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核心内涵
儒家思想核心内涵范文第1篇
关键词：儒家 管理思想 图书馆 人本管理
自春秋战国时期以来，儒家学说在国人的道德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等方面打下深深烙印。儒家学说主要体现在儒家的典籍之中。宋朝宰相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此语足以证明儒家学说的管理学价值。我国管理思想从古至今都看重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可以说儒家的管理思想与现代人提出的人本管理的理念是相通的。
一、儒家的管理思想
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是人性本善，以“人”为中心。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是“治人”，一切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治人而展开的。儒家管理思想可以归结为两个字，即“仁”和“德”。
“仁”是儒家理论的核心，孔子对于仁的解读是“爱人”。儒家“仁”的管理方法，一是以身作则，以自己的行动来带动其他人；二是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必须要有一种爱心。
儒家管理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德”。“为政以德”是儒家的重要的管理思想。在孔子看来，管理者要讲求道德，道德教化是管理工作的重要前提之一。
二、高校图书馆人本管理的内涵
简单地说，人本管理就是以人为本，依据人的本性进行管理。其核心内容就是尊重人，尊重人的特性和人的本质。以往的图书馆管理中的以人为本，较多注重于服务客体(读者用户)的层面。实际上“以人为本”所指的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服务客体的读者或用户，二是作为服务主体的图书馆员。高校图书馆人本管理的内涵包括以下三个层次：
首先，图书馆领导班子应该严于律己、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对其下属的全体馆员要有仁爱之心。其次，领导要有仁爱之心，要合理配置人力资源，让每个馆员都能发挥其专长，真正做到“人能尽其才”。实行参与民主管理，使全体工作人员既成为管理的客体，也成为管理的主体。再次，图书馆管理活动的服务对象要从“内部人”扩展到图书馆的“外部人”。它除了涵盖上述两个层次的内容外，还应包括高校图书馆的目标是满足广大学生和全体教职员工读者的需求，为他们提供尽可能多、尽可能好的高质量服务。
以上三个层次都包含了“仁”和“德”的儒家管理思想。
三、儒家管理思想在高校图书馆人本管理中的运用
1.“德”在高校图书馆人本管理工作中的运用
“德”，即“为政以德”，这是儒家的重要的管理思想。在孔子看来，“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就是说，管理者要讲究道德，并以之作为自己的管理方针。
2.“仁”在高校图书馆人本管理工作中的运用
在高校图书馆人本管理活动中，无论馆员还是读者，他们都是有思想感情、有个性的群体，都有做人的尊严和应有的权利。因此，我们在工作中应该相互尊重、宽以待人，营造充满宽松和愉悦的工作与学习氛围。儒家倡导的“仁”运用于高校图书馆的人本管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坚持“馆员第一”与“合理用人”的管理理念。馆员是图书馆的主体，是图书馆的第一资本。高校图书馆是一个人才济济的地方，而且这些人才其实都可以在图书馆找到用武之地。因此，领导者要有“仁者爱人”的儒家精神，高度重视人在图书馆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要尊重馆员的独立人格和个人尊严，激发他们的主人翁责任感和创造精神。
第二．适度授权，实行民主管理，同时加大对馆员的培训力度。高校图书馆领导者要尽可能地扩大馆员的工作范围及决策权力。另一方面，图书馆领导者要通过多种形式，有计划、有目的地对馆员进行全面培训，提高他们的职业道德水准和专业技能。
第三，图书馆的服务宗旨就是“读者第一，服务至上”，这也是儒家“仁爱”之心的体现。高校图书馆必须努力为广大学生和全体教职员工读者提供优质服务，实现服务的人本化。另一方面，要开展人文关怀服务。图书馆的人文关怀就是要在图书馆中营造人文氛围，尊重读者，爱护读者，让高校图书馆成为学生和广大教职员工的精神家园。
源远流长的儒家学说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儒家的“仁”和“德”的管理思想与现代社会的人本管理的理念是相通的。探索儒家管理思想与高校图书馆人本管理的关系，不仅有助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而且有助于推进我国新时期高校图书馆的人本管理改革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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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核心内涵范文第2篇
关键词：儒家思想；文化；道德；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3-0199-02
