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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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概论范文第1篇
《穷达以时》所记，当有较确实的历史事实依据；关于其基本内容的记述，大略相同地被编入多种早期儒家文献中（有历史新引据被补入）。郭店楚简《穷达以时》整理者指出：“其内容与《荀子·宥坐》、《孔子家语·在厄》、《韩诗外传》卷7、《说苑·杂言》所载孔子困于陈蔡之间时答子路的一段话类似，与后二书所载尤为相近。”[2]此外，《吕氏春秋·慎人》、《风俗通义·穷通》等也编入了基本相同的内容。
魏明帝时李康著有《运命论》[3]，性质不同于汉前各种汇编的文献，但却是系统论述儒家运命论思想的专门研究著作；不仅如此，《运命论》采取的具体论述方式和基本内容也完全扣合于《穷达以时》。《运命论》对一些基本概念的阐释较《穷达以时》本文更为详细清晰，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孔子本人和《穷达以时》的运命论思想。
作为儒家重要的思想文献，《穷达以时》在孔子思想的基础上更明确地概括出了“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穷达以时，德行一也”，“穷达以时，幽明不再，故君子勇于反己”等命题，其中的核心概念“时”，其实是儒家思想从天命论折入人性论的关键，在思想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WWW.133229.cOM今试以上述文献为基础对此概念及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一
《穷达以时》：“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分析整篇《穷达以时》思想，可以知道这里的“天人之分”，并不是《荀子》强调的“天人相分”。《穷达以时》的“分”不是“分别”之意，而是指天人各有其所承当的职分。《礼记·礼运》郑玄注：“分犹职也。”郭店楚简《语丛一》：“知天所为，知人所为，然后知道，知道然后知命。”“天所为”、“人所为”就是其职分，也就是天人之分。《鶡冠子·兵政》：“天不能使人，人不能使天，因物之然，而穷达存焉。”“天不能使人，人不能使天”也是强调这种职分。《穷达以时》中的“天”既不是主宰之天，也不是自然之天，而是运命之天，《穷达以时》是儒家运命论思想的重要著作。
从商代到周末，主宰之天渐让位于运命之天，天命论思想渐为运命论思想替代。运命不同于天命，天命是有意志有目的的，而运命背后却没有明显的意志与目的。
商代人的观念为宗教信念所占据，他们认为，人的一切完全决定于外在的神，也就是天、帝。周人以蕞而小邦一朝克灭承继天命的商王朝，周公等分析其中原委，认定天命会有转移，如果得天命统治天下者不修其德，他人就会革其旧命，而另获天命成为新的天下统治者。周初人面对不久前的历史由此就产生了忧患、敬德、命哲的思想，终于在绝对信仰的宗教情感外，培养出了由人自己承当责任的人文意识。“天命靡常”（《诗·大雅·文王》）、“天不可信”（《尚书·君奭》）思想越益发展，到了西周末年，《小雅》诗中充满对天的诅咒，人格神的天的权威瓦解，主宰之天转向运命之天。
孔子对于天的态度比较宽松，他所说的天有主宰之天，《论语·八佾》：“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子罕》；“吾欺谁，欺天乎。”《雍也》：“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宪问》：“不怨天，不尤人，下学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孔子也说自然之天，《论语·阳货》：“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孔子还说运命之天，虽然孔子对运命之天的正面解释可能并不多。《论语·公冶长》：“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子罕》：“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但孔子相信自己在五十岁之后已经“知天命”。《为政》：“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
运命之天落于人，就是死生、穷达。现实之人有生老病死，有富贵、贫贱，这是人的运命。人的运命和天的运命是同一的。孔子五十岁而知天命，他已经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了。
运命之天落于社会国家，就是统一和分裂，治理和战乱，社会国家的运命和天的运命也是同一的。《运命论》：“夫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这里的运、命、时其实都一样是指运命。
穷达以时，人的运命也称为时。对于人而言，运命既有死生绝对的存在方式，也有穷达变化之时。《庄子·秋水》：“贵贱有时，未可以为常也。”时也就是变动不居的时间；对于处于穷达变化中的人而言，是时机。《穷达以时》：“遇不遇，天也。”《荀子·宥坐》、《韩诗外传》卷7大致相同的一段中表述为：“遇不遇，时也。”《荀子·宥坐》：“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遇其时，何难之有？”《韩诗外传》卷七：“不遇时者众矣，岂独丘哉！贤不肖者材也，遇不遇者时也。今无有时，贤安所用哉？”
《穷达以时》的“天人之分”到底是如何实现的呢？孔子的思想中，人又如何能够承当起自己的运命呢？
二．
《论语·颜渊》：“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子夏所闻，应该还是来自于孔子，难道孔子真是听凭完全外在的运命而不主张人的努力修行的吗？当然不是，子夏这里仅仅是讲到了作为运命而存在的天、命，至于人对于运命的承当和把握，其实为孔子及其后学所特别重视。
“穷达以时”，生死只是表明人的客观存在状况，关系于此的“时”因此还是外在的运命。《运命论》：“夫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所谓贵贱，当然可以指社会阶级身份的区分，但也可以是指品德的区分，孔子困于陈蔡时向弟子强调的正是这面对困境时的人的品德力量。孔子用自身的品德修为来面对穷达之时，赋予了人对于运命的主动。
“时”即是变化的客观形式，也是人关于变化的观念，是人对于年月日夜变化的认识，因此“时”是个主客观相合的概念。孔子将流水比时间，《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间如流水永逝不回，流逝而去的时间就是历史。
对当下“时”的判断因人而异，人因此做出自己对于时机的选择。孔子认识到，人的品德能够决定人对“时”作出的判断和选择，人的这种判断和选择反过来就决定了人自己的将来。时变动不居，人应时而动，这是因为天道和人道是一致的，天道以阴阳日月而变化，人道顺之变化。人的品德因为不断的修养而与时俱进，人不断反思自身修养对应过去之时的变化，从而能够知道当下之时，因为知时所以对变化之时就能不断做出新的判断和选择。因此如果人通过自身的修养努力，在变动的时间中能够保持品德，就能知时从而主动地把握运命之“时”，掌握自己的运命，成为命运的主人。这种能够不断修养品德而知时能把握自己命运的人就是孔子说的君子。孔子不以社会身份地位而以人的内在品德区分人；并以人内在品德的修为作为人对于运命的主动进取。
孔子用君子、小人来区分人的品德。根据《论语·卫灵公》，孔子困于陈蔡时对子路等弟子所谈论的中心是君子、小人在穷困面前的不同。《卫灵公》：“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因为孔子非常不满其时的世道，所以君子知时而不屑闻达于这种世道之中，只能“固穷”。
君子、小人是完全对立的品德区分，孔子从许多角度示例了他对君子、小人的区分。
