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方面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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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方面的政策范文第1篇

Keywords：digitaleconomy；institution；innovation

数字经济是一场数字技术推动的经济革命。这场数字化革命正在以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为推动力，以开放的知识为基础，从制造领域、管理领域、流通领域的数字化扩展到包括政府宏观调控的一切经济领域，逐渐形成一个经济体系。

一、新自由主义思潮是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解决凯恩斯主义所遗留的滞胀问题，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抬头并呈现占主导地位的趋势。美国传播学者丹·席勒(DanSchiller)指出，以“应该让市场自己遵循其自然的逻辑”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新被奉为美国国内的正统理论[1]。80年代的里根时代和90年代的克林顿时代都很大程度上遵循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理念。最近几年，新自由主义思潮成为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支柱之一。

首先，作为数字经济重要技术推动力的因特网本身就是自由思想创新的产物。一方面，因特网的设计思想避免了垄断集中，体现分散自由；另一方面，因特网为数字化的信息提供了自由流动的空间。因此，因特网不仅是流通领域数字化的重要技术支持，更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发展提供了因特网生长的土壤，孕育了数字经济的发展。

其次，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自由市场观点和理念渗透到了美国的经济发展政策中，特别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电信和传媒业发展的政策中，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适宜的宏观经济环境。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通过一系列程序对电子计算机业、电脑业和电信业的界限一再进行重新划定，将蓬勃发展的网络业中越来越多的部分划到放松控制的电脑业一边，促进电脑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主张把政府的控制管理降到最低程度、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原理的作用的思想，在美国电信和传媒业决策中逐渐占据优势，更使有关决策出现放松管制的特点。1980年，在《有关计算机的第二次调查》中，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决定，作为美国电讯基础设施的核心部分，受政府管理的电讯公司也可以成立分公司，不受制于现有管制措施。这一措施使得被赋予特别市场自由权的专业化网络行业向整个电信市场扩展[2]。1996年，美国通过了《1996年电讯法》，消除电信行业的垄断，开放所有的电信市场，放松了对不同种类的电信和媒体公司相互进入业务领域的限制，允许不同的媒体市场相互渗透，促使美国全国范围内的从电信运营到硬件制造、软件开发、网络通信、互联网服务、广播电视等各个领域展开新的竞争和重组，从而推动高速“宽带”网络的建设[3]。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广泛渗透，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市场环境。

二、美国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的重要保障

为了保证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美国政府不仅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研发，而且还通过政策支持保障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首先，美国政府增强网络的安全性，提高消费者对网络的信任度。美国政府通过《关于信息系统保护的国家计划》构建联邦政府的信息安全模式，推动公众与民营之间的自愿合作，以保护信息基础设施。美国商务部企业服务局与产业界、消费者代表和政府部门共同合作，开发一种新的电子商务密码系统，专用于网上消费者的保护。另外，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采用网上冲浪的方法，对网上的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对于网上的欺诈行为，司法机构按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其次，美国政府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1999年10月，美国通过了《域名权保护法案》，规定域名与商标保护统一，不得冒用、非法注册或使用与他人域名十分相似的域名进行网上商业活动。在域名的管理上，将过去的政府负责注册登记改为由因特网域名定名公司(ICANN)和网络解决方案公司(NSI)代表政府负责域名的注册登记，大大降低了域名的注册管理费。最后，积极发展电子商务。1996年底，克林顿亲自倡导成立美国政府电子商务工作组负责制定有关发展电子商务的政策措施，并协调督促相关部门实施。1997年颁布《全球电子商务框架》为电子商务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并具体提出五项原则：(1)私营部门必须发挥主导作用；(2)政府应避免对电子商务的不当限制；(3)政府必须参与，并致力于支持和创造一种可预测的、受影响最小的、持续简单的法律环境；(4)政府必须认清因特网的特性；(5)应该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因特网上的电子商务。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全球和全国商务电子签名法案》，使在线合同或在线交易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进一步方便企业和消费者的电子商务。

