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通信的基本概念范文第1篇

由于高职高专生基础比本科生要差些,按照以上的实验设备与内容来开设现代移动通信实验课,及高职高专的“现代移动通信”的教材开设这一门课程,教学效果不佳。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高职高专教材考虑到学生基础和理解能力较差的特点来编写,所以教材一般只是阐述现代移动通信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技术,包括:①主要概述了移动通信的概念、发展历程、特点、组成、分类、工作方式、多址方式以及编码与调制技术。②移动信道中的电波传播及干扰,主要讲述天线的基本知识、电波传播特性以及传播的路径损耗预测、移动信道的特征、分集接收技术以及噪声与干扰、组网技术。③GSM数字移动通信系统,主要讲述GSM系统的组成、特点、编号计划、传输信道的种类和帧结构、系统的接续和移动性、安全性管理、支持的业务以及GPRS系统。④CDMA移动通信系统,主要讲述码分多址在CDMA网络中的实现过程、系统的特点、网络结构和提供的服务、IS－95CDMA信道结构、移动性管理、呼叫处理和功率控制。⑤三代移动通信系统,主要介绍系统的特点、结构、网络。实现3G的关键技术、三种技术标准(WCDMA、CDMA2000、TD－SCDMA)。没有详细的技术原理内容的介绍,这与实验的理论出现了脱节。

(2)实验课主要内容是学生在实验老师的指导下动手做实验。在学生动手做实验之前,老师必须先讲解实验原理与及内容,并做一次演示。老师讲解清楚实验原理所须时间超出一半的课时,这样就体现不出以学生动手做实验为主了。学生也没有耐心讲解繁琐的原理,做完实验不会写实验报告,不知道做实验的意义。

(3)使学生产生应付心理,实验课变得多余,打击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是教师所不愿意接受的结果。

针对以上问题,做出以下的教学改革方案:

(1)本课程理论课教案的编写改革,按本院校本专业的学生的基础和理解能力,主要介绍:①概述移动通信的概念、特点、组成、分类、工作方式工作原理、多址方式工作原理、组网技术。②GSM数字移动通信系统,讲述GSM系统的组成、特点、编号计划、GSM系统的接续和移动性管理、安全性管理、支持的业务以及GPRS系统。③CDMA移动通信系统,讲述码分多址在CDMA网络中的实现过程、CDMA移动通信系统的特点、网络结构和提供的服务。④三代移动通信系统,介绍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的特点、系统组成结构、网络演进策略、实现3G的关键技术、三种技术标准(WCDMA、CDMA2000、TD－SCDMA)。⑤介绍LTE技术及我国的通信产业。

(2)实验内容与教学方式的改革:按照理论课知识另编实验题目个数及内容,实验项目数适当的减少,内容发生变化不再按照实验箱的实验教材教学,实行实地考察的方式或者联系日常生活所常见的通信知识开展实验教学。

移动通信的发展迅猛,从1978年第一代模拟蜂窝移动通信系统诞生至今,新技术不断涌现,更新换代飞快。昨天还是3G时代,今天就已经是4G时代了,而GSM已经是过时的技术。经过实践,从学生对通信行业的渴望求知的心理出发准备教学内容是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质量的一种非常有效的途径。学生最关心的是什么是通信专业,移动通信到底是什么,做什么,学了基础理论有什么用,自己能做什么,就业方向,令学生明白学习《现代移动通信》这门课程的意义。这样《现代移动通信技术》课程不再是枯燥乏味的移动通信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技术,移动通信系统。

移动通信的基本概念范文第2篇

［关键词］现代汉语； 主观位移； 认知理据； 概念转喻； 概念整合

一、引言

位移动词是根据动词是否具有“位置移动”这个语义特征分出的子类，是“含有向着说话者或离开说话者位移的语义特征”的动词。位移动词一般用在对运动场景的刻画上，如以下例句文中未注明出处的例句均来自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CCL)在线语料库的现代汉语部分。：

(1)萨马兰奇缓缓地穿过整个会场，从前排团长袁伟民到最后一排的中国运动员，

他亲切地一一握手。

(2)从武汉到广州，航线上云层较多，飞机时而在云上掠过，时而穿行在云中，

但并不颠簸。

(3)其实日月山就在青藏公路旁，是内地去拉萨的必经之地。我寻觅着文成公主

当年的足迹，向并不很高的日月山顶攀去。

以上例句中，“穿”、“穿行”和“攀”这几个动词表达了运动主体沿空间中某一路径运动的过程。在现代汉语中(以及在英语、西班牙语、日语和其他多种语言中)，位移动词还可以用在对静态空间关系的描写上，如以下句子所示：

(4)与常见的顺着街道方向的排水系统不同的是,巧妙布置的排水沟,穿过街道直接通往东西流向的乌江。

(5)这是一座小城，古老、美丽、幽静。古罗马时就已声名显赫，摩泽尔河从城

外缓缓流过，石铺的小巷在白墙黛瓦的民居间静静地穿行。(李永君《边走边想》)

(6)山凹里的地方是狭长的平地，在或干涸或有流水的河道旁，是星散的村落和繁华的集镇。道路也大多沿着这些河道边走，穿过一个个村镇，蜿蜒地向前面的山头攀去。(沈琨《关山无限》)

以上几个句子虽然也使用了“穿”、“走”、“穿行”和“攀”等位移动词，但没有表达出任何真实位移；排水沟、小巷和道路等事物显然不可能“穿”或“攀”，它们与背景参照物之间不存在相对运动，这些句子实际上是对静态空间场景的描写。虽然静态空间关系与位移动词的搭配造成了一种语义冲突，此类句子却是现代汉语中一种普遍的表达方式。一系列位移动词和方式状语都可以用在这种语言结构中，例如，公路可以“行进”，可以“蜿蜒”，可以“盘旋而上”，也可以“迤逦而来”。

这种对静态空间场景的动态描写方式在西方认知语言学界被称为“主观位移”(subjective motion)、“虚拟位移”(fictive motion)或“抽象位移”(abstract motion)。学者们认为，在处理加工此类语句的过程中，人们在某一想象性路径上进行心理模拟位移或心理扫描(mental scanning)。例如，在处理句(6)时，听话者可以假想某一物体在句子所描写的道路上移动或是顺着道路延展的方向对这一路径进行心理扫描，以此来理解和构建整个静态场景。这种模拟运动或心理扫描本身并不属于所描写的静态空间场景，它只是语言使用者的心理运动，是语言使用者赋予静态空间场景的，所以这种运动是主观的和虚拟的。Talmy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关注此现象，从语言与其他认知子系统共性的角度分析了主观位移，并进行了初步分类。Langacker从语言动态性的角度出发，以心理扫描来解释主观位移现象。Fauconnier则运用概念整合理论分析了主观位移句子的意义构建过程。其后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主观位移心理现实性的实证研究和主观位移句子的跨语对比上。对主观位移现象的研究无论是在理论探索还是在实证研究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本文以现代汉语中的主观位移句为研究对象，从语言特点入手，挖掘语言表层结构背后的认知动因，以期对此现象有更深入的了解Talmy将主观位移分为放射路径型、框架相对型和共延路径型等六种类型。本文只探讨共延路径型主观位移句的认知理据。参见L.Talmy，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Volume I： Conceptual Structuring Systems，Cambridge： MIT Press，2000.。

根据认知语言学的观点，人类经验与各种认知能力在语言运用和理解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语言能力不是孤立的模块，而是与人类普遍的认知能力紧密相连的；语言系统是在生理基础、客观现实、社会文化、认知能力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中形成的。由此观点出发，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在很大程度上是有理据的：“尽管语言符号在基本范畴等级上(在不可分析为更小单位的词素上)有一定的任意性，或者有些已经丧失了理据，但是在构成上位或下属范畴的词或词组的过程中，在构成更大的语言单位(短语和句子)中，是有动因，有理据的”。本文主要关注源于人类认知的语言理据性，涉及认知能力、概念结构和认知操作等。语言特点反映认知能力，从语言材料入手，找出特点与规律，挖掘背后的认知机制，这也是认知语言学研究的基本路向之一。

二、主观位移句形成的认知理据

主观位移这种认知和语言现象的产生与人类的概念映射、概念转喻和概念整合等认知能力密切相关。研究发现，人类具有将两种概念结构整合到一起以产生新的概念结构的能力，这种认知能力被称为概念整合，它是人类普遍具有的一种基本的认知操作能力，在人们进行各种认知活动、加工信息和构建意义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概念整合是在由输入空间、类属空间和复合空间组成的概念网络中进行的。简单来说，概念映射将两个输入空间的某些成分在类比、一致和转喻等各种关系的基础上联系起来，这些成分在更为抽象的层面上构成了类属空间。同时，输入空间中的成分和结构被选择性地投射到复合空间中，通过组合(composition)、完善(completion)和扩展(elaboration)三种认知操作产生突生结构(emergent structure)。突生结构的产生是概念整合过程中最鲜明的特点。

