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经济思想
儒家的经济思想范文第1篇
一、儒家经济思想的精髓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这里的“仁”有两层涵义：（1）对人要有爱心，即“爱人”，由“爱人”演绎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因而对老百姓要“富之”、“教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2）对己要做一个完美的人。儒家理论强调重视个人的自觉，重自我约束，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个人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有机地联系起来，而且“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要见利思义。可以看出，儒家思想是以“仁”为基石的，追求一个和谐完美的社会。它重视个人修养，强调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从而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百姓的富足。
1.“见利思义、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在经济社会中，个体和整体经常发生利益冲突，在传统文化中表现为义利之辨。对于此，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某道不某食”、“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这是儒家最基本的义利观点。
儒家并不反对人们追求物质利益，也没有为贫穷辩护。儒家认为追求富贵是人的正常要求，“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孔子也承认一个人如果安于贫困而没有怨言是非常难以做到的，“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论语·宪问》）。但是，儒家强调一个人的利益和财富的获取要通过正当的途径，“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要合乎于“义”，“义然后取”，这也意味着通过其他非正当渠道取得的利益是不“义”的。儒家思想告诫人们要“以义统利”、“见利思义”、“先义后利”，还强调以国家、百姓之利为义，“博施于民，而能济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等，甚至当生与义发生冲突不能两全时，宁愿“舍生而取义者也”，充分反映了儒家经济思想中关注国家和民众的利益原则。
看今日之中国，可以发现，在享受改革所带来的收益时，许多“忘义”之人私欲膨胀，他们无视国家的法律法规，通过非法的手段来获取自己的利益。目前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一些政府官员和国有垄断企业，以经济市场化为借口，将部门的权力和利益相结合，扰乱国家的经济秩序，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之一。
2.“均无贫”的利益分配观。儒家主张社会财富的分配要合理调均。孔子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表明了儒家在国家分配制度方面的观点：强调财富分配的均衡；分配制度的公平合理，社会的贫困现象就会减少，则天下太平，国家无倾覆之忧。对此西汉董仲舒补充：“不患贫而患不均”，“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春秋繁露·度制》），强调社会财富分配不均是社会动乱的根源。
长期以来，对儒家的“均无贫”观点一直都有异议，认为儒家的分配观点就是吃大锅饭，就是平均主义。这是对儒家学说的误解，人人收入都相当、没有差异，是忽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和忽视效率。宋代朱熹对孔子的“均无贫”思想的解释是：“均，谓各得其分；安，谓上下相安”（朱熹：《论语集注》），虽然他的观点有明显的封建意识，这是其历史局限性所决定的。但抛开其局限性，用现展的眼光来看这个观点，可以看到朱熹对儒家经济思想的“均”的进一步解释，即每个人得到他自己所应该得到的那一部分，得到他真正的劳动回报，如果是这样的，那么社会将是“上下相安”的。这里，他明显地强调了效率，而不是人们所说的“平均主义”。针对今天的中国，无论是国家的宏观分配体系，还是微观分配体系，都存在严重的问题，忽视了效率与公平的平衡，已经严重地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经济思想中的“均无贫”观点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3.“轻敛薄赋，休养生息”的发展观。儒家经济思想以“仁爱”为基础，认为统治者首先要爱民，爱民就是以富民作为统治者的首要任务。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政理》），孔子希望统治者要“养民”、“富民”、“惠民”，要遂民之愿，足民之求，兴民之利，使百姓能够“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养生送死无憾”。孔子认为，民富与君富是统一的，他强调“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对于富民，孔子在提倡大力发展生产的同时，还要求统治者减轻赋税，实行轻敛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
联想中国的改革历程，通过放权让利，降低赋税，释放出被长时间压抑的生产力潜能，国家、企业、家庭的财富存量都有了显著的增长，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根本原因是政府采取了正确的富民政策，这是与儒家的“养民”、“富民”、“惠民”观点不谋而合的。但自80年代末期开始，政府机构的膨胀，促使地方政府利用几乎不受约束的权力通过乱收费，弥补机构的扩张所需要的经费，同时还满足了某些部门的部门利益。
4.“富而教”的教育观。儒家经济思想中对国家的教育也是非常重视的。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国之本也。”（《说苑·政本》）。说明儒家思想已经意识到在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之后，首先应该是注重全民教育的发展，同时主张“有教无类”，要打破教育的界限，“温故而知新”（《论语·为政》）、“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论语·述而》）、“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论语·公治长》）等教育思想，有助于对全民实施普及性教育，提高民族的素质，建立全民学习、终生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儒家的“先富后教”的教育观对现代中国教育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放眼世界，可以看到教育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事例。比如，二战后的日本得以在一片废墟上迅速地崛起，成为世界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国家实施全民教育战略的成功，国民素质的提高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因此，国家富裕后应该如何发展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尤其对现代中国有着现实意义。我们认为，应该着重研究教育和教育发展的特性，关注教育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性，教育的真正内涵等，防止和避免教育资源的浪费和损失，提高教育的效率。
二、儒家经济思想与中国经济发展方略的融合
1.以“富民”和“均无贫”的思想作为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构建和谐社会。从历史上看，中国的社会结构特征是“二元”结构，即“官”与“民”的利益之争，可以说民富则国安，民穷则国乱。而富民政策的实质就是合理地分配国家和百姓的利益，因此说如何协调两者的利益冲突是国家稳定发展的重要课题。
儒家经济思想中关于利益分配与国家稳定与否有“抑兼并”和“不抑兼并”之说。“兼并”的含义是“两极分化”、“大鱼吃小鱼”之类。主张国家严厉制止这种事态的为“抑兼并”，而主张国家放任自由的为“不抑兼并”。“抑兼并”与“不抑兼并”其实是体现国家的宏观分配与再分配制度，采取什么样的制度显示了统治者的治国方略和国家的经济环境。
