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差异的根源范文第1篇

(一)东西方管理文化中产业结构优化效益目标的差异是由产业资本来源的差异造成的

东方社会现代化的资本来源主要是储蓄,高储蓄推动着高投资,高投资驱动着高增长,从局部来看,结构效益优化。西方社会资本主要来源于消费转化为投资,在以物为中心、崇拜金钱的个人主义管理文化中,以经济增长作为单一目标的前提下,总体结构效益优化。

(二)东西方管理文化对产业资源要素划分的差异是造成产业资源构成差异的原由

东方管理文化将产业资源划分为四要素,即政府、市场、企业和社会。其运行特征体现较多的是政府意志和社会网络特征,市场、企业相对弱化。而西方管理文化将产业资源划分为三要素,即政府、市场和企业的资源。其运行特征体现在较强的市场、企业作用方面,而政府相对弱化。

(三)东西方管理文化关系协调平衡技巧的差异是造成东西方产业关联差异的主要根源

东方管理文化注重以社会关系的平衡为要务,突出关系的协调平衡技巧。这也就决定了东方产业关联的标准不是企业的经济效益,主要是出于关系的考虑。其主要特征是求得关系间的平衡,即以社会关系的平衡为要务,海外华商的产业关联主要一点考虑就是社会关系。而西方管理文化则强调市场制度在关系协调平衡中的作用,所以西方产业关联主要是基于理性的经济效率的考虑,即对投入产出进行分析。其主要特征是纯粹经济理性。

(四)东西方管理文化价值观念的差异是造成东西方产业布局差异的主要原因

东方管理文化强调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理念。因此东方产业布局主要考虑国家和社会的作用。国家的作用体现在产业布局的决策以政府为主导;社会的作用则主要考虑地缘的社会关系。地方保护主义、产业结构趋同、官产学的密切联系、资金运用的经济效益不高都是与此有关的。但东方管理思想中的“四民分业”、“天人合一”等是与现代管理文化条件下产业生态布局的思想相吻合的。而西方管理文化则比较多地强调以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市场价值观。所以西方产业布局主要依从市场的力量和企业的作用。市场的力量体现在西方有发达的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渗入到社会经济的各个角落。企业则是在市场运作的基础上,依利润最大化目标进行经营,所以西方的产业布局是一种自组织式的产业布局。

(五)东西方管理文化意识的差距是造成东西方产业结构优化动力差异的重要根源

西方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了管理观念和意识的更新,开放通达的国际经济技术往来在构筑各方面良性互动的同时,使得科学技术在产业结构优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西方产业结构优化的动力主要是科学技术,在当代尤其是高新技术优化的西方产业结构,形成了西方世界的全球性政治、经济、文化优势,当然也造成了全球环境污染、物种灭绝、温室效应等全球产业问题。而东方由于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发展的相对落后,管理观念陈旧、保守思想和封闭意识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桎梏和忽视了科学技术在产业结构优化中的推动作用。尽管科学技术作为产业结构优化的动力,在古代中国作用较为明显,如四大发明大大促进了那时经济的发展。但到近现代,科技的优化动力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究其原因主要是积贫积弱、长期对外封闭,不能发挥东方社会的整体创新优势所致。到了现代经济全球化、知识化时代,高新科技优化产业结构是谁也改变不了的铁律。

二、造成东西方产业政策差异的管理文化根源分析

(一)东西方管理文化中有关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差异是造成东西方产业政策主导模式差异的重要根源

东方管理文化中,政府的作用大于市场,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故东方社会产业政策主导模式是政府主导辅以社会配套,是一种非市场化的主导方式。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我国台湾、香港的政府主导产业政策模式。而西方管理文化中,强调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故以美国为代表的产业政策主导模式主要是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这是一种市场化的自发的主导模式。现代市场经济是把政府和市场的作用有机结合。

(二)东西方管理文化价值取向的差异是造成东西方产业组织政策差异的根本原由

东方管理文化强调关系取向和官文化取向。这导致东方产业组织政策官本位化,这是与东方的官文化相关的,实际上是政府决定企业的生死存亡、兴衰荣辱。另一方面,东方网络社会对其产业组织政策有质的规定性――企业组织网络化。所以政府一般采取企业网络化组织政策,适当扶持大企业,在政企关系方面形成“官、产、学”相结合的咨询体制,在产业发展目标上,政府、企业、社会达到高度的共识,而且这些产业组织政策主要不是通过法律进行的,它体现的是东方式的集体主义精神。而西方管理文化则重视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的作用,突出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因此传统意义上西方产业组织政策主要体现为政府的《反垄断法》、《反托拉斯法》等。对垄断大企业采取分解的办法;主要重视对中小企业的平等竞争环境的维护;任单一的企业在市场上进行殊死的竞争。这种产业组织政策主要是与其个人主义管理文化相一致的。

(三)东西方管理文化中对政府地位和作用以及不同产业属性认识的不同导致东西方产业结构政策的差异

东方管理文化突出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重要性,根据宏观经济目标和对不同产业属性的认识把握,积极主动制定产业结构政策。受历史文化传统影响,东方产业结构政策历来是重农轻商的。中国在解放后,曾大力实行工业化,整个东亚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都实现了经济的超常发展。但是由于过去长期重农轻商,在与西方工商社会的竞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因而制定了工业化的赶超策略。在科技优化产业结构方面,有些国家如日本已与美国并驾齐驱,甚至其产业竞争力领先全球,但在集优势资源、形成高新科技的产业国际竞争力方面仍远远落后于西方。东方国家,如中国具有优越的管理文化资源、庞大的人口形成的市场优势,在一定时期内以市场换技术是改善产业结构的政策思路。当然,从长远看,我国政府还需在高新技术人才培养与文化建设上花工夫。而从本质上而言,西方不存在政府意义上的产业结构政策,因为政府在这方面的作用是消极的。西方社会不断地通过市场化的高科技创新调整产业结构,新的会得到发展、旧的会不断地遭到淘汰,所以能形成一种新陈代谢机制。由此可以说明西方产业结构、关联、布局为何不同于东方国家。

(四)东西方管理文化对产业资源要素划分的差异是造成东西方产业技术政策差异的原由

如前所述,东方社会网络有助于节约交易费用和降低机会成本,所以在农业社会,农业作为经济增长的主导,网络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在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在农业技术创新方面,网络的促进作用不甚明显,但在消化吸收创新技术方面,它可以降低营销成本。这是网络营销、关系营销秘诀所在。事实上,中国政府在考虑制定技术政策时,只要增大投入资本,在营销方面不必像西方社会考虑那么大的广告、营销成本,因为传统上中国人从心底里相信关系而不相信广告。又例如日本人的民心是外国产品进入日本的最大障碍。而西方产业经济是三要素结构,社会网络不健全。个人主义的创新有利于新技术开发,在营销方面也与东方社会大不相同。从政府角度看,技术开发阶段恐怕投入要小一些,而在营销阶段的费用则要大大增加了,因为西方企业要销售,先要建一个适合其销售关系的小型网络,然后销售,所以西方企业营销成本高。同时西方社会对外国产品进入也主要是设置技术和法律壁垒,而东方主要是社会网络壁垒。

(五)西方管理文化中有关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差异是造成东西方产业规制方面差异的重要根源

