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基础研究范文第1篇

中国哲学的主体部分在先秦到民国时期，而中国哲学的源头在先秦时期。要想研究中国哲学或者想对中国哲学有些了解，必须阅读繁体字的古籍。这对我辈来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因为我们从小接受的是简体字和白话文，面对繁体字的古文，无异于文盲。字都不认识，理解就更谈不上了，所以研究中国哲学得先过文字关。

文字关对于中国哲学研究者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要探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哲理（主要是从古籍中获取），必须先认识文字以及理解文言文的字面意思。尽管，对于哲学研究来说，不能仅停留在文字表面意义上，但只有通由文字的字面意思才能深入理解其中的深刻内涵。这就要求我们要道德攻克文字关。中国学生学（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学生）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应当尽量阅读繁体字的文言文，如杨伯峻繁体字版的《论语译注》、《孟子译注》，以及新编诸子集成那套繁体古籍。如此，可使我们逐步习惯于阅读繁体字，为以后独立研究古籍奠定基础。中国哲学研究者不能靠别人翻译出来的作品作为自己研究的基础，因为翻译成白话文的古典著作多少掺杂着翻译者的理解，不能如实反映原意。这就要求我们要尽量接触古籍原典并从中获取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

除此之外，中国哲学研究者的视角不能仅限于中国哲学而忽略或轻视考据学者对于中国文言古籍的研究考证工作。

汉字自创立起经历了数千年历史，其间，随着社会的发展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比如说，古籍中某个字因为避讳、通假、传抄等原因在字形及字义上发生的变化，著作的真伪问题以及著作出现的时间问题等，这一切都涉及到考证、训诂等方面的专门的学问。虽然能不要求中国哲学研究工作者对于这些专门学问有多高的造诣，但是也不能忽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因为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研究者能否对文言古籍有明确的认识与理解。在哲学研究中，往往因为对一个字的不同理解而使原文的意思发生很大的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哲学研究时要尽量吸收古文字方面的考证训诂成果。

中国哲学研究基础方面的问题还包括：以什么样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哲学、在进行哲学研究时应坚持怎样指导原则或指导思想以及确定研究中国哲学研究的目的等，笔者认为，这几个问题对于初入中国哲学门径的研究者来说至关重要。因为，本文由收集整理这几个问题会始终贯通于研究者的研究工作，以至于影响其研究思路。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毫无疑问中国哲学是中华文化的精华。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在对待中国哲学的态度上，从近代乃现代国人仍有些不理性之处。由鸦片战争开启的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一系列可歌可泣的重大历史事件促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社会性质乃至思想文化上的巨大变化。中国的有识之士一方面积极参加救国保种的伟大事业；另一方面对思想文化领域进行深刻反思，反思中国为什么会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反思中国革命如何从逆境中引进了先进的指导思想，反思的结果突出的表现在新文化运动中。

在新文化运动中，“打倒孔家店”成为时代的响亮的口号。这一口号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把中国落后的原因全然归结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并把它作为批判对象。同时，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李大钊等早期无产阶级的先行者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了中国，并逐渐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进而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此后，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始终处于弱势地位，直到近年来中国增强文化软实力口号的提出，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影响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思想才重新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影响中国国民性的主导文化，已经渗透到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能被轻易否定，况且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中华民族曾经在世界上拥有伟大的成就、中国哲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为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提供了丰富的智慧。不过，随着社会的进步，中国哲学或中国传统文化中毕竟包含一不合时宜的地方需要加以甄别与剔除。因此，我们要在尊重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国哲学的基础上努力“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以什么为指导思想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来说直接关系到研究的方向和结果。我国学者在较长时间内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来撰写中国哲学方面的论文或著作（如冯友兰在马克思主义指导撰写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这是由我国特定的国情所决定的。但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做法并意味着真正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相反，有些学者只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论断为标准来评判中国哲学，从而产生了“戴帽子”、贴标签等不良现象。这种情况不仅不能正确引导中国哲学研究工作，而且严重破坏了学术研究的民主、自由的氛围。

近年来，中国哲学研究者无论在撰写论文还是著作方面都尽量用中国哲学所特有的话语方式来探究并评判中国哲学，张立文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就是其中一例。这里并不是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而是反对机械的用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哲学帖标签。

我们要善于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用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分析等基本原理和方法指导中国哲学乃至其他学科的研究工作。