在中国经历了五千多年历史的沧海桑田之后，如大浪淘沙般沉淀下来世代相承的文化。这种独特的文化传统表现了一个民族特有的心理定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以及。无论是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历史乱世，还是稻米流脂粟米白的太平盛世，儒家思想都以一种主流文化的姿态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使华夏文明绵延千秋。儒家思想对国民心理的塑造、社会的稳定起到了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作用。在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中，儒家思想作为思想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塑造中华民族的精神人格、对尽快建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为主体的价值体系，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深远意义。
一、儒家思想的内涵
儒家思想也称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提倡“仁政与德治”是整个中国历史上历时最久、影响最大的思想意识学派。儒家学派不仅对中国、东亚，乃至整个世界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中国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近1 700年的洗礼，在春秋末期被孔子所创立。儒家思想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其主要的思想内涵是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
所谓“礼治”，即礼义尊卑，其主要含义是“异”。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差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各有其礼仪。封建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国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的。若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所谓“德治”，即用道德的力量去感化教育人。儒家思想中崇尚的“仁、义、礼、智、信”成为评价一个人是否为君子的标准，在心理上促使人向往良善，鄙弃奸邪，追求“内圣外王”的君子人格，即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强烈的家庭、社会责任感，辅之优良的文化艺术修养。南怀瑾先生曾说：“孔子看到，即使一个安定的社会，文化教育没有完成，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基本上解决问题是要靠思想的纯正，亦即过去所谓‘德性’。”所以，道德作为法律的补充手段，成为维护人际关系的积极和谐、维护家庭的伦理纲常、维护社会的稳定有序的重要组成方式。
所谓“人治”，即重视人的特殊性。儒家相信“人格”的感召性，认为“为政之本，唯在得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治”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这种“人治”的基本精神，不仅给臣民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同时给统治者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儒家思想中，“礼治”要求人们遵从秩序讲究礼仪，“德治”引导人们追求真善美讲究德行，“人治”注重君臣人格的培养。“礼治”、“人治”、“德治”通过外部的强制力量和内心的道德感召统一于一体，以其丰富的思想内涵成为历史的不二选择。
二、当代精神的主要内容与传递的价值理念
人类社会进入快速发展的新时期，自由、民主、平等的新思想深入人心，也给整个世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胡适曾说“文化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当代人的生活方式正体现了当代文化的时效性意义和价值导向性。当代精神，体现了当代人的价值理念，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所谓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历史长期发展当中，所孕育而成的精神样态。是种族、生活习俗、历史文化、哲学思想等等所熏陶、融汇而成的文化慧命，也可说是一个民族的内在心态。民族精神表现在一个民族的节操、气度、风范上。2012年11月29日，参观《复兴之路》时提到，“中华民族的昨天，可谓是雄关漫道真如铁。中华民族的今天，正可谓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华民族的明天，可以说是长风破浪会有时。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番讲话不仅贯穿了中华民族的过去、今天和未来，也让整个中华民族对未来充满期待，也正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承受住了苦难和考验，开拓出了举世瞩目的成果。
其次，勇于创新、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2012年出席美国副总统拜登及国务卿克林顿举行的欢迎午宴时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美建设新型合作伙伴关系是一项具有重要和深远意义的开创性工作。既没有先例可循，也没有经验可鉴，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或者“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中国有句流行歌的歌词是这样唱的：“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这种敢为人先的气魄正体现了当代人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
