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高管法律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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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高管法律培训范文第1篇

监管困局：系统风险难防范

就目前县域监管体系而言，对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还存在亟需理顺的几个问题。

一是监管机构设置不合理，存在监管缺位问题。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县域金融机构由原来的三类发展到六大类：一类是由银监会监管办和人民银行县级支行负责监管的各大商业银行在县域的分支机构、农村商业（合作）银行、股份制银行，以及新型的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二类是证监会监管的证券公司。三类是由保监会监管的保险公司。四类是由地方政府金融局监管的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五类是由地方政府商务局负责监管的典当行和拍卖公司。六类是部分地区由农委牵头、与民政部门协同监管的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目前证监会、保监会金融监管机构没有县一级建制，难以对县域保险、证券机构及其业务情况进行全面监测、统计，县域证券业、保险业监管缺位，致使银证、银券、银保等跨行业合作业务缺乏日常监督，蕴含系统性金融风险。

二是监管主体依托的法律滞后，存在责权不清问题。中央监管部门的人民银行、银监会监管办与地方政府三个监管部门之间，金融监管法律设定的界限不够清楚、责权不够明晰，且新型微小金融机构（组织）监管无法律依据，同时各监管部门又缺乏协调配合，导致出现中央监管部门之间和地方监管部门之间“趋利避害”的金融监管乱象。“趋利”往往导致多头监管，而“避害”则易导致监管真空。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地方非专业监管主体由于缺乏专业监管人才而难以胜任监管工作，没有形成规范的金融监管体制。另一个方面是县金融局、商务局、农委和民政部门无法制约束，从最大限度获取资金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等因素考虑，客观上存在新型微小金融机构（组织）发起人任职资格把关不严、工作人员的聘用和培训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存在潜在风险。再一个方面是依法行使中央权力的县级人民银行与银监会监管办的法律界限不够明确，宏观、微观一起抓，存在重复监管和监管有效性不足等问题。

三是县域金融业快速发展与金融监管不匹配，形成监管资源严重不足。以牡丹江为例，县域总的金融监管人员在25至40人之间，县域金融机构（包括微小金融机构和组织）总数在200个以上，机构遍布整个县域，远的要一天车程。县域银行机构50多家，高管人员18人左右，风险防控任务由银监会监管办承担责任。可悲的是在权限设置上银监会监管办没有现场检查权、高管人员审核权和违规处治权，且人员只有2至4人。县级人民银行与银监会监管办事处一样，存在人员少任务重的尴尬局面。地方金融局、商务局、农委、民政局监管专职人员均在2至3人之间，分别管理10个、20个、100个以上的金融微小组织，且没有金融专业人员，同样存在监管人少事多，监管不到位的问题。

突围路径：理顺县域监管体系

从对上述问题的调查分析来看，其原因无非是县域金融监管体系没有理顺好，缺少法律支撑、缺少行业监管主体、缺少监管主体间的相互协调配合机制，为此，提出建议如下：

健全县域监管主体建设。为了有效控制跨行业业务风险、保护客户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失，必须设立保险业和证券业监管主体，解决县域保监会、证监会监管主体缺位问题。除能够解决行业违规经营行为难预防外，还能对县域保险、证券机构业务情况进行全面监测、统计，填补金融机构和业务的监管空白。

银行高管法律培训范文第2篇

1 银行信息科技风险分析

1.1 信息科技风险概述

银行信息科技风险是指银行在使用计算机、网络等技术进行产品、服务或信息传输时，所产生或引发的不确定性因素。我国银监会出台的《商业银行信息科技风险管理指引》中对此做了如下界定：信息科技在银行运行过程中，由于自然因素、人为因素、技术漏洞以及管理缺陷产生的操作、法律或声誉等风险。可见，科技信息风险不仅涉及银行内部程序和流程，还关系到银行的组织结构、政策以及操作风险的管理流程。