可见，制定正确的国家分配制度，建立相应的再分配体系，保障人们得到应有的物质利益、自由和个人尊严，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是非常之重要的。结合中国目前现实情况，我们认为中国首先是采取“富民”政策，然后建立完善的分配制度、再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在使民富的同时，做到“均无贫”，利用财政转移支付来赈济和帮助社会的弱势群体，调和社会各阶层的矛盾，以达到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目标。
2.以“见利思义”来建立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观念。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所有人的行为必须遵守国家法律，维护公共利益和经济秩序，合法地获得收入。而中国现实的市场状况是：（1）目前经济活动中存在大量的欺诈、偷税漏税，更有甚者为一己之利，不惜违法乱纪，损害他人的利益的现象，除了在道义上进行谴责外，还需要运用法律的手段进行制裁；（2）一些地方政府利用行政权力实施地方保护主义，极大地扰乱了市场秩序。
因此，除了在社会上树立儒家的“见利思义，重义轻利”、“义然后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竞争理念，反对“见利忘义”，使之成为中国建立市场经济所必须遵守的基本道德规范。同时，进一步用市场的方法替代行政权力，并且健全法律法规，用法律来保证市场的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的经济秩序。
3.以“先富后教”的思想来发展和普及教育。儒家的“先富后教”观点实际上是一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教育观。中国现在的教育发展状况可以用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状况来比喻，也就是说经济发达地区的教育发展的比较快，教育质量比较高；而经济落后地区的教育不但没有保持以前的发展趋势或跟随全国教育的总体发展趋势，反而呈现逐步下滑的状态。全国的教育发展水平同样呈现“东高西低”的特征，表现为各地教育的发展状况好坏与经济发展有着很高的相关性。
儒家的经济思想范文第2篇
钱穆先生称赏章学诚在《原道》篇所提出的“圣人学于众”的创见，章氏说：“圣人求道，道无可见，即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圣人所籍以见道者也”。钱先生因此而认为：“儒家的价值系统并不是几个古圣贤凭空创造出来而强加于中国人的身上的。相反的，这套价值早就潜存在中国文化—生活方式之中，不过由圣人整理成为系统而已。正是由于儒家的价值系统是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所以它才能反过来发生那样深远的影响”。“他深信儒家的价值系统不但是造成中国民族悠久与广大的一个主要动力，而且仍然可以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一个精神的基础”。“他把儒家看成一个不断与时具新的活的传统”。
西周时的“周公制礼”就是在先民生活的基础上，将这些道德观念，行为规范落实为社会制度化，以形成社会公德，以维系社会秩序。而“礼”则成了古代中国制度结构的主要内容。到了东周春秋年代，“礼崩乐坏”，进而天下大乱；此时的孔子便倡导“致中和”，“克己复礼”，“天下为仁”；这种在制度均衡基础上的制度安排成了儒家思想的政治理想。孔子提出“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尧曰》）；而其实施方案便是“礼治”。孔子奠定了儒家价值体统的基本内核。到了孟子的“仁政”，荀子的“礼制”思想的提出，从而将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等价值观念进一步理论化或体系化了，完成了儒家思想的制度化改造。“内圣外王”、“仁政”、“礼制”等的道统、政统、学统等观念基本形成。这是儒家思想的第一次返本开新。但是，这种价值体系在穷兵黩武的时期，“内圣”可以，而“外王”却无法开出。在法家的富国强兵，“利出一孔”的感召下，由秦而“定于一”。在暴秦的统治下，儒家几遭灭顶之灾：“焚书坑儒”。
到了西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死而复生，可谓是第二次的返本开新，是“内圣外王”的第一次实施，更为严重古代中国的专制主义的官方意识形态奠定了基础。而后，自魏晋起，佛教思想流入中原，“心性”学说弥漫学界；儒家思想又面临一次新的挑战；一直到了宋代，儒家融佛于儒，于是有了程朱理学的“新儒家”的兴起，儒家思想又是一枝独秀；这是第三次的返本开新。从此，儒家思想伴随着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而共存亡。今人说中国在十八世纪前，中国的经济引领世界潮流，儒家思想，尤其是其经济思想，应该功不可没。
进入近代史，面对西方列强的洋枪洋炮，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制度遭遇“三千年来未有的变局”(李鸿章语)；中华帝国彻底崩溃；更在“五四运动”的健将们“打倒孔家店”的震慑下，直至到“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立四新”；儒家文化几乎被清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而一蹶不振了。曾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张申府语）；却始终未能救出来。可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东亚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海外“当代新儒家”学派的教外别传，大有“墙内开花墙外香”之势；可谓别开生面矣。如今，国内外祭孔活动的此起彼伏，不由得不令人重新反思儒家思想的当代意义。眼下有人提出的“后儒家文化（post-confucian culture）”的观点也是令人颇堪玩味的。
自汉代在大一统的背景正式设立以讲授儒经的博士官起，延续了近二千年之久。经学时代亦由此而起。“经”之所以为经是因为“经”是千古不变的常道也。古时之“经”能否成为今日之“经”，我不敢妄加评论。传经，亦绝非我之能力所及也，虔诚布道而已。
本文仅将儒家思想中的经济思想，尤其是先秦儒家的经济思想，作番简单扼要地阐述，看看能否在当今社会市场经济的氛围中得到认同。
1．
以义制利与博弈均衡：孔子对人的追富逐利之心基本上持以肯定态度。“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述而》）。“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泰伯》）。但是，他反对不择手段，无限制地追富逐利。他说：“放于利而行，多怨”。“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述而》）。以道致富，以义制利，符合博弈均衡的理念。他以自己的财富观推导出了“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孔子这种“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谋道不谋食”（《里仁》）；还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见利思义”（《子张》）的思想内涵较之今天平面化的“经济人理性”假设更为丰富深刻，是对普遍“经济人”的一种超越。孔子着眼于“义”和“利”，把人区分为“君子”和“小人”，较之把人区分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更为各个历史阶段的人们所能认同或接受。“圣之时者也”。圣人之所以为圣，即在于其能超越时空。
2．
孔子的“藏富于民”思想也是弥足珍贵的。他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颜渊》）如何才能“足”呢？《大学》中是这样说的：“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中庸》则认为：“来百工则财用足”。孔子竭力反对政府“与民争利”，提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尧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胡寄窗先生解释道：“‘天’是广泛的代表一切自然力，它是生产百物的根源。自然力的作用既是超出人们支配之外在那里独立运行的，则‘民之所利’就只好顺势利导，不必横加干涉”。对此，唐庆增先生认为：“孔子实主张放任主义(laissez faire)，而反对干涉政策(intervention)”。反观今天的政府与市场，几乎天天在博弈；各地各级政府以GDP增长为幌子，大兴土木；“与民争利”之事层出不穷，将“藏富于官”视为与时俱进；想必孔子活在今天，依然生不逢时。然而，“藏富于民”的思想却间接地体现在了福利经济学之中了。“百姓不足”，中华民族的崛起无从谈起。孔子还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贫）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季氏》）我们当然不能要求二千多年前的古人了解基尼系数，但是，这种“均无贫”的思想却是制度均衡与社会和谐的灵魂。历代社会动乱无不是因社会财富的贫富不均而引起的。古今中外，无不亦然。