主观位移本质上是真实运动在静态空间关系上的投射，来自对动态和静态两种空间场景的概念整合操作之中。运动是自然界中最普遍的现象，人类无时无刻不在经历、体验和观察着运动现象。在无数的运动经验的基础上，人们构建起“运动”范畴，以框架或脚本的表征方式储存在大脑中。在观察某一静态场景时，运动框架可以被激活并投射到静态场景中去。例如，说话者意欲表达这样一个静态场景： 在眼前这片茂密的树林中，有一条新修的公路，蜿蜒曲折，末端消失在丛林的尽头。公路通常是行人行走和车辆通行的场所，在概念结构中同“运动”这个认知域之间存在部分―整体转喻关系。所以，通过部分―整体这个概念转喻，“公路”可以激活其他有关运动的概念结构。当某一运动场景被激活时，人们可以在这一运动场景与意欲描写的静态空间建立起概念映射，其中最重要一条映射是将运动场景中的路径投射到静态空间中的公路上。当通过概念映射将两个场景联系并整合到一起时，在复合空间中就形成了主观位移： 某一假想物体以公路为路径做假想运动。在语言层面，说话者可以用“这条公路穿过/伸入密林”、“这条公路在密林中蜿蜒前进”等句子来编码此概念结构。我们引入Talmy 的运动事件理论并结合语言表层对以上的整合过程作更详细的说明。Talmy将运动事件定义为“包含运动或维持固定位置的情境”。一个运动事件由凸像(figure)、背衬(ground)、运动(motion)和路径(path)四个内在成分构成本文采用沈家煊对figure、ground、motion和path四个术语的译法。参见沈家煊《现代汉语“动补结构”的类型学考察》，载《世界汉语教学》2003年第3期，第1723页。［Shen Jiaxuan，“The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A Typological Perspective，”Chi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No.3(2003)，pp.1723.］。凸像指的是运动主体，它相对于另一个物体(即背衬)而运动；背衬指的是主移的参照物；运动指运动本身；路径指凸像相对于背衬运动时产生的轨迹。我们以句(7)为例来说明这四个成分。句(7)表达了“她跑进门厅”这样一个运动事件，其中“她”是凸像，动词“跑”编码了运动，趋向动词“进”编码了路径，“门厅”则编码背衬。

(7)她迅速跑进黑暗的门厅。

Talmy认为，物体的静止状态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运动事件。如句(8)中，“水电站大坝”是凸像，“深山峡谷”是背衬，“矗立”编码了“存在”这个状态，“在……中间”则编码了路径。

(8)一座高165米的水电站大坝矗立在深山峡谷中间。

在这里，我们将“运动事件”专指运动不为零的情况，把物体的静止状态，即“零运动”状态下的运动事件称为“静止事件”，把主观位移句的概念结构称为“主观位移事件”。也就是说，一个主观位移句反映了一个主观位移事件。主观位移事件在概念层面上由运动事件和静止事件整合而成。以“这条公路穿过密林”为例，这句话在概念层面上包含两个事件。其中一个是运动事件，即某一物体在某一路径上运动。在这个事件中，凸像、背衬、运动和路径这些成分都是不确定的，是抽象的。这句话还包含一个静止事件，包括公路、密林及两者的相对位置等信息。在这个事件中，“公路”是凸像，“密林”是背衬，运动状态为“存在”，路径是两者的相对位置。

当这两个事件被整合到一起时，就会产生一个主观位移事件的概念结构： 某一假想物体以公路为路径、以密林为背衬进行运动。我们可以对这一概念内容进行任何符合逻辑与经验的运演。由于公路和行人或车辆之间存在惯常联系，我们可以把运动主体假想为人或汽车。在这一心理模拟运动过程中，随着视线或注意点在路面上的前移，公路的最前端不断进入视域范围，所以我们也可以根据句子构建起一种好像公路是慢慢“长”起来的概念内容。

语言层面也体现了运动事件与静止事件的整合。上文提到，“这条公路穿过密林”这句话所反映的主观位移事件由运动事件和静止事件整合而成。其中运动事件中的凸像是不确定的抽象物，而静止事件中的凸像是具体的事物，即“公路”。在主观位移的语言表层中，静止事件中的凸像“公路”占据了主语的位置，成了主观位移中的凸像。这是因为“公路”作为具体事物，是这个主观位移事件中最凸显的成分；它是句子所要描述的主要对象，其形状特点以及同背衬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是这个主观位移句要传达的主要意思。动词“穿”编码了运动事件中“运动”这个成分。应注意到，位移动词的具体选择受到了静止事件中的凸像“公路”所激发的运动事件的影响。如果公路弯弯曲曲的形态可以激发蛇类动物蜿蜒行进这个运动框架，“运动”成分则可由“蜿蜒”这个动词来编码。路径信息由“过”编码。趋向动词或介词等表示路径信息的词汇的具体选择是根据静止场景中公路与密林的相对位置关系来确定的，如果公路同密林呈平行关系，则可以选用“沿着”这个介词。由此看出，运动事件是主观位移事件中的构架事件(framing event), 静止事件提供的凸像、背衬和路径等成分可以填充到这个构架中去；同时，静止空间中凸像的特点以及凸像与背衬的相对位置关系等信息影响着语言表层中动词、趋向动词、副词和介词等的选择。

三、主观位移事件中各成分的语言特点及认知理据

除了凸像、背衬、运动和路径四个内部要素，一个运动事件还经常与方式和原因等外部要素相关联。下文将从凸像、路径和方式三个方面，分析主观位移事件中各成分的语言编码特点及其认知理据。

(一)凸像类型的选择及理据

很显然，不是所有的静态实体都可以充当主观位移句的主语，在通常情况下，以下句子是不合乎语感的(代表不合格的句子)：

(9)那部电话机一直伸到桌子边。

(10)呼啦圈沿着操场延伸。

这说明主观位移句对凸像是有选择性的。齐沪扬在研究现代汉语空间问题时指出，汉语中形状系统的表达可以分为点、线、面、体四类。通过观察语料，我们发现能够进入汉语主观位移句的实体大体分为下面两类：

第一类凸像实体是“线”类体，如句(11)中的“路”和句(12)中的“地震带”。这类实体进入主观位移句时，我们只考虑它们在长度上的特征，而不考虑在宽度和高度上的特征。这一类又可根据与“运动”概念域的关系分成两个子类。第一子类包括铁路、公路、道路和隧道等实体，它们与“运动”存在部分―整体转喻关系。这类实体作为运动的场所或结果，很容易激发相关的运动图式，从而产生对静态实体的动态描述。第二子类包括电线、篱笆、边境线、海岸线和一排排树木等实体，它们与“运动”概念域之间通常不存在部分―整体转喻联系。但这一子类通常为线型的狭长实体，在观察过程中观察者需要沿某一维度进行目光扫视，这种目光扫视或注意点的运动也是一种运动形式，也会激发某种运动框架及这种运动框架到静态空间的投射。所以，这类实体也可以出现在主观位移句中。这两类实体可以看做是主观位移句的“典型”凸像。

(11)路是从山的西北，盘曲而上，渐走渐高，半山一到，天也开朗了一点，桐庐县市上的灯火，也星星可数了。(郁达夫《钓台的春昼》)

(12)地震同地球的构造和地壳运动有关，因此地球上的地震主要分布在两个地带。一是环太平洋地震带，它自太平洋东岸的智利环绕洋岸一直延伸到西南岸的印度尼西亚和新西兰。

第二类凸像是“面”类实体，如句(13)中的“湖面”和句(14)中的“院子”。这类实体出现在主观位移句中时，我们将它们占有的空间范围看成是一个“面”，只考虑它们在长度和宽度上的特征，而不考虑它们在高度上的特征。这类实体不一定为狭长线形，通常具有一个可以延展的维度，并容许在此维度上一定程度的延展。以“黑板”为例。日常生活中的典型黑板是长方矩形，长度为宽度的两倍左右。当一块黑板的长度远远超过它的宽度时，我们仍可使用“黑板”这个词来指称此物体。这类实体充当主观位移句的凸像时，某一假想物体在其可延展的维度上进行假想运动或者说话者的注意力焦点随着这一维度的不断延展而运动。这类实体充当凸像的主观位移句也可以看做是上述典型凸像主观位移句的延伸用法，体现了意义的主观构建。

(13)看起来这座湖最宽的地方也不过只有三四十尺，但是在逐渐黯淡的天色下，他们也搞不清楚湖面往南边延伸多远；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北方的尽头距离这边不过半哩左右而已。

(14)……他于2002年花了大约1500万瑞郎在莱芒湖(日内瓦湖)畔的小城格朗购置了一套面积13公顷的豪宅,拥有一大片树林的院子一直延伸到莱芒湖畔,湖对面就是巍巍的阿尔卑斯山。

两类凸像的共同点是它们均为占空间范围较大的物体，而占空间范围较小的物体，如书本、钱包、电话机等物体在通常情况下则不可以承担凸像的角色。这是因为与占空间范围较大的物体相比，占空间范围较小的物体通常可以以整体的方式一下子出现在观察者的视域范围内，而不需要观察过程中的视线扫描。以上静态实体的主观位移构建中，除了概念转喻、概念映射和概念整合等认知操作，人们的完型心理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完型心理学，人类对整体的感知遵从认知接近原则，即距离相近的事物容易被看成是一个整体。一串串脚印或一排排树木等实体也可以成为主观位移句的凸像，是因为我们可以忽略细节将其看成是一条线状物体，继而引起对静态实体的动态描述，如句(15)和(16)。

(15)房子后面是田野，田野后面是森林。一排伦巴底白杨树从房子一直伸展到码头。另一排白杨树沿着这一带迤逦而去。

(16)第二天早上醒来层里不见奶奶，开门后，见一行脚印孤零零地伸向雪野，在脚印的那一端，包着红头巾的奶奶，化作一个小红点，无声无息地伫立着。

(二)路径信息的必要性及理据

路径是凸像运动产生的轨迹。在对一个真实运动事件进行语言编码时，路径信息可以是缺省的，如句(17)所示。与之不同的是，在编码主观位移事件时，路径信息通常是不可省略的，也就是说，主观位移事件中的路径成分必须要在语言表层体现出来。句(18)由于缺少了路径信息，是不被接受的句子；句(19)在加上介词短语“沿着河边”后，路径信息得以明确，就成了合乎语感的句子。