再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无私耕耘的实践精神。2012年2月20日，在中国―爱尔兰经贸投资论坛上发表讲话时提到：“纵使思忖千百度，不如亲手下地锄。”就认识的来源和基础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实践决定认识；就认识的功能和作用而言，马克思主义强调以正确的认识指导实践；就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实践和认识相统一，强调二者的紧密结合和相互促进。在实践精神的指导下，中华民族屡屡做出有益的尝试，开创先河，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最后，热爱中国、追求进步、抵御外侮、坚持独立的爱国主义精神。曾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魄。”这种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民族的标志，也是实现中国梦的有力支撑。例如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中“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航天精神，为了祖国的发展壮大而艰苦奋斗、不断开拓进取，把实现中国梦的理想带上蓝天。
当代社会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其中传达的精神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当代精神不仅体现了当代人的精神特质，更是为当代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导向。
三、儒家思想与当代精神的融合发展
“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是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都是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要求而不断发展更新的，因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坚持经世致用原则，注重发挥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目的。”[1]
儒家思想之中的人文主义思想丰富而深刻，在现代社会中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成为主流价值观的重要组成。儒家思想中做人、处事、为政的根本原则，是儒家思想最根本的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经过历史的承袭，成为当代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君子不器”“仁者爱人”有利于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形成。其对人的重视与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核心相互契合，注重人格的塑造。二者认为，人民是治国安邦之本，只有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根本方向，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第二，“天人合一”“和而不同”有利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儒家思想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统一，把人与人、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看成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一方面，儒家思想认为，人与自然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人类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天人合一”中传递的生态观和提出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高度契合，客观上要求人们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注重环境的保护，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社会具有重大意义。另一方面，它讲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整体性。正如《论语》有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种整体博爱的观念把一种善意与友爱如多米诺骨牌般传导，从而形成积极和谐的社会关系，达到人与社会的高度统一。