西方国家产业规制能充分发挥市场作用、企业作用、政府对市场和企业配置作用。东方国家产业规制除了市场作用和企业作用,更突出政府和社会的规制功能。体现在政企关系方面,日本的政府主导和美国的民间主导模式形成鲜明的对照。美国的产业规制模式更加市场化,例如,本来对民用航空业有主管机构,后来放松规制,竟连这个主管机构本身都被取消了。这在东方国家是难以想像的,这本身也说明了美国产业规制中市场自律的发达。日本的产业规制模式的市场化特征就不如美国明显。以行业规制为例,日本行业规制更多地体现了“官僚主导、官民协调”的特色,更加突出了政府和社会的规制功能。

中西文化差异的根源范文第2篇

关键词：遗产；中西差异；文化背景；原真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3）03-0034-07

一、引言

近十年来，源于欧洲文化背景的遗产保护原则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已引起国内学者的多方关注与讨论。其中，对于《威尼斯》（1964）若干原则的质疑，对于《奈良原真性文件》（1994）的推崇，乃至《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2000）和《北京文件》（2007）的出台，集中体现了中国学者针对上述问题的思考。虽然如此，国内的相关讨论仍然差强人意，尤“欠”对国外学界颇具分量的回应。但是无可讳言，翻译、推介工作的缺位，是导致我们鲜于感知此种国际学术氛围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这种背景下，比利时学者威勒姆・德尔德（Willem Derde）《遗产及其文化边界：基于中国例证对西方范式的挑战》（下称“德尔德文”）一文中的思考与讨论，将有助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切实地感知这种国际氛围。该文章出自欧洲学者之手，结合其对中国遗产的田野考察亲历，注重从文化背景的视角反思西方遗产范式。就其反思的内容而言，与2002年前后以杭州胡雪岩故居修复工程为标志的、国内遗产界对于《威尼斯》（1964）若干条款的中国适用性讨论的内容相似。另一方面，德尔德文的思考路径较之思考内容更加重要――从文化背景角度考量遗产价值与遗产保护方式，通过对中西文化差异本身的比较和原因的探究，我们或许能更加全面、深入地讨论遗产本身，进而为更准确地把握遗产价值开启另一扇大门。

二、德尔德文辑要

德尔德文指出，二战结束以来，全球处置文化遗存的知识框架，主要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或欧洲理事会等国际组织和机构制定。虽然这些公约、和指南已在国际上获得通过和广泛认可，但它们的中立地位或全球普适性却明显受到中国处置其古迹（monuments）和遗产地（sites）的不同方式的挑战。通过审视这些差异，可从有关方面洞察这些国际标准和指南的文化内涵，理解它们在何种意义上由西方文化背景所决定。此番开篇，铺垫了全文质疑和挑战国际遗产文件理论框架的中国普适性的整体基调。

德尔德文中的中国遗产例证主要包括汉阳陵地下博物馆与南阙门工程、大雁塔与慈恩寺周边工程、大唐芙蓉园。在笔者看来，他对这些例证的认识和评价，既有理解，也有不解，既有曲解，也不乏误解。在总体上，借助上述几例，德尔德对当前全球处置文化遗存的知识框架提出若干质疑，并重点结合“就地”保存和《威尼斯》，指出其中既有借鉴欧洲经验的保护做法，又有令西方所费解的“重建”（实为落架大修），以及遗产与现代环境相融合的变通做法。在他看来，西安乃至中国诸多不同于西方的遗产事象和处置，由外因和内因两方面所致，不过，二者发挥的实际作用却有主次之别，这种认识在文章结论部分得以凸显。他指出，“不该运用诸如经济变革等外部因素来解释遗产”，文化背景的差异才是中西方具有不同遗产处置方法的内在因素。基督教从最开始就“强调《圣经》的真实（truth）”，这是西方注重强调遗产物质原真性的根源。而“中国既不享有西方的文化背景，又不享有基督教的文化背景，因此，中国才能形成面对其过去与遗产的另一种态度”。有鉴于此，中欧之间实有必要展开一场真正的遗产对话，它将“促使我们深入思考遗产概念的本身”。

三、德尔德文简评

1.文章亮点与不足

亮点一，从逻辑角度提出“特设性解释”，突破将当前中国遗产保护中的问题完全归因于经济发展压力的观点。

德尔德文开篇即称，中国“拥有着延续数千年的文化遗产”，它们正“转变成为‘巨大的商机’”，人们也已认识到“旅游业在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对此，德尔德的强烈感受是，“近年来到访过中国的任何人，无法不被中国城镇和郊野旅游的‘历史转变’所震动”。在此背景下，“对于中国历史遗产日益增长的兴趣将被置于未来几年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议程当中”。业界通常也认为，经济快速发展的确已给中国遗产保护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与压力。因此，德尔德的上述描述很容易引起我们的共鸣。不过，德尔德随后提出的“特设性解释”则切实地提示我们，二者的因果关系并非如此直白，尤其是面对中西遗产差异时――假设西安例证中诸多中西遗产差异的“方式受到诸如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变革或现代生活方式等外部因素的驱动，那么，该假设的问题在于，它依赖一种纯粹的特设性（ad hoc）解释。事实上，基于同样的假设，我们可以轻易地为其相反观点进行论辩：中国正经历着快速变革的时期，所以应给予保存原真以更多的关注，特别是由于经济发展可以赚到更多的钱”。因此，必须有意识地脱离中西遗产差异受到经济等外部因素影响的思维惯性，而“特设性解释”的提出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掀开遗产保护利用工程之表面，究竟是什么因素内在地影响了中国的遗产保护态度和行为？

亮点二，指出西方遗产标准基于基督教文化，应从文化差异的角度理解中国的遗产保护。

德尔德文的第8部分将中西遗产差异归结为文化处理（cultural approach）的不同。在西方，原真性的认识根源于基督教。“西方强调原真是其对自己的历史遗产持有不同态度的结果，这种结果通体反映出对于历史真实（historical truth）的探究，这种探究至少对一个领域极端重要，该领域在西方的，也即基督教的发展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基督教从最开始强调《圣经》的真实（truth），就显示出与异教徒之谬误与无知的截然差别；对同样真实的探究，也在欧洲宗教改革时期显示出基督教自身的截然决裂；对《圣经》真实的探究，也决定着从解释学到考古学等多个学科的建立，这些学科显示出世界在科学的真实与错误的概念之间的截然决裂。持续留存下来的，是对历史遗产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的一种探究。因而我主张，同样的态度现在可见于西方对待其遗产的方式上。正是这种态度，驱使国际遗产团体教导全球应如何致力于遗产事宜。”

德尔德指出，“欧洲看重的是所发生的真实历史。因此，欧洲强调对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后来添加物’进行谨慎区分。建筑上的每块石头都被仔细检查和描述，任何部分均不能替换，除非有关乎建筑物存活的必要。如需替换，一切所为要依照同样的旧有技术。因此，建筑的历史被记录下来并展示给公众。修复什么、如何修复等决定，都要遵照建筑物自身的历史记录而做出。这也正是建筑物借取原真性并由此使之具有了保存价值。这种视遗产为“历史”的狭隘处理也从根本上排除了其它方法。此番认识深刻揭示出欧洲对于遗产物质层次原真性的关注。不过，物质层次的原真性，只是遗产原真性的部分而非全部。