1.2 银行信息科技风险特征分析

银行信息科技风险兼具信息技术和银行业务的特点，可从风险属性和管理角度对其进行分类。

第一，从属性方面分析，银行信息科技风险具有技术含量高、突发性强、快速蔓延和覆盖面广的特点。与传统风险相比，信息科技涉及计算机技术、网络通信技术和安全技术，因此其技术含量较高；信息技术风险多数是由于自然灾害或不可抗力造成技术设备被破坏，从而导致业务连续性风险；信息技术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故障，都会迅速蔓延，加剧风险的严重性；信息科技风险故障源责任无法准确确认，电信部门、电力部门或外包服务商都可能对其正常运行产生影响。

第二，从管理方面分析，信息科技风险具有历史短、范围广、标准化不足、评估和计量困难的特点。信息科技在银行业务中的应用历史较短，因此仅被视作业务处理技术手段，而未上升到战略决策的高度；信息科技与银行业务层、操作层、管理层和决策层有不同程度的关联，增大了管理范围；信息科技的硬件、软件、网络等没有形成标准化，不同银行的实现方式不同，增大了管理难度；信息科技风险引发的财产损失无法衡量，而与之相关的法律风险、战略风险更是难以进行评估和计量。

可见，银行信息科技风险具有自身特点，若不对其进行严格的防范和管理，将严重影响银行企业的运行，甚至对国家的经济稳定产生威胁，因此，加强银行信息科技风险的监督管理意义重大。

2 我国银行信息科技风险监管存在的问题

2.1 监管法规和政策方面

首先，银监会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并不含国际监管准则的基本要素，仅对监管目标进行了笼统的概述，还没有建立明确的监管程序和监管要求，这些要素的缺失，降低了监管的可操作性。其次，目前的信息技术风险监管多是风险提示，如针对“网银安全问题”的“网上银行安全风险提示”，这种做法存在的主要弊端是银行和监管人员不清楚违反要求操作，会给业务带来哪些不利影响，因此降低了监管的有效性。最后，信息科技风险监管法律法规的框架已经具备，但建立的不同法规之间会存在重复或遗漏问题，对科技信息重点问题缺乏监管和指引，需要进一步的协调和完善。

2.2 监管手段和方法

目前，我国银行还未建立有效的信息科技风险评估方法和评价体系。传统风险可用特定方法进行度量，但科技信息风险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且造成的损失存在隐蔽性，难以估量，因此还没有建立比较完善的评价体系。风险评估手段的缺失，导致银行部门无法利用传统的方法对信息科技风险进行抵御和防范；在非现场监管方面，无法有进一步的作为，只能对科技投入进行监测，无法对由于内部操作引起的损失进行全面掌握，监管处于事后应对的被动阶段。信息科技风险监管不仅缺乏量化指标，还缺少有效的评价体系，难以对银行信息科技风险形成较为全面的理解，监管处于割裂、无序的状态。

2.3 监管人力资源

我国银行信息科技风险监管人员配备上存在很大不足，据统计，全国银监会系统内专职从事信息科技风险监管工作的专业人员仅为总数的0.4%左右，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从人员素质方面上看，我国银行信息科技风险监管人员多为计算机专业，对银行业务了解不多，因此只能承担着本单位内部系统维护的职能；银行信息科技风险监管是需要懂技术、懂业务的复合型人才，否则难以发现信息科技系统内存在的风险隐患。

3 加强我国银行信息科技风险监管的对策研究

3.1 完善银行信息科技风险监管机制

3.1.1 健全银行信息科技风险监管的法律法规体系

监管机构应积极学习国外银行的先进理念，结合我国国情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为有效应对我国银行机构在信息科技方面治理缺失、重视不够、规划不足和管理不到位等原因，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不断增大等问题，将风险管理关口前移，监管机构应在机构、业务和信息准入方面加大管理力度，将信息科技准入纳入相关的行政许可法规中，确保银行在金融机构设立、业务开办与系统运行之前就能符合业务发展的需要，为业务的正常运行提供安全的环境；要制定银行信息科技风险治理意见，从组织结构、战略规划、运行机制、激励约束等方面明确监管要求，指导银行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组织结构。制定银行信息安全管理规范，组织银行金融机构总结经验，明确目标，制定符合我国银行发展实际的信息安全管理规范，从安全策略、管理体系、技术要求、风险评价与监督四个方面形成完善的信息安全管理体系。