第三，“仁政德治”“宽严相济”有利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全面践行。春秋时期孔子提出“宽猛相济”、荀子提出“隆礼而重法”、汉代董仲舒提出“阳为德、阴为刑”，这些先贤提出的治国哲学无不体现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之道。德法相依、德法相助，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一方面用道德来调整人们的行为，同时依靠法律的强制性来保障底线，这才能建成一个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架构。只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构筑依法治国的坚实道德基础，才能形成全民遵法守法的浓厚氛围，推进中国法制建设，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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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核心内涵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宗教思想的特点决定了其影响意境说的方式，横向剖析可以清楚地看出意境概念基本内涵的形成及其融合都来自于儒、道、佛的影响，纵向考察则可以轻松理出儒、道、佛思想对立统一影响意境说生成、成长及成熟的轨迹。意境说是中国古代宗教思想与中国古代诗学、美学共同孕育的一朵奇葩。
意境说作为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核心范畴，内涵丰富、深刻且有着光彩夺目的民族特色，它的孕育发生发展以至最终完成都离不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滋养。它深深植根于儒、释、道对立互补共同作用积淀而成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是我国古典文化的精华，在形成过程中始终沐浴着中国特有的宗教思想的灵光，可谓中国宗教思想照耀下茁壮成长起来的一朵奇葩。
中国人的宗教意识很浓、很泛，却也很随意。一般中国人没有严格的宗教信仰，也很少坚定的无神论者，他们对神灵的态度往往处于信与不信之间。无忧无虑时，哪路神仙都不怕，哪种神灵都不信;有灾有难时，见到庙宇就烧香，见到神灵(塑像、画像)就跪拜。大多数古代中国人尽管崇尚实用，但由于深受古老的“天人合一”、“万物有灵”观念影响，在潜意识中还有对神灵的畏惧、崇拜甚至迷信，所以思想中宗教意识也是很强的。另一方面，由于影响着中国人的儒、释、道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彼此之间相对宽容，这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同一个人可以既崇孔子为师，又求仙访道、吃斋敬佛。“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成了文人们的人生信条。元代画家兼诗人的倪赞表达更为鲜明，他说:“居于儒，依于老，逃于禅。”
这种现象正透视出中国宗教思想的一大特点:“泛神”、“准教”。
中国人特有的这种宗教思想特点也影响到古代中国的文化艺术。儒、道、佛相互融合，积淀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形成一种连续不断的思想文化氛围。意境说作为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核心概念，也无一例外地打上了宗教意识的烙印。
而古代中国“泛神”、“准教”特点所带来的儒、释、道对立统一现象也决定了其影响意境说的方式是多重的，而非单一的。
关于意境的概念与内涵尽管至今尚无一个人人可以接受的定论，但通过文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对意境的内涵也已有许多共识。笔者在此将这种共识概括为:意境是艺术家创造出的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艺术整体，这个艺术整体能通过欣赏者的直观把握和审美想象产生溢出作品本身的韵味。意境的内涵也可由此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情景交融，二是虚实相生，三是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韵味。
我国诗文自古就有写景抒情的传统。《尚书·尧典》中提出“诗言志”，强调诗歌要注重感情思想的抒发，《诗经》所用“比兴”则是通过言他物(写景)，来发心志(抒情)。孔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这也是一种景与情的结合，尽管景只是作为抒发情的媒介物出现的。人们真正将自然物象的“景”当作独立的审美对象，则得益于道佛自然观的影响。老庄主张回归自然，他们把“心斋”的空明、虚静当作对自然万物做自由观照的条件，认为只有通过这种非理性的直观思维方式方可达到物我合一、物我两忘的境界。如《庄子·齐物论》中所写:“昔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速邃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老庄还认为，只有达到这种境界才能领悟那“惟恍惟惚”、不可捉摸、难以把握的二道”。佛家认为大自然的水流花开、鸟飞叶落，与其追求的那种淡远任运的心境与“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的瞬间永恒感是合拍的，所以佛家对大自然也倍加青睐。道佛对自然的钟爱，引起了诗人对山水风景的关注，使田园风物自觉地走进诗歌，由诗中的背景升腾为主要审美对象。尽管早在《诗经》中就出现了情景交融的诗作，但那只不过是暗合了艺术创作的规律。有意识地将山水田园作为“主角”写进诗歌，则始于道、玄、佛流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诗家对道禅自然观的心领神会，使他们在对自然风景的抒写中确实做到了情与景合、意与象偕，清新、自然，形神毕现，形成迥异于西方艺术再现自然的表现性山水风格，同时，道、佛追求的物、我、道(梵)统一的境界，又在一定程度上启示了文论家将情与景统一起来，从而较为快捷地解决了情景关系问题。