哲学基础研究范文第2篇

关键词：音乐美学 哲学基础

我们在探讨音乐美学的哲学基础之前，首先要对音乐美学这个概念进行了解。只有在通晓这基本概念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加具体、深入的探究哲学基础问题。

一、何谓音乐美学

《新兴学科词典》里提到：“音乐美学是关于音乐艺术的审美特征和审美规律的学科。”因此，音乐美学的研究对象为音乐美的规律和如何运用美的规律表现作者的审美意识、间接反映生活审美属性以及如何运用音乐美的规律激起欣赏者的美感。音乐美学作为文艺美学的分支是以研究音乐艺术中的美学问题为对象，它涉及音乐的形式与内容、本质以及审美形态和音乐创作、表演、鉴赏等各个方面的内容。音乐美学是一种研究人类感官及心智之间的关系，目的在制定一项音乐美学的客观标准。音乐美学与美学以及哲学的密不可分的联系。音乐美学的定义和研究对象等，亦是在美学的大范围之下进行的一个拓展。在大的方向上它具有美学的共性，在具体的研究上它却有音乐的特性。而哲学——美学的视角，是音乐美学当之无愧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而哲学的基础更是音乐美学研究的一个根基。为了明晰起见，我们还是要对哲学之方面进行粗略的阐视，以深化对音乐美学的哲学基础之理解。

二、音乐美学的哲学基础

我国音乐美学界长期关注的基础理论问题之一就有音乐美学的哲学基础这一问题。在1986年12月首次集中对其讨论，在中国音乐研究所音乐理论研究室以及《中国音乐学》编辑部于联合在北京举办。在这次会议上有来自与全国各地的20多位专家、学者，集中地对音乐美学的研究对象、哲学基础、研究方法等问题展开讨论，提出多样的观点和意见。[1]以此为序幕，全国音乐美学会议时常召开，日后的音乐美学会议的研讨内容总是或多或少的涉及到相关问题。关于音乐美学的基础理论问题的探讨与争鸣，学术界在不断地反思与深化研究。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研究汉斯立克自律论音乐美学问题讨论时，于润洋从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中对音乐本质、审美感受和社会功能领域，”[2]将音乐美学与哲学里的认识论相联系，作为音乐美学发展研究的一个基础。张利鸽在她的《音乐美学还是音乐哲学》[3]中提到一个与众人相佐的意见，她认为“在音乐美学学科研究方法上应当使用多种方，包括哲学、心理学等”。同样的是，“音乐美学有自己相对的学科独立性，它并不是依附哲学而存在，在发展的道路上也有可能突破现在已有的模式。”所以，文章中说音乐美学的叫法比音乐哲学更为恰当。

罗小平在《再谈音乐美学的哲学基础》[4]中清楚明了地讲到，“音乐美学的哲学基础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关于“音乐美学的哲学基础是什么？”他这样说到：“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论，为音乐美学的研究提出了较切实、具体的研究基点。”这次的侧重点转移到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论，但他还是衷爱着马克思主义这个哲学体系，以其为音乐美学的哲学基础。

赵宋光在《关于音乐美学的基础、对象、方法的几点思考》[5]中，把音乐美学的哲学基础， 归纳为“从人类本质论分化出来的认识论、 驾驭论、 价值论三个领域的联结”。他独创“驾驭论”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并强调音乐美学“不仅仅立足于认识论与逻辑学， 而是以认识论、 驾驭论、 价值论三大联接为基础并侧重于价值论的一个哲学分支”。

王宁一在《为什么要研究音乐美学的哲学基础》[6]上认为，“强调哲学基础的重要性对明确音乐美学的研究方向和方法具有一定的指导性意义”。他视哲学是音乐美学的灵魂， 称音乐美学被认为是作为哲学的一个部门的美学的一个分支。

魏廷格在《音乐美学随想》[7]里讲到，音乐美学“研究主体的哲学观”是“意义重大”的。他高举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它仍然是经得起实践反复考验的、从整体上胜过其他哲学体系的、最科学的哲学观和思维方法。

此外，像《音乐美学哲学基础的自我反思》[8]、《杂谈音乐美学的哲学基础》[9]、金兆钧在《开放·实证·支点》[10]《音乐审美主体能动的丰富性》[11]等文章也有很多研究音乐美学的哲学基础。