(17)他快速地走着。

(18)这条路开始走。

(19)这条路开始沿着河边走。

路径信息通常由动词、趋向动词或介词短语体现出来。当位移动词包含路径信息时(即路径动词，如“上升”、“下降”和“进入”等)，位移动词可单独出现在主观位移句中；当位移动词不包含路径信息时(即方式动词，如“爬”、“走”和“攀”等)，则需要由趋向动词和介词短语等进一步补充路径信息。

(20)从岩下街起，曲折再行三五里，就上山；山上的石级是数不清的，密而且峻，

盘旋环绕，要走一个钟头，才走得到胡公庙的峰门。 (郁达夫《方岩纪静》)

(21)小巷弯弯曲曲地爬上山坡,两旁都是古旧的房子,在街坊的指引下,她们朝巷

子的深处走去。(海岩《五星饭店》)

(22)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坦福大学附近，280号公路跨过一个三公里长的斯坦

福直线加速器中心。它就是最先证明“夸克确实存在的”试验场景的所在地。

(23)从青海的格尔木到的拉萨，有一条举世闻名的青藏公路。它像一条闪光

的丝带把和内地连接在一起，人们称之为“天路”。天路蜿蜒翻越念青唐古拉山、唐古拉山、昆仑山等著名山脉，跨过长江源头，伸向千里戈壁。

Matsumoto在对比英语和日语主观位移句后，认为两种语言都满足“路径条件”，即路径信息必须体现在主观位移句中。我们通过分析语料，发现汉语也同样要满足此条件。

路径信息的必要性可以从主观位移句的功能以及主观位移事件的概念结构层面得到解释。通过主观位移句，语言使用者可以“推断或者表达某一场景物理结构方面的信息，特别是关于路径或射体(如公路)形状和位置的信息”。例如，从“这张桌子从门口一直伸到墙角”这句话，我们可以推断出桌子的形状和位置特点： 狭长而非圆形，位于门口到墙角之间。在分析主观位移句的概念结构时我们指出，在一个主观位移事件中，某一假想物体以凸像为路径做运动，运动产生的轨迹即凸像本身，有关路径特点的信息最终指向凸像本身。所以在使用主观位移句时，必须要提供路径信息，否则听话者将无法推断凸像的形状特点以及它与背衬的相对位置。其次，从主观位移句概念层面的内容完整性来看，路径信息也是必要的；缺少了路径信息，听话者就无法根据语言表层构建起一个完整而有意义的主观位移事件。以句(17)和(18)为例。“他快速地走着”表达了一个真实运动事件，路径和背衬成分虽未在语言表层得以编码，但并不影响意义构建，运动主体“他”是生命体，能够进行运动，“他走”就是这个句子所传达出的有用信息。在“这条路开始走”这句话中，道路是无生命物体，本身不能够运动；但句子又缺少路径信息，听话者无法构建起一个主观位移事件，也无法推断道路的形状特点及位置信息，所以只能判断句(18)是不可接受的句子。

(三)方式信息的受抑制性及理据

与路径信息不同，主观位移事件中的方式信息不一定要在语言层面进行编码，如例句(24)到(26)，就没有传达任何关于运动方式的信息。另一方面，在主观位移句中也可以使用能够提供方式信息的动词或状语，如例句(27)到(29)。

(24)如今一色的柏油路通向国道，通向市区，通到每家每户的门前。

(25)这里上有天柱山，下有陡砣岩，从江面能见其雄峻峭壁，沿江公路可进入石屏，中有一线天相通，石质很好。

(26)此外，在天津境内，津静、津涞、京宁公路汇合进入静海县的西流城大桥桥头，几名身着类似警服的人员在拦截运猪车辆。

(27)盘山公路像一根柔软的细线，在崇山峻岭间绕来绕去。时而沉入幽深阴凉的谷底，时而跃上横空出世的山脊，时而缠绕在万仞绝壁，时而穿行在千米洞隧。(李永君《边走边想》)

(28)她之前所走的那条小径本来是缓缓地上升，现在它开始往着一个河谷下降。

(29)它是三座并列的山峰，于幽谷中笔直地伸向蓝天，犹如倒托的玉笔。

不过，方式信息在主观位移句中的表达是受到抑制的，这首先表现在并不是所有的方式动词都可以用在主观位移句中。汉语中有丰富的位移方式动词，下面是从林杏光等编著的《现代汉语动词大词典》中摘录的部分位移方式动词：

〖GK2!HTK〗奔、蹦、插、冲、闯、登、躲、翻(～过去)、飞、拐、逛、跪、滚、滑、划、挤、跨、拉、溜、遛、流、漏、冒、碾、撵、挪、爬、攀、抛、劈、跑、喷、漂、泼、扑、塞、闪、射、渗(～出来)、甩、摔、踏、弹(～起来)、逃、跳、踢、游、撞、转(～悠)、追、走、奔跑、奔走、漫步、徘徊、攀登、跑步、散步、跳跃、游览、追赶

在以上这些位移方式动词中，有些方式动词如“跨”、“爬”和“攀”等可以用在主观位移句中，而大部分位移方式动词都不可以用在主观位移句中。

主观位移句中方式动词的受抑制性还体现在使用量上。Talmy提出，世界上的语言根据编码路径的方式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动词架构语言(Verbframed language)，如西班牙语、法语、日语等。在这类语言中，路径信息常由动词表达。另一种是附加语架构语言(Satelliteframed language)，包括英语、德语、俄语、汉语等。这类语言采用附加语编码路径。Slobin等人研究了此类型学上的差别在人们描述运动事件过程中的影响。他们发现，与动词架构语言相比，附加语架构语言拥有大量表示各种运动方式的动词，并经常使用这些方式动词表达运动事件，由于采用附加语编码路径，方式动词与附加语的各种组合可以轻松地传达方式和路径信息。在Talmy的二分法以及汉语的归属问题上存在很多争议，我们在这里只关注汉语运动事件中方式动词的使用情况。很多研究都发现，汉语在运动事件中方式动词的使用上表现出与附加语构架语言相似的特点。根据李雪的汉语样本调查，在500例汉语移动事件描述中，方式动词有486个，占移动动词总数量的70．23％；路径动词有204个，占移动动词总数量的29．48％。这些都是基于真实运动情境得出的方式动词使用特点。我们不禁要问，汉语主观位移句在方式动词的使用上有什么特点？

我们从《旅痕处处》、《我的家一半在台湾》、《关山无限》、《边走边想》、《行走台湾》和《回看天际》六本游记散文中搜集到了91个主观位移句子。在这些主观位移句中，共使用了118个动词，其中只有8个是方式动词，而路径动词多达107个，远远超出了方式动词的数量；此外，还使用了既不表路径也不表方式的动词“行”。数据显示，主观位移句中的信息表达特点与真实位移句不同，方式动词的使用受到了极大的抑制。

除了方式动词，状语也可以表达方式信息，在主观位移句中，方式状语的出现也受到了限制，有些词语，如“缓缓地”、“笔直地”、“一直”和“径直”等，可以用在主观位移句中，而“急促地”、“一溜烟儿地”、“猛然地”和“疯狂地”等词语则不可以出现在主观位移句中，如句(30)到(32)所示：

(30)河畔的草地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草地了，地势开阔，一直延伸到远处的树

林，一副浑然天成的田园风光，没有人工雕琢的痕迹。

(31)这片苍莽的世界风清气爽，气候酷烈，强硬的大路笔直地通向远方。

(32)这条公路急促地/疯狂地/一溜烟儿地伸向丛林里。

Matsumoto在对比英日主观位移句时还提出了一个方式条件。他认为英语和日语均满足此方式条件，即运动方式不能体现在主观位移句中，除非运动方式用来表明路径特征。在分析汉语语料后，我们发现汉语主观位移句同样满足此条件。

方式信息的受抑制性也可以从主观位移句的概念层面得到解释。一个主观位移句虽然包含位移动词及其他运动信息，也可以激活某种模拟运动，但它最终是对某一静态场景的描写，要传达的是凸像的形状特点、地理位置、与背衬的相对位置等信息。我们从有关运动的信息中构建起一个运动事件，通过整体―部分概念转喻可以推断出它的一个子域“路径”的信息。在分析主观位移句的概念结构时我们指出，主观位移的路径即是凸像本身，那么，关于路径的信息也是最终指向凸像特征的。所以，主观位移句中的运动信息需要最终指向和反映静态空间的特点，特别是凸像的特点。如果一种运动信息不能够最终反映静态空间的特点，那么，它在主观位移句中的出现就会受到抑制，它的出现就是冗余的，因为它所提供的信息会影响一个完整、逻辑、有意义的概念结构的形成。“缓缓地”和“笔直地”等词语可以出现在主观位移句中是因为它们所提供的方式信息可以投射到静态空间中去，表达了凸像的形状特点；相反，“急促地”和“一溜烟儿地”等词语提供的方式信息无法最终指向静态空间特点，所以，这些词语通常不能用在主观位移句中。

四、结语

移动通信的基本概念范文第3篇

关键词：概念漂移；数据流；数据挖掘

引言

数据流概念漂移的研究在机器学习和数据挖掘领域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并在处理途径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从2000年开始，数据流概念漂移分类研究进入了快速发展期，研究人员开始考虑更加接近实际状况的数据流概念漂移。从近年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领域的一些国际权威期刊和国际顶级会议上发表的论文来看，数据流概念漂移挖掘和分类研究正日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对数据流概念漂移的研究已经开始与转移学习、进化计算、特征选择、聚类、时间复杂度分析、社会计算等结合起来。因此，从趋势上来讲，已有各种模式分类的理论和算法都可与概念漂移相结合而引出更多新的研究问题。

