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文化发展
经济文化发展范文第1篇
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是传统文化产业的两个重要方面。衡水发展历史长远，有着丰厚的人文历史底蕴，有着不可多得的宝贵的文化资源，如景县的景州塔和“封氏墓群”，南门古墓、竹林寺碑和“衡水三绝”等。可以利用动画的“衍生产品”构成模式进行再开发，在动漫产业的帮助下，能够让这些传统的文化产品换发新的活力，不断打造新品牌。利用出版物以及漫画作品进行了资源的整合宣传，同时促进产品的商业化，形成产业链。在动漫制作上要加大力度，要在动漫制作方面逐渐形成影响力，比如优秀动画连续剧的展播，能够很大程度的促进衡水文化资源的开发，并且形成以旅游服务业和衍生品制造业为主的产业发展模式，能够极大的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也能够广泛的认可衡水，衡水的文化产品也就能够受到人们的欢迎，甚至跟衡水的文化建立深厚的感情，同时还对衡水的生活方式和观念表示赞同，从而加大了衡水出去的可能性，并能够大大的促进文化创业产业的发展。
另外发展5D电影也是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重要机遇。4D、5D动感影院由三大要素构成，即计算机控制系统，立体放映系统，特效座椅与设备。这三者共同作用，有着极高的技术含量，属于当代高科技产品。它所面对的消费群体有儿童，青少年，旅游购物者，流动消费者，特别是高消费能力的年轻人。之前的动感影院造价高，只被运用在航空或是高科技体验或展示方面，只有极少数的人才有机会去体验其效果，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高新科技打造出来的影院成本不断降低，不但增强了各种效果，普通老百姓只花二、三十元就能体验到4D电影所带来的震撼效果。目前，国内一线城市只有一部分有动感影院，极少数的二、三线城市有，县城更是没有动感影院。因此，我们认识到国内的动感影院项目有着极其广阔的市场前景。当然，作为中小型城市的衡水也应该根据自身的情况，正确确定市场定位，不要盲目进行市场扩大，要量力而行，以动漫为敲门砖，创造有城市特色的动漫品牌，借助政府的支持，凭借优势企业拓展市场，将创意产业成为城市的经济支柱。
文化在旅游中占据重要的位置，而文化的追求成为广大游客主要的心理诉求。在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中，物质生活的丰盈已经不能够满足广大消费者，而对于游客来说，文化的消费成为主要的一个方面。人们开始在旅游中享受和发展文化，科技、旅游、文化和教育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市场。衡水市应该积极的拓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并依托“东出西联、南北通衢”河北省第二大交通枢纽的优势，深入的开发当地的旅游资源，将衡水本地的旅游资源最大化。比如在可以建立动画基于创意产业模式“主题公园”，并开发以“记忆中的衡水”为主题的博物馆，这样不仅能够形成良好的城市形象，在创意产业的发展方面也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在文化的开发方面应该发挥其历史年代的感召力，最大限度地对衡水的文化资源进行保护、开发和利用。
经济文化发展范文第2篇
我国的传统文化是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重要产物，也是众多文化精华经过不断的积累与沉淀所形成的，所以会对现代经济发展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自中国近展以来，就已经广受外敌侵略，而为了改善这一不良现象，进而促使中国经济能够迅速发展，开始逐渐采用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并学习一些西式化的文化背景以及武器设备制造等。这样一来，极大程度地影响了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甚者部分人则提出了“全面向西方靠拢”的相关理念。现阶段，即使我国人民已经开始做出思想觉悟，在“中西结合”的发展道路中仍旧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核心理念，并适时参照西方经济发展体系，目前我们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则是应当如何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而这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思考的话题。所以通过研究能够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已经变成了当下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基于此，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经济发展进行分析，以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相应的参考。
关键词：
中国传统文化；现代经济发展；现代经济价值；思考
引言
绝大多数的人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与理解仍旧停滞于过去阶段，并认为我国的传统文化距离我们十分遥远，但是这种思想理念是错误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无时无刻不存在于我们的身边。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均是以很多流派文化为核心价值观共同组合而成的，其中可包括道家、法家以及儒家等。但是在历经了长时间的发展与变迁之后，当代化经济发展也和我国传统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且彼此依存，相互促进。现在有很多中国人已经醒悟，并将以人为本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原则，而这也是华夏儿女历经了数千年的发展与沉淀得出的结果，其中不仅包括主观意识，也巧妙结合了精神意识与制度体系等。其是在旧时社会所形成的，在封建社会时期得到了鼎盛发展，并经历了很多历史发展时期。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与文化修养，在现代化的发展中积极改善了封建社会的错误思想，主要则是源自于中华民族人民群自强不息的精神。我们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且中国的传统文化也经历了一定的时间沉淀，在世界上享誉盛名的“四大文明”则为我国的发展与建设奠定了一定的基础[1]。在历史长河的发展中，随着各个发展时期的不断沉淀与积累而逐渐形成了我国独特的传统文化，并对我国人类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此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基本上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哲学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在我国的哲学传统文化思想体系中，主要是由儒家、佛家以及道家共同组合而成，即使已经产生了诸子百家、汉代经学以及隋唐佛学等多种哲学形态，但是在传承的过程中却均具有很多共鸣之处，这样一来便形成了我国的哲学传统文化。总的来说，主要可包括以下几种[2]：
（一）将求善作为主导，重点体现出天人合一
