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范文第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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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范文第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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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 要：千百年来，儒家文化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而在主要反映家庭伦理道德的家庭伦理剧中，儒家文化更是处处可见。家庭、仁义、和谐贯穿了中国家庭伦理剧的发展。本文将从家庭伦理剧的界定、儒家文化的展现、家庭伦理剧的最终归宿三个方面进行研究，重点分析家庭伦理剧与儒家文化的关系以及家庭伦理剧的最终发展趋势。 关键词：家庭伦理剧;儒家文化;家园;和谐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08-0073-02

一、家庭伦理剧的界定

《中国家庭伦理剧矛盾冲突类型研究》一文中指出，“家庭伦理剧就是反映社会伦理道德为题材的通俗剧。这类题材的通俗剧往往以广阔的社会为背景，将家中发生的事件，如爱情、婚姻、婚外恋、多角恋、、家庭解体、妇女独立、老人和儿童等社会伦理道德问题，搬上屏幕，引起人们思考，促进社会的不断进步。[1]”中国历来是一个重视伦理道德的国家，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正是一种伦理文化，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架构，以血缘关系为依托，指引着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思考及感悟，是影视作品创作的良好素材。

二、儒家文化的展现

由于儒家文化在我国正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在以家庭为主的家庭伦理剧中，必然离不开对儒家文化的探索与展示，儒家文化充分地渗透在家庭伦理剧的每一个方面。

（一）“家”的概念与孝道的展现

千百年来，儒家文化深深地印在每一个人心中，因而在自身的行为约束与道德准则上，往往按照儒家的礼仪规范要求自身。这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对血缘的尊重与对孝道的崇尚。

家庭这个概念是在人类学上有明确的界说：这是个亲子所构成的生育社群。亲子指它的结构，生育指它的功能。亲子是双系的，兼指父母双方;子女限于配偶所出生的孩子。这社群的结合是为了子女的生和育[2]。家庭是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是长期稳定的，由血缘构筑。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将“家”的概念进一步深化，家庭不再单单指有血缘关系的父母、子女等，更是指一切关系的总和，可以指相关的无血缘关系的亲属，也可以指相关的家族。而家庭伦理剧中展示的正是这种被放大了的“家”。

电视剧《好大一个家》讲述的是一个即将拆迁的大家庭的故事，这个家中的许多人物并没有血缘关系，但相互之间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男主人公尤曙光与妻子赵迎春离异，娶了女主人公李婉华，李婉华的女儿豆豆与尤曙光的女儿尤优成为了无血缘关系的姐妹。赵迎春嫁给了王大冲，而尤优嫁给了王大冲的儿子王浩，这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关系构成了一部40多集的电视连续剧，虽然剧情跌宕起伏，但始终离不开这个家庭。而这种对家庭的热衷，正是源于中国人对儒家文化的继承与对家的依赖。

此外，对家庭重视的另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对孝道的宣扬。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曰：“何为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由此可见，儒家传统文化中对孝道极为重视，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听从父母的安排，好好侍奉父母。近年来，虽然也出现了一些如《丑娘》《双面胶》等违背孝道的电视剧，但人们更希望电视剧中展现出一幅父慈子孝的场面。《好大一个家》中，尤曙光虽然与妻子赵迎春离异，但并未隔断自己与岳母一家的关系，仍将岳母视为自己的亲生母亲一般，这样的温馨场面正符合了儒家思想中，对孝道的要求。

（二）以“仁”为主的道德理念

儒家文化以孔子所提倡的“仁”为核心，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在孔子眼中，“仁”为万事之本，安身立命之所。而对于仁的理解自古有所不同，简单来说，仁就是人与人的相互友爱、帮助，对待他人的温和宽容以及兼济天下的情怀。这种温和的态度以及万事以“仁”为核心的思想是与西方的斗争哲学全然不同的，因此也构成了我国以及亚洲许多国家的特有道德准则，而这种准则，更是贯穿电视剧的核心思想。