1 数据流概念漂移的概念及处理方式

某些文本的类别特征往往对它内部所包含的一些“隐性内容”具有很大的依赖性，这种现象通常被称为概念漂移。随着时间的向前推移，其中的这些隐性特征不断发生着细小隐蔽的变化，这些变化事先不易预知，事后也不易觉察，但是，当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却会导致整个目标概念发生变化。Schlimmer（1986）对概念漂移做出定义，认为其是环境的隐藏性变化而导致目标概念发生变化的过程。许多真实学习任务的数据都是从某一特定的扩展时间段之内收集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背景环境发生变化不仅会导致目标概念本身发生变化，还会引起数据集的分布发生变化。Lidmer（1993）把环境的隐藏性变化导致目标概念发生变化的过程称为真实概念漂移，把环境变化导致数据集分布发生变化的过程称为虚拟概念漂移，这两者可以同时发生，也可以只有虚拟概念漂移发生。

数据流中的概念流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进行处理：基于窗口的方法、基于重量的方法以及集成分类。基于窗口的方法是通过选择一个固定的或动态的滑动窗口构建一个分类模型，在分类精度的基础上调整窗口的大小（Lee，2009）。在以重量为基础的方法上，每个训练实例被分配一个权重。最流行的演变技术来处理概念漂移的数据流是使用集成分类（分类器的组合），几个输出分类器的组合是用来确定最终的分类，这通常被称为融合规则。另外，在每个时间点的个体输出分类器上分配权重，权重通常为一个历史表现函数，通过使用交叉验证过去或估计的函数。

2 数据流概念漂移挖掘研究现状

为了从大量来自真实世界的复杂数据中提取最有用的信息和知识，在过去十年，各种数据挖掘算法已经被提出和发展。Masud等（2011）建议在真正的标记新类型的实例之前应使用分类器来检测新的类别。为了确定每个个体是否属于某一新类型，其分类模型有时需要收集更多的测试实例来发现数据之间的异同。Polikar（2011）也推出了可以渐进式学习流的分类器集合体，并命名为学习+NSE方法，通过当前和过去的环境动态加权多数表决技术结合这些分类可以调整各个分类时间的准确率。Song（2010）提出了一种基于关联规则的关联分类算法的数据流，其工作宗旨是发现各项集之间的关系，并从输入的数据集中提取一套完整的频繁模式。

Surace（2008）应用了人体免疫系统拓宽的一般特性集和时间序列异常检测，其中系统或结构的正常状态可能会改变。Tsai（2007）提出了一个新的挖掘树规则概念流，被称为CDR-树的规则挖掘数据流的概念。CDR-树能有效地提取决策中的每个数据块的分类模型。Haggett（2005）提出了包括神经探测器与动态预测编码为特定应用程序的属性提取系统，它在各种情况下都胜过专家的方法。Maloof（2003）针对使用动态加权多数性能变化问题，提出了一个为创建动态流概念和删除加权的集成方法，其通过培训网上学习者的综合能力以及基于所述集合的全局性能添加或移除的能力。

3 数据流概念漂移分类研究现状

在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领域中的数据流分析和挖掘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研究，它最近受到许多计算智能研究人员的关注（Holmes，2012）。数据流分类是提取知识和连续数据点信息的方法（Read，2010）。在数据流中的数据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所产生的，并且不能由任何预先定义的顺序来控制。一个数据流与传统的静态数据或数据库相比有非常多元化的特点，包括：动态、无限、高维、有序、不重复、高速和时变（Zliobaite，2009年）。大多数现有的数据挖掘技术不能检测及在数据流环境中进行分类（Qin，2007），因而现有的挖掘模型会将这些分类新实例与类标签弄错（Biswas，2004）。因此，这样的数据流分类需要不断更新和再培训通过在线数据流中标记新来的数据。

新类型检测数据流概念漂移是必需的，因为目标类的统计特性在不可预见的方式随时间而改变，并且必须是任何实际的数据流分类技术的一个组成部分。目前，主要有两种数据流的分类方法：单一型号的增量分类和基于分类的集成模型。单一模式分类技术逐步更新为新数据的单一分类器，以应付数据流的演变；同时，一种综合的方法是使用组合或一组分类器，相比升级一个单独的模型，构建整体模型会更有效。比起单一模式分类技术其也有较高的分类正确率，这拓展了以前在数据流概念漂移中的新类型检测的处理方法（Farid，2012）。

4 结束语

数据流概念漂移是数据分类过程中最棘手的问题，当前不少学者对该问题提出了许多算法和集成分类器方法，尤其是近年来的相关研究，使其成为当前数据挖掘领域研究的热点和前沿问题，文章对该问题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和评价。

参考文献

移动通信的基本概念范文第4篇

关键词：基坑工程概念设计；现场监测；信息化施工

中图分类号：U41 文献标识码：A

1基本概念

1.1土压力计算的水土分算与合算

有效应力原理，是土力学最重要最基本的原理之一，也是基坑工程设计者必须深刻理解牢牢掌握的基本概念。如果不熟悉有效应力原理，选择试验方法时就会陷入盲目性。无论应力路径还是排水条件，试验条件与现场条件不可能完全一致，只能近似地选用较合理的方法。

采用水土分算还是水土合算方法计算土压力是当前有争议的问题。按照有效应力原理，土中骨架应力与水压力应分别考虑。从原理分析，“土水分算”优于“土水合算”，因水土分算方法概念较清楚，符合有效应力原理，但在实际应用中也存在有效指标确定困难与无法考虑土体在不排水剪切时产生的超静孔压影响等问题。

1.2土压力计算中的强度指标

三轴剪优于直剪。但在做实际工程设计时不一定如此，因为实际操作时，三轴试验费时费力，对土样质量要求高，对试验人员素质要求高，否则试验成果不稳定，甚至反而不可靠。

按照土力学基本理论，采用水土合算原则计算土压力时，相应的抗剪强度指标应采用土的总应力强度指标C、φ。采用水土分算原则计算土压力时，相应的抗剪强度指标应采用土的有效应力强度指标C/、φ/。然而，目前的基坑工程设计中通常还是采用直剪固结快剪指标C、φ进行设计计算的。这固然与基坑工程设计的习惯有关，也与目前的岩土工程勘察报告中一般不提供土的有效强度指标C/、φ/数值，仅少量工程提供三轴固结不排水剪指标Ccu、φcu的现状有很大关系。

从符合土力学基本原理以及不断提高基坑工程设计水平的需要出发，基坑工程土压力计算应逐步向采用三轴固结不排水剪指标Ccu、φcu的方向发展。

此外，常规三轴试验通常是与竖向加荷情况相对应。在基坑开挖过程中，土体的应力路径与竖向加荷情况不同，坑底土和墙后土分别表现为竖向卸荷与侧向卸荷。由于土体的强度指标与应力路径关系密切，因此合理的强度指标确定方法应根据基坑开挖工程的特点，通过三轴卸荷试验进行。

1.3地下水

分析基坑工程失败原因可知，直接或间接与地下水有关的占大多数，这就与设计者不熟悉水文地质原理，不清楚水文地质的基本概念有关。

强透水性地层具有静水压力，众所周知，没有争议；弱透水性地层有没有静水压力，看法就不同了。有时，弱透水层的开挖面上出水很少，并不说明静水压力低，而是由于不符合静水压力的条件。

有多层地下水且有越流渗透条件时，流线和水头的分布也不同于静水条件。因此，设计者必须牢牢掌握渗流运动的原理，当有稳定渗流时（包括越流渗透、坑内或坑外降水）进行流网分析，有利于掌握基本概念，合理地进行地下水控制设计。

2基坑工程计算分析

基坑工程设计时进行计算是不可缺少的，但也不能盲目相信计算。应从定性的概念分析人手，抓住关键问题，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定量分析。

2.1挡土结构上的土压力计算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从土力学这门学科的土压力理论上讲，根据不同的计算理论和假定，得出了多种土压力计算方法，其中有代表性的经典理论如朗肯土压力、库仑土压力。但不论是库伦还是朗肯建立土压力理论时，都是用于重力式挡土墙，先筑墙，再在墙背后填土（一般为无粘性土）；而现在的基坑工程，则是在土中筑墙或桩，再开挖卸荷，墙背后原状土。无论支挡结构的型式、土的性质、施工次序、土中应力路径都有很大不同。

2.2库伦-朗肯理论假定，破裂面是平面，破坏土楔是刚体，这与实际情况出入较大，尤其是被动土压力。库伦-朗肯假定的墙为无限长，是平面问题，而基坑工程是空间问题，在基坑转角附近误差较大。

2.3无论主动土压力还是被动土压力，都需要一定的位移量才能达到，而过大的位移量对工程又是不容许的。实际动用的土压力力一般为静止与主动之间或静止与被动之间的土压力。

2.4作用在支护结构上的土压力及其分布规律取决于支护体的刚度及侧向位移条件。

刚性支护结构的土压力分布可由经典的库仑和朗肯土压力理论计算得到，实测结果表明，只要支护结构的顶部的位移不小于其底部的位移，土压力沿垂直方向分布可按三角形计算。但是，如果支护结构底部位移大于顶部位移，土压力将沿高度呈曲线分布，此时，土压力的合力较上述典型条件要大10%～15%，在设计中应予注意。

相对柔性的支护结构的位移及土压力分布情况比较复杂，设计时应根据具体情况分析，选择适当的土压力值，有条件时土压力值应采用现场实测、反演分析等方法总结地区经验，使设计更加符合实际情况。

由上可知，库仑-朗肯土压力理论与基坑工程的实际出入相当大，是很容易理解的，如设计者对这些概念是清楚的，就不会过分相信计算结果了。

3现场监测和信息化施工

深基坑施工中的监测工作是指导施工、避免事故发生的必要措施，也是进行信息化施工的手段。近年来，有的基坑工程为了节约而不安排监测，或减少监测费用；有的工程对测试数据不认真分析，或者分析水平不高。因而造成各种大大小小的事故和不应有的损失。