对于我国的传统文化来说，其和西方文化之间的本质性区别在于，我国的传统文化注重求善，而西方文化则在于求真。因此在求善思想理念的引导下，我国著名的思想家孔子与孟子均提出了“仁政说”与“性善说”的相关理念，这些理念对后代哲学以及政治阶层的发展均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纵观我国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在求善的过程中，中国人民均比较注重天人合一。在此过程中所表示的“天”与自然科学的“天”是不同的，并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前者比较注重体现出健全的道德思想以及其与人类的本质性意义与联系。“天”与西方国家的“上帝”有着相同之处，可以孕育世间万物，公平公正处理人间事务，天命则是所有道德思想的最高标准。《论语》中的“获罪与天，无所祷也”等，均能够充分体现出人性与天理之间的协调与统一。总而言之，对于我们国家的哲学思想来说，均会具有这样的逻辑理念：做人之始，当以德为本，修养身心，以成就圣贤，一旦得道，即与宇宙万物合为一体，上通天道，下化万民。在这一思想理念的支撑下，成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为我国的现代化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将道德作为人之根本，重点体现出寡欲中庸
对于我国的哲学传统文化来说还具有一项特征，即将伦理观念与道德修养作为根本路线。在我国的古代时期，周天子则提出了“敬德”以及“保民”的思想理念，而著名思想家孟子则提出了“仁、义、礼、智”，并将其作为人性之本的界定，因此上述内容均能够充分体现出德的重要性。在实现道德思想理念的过程中，我国绝大多数的公民均比较注重寡欲、去欲。著名思想家孔子则提出了“克己复礼为仁”，著名哲学家董仲舒则阐述了“正视谊对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相关理念，在宋朝时期，有很多的理学家则阐述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律例[3]。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我们国家传统哲学文化的克己寡欲价值趋势已经界定了中国的性格特点，即为内敛、委婉、中庸协调、保持平衡。
（三）在人生态度中，则注重出世与入世之间的相互协调
我们国家的传统哲学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产生了两种价值观念，并存在着本质性的区别，即出世和入世。对于前者来说，通常则受到了佛家和道家的推崇，比较注重人的修心养性，澡身浴德；而对于后者来说，通常则被儒家所推崇，注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两者之间的价值观念相互协调、补充，而这也变成了我国绝大多数公民的人生态度。我国的传统哲学文化是在社会经济与政治文化的影响下所产生的，与此同时也会对经济文化以及政治文化产生重要的影响，进而限制经济发展。在此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则是在中国哲学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民族意识与心理理念，并且在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的连接作用[4]。
二、传统文化对我国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所谓经济文化，其所表示的是人类的经济价值理念体系以及人类的经济活动形式。通常情况下来看，经济文化主要可以分成三个方面，即制度经济文化、企业文化以及居民经济文化。具体内容可包括：
（一）制度经济文化
制度经济文化系指社会经济制度的价值评定与发展方向等方面的理念体系以及操作模式。简单来说，制度经济文化有着极强的阶级性。结合我们国家的发展方向进行考虑，则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创造出的社会主义制度经济文化，并将此作为主导方向，但同时也夹杂着其他的小农经济思维模式。在社会经济制度中，与资本主义私有制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我国在采用资本主义公有制后，意识到公有制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主要区别，并且能够充分体现出社会的公平性。然而在真实的操作过程中，则选用简单的一大二公方式。在社会发展时期，我们可了解到社会主义是源自于资本主义，但是却又显著优于资本主义，更有深度，最后则会发展成为共产主义。但是在进行战略性发展的过程中，大多均体现为轻浮急躁以及急于求成等状态。当国家相关部门发出了“五年赶英，八年超美”这一号令时，为了能够达到预期的发展目标而弄虚作假，糊弄世人。上述现象的产生，均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总的来说，社会主义是适应于我国社会发展趋势的，但是上述不良现象的产生以及单一的思维模式则会对我们的经济发展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而这些也已经在历史的发展中得到了证实。因此，为了能够不重蹈覆辙，应积极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改善不足之处，进而促进国家的现代化经济发展。从主观上进行考虑，经济制度即为判断社会经济体制的重要途径，并且也会对经济发展趋势以及操作模式进行战略性指导[5]。
（二）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系指怎样运营并管理企业的理念体系以及操作模式。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念中，集体主义与以德为本是其中的关键组成因素，而企业文化则是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其中所呈现出的特点可包括以下几种，即：
1.工作人员的终身制。在我们国家的众多企业中，绝大多数均为全民所有制以及集体所有制，所以为了能够充分展现出工作人员的集体主义理念与社会主义精神，企业所雇佣的工作人员均采用终身制形式，政府部门对雇佣职员的生活保障以及医疗费用等全部报销。因此，在这一管理制度的影响下，工作人员在工作的过程中常常出现“磨洋工”的情况，没有付出绝对的努力为企业服务，工作态度比较消极，导致企业的负担比较大，显著增加成本费用的支出，而这些现象的产生均对企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产生了很多不良影响。而企业的发展没有取得进步，那么将会影响到整体的社会经济现状。
2.晋级方式比较缓慢。对于国内的大多数企业来说，通常情况下刚刚离开学校的大学生必须要工作5—7年的时间才可以争取到晋级的机会，而一些行政部门则是级别较高者普遍年龄均比较大。因此在此种晋级形式的影响下，严重打消了我国年轻人奋斗的积极性，进而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
3.委婉的控制与协调方式。中华民族的人民普遍均具有内敛、委婉以及重情义的心理。而此种性格特点在企业的运营管理中，则可体现为管理人员采用情感化的控制方式与协调方式实行管理。而在学术领域中，则有相关学者提出此种方式是非理性化的，没有按照规章制度体系执行相关事务，与西方企业的管理方式进行对比则有着显著性区别。对于理性化与制度化来说，基本上则是以企业的发展目标为基础，并为了实现健康稳定发展而拟定出各项规章制度，其中可包括人事制度体系以及财务制度体系等，将以上制度为基准，进而协调企业各个部门的管理。在此种理性化的管理模式下，由于规章制度体系比较严格，所以可信程度比较高，且具有法律效力。但是在非理性化的管理模式中，企业制度则是依照管理人员的思想观念随时发生改变。因此，导致企业的管理运营比较随性化，可持续效果较差，有着极强的人治效果。在当前社会的发展中，我们国家有很多的民营企业，尤其是家族式企业，当其在扩大发展规模时，则必须要对管理方式进行改革与创新。这样一来方可与时俱进，在市场经济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进而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6]。从心理学的角度上进行考虑，有许多的心理学家将此种管理模式称之为非人性化管理。较之于西方国家的人性化制度管理体系来说，我国的制度管理体系仍旧存在很多的不足之处。在进行人性化管理的过程中，不但要实现企业的预期发展目标，并且也要秉承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充分考虑人们的思想情感，在人性化制度体系的管理之下，能够促使人们自然而然地服从上级领导指挥，并显著提升工作的积极性与热情程度，提高了工作效率，而对企业发展所产生的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但是在非人性化管理的企业中，企业对职工的管理力度比较强，而在处理一些事务以及对其进行管理时则显得随意化，统治气息比较浓厚。因此在当代化的经济发展中，必须要适时更换相应的管理方式，与时俱进，方可呈现出最大的效果。