《论语·为政》：“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里仁》：“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述而》：“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颜渊》：“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颜渊》：“孔子对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子路》：“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子路》：“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宪问》：“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宪问》：“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卫灵公》：“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卫灵公》:“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阳货》：“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君子、小人之分是对立品德之分，而不是社会身份之分，《雍也》：“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孔子区分君子、小人两种对立的品德有没有标准？这个标准是否客观？就现实存在的完整社会我们能够客观地根据一个人的财产、职位等来区分他的社会等级，但是区分人心品德的标准却无法做到客观。孔子所评判的品德并不是当下时的存在，而是历时变化的过程。孔子评判人的品德，区分品德完全对立的君子、小人，用的是来自历史的经验和知识。孔子困于陈蔡时对弟子讲述就是历史，孔子以历史的经验知识解释运命。（这种做法被不断延用，李康《运命论》就有意识地大幅例举了孔子本人的例子。）但历史的举证总是被选择的，历史因为有无限的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具体事实，所以历史是永远无法自足证明结论的，对历史的认识始终建筑于个人当下价值观判断的基础之上。孔子以周代尊卑等级的礼制为标准，孔子对德的评判摆脱不了成王败寇的历史功利主义。孔子用过去历史作为校正自身修养的坐标，从而达到的君子知时而把握命运时机的设想因此是受制于历史主义的思想。
三
君子知时，君子能够判断并选择时，从而在变化之中把握自己的运命；穷达以时，君子因为知命所以能够泰然对待穷达。孔子认为，对于现实的贫富，君子能够做到贫而不谄，富而好礼。君子安贫之关键在于其所追求的是道。天道是和人道一致的，所以人的德应该顺应天道。君子修德，所以天道行则其命贵，天道废则其命贱。君子追求天道修德而知天命，君子的穷达运命因此是和道连在一起的。对于国家的有道或无道，君子应该保持其鲜明的态度。孔子不满于当时的社会，认为处于无道乱世的君子固穷。因为孔子的国家社会学说建立在尊卑等级的西周礼制上，所以孔子评判的有道无道以是否符合这套礼制为标准。
孔子说自己五十岁而知天命。君子知时，故能判断并选择时机，从而把握自己的命运，小人则不知时而行险徼幸。
《尧曰》：“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与《穷达以时》同样出自子思学派的《中庸》曰：“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
因为知时，君子所以能够泰然对待穷达。
《穷达以时》：“穷达以时，德行一也。毁誉在旁，听之弋，毋之白。”[4]《荀子·宥坐》：“故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孔子家语·在厄》：“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败节。”《韩诗外传》卷七：“故君子务学，修身端行而须其时者也。”《运命论》：“圣人处穷达如一也。”《运命论》：“然则圣人所以为圣人者，盖在乎乐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夺。”
对于现实的贫富，君子能够泰然处之，贫而不谄，富而好礼。孔子对学生颜回在这方面的修养尤为赞赏。
《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学而》：“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述而》”：“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述而》：“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雍也》：“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安贫可贵，孔子强调君子之所以能够安贫关键在于其追求的是道。
《论语·里仁》：“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宪问》：“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泰伯》：“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卫灵公》：“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里仁》：“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述而》：“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天道是和人道一致的，所以人的德应该顺应天道。君子修德，所以天道行则其命贵，天道废则其命贱。君子追求天道修德而知天命，君子的穷达运命因此是和道连在一起的。
《宪问》：“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孟子·离娄上》：“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运命论》：“故道之将行也，命之将贵也。”“道之废也，命之将贱也。”
对于国家的有道或无道，孔子坚持君子应保持其鲜明的态度。
《公冶长》：“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公冶长》：“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泰伯》：“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宪问》：“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宪问》：“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卫灵公》：“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八佾》：“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孔子本人深深不满于其所处时代社会，以为天下无道，礼崩乐坏，征伐僭越，他提出克己复礼，梦想的是恢复周初的礼乐盛世，他还四处奔走各诸侯国并广招学生以求宣扬自己的学说。孔子的国家社会学说建立在尊卑等级的西周礼制上，因此孔子认为的天下的有道无道以是否符合这套礼制为标准。《季氏》：“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四
春秋时人热衷于通过研究“数”来知道运命，孔子却从卜筮书《周易》中发掘出全新的内涵。孔子超越了他的时代，强调应该通过修德来把握自己的运命。马王堆帛书《要》：“子曰：《易》，我复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有仁囗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
孔子读《周易》韦编三绝，马王堆帛书《要》：“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孔子的学说思想深受《周易》的影响。《论语·述而》：“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周易》贵时。《周易》是命运卜筮之书，讲的就是变化，变化也就是时，一卦有一卦之时，一卦之中又有初、二、三、四、五、上各爻的变化。所以王弼《周易略例·明卦适变通爻》说“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周易》“时”的观念即来自于人最初对天道的认识，即人对于年月、昼夜、晦朔变化的观念。《周易》对人的要求，一切以时为转移，没有绝对的吉凶悔咎。
孔子融会贯通了《周易》的思想，孔子思想的内在基础是对时的把握。吕绍纲先生强调说：“仁与义也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之一。不过，这个核心是第二位的，它要受前一个核心即时观念的制约。”[5]《易传》中有大量关于时的论述。《蒙·彖传》：“时中也。”《大有·彖传》：“应乎天而时行。”《随·彖传》：“而天下随时。”《遯·彖传》：“与时行也。”《艮·彖传》：“时止则止，时行则行。”《丰·彖传》：“与时消息。”《彖传》在解释《豫》、《随》、《颐》、《大过》、《坎》、《遯》、《睽》、《蹇》、《解》、《姤》、《革》、《旅》十二卦时特别强调了“时”之义，十二卦内容上都有反面性，但用《易》者如果理解其中的时，把握时之变化，就会有正面的效用。《彖传》即使不是孔子亲作，也是符合孔子思想的；孔子继承了《周易》变化的“时”的观念。
孟子认为孔子本人最大的特点就在于把握“时”。《孟子·万章下》：“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