3.1.2 增加信息科技风险监管资本投入力度

信息科技与银行业务高度融合，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从科技角度对其风险进行识别、评估和处理，还应将信息科技与监管资本密切联系。首先，将信息科技风险纳入银行机构全面风险管理框架中，使信息科技风险得到量化评估；其次，建立信息科技风险监管协作机制，将风险专业评估结果纳入风险评估报告中，在机构、高管和业务准入及退出环节增加信息科技条件，防止信息科技风险防控不达标的机构、高级管理人员和有关业务进入；最后，将信息科技风险与监管资本结合，提高机构对信息科技管理及风险防控的重视力度。

3.1.3 完善信息科技风险评估体系

信息科技风险评估的有效开展是以非现场监管为基础的，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监管风险体系可为监管人员的业务开展提供便利，促使其准确识别、监测、评估和分析信息科技风险，并为风险预警、监管评级、分类管理和持续改善提供参考和依据。我国科技信息风险监管处于起步阶段，要尽快积累历史数据，对其进行分析，然后根据不同机构的特点制定一套标准模型分值和权重，使其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不断完善和修正；充分发挥信息监管人员的积极性，鼓励他们不断学习，提高自身的学习的积极性；学习国内外企业的先进监管经验，吸收和借鉴最新的实践成果，对现有的评价体系进行调整和补充。

3.2 提升信息科技风险监管科技水平

银行机构应建立信息技术实验室，为监管人员模拟银行业务操作，近距离了解信息科技风险提供条件。信息技术实验室主要职能有：信息科技风险培训，实验室可由两部分组成，其中一部分为小型的数据中心，配备网络、服务器等设备，同时安装银行业务模拟系统，供监管人员了解二维码、云计算、家庭银行、在线测试技术的发展情况，保障监管机构在技术风险管理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3.3 强化信息科技风险监管队伍建设

信息科技风险监管专业性强、进入门槛高，是否具备足够的高素质专业人才是决定监管有效性的重要因素。我国银行业信息科技风险监管人才匮乏，应大力加强人才队伍的建设。建立学习型团队，将监管人员从大量、繁杂的技术维护工作中解放出来，使其能够继续学习专业技能；进一步加强合作交流，可派技术骨干前往其他机构学习考察，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和预防技巧；通过交流，分享经验，探讨形势及其应对策略；鼓励业务监管人员掌握信息科技监管知识，增加信息科技风险监管人员的来源途径，减轻人力资源紧张问题。

银行高管法律培训范文第3篇

关键词：小额贷款公司；风险控制；法律规制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

狭义的小额信贷是指一种金融项目或制度安排，仅对低收入群体和微型企业提供额度较小的信贷服务，而不提供存款等综合性金融服务。小额贷款公司是指由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不吸收公款，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小额贷款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并以其全部财产对其债务承担民事责任。经过几年的发展，小额贷款公司对改善农村金融服务、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2009年4月，中国银监会的《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为小额贷款公司发展进行了进一步的规范。

一、小额贷款存在的主要法律问题

（一）小额贷款公司的准入制度不规范。银监会和央行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规定：“申请设立小额贷款公司，应向省政府主管部门提出正式申请，经批准后，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注册登记手续并领取营业执照。”从形式上说，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资格批准属于一项行政许可。依据《行政许可法》规定，设立行政许可的主体应是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若以上主体都没有规定，确需要立即实施行政许可的，可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章设立临时性行政许可。可见，小额贷款公司仅由《意见》来确定行政许可是缺少法律依据的。

（二）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不明确。《意见》称，“凡是省级政府能明确一个主管部门（金融办或相关机构）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管理，并愿意承担小额贷款公司风险处置责任的，方可在本省（区、市）的县城范围内开展组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即小额贷款公司是由省政府指定的省金融办或相关机构负责监督管理，并承担可能出现的试点失败的损失，但以上主体都不具备行政主体资格。在实践过程中，“相关机构”到底是指哪些机构，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法规对此作出明确的规定。而且，监管缺乏统一的科学标准，各地对监管主体到底从哪些方面进行监管没有统一口径。上述诸多问题、造成了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多头监管或监管空白，使监管在操作上失去了可操作性，流于形式。

