可能同步、同等程度实现。在增发货币方面，理论上讲，两者可以同等程度放大。但问题是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谁也承受不起。货币政策扩张的优势在于既可充分调动存量货币，又可直接增发基础货币，这对投资和消费的扩张具有无可比拟的诱惑性。财政支出的扩张从初始角度看，是对存量货币的调动，其途径有两条：一是增加税费，二是发债。特别是后者，本质上是把更多的储蓄吸收过来注入到实体经济，反过来又使货币供应量按乘数效应增加。
相比货币政策，财政支出扩张对经济增长的刺激有两点优势：一是见效快。货币政策扩张时，货币供应扩张要有一定的时滞，因为贷款需求受多种因素制约不一定能立刻膨胀，特别是在经济下调期，投资者预期利润率偏低时，即便利率下调，也不会即刻贷款投资，同时消费者预期收入增长慢也不会即刻贷款消费。相比而言，财政政策来得快，因为支出一旦扩张，资金随即落到项目上和消费主体身上，很快会转化为投资品和消费品。二是针对性强。货币供给扩张时，所有经济主体都有可能利用利率下调来实现自己的经济目标，即便是不受产业政策鼓励的投资，也享受同等的优惠。但财政支出扩张则不然，支出是有倾斜点、有条件的，并不是所有经济主体都可以利用这一机会，也就是说支出扩张是一种结构性刺激。可见，同时启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两者都在“争夺”储蓄资源，都有可能引致基础货币供给扩张
当前我国力度空前的货币政策，直接释放了大量货币。20xx年12月贷款增长7800多亿元。截至20xx年12月末，我国人民币存款余额已达46.62万亿元，释放1个百分点就是4600亿元。20xx年贷款余额达30.35万亿元。就目前的货币存量推算，如果20xx年 贷款余额增长20%，那么，新释放出的货币至少上6万亿元，贷款规模将达近40万亿元。中国一直是一个流动性充裕的国家，贷款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高达100%以上，货币供应量（m2）占gdp的比重高达150%以上。按照现在的政策思路，这两个比重数值在20xx年不会降低。显然，现在刺激总需求，从引导全社会投资和消费角度看，冲击力最大的还是货币供给扩张。
货币供给的大幅度扩张对财政支出扩张客观上起到了限制作用。首先，从总需求扩张诱导的角度看，利率下调对投资主体和消费主体的吸引力最强。我国投资主体的投资需求冲动从未减弱，前期贷款利率高达7.47%时，贷款需求仍在增长，当前利率下调恰好迎合了投资主体的要求。我国现行制度基本不允许实施财政贷款，财政对投资的支持，要么是无偿拨款，要么是贴息，但这两者资金额都比较小，而且根本不可能大幅扩张，因为财政支出主要是保公共产品供给。货币供给扩张恰好打消了人们对财政资金的期望。其次，贷款增长幅度反映的是间接融资的储蓄动员效应的放大程度。现在我国的储蓄动员由于股票市场低迷、严控股票发行、严控企业债券发行，起主导作用且操作简便的就是银行信用扩张。利率下调恰好提供了有利条件。对财政来说，贷款增长会压缩国债发行空间。对高利润追求的本性使得机构投资者不会过多持有国债，银行当然也乐于放款。所以，不能认为财政扩张支出时发行国债没有硬障碍。
再其次，货币供给急剧扩张时，资本市场会被激活，大量资金会流入证券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另外，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资金来源结构已发生变化，消费信贷成为居民重大支出的资金来源。现在我国为刺激消费大幅下调消费信贷利率，已经显现出了刺激消费扩张的效力。从今后趋势看，房价如果下调，购房者会借低利率之机介入房市，此时，房贷规模自然膨胀。这些因素，实际上都是储蓄动员，当然会压缩国债发行的空间，也会抬高国债发行成本。
总之，在全面启动增长上，货币政策的切入点是直接刺激市场投资需求，而市场主体积极性的强化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显然，货币政策不是没有作用空间。在货币供给扩张过程中，调低利率、放松贷款限制的直接效应是限制财政支出扩张。这不能说是弊多利少的事情，恰好能够自动把政府配置资源和市场配置资源结合起来。
2．汇率政策对财政支出扩张的影响。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政策对财政支出有着多重直接影响。这种影响既会通过贸易结算价格体现出来，也会通过汇率变动对实体经济状况的约束体现出来。步入本世纪之后，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现已达到60％多，财政对外依存度相应提高，20xx年进出口环节税收占税收总额比重达15％。
近年来，人民币总体上说处于升值势态。人民币升值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基础货币膨胀压力，对实体经济运行也产生了多重约束作用，并传导到了财政运行，对财政收支已经形成了多方面的影响。
首先，人民币升值同比提高了出口货物价格，在当前世界各国经济普遍萎缩的形势下，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出口困难。就出口而言，人民币升值直接形成了两种减收：一是货物出口下降会减少出口企业的部分流转税和企业所得税；二是在出口下降的形势下，为了刺激出口，我国连续提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这实际上是要抵消人民币升值和成本上升形成的出口价格上升效应。为此，财政要减收5000亿元以上。然而更大的问题在于我国一些产品对外出口占总销量的比重高达40％以上。如果外向型企业的出口产品找不到出路，那么数千万人的就业就会受到冲击。为此，我国必须运用财政支出手段来支持外向型企业的产品转为内销。当前“家电下乡”正在全国推开，政策着力点就是扩大内需，客观效应则体现在为家电企业外销转内销创造条件。