三、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是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数字经济之所以在美国兴起和繁荣，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特网演化处在官、产、学、公众各类主体组成的创新网络之中。正是这一网络机制促成因特网的迅速普及发展，带动整个美国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变。

美国数字经济是数字化技术在经济领域创新以及渗透的结果。创新包括了技术、制度和产品服务方面的创新。单单市场需求的存在或者技术机会的存在都不能促成技术革新，单独看来，这两者都是技术发生革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只有他们同时成立的时候，技术革新才成为可能[4]。也就是说，脱离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单纯技术创新不会促进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以美国苹果电脑为例，就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一点。苹果在PC发展过程中，一直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过去十年，苹果获得了1300项专利，相当于微软的一半，几乎相当于戴尔的1．5倍。但是，创新能力并没有使苹果公司置身于食物链的顶层。1981年，该公司营业利润率高达20%，而目前仅有0．4%，远低于行业平均的2%。目前，该公司在全球PC市场的份额仅有2%，无法与戴尔和IBM相匹敌。苹果公司充分说明业务模式创新比技术创新更为重要。戴尔、亚马逊、eBay等公司都是以更低的价格销售商品和服务模式，迎合更多的消费者[5]。因此，美国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是由技术创新需求和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相互推动。

事实上，传统的“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仅仅提供美国数字经济技术创新的需求。美国科研体系的特点是政府、企业和大学单独或联合资助进行研发活动，促成了美国产生大量创新成果，并得以产业化与商业化发展。因特网正是在这种政府、企业和大学创新体系中由国家投入基础技术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企业积极支持和参与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这种建设新的创新环境的过程中，机构和国家的界限被打破。相反，原来互不联系的三类机构，即公共(官)、私人(产)、学术(学)三方面逐步适应共同工作，相互交织作用，进一步在创新进程的各个阶段建立了相互联系，形成了“三线螺旋体”。

但是，“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忽略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还不能够完全成为数字经济的创新源泉。结合苹果电脑失败的教训可以看出产品、服务等业务方面的创新同技术创新同样重要，而且这些归根结底取决于对公众偏好的满足。公众的偏好需求驱动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的创新方向，引导政府政策与制度的制定。在进一步满足公众偏好的基础上，公众积极广泛地参与在线购物、虚拟社区、数字学习、数字娱乐等都构成推动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坚实动力。而且，当前美国的部分研究机构在统计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时，都对公众的上网比率、上网时间等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兰德公司在加强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议中同样认识到设法让民众了解创新活动的重要性以及民众通过什么方式来支持创新。这些都说明公众是推动美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公众与“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相互作用，形成“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所必需的技术创新、产品服务的业务创新，成为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四、风险资本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的“革新力量”

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新技术企业与创业资本或风险资本的互动式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所谓风险资本是由职业金融家(即风险投资家)连同管理一道投资到年轻的、快速增长的、并且有潜力发展成经济重要贡献者的公司中的资本，风险资本是初创公司重要的资金来源[6]。美国风险资本市场制度是一种增进和分享创新收益为目标的有效率的融资制度安排。风险资本投资的运行特点包括三方面：一是投资面向新兴产业(主要是信息产业)中的初创企业；二是风险资本还通过资本经营服务直接参与企业创业；三是风险资本具有良好的退出机制。正是这三个特点使得风险资本能够通过独特的创新试错机制和风险分散机制，把资本、技术和知识联系起来，赋予美国经济支持技术型初创公司发展的优越环境。20世纪90年代，风险资本投资在美国发展迅猛(见表1)，相继培育出DEC(数字设备公司)、Intel(英特尔公司)、Microsoft(微软公司)、Compaq(康柏电脑公司)、Apple(苹果电脑公司)等著名的高科技企业。这些高科技公司为美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示范效应。