二、小额贷款制度存在的风险

（一）小额贷款资金使用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偏离了设立公司的宗旨。小额贷款发放面向千家万户，并存在任意信贷和人情信贷的问题，对贷款的监管难度很大。相当一部分农户把小额信贷资金随意挪作他用，甚至一部分资金进入高位行业，致使小额贷款公司的风险大大增加。

（二）小额贷款资金的回笼缺乏可靠的保障机制。小额贷款资金的回收情况，取决于农户的收益。由于对项目的了解不够深入，项目无法按照原来的设想实施，或者遭遇自然灾害，造成了无法承受的损失，农户就没有办法如期偿还贷款，小额信贷资金的回笼也就难以保证。

（三）风险控制措施缺乏。安全应当是小额贷款公司运营的第一目标。可是各项风险内控制度不完整，缺乏具体、可操作性强的制度。同时，风险管控手段单一，风险管理不能涵盖贷前、贷中和贷后的各个环节。大多数公司对风险的管理手段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未能制度化。很多情形下的风险管理措施依赖于高管个人对借款人实力和诚信程度的了解，风险的控制也依赖于借款人的道德和诚信，以及非常规的催收手段。

三、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建议

（一）尽快制定《小额贷款公司法》。目前，央行、银监会联合的《意见》和银监会制定的《贷款公司管理暂行规定》都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运作提出了具体指导方案，但二者的法律位阶过低，配套的法律法规不完善。随着试点的运行，国家应视情况出台《小额贷款公司法》等高位阶的专门法律来规范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在出台专门法的同时，国家应注意各法律法规之间的协调，对其规定有不一致的地方应该进行必要的修改，以促进小额贷款公司的进一步发展。

（二）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应从以下方面入手：首先，必须确定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主体；其次，大力发展行业监管。仅有政府的监督往往是不够的，可以借鉴其他行业的发展经验，引进行业监管，例如行业协会等自治组织，协助政府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在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初级阶段，需要政府对其严格监管，以规范其发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验的积累，政府如果继续严格监管下去，反而会束缚其发展。政府就应该弱化其监管的力度，能够起到宏观调控的作用即可；再次，适当放松监管，让小额贷款公司在商业和社会价值之间找到平衡点。逐步放松金融管制，建立健全有利于农村金融发展的监管法律制度，将会促使不同的金融机构进入农村市场，最终通过竞争为更多三农和中小企业提供质高价廉的金融服务。

（三）提高风险控制能力。小额贷款公司应严格按照《意见》的规定，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制定有效可行的公司规章制度和实施办法，加强对企业内部的控制，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才，加强对原有职工的业务培训，建立健全风险保障金制度。虽然小额贷款公司已经纳入了信贷征信系统，但信贷征信工作仍是一个具有极大挑战的工作。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建立信贷风险转移分担机制，逐步建立信用评级和激励机制，提高小额贷款者的还款意识。

（四）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促进可持续发展。首先，给予小额贷款公司在税收政策上的优惠，为减轻小额贷款公司的负担，促进其发展，建议适用甚至比照农村信用社优惠的政策；其次，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根据小额贷款公司经营状况及风险管控水平，对小额贷款公司增资扩股降低条件，探索创新融资途径，解决小额贷款公司资金补充问题；再次，将小额贷款公司纳入信贷征信系统，能够使小额贷款公司从正规渠道获取借款人的征信信息。

（作者单位：河北金融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银行高管法律培训范文第4篇

据北京市公安局新闻办通报，近期北京警方陆续接到群众举报称，北京蒙京华投资有限公司以加入“荷斯坦计划”、“奶牛银行”每年可获得10%的租赁收益为诱饵，吸引群众投资奶牛饲养，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涉嫌犯罪。警方依法受理并立案开展侦查工作。

近几年来，非法集资情况复杂，表现形式多样。有的打着“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倡导绿色、健康消费”等旗号，有的引用产权式返租、电子商务、电子黄金、投资基金等新概念，手段隐蔽，欺骗性很强。从目前案况看，非法集资大致可划分为债权、股权、商品营销、生产经营等四大类。总体而言，以生产经营合作为名的非法集资涉案价值占全部非法集资案件涉案价值的60%以上。