（三）居民经济文化
所谓居民经济文化，其所表示的是消费者与运营者的文化价值体系及相应的行为模式。对于我们国家的居民经济文化思想理念来说，其基本上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即：
1.消费理念。在我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中，中国人始终以勤俭节约为基本消费理念，针对一些铺张浪费现象是极其反对的。因此在进行消费的过程中，通常情况下均是采用“量入为出”的方式。此种消费理念虽然对我国历史发展产生了很多重要影响，并且也通过此种方式筹集了很多的建设基金。但是在当前的社会发展条件下，此种思想理念早已不利于我国现代化经济的发展，并且极大程度地限制了中国消费市场的多元化发展趋势。
2.就业理念。对于中国人民来说，由于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大多均是比较安于现状，追寻平稳的生活，在就业选择的过程中，则体现为惧怕与他人竞争，缺乏忧患理念，仅会做自己的本职工作，没有结合长远方向进行考虑。因此，在此种就业思想理念的引导下将会对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极大的不良影响，并降低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逐渐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被淘汰。在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经济发展的思想理念中，有着完全不同的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发展之间是彼此相容的，且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对现代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而第二种观点则提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发展之间是彼此排斥的，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阻碍。文化与经济是社会有机体的两个分支系统，而传统文化则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过程中所阐述的文化具有狭义特点，所表示的即为观念形态。在社会有机体中，不仅包括文化与经济，其中还会产生政治等其他方面。当人们的发展开始走向全新的“世界历史”时期之后，国家的经济将会受到世界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响，而文化也包括在其中，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文化本身均具有一定的特点，并且是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产生的，没有所谓的优势与缺陷。但是在与其他国家的文化进行对比之后，方可显现出一定的不同之处。所以，外界因素也是对我国传统文化产生影响的关键性因素。
结语
我们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且中国的传统文化也经历了一定的时间沉淀，在世界上享誉盛名的“四大文明”则为我国的发展与建设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历史长河的发展中，随着各个发展时期的不断沉淀与积累而逐渐形成了我国独特的传统文化，并对我国人类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随着国门的打开，外敌的侵略，在饱受了各种磨难与惨痛经历后使我们明白了很多道理，并不是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彻底摒弃就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积极作用。总体而言，抛弃了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是百害而无一利的，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大国，我们绝不可以成为西方国家文化思想的附属品。因此，在这一背景条件的驱使下，我们必须要采用正确的途径进行中西文化交融，将求善作为主要核心思想，将道德作为基础保障，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将我国的传统思想与文化内涵传承下去，并使其发扬光大，提高对中国人民的文化教育程度，切实地改善崇洋等不良现象，而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经济发展中需要注重的主要问题。
作者：王娟 单位：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魏林红.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产品设计中的体现———以福建土楼造型为元素的产品的思考与建议[J].中国包装工业，2013，(10)：56-58.
[2]唐眉江.传统身心安顿之道与当代生态文明建设———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的思考[J].现代哲学，2013，(5)：118-124.
[3]巩娟娟.中国儒家生态思想及其对当今消费异化问题的破解———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的思考[J].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6，(1)：105-109.
[4]张天惠.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经济价值研究[J].商场现代化，2016，(9)：258.
经济文化发展范文第3篇
（一）政府部门为经济发展创造了多方面条件
1、“看得见的手”引导经济发展泰国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模式相似，国家的参与和作用是一个重要因素。泰国在二战后不久，建立了100多个大中型国有企业，为国家奠定了工业化基本基础。政府持续编制社会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确定了泰国经济发展的大方向，加大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国家公共产品的提供，出台相关政策扶持特定领域发展，直接或间接扶持、资助私营企业。政府还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不断制定和修改、完善法律法规制度，创造公平经营环境。
2、为经济社会发展争取和创造最有利的外部环境泰国执政当局为在国际上广交朋友，积极加入各类经济合作与经济发展组织，协助企业拓展国际合作机会，开拓国际市场。二战结束后，泰国迅速与美国结盟，同时又保持与老客户日本的良好关系，从这两个世界经济强国得到巨额援助，还得到它们的资金、技术和转移出来的产业。中国改革开放后在世界经济舞台快速崛起，泰国不失时机地提升与中国经贸文化合作和政治外交关系，把握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泰国早在1982年就加入关贸总协定，1995年自动过渡到世界贸易组织。泰国也是东盟深化合作，加速一体化的积极推动者。