其次，人民币全面升值致使用美元、欧元、加元、澳元等各种国际化货币结算商品的进口价格同比例下降，这将直接导致进口环节流转税减收。20xx年尽管我国经济增长率下调，但货物进口规模仍处于扩张势态，达1万多亿美元。从货物进口结构角度看，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高的商品是能源、资源型产品和高技术产品。前期进口环节税收大幅增长，主要原因在于大宗商品价格狂涨。20xx年下半年以来，国际上大宗商品价格开始加速回落，现在有些商品价格已被“打回原形”。但此时，人民币升值开始全面化，原来处于低汇率的货币如欧元、英镑、加元等开始加速升值。必须肯定，这一基调与保增长的宏观政策取向是高度吻合的，但客观上却造成了进口环节税收的减少。此外，人民币升值，实际上又强烈刺激了服务贸易的进口。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人民币升值会加大逆差额。从财政角度看，服务贸易进口额扩大，会使一部分税收流到国外，反过来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服务贸易出口。突出的表现是人民币升值刺激了国外旅游人数和留学人数增加，从而使消费性税收流到外国。
显然，今后财政收入的增长难以再依靠人民币对外币的低比值，而是要寄希望于进口增长形成的消费进步和供给增长。同时，财政支出不可避免地还要加大力度支持出口结构调整，使中国占领具有一定竞争优势的目标市场。
3．投资政策对财政支出扩张的影响。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增长下滑，我国再一次走上了主要依靠投资扩张来拉动经济增长的道路。本轮投资扩张政策有三大特点：一是规模大。继20xx年11月中央政府宣布4万亿元投资计划之后，各省纷纷跟进，目前宣布的投资规划已突破20万亿元。二是结构转变明确，向公共产品供给倾斜。三是把宏观调控和长期战略有机结合起来，比如铁路建设投资和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投资。
如此庞大的投资计划显然不是政府独家能完成的。现在利率下调、放松价格管理、调整利率政策实际上表明政府希望引导社会投资尽快跟上，遗憾的是按照市场动向办事的社会投资主体并未“奉命行事”，跟进快的只是国有企业，其中电网、铁路、通信等垄断部门表现最为突出，但这些企业的投资一部分又来自于国家预算。
就目前宣布的政府投资规划而言，大幅度扩张财政投资性支出是必然的，但难点在于如何扩张。扩张财政投资性支出有四个途径：一是提高宏观税费负担；二是发债；三是调整支出结构，加大投资性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四是直接向中央银行借款，增发货币。从现在的制度安排主基调看，提高宏观税费负担肯定是行不通的，可选择的是后三个途径。
从现实情况看，通过加大投资性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来扩张投资性支出余地很小。目前投资性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接近40%，其中80%多用于公共产品供给，直接流入企业产品制造和销售的资金很少。为刺激经济增长，大部分国家政府都要增发国债，事实上，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德国）由于公共福利支出压力不断增加，早就走上了发债度日的道路，当前这些国家最大的麻烦就是面临经济衰退还要再增发公债，新旧债务叠加出路难寻。在债务发行方面，我国一直比较谨慎，1998年采行积极财政政策，随后几年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急剧扩张，1998年增发10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使国债依存度超过了10%。应该承认，当时这种主动扩张债务的决策确实是理财观的转变，因为之前总是被动举债，这次明确说要利用债务扩张来调节经济。如果说积极财政政策有何新意的话，这就是最大的新意，表明中国政府抛弃了年度平衡的理财观念。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全国财政赤字合计950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3%以内。这个赤字规模创出了新中国60年的最高记录。政府报告还指出，国务院同意地方发行20xx亿元债券，由财政部发行，列入省级预算管理。
扩张型的货币政策范文第5篇
关键词：货币政策；M2；经济增长
一、引言
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西方经济学领域研究的重点与热点之一，在我国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目前在经济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简单而言就是促进论、促退论、中性论。
促进论，就是认为扩张型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有正相关作用。其中最著名的是凯恩斯的半通胀理论，解释了在社会生产力未充分利用的背景下，货币供给的增加导致实际利率的下降，进而促进投资的增加。通过乘数效应进一步增加了社会总产出和就业需求的增加，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促退论，就是认为扩张型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有负相关作用。我国促退论的主要支持者李运奇认为当社会资源存在闲置和滞存并存局面，或者社会资源已经被充分利用时，货币数量增加的通货膨胀只会导致价格的上升，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中性论，就是认为货币政策和经济增长不存在相关关系。中性论的基础是“货币中性”或者“货币超中性”为基础的，认为货币数量的增长会导致名义价格的同比例增长，所以对实际产出没有影响。
本文目的意在研究中国1991年至2012年这二十多年来的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的正相关关系，并分析这种关系是否是一直持续不变的，是否有递增或者递减的趋势。最后根据所得结果对我国未来货币政策提出建议。
二、我国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可持续性分析