文章的不足之处在于，虽然试图从文化差异的角度解释中西方的不同遗产态度，但其解释仅停留在遗产工程层面，并没有阐明中国遗产自身的内在逻辑。

通过上述两个亮点，德尔德清晰地勾勒出西方文化的一个内在逻辑，“欧洲看重的是所发生的真实历史”，而中国则不同。不过，他未能提出比肩于西方基督教与追寻《圣经》真实的、源于中国文化深层的原因――中国文化何以具有与欧洲不同的内在特点？而这也直接影响到他对于西安遗产例证的准确理解，曲解、不解和误解由此而生。

2.文章总体评价

近年来，中国遗产学者倡扬中国独特遗产理念的意识日趋强烈。在此背景下，《遗产及其文化边界》一文以其“西方学者-中国例证-中欧遗产差异和对话”的独特格局，使得对于“二战”后获得国际认可的遗产公约、或指南的全球普适性讨论有了来自除东方质疑之外的西方支点。这是德尔德文的外在意义。

当今中国，“保存原真的需要抵不过中国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改革带给遗产的冲击”，德尔德此言可谓一语中的。虽如此，德尔德更多地旨在强调中西遗产思想与做法的诸多差异本质上源自内因（不同的文化背景）而非外因（如经济发展）。欧洲的遗产原真性密切受到基督教从一开始就极为强调《圣经》真实的影响，这是德尔德文章的点睛之笔，也是此文的内在意义之一。

或许，威勒姆・德尔德并非是提出上述观点的西方遗产学者第一人，但这并不影响此文的价值。在中国总结自身独特遗产思想意识迅速觉醒的今天，德尔德文可以视为对中国遗产意识提升的国际氛围营建。最后，文章立意高远，呼吁共同搭建中欧遗产平台、积极寻求遗产对话：“正是在这里，中欧之间应展开一场真正的对话，不同文化背景的伙伴平等地相聚一堂。正是这场对话，将真正地丰饶欧洲与中国，因为，它促使我们深入思考遗产概念本身。”

四、中西方不同遗产处置方法探因

1.经济快速发展――外因，非根本

毋庸讳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已显著地影响到中国遗产保护的现状，“建设性”破坏事件的频频发生是这一过程的清晰写照。如果说大雁塔塔寺建筑群作为“新的、进行之中的城市发展项目的重心”，某种程度上还带有遗产工程迎合快速城市化进程并做出妥协的意味，那么，更甚者则有旧城改造中对文物建筑、历史中心或街区的拆旧建新，极端者如1992年济南老火车站被拆、2000年浙江定海古城被毁等等。而今，遗产地被假以旅游地产、文化经营或文化创意产业之名，用以刺激旅游、拉动地方GDP的遗产利用模式，如雨后春笋般见于各地实践。

类同于环境事业的“先污染、后治理”轨迹，中国遗产事业重蹈发达国家“先破坏、后保护”覆辙之势明显。由此，遗产保护压力持续增加。置身于如此社会背景之中，很难不令人联想到，当前中国遗产保护中的种种不良事象，与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变革或现代生活方式转变等因素直接相关。以三峡大坝为代表的国家工程牵连出的遗产保护问题（并非首要，更非唯一），堪为中国遗产保护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复杂关系的突出代表。有鉴于此，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主任谢凝高教授指出，要警惕风景名胜区的“人工化、商业化、现代化”（即“三化”）。他亦坦言，20世纪90年生在风景名胜区和遗产地的破坏事件，超过了建国后40年的总和。而今，“三化”问题在国内众多知名遗产地愈演愈烈，经济快速发展对中国遗产保护的压力由此可见一斑。德尔德文亦称：“国际遗产团体（community）似乎假设，中国处置遗产有着不同的方式，这种方式很少关注公认的国际标准，而且受制于遗产融入当代中国这种快速变化的环境。”

上述态势同样可见之于西方。1999年，吴良镛教授在《北京》中，以“大发展”和“大破坏”概括人类走过的20世纪。此言表明，发展对于环境、遗产的不良影响已是共识。回顾过去，以1954年埃及阿布辛拜勒（Abu Simbel）神庙搬迁为标志，UNESCO世界遗产事业从起点上便与经济发展有着不解之缘，这多少昭示出未来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互相博弈的坎坷进程。近几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当属德国德累斯顿易北河谷（Dresden Elbe Valley），该文化遗产于2009年被UNESCO从《世界遗产名录》中除名。详其端由，是为了缓解当地交通堵塞，要在河谷内建造一座长635米的桥梁。

既然中西方都存在类似情况，那么，将遗产处置与认识的中西差异归结为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变革的观点似乎并不恰当。德尔德也指出：“欧洲也有城市快速发展的诸多例证，为什么同样的现象却没有发生在欧洲？尽管城市快速发展或会威胁遗产遗迹的保存，但绝不会形成一场辩论来质疑遗产从业者保存原真的需要。事实上，显著迹象表明，上述问题还牵涉到国际遗产团体甚至尚未认识或提到的其它方面。”文末第8部分，德尔德进一步重申：“人们不该运用诸如经济变革等外部因素（external factors）来解释遗产。实际上，如果我们想理解遗产对于当代社会的重要性，或者想理解上述遗产概念，就有必要直接面对中、西方处置遗产的方法。”笔者也认为，经济发展（外因）并非中国对待遗产具有不同于西方态度的根本原因，事实上，经济发展只是放大了本来就存在的中西遗产差异。如此，什么是导致这种差异的内因（internal factors）呢？

2.文化背景差异――内因，其实质

德尔德所举另一例证，亦常被用于解释中西方不同的遗产观。“对于中国人而言，500年历史的寺院中一幅新的彩绘摹本也很好”，“这种感受当然不能简单地用中国快速的城市发展来解释。事实上，此类感受颇令人费解。从西方视角看，好像中国人不关心自己的遗产。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并给我们留下了一种遭到极度扭曲的观点”。事实上，“遗产在当代中国是重要的，不过，我们的知识框架不容我们对所发生的事情做出真切的解释。”德尔德此说，一方面提醒我们注意社会经济条件对于遗产的必然影响，另一方面则更关键地表达出，针对中西方对于遗产原真性的认识差异，城市化发展只是原因之一，但绝非根本原因。这种认识差异，实际“牵涉到国际遗产团体甚至尚未认识到或提到的其它方面”。那么，究竟是哪些方面呢？德尔德文中虽然言及基督教文化背景在中国的缺失，但这显然并非答案的全部。

陈薇等（1989）曾以对曲阜孔庙和雅典帕台农神庙的比较为例，认为东西方古迹保护的差异在于，“西方方法的重点是放在对客观的实际关心上”，而“中国方法要求通过尊重古迹的内部意义来保护外部特征，以便达到形式和其内涵的和谐平衡”。1994年陈薇进而提出，“中西方不同的文物建筑保护方法和观念，表达出不同的社会意义，其组织转换规律是：西方是‘能指对位’――文物建筑保护的外在形式和它所表达的历史可读性呈对应性；中国则是‘意指错位’一一文物建筑保护所诱发的某种意向和其外在形式所载的时代印记呈不对称性。也就是说，西方的文物建筑保护，能客观地表现它所跨越的历史及各时期的相互联系的特征，它像语言一样，用陈述的形式传递全部的事实信息，具有‘历时性’的特征；中国的文物建筑保护，往往展示出由简单到复杂各部分相互错综的整体关系，它不是将各种事实按时间顺序排列，而是将由建筑形式及建筑相互‘接合’所形成的一种比喻性或一种完整的意象一次性地呈现出来，具有‘同时性’的特征。”