孔子自己说五十岁而“知天命”。《论语·述而》：“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孔子“老而好《易》”，晚年终于把握了《周易》的精髓。孔子困于陈蔡是在鲁哀公六年（bc489），其时孔子63岁，有着丰富历史知识智慧的孔子，在这样的身处困境之际对《周易》的“时”已完全开悟了。
《说苑·杂言》在记述孔子困陈蔡谈穷达这个内容时，比《穷达以时》等其他文本多出这样一段：“夫陈蔡之间，丘之幸也。二三子从丘者，皆幸人也。吾闻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汤困于吕，文王困于羑里，秦穆公困于殽，齐桓困于长勺，句践困于会稽，晋文困于骊氏。夫困之为道，从寒之及暖，暖之及寒也。唯贤者独知，而难言之也。’《易》曰：‘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圣人所与人，难言信也。”其他各种文本都不载这十分切合情景的一段，孔子困于陈蔡时或许并没有能真正说这话，这段话可能是刘向从与孔子所传《周易》相关的文献中抄入并放在这里的。但孔子困于陈蔡时的处境确实是“穷”，是“困”。另外，有证据表明孔子对《周易·困》确实有自己深刻的认识。
马王堆帛书《缪和》：
缪和问于先生曰：“凡生于天下者，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愿利达显荣。今《周易》曰：‘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敢问大人何吉于此乎？”子曰：“此圣人之所重言也，曰‘有言不信’。凡天之道，壹阴壹阳，壹短壹长，壹晦壹明，夫人道叴之。是故汤王，文王拘于牖里，〔秦缪公困〕于殽，齐桓公辱于长勺，越王勾践困于〔会稽〕，晋文君困〔于〕骊氏，故古至今，伯王之君，未尝忧困而能。曰：‘美恶不也。’夫困之为达也，亦犹其，故《易》曰：‘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此〕之谓也。”
《周易·困》讲的是“困”，但其结果是“大人吉，无咎”，孔子用阴阳变化的天之道来解释正反映了孔子对“时”的深刻把握。一阴一阳之谓道，也是孔子在《系辞传》中阐述的重要思想。
孔子深刻领悟《周易》贵时的思想，孔子的后学子思学派继承了孔子思想，并理论概括出了《穷达以时》，提出了“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穷达以时，德行一也”，“穷达以时，幽明不再，故君子勇于反己”等基本命题，明确确立了“时”这个儒家运命论思想的核心概念。
五
君子修养自身，保持品德，从而知时而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所以在穷困的境遇面前君子能泰然处之。《论语·宪问》：“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君子致力自身修养，不顾旁人毁誉，听到毁恶之言，也不去辩白。《穷达以时》：“穷达以时，德行一也。毁誉在旁，听之弋，毋之白。”君子时刻精进于修养以待时机。《荀子·宥坐》：“故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韩诗外传》卷七：“故君子务学，修身端行而须其时者也。”
《中庸》：“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
君子修养品德，分知、仁、勇三个层次。《中庸》所说的三达德完全来自于孔子本人。《论语·子罕》：“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宪问》：“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中庸》：“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关于修养品德的知、仁、勇三个层次中的“仁”其实涵盖了孔子提倡的仁、义、礼。所谓仁，是解决己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就是从爱自己的亲人做起的爱人。所谓义，是解决己与人在社会中的阶级、政治的关系的。礼是仁、义的外部形式，是社会中尊卑等级的规定。知是对仁、义二者的深刻认识。《孟子·离娄上》：“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
勇是君子修养品德的态度。《穷达以时》：“穷达以时，幽明不再，故君子勇于反己。” 《中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
《穷达以时》“勇于反己”，从心从庸之字即是“勇”，不当释读为“敦”[6]。
孔子并非不言勇。《为政》：“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宪问》：“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阳货》：“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根据《论语·卫灵公》，孔子困于陈蔡时对子路等弟子所谈论的中心是君子、小人在穷困面前的不同。《卫灵公》：“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卫灵公》另外记载的孔子“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一语，和《穷达以时》提到的“君子勇于反己”相关，可能也是在当时情景下所说。君子之勇求诸于己。
君子勇于反己，勇就是不惧，君子的不惧特别就是对自己的反思，君子勇于反省自身。《论语·宪问》：“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颜渊》：“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孔子学生曾子日三省其身也就是勇于反己的功夫。《论语·学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君子勇于反己，所以行己有耻；君子勇于反己，所以决不文过饰非。《论语·子路》：“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中庸》：“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子张》：“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
君子勇于反己，勇敢反思自身不断的修养对应过去之时的变化，从而能够知道当下之时，因为知时而能主动把握运命之“时”，成为命运的主人。《穷达以时》：“穷达以时，幽明不再，故君子勇于反己。”君子勇于反己，是儒家内求心性之路，子思、孟子在孔子、曾子开辟的这条内求心性之路上不断深入。“性自命出”、“人性本善”等命题的不断提出，人性论思想成为儒家最可宝贵的思想。因此，“时”的概念是儒家思想从天命论折入人性论的关键。
根据思想的演进，在孔子和孟子之间，我们找到了《穷达以时》的位置。比较《中庸》的前半部分，我们更相信，《穷达以时》确是孟子之师子思思想的真实反映。
六
《穷达以时》和《中庸》前半部分的思想吻合。但《中庸》“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大德者必受命”，却分明是天命论的命定思想。《中庸》：“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孔子是否真的可能有这样的思想呢？
答案是肯定的。《论语·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孔子区分君子、小人之外，还存在其他概念。《礼记·礼运》郑注：“大人，谓诸侯。”《左传·昭公十八年》杜注：“大人，在位者。”《周易集解》卷一引荀爽注《乾·象传》：“大人，谓天子见据尊位，临长群阴，德施于下，故曰德施普及。”《春秋繁露·郊语》：“圣人者,见人之所不见者也。”大人之二说，郑玄主有位者，荀爽主有位有德者。邢昺、朱熹都以为大人是有位有德者，基本上，大人、圣人应该就是同一概念。在《论语》中此外并未出现“大人”，但有“圣人”，《述而》:“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又，“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季氏》的“三畏”只是强调了位、德的区分。
大人、君子、小人并论出自《周易》。《革·九五》：“大人虎变”，《革·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孔子不以社会身份区分人，而以对立的品德作为评判人的标准。但是，孔子的区分标准却既如上文所论无法客观，又不是完全的绝对，在以德区分的君子、小人之外，还有着以位以德存在的大人或圣人。因此，孔子从对立品德上区分人的理论还存在着根本上的不充足性，等级尊卑的礼制思想制约了孔子。儒家的人性论也永远无法彻底摆脱命定论。
孔子心目中的圣人是历史上有大德的君王尧、舜、禹、文王。