当下的家庭伦理剧虽然接受了许多西方思想而发生改变，加入了许多矛盾丛生的场面以引起观众的兴趣，但在观众眼中，电视剧中最为核心的主题思想必须是“仁”的展现，人与人之间爱的力量与人性的善良。电视剧《好大一个家》中，充满了戏剧性，其中，最值得人称赞的就是女主人公李婉华。当尤曙光与李婉华结婚，开始过幸福生活时，前妻赵迎春突然醒来，这给了一家人不小地打击。一方面，家人欢喜赵迎春的康复，另一方面，家人也不知如何解释她被离婚的现实。在这样情况之下，尤曙光夫妇为了照顾病人，甘愿合伙为赵迎春营造一个温馨的环境。这样的友爱与情怀，正是对传统儒家思想良好地继承，也正是孔子眼中“仁”的真正体现。

此外，“仁”的思想也表现在“君轻民重”的“民本”思想上。《孟子・尽心章句下》中曾写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可见，在儒家文化中，一直看重平民百姓的社会生活。作为反应普通人生活的家庭伦理剧，更是将大量的笔墨放在反映人民的生活上。

近年来，家庭伦理剧着力于反映普通人安贫乐道的幸福生活，如《老大的幸福》《幸福来敲门》等。电视剧《好大一个家》中，涉及的是比较敏感的拆迁话题，同样是拆迁，这部电视剧不同于《蜗居》等电视剧的着眼点，拆迁的老板不再是趾高气昂的富人形象，而是尽量满足大众需求的服务者，拆迁过程也完全按照法律规定，当群众堵在公司门前时，老板没有采取暴力手段，而是按照群众要求进行协调。这样，给人们展示了一幅重视民生的画面，让人们感受到了国家对底层人民的尊重。

（三）讲信修睦的和谐观念

《礼记・礼运大同篇》中曾说：“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弃者，皆有所养。”这是儒家文化中的理想社会，人人无私利，以诚相待。

在一段时期的家庭伦理剧中，为了吸引观众，制造了许多不符合社会伦常的情节。如《婆婆遇上妈》中，婆婆因不喜欢儿媳妇而为儿子找小三;《家产》中，兄弟姐妹为了争夺家产打得不可开交，这些都不符合中国传统礼仪文化。近年来，随着观众审美趣味的提高，电视剧开始追求一种和谐温馨的家庭氛围。《好大一个家》中，虽然起初也是矛盾重重，但这些矛盾都是合情合理的或者是无意之中制造的误会。唐一品与王大冲为了争得李婉华的芳心，采取了许多手段，但都不违背人情常理。赵迎春在得知自己误会尤曙光与李婉华后，立刻醒悟。整部电视剧充斥着善意的无奈与理解。又如电视剧《幸福来敲门》中，全局可以说没有一个反面角色。当人们看了太多的争斗之后，只有这种和睦的大团圆生活可以慰藉人们的心灵，让人们重新回到平平淡淡的生活之中。

三、家庭伦理剧的归宿

从《渴望》开始，我国家庭伦理剧经过了多番的变化。大量的矛盾冲突短时期内引起了广大观众的兴趣，但长此以往，此类作品将很难满足观众对影视作品的审美需求。鉴于此，当下的家庭伦理剧创作已逐渐转向对家庭的回归与传统的认可。

（一）回归家园

家庭价值被削弱和忽视，“人类中心论”大肆宣扬，但这种“人类中心论”又导致人类对自然界无情的征服和掠夺，造成了人类的生存与思想的危机[3]。创作者们也关注到了这一问题，对家庭的回归，并非要求家庭伦理剧忽视个体存在的价值，而是将个体放在家庭中，赋予个体更合理的位置。

作为影视艺术的研究者，可以看出，虽然在电视剧中，创作人员都是尽力展现一个意想不到的剧情。但是，创作者们还是不自觉地给观众一种圆满的感觉。当下，家庭伦理剧如此火爆，不得不说与创作者善意的倾向有很大关系。任何人，都希望给观众营造一个温馨的叙事环境，都希望继承传统的文化价值，因此，和缓的故事与平淡生活中的真情实感正是当下电视剧中最不可缺少的。