综上所述，首先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当下学术界很多的学者、专家认为音乐美学与音乐哲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但是，从各位学者的研究视角上去看，他们的立场不同、角度各异、因此各自得出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也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在对于“以什么作为音乐美学的哲学基础”之一问题上，学者们的回答大相径庭，甚至互为对峙。综合来看学者们的基本分为三点：（一）因音乐美学是哲学的一个部门美学的分支，故将哲学视为美学之本；（二）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作为音乐美学的哲学基础和研究音乐美学基础问题的反思与发展；（三）将人本主义和音乐本体主义作为音乐美学的哲学基础。

音乐美学自身的学科性质就决定了与哲学有着密切的关联，追溯历史的或是现实的音乐美学思想，无不是立足于哲学基础之上的。音乐美学是一门以研究音乐艺术普遍规律性的哲学——美学学科，哲学基础是音乐美学研究的灵魂。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应首当其冲成为音乐美学的哲学基础，不论是从科学化、理论化和系统化的音乐认识论以及思辨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疑更有利于把握音乐本质、探究音乐艺术的规律、理解音乐的创造、表演与欣赏。尽管当下也有其他哲学基础的提出，但终将冲不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流。

参考文献：

[1][英]安纳—露西·诺顿·哈金森思想辞典[M].傅志强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2][美]戴尔·古德·康普顿百科全书[M].赵景纯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2005.

[3]《中国百科大辞典》总编委会员.中国百科大辞典（第二版）[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

注释：

[1]参加这次讨论的部分专家、学者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成果，发表在1987年第2期的《中国音乐学》季刊上，第31～60页，共16篇文章。

[2]韩锺恩：《音乐美学的哲学性质、人类学事实与艺术学前提以及音乐本质力量的先在性》，《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3]张利鸽：《音乐美学还是音乐哲学》，《大舞台》，2011年6月20日。

[4]罗小平：《再谈音乐美学的哲学基础》，《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93年第3、4期。

[5]赵宋光：《关于音乐美学的基础、对象、方法的几点思考》，《中国音乐学》，1991年第4期，第60-70页。

[6]王宁一：《为什么要研究音乐美学的哲学基础》，《中国音乐学》，1987年第2期，第32-33页。

[7]魏廷格：《音乐美学随想》，《中国音乐学》，1987年第2期，第45—47页。

[8]茅原：《音乐美学哲学基础的自我反思》，《中国音乐学》，1987年第2期，第36-37页。

[9]罗小平：《杂谈音乐美学的哲学基础》，中国音乐（季刊），1987年第2期。

哲学基础研究范文第3篇

【关键词】圖书馆；哲学

引言

德国的哲学家黑格尔指出，“哲学认识本质”。哲学是人们认识自然、社会和思维现象本质的思想武器。当然，图书馆现象是一种社会现象，对图书馆现象本质的把握自然也离不开哲学思维。为了认识和把握图书馆现象的本质，我国图书馆学研究者们进行了长期的图书馆哲学研究，形成一股持续的“图书馆哲学研究热”。

1.关于图书馆哲学研究的起源及其发展

谁在什么时间第一个提出“图书馆哲学”这一命题，这是一个很难考证的问题。张广钦认为，“图书馆哲学”这一提法早出现了，他根据是丹顿所著的《呼唤图书馆哲学》一文。而台湾沈宝环教授《在“图书馆哲学”的竹篱外徘徊》一文介绍，英国的包得菲著有《图书馆哲学》一书。这说明，图书馆哲学研究至少已有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

在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起源于何时，是一个较难考证的问题。从现在能查到的文献资料看，我国很早之前没有人明确提出“图书馆哲学”这一术语。在我国大陆，蒋永福在《黑龙江图书馆》发表《试论三种哲学形态的图书馆》一文，其副标题是“图书馆哲学思考之一”，这可能是在大陆图书馆界最早提出“图书馆哲学”一词的文献。到如今，我国的图书馆哲学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研究者有蒋永福、何长青、吕斌、周庆山等。在这一时期，台湾的图书馆哲学研究持续呈现出活跃状态，沈宝环、梁君卿、卢荷生等著名学者的研究已到达较专深的境界，其中，赖鼎铭教授的《图书馆学的哲学》一书可谓是视角极其独特的，不可多得的名著。另外，蒋永福先生从年起就致力于图书馆哲学研究，一直持续至今，是目前我国大陆图书馆哲学研究领域持续研究时间最长、研究成果最多的研究者，是该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他为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