非法集资的主要特征：一是未经有关监管部门依法批准，违规向社会（尤其是向不特定对象）筹集资金。如未经批准吸收社会资金；未经批准公开、非公开发行股票、债券等。二是承诺在一定期限内给予出资人货币、实物、股权等形式的投资回报。有的犯罪分子以提供种苗等形式吸收资金，承诺以收购或包销产品等方式支付回报；有的则以商品销售的方式吸收资金，以承诺返租、回购、转让等方式给予回报。三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集资目的。为掩饰其非法目的，犯罪分子往往与受害者签订合同，伪装成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最大限度地实现其骗取资金的最终目的。当前，我国在清退政策上已明确了“因参与非法金融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法律不予保护，国家不能代偿”的政策。

此次，北京警方侦查后发现，自2005年7月以来，犯罪嫌疑人陈连君（蒙京华公司实际控制人）等人操纵蒙京华公司等10余家企业，以养殖奶牛可获得高额回报为诱饵，采取向社会公开招聘、集中培训等形式，用销售奶牛、回租代养、定期返利等手段，诱使公众投资，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

具体而言，上述公司就是以老百姓认购奶牛为口号在社会上募集资金，其中北京某乳业有限公司日前打出“养老1+1”的认购奶牛项目，认购一头25000元，分1年、2年、3年、5年返利，平均年利率10%。

投资者反映，认购奶牛的广告是加油时送的一张CD上印的，写有北京某畜牧养殖有限公司和北京某乳业有限公司推出合作项目――“养老1+1”，返利的数字多少让人心动：认购1头奶牛1年收益率为8%（限80份）、2年（限100份）为9%、3年10%（限100份）、5年12%（限20份）。但对于公司是否注册，奶牛公司怎么样保证投资者收益率，遇到风险怎么处理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并没有更多说明。

而据警方初步核实，蒙京华公司向投资人销售的奶牛达1万头，远远高于该公司实际存栏的4000头奶牛数量，而且目前这家公司处于仅靠发展新投资者勉强维持运营的状态。

可见，投资人的收益根本无从保证。

或许有人认为，上述行为属于正常投资行为。

这种想法恰恰反映出非法集资背后的法律和金融难题。

首先，非法集资在法律上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1998年7月，国务院了《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一次出现了非法集资的字眼，把它与非法(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并列为非法金融活动的表现形式，但是并未对“非法集资”的含义作出解释。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许兰亭认为，“非法集资”并不是一个正式的法律用语，但很多人却往往将其误认为是一个确定的罪名。

所谓“非法集资”，是指单位或者个人未依照法定的程序经有关部门批准，以发行股票、债券、彩票、投资基金证券或者其他债权凭证的方式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及其他利益等方式向出资人还本付息给予回报的行为。

其次，非法集资之所以屡屡得逞，一个很重要的诱饵就是“高额回报”。特别是在当前银行利率水平整体偏低的大背景下，以高利息、高回报、低风险为诱饵进行非法集资，非常具有诱惑力。

事实上，非法集资总是和高利率回报连在一起的！可以说，不开出高得让人咋舌的利率，非法集资也集不成。

那么，被“高额回报”诱惑而来的资金，为何会冒着风险进入非法的渠道呢？这其实也折射出民间资金在投向上的迷惑。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中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1999]41号)规定：“非法集资是指单位或者个人未依照法定程序经有关部门批准，以发行股票、债券、彩票、投资基金证券或其他债权凭证的方式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及其他方式向出资人还本付息或给予回报的行为。”

该《通知》规定非法集资具有如下特点：

(一)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包括没有批准权限的部门批准的集资以及有审批权限的部门超越权限批准的集资；

(二)承诺在一定期限内给出资人还本付息。还本付息的形式除以货币形式为主外，还包括以实物形式或其他形式；

(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即社会公众筹集资金；

(四)以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集资的性质。”