（二）情感价值的矫正

经济的快速发展引发了人们对家庭的迷茫与困惑，近年来，家庭结构不断发生变化。特别是在快节奏的城市当中，对父母的顺从以及对大家庭的责任意识越来越淡化。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更加期望在电视剧中看到孝顺长辈，恭简礼让的美好画面，去填补现实中情感的缺失。电视剧创作者们也关注到这一需求，缓和冲突、构建和谐情感，着力展现良好的家庭相处模式。

电视剧《好大一个家》正是这样一部优秀的作品。作品在展现时，注重了“度”的把握，既可以娱乐大众，又宣扬了正确的价值取向，让观众在耳融目染中受到教育。这样的作品充分展现了叙事技巧，无需特别的与众不同，平淡中完成了情感的表达，传递了美好的思想，实现了文艺作品的真正意义。

（三）由冲突走向和谐

电视剧作为大众艺术，无法摆脱圆满性的艺术要求，在有限的情节之中，在一定的压抑之后，一定要得到一种圆满性的释放[4]。近几年的家庭伦理剧虽然将各种矛盾冲突表现的淋漓尽致，但是在最后总是给人们一个更容易接受的结局。《金婚》中如此复杂的生活，几乎年年发生意向不到的事情，但最终还是以老两口牵手离开作结;《好大一个家》中，关系错综复杂，但就是这样复杂的关系，最后也给了观众一个传统的大团圆。八方街的老邻居们重新回迁，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最后，年三十的团圆饭上，连唐一品都放弃了昂贵的别墅，回到群众中来。这样的和谐温馨场面，正是满足了人们对生活的期望，符合了观众对电视艺术的要求。

四、小 结

谈谈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范文第3篇

关键词： 鲍照赋 思想构成 儒家观念 老庄思想

鲍照是刘宋时期最杰出的文学家之一，据钟嵘《诗品》记载，“大明、泰始中，鲍、休美文，殊已动俗”、“次有轻薄之徒，笑曹、刘为古拙，谓鲍照羲皇上人，谢眺今古独步”。明清以后，学者文人对其诗文创作更是推崇备至，王夫之认为“七言之制，断以明远为祖何？前虽有作者，正荒忽中鸟径耳。明远于此实已范围千古，故七言不自明远来，皆荑稗而已”。（《古诗评选》）；张荫嘉认为“参军五古擅长，乐府诸章，更超乎变化，生面独开，应当与陈思争雄角胜”。（《古诗赏析》）；何焯认为“诗至明远，发露无余，李、杜、韩、白，皆出此也”。（《义门读书记》）；钱振伦认为“参军集如万仞峭压，独绝人踪……上方汉魏，则浑颖不及，而涂辙易明，下比陈隋，则繁缛未开，而风格较峻”。（《江鲍二家文钞序》）等，不一枚举。

与其崇高的文学史地位相比，鲍照的一生则充满悲凉的意味。他的人生欲望较强烈，《南史》载其曾向临川王刘义庆“贡诗言志”，这在当时务为清静的士人圈中，是极易获讥的举动，如《南史・王寂传》就曾记载出身士族的王寂“欲献中兴颂”，被其兄长劝阻：“汝膏粱年少，何患不达？不镇之以静，将恐贻讥。”但鲍照生在一个以品望论人、门第取士的时代，由于出身寒微，一生基本在外放边县、入幕佐国中度过，沉沦僚属、品秩低微。晚年更是受幕主临海王刘子顼谋反之牵连，在江陵为乱兵所杀。用钟嵘的话说是“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诗品》）。可以说在鲍照身上，集中反映了特权社会压抑人才的悲剧。这种悲剧命运在其赋作中表现为强烈的悲怨不平和焦灼波动，故清人陈祚明认为“其姿雄浑，故抗音吐怀，每独成亮节，自得于己”。[1]下面从鲍照现存的10篇赋作出发，探讨鲍照赋的思想构成，以祈教方家。