进入新世纪，美国数字经济遭遇挫折，风险资本投资的绝对数额出现急剧下降的趋势，但这并没有削弱其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统计表明，2000—2003年期间曾经接受过风险资本投资的企业在就业创造和销售收益增长方面对美国经济的贡献仍然超过其他同行企业。在信息产业部门这一现象更为明显(见表2)，比如2000—2003年期间，计算软件整体行业出现裁员8%，销售额仅增长5%，而风险资本投资企业却仍然创造了17%的就业机会，销售额高达31%。因此，风险资本投资正在很大程度上拉动当前美国经济的复苏。

总之，无论是在美国经济繁荣或复苏阶段，风险资本都对美国经济做出重要贡献，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中不可替代的“革新力量”。

参考文献：

[1][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3．

[2][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0．

[3]郭庆光．21世纪美国广播电视事业新构图——“1996年电信法”的意义与问题[J]．国际新闻界，1996(6)．

[4]Rosenberg，Nathan．InsidetheBlackBox[M]．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231-232．

数字经济方面的政策范文第2篇

10月22日，统计局三季度统计数据，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累计下降1.1％，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累计下降6.5％。但CPI自从7月环比持平之后，8月、9月都出现了环比上涨。截至9月，PPI环比连续7个月上涨。三季度GDP增速达8.9％。主要统计数据基本都在业界预期之内，但在无惊无险的新统计数字背后，却依然没有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老问题。

长期来看，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胀的压力将愈加强大，这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风险。尽管三季度的CPI和PPI仍为负值，但CPI已经连续两个月环比正增长(其中9月份环比为0.4％)，这是17个月以来首现，上次此现象的出现还要追溯到2007年的通胀周期；PPI则已连续6个月环比正增长，价格上涨的压力非常明显。货币流动性方面，狭义货币M1与广义货币M2的增速近期屡次创下近15年来的历史新高，9月份已分别达到29.51％和29.31％的高位；国内主要城市楼市的价格也已经超过2007年最高峰的时期。

这些都表明，现阶段国内的通胀风险已经越来越大。

通胀终于搬上国务院

数据显示，9月份CPI和PPI同比降幅继续收窄。9月CPI同比下降0.8％，降幅较8月收窄0.4个百分点。同一时期，PPI同比下降7％，降幅较8月缩小0.9个百分点。

“从当前的现实来看，不存在通货膨胀的问题，”对最新统计数字，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李晓超这样表示。不过，李晓超认为，CPI和PPI环比都出现了上涨，存在着通胀的预期，对通胀预期要给予高度关注。

天量信贷在二季度结束后即引发社会各界对通胀的担忧，但均遭到相关部委的否认。

在10月2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今年后几个月，要把正确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关系作为宏观调控的重点，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是自金融危机加剧以来，决策层首次明确提出关注通胀的风险。

政府调控方针的微妙改变，意味着最高层已开始大大提高了“控通胀”的重要性；而且由于政策转变的经济基础已经具备――三季度经济增长已明显高于8％――政府很有可能在2010年年初就采取适度的紧缩措施，以应对日益积聚的通胀风险。

根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在国务院常务会议做出这一示警前，内部曾有一番激辩，即通胀是否已出现、通胀又是否来年中国经济的较大威胁。这一激辩不仅出现在经济界，在国务院部委中也有不同意见。最后的结果，当然是综合各方的意见，以防为主，提出“管理好通胀预期”，既侧面否认通胀已经出现之论，又承认通胀已成较大的威胁。

虽然对目前是否已出现通胀有激辩，但经济界对通胀风险之可能加大已有共识。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经济面临三大方面的压力。首先金融方面的影响，虽然出口开始止跌回升，但国际市场的变化，以及美元走弱之势，仍在增强人民币升值预期，这令资产价格走高和通胀压力进一步加大。二是中国市场的需求影响，当经济进一步复苏，总需求随之回升，原材料和产成品都有加价的压力，将强化通胀预期甚至加大通胀压力。三是农副产品的价格变动，近期出现猪疫病，可能令猪肉价格回升，而中央为保农业，不能不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这都有可能推高农副产品价格。也拉动整体物价的上升。如果考虑到国际粮价的上升，这方面带来的通胀压力会更大。