对以上特征，分别解释如下：

1.批准程序

因为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募集资金涉及广大社会投资者的投资利益，如果因资金运用不当导致无法清偿投资回报债务，则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所以，我国法律规定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募集资金必须经过法定部门审批。比如上市公司募集股份(《公司法》第153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债券(《公司法》第164条)必须取得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的证监部门的审批。非经法定部门审批，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募集资金。从律师实务角度来说，对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募集资金的金融活动，必须找到法律明确规定的审批程序，否则该金融活动就有可能被认定为非法集资。比如我国一些地区尝试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行项目债券的资产证券化运作，尽管上述集资取得了地方政府的审批，但是由于法律对上述资产证券化行为的审批程序及审批机构没有明确规定，因此上述资产证券化运作仍然具有非法集资的法律风险。

2.回报许诺

非法集资行为一般均具有许诺一定比例集资回报的特点，即通常所谓的“保底条款”。发行债券、存单及其类似集资活动，从性质上说允许约定一定比例的投资回报，而发行股票、投资基金证券及其类似集资活动，从性质上说不允许约定一定比例的投资回报，比如对于现阶段的投资理财活动，尽管法律没有明确约定，法院一般倾向于认为保底条款无效。如果从回报承诺角度甄别非法集资行为，假设一项用于投资的集资计划，在集资合同中约定了保底条款，该项集资计划即符合非法集资的该项特征。如《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规定，如果信托投资公司在办理资金信托业务过程中承诺信托资金不受损失或者最低收益，则将被认定为非法集资。而前文所述之牛奶银行的收益承诺就是事实上的“保底条款”。

依据《刑法》，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违犯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该罪是目前我国发案最多的一种非法集资类犯罪。至于何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及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目前并无相应的司法解释，但一般会参照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来理解。该《取缔办法》第四条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不以吸收公众存款的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但承诺履行的义务与吸收公众存款性质相同的活动。

银行高管法律培训范文第5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监管;体制建设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0)09-0059-03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0.09.13

建国以来我国金融监管体制体系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建国至1983年,以高度集中统一的单一式管理为主,对银行的监管主要采用行政手段;第二阶段是从1983年至今,中国人民银行开始逐步转为中央银行,逐渐成立了银行、证券和保险三大监管体系,具体执行金融监管的职责。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体系是根据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原则分别设立的,由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这三大监管机构组成,但金融监管仍处于被动、单一的境地,监管运作的整体性、连续性、效率性不够,内部控制系统不健全,社会审计、法律服务与舆论体系亦十分薄弱,离现代金融综合监管的要求相差甚远。

目前,我国仍处于体制转轨和依法治国正在逐步深入进行阶段,迫切需要全面加强金融监管体系建设,这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推进金融业改革与发展的重要保证。如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日益向全方位大监管的方向转变,强调政府监管当局、监管对象以及社会监督力量的综合监管,金融监管日益走向标淮化、程序化,监管指标体系已从表内业务拓展到表外业务,已从单纯的资产负债监管发展至全方位、多层次的持续性监管。我国进行现代意义上的金融监管仅有短短几年,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仍存在许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在金融监管的实践中,金融监管还未实现规范化和系统化,多是一次性的、分散的,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金融风险监测、评价、预警和防范体系,缺乏早期预警和控制,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没有实现有效结合,监管信息没有得到充分利用[1]。针对金融监管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若干对策建议。

一、明确金融监管目标

各国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当局的相关法律对金融监管的目的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各国因国情不同赋予金融监管的职责又略有差异。《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一条和第三十条分别规定了我国金融监管的目的,即:“保证国家货币政策的正确制定和执行,建立和完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加强对金融业的监督管理”,“维护金融业的合法、稳健运行。”《商业银行法》第一条明确本法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商业银行、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规范商业银行的行为,提高信贷资产质量,加强监督管理,保障商业银行的稳健运行,维护金融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2]。

可见,我国金融监管的目标规定得不够全面,也不够明确,表明对金融监管工作目标缺乏一致性的认识,严重影响监管的有效性。由于现阶段,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工具难以发挥作用,监管仍是货币政策的重要保证,银行监管既要与货币政策目标相区别,又要强调为货币政策服务。在实际操作中仍偏重于确保国家金融方针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对银行经营的现实问题,如提高效率、降低风险、保护存款人利益等重视不够。因此,在修订相关的法规时,应像规定货币政策单一目标那样明确金融监管的目标。