《论语·泰伯》：“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又：“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又：“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子罕》：“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孔子圣人观及其正朔观、夷夏观、兴亡观的背后都是成王败寇的正统论历史命定思想。
周初哲人借助历史的经验智慧推翻了神的权威，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从此兴起；但历史意义的评判是当下价值观的功利性评判，权力更替的历史意义的强调导致历史主义的正统论思想根深蒂固。儒家历史正统论思想本质上是历史主义的命定论。
小结
儒家运命论思想继天命论而起，认为人有生死、贫富、贵贱的运命。人的运命也就是时。穷达以时，“时”既可以表现为绝对的存在，也可以是相对的变化。人的运命因此既可以表现在绝对的生死状态，也可以是相对的穷达变化。“时”即是变化的客观形式，也是人关于变化的观念。孔子由此提出人通过自身的品德修养的努力，能够知时而主动把握自己的运命。孔子以品德而不是社会身份区分人，君子、小人是对立品德之分。君子修养品德，勇于反求诸己，儒家思想由此折入人性论，《穷达以时》标出的“时”的概念成为这个转折的关键。但是，历史主义正统论思想背景下的周代等级尊卑的礼制观念制约了孔子，儒家从品德上划分人的理论本身既不充足也不客观。儒家的人性论因此也永远无法彻底摆脱命定论。
[1] 黄人二《郭店楚简〈穷达以时〉考释》，《古文字与古文献》试刊号，1999，台湾楚文化研究会。
[2] 《郭店楚简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
[3] 《运命论》收在《文选》卷53。李善注引《集林》：“李康，字萧远，中山人也。性介立，不能和俗。著《游山九吟》，魏明帝异其文，遂起家为寻阳长。政有美绩，病卒。”《太平御览》586引《魏书》曰：“李康字肃远。性介立不和俗，为乡里所嫉，故官不进。尝作《游九疑诗》，时帝异其文，问左右：‘斯人安在？吾欲擢之。’因起家为隰阳长。” 姚振宗《三国艺文志》卷4：“案《魏书》康字肃远，选注引《集林》作萧远，未详孰是。隰阳长，选注作寻阳长，似非是。《隋志》引《七录》作隰阳侯，侯当为长。”吴士鉴、刘承斡《晋书斠注》卷49：“《书钞》一百《嵇康集》曰：康著《游山九吟》，魏明帝异其文辞，问左右曰：‘斯人安在？吾欲擢之。’遂起家为浔阳长。”
[4] 郭店楚简整理者连下断句“听之弋母之白不釐”，不作解释。（《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刘钊先生以“听之弋母之白”断句，释意为“听任其谗毁，不要辩白”，可从；但“弋”字，刘钊先生音转读为“慝”，解释为恶言。（刘钊《郭店楚简校释》，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有幸承周凤五先生赐教，“弋”通“黓”，黓为黑色，正与白对言。笔者以为周说甚佳，故从周先生读。
儒家思想概论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自孔子创立儒学开始，实践便成为其重要的思想内容之一。然在传统儒学中，实践往往被局限于道德范围之内。儒学要发展就必须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时代问题给予创造性的解决，而儒学实践理论这一概念将传统儒学的道德实践和现实时代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儒学实践理论是儒者以仁爱为内核对时代问题进行思考和理论创新的建构的哲学，即在儒学实践理论这个概念中，其主体是具备道德价值、强调个体的修为、拥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意识、在道德价值观照下去审察历史和现实的哲学工作者和思想者，其理论的内核是仁爱，其中心内容是反思时代问题和理论创新，其本质是建构的理论哲学。
自孔子创立儒学开始，儒学就十分强调实践的观念。对此，梁启超深有感触地说过:“后人多谓知行合一只说是王阳明所首倡，其实阳明也不过是就孔子已有的发挥。孔子一生为人，处处是知行一贯，从他的言论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他说‘学而不厌’，又说‘为之不厌’，可知‘学’即是‘为’，‘为’即是‘学’，盖以知识之扩大，在人努力的自为，……所以王阳明曰:‘知而不行，是谓不知。’”儒学的实践理论是讲究即知即行的，是体悟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但儒学这个实践理论更多强调的是在道德上的实践，使道德实践和生活融为一体。
儒学实践理论强调的道德理论实践构成了人之为人的重要的文化标准，但只有这样的规定并不能使儒学更好地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因为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在理论文化的建设上有自己独特而有效的理论。而缺乏相对独特而有效的理论是限制儒学发展的一个根本原因。换言之，如果儒学要在参与社会实践中成长发展，那么儒学的理论创新是必然要采取的行动之一。
现在很多人对儒学在当代的理论创新提出自己的看法，清华大学方朝晖老师曾经说过，要通过厘清知识和道德的关系，来探讨儒家道德传统与知识结合的可能方式。l而浙江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吴光老师对儒学理论也进行了新的探讨，他提出了“民主仁学”的概念，并对该概念的特征即道德理性、人文性、实用性和开放性进行了说明。山东大学颜炳是老师指出在现代文化的建构中既要充分发掘传统文化的自我转换或转型的潜能，重铸民族灵魂，又要引进西方文化的结构和格局，促使传统文化向现代方向转变。并主张儒学应当加强同当代社会的互动，以此使得儒学焕发生命力。复旦大学徐洪兴老师认为，儒学的伦理价值经过现代转换和诊释可以对防止现代的弊病有所贡献。
以上诸位老师对儒学的发展，各陈其见，积极对儒学的发展进行理论上的创造，是当代中国学界对儒学发展可能性的探求活动的缩影。换言之，儒学的当代理论创新是极具开放性的。在这种文化氛围下，笔者也希望能把自己的日常学习心得，以此种方式表达出来。
一个命题和理论的基础是概念，所以表达自己想法的基础当然离不开概念。而儒学中一个关键概念就是儒学实践理论。儒学实践理论概念是一个普遍的概念，是超越于特定时代和特定具体内容的一个抽象概念。因其抽象，所以对具体内涵的规定就少，该概念的开放性就较大，所以很适合对其进行必要的理论规定和演绎。
首先对这个儒学实践理论下一个定义:儒学实践理论是儒者以仁爱为内核对时代问题进行思考和理沦创新的建构的哲学。首先，儒学实践理论的主体是儒者;第二，儒学实践理论的内核是仁爱精神;第三，儒学实践理论的中心内容是对时代问题进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第四，儒学实践理论的本质是建构的理论哲学，是立足于传统和现代的对文化的抽象化把握和思考。
下面我们对儒学实践理论的几个内涵分别加以解析。
一、儒学实践理论的主体是儒者
儒学实践理论的主体是儒者，这里所谓的儒者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进行研究的哲学工作者和思想工作者。在中国独特的文化内涵下，所谓儒者是有其特定的文化含义的。首先，儒者是一个有道德价值的人。这是儒学自孔子以来十分强调的首要内容。儒学认为，道德价值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论语·学而》中“学而时习之”的“学”，即“觉”也，是觉悟做人的道理，即道德价值。《大学》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自天子以至庶民，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孟子也提到仁义礼智四德是人性善的萌芽。这些都表明，道德价值是为人的根本原则。后世儒者从董仲舒的“正其义不谋其力，明其道不计其功”到朱熹的天理道德观念无不秉持了先儒的这一理念。其次，这里的儒者蕴涵着个体的意味，即强调的是个体儒者，这也是儒学重视个体的传统。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不欲”、“勿欲”、“欲立”、“欲达”都针对个人而言。《大学》中可以看到儒学的个体思想，“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事皆以修身为本。”这主要是针对个体而言的道德修养的过程，并指出这个道德修养是人人必须且能够做到的。
谈到儒者，还需要提到的一点就是儒者的历史意识。中国儒学很重视历史，孔子整理编订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即是对上古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而孔子及其后学都“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文化倾向无疑鲜明地展示了儒者们深远的历史文化意识，尤其是自韩愈后创立的道统学说，其一脉相承的历史延续，在展示儒家发展的过程中也显示了儒者心目中的历史文化和责任意识。