一、刘宋时代的思想氛围

鲍照生活的时代是社会思想发生剧烈变革的时代，崛起于寒族的皇权打破了士族垄断朝权的清净生活。出于统治的需要，当权者大力提倡儒学，宋武帝刘裕建国后就“博延胄子，陶奖童蒙，选备儒官，弘振国学”（《宋书・本纪第三・武帝下》），宋文帝刘义隆于元嘉十五年在京都设立儒学馆，十九年下诏修复孔子故里学舍，二十三年亲幸国子学策试诸生，并多次给予嘉奖和资助[2]。刘宋经学尤以《礼》学为盛，聂崇岐先生作《补宋书艺文志》，辑录刘宋一朝三礼著作，凡三十一种，实际当远不止此数。其中，臧焘、傅隆、王淮之、王弘、雷次宗等人都精于“三礼”。其时许多士人都用心于儒学，呈现出儒、玄、佛兼修的思想状态。如戴既著《消遥论》，又注《礼记中庸篇》，王僧虔既擅长于谈玄，又精于《礼》、《乐》。儒家思想成为贯穿刘宋一朝的主流思想，在振奋士风人心方面起到较为积极的作用，并为齐梁经学的逐步繁荣奠定基础。儒学之外，史学也逐渐繁盛。

与此同时，高门大族的政治根基并未动摇，玄风虽然渐消，但习老庄谈玄理之风依然存在。如王僧虔在《诫子书》中曾谈到：“汝开《老子》卷头五尺许，未知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说，马、郑何所异，《指例》何所明，而便盛于麈尾，自呼谈士，此最险事。”[3]可见谈玄之风并未消失，只是影响大不如前。自东晋出现的玄佛合流开始悄然生变，即对义理的阐释和探究逐渐减少，在对佛经的接受过程中，逐渐培养重语言、重音韵、重美的感知。

在刘宋一朝，多形成以儒学为主、多种思想并存的局面，正如美学家宗白华所说的：“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最混乱、社会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4]

二、鲍照赋所表现出的思想构成

鲍照作为生于这个时代且具有较高学识和文艺素养的文人，自然会受到诸多哲学观的影响。纵观十篇鲍照赋可知，其思想最主要的部分当属儒家。

首先表现为对现实的高度关注和深沉的忧患意识。如《芜城赋》中对历史兴亡的思索与浩叹，在战争的残酷摧折面前，其“凝思寂听，心伤已摧”的人道关怀和“天道如何，吞恨者多”的深沉忧虑，都是基于浓厚的儒家济世观的。再如《观漏赋》在对人生短促、世道艰难的展开中追寻生命价值的实现，以及追求不得的焦灼与痛苦，“贯古今而并念，信寡易而多难。时不留乎激矢，生乃急于走丸”、“物不可以两大，时无得而双昌。薰晚华而后落，槿早秀而前亡”，其忧患之深广、感伤之深沉与儒家的用世论息息相通。

其次表现为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在这一点上，鲍照的赋作表达虽不如其诗文显露，但也不失强烈。如《飞蛾赋》：“本轻死以邀德，虽糜烂其何伤。岂学山南之文豹，避云雾而岩藏。”荷负着为追求道德理想而奋不顾身的崇高感和使命感，以及明知不可为亦为之的勇气和果决，都是儒家信念和操守的表现。此外，在《野鹅赋》、《舞鹤赋》、《游思赋》、《园葵赋》等赋作中流露出的不能进取显志就退隐全心的志向，亦不失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价值标准，至于“诚爱秦王之奇勇，不愿绝筋而称力。使豫章生而可知，夫何异乎丛棘”，更足见其用世之心的急切和诚不可得的愤慨。

鲍照赋儒家观念的第三个方面即为对儒家伦理观的实践，对亲情、友情、知遇之恩情的眷顾。《游思赋》在薄宦漫途中兴发的故园之思，深挚而感人，“指烟霞而问乡，窥林屿而访泊。俯身事而识苦，念亲爱而知乐。苦与乐其何言，悼人生之长役。舍堂宇之密亲，坐江潭而为客”。《伤逝赋》对发妻的悼亡更是深婉之至、沉痛之极：“共甘苦其几人？曾无得而偕老。拂哀琴而抽思，启陈书而遐讨。”既知永失同心的沉痛，却依然不断寻找遗踪，寻找一切可以唤起回忆的物象，一往情深，魂牵梦系。至于《野鹅赋》中的“岂徇利而轻命？将感爱而投身”，固然有对国主的迎合和吹捧，但鲍照由寒微之身而被刘义庆擢为王国侍郎，并随之辗转三镇，不能不承认言辞之间没有对其知遇之恩的感念和述怀。