针对中西方文物建筑保护方法和观念差异的深层原因，陈薇（1994）认为，“中西方价值体系的不同确实成就了不同的文物保护观念和方法，并使之产生不同的社会意义。而最根本的就是价值来源以及价值世界和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中西方是存有本质差异的。从价值具有超越的源头而言，中西文化在开始时似无基本不同，都把人间秩序和道德价值归于‘帝’或‘天’。但是若从起源源头和人世之间的关系着眼，则差异极大。”要言之，中西方不同的价值来源以及价值世界和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导致了中西方价值体系的不同，进而导致了中西文物建筑保护方法和观念的差异。

寻此脉络，中西方遗产不同的文化处理亦有其它更深层次的原因。季羡林先生认为，中西文化的区别在于“中、西思维模式，思维方式不一样。西方思维模式的基础是分析，什么东西都分析，一分为二，万世不竭。东方呢，思维模式是综合。综合是八个字：整体概念，普遍联系”。从哲学层面，杜维明先生则指出，“中国哲学的基调之一，是把无生物、植物、动物、人类和灵魂统统视为在宇宙巨流中息息相关乃至相互交融的实体。这种可以用奔流不息的长江大河来譬喻的‘存有连续’的本体观，和以‘上帝创造万物’的信仰，把‘存有界’割裂为神、凡二分的形而上学绝然不同。美国学者牟复礼（F.w.Mote）指出，在先秦诸子的显学中，没有出现‘创世神话’，这是中国哲学最突出的特征。这个提法虽在西方汉学界引起一些争议，但它在真切地反映中国文化的基本方向上，有一定的价值。”从本体论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上，杜维明指出，“中国人本体论中的一个基调是相信存有的连续性，这种信仰对中国的哲学、宗教、认识论、美学及伦理学等各个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表3）德尔德也将中西遗产差异的原因从文化背景差异延伸到基督教的影响，即，“中国既不享有西方的文化背景，又不享有基督教的文化背景，因此，中国才能形成面对其过去与遗产的另一种态度”。

众所周知，中西文化差异与比较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研究课题。季羡林先生曾言，中西文化有别的说法，1300年以前就开始了。不过，立足文化遗产映照这种差异尚属新鲜，相关研究至少在国内寥寥，上文所引陈薇教授的文章是笔者目前可见的两篇。

坦白地讲，陈薇的观点或有片面甚至纰漏之处，例如其关于“意指错位”的认识。其1989年文章之观点，以对曲阜孔庙和雅典帕台农神庙此类文物建筑的比较为前提，1994年文中的有关解释，也显然针对此类文物建筑。意指错位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孔庙历经千年不断改建和扩建，难从细节上逐一标定准确年代信息的复杂历史状态，但是，意指错位的不适性也是显见的。比如，意指错位不宜成为当前国内不少遗产维修实践中有欠科学性的“遗产混搭”等遗产处置方法的借口。毕竟，尊重原真性，最大限度地保留而非混淆存在于遗产原真性之中的历史信息，这是超越东西方遗产处置具体手段（操作层面）差异之外、需要共同遵循的科学原则。此外，意指错位更不能解释以梁思成先生为代表的建筑界对中国文物建筑保护的认识，也不能解释近年来我国考古界对于考古遗址（archaeolog-ical sites）保护利用的一些做法，如汉阳陵南阙门工程。该工程代表着当前中国考古遗产地带有普遍性的一类做法，遗址保护与遗址展示、旅游吸引物与现实妥协相互交织，值得关注。

事实上，意指错位的正面价值主要表现在文学艺术创造领域。在那里，意指错位是有意为之且精心设计的。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中，活态遗产出现的时序性保护并非意指错位；而静态遗产出现的变化常常是由非文化因素（如经济、政绩等）驱动，是负面性的意指错位。虽然如此，陈薇教授明确提出东西方古迹保护的差异（1989），并结合文物建筑保护与文化学探索差异表象之后的深层原因（1994），这样的努力是有意义的，值得中国和国际学者关注。

以陈薇二文为据守，笔者希望向背后寻找更加广泛意义上的对于中西文化差异的解读。季羡林、杜维明两位先生观点的引入也源于此。不过，新问题也由此而生。一方面，如同陈薇的观点，季、杜二人之说也难免存在着一家之言的偏颇甚至谬误之处，但是，他们的着眼点毕竟为我们理解中西文化差异（乃至中西遗产差异）指出了可能的方向。另一方面，笔者上文搭建出的论证脉络一一遗产差异、文化差异、价值来源和哲学层次――仍需季、杜证据之外更多环节的递接和更多证据的充实。要言之，笔者希望通过已有证据初步向读者展现这样的逻辑：中西方文化差异的确存在，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西方对待遗产问题的差异，相对于经济发展的外因，这个内因更为本质，它将引导我们思考并由此形成对遗产的正确态度。

五、结语

中西遗产问题，既有特性又有共性。特性表现为中西遗产差异，共性则基于遗产修复、保护应该普适的科学原则。近二十年来，世界遗产事业国际化程度不断提升，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的遗产保护的独特性使得遗产事业的价值观逐渐走出欧洲的单一中心，这种转变，已突出体现在对于遗产原真性的多元理解上。笔者以为，对于原真性的关注和多元解释，实际上暗含着一个更为根本的前提，那就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对于“遗产”一词有着多元的理解。

中西文化差异的根源范文第3篇

关键词：城镇生活能源消费；泰尔指数；区域差异；贡献度

文章编号：2095-5960（2017）02-0001-09；中图分类号：F062.1；文献标识码：A

能源是社会发展及人类生存所依赖的重要物质基础，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息息相关[1]。在一些发达国家，居民生活能源消费已经超过工业能源消费，并随着人口与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而不断增加，成为能源消费与碳排放的重要贡献者[2]，而居民生活能源消费中城镇居民生活能源消费量远高于农村[3]。我国疆域辽阔，各区域资源禀赋与自然条件的不同造成了区域间发展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日益突出[4]。研究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区域差异性对于我国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区域能源消费政策和居民节能政策，实现各区域协调发展，降低城镇生活能源消费量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我国对于生活能源消费的研究较少，对于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区域差异性问题的探讨更是鲜见，大多数学者主要考察了中国能源消费区域差异问题。张艳东、赵涛（2015）[5]运用泰尔指数法在三大地区与富裕度分区两种方式下对中国能源消费区域差异问题进行分析，并考察了区域间差异与区域内差异对总差异的影响程度；马晓钰和李强谊（2014）[6]对中国能源消费区域差异进行了分解并进一步考察了其影响因素。从分区方式来看，大多数学者采用传统的东、中、西三区域分区方式或直接以省域为研究单元[7][8]，邓吉祥等（2014）[9]根据《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的区域划分方法，将中国划分为区域，此分区方式有利于进行详细的区域经济统计、研究和区域发展政策分析。在对区域差异问题进行研究时，国内学者大多采用基尼系数、极差和变异系数等方法，使用泰尔指数的较少[5][10][11][12]，泰尔指数的优势在于不仅可以度量整体差异水平，还可将总体差异分解为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13]。