在这里还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儒者的道德价值对其活动的意义，因为这是儒者必备的品质。道德在人的活动中起到了价值观照活动的作用。在这方面，以三苏为代表的宋代蜀学提出的“推阐理势’，观点明显，“圣人因时设教，而以利民为本”，“时”大致相当于“推阐理势”中的“势”，教则相当于其中的“理”。这里的“理”即儒学的道德义理，“势”则是指事异备变。这就是说，道德价值高于事实，以道德义理来观照社会事态的变化，采取合理的方法手段来适应社会的变化。“所以要用道德来指导规范人类社会的生活，恢复人之作为人的尊严，恢复人道的崇高”。
总而言之，作为儒学实践理论的主体的儒者需要具备道德价值，强调个体的修为，拥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意识，并在道德价值的观照下，去审查历史和现实，这是作为一个儒者所必备的能力和素质。
二、儒学实践理论的内核是仁爱
早在儒学开创者孔子那里，仁的思想便已经成了最高的思想观念，而这个观念的核心就是仁爱。这个思想在孟子那里得到了证明和发展，应用在政治上就是孟子提出了仁政的思想。后世的儒学者无不以仁作为最高的价值，观照现实世界，以儒学的视野解决社会时代问题。儒学发展到宋明理学，儒学的仁爱精神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以北宋儒学为例。“站在中国历史的角度进行纵向比较，则可以认为北宋既是一个政治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儒学复兴的时代。政治变革通过政府有组织有序地进行，是在儒学复兴的文化支持下自觉进行的政治调整……也正因为二者被历史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政治变革引发了儒学复兴的问题意识，反过来，儒学复兴又影响了政治变革的方向性选择，所以，北宋儒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政治哲学，它所代表的时代精神，是对文明秩序及其最高的体现形式—政治制度，进行理性的批判和重建。批判是追索文明秩序的合理性依据，所谓天道性命之理，即由此发畅;重建是探讨文明秩序、政治制度的合理模式，于是需要推阐王道，作为最高政治宪纲，从而将师古与用今结合起来，使现实政治朝着合理模式的方向调整。正是围绕批判与重建的时代课题，触发北宋儒者的思想激情，形成各种学派，构成一幅色彩斑斓的思想史画卷。”以仁爱为核心的儒学王道思想在北宋儒学者处成了宪纲原则，成为观照现实时代问题的道德价值标准。
儒学的仁爱是一种普遍的思想。首先，自儒学创立之初开始提出力行仁爱，绵延数千年而不中绝，这是历史的选择。而历史的选择则证明仁爱具有超时空性。其次，仁爱能满足人类内心精神需求。在人类交往中，人总是希望能够被尊重和关爱，这是人类共同的精神需求。当将仁爱思想付诸交往时，己之所欲，施之于人，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精神感受到的是幸福和满足。而这正是人类要追求的生活的意义。从这个角度上说，仁爱是普遍的，它实际内存于每个人的内心之中。
仁爱是儒学实践理论的内核。仁爱是普遍的道德价值，而普遍道德价值的意义就是对现实世界进行观照，以仁爱认识社会现实，以仁爱批判和改革现实，从而力图达到社会的和谐。从本质上来说，仁爱是儒学实践理论主体观照社会现实的依据和标准，儒学实践理论主体的其他方面的意识都以仁爱为中心而展开。
三、儒学实践理论的中心内容是反思时代问题和理论创新
(一)儒学实践理论的中心内容之一:反思时代问题
儒学实践理论的基本内容是反思时代问题。从儒学实践理论的含义来看，儒学实践理论具有积极参与社会的意识，积极参与社会的意识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对时代问题的反思，换言之，反思时代问题构成了儒学实践理论的基本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儒学实践理论把握时代问题的基本方式是精神地把握时代问题。所谓精神地把握时代问题就是将时代问题转化为哲学问题加以思考，从而给时代问题的解决提供哲学理论上的支持。
以哲学的方式来理解时代问题的时候，很自然地就会涉及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哲学史和哲学的关系，因为时代问题背后牵动的是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的关系。如果将历史问题哲学化思考，那么必然涉及哲学史和哲学的关系。因此，反思时代问题时必然要讨论哲学史和哲学的关系问题。
儒家思想概论范文第3篇
一、在西语语境中，自由概念的意涵虽然复杂，但英国著名思想家互伯林关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划分，为把握自由概念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根据伯林的论述，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概念与两组不同的问题有关：前者涉及控制的范围问题，后者涉及控制的来源问题。
正是基于对这两组不同问题的回答，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具有不同的概念内涵。消极自由的内涵是；个人拥有不受他人控制独立地作出选择和活动的范围；自由本身不能不受到法律的限制，因为存在着与自由的价值同等或比自由的价值更高的价值；必须保留最低限度的自由，因而公共权力对自由的限制本身不能不受到限制。在此意义上，消极自由概念的实质是，个人自由应该有一个元论如何都不可侵犯的最小范围，因而应当在个人的自由权利和社会的公共权威之间，划定一条边际界限。这也就是严复所说的“群已权界”之意。积极自由概念则与之不同，它源自个人想要成为自己的主人的愿望。它的内涵是，我希望我的生活与选择，能够由我本身来决定，而不是取决于任何外界的力量；我希望成为我自己的意志，而不是别人意志的工具；我要做一个主动者，能为自己作出选择并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上述两种自由概念不仅意义内涵相互区别，而且属于不同的范畴系统。消极自由涉及个体权利与公共权威之间的关系，处理的是社会政治问题，属于社会政治理论的范畴；它基本上不涉及意志自由的问题，不属于道德哲学的范畴。因此，JS密尔在其《论自由》一书中，开宗明义便指出其所要讨论的自由“不是所谓意志自由，乃是公民自由或称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积极自由涉及个体“以自由意志追寻人生中道德的尊严与创造的意义问题，”它以意志自由为根据，导出道德自由之结论，并由此引入政治社会自由的讨论。因而，积极自由主要是个人伦理和道德哲学的范畴。
本文作者看来，两种自由概念不仅意义内涵和范畴性质相互区别，而且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消极自由作为社会政治概念，它对个体基本自由权利的确认与维护，对公共权力侵害自由的警惕与防范，体现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历史要求，具有鲜明的现代性特征，是典型的西方文明的价值理念。积极自由作为道德哲学范畴，则有所不同。就其强调道德意志的自由、自主、自律而言，显然不能视为西方文明所独有的思想资源。
基干上述两种自由概念的解析，以下将从两个层面检讨儒学与自由概念的关系。
早在1895年，启蒙思想家严复在那篇著名的《论世变之亟》》里比较中西文化的区别时，就已经点出了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由思想资源匮缺的事实：“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谙熟西方自由思想传统、翻译过密尔《论自由》的严复，其立论的基本理论参照正是上述社会理论意义上的消极自由概念。问题是，从这一概念出发，判断儒学传统匮缺消极自由思想资源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从价值系统来看，儒学传统重视的是人伦秩序，如《礼记礼运篇》》的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就被称为十义，孟子也有所谓五伦之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腾文公上》）人伦秩序强化的是伦理规范、道德义务，不是政治法律意义上的权利意识。在儒家人伦秩序的笼罩中，义务是第一次序的概念，人的权利意识则始终被压缩、消解在义务观念之下。随着人的权利意识的压缩与消解，自由的范围也就无从确认，因为自由的范围实质是人的权利范围。