3、稳定的技术官僚体制助力经济在动荡中免受强烈冲击泰国建立起自己的文官制度，泰国的技术官僚集团由有着良好教育背景的专家、社会精英组成。在泰国政局风云变幻的大幕下，政党的轮替,内阁的变化，频发的对官僚技术队伍均无太大的影响。泰国技术官僚在政治一般保持中立，在推动泰国经济发展和维持正常的行政运转方面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1993年，世界银行发表了《东亚的奇迹》经济报告，指出：东亚国家的发展，有某些“关键性的制度特性”在发挥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包括技术官僚。
（二）泰国政治转型和动荡阻滞了经济社会发展进程
1、多发的政争和给经济发展带来消极影响泰国1932年就确立了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但从那时起，国家的政局一直处于动荡纷争之中。1932年的泰国军事的基本目的就是要引进民主制度、制定宪法、举行大选、实行议会制等等，并最终确立了君主立体，但此后的泰国政治一直面临着军方执政和民主化纷争的两难困境。截至2014年5月泰国军方发生新军事，70多年里,泰国共发生20次，颁布了18部宪法，大概4年左右爆发一次，然后重新起草并更换宪法。泰国政局动荡、频仍，明显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阻滞效应。如图1、图2所示，进入21世纪，在亚洲“四小虎”中，泰国的经济增长态势已经渐显落后。在吸引外资方面，印度尼西亚近年保持扶摇直上。20世纪末，马来西亚引进外资数量还落后于泰国，但21世纪的多数年份已经超过泰国。
2、政党恶斗恶化了国家政治转型和经济发展泰国实行多党制，政党众多，集中资源于赢得选民的支持以及在议会斗争中的胜利，往往围绕具有政治影响力的核心政客不断分化组合。大部分政党的存亡完全取决于能否接近政治权力中心,一旦在政治权力斗争中失利,政党就摆脱不了解体的命运,相关政党党员立即会抛弃现有党籍,围绕其他有影响力的政客重新组建新政党。有政治影响力的政客为了保护、扩大自身利益,倾向于依靠派系集团来运行政党。泰国政党发展还有一个地域化趋势。1992年泰国民主化运动以后,泰国的历届选举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地域化色彩。以曼谷和周边地区为大本营的帕朗塔姆党、以南部地区为依托兴起的、在中部地区获得强烈支持的泰国国家党、主要活动地区在东北部的新希望党等等,都是泰国政党地域化趋势的具体表现。这种地域主义不仅给泰国的政党赋予了地域色彩,而且还在选举过程中深化了地域间的纷争和冲突。
3、地区发展失衡和贫富悬殊等问题导致社会政治矛盾进一步恶化泰国经济发展地区不平衡问题突出。首都及周边地区与其他城市的经济发展速度也极为不平衡,都市和农村之间还存在着巨大差距。90%进出口货物、70%的工业生产集中在曼谷地区。2013年，540万贫困人口中有88%分布在农村地区，尤其是在北部和东北部地区。收入分配十分不均，曼谷地区人均收入2500美元，农村地区只有500美元。社会公共服务资源分配不均。21世纪初，医院病床的占有率，曼谷每224人一张，而北部和东北部地区则分别是503人和747人一张。大选过程中,政治集团煽动社会阶层的矛盾来赢得选票。
二、对泰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几点反思
1、预防经济全球化中的风险和抢抓全球化红利同等重要二战结束以来，全球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经济要素和经济主体的市场化演进和制度化安排使资金、技术、人才等经济要素得以更加便利地在全球流动和配置。发展中国家依据要素禀赋情况和比较优势，制定适当的配套政策，吸引和利用全球的资金、技术和人才，通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专业化分工，实现经济社会赶超式发展完全有可能。但全球治理结构远远没有跟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步伐，经济、金融监管没有跟上各经济行为体市场活动的需要。全球经济活动的利益格局还是以发达国家为中心，在经济活动的主要行为体中，在全球各个产业中，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等经营主体占据强势地位。各种潜在的风险一旦在一定的条件下爆发，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经营主体往往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将风险传递、转嫁到发展中国家，最终受到最大损失的还是发展中国家。因此，发展中国家将全球经济资源引入国内的同时，需要逐步开门，筑好几道政策和机制的风险隔离墙。
2、发展和转型需要强力组织和引导泰国的发展历程清晰地表明，由落后的农业国家向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迈进过程，同样是一个资源重组、利益分化组合的过程。在发展的过程中，农业和农村的解体和重构，各个产业的兴衰起落，由资源和机遇占有不对称导致不同阶层、个体获益的不对称。当发展到一个阶段，遇到瓶颈，需要捅破这个发展阶段的天花板，转型提升到一个新发展阶段的时候，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治组织加以主导和引领，任由不同利益阶层相互碰撞和恶斗，其社会经济发展将原地停滞甚至倒退。中东地区利比亚、埃及、伊拉克等国家和地区，其固有社会和政治架构在西方国家“洗脑”和炸弹的双重攻势下迅速崩塌，不仅没有建立起稳固的政治经济新架构，反而在无休止的恶斗中沉沦。
3、经济全球化时代的赶超发展需要创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要实现赶超式发展，不管采取何种发展战略，对全球发展资源的吸收和综合利用已经是必不可少的前提之一。放眼世界，那些由于种种原因和全球市场割裂的国家，其面临的外部困境已经严重制约其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就整个发展中国家而言，一方面，全球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另一方面，全球治理结构失衡，全球经济中由个别风险引起的“蝴蝶效应”更加明显。因此，发展中国家保障外部经济发展环境的另一个任务就是，促进国际经济、金融治理结构的完善，扭转国际经济合作利益格局和管理格局过度偏向发达国家的局面。
经济文化发展范文第4篇
关键词：宋代；商品经济；文化艺术；商品化；价值观；审美观
一、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特征
从总体情况来看，宋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其主导性的经济模式仍然是自然经济，而处于次要地位的城市商品经济却获得长足的发展，呈现空前兴旺的态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坊市合一”是宋代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特征。宋以前的城市一般都是某一行政区域的政治中心，长期实行“坊市制”，将坊与市分隔开来。坊是城市居民生活区和行政管理单位，市是交易场所。市场管理极为严格，周围有高墙环绕，营业时间以市场大门的关闭为准。一般日落市门就关闭，交易时间受到限制，极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由于唐末五代战乱，“坊市制”被破坏，宋初虽有所恢复，但无法重现旧貌。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东京开封的商业活动开始出现“侵街”的观象①。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临街摆摊，坊中开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打破了旧的坊市分隔的城市格局，突破了交易时间和区域的限制。朝廷对这种现象虽然干预过，但屡禁不止。北宋至道元年（995年）和咸平中（998—1003年）曾两次试图恢复坊市制，都终归失败。宋仁宗登基之初，只得认可这一事实，干脆将坊墙和市墙统统推倒，宣告旧的坊市制彻底崩溃。