为了测量中国各区域城镇生活能源消费空间差异及其变动趋势，本文选择区域分区方式，采用泰尔指数法，并以收入和城镇人口为权重的泰尔指数进行对比，研究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和城镇人口对中国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区域差异的影响。同时，本文考察了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程度，并据此对不同区域实施因地制宜的能源政策提供借鉴与参考。这对我国制定符合各地区实际的节能目标、切实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区域差异测度方法与指标选择

（一）测度方法

本文采用泰尔指数法对我国不同区域间以及区域内各省、市之间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区域差异[17]进行测度。泰尔指数最初由泰尔（Theil）用来计算区域间收入的差异性与不平等性[14][15][16]，借鉴泰尔（Theil）、考埃尔（1980）[18]、彭定S和陈玮仪（2014）[19]关于泰尔指数的研究成果，构建城镇生活能源消费泰尔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T为反映中国区域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差异的总体泰尔指数；i表示第i省份；N表示省份总数；马晓钰和李强谊（2014）[6]、康晓娟和杨冬民（2010）[13]等学者运用泰尔指数测度中国能源消费区域差异时，运用能源总量数据进行计算，本文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用E表示中国城镇生活能源消费总量，X表示计算泰尔指数的权重变量。在总结相关研究的基础上[13][20][21]，本文以某年中国城镇居民总收入（或中国城镇总人口）作为权重；Xi、Ei分别表示第i省份的城镇收入（或城镇人口）、城镇能源消费量。将以城镇居民收入、城镇人口作为权重计算的城镇生活能源消费泰尔指数分别记为T（UI）、T（P）。根据泰尔指数计算公式可知，当某地区变量Xi占全国比例与该地区城镇生活能源消费量Ei占全国比例越接近时，泰尔指数越小，此时表明城镇生活能源消费量与该变量的发展更具有相似性，匹配程度更高。

式（2）、（3）和（4）中：Tw、Tb分别表示反映区域内差异与区域间差异的泰尔指数；j表示区域序号；Nj和M分别表示第j区域和区域总数量，Ni表示第j区域的省份总数量；Twj表示第j区域的泰尔指数；Xj表示第j区域的城镇收入或人口总量，X、E含义同公式（1）；Ej表示第j区域城镇生活能源消费总量；Xij表示第j区域内第i省份的城镇收入或人口总量；Eij表示第j区域内第i省份的城镇生活能源消费量。为体现^域内部差异以及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对区域总差异的贡献程度，分别定义区域间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率Ib、区域内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率Iw、第j区域内部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率Ij，计算公式如下：

（二）数据处理

采用将居民生活能源消费中的各项能耗折算成标准煤的方法[22]，本文计算得出2000年―2012年中国29个省份（直辖市、自治区）城镇生活能源消费的总量，由于宁夏、自治区、中国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地区数据难以获得，为保证数据具可比性与连贯性，这五个地区不包括在内。城镇生活各类能源消费量数据来源于2001年―2013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城镇居民收入与人口、CPI数据来源于2001年―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为使价格具有可比性，以2000年为基期，利用各省每年CPI将各省份收入折算成实际值。根据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间经济联系的影响，参考国家信息中心的划分标准，将我国大陆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划分为区域，作为区域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差异演变分析的基本单元[23]。划分结果为：东北区域，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京津区域，包括北京、天津；北部沿海区域，包括河北、山东；东部沿海区域，包括江苏、上海、浙江；南部沿海区域，包括福建、广东、海南；中部区域，包括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西北区域，包括内蒙古、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西南区域，包括四川、重庆、广西、云南、贵州、。

二、两种权重下中国区域城镇生活能源消费总泰尔指数分析

泰尔指数的大小体现了考察范围内生活能源消费区域差异的大小，根据其时间序列可以清晰看出差异在各年份变动的动态过程。根据公式（1），运用2000年―2012年全国及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城镇生活能源消费总量、收入和人口数据，分别计算出以城镇收入和城镇人口为权重的中国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区域差异泰尔指数T（UI）、T（P）。以折线图表示出的2000年―2012年期间两种权重下总体泰尔指数演变趋势如图1所示。

图1显示：（1）两种权重下中国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区域差异均呈现波动中下降的态势，且日趋平稳。例如，收入权重下总泰尔指数由2000年的063降为2012年的045。这是由于“十一五”以来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而《“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实施也引起了能源消费地区差异性的降低，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技术进步和建设节约型社会等一系列措施使得城镇生活能源消费的区域差异不断缩小。

（2）以收入为权重的泰尔指数大于以人口为权重的泰尔指数。2000年―2012年期间，T（UI）始终大于T（P），其均值为050，这说明我国各区域生活能源消费量占全国的比例与其收入占全国的比例二者差距较大，但与其城镇人口占全国的比例较为接近。从实际数据来看，以东部沿海区域为例，其城镇生活能源消费量占全国的比例12年间在10%―14%之间，其城镇人口占全国的比例在14%―16%之间。但由于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区域城镇居民生活水平较高，其居民收入占全国的比例在17%―21%之间，可以明显看到东部沿海区域城镇生活能源消费量占全国的比例与其城镇居民收入占全国比例的差距大于与其城镇人口占全国的比例，其他区域也存在类似情况。以上分析说明城镇居民收入为权重计算的泰尔指数更能揭示区域能源消费的差异，以人口为权重则部分掩盖了这种差异，但是城镇人口与生活能源消费量发展相似性更强。

三、两种权重下区域城镇生活能源消费泰尔指数分析

区域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在两种权重下的泰尔指数如表1、图2和图3所示。

表1显示了区域城镇生活能源消费泰尔指数及其演变趋势。根据其不同的演变趋势，可将区域泰尔指数分为两类。西北区域和东北区域为第一类，其泰尔指数皆在2000年―2005年波动式下降，而在2005年―2012年期间则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即该区域内部各省、市之间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差异近年来逐渐扩大。从原始数据来看，2005年辽宁与吉林城镇生活能源消费量差值为48753万吨标准煤，而2012年该数值达到了95742万吨标准煤。京津区域、北部沿海区域、南部沿海区域、东部沿海区域、中部区域、西南区域为第二类，其泰尔指数在2000年―2012年呈现波动式下降的趋势，即这些区域内部各省、市之间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差异不断缩小。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差异逐渐扩大的区域为欠发达的西北区域以及取暖制冷需求较为强烈的东北区域。西北区域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差异逐渐扩大的原因是区域内经济发展不平衡，且新疆、内蒙古与山西、青海等地区能源资源禀赋差异较大；东北区域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差异逐渐扩大与东北三省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紧密相关，由原始数据计算可知，2012年经济发达、城镇人口众多的辽宁省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占东北区域总量的4080%，而吉林省仅占1818%。

从数值来看，在八区域中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内部差异较大的为西南、西北和南部沿海区域，生活能源消费内部差异较小的是京津、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区域。2000年―2012年城镇化率高的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区域以及城镇化率较低的西北区域以城镇人口为权重的泰尔指数大于以收入为权重的泰尔指数，即与居民收入水平相比，这些区域城镇人口的差异对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差异的影响更为显著。由原始数据可知，南部沿海区域的广东省2012年城镇人口为714036万人，城镇生活能源消费总量为282157万吨标准煤；而海南省仅为45746万人，生活能源消费量仅为11315万吨标准煤。而西北区域内蒙古2012年城镇人口为143764万人，城镇生活能源消费量为113216万吨标准煤；青海省仅为27191万人，城镇生活能源消费量仅为14472万吨标准煤。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区域两种权重下泰尔指数均小于全国水平，且与全国情况相反，城镇人口对其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差异的影响更大。京津、东北、中部、北部沿海、西南区域均在整体上表现为以居民收入为权重的泰尔指数大于以城镇人口为权重的泰尔指数，即在这些区域城镇人口与城镇生活能源消费的发展相似性更强，而省际居民收入的差异对于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差异的影响更为显著。