随着施工的进展，根据定期监测得到的信息，与原来的计算结果比较，并反演计算参数，根据反演参数重新分析计算，必要时适当修改设计或施工步骤，再继续施工和监测，如此一次一次地反复，一次一次地趋于正确，这就是反分析法或信息化施工，已被广大岩土工程师接受。

注重现场监测和信息化施工，是概念设计思想的自然延伸，这方面已获共识。概念设计是一种设计思想。设计者应当具有探索精神和创造精神，不能满足于现成的公式；要充分掌握情况，深刻理解原理，不要犯概念上的错误；不能机械地照搬经验，要在相关理论的指导下，借鉴已有经验进行分析和判断；事先的定量计算只是一种估计，只有原型工程的实测数据最可信。

结语

岩土工程最突出的特点是不确定性。基坑工程设计强调概念设计，集中体现了辨证发展的理念。

移动通信的基本概念范文第5篇

[关键词]：模型人、理性、选择、背景、过程

Foundations of Migration theory:

An Analytic Framework of ‘ Verstehen Demography’

1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Beijing School of Administration， Beijing 100044，China; 2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Stud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3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Study ， Renming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4 China National Committee on Ageing， Beijing 100011， China;5 China National Committee on Ageing， Beijing 100011，China)

Abstract: Generalizing and advancing the new research paradigm of population theory provided by Brujin. This paper provides an analytic framework of “Verstehen Demography”. Synthesizing some study fruits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different research methods， it also brings forward a interdisciplinary theory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migration behavior from such four levels as the conception hypothesis， inchoation， context and time dimension of migration behavior.

Key words: model of man、ration、choice、context、process

前言

人口学家研究出生、死亡和迁移等人口现实，过分专著于数据开发和统计描述这样的定量分析，而对人口的概念和理论解释似乎重视不够。尽管数学模型和统计分析是人口学学科的重要特征，但不论定量分析多么复杂和完善，单独的定量分析对于解释、理解和预测人口现实，进行人口干预和制定人口政策还远远不够，定量分析本身并不能完全实现作为一门的人口学所有任务。人口学理论不仅仅是一个学术，他还可以为有关的人口政策提供适当的理论基础。最近一个时期，政府出台的与人口领域有关的政策（如农民工问题、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等），把目标从完成人口目标转向人口福利，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说明对人们决策和行为方式进行基本的和科学的理解的重要意义。而这恰恰是人口学今后一个时期需要重点研究的课题。

布如金先生[1]在他的《人口理论的基础：选择、过程、背景》中，提出了人口理论研究的新范式，本文对其概括和扩展，并将其定义为“理解人口学”的分析框架，同时，综合部分迁移研究成果，为分析人口迁移行为提供一个交叉学科的视野。

1.“理解人口学”的分析框架

科学的任务是对人类行为以及它的可预料到的和未预料到的后果进行理解。理论框架的一个重要作用是阐述与研究课题有关的变量和实体之间的关系。社会理论中，理解的功能是回答为什么存在这样一种关系的问题。充分的理解需要整合不同的分析层次。关于分析层次，林得伯格[2]-[3]提出了学科的“分析首位”的概念（analytical primacy）：理论首位和分析首位。他认为，在社会学和微观学中，分析首位在宏观层次，而理论首位在微观层次。

按照林得伯格的划分法，人口学的分析首位在宏观层次，它首先关注的是对宏观层次的要素的解释：人口规模、年龄和性别分布、分年龄生育率、迁移和死亡率、结婚模式，以及按照社会经济和社会文化标准划分的亚人口群体的差异。而人口学的理论首位则在微观层次，集中解释个人的行为。宏观层次的人口现象是微观个人行动和相互作用的结果。受微观经济学和社会学几个重要分支学科的，人口学的理论探讨需要整合微观层次的分析，这是达到对研究主题理解的必不可少的研究设计。总之，社会理论的视角有助于人口学形成理论分析框架。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社会理论的起点是“理性选择理论”，“理解人口学”也采用相同的起点。科尔曼[4]方法论个体主义的认为，为了理解社会现象，我们必须强调产生这种现象的因果机制。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的描述遵循科尔曼的思想。人口学的结果（如迁移量）位于社会层面，而联系结果和决定因素的过程则处于个人层次，这种考虑关注对人口行为的理论思考，涉及需要形成关于产生迁移模式和规模的个人行为的理论。尽管这里的理论探讨采用微观方法，但不排斥宏观层面上社会环境的结构的重要影响。它只规定评估背景对个人行为影响的理论方法必须与对个人行为的描述相一致，以及背景与个人行为相互作用的方式。除了确定个人行为转变为社会结果的机制外，科尔曼提出了综合解释社会现象的三个主要理论任务：一是评估个人行为的背景的理论方法，二是背景影响和构建个人行动的机制，三是个人行为的理论。与方法论个体主义相一致，科尔曼认为解释社会系统，直接关联宏观层次的单个命题分解为三个：一是描述社会特征的独立变量和描述个人特征的依赖变量；二是描述个人特征的独立变量和依赖变量；三是描述个人特征的独立变量和描述社会特征的依赖变量。这种探讨意味着理论框架中几个分析要素的意义：评价个人行为背景的理论方法（宏观层次）；背景影响个人行动和使个人行动结构化的机制（宏观与微观的连接）；个人行为的理论（微观层次），转变机制（微观与宏观的连接）。一个完整的理论应包括这四个要素，但实际上很难做到，这就意味着要接近对人口现象的充分解释，我们必须依靠局部理论，这样，不可避免地导致分析的不足。

在微观层次与宏观层次转变上，方法论个体主义与理性选择理论提倡的基本理论框架遇到两个问题：社会文化背景和社会经济背景影响个人的方式，一致的个人行为如何转变为社会的或集体的现象。这两个问题涉及微观和宏观的鸿沟，也是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核心。人口学的理论分析也不例外。因此，“理解人口学”的解释计划包括：个人行为理论，背景以及背景与个人行为的关系，此外，时间和个人的概念也被考虑进来，以便更多从动态，而不仅仅是静态的角度探讨。

像其他形式的人口行为一样，迁移可以被看作总的现象，也可看作是个人行为。前者探讨迁移的模式和趋势，区分迁移者的特征，探讨与人口迁移有关的社会经济和生态因素。后者则分析微观层次个人的迁移选择。尽管探讨的角度不同，但都是为了理解人类的社会行为。与方法论个体主义一致，遵循科尔曼提出的命题的基本安排，我们使用的理论框架实际上是多层次的，具体包括：

I. 迁移行为的概念假设

(i) “模型人”假设（model of man）

(ii)理性概念和构成

II.迁移行为的发端：选择

(iii)信息在选择和背景中的作用

(iv)选择的动机

(v) 决策的方式

(vi) 控制

III.迁移行为的外部环境：背景

(vii) 制度观点中的背景：制度的分析方法

(viii)赋予意义和指导行为的制度和规则

(ix)制度的类型

IV.迁移行为的时间维度：过程

(x)静态与动态的探讨:时间因素

(xi)生命进程的分析方法

(xii)个人的发展阶段与迁移

2.迁移行为的概念假设

象经济学中“经济人”假设一样，以下的分析首先从假设开始，因为预先设立的假设是理论分析框架中对概念进行选择和阐释的关键。

2.1模型人假设

人口学与社会和行为科学一样，需要探讨人类行为。分析人口行为主要基于“模型人”的假设，“模型人”概念是关于“人的本性，基本能力和局限以及行为的驱动力”的基本假设，“模型人”最重要的作用是为分析和研究提供理论的指导，它不仅影响所要研究的主题，还影响探讨最有意义的分析要素所使用的工具。评价“模型人”概念恰当性的主要标准是：它能否准确地说明人们的行为[5]。 作为对人类行为的一种抽象，“模型人”的功能不是阐述一个具体个人的行为，而是人们一般行为的主要原则。

像任何社会科学一样，人口学依靠关于人们通过行为引起人口现象产生和变化的具体假设。模型人概念构成一套基本假设，对于理解人类行为，特别是迁移行为具有意义。模型人假设涉及人类行为中精神力量的作用，决策中动机和理性的重要性，个人的社会嵌入，个人发展中的时间依赖等等。在考察人口行为的时候，我们还需要注意，行动者在唯意志论和决定论的连续体中所处的位置。唯意志论的“模型人”概念首先强调人的内在的方面，如个人动机、内在的反应和创造力；决定论的“模型人”概念认为外在的和内在的动力影响人们的行为，这些动力通常按照环境的限制和内在的驱动分别定义[6]。

2.2理性概念和构成

在社会科学研究和日常生活中，理性被作为解释、理解和预测行为结果的准则。理性的要素一般被假定为构成行为，特别是决策的基础。尽管如此，理性仍是一个含糊的概念。在科学研究和日常世界中，理性的概念是有差别的。依据的领域，理性具有描述的、规范的和规定的内涵意义，如在决策领域，理性有时指选择的过程，有时指选择本身[7]。相应地，理性可以分为效用最大化的理性，或从广义上讲，有过程理性、有限理性、背景理性和表达理性等等。社会科学中如此多的理性观点，问题是：理性行为意味着什么？，或更具体地说，理性选择意味着什么？有这么多的理性概念，哪种理性概念更好地用于理解人口行为，以及它的局限是什么。

不同理性概念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它在分析人类行为中的手段与目的时，处于中心位置。本文重点阐述以下被用于分析人口行为的四个理性概念。

第一，实质理性：理性行为的基础。实质理性，或者叫工具理性，是社会科学中运用最广泛的概念。实质理性指在给定的条件和限制下，以最优的方式完成既定的目标的行为[8]。实质理性概念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最大程度地被运用，同样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理性选择社会学中被运用。在实质理性的决策探讨中，理性人是追求效用最大化者，他对可利用的手段及其后果有清醒的认识，并有能力按照偏好顺序评价它们（偏好次序对于决策问题来说，通常被假定是稳定的、一致的、精确的和外生的）。