商店与作坊临街而立，坊与市合为一体，标志着近代城市的雏型已出现。当时的东京开封已是“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所谓花阵酒池，香山药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以万数。”②可想见其商业繁荣的情形。由于坊市合一、近代城市雏型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当时的东京开封已废除了传统的“宵禁”法令，商品贸易已没有时间的限制，夜市普遍出现。据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记载：马行街的“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鬼市子”也是夜市的一种，在潘楼街，“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③东京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必然波及全国各地。当时，南方城镇的草市也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全国有镇市近2000个，而南方诸路就有1300多个。这些新兴的商业镇市已改变了旧的州郡规格和性质，由区域的单一政治中心变为政治、经济双重中心。这类本设于城镇之外的草市，随着“坊市合一”的历史进程也逐渐融于都市之中。许多市民为交易方便，便迁居于草市之中，使草市成为新的商业城市。
坊郭户籍的出现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特征。宋代以前，城市与乡村在户籍上没有多少差别，也没有“坊郭户”这一专用名称。北宋时期，城市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市民阶层空前壮大。据周宝珠先生考证，北宋崇宁时（1102—1106年）东京开封约有十三万多户（不含属县），总人口当在一百五十万左右。④而吴涛认为当时东京主客户合计应是二十六万余户。⑤可见当时东京开封城市居民的数量之庞大，它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城市人口的剧增，户籍管理遇到新的问题。宋太宗几次下诏整理户籍，都未解决户籍混乱的问题。因为当时无不动产的人口（客户）太多，不容易注册定籍。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十二月，“命都官员外郎苗稹与知河南府薛田，同均定本府坊郭居民等。从户部尚书冯拯之请也。”⑥宋真宗依准户部尚书冯拯之奏请，委派苗稹为钦差，与河南府知府薛田一道在洛阳进行坊郭户列籍定等的试点，然后推广于全国。当时全国大约共有坊郭户九十八万户，人口约五百万之众。⑦这些坊郭户被单独列籍，按财产多少分为十等。坊郭户就是今天所谓的城镇户口，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出现，不仅表明北宋城市商品经济呈现出繁荣之势，而且标志着市民阶层的正式形成，在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发展了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都以城市与乡村分裂为基础。”⑧坊郭户籍的建立，将城市与乡村分离开来了，进一步地促进了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品交换的分工。
同业行会组织的形成是宋代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特征。行会又称“行团”，简称为“行”或“团”。每一个行会都有“行首”或“团首”，一般推举行会中经济实力雄厚者充任。北宋共有行会160多个，南宋行业分工更细，行会更多。有的改称为“市”、“作分”。后不断合并，其组织越来越大，在商务活动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行会可以根据市场行情变化来重新规定统一的价格；能够保护本地区商业的利益，抵制外地商人抢占本地市场；能够调节行会成员与官府的关系，在应付官府的“科配”和“供行”等赋税的问题上，尽可能地保护本行团的商人利益。正如美国经济史学家汤普逊所说：“行会控制资本并管理劳动；它们支配生产分配；它们规定价格与工资。但在它们的组织里，也有着一种社会的影响。行会的目的部分是社会性的，部分是互相的。”⑨行会是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因共同的职业和利益而组合成的一种社会群体。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又在商品经济发展中产生影响、发挥作用。
二、商品意识渗透到文化生活之中
由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意识在宋代城市社会中滋长和蔓延，并无孔不入地向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渗透。又由于都市制度的变化——坊市合一、宵禁废弛，作为城市社会主体的市民阶层表现出旺盛的生活热情和欲望，创造出带有明显商品化色彩的都市文化生活。正如日本学者加藤繁在《中国经济史考证》中所说：“当时（宋代）都市制度上的种种限制已经除掉，居民的生活已经颇为自由、放纵，过着享乐的日子。不用说这种变化，是由于都市人口的增加，它的交通商业的繁盛，它的财富的增大，居民的种种欲望强烈起来的缘故。”⑩正是市民阶层的“颇为自由、放纵”的生活和种种强烈的欲望，导致了新的都市风情、文化娱乐的产生，导致了市民意识的形成。宋人极重传统节日，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传统民俗文化已被商品意识所“侵蚀”。商人们利用传统节日，销售节日用品和纪念品。如端午节，东京开封“自五月一日及端午节前一日，卖桃、柳、葵花、蒲叶、佛道艾。次日家家铺陈于门首。”紒紜矠由此可见，商品经济已渗透到了传统民俗节日中。许多本来是自产自给的民俗物品都已转变为商品，在相当的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过去一向表现为清净、庄严、神圣的寺庙道观也不能幸免于商品经济强有力的冲击。庙会，又称“庙市”，是我国商品交易的集市形式之一。一般设在寺庙内或其附近，在佛教节日或规定的日期举行。庙会兴起于中唐以后，在宋代十分盛行。北宋东京开封的相国寺是当时一个十分著名的佛教圣地，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它的神圣灵光变得黯然无彩，成为商品交易活跃的场所。相国寺前门是汴河的一个码头，商贾、货物上下频繁；寺内场地空阔，游人众多，是商品交易的极佳场所。因此，它渐渐成了一个市集中心。相国寺的和尚在商品经济熏陶下，在利益的驱动下，无法稳坐禅床、念好经卷，也直接参与商业活动。有的竟然违背佛教戒律，开办了一个烧猪院，经营猪肉生意。和尚惠明成了名闻京城、专门烹调肉类菜肴的厨师。紒紝矠商品经济使妙相庄严的佛祖、菩萨难堪，寺庙与市场简直同辙接轨，成了逐利趋财之场。
由于市民阶层的壮大，以满足市民生活和审美需要而出现的文化娱乐也兴盛起来，而这些文化娱乐活动带有明显的消费性和商品化的色彩。宋代市民娱乐的场所主要是瓦舍。吴自牧说：“瓦舍者，谓其来时瓦舍，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是。”紒紞矠对这一解释有不少学者不以为然。戏剧学家周贻白认为瓦舍“实则指为旷物，或原有瓦舍而被夷为平地。”紒紟矠谢涌濠认为瓦舍“是简易瓦房的意思，其含义即指百戏杂陈、百行云集的娱乐兼商贸市场。”紒紡矠其实，吴自牧是从“瓦舍”的性质而言的。“瓦”本义是指房顶如覆瓦形状的建筑物，是专供文化使用的场所，其作用是遮日晒、蔽风雨，故称“瓦子”或“瓦舍”。后来，商人利用这种娱乐场所做生意，使之成为娱乐与商贸合一的场所，故称之为“瓦肆”或“瓦市”。从这个名称上就可见宋代市民文化娱乐的商品化性质。瓦舍中的娱乐活动丰富多彩，可谓百戏杂陈，伎艺繁多。市民们可在瓦舍中尽情地观赏和娱乐。不过，这种观赏和娱乐属于文化消费，是要付费的。从瓦市艺人来说，他们的表演是一种消费服务，他们靠卖艺来谋求生计。如北宋著名的瓦市艺人张山人所说：“某乃于都下三十余年，但生而为十七字诗，鬻钱以糊口”。紒紣矠又如《金鳗记》载歌妓庆奴“出去诸处酒店内卖唱，趁百十文把来使用。”由于伎艺表演已成为商业性的文化服务行业，其收入与服务质量密切相关。因此，瓦肆艺人十分注重自己的表演技巧，努力加强自己所演节目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苏轼的《东坡志林》卷一记载：“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可见当时说书的技巧之高、感染力之大。瓦肆伎艺是市民文艺，它所表现的是市民阶层的生活愿望和审美趣味。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这些愿望和趣味肯定有悖于传统的伦理道德和价值标准。瓦舍的伎艺表演又是有偿服务，其表演的内容也肯定是纯感性的、纯娱乐的，它不可能也没有义务去为政治教化服务。因此，它成了市民和一些士子尽情享乐、放纵的地方。许多年轻人因经常出入其中，深受新兴市民意识的熏拂，导致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变化。可见这种充满商品化色彩的瓦肆伎艺——市民文艺对传统意识的冲击作用。