自改革开放特别是1991年开始有M1，M2数据统计以来，我国的货币量一直处于上升状态，特别是M2一直维持在两位数以上的增长率。为了研究在1991年至2012年之间我国扩张型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是否可持续，本文选取在此时间段内GDP增长率和M2增长率进行实证分析。分析方式是通过建立带虚拟变量的回归模型，说明我国M2增长率对于GDP增长率的影响是持续性的，亦或是在某个时间节点发生了改变。
引用1991年-2012年国家统计局最新GDP、M1、M2数据，整体易见，GDP的增长和M2的增长有这正相关关系，也就是M2对我国GDP增长有着整体的促进作用。可以通过最小二乘法简单的计量GDP与M2之间的关系， 得出结果，其中，R2值是0.99，系数值是0.52，系数T值是50.89，系数P值是0.0000。
而由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的萧条，我国在2008年-2010年进行了4万亿人民币的投资，对我国货币量有一个明显的扩张作用。但是从国家统计数据来看，正是由于这4万亿的投资，加速了我国经济在多方面的产能过剩和消费物价指数上升，从而可能对我国经济增长有着负面作用。
所以本文将2008年作为一个虚拟变量时间节点建立M2增长率和GDP增长率的线性回归方程
其中GDPZZ为GDP增长率，M2ZZ为M2增长率，D1为虚拟变量，在1991年-2007年值为0，2008年-2012年值为1。
通过对其数据进行修正自相关后的最小二乘估计可得：
而相对于未设虚拟变量的回归值而言，M2、GDP增长率关系计量的结果是，R2值是0.5，系数值是0.17，系数T值是2.53，系数P值是0.0211。
相比可以得出，对于未设置虚拟变量的模型结果而言，设有虚拟变量的模型有更好的解释能力。体现在：其一，计量模型本身的解释能力得以提升。体现在R2与R2值的上升，从50%提升为62%，而系数的T值和P值也相比有所优化。其二，经济学解释能力提升，更加符合经济实际。从两者的回归结果可综合的看出：
第一，1991年至2012年综合而言广义货币M2增长率对于GDP增长率是有正相关关系，反映了自邓小平1992年南方讲话改革开放全面展开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情况。由于我国此前一直处于供给短缺，投资严重不足，社会资源没有充分利用的状态，所以通过扩张型的货币政策一方面可以降低实际利率，拉动投资规模，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一方面也可以增加货币在市场上的流通量，从而促进了商品的流通，进而加速经济增长。这种情况比较符合凯恩斯的半通胀理论，同时也符合托宾和汉密尔顿认为货币和资本之间是可以相互替代的理论。
第二，在2008年以后，由于我国已经出现某些行业产能过剩，所以广义货币M2增长已经无法有效拉动GDP的增长，甚至已经产生了负面影响。在模型中虚拟变量D1的系数为负，在现实中由于产出的饱和与有效需求的不足，货币量的增长导致物价的上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以1978年为基期，至1991年已经累计上涨223.8%，而到2012年更累计上涨579.7%（国家统计局2013数据）。
同时通过计算GDP/M2可以发现每一单位M2所带来的GDP效应从1991年的1.1逐年减少至2012年的0.5。进一步说明了扩张型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正在逐年递减，其作用不可持续。
综上所述，在我国1991年-2012年这二十年来，我国实行的扩张型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增长确有促进作用，表现为在高货币增长率下的高GDP增长。这主要归功于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各种资源的合理流动，导致生产力的解放，扩大了社会总产出，而作为资源中重要的货币数量的合理增长，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市场的发展和扩大，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是任何资源都是边际效用递减的，从虚拟变量D1值的系数为负和GDP/M2值的不断减少，可以清楚的说明扩张型货币政策并不是经济增长的万能药，货币量不合理的增长甚至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经济发展结构不平衡不协调，导致资产价格虚高的情况，最终会损害经济的增长，使经济增长不可持续。
三、政策建议
第一，合理调控货币发行量。我国的货币量供应主要受两方面影响：一是央行每年发行的新增货币量，二是外汇占款。其中，后者由于我国外汇的不断增加，呈现绝对量不断增长的趋势。但是从近期而言，随着我国货币不断升值，外汇占款的增长速度呈现下降的趋势（2012年同比只增长2%），所以央行对新增货币量的发行量控制就更为重要。
第二，合理的运用货币调控手段。我国货币当局应该不断完善法定准备金、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回购和逆回购等调控货币量的手段，积极主动的根据我国不同时段的经济增长所需货币情况进行因地制宜的调节，进一步减少金融行业的杠杆率和风险，为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第三，货币政策要和现阶段国家改革发展政策相结合。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我国要进一步加深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水平，而货币政策应该与国家长远目标相结合，通过适当的扩张，紧缩，或者稳健的方式保证我国经济长期的增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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