除受儒家思想影响之外，其他思想观念在鲍照赋作中亦有所流露。如《游思赋》中提到的“此日中其几时，彼月满而将蚀。生无患于不老，奚引忧而自逼？物因节以卷舒，道与运而升息”，即是想以老庄玄理中的变化和辨正的道理，超越现实对立中遭受的痛苦。其《园葵赋》则明确表达了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的情旨，“荡然任心，乐道安命。春风夕来，秋日晨映。独酌南轩，拥琴孤听。篇章间作，以歌已咏。鱼深沉而鸟高飞，熟知美色之为正”，显然是决定于山水超脱之中退求人生境界的圆满，亦是对老庄学说的趋归。

鲍照曾为刘义庆作《佛影颂》[5]，但佛学思想在其作品中的介入尚不突出，值得注意的是，鲍照赋形式上的尚丽、尚奇却是受到佛学影响的南朝文风转变的整体趋向。

综上所述，鲍照赋表现出的思想体系以儒家观念为主线、以老庄思想为辅托，值得注意的是，鲍照赋中的老庄思想并不如陶渊明笔下的醇厚和透脱，主要还是因为鲍照的情感并未完全融入其中，可见用世之心和功名无成的紧迫感一直困扰在他心头。

参考文献：

[1][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第1591册：157.

[2]宋书・卷五・本纪第五・文帝.

[3]南齐书・卷三十三・列传第十四・王僧虔等传.

谈谈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范文第4篇

“中庸之道”到底是什么？

孙先生在谈到五粮液提炼并宣扬的“中庸和谐”之时，对“中庸”做了如下解释，“‘中庸’是什么？是谨守礼制，不偏不倚，在人们印象中多有保守、低调、世故、圆滑、不思进取、不敢领先之嫌疑”，以此推断五粮液被赋予儒家文化是不合适的。

我认为，长久以来我们对儒家文化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中庸之道”的理解有失偏颇，还有待于人们更好的研究和理解。这一点上，我赞同马千里先生的观点，他在《论语的管理智慧》一书中对“中庸”有个简单的解释，就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正所谓“义与之比”。义，道义，合乎社会道德规范的就是适宜的，此为义。比，参照、对比。这就是说，对待事物的判断标准只有一个，即是否符合道义，符合道义的就是合适的，就符合中庸的追求。也就是说中庸绝对不是折中主义，而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这和孙先生理解的“中庸”有着太大的出入。

只要真的留心读过《论语》的人，都会觉得孔子有一个似乎传奇色彩的人生。孔子一生一直在努力求仕的道路上寻找一个同道的明君，以图实现他推行大道的理想，到晚年仍然不放弃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这样一个积极的人，怎么会是一个“保守”、“世故”、“不思进取”，“不敢领先”的人呢？相反，孔子“知其不可而行之”的执著、“当仁不让”的气节是与“保守”、“世故”格格不入的。

所以，中庸之道非但不是和稀泥、骑墙派，反而正是严格遵循原则的表现，这个原则就是“义”。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舍生取义”竟然是儒家的思想了。有个可以为了“义”而舍弃生命的人，更像是激进派，而不可能是“世故、圆滑”。

“儒家文化”真的离一般消费者很远吗？

孙先生说，“‘儒家文化’不是一般消费者能张口即来的，应该是有些文化知识的人”，说“文化人不好惹”等，这正是把文化与实际相剥离的观点，显然把儒家文化当成了文化人的专利。

我们现在谈着的“文化”，与读书、写字的“文化”是两个概念，是历史形成下的文化积累。易中天教授说，文化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实际上已经有着非常明显的儒家思想的影响，而并仅限于文化人。