无论是宋代的民俗、宗教，还是都市文化娱乐，都充斥着浓烈的商品意识。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市民阶层创造的一种新的都市文明。
三、文学艺术呈现出商品化趋势
宋代以前的文学艺术，尤其是士大夫文人创作的文学艺术，一般都是高雅的、非功利性的精神产品。而由于宋代商品经济渗透到社会文化生活之中，产生于社会文化生活这块土壤上的文学艺术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商品化的趋势。所谓“商品化趋势”，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指有些文学艺术作品开始直接参与到商品交换之中；二是指文学艺术的创作开始遵循商品生产的法则，并反映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产生的新的都市风情和都市意识。
宋代重要的文学体裁有文、诗和词。诗与文是传统体裁，由于受到根深蒂固的“言志”、“明道”的传统文学观念的影响，商品化的趋势不太明显。不过，诗歌已被市井艺人所利用，变成了他们挣钱谋生的工具。北宋中期，东京开封有一位以“说诨话”而著名的艺人——张山人。诨话即十七字诗。其诗诙谐滑稽，意含讽刺，观众在开怀大笑中获得启示，领略褒贬之意。十七字诗类似现代民间文艺节目——“三句半”。张山人创制这种诗体“鬻钱以糊口”。宋代民间伎艺中有“合生”。所谓“合生”，就是艺人根据他人临时出的题目，当场作诗，以博求酬劳的一种伎艺。要想博得酬劳，就必须具有娱乐性，所作的诗歌就必须贴题、幽默、让观众产生审美愉悦。从以上所述可以发现，作为正统文学的诗歌已成了市井艺人的衣食之资，诗歌创作的技能也当成商品来出售。
词是宋代的代表性文学，是一种音乐文学。它从唐代“声诗”发展而来，兴起于中晚唐，流行于五代，繁荣于两宋。词本是尊前宴边娱宾遣兴的工具，由士大夫文人在宴会中即兴创作，由歌妓当场演唱。北宋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形成，词从士大夫的尊前开始走向市井，成为士大夫文人与市井细民共同享受的娱乐性伎艺——小唱。小唱又称“浅斟低唱”，是宋代十分流行的一种表演艺术，无论是歌楼、酒馆，还是瓦舍、私宅，都能见到它。谢桃坊先生认为：“小唱是由简单的方式演唱流行的通俗歌词。宋词中的绝大多数作品便是供小唱艺人演唱用的。”紒紤矠此说甚是。由于词大多数是供小唱艺人演唱的，必然具有市民文学的艺术风格。首先，它是为有偿的娱乐服务而创作的，是一种文化消费品，是一种具有商品性质的精神产品。这就决定了它从语言到题材、从形式到内容都必须迎合消费者的审美趣味和欣赏水平。因此，词表现出极为明显的艺术特征：通俗性、娱乐性。其次，词是一种商品化的精神产品，它就必须遵循商品生产的规则。词人的创作不是专为抒发主体的“修齐治平”之志和喜怒哀乐之情，而是去表现它的精神产品（作品）的消费者（读者或受众）的愿望和情绪。因为词人创作的目的不是自我欣赏，而是要让更多的读者乐意欣赏。宋词的题材多为情爱离别、伤春叹老、歌酒游乐，就是为了揭示广大市民的生活愿望和人生情绪。因为追求个性解放、自由，追求精神与物质的双重享受，是市民意识的深层底蕴。第三，词既然是商品化的精神产品，那么，流通（传播）便是它实现文学价值的重要环节。只有流通（传播）渠道畅通，它才能占有更广阔的文学市场，才能获得更好的社会效果。歌妓是词的传播媒介。词由她们“推销”给消费者，并通过她们去实现词的文学价值。宋词的繁荣，歌妓与有功焉。南宋后期，词的艺术精神发生蜕变，向“诗化”（追随辛弃疾的“辛派”词人多抒发进取或超然之志）、“雅化”（推崇姜夔的“风雅派”词人主张雅正）方向发展，广大市民不乐意听，也听不懂，歌妓出于“票房价值”考虑也不愿唱，而改唱“缠令”或其它俗曲，导致了词的流通环节断裂和文学市场萎缩。词因此而走向衰落。
词人的劳务费是由歌妓来支付的。词是精神产品，无法具体核定其价值。歌妓只有根据演出的创收情况来酌情支付。北宋著名词人柳永的作品深受市民的喜爱，一般的歌妓虽用重金支付“润笔”，也难以得到他的新作。如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丙集卷二记载：“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商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惜其为人出入、所寓不常。”因为一首名人的佳作不仅能让一位歌妓获得可观的收益，而且能让她一曲唱红，一举成名。对于好的作品，歌妓是愿意支付昂贵的报酬的。
绘画艺术在宋代十分兴盛，北宋皇帝大多喜爱绘画艺术。宋太宗特置翰林图画院，将各地的著名画师罗致于京师。宋徽宗在国子监设置画学，专门培养绘画人才。因此，北宋的绘画艺术呈现空前繁荣的局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绘画艺术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商品化的趋势。绘画作品一反过去那种高雅的姿态，成为街肆买卖的商品。如相国寺庙会日，“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及诸路罢任官员土物、香药之类。”紒紥矠又如前面提到的潘家楼的“鬼市”上也有“衣物、图画、药环、领抹之类”的物品出售。北宋著名画家燕文贵初入东京开封时，曾在天门道上出售自己的山水、人物画。另一位著名画家许道宁也曾在东京开封端门外将自己所作的画随药卖出。紒紦矠
由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都市风情焕然一新，为绘画艺术提出了丰富的题材，“市肆画”也应运而生，成为一种新的题材类型。北宋时擅长于“市肆画”的著名画家有燕文贵、张择端、高元亨等。燕文贵有《七夕夜市图》，高元亨有“有琼林苑、角抵、夜市等图传于世”紓紛矠，张择端有《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不仅是宋代“市肆画”中首屈一指的杰作，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市肆画”本身虽不一定是商品，但它兴起于商品经济的社会土壤上，是商品经济文化哺育出来的一种新的美术品种。它的出现，说明了绘画艺术在商品经济的渗透下开始发生变化。
四、文化艺术商品化的意义和影响