2.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概念及其内涵

何长青认为，“图书馆哲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图书馆现象领域的本质规律的科学，是指导图书馆学应用研究和图书馆实践的基础理论和思想方法论”。张广钦认为，“图书馆哲学是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层面上展开评论的理性之学”，“图书馆哲学并不是很高深的玄学，而是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者对待‘图书馆’的态度、理论表现形式”。李国秋的想法，“图书馆哲学”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图书馆事业的宗旨和目标，第二层含义是指图书馆学领域的基本理论问题，第三层含义是指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涉及到的哲学问题。蒋永福认为，图书馆哲学就是图书馆人深思图书馆现象时获得的一种思维深处的感悟与理解。他在《图书馆哲学是什么》一文中又指出，“图书馆哲学就是专门揭示和解释图书馆现象本质的部门哲学”，“图书馆哲学是一种高屋建瓴式地把握图书馆现象本质的综合思维方式”，还有，“所谓图书馆哲学，就是对图书馆现象的哲学关怀。这种哲学关怀，体现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高度融合”。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目前人们对“图书馆哲学”概念的内涵的认识还很不一致。这说明图书馆哲学研究目前尚处于“前科学”阶段，还不成熟。不过，从上述诸说法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出一些异中之同的看法：一、图书馆哲学是对图书馆现象进行哲学思维的产物；二、图书馆哲学研究探讨的是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中的问题，或者说，图书馆哲学是人们对图书馆现象的理解、感悟和诠释；三、图书馆哲学是一种理论思维方式，是一种价值观和方法论。

3.关于“图书馆哲学”与“图书馆学哲学”

“图书馆哲学”和“图书馆学哲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它们都是哲学与图书馆学结合的产物。哲学和图书馆学的结合有两个方向：一是“哲学图书馆学”，即哲学原理和方法在图书馆学中的应用；二是“图书馆学哲学”，即对图书馆现象进行哲学思维。前一个方向形成的是“图书馆学哲学”，后一个方向形成的是“图书馆哲学”。也就是说，图书馆学哲学是以“图书馆学”为对象，而图书馆哲学则以“图书馆现象”为对象。而所谓“图书馆现象”又可包含实践和理论两个维度，所以广义的“图书馆哲学”可包含“图书馆学哲学”。狭义的“图书馆哲学”是指抽掉“图书馆学哲学”内容的剩余部分内容。目前，在理论界存在混淆或不区分“图书馆哲学”和“图书馆学哲学"的现象，应引起注意。本文在上面介绍了图书馆学哲学的研究情况，就是从广义的“图书馆哲学”角度考虑的。

4.关于图书馆哲学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

有的人认为图书馆哲学就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两者在涵义上是相同的。那么，从两者的产生时间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肯定先图书馆哲学研究，如果两者在涵义上相同，那么图书馆哲学研究就可说成是一种重复的或多余的研究。但是，我们知道，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属于理论图书馆学范畴，而理论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的研究成果都是图书馆哲学的“研究资料”。也就是说，图书馆哲学的研究范围要比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宽泛，层次比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高。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是对图书馆实践的理论概括和总结，而图书馆哲学是对图书馆实践和理论两个维度进行哲学意义上的抽象和批判的产物。

5.关于图书馆哲学与图书馆学理论基础

有人认为图书馆哲学就是图书馆学理论基础。这种判断很难被大多数人们所认同。到目前为止，关于图书馆学理论基础问题众说纷纭，还没有达成共识。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能够成为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的理论肯定是图书馆学之外的某一种或某几种理论。因此，如果把图书馆哲学当做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等于把图书馆哲学认定为图书馆学之外的一种理论。显然，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图书馆哲学当做图书馆学之外的一种理论。那么，图书馆哲学与图书馆学理论基础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目前很难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所以这一问题，也是以后图书馆哲学研究首先且必须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了。

参考文献 

[1]黑格尔著;贺麟等译 哲学史讲演录（一） 北京商务印书馆 

[2]张广钦 试论图书馆的哲学内涵 图书情报工作 

[3]胡述兆 印度图书馆学之父  阮冈纳赞 台湾 图书与资讯学刊 

哲学基础研究范文第4篇

关键词：哲学；体育与哲学；体育哲学；综述

体育哲学是所有体育学科研究的基础，也是重要研究内容。把体育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行系统研究则是近五十年的事[1]。过去对体育哲学研究集中在表层上把体育哲学与其他学科进行区分；对体育哲学的概念、体育哲学与哲学的关系和体育学科与科学的关系等问题尚未进行明确的界定。本文就体育哲学尚待商榷的问题和今后的发展前景进行系统的分析和综述。