3．
如果说儒家的”富民”思想只是一种理念的话，那么，”薄赋敛”则是一种政策举措.“薄赋敛”，是先秦儒家思想家们为实现“德治”、“仁政”理想在经济政策方面的一个重要主张，也是其财政政策思想的基础。“省力役，薄赋敛，则民富矣”。（《孔子家语·贤君》）孟子说：“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而富也”。（《尽心上》）荀子则说：“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民可使富也”。什一地租率一直被儒家学派奉为理想的赋敛标准。（《大略》）横征暴敛，竭泽而鱼，所以“苛政猛于虎”，这是历代暴政的通病，也因此而成了自己的掘墓人。先秦儒家能反其道而行之，培养税源，藏富于民，以使国泰民安，实不失为远见卓识；而薄敛富民的民本主义也成了儒家经济思想的一个核心与传统。
4．
新经济制度学中提出了一种“有限理性”（bound ration），对此，当代学人盛洪的看法是：“我想，首先起因于中国古代先哲们对人类自身理性的有限性的认识。老子有‘知不知，上；不知不知，病’之说，孔子则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人们不可能全知全能，掌握有关宇宙的全部信息。尤其是个人（或组织）行为与其他人或自然界的反应之间会产生的某些综合效果，是几乎无法预知的。在他们看来，必有超越个人理性的东西。其次他们都认为，让宇宙法则自然地发挥作用，会使人们得到良性的结果。所谓“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若侯王能自守，万物将自化”。而企图通过人们的设计，加快达到人类目标的作法，也许会‘欲速则不达’，但是这种情况经常出现，所以孟子叹曰：‘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孔子的认知论所强调的“有限理性”，有助于我们对于政府至高无上，无所不能或全知全能的经济干涉主义的清醒认识。杨小凯先生曾分析过，资本主义，有好的与坏的区别；那么，基于“有限理性”，政府也同样如此。能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使民以时”，“藏富于民”的政府；就是好的政府。反之，儒家所反对的是“欲速则把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 和“与民争利”、“扰民”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就是坏的政府。
5．
恒产、恒心与产权界定：产权制度是保证各项经济制度运行的基础，也是先秦儒家实施“仁政”的基点。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滕文公章句上》）在古代农业社会，土地制度是社会经济制度的最基本的制度；孟子从界定土地入手，可谓一语中矢。在战国世代，诸侯割据，战火纷飞；国际关系以崇尚武力来掠夺经济资源，国不堪国，造成天下大乱。孟子提出的“正经界”，虽不合时宜，却也是为实现儒家“仁政”在经济思想上的体现；因为“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同上）这里也道出了儒家为国家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充当裁判员的定位。此外，在儒家的仁政思想里，对政府要取信于民尤为强调。孔子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还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子贡》）政府的诚信或信用，是社会诚信体系中的重中之重；进而把诚信视为立国之本：“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中庸》）基于儒家的君子人生哲学，孔子提倡：“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宪问》撇开人生修养的道德层面，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倘若人人如此，各自均可达到博弈均衡而获得合作红利，进而形成社会和谐。
6．
在消费领域内，中国古代社会存在着两重互相对立的思想：黜奢崇俭论与侈靡论。“侈靡论”出自《管子》，认为：“善莫大于侈靡”；“积者立余食而侈，美车而弛，多酒醴而靡；千岁毋出食（长期不须出而求食），此谓本事”。古代社会以农业为基础，农业乃立国之本，古人所谓的“本”，即指农业。管子指出，奢侈消费可以促进农业的发展，“不侈，本事不得立”；“事末作而民兴之”。“侈靡”有两大社会功能：“通于侈靡而士可戚……，六畜遮（庶）育，五谷遮熟，然后民力可得用”。“饮食者也，侈乐者也，民之所愿也。足其所欲，赡其所愿，则能用之耳”。有利于治国安民，此其一。“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故上侈而下靡，而君臣相得，上下相亲，则君臣之财不私藏，然则贫动肢而得食矣”。这种“富者为之，贫者为之”；是为了“百姓之治生”。“侈靡论”强调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有点类似于凯恩斯主义的消费观点。而孔子的立论是：“与其奢也，宁俭”；“奢不违礼，用不伤义”。他强调以“礼义”来调控消费，以维系社会等级制度；求俭而不违礼，是其核心内容。当士人为谋得爵禄时，应当“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述而》），并且“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学而》）。然而，当“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先进》）。孔子提倡“贫而无怨”，“贫而乐”；同时“富而无骄”，进而“富而好礼”（《学而》）。对于“俭不伤义”，荀子则有其一家之言：“天下尚俭而弥贫”；也是反对墨家的“天下尚俭”的越穷越光荣的反经济思想。消费水平受制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在古代社会的自然经济时期，强调适度消费应该有利于生产与消费的均衡。总之，“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儒家的安贫乐道，知足常乐的消费思想，对后人产生了深远影响。
综上所述，仅是鄙人之迂见。这里所讨论的问题并非仅在于“古已有之”而已，而是欲指出的是虽然现代经济学在方法论和分析工具方面较先贤们更为精致严密，但其理论内核未必就是空前绝后，或前无古人的。知识可以日新月异，但是智慧可以永恒地超越时空。有人说：“知识在西方，智慧在东方”。窃以为，知识和智慧都是人类社会求生存与发展的思维结晶，是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无所谓是在西方或东方。“人固有地域区别，道不分东西南北”。在经济思想方面，面对经济生活，中国的先贤们的确是颇具法眼的。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有时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还要伟大。杜甫诗云：“不薄古人爱今人”。我辈后人大可不必数典忘祖而妄自菲薄。倘若我们能够温故知新，进而推陈出新，发扬光大；那么，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经济学将更有历史的厚重感；恰如中医理论之于医学领域。这些儒家经济思想是否“言之有理，持之有故”；是否有悖于现在的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准则，抑或可以得到当代世界各地华人的认同，能否有助于中华民族的再次崛起等等，这些都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问题。朱子说：“圣人之道，有高远处，有平实处”。我们对于先秦儒家经济思想的理解，似应作如是观。我们需要“兼相爱，交相利”市场经济，但不需要“皆为利来、利往”，“唯利所处”的市场化的功利社会。一个仅仅注重“利益效用”（interests’ utility）的社会势必将社会发展引入歧途；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倘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人体的每一个部位都商品化了，人类社会也就寿终正寝了。人类社会应该朝着“以义制利”的社会迈进，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儒家思想的返本开新，因为儒家思想的生命力就在于“周虽旧邦，其命惟新。”（《诗经·大雅·文王》）