诗家虚实之说也来源于道家的虚无论与佛家的色空观。老子曾对“有”“无”关系作过说明，在《老子》五章中，他认为“有无相生”，“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庄子说:“虚室生白”，“唯道集虚”。可见，道家“以虚无为本”也并非一概否定“实”。作为一种哲学的宇宙观，道家将宇宙本体看作是虚实、有无的结合。佛教认为物质世界各种色相全是空幻不实的。修行者接触色相时应“不于境上生心”(《坛经》)，不迷恋、不思念任何色相。佛教色空观，看似有否定一切的嫌疑，实则以“中道”这一有着辩证思维特点的观念又解除了这一危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种“空”否定一切的同时，也肯定了一切。先秦道家的这种虚无观在魏晋之前已为文人重视，被当作玄学的核心。魏晋时，随着佛教思想的流布，佛教色空观因其与道家虚无思想有着相通的精神，而强化了对文人们的影响。既然在道家与佛家眼里虚实并生、色空一体，那么在深受佛家思想影响的文论家眼里，就自然有了虚实统一的可能性。虚可涵盖少、情、隐、气、神、意、主观等，实则可含蕴多、貌、显、骨、形、象、客观等，既然通过直观思维的“悟”，可以发现虚就是实，那么，通过直观的艺术思维也会做到以少总多，情貌无遗，隐显一体，气骨合一，意与象合，形、神、理的统一。这样虚实关系的解决，就带动了这一系列概念之间关系的解决，虚实关系也就成了各关系的统帅与核心。
诗家追求言外之意的传统也得益于道、佛思想的影响与启迪。佛、道都将语言视为工具，否定其本体意义。正是这种语言观上的契合，使他们合力冲击，一举取得了言意之辩的胜利。这种契合也引起了诗家的重视，以至在魏晋时即开始了对语言的反思。他们未费周折便认识到语言的局限，体悟出语言潜在的能力大有作为，从而明确了对言外之意的追求。许多诗人开始注意突破语言局限，充分发挥语言的张力，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笔墨节俭，字锤句炼，以有限的文字负载无限丰富的内涵，在诗文中留有大量语义“空白”，有待读者“填充”。这种诗歌创作，要求欣赏者的积极参与，读者也不再满足于诗歌语言的浅直、单一，而喜好朦胧、多义;不满足于形似，而求神似;不再满足于实景的展露，而欲求虚景的蕴含。
上述三方面足以证明意境基本内涵与道家、佛家的关系。“但如果只有佛道诗学，则诗成了褐语、‘玄言诗’和‘理学诗’，全是‘出世’货色，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抒情诗和意境说了。意境说的形成还有待于儒家思想的支持与融人。首先，儒家重视艺术与审美。尽管孔子把诗歌看作是“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伦理政治工具，有损诗歌内部规律的探讨，但可贵的是他将诗歌的功能不仅概括为“观”、“群”、“怨”，而且同时指出了其审美功能“兴”。可能正是源于此，才使儒者千百年来与诗文不离不弃，从而在客观上促进了艺术的发展。其次，儒家对情与景的认识对意境基本内涵与特征的形成也有影响。儒家也重情，讲好恶，讲“乐道”、“忧道”、“思敬”、“思哀”，讲真性情、赤子之心。这个“情”不是道家所主张的纵情宣泄，而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经理性精神梳理后的。与道、佛一样，儒家也重景，但只是把它当作“比德”的工具:“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在这里儒家离间了情与景的关系，将景一清的直接关系，变成了景一清一理。但这并未阻碍意境说的形成，因为意境中的情不是过分强烈的，而往往是蕴含着一定理趣的。情、理、形、神的统一才能构成意境。再次，儒家的中庸观念，刻意追求各种对立因素的和谐统一，要求每一因素在量上的发展与安排遵循“适度”原则，克服“过”与“不及”。这大大启示了人们在诗歌创作中不惟情，不惟景，不惟理，而努力做到情、景、理浑融一体，这就把看似分离开来的情与景又紧密联系在一起，最终也与道、佛两家殊途同归，促进了意境基本内涵的形成与发展。
意境说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可以透视出儒、道、佛对立统一的历史。儒、道、佛的对立统一影响和促进了意境说乃至中国古代艺术的发展。
作为意境说得以形成的最初内核，古老的“比兴”、“易象”说与孕育儒、道思想的原始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兴”是借“他物”起兴，这又必然联系到物象。章学诚先生在《文史通义》中也曾指出:“易象通于诗之比兴。”从言志到比兴、“易象”，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一次飞跃。推动这一飞跃的直接动力正是“天人合一”、“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观念。正如赵沛霖先生所说:“人们最初以‘他物’起兴，既不是出于审美动机，也不是出于实用动机，而是出于一种深刻的宗教原因。”周魏晋是意境说的萌芽期，也是三教合流的开始。东汉末年，佛教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宗教由印度传人中国。汉帝国的高压政策，儒家思想的长期禁锢，魏晋时的战火纷仍，使士大夫知识分子常常陷人个体与社会对抗、主观与客观分裂的矛盾状态而痛苦不堪，为了减轻现实生活的重压，他们谈玄说道、纵情享乐。但强乐无味，反而使他们更加不堪现实的重负，于是纷纷去寻求解脱之途。佛教的“苦”观“空”观，抹杀时空，不假外求而重心要。这种观念和超脱方式恰好与士大夫的心理合拍。于是他们如饥似渴，很快接受了这种外来的文化。同时士大夫心中原有的儒、道思想也使佛教改头换面，儒、佛贯通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当时的文论家如刘姆的文论研究，而正是由于他的研究，才使意境说呈现破土之势。在《文心雕龙·物色》里，专门阐述了情景关系，他说:“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这段话意为诗人不仅要以感官感知景物，而且应该以心灵拥抱景物，这样才能写出好的诗作;他又说:“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意象”说，《文心雕龙·神思》有云:“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这里所谓“意象”正是情景交融的产物。刘樱还开始提倡“隐秀”，他说:“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兹绩，才情之嘉会也。夫隐之为体，义主文外，秘响傍通，伏采潜发，譬艾象之变互体，川读之锡珠玉也。”在此，刘舞已经意识到诗歌语言的含蓄、朦胧、多义的特点，强调追求重旨、复义、秘响，从而得到文外之义，潜发之采。这样看来，刘担的这些论述已经直接触及到意境的基本内涵，为意境说的形成准备了必要的理论条件。