在三季度GDP等经济数据公布当天，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发行900亿元3个月期央票，并进行800亿元91天正回购操作，单日回笼量高达1700亿元。这被解读为可能是受市场对通胀预期的影响，向市场发出政策适度收紧的信号，表明自己减少货币供应量的决心。

一个两难的问题是，当前国民经济正处于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经济回升的基础尚需继续巩固，外需不足依然严峻，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的任务仍相当艰巨。大量在建项目正在开工建设，中小企业恢复生产，需要宽松货币政策支持。经济刺激政策不能过早退出。目前全球采取低利率，维持流动性，如果中国把利率抬高了必然造成大量热钱流入国内，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利。

虽然澳大利亚已经率先提高了利率，但在此次全球危机中，澳大利亚银行业没有倒闭，而且澳经济和中国关联性不大。在美国提高利率之前，中国如加息，风险太大。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在通胀预期之下，依然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中国总理日前在泰国出席东南亚国家联盟峰会间隙对海外华人团体表示，如果中国现在过早退出刺激政策，则以前取得的成果将付之东流，甚至导致经济发展形势发生转变。坦率地承认，中国企业活动和整体经济的增长目前仍依赖政府的刺激措施，缺乏脱离振兴措施而自行发展的活力。

目前有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在中国经济复苏进一步稳固以及通货膨胀构成实际威胁之后，中国政府最早可能会在明年开始收敛经济刺激政策。但从在国际场合承认中国经济还离不开政府刺激来看，决策层仍不打算在短期内撤除刺激性政策，在货币政策上更不会像一些市场人士建议的那样回归中性。不过，在国际场合的政策吹风与实际的政策准备可能仍有差距，观察国内政府部门的一系列表态，紧缩政策的预案肯定已经在准备了。

中国宏调政策要不要研究退出机制、如何退出和何时退出，应该会在即将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有所决断。按照惯例，是次会议要为明年经济确定政策基调。

财政投资独角戏不能长久

李晓超说，从内需看，今年经济出现企稳回升，内需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据初步测算，前三季度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有4个百分点，投资贡献了73个百分点。但有经济学家认为，投资实际上对前三季度的增长起到了非常关键的拉动作用，它的拉动力，贡献力大概是95％左右。虽然对投资拉动的幅度有不同认识，但共识是投资依然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这样保持的增长数字是没有意义的，政府过度投资，会进一步增加经济中的过剩产能，由信贷支持的过剩产能若干年之后就是银行坏账。并不能真正使经济实现好转。从总需求看，虽然今年以来的贷款投放量很大，但生产过剩的矛盾在大投资推动下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在积累更大的过剩产能。

“保的不应该是‘8’，而应该是消费。地方政府保8是为了给上一级政府看，中央为什么要保8呢。现在是就GDP来垒GDP，毫无意义。2003年8月就提出科学发展观。讲了这么多年，脑袋里还是增长观。”有学

者这样对记者说。

“4万亿”刺激政策之下，地方政府成为此轮经济反弹中的投资主力。今年地方债强力发行，中央财政首次发行2000亿元地方政府债券也已全部完成。地方政府投资也后继乏力。企业债已经扩大发行量。

从国家财政的角度看，税收部门正想尽各种办法增加今年的税收，如果再持续“烧钱”，财政就会非常紧张。不管从什么方面来说，投资拉动都已是后继乏力。在国内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政府推出政策拉动国内需求是有必要的，但是不能再增加投资。

一个更大的危险是，虽然保8目标能够顺利实现，但今年前三个季度宏观数字的好转，完全出于政府积极的财政和信贷政策，依靠天量投资使经济增长维持一个漂亮的数字，无异于饮鸩止渴，如此天量的信贷是不可持续的，而当政策力度减弱的时候，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再次下滑不可避免，即一些人说的经济“二次探底”。而靠宏观政策无限推后的探底一旦出现，中国经济将面临崩溃的危险。