当今流行的各大经济学学说、流派，似乎都无法给我们提供“不需要市场化社会”的理论依据；经济帝国主义的话语权，乃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经济等领域无限扩张的体现，然而，这无助于构建和谐社会。那么，我们祖先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能否再次返本开新，继往开来呢？此外，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冲击下的今天，经济的认同不难达成一致；而文化的认同危机却依然此起彼伏，愈演愈烈；甚至引发战争的频频爆发。历史文化是一条国脉，后人应该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传统的文化，能否成为文化的传统；今天我们能否招回古老的“国魂”，使之成为“我的中国魂”，进而让全世界华人有一个共同的文化认同，就像西方人认同上帝，阿拉伯认同真主一样；我们将拭目以待，并乐观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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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经济思想范文第3篇
关键词：当代管理；儒家哲学思想；启迪
中图分类号：B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3-0028-03
儒家哲学并不局限于学术研究。相反，它被应用于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于当代企业管理，儒家哲学是极其重要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指导。儒家哲学独有的特质，使其在经历了两千余年风雨后，仍然屹立于东方，占据我国哲学体系的核心地位。这是由于儒家哲学思想适应中国国情，已深埋于中国人的思想道德观念之中，更适应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
一、儒家哲学思想特质
“儒家哲学以‘仁’为核心，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历经两千余年的历史洗礼，仍然对现代中国社会的伦理观念和道德准则产生深远的影响。”[1]甚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也深深烙下了儒家思想的烙印。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儒家哲学思想具有广博的文化底蕴，其动态演进、层次分明、多维构建等特质，使之对现代企业管理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
（一）动态演进
“以时间维度为标准，那么世界上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断变化、不断运动的；以空间维度为标准，则同一个事物上一秒与下秒所处的空间也不尽相同。”[2]儒家哲学思想贯穿历史两千余年，历经战乱、思想变革无数，其完好保存至今，并对当代社会仍然产生深远的影响，足以证明其内在的动态性在历史发展中不断演进。
众所周知，儒家思想产生于百家争鸣的春秋末期，盛行独尊儒术的两汉，成熟于文化恢宏的唐宋，变化于西学涌入的明清。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又重新得到社会关注与重视。从发展脉络来窥探其自身特质，无疑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其兼容并蓄的特质决定了它顺应历史潮流和社会形势的发展轨迹。在封建社会，以“仁政、仁人、齐礼”等伦理道德思想来为政教清明服务，以“修、齐、治平”的思想来管理、约束个人；如今在经济社会，又以“内圣外王”“修己安人”“性善论与性恶论”丰富了中国现代企业管理哲学人性化与规范化的内涵。
但纵观儒家思想的演进史，无论其学说如何形成分支，如何变化，始终如一的就是“仁”的核心思想。这是儒家思想的精髓所在，也是其洗练历史沧桑，仍然俘获人心的根源。故儒家管理哲学在保持“仁”的思想核心前提下，不断融合社会文化与经济发展趋势的动态演进特质，是保障其不断传承下去的关键因素。
（二）层次分明
儒家思想是逻辑性强的哲学体系，“具有跨文化、跨时代、跨层次的特点”[3]。其跨时代性，在动态演进特质中已体现出来。其多层次性则是由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决定的，可从四个层次解读。
最内层为核心层，即指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仁爱。这是对人类本性的深刻解读。“仁爱”思想体现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原始状态，并通过“恭敬礼让”“宽以待人”“诚信”“敬忠”等理念展现出来。这些理念应用到现代企业管理中仍然奏效。如上下级或同事间提倡“恭敬礼让”，对待客户提倡“宽以待人”，企业合作提倡“诚信为本”，员工职业素养提倡“敬忠职守”，等等。
第二层为社会伦理价值观，关乎人性立足之本，讲求“天人合一”和“修己安人”的关系。“天人合一”讲求个体与外在环境的统一，对现代企业而言，与社会经济环境相适应才能使企业维持稳定发展的格局。“修己安人”则强调个体修为提升，通过个人能力影响周边人和事，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具备“修己安人”能力的人才是企业不可或缺的管理者，是铸就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第三层为教育伦理价值观，关乎“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在儒家思想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体现了“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培养德才兼备人才的思想观念。对于现代企业管理来讲，人力资源管理是重中之重的环节，有关系到企业发展的命脉，而人才培养的关键在于教育。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融入企业人才培养中，提高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这一方面，日本、香港和台湾已经走在了前列。
最外层为处世价值观，强调中庸、和谐、“人无信而不立”等处世哲学思想。诚信可谓企业生存之本，而中庸思想则是企业适应时展、适应社会经济环境的理念之源，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三）多维构建
儒家管理哲学具有完善的价值体系，也拥有多维度的建构视野。其涵盖政治、思想、文化、经济、教育等多个领域。
在政治方面，儒家学说强调“为政以德”“爱人贵民”“知人善任”和“见利思义”等管理思想，将“人”在管理伦理中的作用视为首要的；在教育方面，强调“安人”“治人”等管理思想，增加了管理者的自我修养意识；在教育方面，强调“仁政”“爱民”“富民”等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重视人才发展战略的观念如出一辙；在教育方面还提到“修身”与“教化”的观念，儒家哲学认为“人具有无限可塑性”，只要重视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培养，就能够发挥出无限潜力，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上行下效”“正己正人”等管理理念盛行，也体现了儒家哲学的“e矩”之道；在管理方面，儒家哲学强调“内圣外王”之道，提倡管理者的个人魅力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在行为规范方面，儒家哲学更是细化精化，从个人修为到国家制度执行，都具有详细的论述，使人各行其道，又具有统一的道德标准。
二、儒家管理哲学与现代企业管理的关系
（一）儒家管理哲学与现代企业管理存在异质关系
首当其冲的是“义利观”价值取向异质。儒家管理哲学以“内圣外王”之道作为伦理道德基础；在经营管理方面，“重义轻利”是其基本思想。但在经济社会时代，企业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是生存的必要目标，故二者对于“义”“利”的偏重择取存在价值取向差异。其次是“中和”思想与“竞争”意识的冲突。儒家讲求“致中和”，追求人要气质内敛，“知天性”“率性而为”即可；而在企业管理中，人才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是无可避免的，这是经济社会的必然产物，故二者对于人才何以自处、何以生存问题，存在价值观认同的偏差。第三是“重道轻器”与“真才实干”的冲突。儒家管理哲学注重精神世界的锻造，强调人的思想意识；而现代经济社会中，企业可持续发展不能仅依靠精神食粮，需要“真才实干”才能“兴邦”，才能使企业维持正常的生产运行，二者在追求“形”与“质”的落脚点上存在差异。第四是“德治”与“法治”的冲突。儒家追求道德修养，以“仁”为思想核心，注重“人治”，提倡伦理道德作为管理工具；而现代企业管理是以制度为核心的，强调“法治”，提倡管理的规范与标准，二者在情与法的取舍上存在差异。