在唐代，意境说破土而出，成长为美学与文论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个时期也正是儒、道、佛融合的强盛期。意境说由盛唐诗人王昌龄首次提出。他在《诗格》中说:“诗有三境，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秀绝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
儒家思想核心内涵范文第4篇
关键词：儒商精神 商业伦理 中国梦
一、引言
2012年，同志提出了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奋斗目标。自此，中国梦的内涵和实现途径等问题便成为学界关注的话题。众所周知，当今的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系列的商业丑闻，如毒奶粉、地沟油等食品安全事故，这些事件凸显了部分从商者的伦理道德缺失。追逐利润是商人的目标，但如果把逐利当作唯一目标就容易不择手段、唯利是图，从而破坏良性的商业竞争秩序，大大削减人们对商人的信任感。商人社会形象的贬值显然不利于整个社会的诚信建设，更会阻碍中国梦的早日实现。可见，社会伦理价值观的改造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这其中就包含商业伦理观的重建。源自儒家伦理的儒商精神主张以义取利和以利济世，以此为商业伦理的精髓当是继承和发展先贤文化的应有之义，同时也适应了时展的社会历史诉求。这种精神的发扬需要教育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高等教育方面来讲，中国梦的实现就包含着一个伦理教育问题，即怎样使大学生具备实现中国梦的伦理道德标准。因此，高校开展儒商精神教育既能够凸显大学文化的精髓又引领了社会风气之先，更与现阶段实现中国梦的伦理学诉求不谋而合。
二、儒商精神的伦理学内涵
伦理学乃人伦之学，是建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础。对于国人而言，儒家伦理在日常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杜维明指出，儒学伦理的基本路径是从个人出发，在生活世界里追求以仁德为基础的圣贤大业。这也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勾画了一幅伦理道德蓝图。万俊人认为，孔子和儒家伦理的为己之学表征着儒家据天命而生活的本真性自我德行理解，只有保持天命情怀才能建立人心秩序。他还从不同侧面探讨了中国传统儒家伦理能否承托现代性的道德文化使命问题。
儒家伦理研究虽已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但在应用领域还缺乏深入的探索，商业伦理就是其中一个。我国学界在商业伦理研究领域的创新之处表现在对儒商的阐发。1938年，新儒家代表人物贺麟提出了儒商的概念并且强调了其社会柱石的重要作用。与儒医、儒将等不同，儒商的内涵义素中存在着固有的对峙性，即儒家的向善、向仁和商家逐利之间的张力关系。这种内在的对峙性提醒人们重视在“商”之前加一个“儒”字的合理性。“儒”代表儒家伦理，社会之所以需要儒商是因为需要用儒家伦理思想来规范和提升“商”的伦理道德水准，用儒家思想的道德价值观对“商”进行伦理学洗礼。以义取利是为利人利己，以利济世是为利天下。儒家“善”和“仁”的信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和缓解商人迫切的逐利心。因此，要培养具备儒商素质的人才，首先应培养具有君子德操的儒者。改革开放之后，许多学者逐渐认识到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发扬儒商精神的重要性。新世纪以降，更多学者加入到这一领域的研究当中。李显杰认为，儒商相对于一般商人应该多两项素质：文化内蕴和社会责任。周光明阐述了弘扬新时代儒商精神的现实意义，指出了新时代儒商精神的核心。这些研究挖掘了儒商的内涵，并提出了儒商精神的概念。学界逐渐意识到，通过弘扬儒商之道树立新时期商人的良好形象，才能为实现中国梦营造积极的社会氛围。
三、儒商精神的理论基础与精神实质
作为儒商精神的理论基础，儒家伦理的主要思想来源是孔孟仁学和阳明心学，相关的儒家经典是《论语》、《孟子》和《传习录》。杜维明主张，现代社会应深刻挖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儒家思想精髓。这是孔孟伦理学的核心理念，也是儒商的精神准则。孔子关于“义”与“利”辨证关系的精辟阐述也是儒商精神的基本信条。作为孔孟伦理学的传承者，阳明心学以其致良知的伦理道德观对儒商精神教育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在今日的商业化大潮之下，阳明心学作为一种主体性伦理学正在恢复着其传统的精神力量。此种伦理学的必要性，由于直接相关于全球化时代人类商业伦理的重新建构，而具有了一种实践学的科学性。因此，阳明心学不仅是一门内省学也是一门实践伦理学。只有本着知行合一的理念真正做到致良知才能符合儒商精神的实质，也才能在商业伦理的领域内达到实现中国梦的具体要求。