当然，如果世界经济复苏，随着出口的大幅增加，这种危险将不复存在。中国能否靠宏观政策的推动使经济高速增长坚持到世界经济完全复苏，尚是一个未知数。但这种做法只会使经济结构失衡问题进一步恶化，错过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大好时机。

问题的核心是分配政策

“GDP超过8％担心经济过热。低于8％又担心过90那还有好日子吗?”原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刘福垣开玩笑地说，“一边说产能过剩，一边担心通货膨胀，这是很奇怪的，产能过剩背景下担心通货膨胀，是自己吓唬自己。”刘福垣认为，是需求拉动了供给，需求大了，价格才会上来。因为出口拉动已经很小，只能靠投资拉动，明年投资拉动如果也弱下来，只能靠消费拉动。虽然从十七大就确定要以消费拉动增长，但目前国内消费依然不足，如果想要靠消费拉动，应该是增加消费。如果需求上升了，带动价格了，那货币是因变量，物价在一定范围的上升，不是通胀，不用治理。

数字经济方面的政策范文第3篇

“稳字当先”：面对外部新风险、新冲击的明智选择

“稳中求进”是近年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调。2016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继续强调这一基调并将其上升到了“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的高度。因此，“稳字当先”实际上成为2017年中国经济政策的主导思想，而应对外部压力、防控金融风险将是重中之重。

如果说世界经济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际面临“急性病”的突发威胁，那么今天则面临“慢性病”的持续困扰。首先，从经济增长情况看：世界经济总需求不足，复苏乏力，增速持续低于预期；各主要经济普遍减速，经济状况出现严重分化。其次，从国际经贸看：贸易增长失速，投资复苏乏力，两者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再次，从金融领域看：货币政策分化加剧，资本流动和汇率风险显著增强，加之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普遍面临冲击。在金融对外开放不断推进、内外风险关联度提升的背景下，中国也难免受到影响――2015年以来的金融市场情况即说明了这一点。

值得注意的是，主要发达国家国内政治变动的国际经济影响将日益突出。特朗普当选及其激进的政策取向、英国脱欧及其可能的连锁反应等意味着新的冲击在所难免，这将是美国金融海啸、欧洲债务危机、新兴市场动荡等一波又一波冲击的延续，也是世界经济及其治理体系所面临的一轮空前变局的组成部分。

历史经验表明，美联储加息周期是新兴市场金融风险集聚、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显然，特朗普当选意味着加息周期和强势美元“外部效应”的放大，而这将通过跨境资本流动和汇率波动两个机制持续对中国的金融稳定和经济安全施加影响。相应的，资本流出和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在2017年仍将持续释放。在这样的背景下，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在更重要位置是非常明智的。

经济增长方面，必须强调“稳”重于“快”。短期来看，必须对“潜在增长率”有更清晰的认识，在防止经济增长“失速”的前提下继续适当“减速”，避免过度、过强刺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显然，这意味着政策上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目标的高度重视，具体实施也有望更积极地推进。同时，还要加上一条“去雾霾”――这与供给侧密切相关，但也是来自“需求侧”的当务之急。不论“三去一降一补”，还是“去雾霾”抑或“去污染”，都可能加大短期经济下行压力，但对中国经济社会长期稳定的正面意义却是不可估量的。政策实践上，将关系民生、民心的关键问题纳入核心经济政策议程是非常必要的，无疑也体现了“稳”字更深层次的内涵。

推进“新转型”：保持长期增长的关键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史是一部经济转轨（市场化）、国际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几方面紧密交织、协同演进、共同推动发展的历史。实际上，“中国奇迹”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因素很多，其出现取决于不同层面、内部外部众多因素的叠加，从宏观上涉及上述多重转型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合力。