（二）儒家管理哲学与现代企业管理存在同构关系
首先，儒家管理哲学用“礼法”规范人的行为与社会秩序，强调“德法并重”，即“治之经，礼与刑”，儒家哲学不仅用道德来约束人，也用刑罚来惩戒人；而现代企业强调“秩序”，用制度来约束人的行为和企业经营秩序，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次，“诚信”二字使二者的管理理念合归一处，儒家管理哲学尤为看重人的“诚信”，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君子贵以诚”；那么现代企业管理中也强调“诚信经营”和“信用”，拥有这两样法宝，才能使企业达到“有口皆碑”的程度。再次，儒家管理哲学中“仁爱”“推己及人”等思想是人际关系的高级原则，尽管现代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但唯有将客户利益放在首位，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才能使产品适应大众需求，使企业获取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第四，团队协作精神是二者一致注重的思想。儒家思想的“仁爱”“德政”等理念体现了群体价值的重要性，表现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即为团队合作意识。第五，儒家管理哲学强调“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注重“温、良、恭、谨、让”的五德修为，注重勤俭节约，成为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在企业管理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树立企业目标等思想，与之如出一辙。
（三）儒家管理哲学与现代企业管理存在互补关系
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任何事物都存在正反两个方面的可能。儒家管理哲学也不例外，尽管其与现代企业管理存在诸多异质，但异质因素并非一成不变、不能转化，只要善加运用，补充阻碍企业管理消极因素的不足之处，将其转化为促进企业管理的因素，从而形成二者的互补关系。
一是在商品经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化，这是社会物质文明发展的必然阶段，也是推进企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物化有关系的结果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淡漠，反而阻碍了企业可持续发展。儒家思想提倡“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理念，可有效缓解企业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倾向，放大人的主体地位，修正人与物的主次关系，维持社会发展的稳定和谐。
二是现代企业进入法制化管理时代，依法办事固然是维护企业制度的有力武器，但也未免使企业失去了“人情味儿”。虽然法制可以约束人的行为，但维持人类关系的却是情感。儒家管理哲学强调“礼法”观念，先“礼”后“法”，先以伦理道德约束人的行为，再以法制规范人的行为，既不逾越法律法规，又使人际关系充满了“人情味”，有助于企业文化的建立，为企业聚拢人才，统一员工思想，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三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现代企业运行机制也是围绕经济效益建立的，这使得企业在执行既定经营目标时，过于投入，导致重利轻义思想蔓延，不正当竞争手段、歪风邪气滋长，最终走入企业形象毁坏的困局。儒家哲学则恰恰相反，其“重义轻利”的思想可有效遏制企业对经济效益的追求脚步，帮助企业在战略决策、经营管理中平衡“义”与“利”的关系，发挥调节剂的作用。
四是企业追求经济利益往往使其陷入过度关注自身，忽略整个行业乃至社会经济环境的境地，容易导致企业走上唯利是图、损人利己之路，包括屡禁不绝的假冒伪劣现象，都是企业过度关注自身利益的结果。儒家哲学追求“公义胜私欲”的群体利益，漠视个人利益，也存在压抑个性发展的不足，但与现代企业管理相结合，可平衡企业对个体和整体的关注度，使企业在考虑自身得失的同时，掌握行业趋势，了解社会经济环境，为企业之间的合作互利奠定基础。
五是社会资源越来越少，而企业对资源的需求却越来越多，导致一些企业铤而走险，运用不正当竞争手段以谋取暴利。儒家哲学追求中庸思想，即“致中和”观念。其追求和谐共赢，追求公平竞争的理念，用之现代企业管理，可通过伦理管理提高企业员工素质，强化企业的经营秩序理念，引导企业走上公平竞争之路。
六是企业在生存发展压力下，在资本积累阶段，往往疯狂掠夺自然资源，即以资源换生存。这种经营理念不仅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也使得企业过度依赖于自然资源，而弱化的经营战略、营销策略等核心竞争力，使得企业抵抗市场经营风险的能力逐渐减弱。儒家哲学不仅强调“不违农时”思想，更以“天人合一”作为核心生态伦理思想。这一哲学理念可有效遏制企业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提高企业适应自然环境、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同时培养企业的创新能力，保障企业可持续发展。
三、儒家管理哲学的局限与改造
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是我国哲学发展史的奠基学说。虽然其历经两千余年的文化洗礼，仍然历久弥新，但要融入当代经济社会，也不能全盘接收，而是以当前国情为基础，有策略、有侧重地继承、融合和发扬。一方面，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色汲取儒家思想精华；另一方面，遏制儒家哲学中的消极思想，完善不足，使之成为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其一，粹取精华，完善不足。正如上述分析所言，儒家哲学思想诞生于自然经济条件下，成长、成熟于封建经济条件下，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要以科学发展观来继承，而并非照本宣科、机械性地全部运用。用辩证思维来看，儒家哲学思想应一分为二地看待，其积极、进步的一面，固然对企业管理和经济发展起到推进作用；但其消极、腐化的一面，也对经济发展形成了桎梏，对企业管理也同样起到消极作用。故对待儒家管理哲学，应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
其二，设定条件，制度保证。任何思想、制度的运用，都需要相应的制度为保障。对于儒家管理哲学来讲，探寻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进路问题，则需要设定相应的条件。一方面强调社会认同，为儒家管理哲学的推行营造氛围；另一方面规范社会制度，尤其作为企业来讲，严格的经营制度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要运用儒家管理哲学理念，首先要通过企业制度、社会制度来克服儒家哲学中的消极因素，减少企业管理与发展的阻碍，其次要通过制度来发扬儒家管理哲学中的积极因素，发扬儒家“仁”“信”等哲学理念，使“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与现有企业管理制度合归一处、充分融合，成为企业长效发展的不竭动力。
总之，儒家管理哲学作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主干，以其独特的价值和内涵，影响中华民族两千余年。即使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新常态发展环境下，儒家管理哲学仍然凭借其特质，成为中国企业改革、构建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思想核心。尽管其在当代企业管理应用中存在一定的思想局限性，其与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存在异质同构、互补互助的多重关系，但只要做到“去糟取精”，并构建完善的社会制度，即可使其在当代企业管理中大放异彩。
参考文献：
[1]高悦敏. 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及其现代意义[J]. 合作经济与科技， 2014（16）：155-156.