二、完善金融监管法规

面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形势,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立足我国金融业的实际,面向世界金融业发展的潮流,全面审视现行金融业的法律框架――“四法一规定”,首先是修改已不符合实际或不适应世界发展潮流、将成为金融业发展障碍的条文;其次是补充完善有关条文;再次是制定具有操作性的实施细则[3]。在以后的立法实践中,笔者认为应当把握以下几个重点环节。

1.加强规范金融业的市场准人和业务范围的法规建设。目前在这方面的突出问题是非法设立金融机构和非法从事金融业务活动,严重冲击正常的金融秩序。一方面要健全和完善严格科学的金融机构市场准入的法律制度;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明确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的法规制度,同时对混业经营和金融创新作出一定规范。

2.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法律规范。政府行为不能代替市场约束,金融监管不能保证不出现金融机构的倒闭。对严重资不抵债、已经或即将引发挤提的金融机构,应视其情况对其依法关闭或破产[4]。在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过程中,既要防止系统风险,又要防范道德风险。首先应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坚持先立法后推行;其次是建立金融机构破产机制;第三,明确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援救行为规范。目前我国缺乏金融破产的法律规定,以致金融机构的破产清偿难以推行。

三、完善金融监管操作过程

1.要制定金融机构市场准入的统一量化监管标准。明确银行业务量或银行数量与经济发展规模之间的数理关系,确定该区域应有银行的业务规模及其银行数量,确定金融业务结构和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从而保证适度的竞争和防范风险。从加强银行内部管理的角度,按照国际通行惯例制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标准,并促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在一定的时间内达到该标准;制定货款评估和分类的适用方法及相应的会计标难;明确商业银行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职责,严格审查其任职资格,保证任职期能够正确履行职责。

2.建立金融机构非现场监管体系。一是设计统一的、科学的金融机构报表体系,力图报表全面、真实、及时地反映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和风险状况;二是开发先进的计算机报表分析软件,建立一套严格准确地反映银行资产负债运用结构、流动性、盈利性、资产质量等情况的比例分析体系;三是及时进行非现场检查,对金融机构进行连续的跟踪,及早发现并重视非现场检查中早期预警信号,将有问题的金融机构的风险在事发前进行消化。

3.建立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银行内控评级制度。可以借鉴美国的骆驼评级制度,对我国银行机构的内控制度和经营管理情况进行评级,并建立规范的现场监管制度。

四、加快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建设

金融信息不仅是中央银行和监管当局进行货币政策决策和实施金融监管的依据,而且也是其改善金融服务、提高政策透明度的基础。应当尽快建成一个适应经济金融发展变化、标准统一、检索方便、资源共享的金融信息系统,以满足货币政策决策和金融监管的需要,满足商业性金融机构对客户资信审查的需要,满足社会各界以及国际组织对金融信息的需求[5]。

1.要继续完善补充现有的宏观经济金融统计信息系统。根据金融改革和发展的实际情况,适时修订货币统计制度,使货币供应量更加科学地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的情况。增加金融中间业务统计、新业务统计、内外分文机构并表统计,适应金融创新和金融调控监管的需要。完善金融市场统计,灵敏反映金融市场运行。

2.建立全国统一的金融监管信息系统。要按照“统一数据采集、统一编码和格式、统一软件开发、实现信息共享”的基本原则,建立全国统一的金融监管信息系统,以满足日常的监管需要,实现对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信息的全国共享,实现对金融机构(包括法人和非法人机构)进行风险评估和预警,以逐步提高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的风险评判水平。

3.加快清算系统的建设。安全、高效的支付系统是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核心组成部分。它的安全运行关系到金融稳定和社会稳定,关系到社会资金运转的效率。中央银行应加快清算系统建设,通过建立我国现代化支付系统,逐步形成一个以现代化支付系统为核心、商业银行电子汇兑系统和同城票据交换系统为基础的支付清算系统,以支持金融市场各种交易的资金清算和不断满足各种支付结算的需要。