就政治思维而言，儒学视野下的政治与伦理并无边界区分，政治生活不过是入伦秩序的延长。“在政治领域内，王或皇帝自然是人伦秩序的中心点。因此，任何政治方面的改善都必须从这个中心点的价值自觉开始。这便是‘内圣外王’的理论基础”所谓“格君心之非”、“仁心仁政”、“正心诚意”，都只是对权力掌握者的伦理道德的约束与规范。这一思想基调使儒学传统内部始终无法形成一套系统运用法律、制度对于政治权力加以约束、制衡的观念。缺乏这一观念是儒学传统不具备消极自由概念的另一重要标志，因为消极自由概念的基本要义之一即是要通过法律、制度的约束以防范政治权力对自由范围的侵犯。
以社会功能来说，自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儒学的社会功能逐渐定位于传统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理论论证。董氏以“王道之三纲，可求干天”揭开了合法性论证的序幕，儒学也由此开始了经学化的历史进程。从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到宋学，经学形态的演变并未改变经学化的儒学所承担的社会政治功能。历史的经验表明，承担合法性论证的儒学支撑的是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政体。于是，在社会政治功能层面，儒学与消极自由的精神理念形成高度紧张和尖锐冲突，因为社会政治意义上的自由理念恰好是专制政体的对立面。这也是五四时期儒学传统受到政治自由主义者否定、批判的基本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分析主要不是价值评判，而是儒学传统匮缺消极自由思想资源的历史事实描述。陈述这一历史事实旨在表明，古老的儒学传统与现代性社会政治理念毕竟相隔甚远。因此，既不能从儒学传统内部单向地直接开出消极自由观念，也不能在二者之间进行简单的双向对接。儒学与消极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必须走出思想理论演绎的思维误区，建构于社会土壤条件的培育。这意味着儒学与消极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需要构筑相应的社会前提，而消极自由观念之精神落实干制度运作、其基础植根于市场经济是根本性的两个方面。这是因为，消极自由不仅是一套观念体系，更重要的是保障人的基本权利的制度框架、防止公共权力侵害自由的制衡机制。同时，消极自由无论作为思想理念还是体制结构，本身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换言之，市场经济是消极自由的观念和体制根本性的支撑条件。在非市场的经济条件下，由于作为公共权力的国家是社会资源的主要垄断者，是各种服务和就业机会的唯一提供者，它“拥有无限的强制权力”，消极自由根本就无从谈起。只有随着体制结构和市场机制这些相应的社会土壤条件的建构和培育，消极自由观念才能获得坚实的基础，儒学与这一现代观念的对话、勾通。
二、连接才能找到现实的支撑。从这个角度来看，儒学与消极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确实不是观念层两点一线的理论推演所能解决的，它本身是三点（市场经济及相应的社会政治机制一消极自由观念一儒学）之间逐渐调适的社会演化过程。
儒学传统虽然匮乏社会政治理论意义上的消极自由的思想观念，却蕴涵着极为丰富的道德哲学意义上的积极自由的思想资源。这一思想资源集中体现为“为仁由己”的命题表达，其实质是对个体道德意志自由的确认与凸现。“发现道德意志的自由，并自觉到它的重要性，中国自孔子已然。这在中国史上，的确是一次极重大的发现。经此发现以后，人才有真实的自我，人的尊严和做自己的主人这些重要的人理才能讲。”
从儒学传统的历史来看，确认、强化个体道德意志选择的自主、自由，是贯穿其思想发展的一条主线。孔子就再三强调“为仁由己”（《论语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以论语述而》）、“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孟子把对“仁”的自我寻求扩展为对“义”的主动选择：“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皆得，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宋学家则进一步把仁确认为“天理”，使之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并强调对天理即仁的自觉体验、践履以及对私欲的自我舍弃、抑制：“仁者，本心之全德。……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朱熹：《四书集注论语卷颜渊》）从先秦到宋代，高扬主体的道德自律，树立人的伦理学主体性的庄严伟大，构成了儒学传统中宝贵的精神资源。
儒学突出主体的道德自主、道德自律不仅在道德伦理层面展示出普遍的积极意义，而且在社会政治层面发挥着特殊的规范功能。如果说前者的普遍意义指向的是每个个体，主张人人皆为尧舜，成为君子、成为道德人；那么后者的特殊功能主要针对的是统治者，要求他们自我道德完善、道德自律，成为圣人。因而，一方面，成圣成德者方可为王，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之道构成获取、掌握权力者的规范模式S另一方面，“治道必本于正心修身”，统治者要严于律己，正人正己。只有正己，才能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统治者应当经常反省自身，检讨自己：“行有不得者反求诸己”，这样才能“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显然，高度强调权力掌握者的道德自律，“这是儒家政治伦理哲学所能达到的高层境界。”从这一角度来看，儒学传统中丰厚的道德哲学意义上的积极自由的思想资源在政治领域中确有其正面的功能和意义，因为道德自律始终是约束权力掌握者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然而，如上所说，儒学传统始终混淆伦理道德与政治的边际界限，并把政治伦理道德化，由此却导致了其积极自由的道德资源在政治领域中的运用具有双重后果：一方面，积极自由所体现的内在的道德自律，在缺乏对权力的外在制度制衡条件下，作为对权力的道德约束，它在政治领域的功能发挥会遭到软化并最终归于无效。因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历史经验表明，对暴君昏君贪官污吏讲正心修身、道德自律事实上完全无用。另一方面，作为积极自由之体现的道德自主，在儒学话语系统中意味着克己无我、成仁成德，即成为圣人。但问题是圣人不仅要立己而且要立人，不仅要成己也要成物。立己、成已是存心养性、立修身之德，立人、成物则是事天济众、施教化之功。从立己到立人、从成己到成物，便是从内圣到外王的转化过程。这一转化赋予了圣王在社会生活中的道德主宰、道德教化的功能，即宋儒所说的“启众生之蒙，去众生之昏”。在圣王的道德主宰之下，个体完全丧失了作出任何道德选择的自由，只有“存天理，灭人欲”，只有彻底服从的义务。为了确保个体的服从和圣王的绝对主宰、统治，刑法与教化成为圣王不可或缺的两大统治手段：“圣王为治，修刑罚以齐众，明教化以善俗。”（《二程集河南程氏遣书》卷二）前者是以刑杀人、硬性控制，后者是以理杀人、软性约束。这样，从圣人到圣王的转化实际上是圣人的道德自主异化为道德（教化）与政治（刑罚）双重专制的过程：道德层面的积极自由终于在社会政治领域走向了自由的反面。
由此可见，儒学传统中积极自由的思想资源犹如一把双刃剑：在伦理道德层面，它高扬道德主体的意志自由，强化主体的道德自律、道德完善，具有政治伦理的规范功能；然而，在社会政治层面，它却最终导向道德与政治专制，走向自由的反面。笔者认为，化解这一双刃性的关键在干，设置积极自由的伦理道德的边际界限，即把积极自由的意义功能定位于个体、定位于伦理道德领域。这样，一方面可以确保个体道德选择的自由，从而也有利于发挥道德自律的政治伦理功能。在此条件下，儒学传统中积极自由的伦理道德资源，诸如自我节制、严于律己、正心修身、讲究气节等等，将在现代生活中包括对政治人格的塑造起到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则是避免个人道德意志的选择问题与社会政治问题的混淆，从而为消极自由观念的建构赢得独立的空间。因为上述概念分析表明，消极自由属于社会政治范畴，其指向是社会政治领域，涉及对个体基本自由权利的政治法律体制的保障，与积极自由所指的个体意志自由、道德选择无关。套用儒家的话说，消极自由是“治人”的范围，积极自由是“修己”的领域。把“修己”混同于“治人”，不仅会削弱、损害“修己”的伦理道德意义，更重要的是将妨碍对“治人”（政治法律）的制度性设计。总之，只有通过边界划分（伦理道德与政治法律）、功能定位（个体与社会），儒学传统中积极自由的伦理道德资源才能获得现代意义，上述消极自由观念的建构才能赢得独立的发育空间。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的结论是：在社会政治层面，儒学传统之社会必须外引消极自由的观念，并使其精神落实于制度运作、其基础植根于市场经济。在此条件下，儒学与消极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才能获得现实的支撑；在伦理道德层面，儒学传统之文化需要内接其积极自由的思想资源，将其定位于个人，并为之设置伦理道德的边界范围，发挥其政治伦理的意义功能。这是儒学与自由观念现代连接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二者的有机结合将导向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政治与伦理、现代与（儒学）传统的相互支撑和双向互补。