1.相关概念的阐释

1.1哲学

哲学[2]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源出希腊语philosophia，意即“热爱智慧”。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

1.2体育哲学

体育哲学是以一般哲学为指导、以体育实践和体育具体学科为基础，从宏观上研究体育的基本问题和矛盾关系，揭示体育深层次本质及其辩证发展规律的科学，是科学的体育观、体育认识论、体育科学方法论相统一的理论体系。

1.3体育与哲学

体育与哲学，是指“体育”与“哲学”两个学科及其相互关系。体育哲学，则理应是指一个冠名“体育”的哲学分支。是“体育与哲学”非“体育哲学”，这一字之差不仅反映出认知理念上的歧异，也决定了两个词组孰得成立。

2.国内外研究概况

2.1国内研究概况

我国体育哲学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从批判“体育超前论”、增强体质过时论、“体育多功能决定论”和“体育的文化决定论”开始。1981年6月，首届体育辩证法学术会在沈阳体育学院召开，主题是唯物辩证法运用于体育领域和有关体育方面问题的研究。在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的推动下，在哲学向现代化、应用化发展[2]。

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各类体育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思辨文章，涉及了体育的本质、体育与运动、体育与娱乐、体育与竞技的关系问题，在探讨各自属性、功能和发展规律方面取得了较大的突破，澄清了“体育即运动”或“运动即体育”的错误观念[3]。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的体育哲学研究走入了低谷，造成这种现象既有体育哲学学科自身的原因，又有外部原因。体育哲学走向低谷的自身原因是，目前我国体育哲学还没有形成比较系统的知识体系，学科的基础理论比较薄弱，并且与我国体育发展中的实际问题结合不够紧密；外部原因是我国体育界还存在轻基础理论研究。

2.2国外研究概况

二战前，西方体育哲学的研究主要和教育哲学的研究相结合，并把体育社会学、体育伦理学、体育美学的问题也结合在一起进行。德国体育哲学问题的研究也主要是涉及运动员的心理因素，他们劳动的社会价值、体育活动与不同者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六十年代以后体育哲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形成为一门具有特定研究对象和方法，有两部具有代表性的体育哲学著作的标志。一部是美国体育哲学家齐格勒在1964年写成的《体育、保健、娱乐、教育的哲学基础》一书，简称《休育哲学基础》或《体育哲学》[5]。另一部是美国耶鲁大学哲学教授帕尔・维斯于1969年撰写的《体育哲学探讨》一书。这些著作体现出体育社会科学群学科已经开始分化，体育哲学已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的特征。

七十年代，体育哲学有了新的发展。科学哲学侧重了从认识论和科学的社会历史观方面对科学技术进行研究，加强了以体育科学为对象的研究，对体育的本质与特点；体育科学发展的总体规律性与体系结构；及体育发展中的其它一些理论问题也都作了进一步的哲学探讨。1972年，由日本体育大学教授阿部忍著的《体育哲学》一书，对当代各国体育哲学研究都有较大的影响[4]。八十年代后，欧美各国体育哲学的研究出现了下列几方面的情况：1）加强了对体育运动领域中的哲学问题的研究。2）有关体育哲学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日益频繁。3）国外体育哲学加强对体育理论问题和体育运动中的实际问题的研究[2]。

3.当前体育哲学主要的研究领域与热点问题

体育本体论问题：通过哲学的思维和方法对体育的本质和中心的探讨，是学术界长期争论却一直没有定论的课题。体育伦理学问题：以揭示体育伦理道德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体育美学问题：研究体育运动过程中美的发展和规律。体育价值问题：主要以是否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发展和社会进步为标准，及其价值的质和量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

4.体育哲学中有待商榷的问题

4.1体育哲学概念的界定。“体育哲学”一词，在各国体育界运用时通常指下列几种情况：一是把它作为体育的指导思想、宗旨、哲学观点等涵义来解释和运用第二种是有的人有时也习惯于把体育哲学一词泛指体育方面的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第三种则是把体育哲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来研究和运用。