第二，有限理性和背景理性。理性行为只能在决策背景中，按照目标、机会和限制来评价。这些条件和限制可能是客观的环境特征，可能是被知觉的特征，也可能是决策者本身的特征。类似地，目标可能是行动者的目标，社会系统的目标或者观察者赋予的目标[9]。需要注意的问题是：真实世界的客观抉择与决策者所考虑的是否一致，观察者从以完成的行为中推断的偏好与推动行动者行动的意图时候一致，特别是在复杂情形下，真实的环境与行动者感知的环境可能有相当大的差距。

第三，过程理性。如果我们接受有限理性这个命题，承认真实世界与决策者感知的世界有差距，那么选择理论必定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思考所选择实质，二是形成行动者对于决策问题的主观描述的过程。换句话说，理论必须解释现实的特殊方面，而不是其它方面，如何引起决策者的注意。偏好的形成和次序如何显现，推理过程如何运用于引出如此描述的后果。过程理性指形成行动者对于决策问题的主观描述的过程。过程理性的引入有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它为决策和行为引进了动态的观点。二是过程理性把选择嵌入到更广阔的社会和背景中。三是涉及研究和分析方法的转变。

第四，表达理性。表达理性与过程理性一样具有动态的特征。过程理性关注形成和改变决策者的手段-目的框架的过程，如果说过程理性更多关注手段的话，表达理性则更多关注目的，在表达理性的观点中，目标本身成为评价和选择的主题。

2.3小结

为了更好地解释和理解人口迁移，我们需要理解迁移行为的性质，因此，采用微观的视角是最恰当的方法，因为这种观点把个人行为看作是理解人口迁移现象的主要工具。根据上述，本文假定个人迁移是自由决定的和理性的，迁移者理性遵循上述理性原则。为了分析的方便，本文只分析自愿迁移，而不考虑受强制的迁移。3.迁移行为的发端：选择

作为理解人口行为的一般，选择不只是探讨决策概念，我们从涉及模型人、相互紧密联系和部分重叠的四个方面阐述选择概念。一是宽泛的理性概念的；二是在更宽泛的认知视角中探讨选择所处的位置，而认知观点探讨人口行为中信息和认知的作用；三是在结构化信息的背景中选择决策的状况；四是选择的观点适用于特殊的人口领域。在这个概念模型中，信息提供了综合效力。认知计划的概念作为个人思考和精神上构建的信息，进入决策过程，并将信息、选择和行为联系起来。李 [10] 认为，迁移不可能不具有选择性，选择的种类各不相同，对某些迁移流讲是积极的，对另一些则是消极的，把迁移者归在一起，选择往往具有双向性。

3.1信息在选择和背景中的作用

信息可以被定义为存在的和传送的知识。信息作为一个解释概念，整合各种与选择、背景和相联系的观点。使用这样的中层概念引出了许多：信息包含什么，信息的内容，我们如何理解人们知觉和行为的信息，在注意、选择、加工和自制信息过程中，哪种认知被包含在其中等等。阐述信息概念，目的是为解释构成概念框架的各种要素和过程提供一个共同的根基。这样一来，信息概念不仅保证框架内某种程度的协调一致，而且在更高层次上，作为整合各种行为的一种手段。大多数决策理论的不足是他们忽视了思考是如何产生的这样一个问题，另外，许多选择理论的弱点是采用静态的观点，忽视了个人思考是不断变化的问题。

信息概念应当包括情感成分，然而，许多理论倾向淡化或忽视情感的作用。如果情感被看作行为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那么概念框架就应当整合情感因素，因此，从过程理性考虑，情感是决策的一个内在因素。另外，认知计划(cognitive schemes)也应被纳入分析中。

迁移决策受到两种基本信息的影响，一是信息不能用钱购买，而与时间相关，如在“行动的未来后果”的决策模型中，未来向量和未来效用函数。二是在迁移决策中可以用钱买到的信息，这种信息与“精神映像”(mental map)和“意识空间”(awareness space)紧密相连。有表明，朋友、亲属、市场、大众媒体和政府是迁移选择的主要信息来源[11]。学家用不完全信息、信息不对称、风险厌恶、不确定性等概念研究迁移选择。

凯兹和斯达克[12]分析了信息不对称对迁移的影响，信息不对称可以从定性和定量上改变迁移人口的分布，并会降低迁移者的技能水平，恢复信息对称的办法对迁移模式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阔克和莱兰德[13]用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理论模型研究发展家“脑流失”现象，发现本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的不完全性，将驱使本国优秀的毕业生到国外留学深造，但是当这些优秀的毕业生在国外完成学业时，本国的劳动力市场又不能够吸引其中最优秀的群体归国，本国所需要的优秀毕业生群体绝大部分就因此而流失了。迁移行为不仅是理性的，也受到情感的影响。“决策的冲突模型”强调迁移决策过程中情感构成成分的意义，把紧张作为决策冲突的源泉，把生理和心理的紧张和社会症状归因于预知的由决策导致的预期损失[14]。

3.2动机

如果我们研究的目标是理解人口迁移行为，那么，我们必须对动机的内容、结构和起源做具体的说明。根据社会学家、心家的经验研究，动机的内容概括为：身体福利（如良好的健康状况等）；物质福利；安全；归属（如爱、亲密等）；社会地位（如社会赞同、威望等）；权利；自我尊重；内在的愉快状态（如满意，不确定性的降低等）；创造力。行为的产生来源于环境事件和生理的或情感的状况。社会理论认为行为的动机产生于情感的唤起、个人的经历，观察到的他人的经验，社会学习理论承认动机的内在的和个人的背景，以及环境的背景。此外，一些共同特征（如生命进程的经历）和直接的交流（如个人交流、信息传递等）对人们的动机产生结构性的影响。

奥兰博格[15]提议用这样一个考察迁移的构架： 以个人支持迁移的动机和个人迁移的障碍因素作为发展迁移理论的起点。还有学者认为，迁移动机理论有经济最大化理论、社会流动（追求社会地位）动机、居住满意动机、生活方式偏好动机等，但要充分理解迁移决策和随后的行为，需要整合社会层次的因素和个人层次动机，“价值-预期”模型是研究迁移动机和决策的有前途的框架，在这个模型中，迁移被看作是一种工具行为，与迁移有关的价值（目标）包括财富、地位、舒适、激励、自由、归属和道德观七个方面 [16]。这里，我们需要进一步将社会心理学的理论方法引入迁移动机的研究中，研究价值如何形成这样一个问题。

3.3作为过程的决策

尽管有许多关于决策的不同观点，但它们有三个共同的基础。一是面向选择的一套可供替代的抉择；二是评价这些可供替代的抉择的后果；三是按照一些规则和标准选择一个特别的方案。这三个划分只是为了分析的方便，实际上它们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关于第一个方面，最重要的问题是：谁的抉择，什么样的抉择和为什么是这些抉择。第二个方面直接触及人类行为的动机方面。第三个方面涉及决策规则的问题，被嵌入到关于决策方式的更广阔的视野中。大多数选择理论用静态的方法描述决策，通常认为在决策过程中，时间和次序对于理解选择和选择的结果没有什么影响，很少考虑选择的动态方面。作为过程的选择，至少要包括三个方面 [17]。一是具体的选择和决策规则的构建。二是“序列决策”，即在动态的生命进程中作为经历成分的连续决策。三是作为过程的决策，它的阶段顺序。

鲍格[18]认为传统的“推-拉”理论对迁移微观研究的解释力有限，因为个人迁移决策中包含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因素，所以用“成本-收益”方法取而代之。达万佐 [19]把迁移看作人力资本投资，认为迁移收益需要一段时间的积累，才能得到。他进而建议在迁移决策研究中，使用纵向调查数据、收集影响迁移决策的信息，分析迁移者个人特征对迁移的影响、建立变量解释谁迁移和为什么迁移、解释迁移者对目的地的选择等等。

3.4控制

对选择理论一个最近的贡献是加入了“控制”概念，控制机制对人们的决策和至少部分独立于动机之外而实施的某种决策有显著的效应。将控制融入选择理论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它可以减轻影响行为的被决策赋予的唯意志特征。

有的学者批评选择理论过分依赖模型人，在选择概念中，或明或暗地，处于中心位置的动机突出强调个人想做什么，而不是他或她能做什么，决定做什么和最终做什么。通常出现在选择理论中作为外部因素的行为限制，对决策过程没有什么影响，只对行为结果有影响。这就严重限制了选择理论对理解和解释行为的应用性。选择理论加进控制概念有两个意图： 一是增加研究非动机行为解释和理解的重要来源，二是在依赖、无知和不确定的环境下，在运用于行为的决策中增加保留空间。

几位心理学家强调人类行为中知觉控制的作用，罗特 [20]区分了内在的和外在的控制中心，并将其作为对某种行为和随后的表现进行选择的决定因素。在人口学中，控制的内在-外在中心被运用到迁移研究 [21]。另一个概念是自身效力（self-efficacy），它直接调节动机和表现 [22]。经验研究表明，如果缺乏自身效力，人们的行为趋向无效，即使他们知道要做什么。

4.迁移行为的外部环境：背景

对于迁移来说，宏观影响因素的重要性不仅仅局限理论意义，并且有直接的政策意义。因为政府按照他的性质来说，一般从宏观角度制定政策，以影响人口的分布和流动。通常影响迁移的宏观因素分为经济、、社会态度、文化、制度气候等等。弗里德曼[23]区分了两种宏观变量，一是背景变量（contextual variables），指总的个人特征（如人口的水平）；另一个是环境变量(setting variables)，指整个人口的特征 [24]。宏观因素如何与微观迁移行为分析相连接，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4.1制度观点中的背景：制度的分析方法