儒家的经济思想范文第4篇
儒家文化是我国最为精深的文化之一,为华夏民族文化龙脉之源。国无“商”不“富”,早在春秋时期,“儒”与“商”便结合了,产生了“儒商”。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曾仕于鲁国卫国,后辞官下海经商,家累万金。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他是“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抗礼”。而孔子之所以能经常率领车队奔波游说于各国之间,子贡的“赞助”也是居功甚伟。然而后世的儒学继承人却大多片面理解了孔子“小人喻于利”的原意,鄙视商业,使得中国古代的商业经济一直处于被压制的状态,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直到二十世纪,中国人才真正认识到了儒商的力量。日本战后的迅速复兴令国人瞠目结舌,其主要原因就是儒家伦理精神与西方科学技术的成功结合。正如美国史学家赖肖尔所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几乎一亿日本人都是孔孟之徒。”日本如此,东亚四小龙的腾飞同样也是如此。时至今日,亚洲华人经济圈或者称儒家文化经济圈,已经形成与北美、西欧三足鼎立的三大文化经济圈之一。
明利、求义撑起儒商天空
在中国经济日益繁荣的今天,“儒商”成了许多商人追求的一种境界,这也是过去十来年间中国商界对有品德有知识的商人的最高评价。
“儒商”就是“儒”和“商”的结合,是对具有儒家伦理素养和品格的商人的简称,其要领的内涵就是“内圣外王”。
众所周知,自管子从职业分途的角度确认“商”为社会基本分工之一、提出“士农工商四民分业”的观念以来,先秦诸子(法家除外)大都认同“商”与士、农并无社会地位的高下、贵贱之别,这为儒士与商人之间的沟通以至转化种下了思想的根源。孔子的“七十二贤人”中就有出身于商家或具有商贾身份的。
儒家宗师孔子通过“义以求利”的命题作义利关系之论,客观上也在儒士的明“义”和商人的求“利”这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之间打开了沟通的渠道。孔子曾多次谈到如何获得财富和对待世俗职业的问题。他倡导富民、惠民政策,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他还说:“富与贵是人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里仁》)。又说:“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宪问》)。孔子是从“据义求利”的原则出发,涉及到“生财以有道”的思想,标志着儒家的道义论是可以引入经营过程和求利活动的。应该说,中国商人深受孔孟之道的影响,并沿着先贤指引的方向,创造着当代儒商的财富神话和价值观。
一种观点认为,“儒商”之“儒”不能简单地规定为孔孟之道,应当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与人格美德。“儒商”之“商”也不仅指商人,还包括商业之道、商业人格。儒家文化的核心理念是仁义忠信。仁义是理性精神、价值准则;忠信是人文美德、行为规范,两者都是儒商必备的素质。儒与商,以儒为神,以商为形,形神兼备方可称为儒商。另一种观点指出,儒商是一个历史概念,不同时代有不同内涵。在封建社会中,有道德懂法律的商人即是儒商;而现阶段,儒商不但要有道德守法律,还要懂先进的管理思想和一定的西方先进管理方法。还有一种观点主张,“儒商”这一概念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进行理解。从广义上说,儒商兼有文人和商人双重身份,或者就是知识分子商人,他们不仅在经济上善于经营,而且本人就是知识分子,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和相当丰富的科学知识。从狭义上讲,儒商是专指怀抱儒家观念和价值观的商人或企业家。他必须具有较高的知识文化水平、高尚的道德、儒家的关怀意识等三个条件。
仁和思想构建“温和金钱”
跨越历史的隧道,当代“儒”的含义和当代“商”的含义都引入了新的时代内容。儒商已不再仅散见于历史断代的卷页中,而成为当代经济的主流,成为当代经济的必然选择。在这里商的概念有所放大,商不仅指商业,而是泛指一切经济活动,商人也并非单指经商者,而意味着所有的经济人。
当代儒商是当代经济产物,也是当代文化的产物。当然当代经济与当代文化本身是相互融合、不可分的,是一个机体的两个侧面,因而当代儒商必然是当代经济的先驱,也是当代文化的楷模。儒商在这里被赋予了更丰富、更新异的内涵。
当代儒商除了具有当代经济人的特长之外,同时也担当着社会人、道德人的职责。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企业不是私物,而是公器,那么企业家、工商业的领袖就都属于公众人物,他们对社会有更高的责任要求。
当代儒商同时还应具有儒家的终极关怀意识。既要努力投入竞争,也要注重社会福利,既要有先富起来的干劲和勇气,也要认识到中国还有大批穷困地区。在先富的同时,不忘回报社会,通过先富带动后富,让整个中华民族走上共同富裕的大道。可见,当代儒商不仅知识范围扩大了,道德责任范围也在进一步扩大。儒商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的要求。当代儒商要发扬好儒商的特质。
“博施济众、依群利己”,是中国儒家哲学的价值观,也是当代儒商的市场经营宗旨。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圣乎?”孔子赞叹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 ”在儒家看来,广泛地给人民好处,普遍救济群众,是最大的“仁”。因此,儒商精神不仅强调企业经济效益,同时注重社会效益。
“仁”是儒家伦理精神的中心范畴和最高道德准则。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在其悠久的历史中,从理论上体现了一个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体系,并强调“仁者爱人”,把人作为一切文化的核心。当代儒商根据“天地之中,人为贵”思想,推行“以人为本,仁民爱物”的经营原则,要求对职工全方位地关怀与爱护,与人为善,成人之美,在企业员工中塑造一种信任人、理解人、关心人的领导形象。同时,企业管理的对象是人而不是物,因此,在管理手段上,当代儒商注重以德服人,以情感人,实施各种情感管理和情感策略。
当代儒商要有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的道德观念。“信”“义”是儒家重要的道德规范,也是当代儒商的市场经营价值观。在“信义”二字中,“信”,是泛指诚实不欺,讲信用的品德;“义”是指人的思想和行为要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要尊重别人的人格,尊重别人的财产和爱护公共财产。儒家提倡诚实信用,提倡道义经商,反对投机取巧,见利忘义,背信弃义。
当代儒商要有以和为贵、协调关系的经营方法。“和”是儒家追求的一人境界,在儒家看来,“人莫贵乎生,莫乐乎和。”在管理方式上,儒家倡导“礼之用,和为贵”,“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协调管理思想。一些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企业家,提倡把市场经济中以金钱为代表的价值法则与儒家文化中所蕴含的“人和”思想有机结合起来,构建一种“温和的金钱关系。”