4.2体育哲学的学科性质。一种看法认为体育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体育科学之间的中介，对休育运动及体育科学起指导作用。另一种看法则认为体育哲学是应用哲学，运用哲学的方式不断讨论具体的体育问题。第三种看法，体育哲学是科学哲学，体育哲学是体育学学科结构中的基础学科，是人们对体育总的看法和理论体系[4]。

4.3体育哲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体育哲学，是体育科学的学科之一，以一般哲学为指导、以体育实践和体育具体学科为基础。但是两者之间的深层次的联系与区别，以及如何更好的把两者结合起来为我们的体育所用仍然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5.结语

体育哲学的定位反映了我国体育哲学研究发展的足迹。但目前体育哲学仍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切入点，需要进一步对体育哲学的进行学科定位及学科属性的界定。体育哲学迫切的需求在理论奠基、前后一致的思维程序、新颖明晰的语言表达、思想系统化等方面研究的突破。

参考文献

[1] 谭军.体育哲学浅议[J].江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2006，16（2）：51-52.

[2] 龙天启.体育哲学研究概况[J].四川体育科学学报，1987，4：6-8.

哲学基础研究范文第5篇

    一、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

    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包括两个领域。其一是自然科学本身的哲学,是对有关物质世界、自然现象的科学理论本身的客观内容以及对所运用的相应的实验和理论的认识手段所作的哲学分析。这一部分旨在揭示科学研究的具体世界观和方法论内容,即越来越深入到自然科学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二是对整体的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部门所作的哲学分析,旨在阐明自然科学理论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和方法,阐明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认识中经验层次和理论层次的相互关系。这一角度的研究侧重于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认识的方法、理论原理和证明的论证方式、科学动态发展的规律等。苏联学者把这一角度的研究称为“科学哲学的侧面”[1](P2)。也就是说,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内在地包含了科学哲学的萌芽。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苏联关于该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个领域中。“苏联时期一直存在的重要争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2](P2-3)从苏联出版的经教育部审定核准的第一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教科书《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教程》(该书由时任《哲学科学》编委、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教授、自然科学哲学教研室主任C.T.麦柳欣主编)的内容上看,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重心基本上围绕前一个领域,而对所谓的“科学哲学的侧面”则很少触及。

    20世纪60年代中期,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出现了重大的转折,传统的自然观研究开始退居次席,以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为核心的科学哲学研究逐渐成为研究的主导方面。1979年,В. А.卡尔普宁、Б. М. 苏哈诺夫和В. И. 沙罗格拉茨基出版了一部有代表性的着作《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作者认为,自然科学的发展会不断揭示出自然界的发展趋势和过程,而唯物主义辩证法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就是发展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该书逐一研究了力学、物理学、化学、技术科学的有关资料,论述了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和更为迫切的方法论问题,即,“科学认识中经验和理论的相互关系,理论知识的综合,科学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元理论研究的哲学意义等问题”①。与此同时,苏联的一大批学者,如Б. Μ. 凯德洛夫、Μ. З. 奥麦利雅诺夫斯基、В. С. 高特、М. В. 莫斯捷巴涅科、В. И. 勃拉恩斯基、В. Р. 伊瓦诺夫、А. Д. 乌尔苏尔、В. А. 施托夫等人相继出版了大量的着作,从各个方面对自然科学的方法论进行了讨论,这反映了苏联哲学界对科学认识方法论研究的重视。

    在1981年4月22—24日召开的全苏第三届自然科学哲学会议上,科学院院长Г. Л. 亚历山大洛夫指出,“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是对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对自然和人在自然中的位置最普遍的看法进行探索和思考的一个中心枢纽”[3](P407)。由此可见,这一转向已使得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内涵发生了变化。

    苏联科学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始终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的传统下进行的。对这一过程进行分析,有利于我们正确评价马克思主义传统下的科学哲学研究。从总体来看,西方的研究者对苏联自然科学哲学是持全盘否定态度的。[4](P99)西方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们长期讨论苏联出版物中的这些问题,他们关心的是,这些问题是真问题,还是人为的、政治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当真影响了苏联科学家们的思考,还是仅仅就是个装饰”[2](P3)。只有少数西方学者对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采取了比较客观公正的态度。格雷厄姆在大量具体研究的基础上,客观地评价说:“我相信辩证唯物主义对苏联一些科学家的工作的确产生了实际的影响,在一些情况下,这种影响帮助他们形成认识结论,并赢得了国外同行对他们的认可。”[2](P3)