“文化人”可能更多从书本获得儒家思想的影响，而普通老百姓却可能更多的是通过戏剧、传说，尤其是言传身教而传承儒家的处世哲学。仁、义、礼、智、信，这些儒家的基本思想，即便没有读过书的山区老百姓，也会当作为人原则。中国人在不自主地运用了儒家文化最基本的内容，这正是说明“儒家文化”在世代的流传中，已经和中国人的血脉融为一体，并且因此而形成了强大的社会道德体系。这种我们默默在遵循的东西，不正是源于“儒家文化”吗？没有这种道德形成的默默中的力量，我们的社会将是什么样子？就是这样的一种文化，不用“张口即来”，却已经深入民心根深蒂固，“儒家文化”和我们的距离，在每个人心中自会有一个尺度去衡量。

儒家文化的形成存在一定特殊的历史背景，千百年来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产生着变化，这里面不乏被扭曲和误解，至今看来“儒学”确实有很多不被现代社会认可的糟粕。所以马先生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总是把儒学和孔学做以分离。实际上，真正被社会接受和遵守的往往是孔学的基本理念。这个接受程度，其实已经带有极大的普遍性，从平民到上层社会，从识字不多的人到“文化人”。我们看不到儒家思想处于象牙塔内，而是存在与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孙先生说“表面上，大家基本上都默认‘儒家文化’能代表‘中国文化’”，也承认“还没有更合适的替代文化”。这也说明，儒家文化几千年来存在于一个多民族文化大国，并且影响整个人类，这正是因为儒家文化比其他文化更适宜生存和得到认可。

所以，儒家文化不仅不是离消费者很远，而是很近，近得几乎成为每个中国人身体里流淌的血液，正如马先生所说，儒家文化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

文化只是现象吗？

孙先生还说道：“文化是人类创造万物、创造价值、追求真理中自然遗留的痕迹和过程，只是现象，精神才是实质和灵魂”，这个观点把文化和精神相分离，是极其难以理解的。试想，如果一种文化缺乏“精神”，那将是什么什么文化，还称得起“文化”吗？

中国文化和任何文化一样，是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必然有一种精神再支配着社会的行为，从而形成了一系列的文化现象。企业文化不也是这样吗？总是在一定的企业文化理念的支配下产生一系列的企业行为，这些企业行为的综合成为企业的文化现象。如果没有一定的理念在先，企业行为就会失去原则，而变得混乱无序并且缺乏衡量和评价标准。但是，为什么会产生这些文化现象而不是别的文化现象呢？其根本还在于一定的文化理念的影响，这就是“文化精神”。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文化精神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化现象。

我们说一个人很有内涵，不只是说他言谈举止，表现在外的人格魅力。腹无诗书气怎华？如果没有深厚的文化修养，他怎么能表现出个人风采呢？所以文化和精神的东西，本来就密不可分，精神是文化的核心，现象只是文化的外在表现。在谈到文化问题，往往很多人只谈文化现象，而忽略文化的精神即核心。对于中国酒文化的理解也是这样，如果持这种观点，就会把酒故事、酒传说之类当做酒文化的全部，其实，正如马先生所说，“这些只是酒文化的外延甚至是派生，而不是酒文化的核心”。酒文化的实质是什么，按马先生的观点就是儒家文化，酒礼之类只是酒文化的现象。

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没有“精神”的文化是不存在的，没有“现象”的文化不过是干瘪的口号。

“文化代言”代言的是什么？

孙先生在文中这样说，“如果白酒品牌被赋予了儒家文化，那么儒家文化便成了代言者”，又说：“文化代言正像明星代言。”这种对品牌文化和品牌代言人关系的理解与上一问题如出一辙，都是混淆了实质和现象。

所谓代言人，其实是把品牌文化具体化了，比如选择明星来代言。那么明星来代言什么呢？无非是希望通过明星来表现品牌的内涵，也即品牌文化。代言，顾名思义，是“我不出面，由你来说”的意思。一旦把儒家文化当作品牌文化（姑且这么说吧），那么儒家文化就成了品牌的核心，品牌的核心怎么代言自己、还有必要代言吗？这与孙先生的理论恰恰相反，也就是说，如果白酒品牌被赋予了儒家文化，那么儒家文化“一定不会”成了代言者，反而是需要寻找一位合适的人选来“代言”儒家思想。