注：
[1]【英】约翰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页．
[2]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申73页．
[3]《严复集》第1册，王拭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页．
[4]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入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儒家思想概论范文第4篇
目前的西方人对中国的担忧有很多，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担忧与对儒学复兴的担忧混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对中国未来的“可怕”想象。贝淡宁所针对的就是这个关于未来中国的“可怕”想象。尽管关切的角度和焦点不同，对儒家民族主义可能主导中国的担忧在中国国内的文化—政治讨论中也是一种氤氲已久的情绪。如下直接的勾连是能够说明问题的：既然民族主义居于左派立场的核心，那么，儒家民族主义实际上意味着左派与儒家的结合。通过这样一个简单化的思想勾连，我们可以看出，对儒家民族主义的担忧其实是对儒家与左派结合的担忧，而这些担忧最终都指向对执政党的指责。分而言之，对民族主义的担忧与对执政党的批评往往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联系在一起，持论者至少会指出，从1980年代以来，执政党总是不失时机地鼓动、利用中国国民的民族主义情绪；对儒家的担忧也最终指向对执政党的批评，持论者往往认为，过去时代里儒家思想与君主制的共谋关系表明儒家思想与党国体制也可能具有或明或暗的亲和性。虽然其中的某些观点属于似是而非的陈词滥调，但对于那些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古代中国的妖魔化至今仍缺乏彻底省察，又受到文化大革命潜在影响的许多中国人——其中包括很多知识分子——来说，这些观点仍有其貌似合理的一面。
对于那些从理智上拒斥民族主义而对儒家思想又颇有好感的国内外人士来说，一个自然的举动就是从理论上说明儒家思想与民族主义不相容。这个思路从持论者的立场上可以合理地概括为从儒家拯救民族主义。贝淡宁在文中列举了这方面的一些研究。这些研究的主旨是为了说明，儒家思想对家庭的高度重视和对天下的高度关注意味着儒家思想不可能为民族主义张目，说得重一点，“儒家民族主义”就像“木的铁”一样，属于矛盾修辞法。贝淡宁显然属于对儒家思想颇有好感的人，但他大概不属于从理智上拒斥民族主义的人，因此他试图说明的恰恰是，尽管儒家思想重视家庭和天下，但儒家民族主义仍是可能的。他的论证要点也主要是说明，根据爱有差等的精神，对家庭、国家和天下的重视在儒家思想中是次第展开的，三者虽有轻重的不同，但并不冲突。这当然是正确的，不过，贝淡宁教授的看法并不止于此，实际上他走得更远。
在说明了儒家思想与民族主义具有相容性之后，贝淡宁在一个与自由民族主义和种族民族主义相比较的语境中，对他所理解的儒家民族主义进行了鲜明的理论刻画。他得出的结论是，儒家民族主义更接近于自由民族主义，即使在理论上有些重要差异，在实践上也是如此。但更有意思的看法是在文章的最后：他将目前中国流行的、西方人认为具有危险性的民族主义厘定为法家民族主义，并认为儒家思想与民族主义的结合可以有效地消解其中的危险性，于是，“世界的其他地方只能希望，儒家民族主义赢得中国人民的心灵”。因此，对于贝淡宁来说，就儒家与民族主义的关系而言，问题的根本并不在于从民族主义拯救儒家，而在于儒家拯救民族主义。这是贝淡宁给予关注中国问题的西方人的最有意味的一个忠告。
那么，我们能够从贝淡宁的文章中得到什么启发呢？
首先，直面近代以来中国的文化—政治变迁，从民族主义拯救儒家的问题的确是个真问题。晚清以来民族主义的兴起是以西方民族概念的传入为思想基础的。以章太炎为例。一方面，章太炎曾自述自己的民族主义思想受了郑所南、王船山等人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两先生的话”“没有甚么学理”，而是“自从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 具体来说，借鉴西方的人种学、民族学思想，章太炎对民族概念提出了一个更为综合的理解：“今夫血气心知之类，唯人能群。群之大者在建国家，辨种性，其条例所系，曰言语、风俗、历史。三者丧其一，其萌不植。” 正是在将民族概念凸显出来的理论行动中，儒家思想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简言之，民族概念的“首出庶物”使得原来作为天经地义的儒家思想沦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原来的儒家思想很自然地被认为承担着普遍价值，但现在，儒家思想只不过是中国这个特殊民族的特殊的言语、风俗和历史的组成部分而已。更有甚者，为了唤起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为革命而进行动员，政治家习惯于将儒家思想中的概念和话语挪用、改造为民族主义的概念和话语。比如孙中山在《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部分，以及在《军人精神教育》等演讲中，就试图将中国古代属于家、国、天下等多重伦理空间的道德观念改造为现代世界中属于民族—国家或者说国族这个单一伦理空间的道德观念。 这一改造在中国现代伦理学史上具有相当的典型性，使儒家传统中属于美好生活之多重空间的诸多美德在现代不断地被各种版本的民族主义加以重述。而且从目前来看，这样的思路仍然被一些试图将儒家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的学者所采纳。沦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且只在国族建构的层次上理解传统，意味着儒家思想中包含的普遍价值无法得到认可，或者说，衡量儒家思想是否具有普遍价值的标准必须是以西方的普遍价值为鹄的。鉴于这些因素，将具有普世情怀的儒家传统从民族主义化的现代宿命中解放出来，就是真正重要的问题。
其次，贝淡宁似乎预先假定了儒家思想与民族主义是一种外在关系，实际上，必须注意到，一种内在于儒家思想的民族主义是可能的。我们知道，夷夏之辨是古代儒家的一个核心思想。夷夏之辨有三重含义：种族意义、地理意义和文教意义。那么，应当如何理解夷夏之辨的种族意义呢？我曾对此有较详细的说明：“实际上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夷夏之辨的种族意义才可能被凸显出来。这就是异族入主华夏，但以背离华夏文教理想的方式建立其统治。在这种情况下，文教之辨与种族之辨是重叠的。借用现代以来对文化民族主义和政治民族主义的区分，可以说，这时候夷夏之辨既表现为文化民族主义，又表现为政治民族主义。特别是，当这种异族统治推行明显的种族主义政策、对华夏族采取制度性歧视的时候，夷夏之辨的种族意义就可能以更极端的方式凸显出来，表现为一种具有强烈种族意义的政治民族主义。很显然，这种政治民族主义是反抗性的民族主义，其背后实际上是以反种族主义为基础的。一旦种族压制的制度性外力解除，这种具有强烈种族意义的政治民族主义也就完成了其历史使命。所以，所谓的华夏中心主义，实际上意味着一个在实际地缘关系中由华夏族开创、发展起来因而也是以华夏族为主体的文教理想，而华夏族的族群认同也正是在这一文教理想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只有当这一文教理想因异族的侵略受到威胁的时候，华夏中心主义才表现为一种民族主义，且这种华夏民族主义要么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要么是一种反抗性的政治民族主义，或者说是一种反种族主义的民族主义。” 或者借用以赛亚•伯林的那个着名的说法，民族主义实际上是一根“压弯的树枝”，其产生首先是因为外力的作用。中国的民族主义也不例外。近代以来中国遭受列强入侵的实际处境是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重要因素，这自不待言；就是近十年来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与西方——作为中国的强大他者——的态度和行为有直接关系：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基督教国家对待伊斯兰世界的做法惊醒了很多中国人的美梦，而与重新认识西方世界相平行的一个思想变化就是民族主义情绪的觉醒；1999年中国驻前南大使馆被炸事件可能在西方人的视野中并不重要，但我知道很多中国学者就在这一事件之后改变了立场。