本文用各区域单位收入生活能源消费量来体现其生活能源消费利用效率的大小。根据原始数据计算可知，2000年―2012年西北、东北、京津区域单位收入生活能源消费量平均值较高，分别为063、048和043，即其生活能源消耗密度比较大，而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区域较低，分别为022、027和033，即其说明这些地区生活能源消耗密度在区域中较低。

四、两种权重下区域差异贡献度对比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区域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差异对中国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区域总差异的贡献，并进一步分析区域间和区域内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程度，根据公式（2）―（4）计算出两种权重下区域间差异、区域内差异以及区域内部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率如图4和图5所示。

分析图4和图5可知：中国区域城镇生活能源消费总体差异主要由区域间差异造成。2003年至今，两种权重下区域间差异贡献率始终维持在60%―70%之间，大于区域内差异贡献率，且近年来区域间贡献率在两种权重下均呈上升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在区域分区方式下，每个区域包含省份数量较少（京津区域只包含北京、天津，南部沿海区域只包含广东、福建、海南），在这种细致的分区方式下区域内各个省份之间自然资源、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相似，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小，区域内各个省份之间经济联系十分密切，因此城镇居民生活能源消费差异较小，对总差异的贡献率较小；而不同区域省份之间由于自然资源、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差异较大，造成不同区域省份城镇居民生活能源消M差异较大，因此区域间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率较大。在地区内差异中，经济发达的京津区域、气候严寒的东北区域能源消费分布差异对总体差异贡献率较小，而南部沿海区域、东部沿海区域、中部区域内部省际差异是导致区域内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2000年―2012年以居民收入为权重的区域间差异贡献率均值为05976，大于以城镇人口为权重的区域间差异贡献率均值05342。

以上数据说明，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一系列经济政策的不断出台，区域内部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程度差距缩小，但区域间的差距，尤其是居民收入水平以及城镇化程度的差距却在不断扩大。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我国区域能源消费的总体差异主要是由区域间差异引起的；而区域内的差异主要来源于南部沿海区域、东部沿海区域和中部区域内部各省、市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程度的不同；京津区域和东北区域对区域内差异影响较小；收入权重下的区域间差异贡献率大于城镇人口权重下的区域间差异贡献率。

五、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受到城镇居民收入、城镇人口的显著影响。由于各个区域城镇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状况的不同，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

（一）城镇生活能源消费总体差异

马晓钰和李强谊（2014）[6]、康晓娟和杨冬民[13]运用泰尔指数法测度中国能源消费区域差异，结果均显示中国能源消费存在显著区域差异。马晓钰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能源消费强度泰尔指数逐年增大，而人均能源消费泰尔指数则呈现逐年减小的态势。康晓娟的研究结果则表明以GDP和工业增加值为权重的泰尔指数均逐年减小，本文研究结果与其一致，表现为以城镇居民收入和人口为权重的总体泰尔指数均逐年减小，即中国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存在显著区域差异且这种差异性逐年减小。

（二）两种区域划分方式比较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区域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以往研究所沿袭的传统东、中、西区域划分方法已经不再符合近年来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特点。因此本文采用国家信息中心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将我国划分为经济区域的做法，此分区方式在区域间经济合理布局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了当今市场经济规律、区域间经济联系的影响和自然地理特点，与三区域分区方式相比更有利于实现区域间各种社会资源的整体优化配置和区域经济结构的战略布局。

（三）两种区域划分方式下分析结果比对

在三区域分区方式下东部地区包括八区域分区方式下的京津区域、东部沿海区域，而西部地区则包括西南区域、西北区域。康晓娟、杨冬民（2010）[13]测度东、中、西三区域能源消费差异后发现，在两种权重下，东部地区泰尔指数较大，即东部地区内部各省、市之间能源消费分布差异表现最为显著，而中西部能源消费区域差异较小。而本文研究结果则显示区域中东部沿海与京津区域泰尔指数较小，即其内部各省市之间能源分布差异不显著；西南与西北地区在二种权重下泰尔指数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即其内部各省市之间能源分布差异较大。两分区方式下所得结果有所不同，八区域分区方式对东、中、西三大地区进行了进一步细分，可研究更为细致的分区方式下中国区域能源分区差异问题。

张艳东、赵涛（2015）[5]和康晓娟、杨冬民（2010）[13]均运用泰尔指数法测算了三地区分区方式下中国能源消费区域差异各个组成部分的区域贡献率，结果均显示三地区分区方式下区域内差异为中国区域能源消费总体差异的主要贡献者。与此不同，本文在区域分区方式下运用泰尔指数对区域贡献率进行分析发现，城镇收入、人口两种权重下，区域间差异均为中国能源消费总体差异的主要贡献者。在细致的八区域分区方式下区域间差异对能源消费总体差异的影响更显著，符合近年来经济社会飞速发展情境下区域间差异不断扩大而区域内经济联系愈发紧密的规律。

六、结论与建议

（1）本文根据泰尔指数的测度方法，分别计算了2000年―2012年间以城镇居民收入和城镇人口为权重的城镇居民能源消费泰尔指数，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城镇生活能源消费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正在逐渐减小。以城镇居民收入为权重计算的泰尔指数更能揭示区域能源消费的差异，以人口为权重则部分掩盖了这种差异，即从全国范围来看，与城镇人口相比，区域间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不同对于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差异的刺激更为显著。为减小中国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区域差异，应着力于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提高西南、西北等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减小各区域间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差异。另外，还可以通过调整我国城市化推进方式来调控城镇生活能源消费，改变外延式、粗放式的城镇发展模式，并解决因为过度城市化而带来的城市人口急剧增加、环境恶化、资源短缺等种种弊端。

（2）对中国区域能源消费的总体差异进行分解分析发现，总体差异主要来自区域的区域间差异。而自2000年以来，区域内部的省际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差异呈缩小趋势，这说明我国建设节约型社会以及关于节能减排的各项节能政策效果正在逐步显现，但由于不同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的差异，我国区域地区间的能源消费差异对总差异的影响程度居高不下。

（3）从贡献率上来看，区域内差异主要是由南部沿海区域、东部沿海区域、中部区域内部省际差异引起。而从八区域泰尔指数具体数值来看，西南区域受各省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影响，西北、南部沿海区域受各省城镇人口差异影响，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差异比其他区域大。因此，为减小区域内差异，应继续推动促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崛起、鼓励东部率先发展的区域宏观发展战略，并进一步强化实施更具有针对性与特色性的微观区域发展战略。

（4）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的地域差异性，决定了地区能源消费必然表现出显著的差异。为减小这种生活能源消费差异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我国需要颁布具有针对性的区域政策，从而减小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镇化水平的差异。针对区域内差异小的京津、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区域，可采用详尽的节能或能源效率提升措施；τ谇域内差异大且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西南、西北区域，则要因地制宜采用相应的节能或能效提升措施，并通过普及节能知识与节能技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避免这些地区依靠高能耗来换取经济总量的增长；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区域，则应通过转变城市化推进方式来避免因过度城市化而带来的种种能源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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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6-07-25