当代儒商要有开拓创新、自强不息的敬业精神。儒家还有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观点,即主张开拓创新,赞扬自强不息。《礼记・大学》说:“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对于事业和人生,儒家强调积极有为的自强不息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宣传积极前进,永不退缩,努力克服困难,勇于进取的人生态度。要开拓创新,自强不息,当代企业必须树立开放意识、创新意识和市场意识。开放意识即要求当代企业家不仅要以中国古代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为渊源,也要认真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即“本儒”和“洋儒”的结合,中西方先进文化的结合。
儒学思想带动东亚经济腾飞
现任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杜维明是新儒家第三代领军人物,中华文明对世界的“扬声器”。近年来奔波于全球众多高等学府,讲授儒家哲学,同时他还是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成员。
近三十年来,东亚经历了世界上最迅速和最持久的经济增长。而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等东亚各国各地区深受儒学影响。杜维明认为,东亚取得这样一种增长速度,实仰赖于具有两千五百年历史的儒家文化在当代化过程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人民,有着共同的特点,比如群体团结、强调政治统一、巨大的组织技巧、高尚的职业道德和对教育的热忱追求。正因为如此,日本才能够发展成为今天的经济超级巨人。今天的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如南韩、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正在重演日本当年的历程。
东亚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凡是把这个地区弄得好的,儒家的形象都很正面,弄得一塌糊涂的,儒家的形象绝对是负面的。弄得好,你就对你的传统文化有信心,比如,新加坡弄得非常好,新加坡的儒家形象就非常正面。1984年,夏威夷研究中心做过调查,首尔、香港、日本、台北这四个地方,儒家文化最有影响力的是首尔,到今天仍是如此,第二是日本,第三是香港,第四是台北。
日本学者田久孝翁谈到日本能成为经济大国时,认为其中一条主要原因即日本经济贯彻了和平经济学思想,而和平经济学的出发点则应归之于经世济民的思想,经世济民正是儒学思想的成分。他满怀激情地倡议儒教文化圈的确立。儒学对日本社会和文化具有深刻影响,日本早在明治维新时代,突出王阳明的儒学精神、孔子思想,后来与当代化相结合,实践出今天国强民富、社会安定的日本。
孔子创立的儒学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构成,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而且是东亚地区的文化传统和文明精神,在世界思想史和世界文明史中占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社会应倡导当代儒商精神
3月19日,中国慈善事业最高政府奖项――2006年度“中华慈善奖”获奖名单揭晓,著名企业家李嘉诚荣获“中华慈善终身荣誉奖”。已故香港红色资本家霍英东也被商人树为楷模敬仰。社会倡导当代儒商精神,中国的贫富悬殊和执政的和谐理念也迫切需要儒商精神。
当代儒商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结合的经营宗旨。“博施济众、依群利己”,是中国儒家哲学的价值观,也是当代儒商的市场经营宗旨。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圣乎?”孔子赞叹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 ”作为当代企业,要想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声誉和知名度,应树立为民、为国、服务社会的企业宗旨,把仁爱之德博施于人民大众,真诚友好地对待竞争对手和客户。当别人有难时,卓越的企业家则会主动伸出援助之手,帮其排忧解难。只有这样,必要时才能得到对方的鼎力支持和热心关照,促进本企业的蓬勃发展。
当代儒商有以人为本、尊重人才的管理理念。当代儒商根据“天地之中,人为贵”思想,推行“以人为本,仁民爱物”的经营原则,要求对职工全方位地关怀与爱护,与人为善,成人之美,在企业员工中塑造一种信任人、理解人、关心人的领导形象。同时,企业管理的对象是人而不是物,因此,在管理手段上,当代儒商注重以德服人,以情感人,实施各种情感管理和情感策略。当今世界竞争的焦点已从市场竞争、产品竞争发展到人才竞争。凡是发达国家历来都重视人力资源的投资,实际上是智力投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使企业兴旺发达的先决条件。当今,我们正处于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中,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加强人才资源的管理和科学合理地使用人才资源,已是当务之急。
当代儒商有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的道德观念。“信”“义”是儒家重要的道德规范,也是当代儒商的市场经营价值观。当代企业家选择创立与发展有利于国家、民族利益,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企业,耻于“见利忘义”和靠假冒伪劣产品和不正当竞争手段牟取暴利。当代儒商在市场经营中强调“用户至一,信誉第一”的意识,向用户提供满意的服务。
当代儒商有以和为贵、协调关系的经营方法。“和”是儒家追求的一种境界,在儒家看来,“人莫贵乎生,莫乐乎和。”当代企业管理中,“和”主要涉及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以及企业各部门分工协作的和谐;另一是企业与外部环境的和谐。实现人际关系和谐,就可能缓和,甚至化解企业内部紧张局面,给企业带来光明。另外,企业是外部环境这一大系统中的一个单元。企业的生存发展,受外部环境的制约。企业为求得生存发展,就必须适应外部环境。
儒家的经济思想范文第5篇
张丽芬 孟祥丽 张文杰 李丽满 河北联合大学迁安学院
摘要：儒家人本思想具有政治整合功能、经济发展功能、文化传承功能。从社会发展层次上讲，儒家人本思想的社会性功能与个
体性功能是密不可分的，社会性功能以个体性功能为基础，个体性功能以社会性功能为实施保障。在现代社会中，为最大限度挖掘人
本思想的潜在价值，应积极探索各种方式发挥其教育功能。
关键词：儒家思想；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人本思想
一、儒家人本思想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性功能
儒家思想在汉朝时期成为封建正统思想，这源于儒家思想包