    二、中国的自然辩证法研究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第一个范式是自然观范式。[5](P56)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主要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并以自然观为基础,建立了由自然观、科学观和科学方法论构成的内容体系。

    中国科学哲学的产生来源于自然辩证法研究范式的转换。20世纪90年代末期,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范式发生了多个方向的转向,其中包括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科学思想史、科学社会学、自然哲学等。在传统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中,研究者往往有着雄厚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主要集中于自然观和科学观。随着研究范式的转换,译介和评述西方科学哲学的文章大量出现,科学哲学成为了《自然辩证法研究》和《自然辩证法通讯》两本核心刊物的主要栏目。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研究队伍都发生了重大转向。

    自然辩证法为中国科学哲学的产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背景。20世纪80年代初,自然辩证法学会曾一度号称中国第一大学会,其研究绝不仅仅限于自己的学术圈子。自然辩证法的特点是兼容并蓄,既是一种学术事业,又直接面对国家发展的现实问题,在研究问题时常常借助于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

    自然辩证法为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更大的学术空间。科学哲学关注的问题其实是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内部问题。正因如此,从学科上我们把自然辩证法调整为科学哲学,但并未放弃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以自然观为基础,恰恰是我们相对于西方科学哲学的优势所在。“由于西方科学哲学仅仅面对自然科学,无视自然科学背后的本质和客观基础,因此,他们并不能真正回答理论的内在完备性和科学理论进步之间的关系。”[6](P111)西方科学哲学的这一特点,是它们在很多问题上不能获得正确认识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的科学哲学是中国自然辩证法事业的延伸,传统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决定了中国科学哲学的演进与定位。并且,在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和自然辩证法研究呈并行之势。

    三、差异与趋同

    科学哲学在苏联和当代中国的兴起,既有共性,也有差别。其共性特征是,在各自国家已有的哲学研究中早已内在地包含有关科学哲学的相关研究。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中包含“科学哲学的侧面”,而科学动力学和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一向也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在格雷厄姆看来,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涉及十分广泛的领域,包括生命起源、控制论、结构化学、量子力学、相对论和宇宙学等。“苏联上千种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科学的书籍、文章和小册子都包含上述各种值得讨论的问题。”[2](P3)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为基础的,而且他们认为,这种世界观也必会通过相应知识领域的理论内容而被具体化。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科学不仅是关于世界的理论知识的总和,更是一种社会建制。因此,他们不仅研究科学哲学领域中我们熟知的那些主题,更为注重科学发展的社会决定要素和动力。科学哲学的研究内容属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可以说,苏联科学哲学的出现属于问题研究的“内部转换”。

    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一直不是苏联哲学的独立分支,只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因此可以说,苏联科学哲学的出现使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对自然科学的研究由一个附属的领域开始走向相对的独立。

    和苏联不同,自然辩证法在中国不仅作为一门重要的独立学科来建设,而且已经成了一项有较大规模的社会研究事业。我们不仅成立了全国性的学术组织——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而且这一学科作为高等学校理、工、农、医类硕士研究生的公共课大规模进入了课堂。在“大口袋”思想的倡导下,自然辩证法的研究领域变得越来越广泛。20世纪80年代,自然辨证法研究主要集中于自然观、科学观、科学方法论、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及科技与社会研究,90年代以来则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学术研究不断拓展,成果更加丰厚。刘啸霆将自然辩证法的精神财富和价值概括为五个方面。其一,它恢复和坚持了哲学中的分析精神;其二,它坚持和宣扬了科学中的哲学精神,包括对科学精神、科学理性、科学文化的研究;其三,它探索了科学发展和发展的逻辑、模式、机理等;其四,它回答了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其五,它无私地培育和扶助了许多新兴的学科,在自然辩证法的事业下还为很多新的学科如科学社会学、科学管理学、科学政策学等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发展的空间。[5](P58)1996年,于光远在他的着作《一个哲学学派在中国兴起》中指出,中国正在兴起一个哲学学派——自然辩证法学派。这个学派的特征是:首先,它属于马克思主义;其次,除传统的自然观、科学观研究外,它还特别重视社会实践问题,如西部大开发、科教兴国、国家创新体系、可持续发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