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儒商精神可以说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相结合的产物。首先，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儒商精神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新时期儒商精神的“新”主要体现在内涵新、时代新和社会新，是在现代社会特有的价值理念、国家法律法规等各种制度下形成的一种新文化、新理念、新思想。因此，儒商精神代表了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再者，儒商的“儒”指儒家伦理，强调商人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要做商人中的君子。从这个角度上讲，儒商精神传承了儒家的伦理道德传统，彰显了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可见，儒商精神的实质是一种中国精神。
四、高校开展儒商精神教育的必要性与现实意义
近年来，不少学者将儒商精神融入到高校办学和教学的实践之中，取得了可喜的成效。苗泽华探讨了新时期儒商人才的培养问题。邱宁从财经类院校的视角阐述了新时代儒商的内涵和历史任务。刘全顺论述了高校弘扬儒商精神的可行性和具体措施，总结了具备儒商精神高素质人才的基本特征。可见，高校已成为弘扬儒商精神的主要阵地之一。不仅如此，高校儒商精神教育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高校开展儒商精神教育有利于深入阐释中国梦的精神实质，促进民族软实力的复兴。中国梦意味着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不仅指经济、军事、科技等这些硬实力，还包括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等软实力。在软实力方面，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弘扬传统儒家伦理价值观。具体来讲，中国梦的实现需要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身上，这就需要提高国人的伦理道德素质，尤其是作为民族未来的大学生。高校需要通过伦理学教育使大学生具备实现中国梦的道德标准，须知中国梦里的商人必定以儒商为最理想典范。
其次，高校开展儒商精神教育是对中国梦实现途径的有益探索。作为一个内涵丰富的有机体，中国梦的落实需要在其内部划分出不同的范畴，进而基于这些范畴探索具体的实现途径。对于高等教育这一范畴而言，中国梦的实现需要依靠伦理学教育的途径。与其他群体不同，针对大学生的伦理学教育具有特殊意义。一方面，大学生不同于社会上的普通民众。对普通民众进行伦理学教育主要通过媒体宣传和舆论引导，而对于尚未进入社会的大学生而言，高等院校可以发挥课堂集中教育和第二课堂实践的优势。另一方面，相对于中小学生而言，对即将踏上工作岗位的大学生进行伦理道德教育无疑增添了一分紧迫性。实际上，对大学生儒商精神的培养是为其个人职业生涯的未雨绸缪，是针对未来潜在商界力量的素质教育。因此，儒商精神不仅是商界人士的伦理规范，而应成为一种普世价值观，这是实现中国梦的基本要求。大学应该引领社会风气之先，财经类专业的学生应该成为弘扬儒商精神的志愿者，因为未来商界人士的社会认可度直接影响着他们自身的择业和未来职业生涯的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方向并不拘泥于所学专业而是日趋多元化，不是商科出身的学生从商的例子不胜枚举。更不用说网络社会中，虚拟商铺的数量已经多得惊人，很多人工作之余的第二产业就是经营网络商铺。因此，高校儒商精神教育应该涵盖所有在校大学生。儒商精神也决不仅仅是财经类高校应该弘扬的精神，而应该成为当今社会的主流精神价值之一。在这一点上，大学的辐射力也应该超越校园的围墙。例如，可以通过校友会的影响力将儒商精神的理念逐步辐射到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之中。
综上所述，儒商精神教育的实质就是以儒家伦理来消解日益严重的商业化功利主义，从而使大学生在道德层面上达到实现中国梦的具体要求。高校应引导大学生深入研究儒商精神背后的儒家伦理思想，凸显其助力民族复兴的当代意义。孔孟伦理学和王阳明伦理学应作为儒商精神的指导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致良知的伦理原则应该作为儒商的精神准则。只有这样做才能在治学过程中做到近知，在商业活动中做到近仁，才能在社会上重新树立商人的良好形象，也才能逐步达到实现中国梦的道德标准。令人欣喜的是，部分高校已经采取具体措施开展相关教育活动，并将其视为大学文化建设的一部分。这是对于整个社会重构商业伦理的一种有益探索，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杜维明.儒学的理论体系与发展前景[J].中华文化论坛，1999（1）
[2]万俊人.“相与”之道[J].开放时代，2002（3）
[3]李显杰.试论新时代新儒商人才的培养[J].教育与职业，2006（20）
[4]周光明.弘扬儒商精神繁荣市场经济――在第六届国际儒商大会上的发言[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7）
[5]苗泽华.论新儒商人才的培养[J].现代教育科学，2005（1）
儒家思想核心内涵范文第5篇
关键词：儒家；德育思想；高校思政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6）06-214-01
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大学生获得思想政治理论和教育的重要途径，而新时代的各种复杂环境，使得学生需要更强大的思想力量来面对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因此，如何加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一直是各高校教育工作者的重要研究课题。在中华历史的长河中，孔子，作为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在开创儒家学说的同时，也为后代树立起了教育的典范，建立了许多至今仍有较强实用价值的思想和学说。其德育思想对当今的教育而言，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将儒家的德育思想渗透到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既可以发扬传统教育理念中的精华，又可以收获积极的效果。