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越来越意识到：要理解学科研究的对象，至少要把所要评论的现象，部分嵌入到产生此种对象特殊的背景中去。不论这些现象是社会系统和制度或个人选择和行为，学科关注的兴趣越来越倾向于这些对象所发展的过程。在各种社会学科中，制度的方法开始占据着突出的位置，制度方法的发展展示着社会科学研究中出现的新范式的特征。尽管人口学的分支领域研究呈现相当大的异质性，但制度的方法通过一些人口学家的努力，似乎已经有了立足之处。制度的概念被用于分析个人行动的社会环境的结构和意义。制度概念的属性不仅包括诸如大学、公司等这样的背景实体，也包括共同的语言等。这些制度构成个人用特别的方式进行选择和行为的微观世界。制度概念还包括更抽象的诸如民主、宗教、性别、政策等社会建构。编制社会背景的制度按照共同的规则来解释。社会背景不能被解释为静态的，应被看作是动态的影响行为的社会建构。在迁移行为研究中，制度的方法对于分析社会背景要素，如市场、亲属关系、、教育系统、迁移政策等对于迁移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4.2赋予迁移意义和指导迁移行为的制度和规则

认知的观点认为，可按照共同的规则来解释社会环境中的制度。社会制度组成一套相对一致的构建现实和指导行为的规则。在对社会环境的认知-制度解释中，规则设想背景如何成为个体决策者有意义的背景的机制。有学者将规则区分为四种，即或然的、工具的、规范的和解释的规则[25]。或然的规则与习惯行为相联系，这种规则太习性化，不能解释迁移行为的社会模式，除非它有规范性的含义。工具规则指完成任务的技术上的有效性。规范规则指行为受到外部力量加强的影响，它体现了规则的特殊意义，涉及社会规范、惯例、行为准则等。解释规则指关于行动者、参与者和情境的限定和分类的主观信息，以及关于行动者、目标、事件和条件之间关系的信息。从社会理论的观点来看，规范和解释的两种规则在描述和解释不同社会背景中的行为模式最重要，他们分别被称为指导行为的规则和赋予意义的规则。这些复杂的行为指导的规则和意义赋予的规则为与迁移行为有关的认知、动机结构、决策方式和知觉控制提供了解释的背景。

4.3制度的类型

从广义上讲，制度通常分为四类：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制度的方法承认社会复杂的结构和组织以及具体的环境影响迁移行为。本文重点阐述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对迁移行为的影响。社会制度特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家庭。家庭结构和功能通过影响动机四个组成部分中的任何一个影响迁移决策，即激励（或目标）、动机、可能性和预期（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动机的四个构成可以被看作联系环境、社会文化、家庭和个人实际决策过程的“中间变量”。家庭有三个功能影响迁移动机：一是家庭作为生计单位，他给家庭劳动力安排不同的角色等等；二是家庭作为社会化，培养家庭成员的态度、价值观、责任感和适当的行为，对迁移行为有重要的影响；三是家庭作为社会群体和社会，特别是扩展家庭在地理上的不同分布，对迁移决策过程产生影响。强调家庭在迁移决策过程的重要性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制度结构和功能的变化对迁移决策的意义；二是用动态的观点考察对制度结构和功能变迁以及对迁移研究方法论的意义 [26]。政治制度是指权利的关系和资源的可得性。中国长期实行二元结构和严格的户籍制度，在这种政治背景下，迁移选择的机会有限。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府正在逐步消除二元社会结构，放松户籍制度，人们的迁移选择的余地越来越大。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们需要从动态的角度研究制度变迁与迁移选择转变的相互作用关系。当然，制度的分类知识为了分析的方便，实际上，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制度是交织在一起的，共同对个人的迁移行为产生影响。5.迁移行为的时间维度：过程

人文和科学把结构和过程视为它们学科两个相互依存的方面。在一些学科中，过程取向甚至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科学和行为科学关注的兴趣越来越倾向于现象的过程。虽然过程的意义在不同的学科或分支学科中是具有差异性的，并且过程的意义也与变迁、发展、变革呈现出不同程度的联系，但是有一点是具有共性的，那就是“时间因素”。尽管时间在人口和人口变迁的中占有显著地位，但是通常对它的理解是相当机械的；并且通常孤立于潜藏在人口变迁之下的社会和行为过程。

5.1静态与动态的探讨：时间的概念

5.1.1静态与动态的探讨的意义

动态和静态方法对它们所要研究的课题采取具有根本性差异的理解取向。静态视角关注结构和结果，并以静止状态去描述它们的研究对象。动态视角强调结构和结构由过程演化而来，并以动态演化过程去描述它们的研究对象。

无论是静态方法还是动态方法都运用时间概念，但是其含义是不同的。时间这一概念的内涵，可以理解为时点，也可以理解为变迁。静态视角把时间理解为时点，依赖于这种静态方法的解释持有这样的潜在假设：历史是无足轻重的，过去和将来的作用是一样的。然而动态方法，把时间视为动态变迁的过程。时间和发展、演化具有强烈的亲和性。时间可以被理解为衡量变迁的尺度。这种含义上的时间根本上区别于物理时间之处在于它们对所描述过程的不同理解：过程具有不可改变性，还是过程具有路径依赖性。

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课题中，静态意义的时间是没有充分解释力的。对动态研究方法日益高涨的关注可以解读为社会科学领域研究范式的转向。虽然在人口学中，这种向动态研究方法靠拢的趋势是可见的 [27]，然而威莱肯斯[28]认为人口学的标准还没有显现出这种范式的转型。他推断，动态过程方法（process approach）无论是对人口预测还是人口政策研究的改善都是一种主要的需求。他的著述的精华也被人口学之外的学者所采纳。

我们这里所想要说的是，如果概念框架能够转变向动态的概念框架，那么对迁移行为科学洞察，并且对这种洞察的实际运用，都能够获得提升。然而，以这种真正的动态解释并不是简单的加入时间因素，而是加入动态意义上的时间。在这样一种动态的视角中，事件的顺次或变迁被视为发展过程，在此过程在中，结果是早期环境的结果，而且环境是随时间变迁的。

5.1.2时间概念

时间维度可以划分为：一是历史时间，这是最具包含性的时间概念。二是制度时间，即指组成这些社会环境的各种各样制度的发展。三是社会时间，即隐含于年龄系统中的时间。四是个体时间，即与个体生命周期相关的时间尺度，个体时间代表着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动态时间概念，因为生命阶段，事件或现在的性格均被认为是生命过程中一个即时性的点，在生命过程中随后的结果是生命周期中早期环境、事件和经验的结果 [29]。五是过程时间，即在生命周期中，发展可以解释为生理、社会、心理方面的扩展，大量过程的组合建构出生命周期的具体形态和。由于本文研究一开始就采取微观层次的方法，因此个体时间维度，占据着核心地位。个体时间维度与动态概念框架的契合可以包容动态的选择和行为概念，这些选择和行为都是发展过程的结果。宏观环境变革的效应被假定为主要通过对个体生命周期的而发生作用。

在行为研究中，尤其是人口统计学研究中，年龄通常被当作一个主要的标准用来判断行为的时间调配，以及用于对情景和事件进行分类。然而必须清楚的是，年代学的年龄并不是个体行为的决定因素。年代学的年龄不能代表真正意义的导致特定生命周期模式的年龄概念。年龄不能解释行为，或者说不是变迁的原因；事实上年龄只不过是时间的流逝以及发展序列的阶段标志，同样年龄只不过是潜在发展过程一个简略的代表性术语。年龄及与年龄相关的行为和变迁仍然是时间的静态解释，除非年龄是意指潜含在其下的发展过程。行为被解释为过程，不是年龄，而是经验（过去的或预期的）划定出人们某个生命发展阶段的能力、观点和动机。段成荣 [30]认为，“时间因素”在人口迁移研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只要资料允许，就应该千方百计按照事件发展的真实时间顺序来处理研究资料。

5.2生命进程的方法

人口学中的行为和隐含其中的个体选择，如果它们的定位蕴涵在个体生命沿革过程的状态背景之中，那么这些行为和选择能够增进解释力。生命周期的方法提供了一种关于个体行为动态视角的适当解释。生命进程的解释力在于它以时间和发展的概念框架来组织相关的事件和因素，从而简化理解行为逻辑一致性的尝试 [31]。然而，应该注意的是，生命进程的分析不能够取代行为理论，由于生命进程本身并不能提供任何关于个人行为形成的假设，以及过程和事件之间的因果解释或机制。生命进程的概念应当理解为行为研究中的组织原则。

尽管学科方法的差异，但是大部分学科认同这一解释：即生命是以具有某种逻辑顺序的阶段发展结构呈现出来。生命进程分析提供了发现这些变迁结构的卓越分析工具，但是生命进程分析的局限之一是，它不得不依靠其他理论视角来解释隐含在这些变迁和结构之下的机制。主要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同学科对生命进程的理解出现了分歧。就人口学研究而言，鲜有运用生命进程的分析方法去深入探讨行为的逻辑原则。如果生命进程分析把生命细化为相关的组成过程或生涯，那么就能增大生命进程分析的分析潜能。生命周期的分析方法和生涯的概念，与勾画人们生命的社会、心理和生理的时间和发展概念相联系。关于个人行为的动态视角的细化包括生命周期的历史或纵向的含义，也包含生命周期的横截面的含义。

生命进程方法的本质是：分析单位为处于地理、社会、历史和空间的个人，家庭户或家庭的研究成为与生命进程连接在一起的研究。通过研究个人，生命进程分析承认人生经历的不同形式，并不试图把标准的或理想的生命路径强加给个人。另外，生命进程的核心概念不是“阶段”概念，而是“转变”概念[32]。