面对全球化由强转弱的现实和由弱转逆的风险，中国不能对来自外部的增长动能有过高期待，而应该更多地立足于内生、结构性因素推动增长。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经济的多重转型将持续释放增长动力――市场化、国际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传统转型”将继续深化并被赋予新的内涵，而消费增长、服务业发展、经济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等方面的“新转型”将发挥关键作用。

（1）消费转型。其首要目标在于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持续贡献，也意味着对投资依赖度的逐渐下降。自身结构方面，消费转型意味着消费“主力”及其偏好的变化，也意味着消费“主流”渠道和模式的变化。中国消费市场增长迅速，但与经济整体规模仍然很不相称，通过提升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空间很大。显然，劳动者收入的提高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在这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仍需大力推进。

（2）服务转型。2012年以来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显示中国经济的服务转型已经启动。2015年第三产业占比达到50.5%，已超过第二产业10个百分点。从国际比较看，服务业比重与发达国家70%以上的水平差距很大，也明显低于与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相当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经济的服务转型仍有巨大空间。这是伴随中国经济升级所必然经历的产业结构变化，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和社会从工业时代到后工业时代的必然转变。

（3）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这是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在经济各领域的深入、创新运用，也意味着中国经济信息化的演进。如果说信息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在信息产业发展及其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话，那么数字化将突破具体的产业边界，更多地蕴含着整体经济模式的转变。这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人和机器、信息和实物的关系在后工业化时代的重构。中国网络零售市场已经在2013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现在仍在高速增长。实际上，“数字红利”将持续存在，用户基数、运营成本、市场和技术反应速度等方面的优势仍然意味着细分市场的巨大发展空间。

（4）绿色转型。这是中国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从高消耗、高污染、高环境社会代价到低消耗、低污染、环境社会友好的转变。其当务之急是环境污染的治理、环境健康问题的应对，而从长期来看则意味着经济与自然、社会关系从对立、失衡到和谐、平衡的根本转变。中国经历了超高速的经济增长，也承受了高昂的代价。当环境和社会承受力接近临界点的时候，也必然是发展模式的真正转折点。

中国经济的持续转型意味着城市和乡村、消费和投资、服务业和制造业、经济和环境社会等各方面关系的大调整。面对阻力和阵痛，必须以前瞻性、战略性的眼光提前规划“转大弯”，避免遇到问题“急转弯”。战略上需要对各方面的转型，特别是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与四个方面的“新转型”予以通盘考虑、协调推进。具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求对高效率、高附加值、高可持续的“新经济”做加法，对低效率、低附加值、环境社会代价大的“旧经济”做减法，以寻求更高效、更具国际竞争力、更有发展后劲的“新均衡”。

理顺“三大关系”：中国经济再起航

中国经济的巨轮再起航，三方面关系的处理将决定其航向。

首先是经济与环境、社会的关系问题。这方面，应正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收入提高和社会进步、财富水平和民众幸福等几方面的“落差”，以积极有序的社会治理和体制改革解决关乎民生、民心的重要问题――这其中既有经济问题，也有政治、社会、生态和文化问题。

其次，经济领域最重要的是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问题。关键是纠正政府和市场的功能错位，明确界定两者的边界。这方面的重点是政商关系，难点在国企改革。因此，下一步既要发挥有效、有力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又以有限、有为的政府作为应对市场失灵，解决市场机制无法有效解决的问题。

数字经济方面的政策范文第4篇

关键词 ：数字城市；应用；概念；构成；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引言

数字城市服务于城市规划、国土资源、交通通信、建设、管理、科技、电子商务、打击犯罪、防灾、减灾及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信息平台和信息应用系统。主要包括城市基础设施、资源、环境的信息化；建立空间信息工程系统的管理功能；进行城市主要专题的评价与分析；进行综合规划与预测等等。而且，数字城市工程建设对改善城市的投资环境和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等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是展示城市传统文化、旅游资源和树立现代化都市形象及扩大对外开发的重要窗口。