中西文化差异的根源范文第4篇

关键词：英语文学;作品翻译;中西方文化;差异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逐步加快，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英语已经逐渐成为了我国与国际其他国家之间进行外交活动的通用语言，因此，重视中西方文化差异，促进我国文化与英语文化的有效交流，已经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重要课题。在结合我国文化与英国文化的基础习惯之上，尊重我国文化与英国文化的习惯差异，使翻译作品能够做到二者兼顾，有利于我国与其他国家的跨文化交流，有助于我国文化在国际文化中的发展与进步。

一、英语文学作品翻译处理中西方文化差异的重要意义

随着我国与国际其他国家的往来密切，中西方文化的差异问题也越发突显，英语文学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部分，而正确处理中西方文化差异，能够让中国读者更深入体会到英语文学作品中的内涵。因此，在英语文学作品翻译中合理处理中西方文化差异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能够拉近中国读者与英语文学作品之间的距离，而且能够促进中国与各国文化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对于我国文化在国际文化中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此外，由于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独特的表达方式，因此，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要选择其对应的表达方式，才能更准确表达文学作品中的内涵。探析英语文学作品翻译中，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有效处理方式，使文学作品翻译不只针对英语单词，而是让中国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充分感受到英语文学的内涵与魅力。

二、英语文学作品翻译中处理中西方文化差异的策略

1.针对不同的文学体裁要合理处理中西方文化差异。首先，在对英语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翻译人员要根据该作品的体裁特点，选择不同的翻译技巧，从而结合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对作品进行透彻的分析，再进行翻译工作，以便对英语文学作品的不同体裁做出更准确的表达。其次，由于英语文学作品体裁多元化，例如：散文、小说、科技应用文以及诗歌等，其中散文、小说与诗歌这些文学体裁的文化元素具有多样性特点，能充分展示出作品的文学性与以艺术性。因此在翻译散文、小说或者诗歌的过程中，翻译人员要对该作品的作者以及创作背景进行深入了解，并分析其中的中西方文化差异，从而加深对作品内涵的感悟，再结合中国人语言与阅读的习惯，对英语文学的翻译技巧进行合理调整，以便在翻译时能将原文所表达的思想情感正确体现出来，便于中国读者正确领悟作者所表达的文章主旨，有利于提高英语文学作品翻译的艺术性与文学性。最后，英语文学作品中的科技应用文，与其他文学体裁相比更具有工具性的特点，而文化元素较少，因此，翻译人员在翻译过程中，要着重掌握翻译作品的核心内容，对专业用语或者专有名词必须保证翻译的准确性，可以采用直译的翻译手段，而对于其中的文化元素则不必过于考虑。2.从功能对等翻译理论方面入手，合理处理中西方文化差异。功能对等理论（Functionalequivalencetheory）源自于美国，其强调的翻译概念是：在翻译过程中不能仅局限于词汇含义上的对等，还要使翻译中整体文学作品的风格、体裁以及语义都要形成对等，从而更准确的表达文学作品中的深层文化。因此，翻译人员在翻译过程中，要以功能对等理论为基本原则，正确处理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以便让中国读者能够了解该文学作品中的深刻含义。例如：“Thewaterthatbearstheboatisthesamethatswallowsitup.”如果按照直译，将会翻译为“载着小船的水和把它吞没的水是一样的。”，这很显然没有清楚表达这句话背后的深意，而如若翻译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则符合中国人的语言习惯，促使中国读者更直观的理解其内涵。3.正确解读异化与归化的翻译理论，合理处理中西方文化差异。异化与归化是一种翻译理论，源自于20世纪末的美国，由LawrenceVenuti所提出。其中，异化理论强调的是在翻译过程中，要以文学作品中源语言文化为最终目标；而归化的理论强调的是在翻译过程中，要以文学作品最终所翻译的语言文化为目标，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概念。赞同异化理论的翻译人员认为，翻译的最终目的是促进文化交流，是使中国的读者能够领悟并接受英语文学作品中的文化，重点在于“接受”，而不需要读者去了解其中的内涵；赞同归化理论的翻译人员则认为，翻译作品应遵循“功能对等理论”，要在翻译过程中，充分考虑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从而使所翻译的作品能够符合中国读者的文化与语言习惯，让读者能够充分感知英语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内涵，其重点在于“感知”，二者都有各自的道理与优势。对于异化理论而言，可以使翻译作品更符合原文的中心思想，更能尊重原文的语言文化；对于归化理论而言，则更注重文化的内涵能否被读者所理解。因此，翻译人员在翻译过程中要根据英语文学作品文章的主旨，合理使用归化或异化的翻译理论，从而达到最佳的翻译效果。例如：“HighbuildingsandlargemansionsarespringinguplikemushroomsinShenzhen.”译文应该为“高楼和高楼大厦在深圳雨后春笋般涌现。”如果按照异化的理论，将其直译为“高楼和高楼大厦在深圳犹如蘑菇般涌现。”这种表达方式很符合原文的主旨，却让中国读者难解其意，但如果根据归化理论，将其译为“雨后春笋”就能够很容易的被中国读者所理解，符合中国的文化习惯。

三、结语

总而言之，在英语文学作品翻译中合理处理中西方文化差异，对于跨文化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翻译人员要提高自身的翻译水平，在翻译过程中，要深入理解原文的内涵，再结合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使英语文学作品既能保持其原有的文化底蕴，又能便于中国读者的理解与接受，有利于我国跨文化交流的发展与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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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差异的根源范文第5篇

关键词： 礼仪文化；罪感文化；起源；作用机制；文明交流

东西方文明因有着文化本源差别，产生了“礼仪文化”和“罪感文化”的不同。东方儒家“礼”的思想和西方基督教的“原罪”对礼仪文化罪和感文化的发展有着根源的影响。“礼仪文化”一直被东方文化所传承，注重向善性，“罪感文化”根植在西方文化中，强调原罪性。两者的本源差异在各自文明中不断被推演和延续，给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带来不同的思想观念、价值观、人生观，影响着东西方的思维模式、为人处事、教育理念、行为规范等方方面面，也给当今中西思想文化交流与传播提供借鉴。

一、礼仪文化和罪感文化定义阐释

1. “礼”和“礼仪文化”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对“ 礼”的一种解释是：规定社会行为的法则、规范、仪式的总称；而“礼仪”则被解释为“行礼之仪式”。现代社会的“礼仪”从传统社会演变而来，已经成为是一个多维度的范畴。从伦理学的视角看，礼仪则是“礼”德的表现形式，是社会公德和行为道德的统一。因此要把握东方的“礼仪”文化，首先要领会“礼”。在中国千百年的文化中，“礼”既被认为是人类文明的产物，野蛮与文明的分界线，又是儒家文化体系的总称，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思想意识和制度规则，长久以来成为约束社会成员、协调人际关系的社会规范与准则。

中国俗称礼仪之邦，自古重视礼仪文化建设。“礼仪”最早的起源与祭神有关。《礼记・标题疏》中说：“礼事起于燧皇，礼名起于黄帝。”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即，礼最初是原始社会祭神祈福、祖先崇拜的一种祭祀仪式，具有强烈的神秘感与敬畏感。孔孟之道将“礼”的情感基础与“仁”的精神内核作了沟通，使社会规范的外在性与道德主体的内在性相接轨。“礼义廉耻”、“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等连词惯语，都体现出“礼文化”在儒家思想体系中起着突出的精神支撑作用。《荀子・礼论篇》中还写到：“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强调了欲与争、乱的关系，隐含了人以礼为善的行为准则。历经了几千年的发展，“礼文化”不断被赋予新的含义，但其追求性善的根本思想传承至今。