从以上所述可知，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宋代的文化生活和文学艺术开始步入商品化的进程。文化艺术的商品化，对当时或后世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和影响。人们（尤其是读书人）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因此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国古人在思想意识中形成了一种十分顽固的价值观念：“学而优则仕”，“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政治价值成为至上的人生价值。其它的人生价值取向（如经济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等）都不为社会所看重。因此，莘莘学子为了博取功名、踏上仕途而不得不寒窗苦读、悬梁刺股，甚至不惜皓首穷经。到了宋代，随着商品意识的兴起和文化艺术的商品化，传统的官本位意识开始发生动摇。因为在文学艺术商品化的社会中，知识能够真正被尊重，文人的创作才华能够被赏识，作品能够获得直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文人的艺术价值能够在创作中获得实现并为社会所承认。因此，有不少士子在科举场上失败之后，不再醉心于功名了，而是投身到文学艺术创作中来，通过创作之路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艺术价值）。前面曾提到过的北宋著名词人柳永就是一位在艺术中实现了人生价值的士子。他年少时就才华横溢，但在科举考场上却不顺利，曾在殿试时被宋仁宗黜落。从此，他放纵于市井二、三十年，为歌妓度曲作词。他的词深受社会各阶层的喜爱，获得了“天下咏之”的社会效果。他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专业词人。宋代出现的“书会”，就是那些不能或不愿走上仕途的士子，因生活的需要而组合的文人群体。这个群体是以创作为职业，以创作来获取生计。宋元时有九山书会、古杭书会、武林书会、玉京书会等。书会先生都是职业的作家。南宋瓦舍中的伎艺脚本大多都是出自他们之手。流传至今的宋元话本和戏剧也有不少是他们的杰作。他们为当时和后世提供了大量的精神产品，以满足人们审美娱乐的需要。除了“书会”之外，宋代还出了文人与艺人组成的“社会”，如表演杂剧的绯绿社、表演清乐的清音社、小说艺人的雄辨社、影戏艺人的绘草社、表演吟唱的律华社等。社中的文人和艺人都是专门化的职业作家和表演艺术家。职业作家和艺术家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开始走向成熟。
文学艺术商品化就是文学艺术走向世俗、走向大众。在自然经济处于绝对支配地位的社会中，文学艺术基本上是上层社会审美娱乐和传情达意的工具，而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娱乐功能被政治和道德所削弱，出现了“教化说”、“言志说”、“明道说”、“比德说”等。宋代的文学艺术开始通过商品化的形式走向平民大众，成为士庶雅俗、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共享的娱乐品（当然，这里只就词、话本小说、市肆画及瓦舍伎艺而言）。由于受到以下层民众为主体的消费对象娱乐需要的制约，文学艺术必然要去反映更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生活，去揭示人人心中共有的人生情绪，以赢得社会各阶层的喜爱。宋代以后，都市通俗文艺（市民文艺）不断兴盛，词、话本、诸宫调、戏剧、章回小说、弹词、评书、时调俗曲等文艺样式相继或相竞出现，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最后繁荣。这些文学艺术以家庭生活、男女情爱、人物传奇、历史故事、魔鬼神怪为重要的创作题材，故能拥有广阔的文艺市场。由此可见，文学艺术商品化，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审美观和文艺观的变化。
随着文化娱乐的发达，下层民众的审美能力不断提高，娱乐需要不断扩大。篇幅短小的文艺作品（如词、散曲等）已不能满足下层民众的审美要求，鸿篇钜制的戏剧、小说、评书等文艺作品应运而生。从此，诗文主宰文坛的历史宣告结束，戏剧、小说成为主导的文学艺术样式。这一结果虽然是文学发展的必然，但文学艺术商品化加快了这一结果的出现。
总而言之，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文学艺术商品化，而文学艺术商品化又对社会文化生活、思想观念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是一种良好的、具有积极意义的多重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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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宋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零四。
②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
③《东京梦华录》卷二。
④《宋代东京开封府》，《河南师大学报增刊》，1984年，第29页。
⑤吴涛：《北宋都城东京》，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页。
⑥《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九》。
⑦王曾瑜：《宋朝的坊郭户》，《宋辽金史论丛》第一辑。
⑧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24页。
⑨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社馆，1963年版，第438页。
⑩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台湾华世出版社1981年9月版。
紒紜矠《东京梦华录》卷八。
紒紝矠宋代张舜民：《画墁录》。
紒紞矠《梦粱录》卷十九。
紒紟矠周贻白：《中国戏剧发展史纲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72页。
紒紡矠谢涌濠：《艺术研究论丛》，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01页。
紒紣矠宋代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十。
紒紤矠谢桃坊：《中国市民文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9页。
紒紥矠《东京梦华录》卷三。
经济文化发展范文第5篇
一、指导思想
以认真贯彻党的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和县委、县政府2005年开放型经济工作会会议精神，围绕拼争全国“百强县”、“文明城”的总体目标，以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为主线，牢固树立发展是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思想，牢固树立环境是发展第一要素的观念，牢固树立为经济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发扬“办好事、好办事”的工作作风，规范行政行为，改进管理方式，坚持依法行政，文明执法，树立社会认可、群众满意的文化广播电视队伍新形象，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文化广播电视旅游发展的突出问题，努力为全县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二、工作目标
以“审批少、收费低、服务优、效率高”为重点，进一步转变行政职能，改进和完善行政管理方式，转变陈旧观念和工作作风，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政务公开，规范行政行为，完善行政执法运行机制，遏制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等行为，提高公务人员和执法人员素质，提高依法行政、文明执法和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水平，提高行政部门和执法单位的办事效率，严厉查处严重影响经济发展环境的违纪违法案件，巩固、扩大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成果，为全县经济的发展和振兴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工作任务