五、建立金融行业信息披露制度

要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有关文件和多数国家的做法,建立信息披露制度,积极披露以下信息:经营业绩,包括资本收益率、资产收益率、主要收支项目、净利差及影响收益的主要因素等;风险暴露,包括信贷风险(资产质量)、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国家风险及风险管理政策等;资本,包括总资本结构、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结构、资本充足比率及计算方法、资产损失准备金水平和政策等;风险管理战略与实践,包括风险管理的组织结构、风险识别、监测、评价和控制体系,规避和化解风险的工具与技术;会计政策与实践,包括计算各类资产价值的会计准则,编制年报和合并报表所遵循的会计原则,确认不良资产及其收益的会计政策与方法,提取一般准备金和特别准备金及呆坏账核销停息会计政策与方法,收入确认和资产估值的会计方法等;主体业务、经营管理与公司治理结构等,包括业务发展战略,治理结构,最高管理层结构,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与经验,激励机制,以及企业文化等。

根据信息的性质和内容,可选择在以下范围内进行披露:一是同业,主要披露可进行行业比较的一般性信息,包括业务发展状况、资产规模、资本充足水平和盈利水平等;二是国际金融组织及境外机构所在地监管当局,原则是应其要求和标准予以披露;三是外部评级机构,原则上应按其评级的要求提供有关信息;四是社会公众,按照监管当局的要求或有关信息披露的法规制度予以披露,并需要经外部会计师或审计师审核。金融机构应根据披露的对象和范围,选择披露的方式,向社会公众通过新闻媒体、新闻会、年报等方式披露;向国际金融组织和境外所在地监管当局主要以年报、报告及表格等方式披露。

六、提高监管人员素质

1.必须提高对监管人员素质重要性的认识。我们处于知识经济时代,我国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金融全球化、自由化的浪潮迎面而来,科学技术飞速发展,金融创新日新月异,这些不仅要求金融监管人员掌握最新的科学知识、最新的技术手段、最先进的监管方法、最新的经济金融信息乃至国际政治变化方面的信息,还要求监管人员具有临机决断及时处理问题的能力。这不仅是对金融监管当局的挑战,更是对监管当局人才战略的挑战。金融竞争本质上是人才的竞争,只有占有一流的金融人才,才能站在金融发展的制高点。

2.建立选拔人才机制。要参照国际通行做法,按照人才市场规则,要建立一套吸引人才、留住有用人才的机制。在用人制度、工资制度、福利制度等方面进行面向市场的改革,彻底改变计划经济下的政府行为方式,真正按市场化来运作。作为过渡阶段,可在金融监管当局内部先建立金融监管干部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选拔优秀人才,充实监管岗位;探索建立金融监管员等级制度,建立金融监管员任职资格培训考试制度,规范相应的任职资格必备知识能力要求。

七、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

金融的自由化、金融机构的业务混业化、金融创新的飞速发展、科技成果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特别是金融的全球化,对任何一国的金融监管都是严峻的挑战。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中,大规模游离于实物经济的虚拟经济(金融资本)放大了金融系统的风险,现代信息网络技术从根本上消除了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国际市场之间的时空限制,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对各国经济影响日益深刻,金融风险的严重性、扩散性和危害性是前所未有的,从每时每刻的汇率波动到难以预料的金融危机,从全球性银行系统的风险到货币市场交易规则,都是任何单一国家力量所不可控制的。因为国际金融活动超越了一国的行政管辖权,但在目前对金融活动和金融机构的监管却是单个国家的事[6]。因此,各国的金融监管当局必须加强协调与合作。

我国近年来在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的协调与合作方面迈出了重大步伐,但还不能适应我国经济金融的迅速发展和我国国际经济地位不断上升的形势。我国应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金融组织的活动和国际金融政策协调,加强国际金融监管的合作,维护我国的经济利益,提高我国金融在国际中的地位,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监管经验,尽快提高我国银行监管水平。

参考文献:

[1]何昌.发达国家金融结构演变的新趋势及其借鉴意义[J].金融论坛,2006(4):27-29.

[2]华彦勇.中央银行维护金融稳定的思考[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5(5):39-42.

[3]巴曙松.金融监管框架的演变趋势与金融机构的发展空间[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4(1):57-60.

[4]李志雄.金融监管的成本与收益研究[J].北方经贸,2006(1):77-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