2.“罪感文化”阐释

西方“罪感文化”成为确定的文化概念之前，“罪（Sin）”就己根深蒂固。基督教的原罪始于人类祖先亚当与夏娃偷吃恶之果被逐出伊甸园。西方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提出“原罪论”，认为人的本性是有缺陷的，人需要有忏悔和悔悟之心。《圣经・诗篇》中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天主教是广义的基督教中的一部分，其教义将“罪”解释为：对理性、真理和良心的冒犯，是由对特定物质的放纵的追求而导致失去对上帝和邻居的爱。简单地说，罪即对上帝的不服从。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支柱，受其传统的影响，人们认为思想和行为受制于凌驾万物之上、洞察一切的上帝，上帝会给人的善恶打分，也就是审判。西方基督教的罪感文化就是在这样的宗教文明滋养下成长的。在罪感文化中，基督徒常把自己看作罪人，其目的不在于放纵自己、否定善的存在，而在于摆脱罪恶、向善靠拢。“罪感文化”一词则首先由美国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提出。《菊与刀》中她将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总结为“罪感文化”，即“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且依靠它发展人的良心”的社会。

二 “礼仪文化”和“罪感文化”异同比较

“礼仪文化”和“罪感文化”虽然根存于不同的地域和文明，两者的最终目都在于抑罪扬善，只是前者侧重于“抑罪”，后者更加突出“扬善”；两者的劝善的方式都是促使人在社会生活中遵从各自的“道德标准”，使得人们一旦违背了那个标准，便会产生心灵上的不安或者懊悔、羞耻或罪恶的感觉，进而又促使人为了解脱这种不安而不再犯下相同的过错或罪恶，从而达到减恶增善的目的。但在中西文明的交流与思想碰撞中，其不同点则成为文化冲突的重要研究对象。

1. 文化发展根源差异

基督教是西方罪感文化的支柱，罪感文化从中而来；“礼”虽最早起源于祭神，但并没有固定的神的形象，而发到到儒家文化推崇的“礼”“仁”思想，则已成为强调“人”性本善。即，罪感的文化聚焦于人性的否定的一面，礼文化则更加注重人性中的肯定的一面，体现了中西想文化的根本差别之一。

2. 作用机制差异

根源的差异，也使得“罪感文化”和“礼文化”的“导人以善”的作用机制有所不同：前者倚重内部力量，后者更多依靠外部力量。西方人注重个人主义观念，“罪感文化”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且通过该标准发展人的良心，其向善力量是以自发和主动为主的，即强调内因：一个人只要犯下“罪恶”，违背了那个“绝对的道德标准”，无须外力的参与，灵魂上便会感到不安。中国礼文化注重集体主义观念，“礼文化”之“礼”，一方面也要求节欲存理，控制本能欲望，另一方面，“礼”更表现为具体的集体行为规范，如一整套制度仪式，是德的保证。《荀子・修身》写到：“礼者， 所以正身也。无礼何以正身。”颜元曰：“身有礼则身修。”礼就是要端正人的行为。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主要是通过学礼、用礼、保礼的礼教来熏陶人们的道德品质，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保证社会道德准则的实施。即“礼仪文化”中向善的力量主要是外部的促醒和推动，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人，时刻需要有外部制度、规则或舆论压力来促其向善；如果缺少了外部的压力，向善的力量便不会像“罪感文化”中的那样自然而强大。

三、“礼仪文化”和“罪感文化”影响下的中西文明交流

中西文明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即异质文明。对中西方文化的本体作比较，就会发现其差异表现为“人本”与“神本”的不同。东方礼仪文化首先崇尚个体世界的道德操守，弘扬个体心性，认为个体完善的追求是需要社会来验证的；西方的罪感文化中有神的存在，神是道德完美的化身，审视、督促人们坚守良知，神引导人们向善，人们甘认自己是不完善的。文化根源不同、导向机制的不同等，使得“礼文化”和“罪感文化”生发出不同的意义，影响着东西方的文明理念和对话。

如发生在明末清初中西教会内部、后扩展到罗马教廷和清朝康熙皇帝之间的“中国礼仪之争”，让中国人和欧洲人首次深刻感受到中西文化差异。争论的核心问题是中国文化中的礼制问题，即关系到儒家的“敬天”、“祭祖”、“祀孔”等方面的制度规定。其争论的焦点在于判断中国礼仪是否是一种宗教：如果是，中国人的宗教是“偶像崇拜”，是“异端”，严格神教教义的天主教是不能接受其兼信另外一种宗教中的“上帝”的；如果不是，则可以宽容。争论持续了三百多年后，1714年罗马教廷禁止了其教徒行中国礼仪，同时康熙皇帝也驱逐了传教士。直到1939年，文化环境逐渐改变，双方宽容精神提高，罗马教廷才废除了禁令，在中国和海外的华人天主教教徒被重新允许举行中国礼仪。这场“礼仪之争”在18世纪的欧洲和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表面上看是中西宗教之争，而实质则是中西文化的冲突。

另一方面，异文化中的特质因素总是能导致一些非同寻常的思想解放，这是文化交流和比较的真谛。“中国礼仪之争”的结论认为：中国文化是人文主义的，非宗教的，伦理型的，是值得启蒙运动中的西方人仿效的。这使当时欧洲人了解了神秘的“东方大帝国”，形成了关于中国文化的基本概念；同时，这一争论深深影响了包括伏尔泰、孟德斯鸡、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等在内的一大批思想家，尤其是影响了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思想，也促进了中国思想与文化的变革。由此，这场根于“礼”的文化争论成为18世纪以来一个世界性热门话题，对中西文化具有重大意义，其深刻的社会影响至今尚存。

进入21世纪，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高速发展，中国的“礼仪文化”在未来应该怎样发展以适应新的需要已经成为另一个重要的话题。笔者认为，在个性解放的国际化大背景下，应逐渐淡化“礼”作为社会政治秩序或国家机构模式的功能，突出其作为人际交往及品德修养的规范准则的功能，通过批判性道德教育，使其渐进地成为一种广泛适用于国际交流、社会交往的道德约束与精神原则，同时肯定和弘扬“礼文化”倡导民本、主张“内省”、强调个人道德修养的观念，以进一步推进中西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交流。

四、结语

“礼仪文化”和“罪感文化”虽然根植于两种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和自然地域环境，两者最终理想都是要追求善的世界，但在劝善方式、导向机制方面各有不同。西方文化中罪感的产生是“我”犯了罪，如同保罗在《罗马书》所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礼”在旧时原是群众共同生活必须遵守的外在生活原则，但作为维系道德人心的观念，是现有法文化所不能望其项背的，也是“礼”在当今中国寻求新发展的重要伦理依托之一。随着信息时代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愈来愈多、愈来愈深入。无论面对“礼仪文化”还是“罪感文化”，我们首先要认清其文明移植性，汲取两种文化中赞赏勇于承认错误、真诚悔过的行为理念，不断加强沟通、增进了解、相互吸纳，才能为各自注入新鲜血液，使双方获得生机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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