一、儒家德育思想的内涵
1、仁爱。儒家思想的主要精髓体现在“仁”。“仁”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核心部分，孔子认为，只有通过“仁”对自身的修养进行要求和约束，才能使自己到达道德的制高点，成为“君子”，并提出了“克己复礼为仁”、“仁者爱人”等诸多思想。以“仁”出发，则要求对周边的人、事、物都有“爱”，并据此形成了孝悌、忠信、宽容、正直等道德规范。
2、礼仪。礼仪是仁爱思想的外在体现，是对个人立身行事的道德约束，也是社会交际中的行为准则。诸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等都是对自身行为的道德约束，除了自律，还要求“君子”有自我教育的能力。另外“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则是对待人接物的礼仪要求，而孔子认为“礼”是社会之本，通过“礼”的施行，能够构建更加和谐的人文社会，这与当代中国的发展理念十分契合。
3、忠恕、诚信。忠恕、诚信是仁爱思想的延伸。忠恕的思想，就是要求自身能够在与他人相处的过程中，忠实、宽容待人，进而使人与人之间能够和谐共处。诚信不仅要求个人能够诚恳待人，互相信任，也要求自身能够对他人更加讲信用，进而形成自身为人处世的准则。
二、儒家德育思想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渗透方法
1、借鉴儒家德育思想，充实思政课程的教学内容
思想政治课程对学生的人格塑造和未来发展，以及对自己之后再工作中的定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思政课堂教学内容的选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好的思想能够激发学生内心的共鸣，并且在短暂的教学时间内对学生形成深刻的启示，进而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在儒家的德育思想中，有许多思想分支在当代的思政教育中都具有良好的实践意义，诸如“博爱”、“自强”、“淡泊名利”、“民族忧患”等都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价值观等相契合，在课堂教学中也便于引用。例如，在进行《思想道德修养》的学习时，教师可以根据有关的内容，引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思想，并举出历史中的实例，使学生能够通过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感受到有关思想的精髓，并将其吸收，最终化为己用，成为自身做人行事的基本准则。
2、借鉴儒家德育方法，丰富思政课程的教学形式
儒家的德育不仅体现在理念上，在实际的教学中也有至今仍然适用的教学方法。首先是因材施教。高校的学生基本形成了自身的人格，在行为处事方面具有自己的理念。而现在的思政课程往往采用大班教学的方法，使得不同的学生接受相同的教育，最终的效果并不理想。因此，教师应当充分理解学生，根据学生的特点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其次是言传身教。教师不仅需要将有关的思想政治理论准确地传达给学生，还需要在实践中以身作则，为学生树立鲜明的、积极的榜样，以自身的行为感染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对学生起到教育作用。再次是教学相长。教师和学生应当进行一定的交流，不仅要达到有关的教学效果，还要倾听学生的意见，了解其情感诉求，才能使思政课程达到更加完美的效果。例如，教师可以在课堂结束后利用回访的方式吸取学生的评价，并以此改进自己的教学方法。
3、借鉴儒家德育内涵，营造思政课程的教学氛围
无论是高校内部的学术氛围还是文化氛围，都能够对学生产生一定的熏陶。而学校在进行思政教育的同时，应当将儒家的德育内涵渗透到校园内部氛围的各个环节，进而对学生产生积极的影响。一方面，学校针对儒家德育思想的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应当加强。通过教师学术水平的提高，带动学生的学习欲望和兴趣。另一方面，学校应积极制定相应的方式，营造良好的儒家德育思想氛围。在进行校园文化的建设时，可以充分利用儒家的德育思想为载体，对学校的文化活动和物质环境进行渗透。例如，在教学楼的关键部位悬挂儒家名人的图像和名言，或者举办有关儒家思想的演讲比赛等等。
三、儒家德育思想在高校思政教育中渗透的原则
1、辩证性原则。儒家思想经过了几千年的传承，作为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思想，其受到了不同时代思想家的修正和运用，因此，在当代进行利用的同时，应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继承的同时，保持端正的态度。
2、针对性原则。高校的思政教育有其独特的教育目的，因此，借鉴儒家思想时应对其不同的内容进行针对性的选取。通过有关素材的深入挖掘，帮助实现高校思政教育的目标。
3、时代性原则。不同时代的文化有其不同的特征，而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我们更应该结合现代社会建设的核心价值观和人文精神，对儒家的德育思想进行选择性的开发、利用和融合，才能使其充分发挥自身价值。
综上所述，有关的高校在进行思政教育的同时，应当结合有关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对儒家德育思想中的精华进行开发和利用，进而提高思政教育的教学效果，对学生人格的完善产生积极的影响，促进其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