儒家思想概论范文第5篇
一、形成背景
例1 战国后期，诸子已开始尝试以自己的学说统一思想……《吕氏春秋・不二》篇宣称“听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思想大一统被提到了十分醒目的位置。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是 （ ）
① 建立地主阶级统治的需要
② 封建经济发展的需要
③ 适应国家统一的需要
④ 适应兼并战争的需要
A.①② B.①②③
C.②③④ D.①②③④
解析 本题考查对历史知识的综合分析能力。战国时期出现大一统思想源于该时期社会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变化的需求。结合战国后期的历史背景可知，思想大一统适应了政治大一统、社会稳定的需要，①②③④说法均正确。
答案 D
点拨 这道题是组合式选择题，此类型选择题的备选项中包含一个以上的项目，要求找出完全符合题目要求的一组。此类试题考查知识容量大，信息范围广，能多角度、多层次地考查同学们对基础知识、基本原理的准确理解、运用把握的能力，较好地体现能力立意的命题指导思想，较好地考查审题能力、判断、分析和综合能力。解题策略：找出选项中最有把握的一个（或两个），确定该选项是对的或是错的；在四个备选项中，排除包含错误答案和不包含正确答案的；或还剩下两个或三个备选项，将剩余的进行比较、分析，即可得出正确答案。
二、董仲舒新儒学的内涵
例2 儒家学说到了汉代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即（ ）
A.君权神授 B.独尊儒术
C.人定胜天 D.实行“仁政”
解析 解答此题的关键在于要清楚儒家学说在汉代是怎样发展的，其代表人物是谁，有哪些主张。汉“独尊”既是主张，更是赋予“新”之后的结果。“仁政”思想是继承先秦儒家思想，“人定胜天”是荀子的观点。
答案 A
点拨 这道题属于概念型选择题，概念型选择题突出考查对概念的再认和理解阐释能力。这种题目往往是在题干中提出一个基本概念，备选项则是对这一概念的阐释。备选项是对题干中所提及概念的阐释，命题者多数会在备选项的表述上采用混淆手法，或偷梁换柱，或以偏概全，或以末代本，或因果倒置。它要求同学们必须对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历史人物等基本概念的原因、性质、内容、特点、结果、影响等要全面而准确地理解和掌握，真正地理解历史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同时还要对相近、相似的历史概念进行比较。
三、董仲舒提出新儒学的目的
例3 汉武帝之所以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其主要目的是（ ）
A.彻底抛弃法家思想
B.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
C.向西域传播儒家思想
D.使儒生成为官僚队伍主体
解析 本题考查分析理解问题的能力。A项不正确，汉武帝接受儒家思想，但是并没有彻底抛弃法家思想，如法家主张的以严刑峻法统治百姓等思想，都被他纳入统治思想并实行。C项不符合史实，D项不是主要目的，汉武帝接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要目的是用思想上的统一来巩固政治上的统一。
答案 B
点拨 这是一道因果型选择题，此类选择题的题干中的导语一般有“为此”“因此”“之所以”“结果是”等字眼，该题型最能考查同学们的逻辑思维能力，一般有较大的难度。解答此类选择题要注意两点：一是认请题干和题肢能否构成因果关系；二是分清题目考查的是“因”还是“果”，防止倒果为因。
四、董仲舒新儒学的特点
例4 下列关于董仲舒新儒学的特点，正确的表述是（ ）
A.完全抛弃先秦儒学
B.只吸取了法家思想内容
C.宣扬“君权神授”
D.糅合了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
解析 本题考查基础知识的再认再现以及分析理解问题的能力。董仲舒的新儒学是对先秦儒学的继承和发展，故A项错误；B项叙述不完整；C项是新儒学的内容而非特点。
答案 D
点拨 这道题是判断型选择题，一般要求选择正确或错误的选项，题干中往往出现“正确”、“不正确”、“错误”、“可信”等字眼。正误型选择题也是多项选择题的“变异”，大家需要对四个备选项逐个做出判断，稍不留神就可能出错，同学们的识记、理解、分析、判别等能力都可以在此得到很好的检测。解答此类型选择题，一般采取如下方法：①排除法；②反证法（也称为逆向思维分析法），主要用在排除明显错误的选项后，针对不确定的选项进行推理，可以先假设该选项正确，然后把结论当做已知条件，一步步推导到起始的隐含的已知条件中，验证结论是否符合实际和逻辑，从而得出正确的答案；③直选法，即在全面理解把握概念的内涵或外延的基础上，直接确定符合题意的选项。
五、董仲舒新儒学思想的影响
例5 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并且保持了长久的生命力，主要得益于（ ）
①其思想体系根据时代的需要不断丰富和完善
②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提倡
③宗教思想始终没有得到广泛传播
④封建官办教育对儒家思想的大力传播
A.①②③④ B.②③④
C.①②③ D.①②④
解析 本题考查了对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的理解，其中③表述错误，中国古代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广泛盛行。
答案 D
六、对董仲舒新儒学思想的评价和认识
例6 “董仲舒是有汉一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我们民族性格中的封闭自我，因循守旧等等劣根性，都与之直接相关。”（冯天瑜等著《中华文化史》）这一观点（ ）
A.肯定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
B.肯定董仲舒的“独尊儒术”主张
C.否定董仲舒的“大一统”学说
D.否定董仲舒的“焚书坑儒”的做法
解析 本题考查分析理解材料的能力。从“封闭自我，因循守旧等等劣根性”可以排除A、B两项。“大一统”很好地体现了统治者的利益，但也束缚了人们的头脑，形成了封闭、保守、落后等民族性格。D项是秦始皇所为。
答案 C
点拨 这是一道材料型选择题，是高考中最为常见的一种题型。它的特点是在题干引入新材料（文字、图表）创设新的问题情境，然后设计出各个选项。其形式一般是题干为材料，备选项为对材料的理解和解释。这就要求同学们必须具备从材料中最大限度地获取和解读有效信息的能力、分析概括能力和知识迁移能力。解答此类题的基础是仔细阅读材料，审清题目要求；其次是认真分析材料，提取有效信息，结合所学知识、史学理论分析选项，排除与材料明显不符的选项，或结论正确但在材料中没有体现的选项。
1.《史记》载：汉武帝时，“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该材料主要表明（ ）
A.汉武帝广泛吸纳人才
B.平民将相大量涌现
C.儒学在民间开始兴起
D.儒学地位显著提高
2.有人说：“董仲舒……开启了儒学神学化，儒家宗教化，孔子教主化的进程。”在董仲舒的思想中，最能体现这一观点的是（ ）
A.“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B.“天人感应”、“君权神授”
C.“大一统”
D.“三纲五常”
3.战国秦汉时期，思想界由“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所反映的根本问题是（ ）
A.中国思想文化出现倒退
B.封建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
C.商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
D.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加强
4.汉武帝采取了哪些措施，对于促使儒家思想居于正统地位起了直接作用（ ）
① 察举制 ② 重用文学儒者 ③ 兴办太学，讲授儒家经典 ④ 设立地方学校，广泛传播儒学
A.①②③ B.①③④
C.②③④ D.①②③④
5.下列关于董仲舒的思想评论不正确的是（ ）
A.禁锢了人们的头脑，钳制了人们的思想，是专制主义的表现
B.突出儒家主导地位，使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
C.认为天子受命于天，地位不可动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