穆尔德 [33]用生命进程的方法研究了迁移行为，他提出迁移经历从属于“并行经历”（parallel careers）：Ⅰ发动经历（triggering career），指并行经历产生的迁移寻求达到的目标。包括：ⅰ事件依赖(event dependence)：在并行经历中如结婚、离婚、上大学或换工作，一个事件发生所产生的效应。ⅱ状况依赖(state dependence)：在某种经历中处于某种状态产生的效应。按照距离、方向和目的地的选择，不同的发动经历也会引起不同类型的迁移，事件和状态不仅影响迁移决策，也影响流动的类型。不仅如此，并行经历也会产生个人的资源和限制，这被称为条件限定的经历（conditioning careers）。如职业经历决定个人的收入和储蓄，家庭户经历限制个人迁移的自由，居住经历的投资可能限制随后的流动。

5.3个人的发展阶段与迁移

生命进程可以解释为包含各种发展阶段的发展过程，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表征，内化以前的经验并影响后来的发展。生命过程中某个个人位置反映了一组特殊能力，与他人关系，动机，责任，义务，约束以及对世界认识的集合。这些体现为在不同社会环境下人们生活过程中的可识别的各种各样的行为模式或发展轨迹 [34]-[35]。确切的发展性理解是以动态的时间视角定位行为和事件，把这些行为和事件看作是早期情况的发展延续。以动态的视角看，生命进程中，行为及其意义依据不同生涯的发展而改变。我们这里的任务是要概化这一机制：个人通过这一机制接受他人和社会背景资源的信息，组织和处理这些信息，赋予行动意义，并把生命发展起伏过程中的不同生活领域和阶段与其他领域和阶段相调适。

对生命进程的认知性解释可以视为个体行为及选择的动态背景。这种认知解释对不同生涯中以共时和历时形式所建构的经验进行解读。这种对个人历史的动态性评估是潜含在人的行为决策之中的认知图式建构的决定性因素。这些认知图式不是静态的，而是随着生命过程的发展不断建构的。虽然个体生命过程是个人信息流过程，但是它完全是嵌入社会之中的，不仅是因为对人们发展历史的解释要依靠社会建构的意义规则，而且是因为，生命进程的组织反映了先于生命进程发展的特殊社会环境的影响。就这个意义上，以人们的心理表现所体现出来的个体发展历史，拥有两个基本的时间维度发展轨迹：制度时间和个人时间。

迁移与生命进程存在密切联系，有不少研究集中于生命进程模式对迁移决策的影响 [36]。有研究表明，那些有可能改变住所意图的迁移者正是那些处在生命进程中发展阶段并有向上流动潜能的人[37]。罗格斯与沃特肯斯 [38]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生命转变的过程中，即儿童早期、进入劳动力市场早期、退休和老年晚期四个年龄段是迁移的高峰。影响迁移的具体的个人生命进程转变主要包括：ⅰ离开父母的迁移决策。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必须进入好等机构；二是为了寻找第一份工作；三是组建新的性生活单位。ⅱ结婚或离婚影响迁移。ⅲ生育与迁移。许多经验研究证实家庭户迁移是为了调整适合家庭规模的居住空间。ⅳ退休与迁移。在许多国家，养老金制度允许退休者停止工作，而不担心陷入贫困，寿命延长和健康水平提高允许老年人积极参与流动和迁移。许多老年人迁移决策的核心是为了与亲属住得近或是为了能有人照料。

评论

人口统计学需要理论基础，但作为一个以描述人口与人口变化为核心任务的学科，它本身并不是以追求理论为目的，也不需要复杂的理论来阐释呈现各种事实状况的统计数值。但是，要对人口现象和人口变化进行恰当解释，它却需要行为理论为背景。这种理论背景对解决不断循环出现的问题是不可缺少的，原因就在于它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了解释的框架。本文的解释模式没有给迁移提供彻底的、无所不包的理论，但就扩展学科理论基础，融合不同研究方法而言，他的确为迁移研究提供了理论深度。笔者大胆设想，本文的分析框架可以用来分析的生育率（布如金先生已对生育理论和印度的生育状况进行了分析）、出生性别比，甚至对分析老龄问题也有意义。

[1] Bruijn， Bart J. de. Foundations of demographic theory: Choice， process， context. laThesis， 1999.

[2] Lindenberg， S. How sociological theory lost its central issue and what can be done about it. In: Lindenberg， S.， Coleman， J. S. and Nowak， S. (eds.): Approaches to social theory.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New York，1986.

[3] Lindenberg， S. Homo socio-economicus: the emergence of a general model of man in the social sciences.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Vol.146， No.4， 727-748，1990.

[4] Coleman， J. S.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90.

[5] Sears， D. O. Implications of the life-span approach for research on attitudes and social cognition. In: Abeles， R. P. (ed.): Life-span perspectives and social psychology. Lawrence Erlbaum， Hillsdale，1987.

[6] Alexander， J. C. and Giesen， B. From reduction to linkage: the long view of the micro-macro debate. In: Alexander， J. C.， Giesen， B.， Münch， R. and Smelser， N. J.(ed.):The micro-macro lin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1987.

[7] Simon， H. A. Rationality in psychology and economics. In: Hogarth， R. H. and Reder， M. W. (ed.): Rational choice. The contrast between economics and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25-40.

[8] Simon， H. A. The meaning of causal ordering. In: Merton， R. K.， Coleman， J. S. and Rossi， P. H. (ed.):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ocial research. Papers in honour of Paul. F. Lazersfeld. The Free Press， London， 1979:65-81.

[9] Simon， H. A. Models of bounded rationality， Vol. 2: Behavioural economics and business organization. The MIT Press，Cambridge. 1964.

[10] Lee， E. M. A theory of migration. Demography No.3，47-57，1966.

[11] Goodman， John L. Information， Uncertainty， and the Microeconomic Model of Migration Decision Making. In: De Jong， Gordon F. and Garadner， R. W.(ed.) Migration decision making. Pergamon press: New York..1981.

[12] Katz， Eliakim. And Stark， Ode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under Asymmetric Information. The Economic Journal 97(September)， 718-726， 1987.

[13] Kwok， Viem. and Leland， Hayne. An Economic Model of the Brain Drai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No1:91-100. 1982.

[14] Janis， I. L. and Mann， L. Decision making. A psychology analysis of conflict， choice and commitment. The Free Press， New York.1977.

[15] Uhlenberg， P. Non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nonmigration: Sociological consideration for migration theory. Rural Sociology，38，296-311，1973.

[16] De Jong， Gordon F. and Fawceff ， J. T. Motivation for Migration: An Assessment and a Value-Expectancy Research Model. In: De Jong， Gordon F. and Garadner， R. W.(ed.) Migration decision making. Pergamon press: New York..1981.

[17] Fawcett，J. T. Psychology as a population science: a twenty-year perspective. Graduate School of Research in Demography， Amsterdam.1991.

[18] Bogue， Donald J. A Migrant’s Eye View of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Migration to a metropolis. In: Brown，Alan A. and Neuberger， Egon.(ed.): Internal Migrat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1977.

[19] Davanzo， Julie. Microeconomic approaches to studying migration decision. In: De Jong， Gordon F. and Garadner， R. W.(ed.) Migration decision making. Pergamon press: New York..1981.

[20] Rotter， J. B. Generalized expectancies for internal versus external control of reinforcement. Psycho-logical Monographs， Vol. 80， No.1，1-28，1966.

[21] Hanson， R. C. and Simmons， O. G. The role-path: a concept and procedure for studying migration to urban communities. Human Organization， Vol.27， No.2，152-158，1986.

[22] Bandura， A. Self-efficacy: toward a unifying theory of behavioral change. Psychological Review，Vol，84，No.2，191-215，1977.

[23] Freedman， Ronald. Issues in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world fertility survey data. Paper No. 62， Honolulu:East-West population Institute，1979.

[24] Gardner， Robert W. macrolevel influences on the migration decision process. In: De Jong， Gordon F. and Garadner， R. W.(ed.) Migration decision making. Pergamon press: New York..1981

[25] Hargreaves， D. H. Common-sense models of action. In: Chapman， A. J. and Jones， D. M. (eds.) Models of man. The British Psychological Society， Leicester，1980.

[26] Harbison， Sarah F. Family structure and strategy in migration decision making. In: De Jong， Gordon F. and Garadner， R. W.(ed.) Migration decision making. Pergamon press: New York..1981.

[27] Crimmins，E. M. Demography: the past 30 years ，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Demography， Vol. 30， No. 4，579-591， 1993.

[28] Willekens， F. J. Demographic forcasting; state-of-the art and research needs. In: Hazeu， C. A. and Frinking， G. A. B.(eds.): Emerging issues in demographic research.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1990.

[29] Mayer， K.U. and Tuma， N. B. Life course research and event history analysis: an overview. In: Mayer， K.U. and Tuma， N. B.(eds.): Event history analysis in life course research.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0.

[30] 段成荣. 我国省际人口迁移的个人特征—兼论“时间”因素在人口迁移中的重要性[J]. 人口研究， 2000，(4):14-22.

[31] Abeles， R. P. Schemas， sense of control， and aging. In: Rodin， J. Schooler， C. and Warner， K. W. (eds.): Self-directedness: cause and effects throughout the life course.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Hillsdale. 1987.

[32] Boyle， Paul. Halfacree， Keith. and Robinson， Vaughan. Exploring Contemporary Migration. Longman 1998.

[33] Mulder， Clara. H. Migration Dynamics: a Life Course Approach. Thesis Publishers， Amsterdan，1993.

[34] Elder， G. H. Life course dynamic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

[35]同[29]

[36] Jansen， C. Some sociological aspects of migration. In:Jackson， J.A. (ed.) Migr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