一、“数字城市”的概念

所谓“数字化城市”，是指充分利用数字化及相关计算机技术和手段，对城市基础设施与生活发展相关的各方面内容进行全方面的信息化处理和利用，具有对城市地理、资源、生态、环境、人口、经济、社会等复杂系统的数字网络化管理、服务与决策功能的信息体系。数字城市是城市信息技术的综合应用。典型应用包括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城市智能交通、市政基础设施管理、公共信息服务、教育管理、社会保障管理、城市环境质量监测与管理、社区管理等几乎所有的城市生活管理方面和经济层面。

数字城市的定义具体分为四个方面：

（1）在一个城市或一个特定区域内能够进行可视化，分析和仿真。

（2）应用现有的和规划中的城市三维模型提供一个协同的管理和分析环境。

（3）综合来自市政管理，管线管理，工程公司以及公用事业部门政策、规划和建议，方便公众查询并提供决策支持。

（4）一个开放的平台，能够安全地、充分地集成CAD、GIS、MIS、仿真和可视化数据。

二、数字城市的总体构成

一般来说，数字城市的总体构成可分为四个部分：

① 基础信息层。主要是指通信网络设施，是数字城市运行的基础。近十年来，各地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目前政府内网、外网以及社会公网建设已趋于完善。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满足数字城市系统的运行要求。

② 地理空间层。地理空间层是数字城市的支撑，是资源共建、信息共享的平台。其可以看作是地理信息数据及其采集、加工、交换、服务所涉及的政策、法规、标准、技术设施、机制和人力资源的总称，是其他空间和社会经济信息定位、集成和交换的基础平台，包括基础地理信息数据体系、目录与交换体系、公共服务体系、政策法规与标准体系以及组织运行体系。

③ 应用系统层。数字城市的应用系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它包括政府及其各职能部门、各行各业以及社会公众，是一个需要不断发展、扩充和完善的系统。通过地理空间框架建设构建起地理信息公共平台，完成与其他用户的互联互通，实现地理信息的资源共享。它是数字城市的灵魂，是针对各不同用户(或部门)单独开发的管理系统，其功能应满足部门工作需要、符合部门业务流程。

④决策分析层。主要满足跨行业、跨区域的综合l生应用系统，包括城市智能交通管理系统、城市环境监测分析系统、城市发展预测决策系统和城市防灾、救灾及应急处理系统等。

三、“数字城市”的作用

数字城市是随着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空间技术的发展应运而生的，在我们熟悉的物质城市身边正在形成一个充满数字化特征的城市。这种数字特征正渗透到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中。由于数字城市的构成和运做方式，不同于传统的城市，这个崭新的城市结构能够很好地弥补现有城市的运行缺陷，有助于解决现有城市问题。

3.1当代城市中的问题

高度聚集使得城市中人口和环境的平衡受到影响，造成了一系列城市问题：建筑稠密、住宅紧张、道路拥挤、交通阻塞、城市环境混乱；物质和能源的消耗猛增，造成城市供应的紧张和能源、资源短缺；噪声日益严重，使人的心跳速度加快、紧张，心情变得烦躁：“三废”排放量与日俱增，生活垃圾难以处理，环境污染严重；绿化面积萎缩，城市空气的自然净化率降低，城市的优美环境遭到破坏。城市发展急需有力的城市空间布局调控，合理的人口密度，有效的资源配置，急需调整产业结构，改善交通状况和环境质量。

3.2去弊存利

数字城市是人类对物质城市认识的又一次飞跃，是对城市发展方向的一种描述。其本质是对物质城市及其相关经济、社会特征统一的数字化认识，是用数字化的手段来处理、分析和管理整个城市。在数字化的城市里，人们不必聚集在城市中心，通过网络完全可以享受发达的信息和实现网上购物等需求。数字城市通过发达的网络，可使各种经济要素相对分散布局，降低拥挤成本，提高城市效益。能够促进城市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交通流的协调和畅通。是解决现有城市问题的发展方向。