更深层次地讲，这其实是一个品牌文化的作用的问题。如果把品牌文化只是作为“现象”，当作噱头，当作炒作的材料，那自然可以理解为某种文化代言了这个品牌。但是，如果真的把品牌文化这么来运用，那只能成为是品牌塑造的败笔。那么，文化的作用是什么呢？马先生在题为“中国酒文化的实质是儒家文化”的专访中说：“企业文化并不是务虚，就是因为企业文化可以对企业行为、员工行为产生无形的引导和约束，使得企业向着企业文化倡导的方向前进，这是一种最高境界的‘管理’。”这段话同样适用于品牌文化，品牌文化的作用，至少是品牌的性格和展示，既有对产品完善的作用，也有市场促进的作用。但无论怎么说，品牌文化本身就是品牌自己，至少是品牌的组成部分，这与代言人是决然不同的两个范畴。

谈谈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范文第5篇

结论：研究儒家“和”思想的内涵，将其应用到书籍设计当中，能够提升现代包装设计的文化性，增强消费者对产品的文化认同，并且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对现代书籍设计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引言

“和”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它在长期的应用实践中体现了中国人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智慧，在调整阶级关系、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起到了突出的作用，同时也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供了理论基础。它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在中国长久的历史文化看来，儒家“和”思想已经被衍生成一种兼容并蓄的艺术形式，并且被广泛运用到建筑技艺、园林、书法、绘画等艺术设计领域。本文通过对儒家“和”思想进行梳理，使其与书籍设计相结合，总结出基于儒家“和”思想指导下的设计理念，进而从视觉元素、材料选择、书籍造型和装帧结构上研究如何在现代书籍设计中体现出具有儒家“和”思想的设计理念。

二、儒家思想中的“中和之美”谈书籍设计中的适度理念

在儒家思想中，任何事物的审美和欲望应该有理性地、适度地抒发，去达到情感和思想的互融互通。正是因为有“中和”儒家思想的引导下，人们才会更加满足自己当前的生活从而做到知足常乐、控制欲望，只有做到儒家思想中的适度原则，才能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睦共处。在书籍设计中，近年来随着电子读物的普及，加上有些设计人员为了迎合某些书商的要求，对书籍过分装饰一味地追寻表面视觉上奢华高雅的书籍装帧形式，出版商也越来越看重书籍外观，而产生了很多过度包装的书籍，因为在他们看来现代纸质书籍具有了摆设和收藏功能，这种看似提高书籍价值的行为对于书籍本身来说其实是一种病态的表现。过度包装不但造成了资源的浪费，还对消费者的心灵进行了腐蚀。书籍自古以来就是传播知识、教书育人的主要媒介工具，如果过度的最求外观上的好看与销售价值只会适得其反。儒家的“中和”思想要求书籍装帧设计师在设计创作过程中寻找最佳的平衡点，让书籍设计的外在体现出对称、平衡、协调和统一，并对称美、秩序美来带动人的自我身心的和谐，让人的身心、人与人、人与自然处于圆融的状态，实现真正的“中和之美”。

三、儒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谈书籍设计中的生态理念

儒家思想常常强调“天人合一”，其中以人为核心，强调人与天地、自然的和睦共处。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引导人们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不应当以占有自然、破坏环境为目的，而应思考如何与自然融为一体，世间万物本身就属于自然界，人们不是要逃离自然的环境、改造自然的规律，而是要融于自然、亲近自然，实现生命之美与自然之美的相互契合。因此，在书籍设计中应体现“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抑制无限制的欲望，避免向自然无限制地索取从而造成大量的破坏，尽量采用以自然、可回收的物质和材料作为书籍纸张制作材料，提倡绿色设计理念，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儒家思想中的“文质并重”谈书籍设计中的整体理念

孔子明确了“文”与“质”的关系，提出“文质并重”的思想理念。“文质并重”是强调形式和功能的统一，避免出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的极端现象，使“文”和“质”和谐统一，相得益彰。在书籍设计的功能上，以服务于人为根本目的，在表现书籍内在内容的基础上提升读者的阅读体验。同时，文质兼备又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优秀的书籍设计应该实现装饰和其承载内容的统一，用形式来表现其自身的精神。

五、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