含着众多社会观点，对社会有一定的服务功能。儒家思想的社会
功能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着重体现为个体性功能。
（一）政治整合功能
在现代社会中，政治整合功能指的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培养高素质人才或者个体，通过高素质人才或群体的影响力去传
播政治思想，进而提升全民整体素质水平。政治整合功能能够最
大范围最大限度传播政治思想、最大程度造就政治人才、最大力
度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因而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诸多功能中，政
治整合功能占据主导地位。孔子认为政客在政治运行中扮演者重
要角色，政客的思想与行为直接关系这国家兴亡与衰败。在社会
生活环境中存在诸多人际交往的关系，这些复杂而细微的关系直
接影响着社会道德规范化。儒家善于从整体把握社会关系，提倡
人与社会建立和谐和谐，推动社会政治健康发展。
（二）经济发展功能
经济发展功能指的是个体在思想政治教育影响下受到启发，
在经济建设中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为经济的腾飞贡献自身的绵
薄之力。儒家不反对个人追求财富，只是在乎追求财富的手段，
儒家认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对财富的追求方式能从本质上区分
君子与小人。君子用符合道义的方式追求金钱，小人不择手段追
求财富，在关系到民族危亡的紧急时刻，君子愿舍利取义，贫困
中仍保持自身高尚的气节，而小人则会为一己之私投递叛国。儒
家认为对财富的追求无可厚非，但追求的程度要合乎“礼”的要
求，对过多财富欲望加以制止。针对国家的管理，儒家主张施行
仁政，爱民亲民，反对苛捐杂税。儒家思想认为，附属制度不应
成为酷吏施行不仁政策的依据，而应成为激发人们积极性的工
具，在赋税制度的激励下培养人们对经济的理性认知，进而发挥
主观能动性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儒家人本思想的经济发展功
能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有借鉴意义，我们应从民族经典中汲取营
养，进一步提升我国的经济实力。
（三）文化传承功能
文化传承功能指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对整个社会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其对个体精神世界有积极作用。儒
家思想是中华文明中耀眼的一颗明珠，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和历史
的沉淀，其蕴含着丰富而充满哲理的思想。这种思想对现代社会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种思想也已经深深内化到每一个中国人的
心中，成为凝聚社会的一种向心力。
二、儒家人本思想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应用
从社会发展层次上讲，儒家人本思想的社会性功能与个体性
功能是密不可分的，社会性功能以个体性功能为基础，个体性功
能以社会性功能为实施保障。在现代社会中，为最大限度挖掘人
本思想的潜在价值，我们应积极探索各种方式发挥其教育功能。
（一）主张学以致用，在生活中发挥学的价值
学而无用不可谓之学，儒家着为重视知识的应用性。孔子认
为，学诗旨在学习其中深刻哲理，从中领会侍奉父母道理、正确
处理君臣关系的方法，在实践中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修身治国
平天下的基础是个体生存需求的满足，个体是构成整个社会的基
本单位，只有满足个人的生存需要，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才能谈
及整个社会整体水平的提升与社会的进步。
（二）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健全个体人格
榜样的作用是无可估量的，在榜样的模范带头下人们会认识
到自身的缺陷，并以榜样为目标不断完善自身，使自身满足社会
的要求，成为社会栋梁。孔子曾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自省也，
这就告诉我们要虚心向他人学习，提升自身的道德需要，在看到
他人的不足时，要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
真正为社会需要的人。
（三）教育内化，内外统一
孔子率先提出“自省”，意在要求人通过惯常自身的行为，
对自身有正确而客观的评价，认识到自己的优势与不足，并针对
自己的不足进行有针对性的学习，以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儒家
要求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即使在没有舆论监督的情况下也要严
格要求自己，使自身的行为符合道德规范；在人际交往中，人要
真诚对待他人，不能将个人的意愿强加于他人。人的道德修养是
在犯错误与改正错误的过程中养成的，只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并下定决定改正错误，才能以错误为垫脚石成就自身的道德素
养，个人道德素养的提升会对其人际圈产生良好的带头作用，人
际间道德的广泛传播对推动社会进步有重要作用。
（四）实现个体与社会的统一，建立和谐社会
实现和谐的人际关系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个人做到谦让不争。
孔子在学习过程中丝毫不讲自己摆在德高望重的位置，而是以谦
虚的态度向有知识的人学习。面对别人的建议和批评，孔子也是
虚怀若谷的坦然接受。从孔子的谦虚态度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
对真善美的追求以及自身的高尚品德，孔子所表现出的这种道德
品质正是儒家所人本思想的核心，我们要领会其中深刻的哲学含
义，并将其应用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个体的学识程度与其处
理社会关系的能力有直接关系，一个知识渊博的人能通过自身良
好的道德修养处理社会关系，使自身的人际关系处在和谐状态。
结语
儒学发展至今已有千年历史，经过历史的洗礼与沉积，儒家
思想沉淀下意蕴丰厚的思想。在现代社会中儒家的人本思想逐渐
受到人们的重视，并以多元化的方式展现在人们面前。在时代进
步中，儒家思想发展也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但究其根源儒家思
想的核心为人本主义思想，我们对儒家思想进行研究、挖掘其内
在价值的首要前提是确立人本思想的首要地位。在对儒家人本思
想教育功能的研究中不仅要利用儒家的君子教育方法，也要与时
代相结合，积极融入各种具有时代特色的教育模式，只有在多教
育方式的引导下才能最大限度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
参考文献：
[1]王建林，王治中.儒家思想在教育中的解读[J].杨凌职业技
术学院学报，200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