四、“数字城市”的应用

数字城市以数字化的方式表示城市及其各种信息，不仅包括城市各类与空间位置有关的直接信息（如地形、地貌、建筑、水文、资源等），还包括相关的人口、经济、教育、军事等社会数据，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具有智能性质的城市信息系统。“数字城市”为认识物质城市打开了新的视野，数字城市的建成，将在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等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数字城市实现了城市生活的智能化，目前发展较快的应用之一是电子商务，即通过网络实现购物、业务交易等活动。同时，通过网络可访问其它城市、区域乃至全球的各种信息。数字城市的用户包括政府机构、研究单位、企事业单位等，通过服务器可以完成查询、分析、地籍管理、城市规划等服务。

数字城市对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与服务工作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先进的三维数字城市技术逐渐取代传统的人工方法。传统的图纸规划方式效益低，，而且城市规划的质量得不到提高。“数字城市”可为我们城市规划工作提供一个全新的手段，通过“数字城市”中的机载传感器可动态获得大量城市影像信息，经过高效的数字加工处理，提取三维城市地物的位置信息、几何信息和属性信息，通过一定的整合手段，就可得得到城市规划的基本图件。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管理城市环境的设计和未来规划：创建并共享城市未来远景，不同的机构和组织可以浏览与其相关的规划和建议，在数据拥有者和数据使用者之间，保护数据私有性的同时保证数据的完整性。

（2）分析、可视化和仿真：一个真实地提供丰富、详细、精确内容的城市模型，一个支持协同决策的直观环境，轻松访问城市、管线、商务以及公众服务数据，进行数据挖掘，以提供决策支持。

（3）三维设计和信息的进一步演进：整合各种来源的数据，创建和管理特定事件，搜集并比较各方建议和评论。

结束语

城市信息化建设的必然产物——数字城市，既包含单纯的各项技术研究，又包含了数据共享、系统互操作技术以及管理、政策、经济等诸多技术因素和人文因素的集成研究，从而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全新理念。成熟的技术、完善的政策法规和科学的运行机制是保证数字城市建设健康发展的基础。在目前全国范围内的数字城市建设轰轰烈烈开展的形势下，只有认真分析和正确对待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在符合总体要求的前提下结合各地自身的实际开展工作，才能使数字城市建设工作向着预期的方向发展；而数字城市的建设完成，必将进一步推动我国城市信息化工作向深度和广度发展，进而从整体上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吕长广，杨玉坤．数字城市建设实施战略[J]圳绘与空间地理信息，201 1．

数字经济方面的政策范文第5篇

《报告》提出网络就绪指数 （Network Readiness Index， NRI），用来评估一个经济体是否在以下方面做好了全面利用信息技术的准备：信息通信技术的基础设施、获取成本及确保最优使用的必要技能；政府、企业和个人对信息通信技术的采纳和使用情况；商业和创新环境，政治和监管框架；信息通信技术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网络就绪指数（NRI）使用了公开渠道获得数据以及“高管意见调查”的研究结果。“高管意见调查”是世界经济论坛与由全球167 家领先的研究机构和商业组织组成的合作伙伴网络共同开展的一项全面的年度调查，调查对象超过15000 名高管，提供了网络就绪关键领域的洞察和意见。

《报告》用网络就绪指数考察全球144 个经济体，位列前十名的经济体为：芬兰、新加坡、瑞典、荷兰、挪威、瑞士、英国、丹麦、美国、中国台湾。在亚洲经济体中，中国台湾（10）、韩国（11）、香港（14）、日本（22）、马来西亚（30）位列前30名。由于对信息通信技术的采用率停滞不前，中国排名下降了7位，降至第58 位，被“金砖国家”之一的俄罗斯超过。“金砖国家”的排名表现普遍不佳。除非对信息通信技术、技能和创新进行恰当投入，否则“金砖国家”成员在过去所取得的持续快速增长势头或遇险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