1、继续深化文化市场经营场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清理和精简文化市场经营场所的行政审批、审核事项中与现行法律法规不相适应，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不利于全县经济发展的行政审批、审核事项。对去年县政府已取消和转入项行政审批审核事项，要逐个单位、逐个项目的落实责任，强化监督检查。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或取消后继续保留和恢复行政审批、审核的行为进行严肃查处。对保留的行政审批、审核事项，要明确责任，严格监督，简化程序、缩短时限，规范操作，公开运行，提高效率，防止出现脱节。对现已具备集中进行行政审核审批条件的项目，实行“一站式”服务，以方便企业和经营者，提高办事效率，利于经济发展。以公告的形式在新闻媒体上公示有关行政审核、审批的主体资格、项目、程序、审批条件、收费标准和审批时限，为企业和经营者提供规范、优质、便捷、高效的服务。建立行政审批、审核项目层级审批、审核制度，按规定的权限进行审批。对难以集中又不属经常性的行政审批、审核事项，实行首问制和主办负责制，无论申办人申报的审批、审核事项涉及几个部门，程序是否繁琐，均由第一受理部门包办到底，按规定时限严以审核、审批或回复、发证。
2、进一步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禁止向企业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对照法律法规和规章，对文化广播电视旅游系统行政事业性收费进行逐项疏理，凡依据不足或不符合我县实际，不利于全县经济发展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能取消的坚决予以取消；暂时不能取消的，能降低标准的就降低标准。必须保留的行政收费项目、收费标准要通过公开、简便的方式向社会公示，增加透明度，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全面、严格地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的制度，规范行政收费和罚没收入管理，实行罚缴分离。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治理向企业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等问题的决定》，坚决禁止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以任何名义向企业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乱集资。对涉及有关经营单位的年检，能简化的简化，能免检的免检，没有法律、法规和规章依据的予以取消，杜绝搭车收费行为。
3、清理行政执法依据。对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不符合政府职能转变要求、不利于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要列出清单，下发文件予以废止。确需保留的列出明细，汇编成册，向社会公开，方便企业和群众。对文化广播电视旅游事业的政策、规定和重大决策事项，要实行政务公开，使企业和群众知情、参与，并给予监督。文化市场稽查大队要进一步规范行政行为，执行法律、法规、规章，必经以促进经济发展为目标，充分发挥管理和服务双重职能，必须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原则，坚持行政执法的公正、公开、公平、合法、合理、便民原则，依照法定程序执法，切忌违规执法。在执法中要正确区分合法与违法的界限，坚持打击非法、保护合法，对企业和经营者在合法经营过程中出现的过失违法行为，可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理。情节轻微的，经教育和责令改正后，可不予以处罚或从轻处罚。在对企业实施行政执法过程中，必须严格执行检查申报和检查预警制度，做到上级不批准不查，上级批准后依法认真查处。在实施行政处罚的过程中，必须严格履行必备的执法程序，除简易程序外，必须依法调查取证、制作法律文书、形成卷宗；必须向管理相对人告知复议、诉讼权利。对涉及较大数额罚款，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决定作出之前必须告知听证权利，处罚决定作出之后30日内必须向上级法制部门备案。处理违法案件，必须按职责范围权限，实行层级审批制度，履行法制审核程序，经局法制办审核同意后，再由局领导批准。对于案情复杂、处罚数额较大、需举行听证的重大行政处罚，在处罚决定做出之前，必须认真履行听证程序，做出处罚决定时由局领导集体讨论决定。行政执法人员执法时，必须持证亮证文明执法，必须保持良好的文化广播电视旅游执法形象。
4、严肃查处严重影响经济发展环境的案件。重点查办可能出现的、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乱用职权、徇私枉法等群众反映突出、严重影响经济发展环境的案件。认真解决我局执法队伍中个别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随便执法、以罚代管、耍威风刁难人、不文明执法的问题，认真纠正个别存在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搞特权等不正之风。版权所有
5、为企业分忧解愁，提供政策、法律服务。继续履行服务承诺，完善对政策、技术指导和法律服务。向文化广播电视旅游企业和经营者搞好有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帮助企业解决政策、法律上遇到的困难，为经营者积极提供法律咨询和援助。定期听取和征求企业和经营者的意见，不断改进服务方式，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为企业和经营者提供高效、便捷、优质的服务。认真受理群众的投诉和举报，及时进行调查处理。
6、强化新闻舆论监督。加大优化投资环境的宣传力度，充分发挥舆论为企业服务的正确导向，以正面报道为主，大力弘扬宣传先进典型，对破坏我县投资环境的典型案件公开曝光，形成“安商光荣、坑商可耻”的社会环境。广播电视台要进一步实行记者新闻责任机制和激励机制，努力提高记者工作积极性，鼓励记者深入一线采访、挖掘有关优化投资发展环境的正反面新闻，完善审稿制度，对有利于优化投资发展的新闻稿件，优质、高效播出，对影响我县经济发展环境的反面事例，要做到打破情面，坚决予以曝光，真正实现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
五、主要措施
1、切实加强对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工作的领导。为保证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工作能够深入持久地开展，并取得实效，我局决定成立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工作领导小组，由党组书记、局长李惠琳任组长，副局长熊青利、李玉龙、樊桃芳任副组长，县广播电视台党支部书记赵腾益、文化市场稽查大队负责人秦涛、有线广播电视网络传输中心主任杨明亮、局办公室陈大辉、赖志强为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局办公室，领导小组全面负责优化经济环境的组织实施工作。各有关单位要结合文化广播电视旅游工作实际和工作职责，深入调查研究，采取具体措施，狠抓落实，常抓不懈，务求实效。根据县委、县政府的要求，我局决定把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工作纳入局工作目标考核体系和评价体系，将各单位的工作作风、服务态度，服务质量、服务效率和执法情况纳入考核内容，作为衡量工作成效、评比先进、干部奖惩、提拔任用的重要依据。
2、积极开展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大讨论，进一步提高对优化经济发展环境重要性的认识。在全局开展“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树立文广电旅良好形象”的大讨论，引导大家找准存在的问题和差距，进而提高对优化经济发展环境重要性的认识，强化“人人、处处、事事都是发展环境”和环境是发展的第一要素的观念，牢固树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全县经济发展的大局意识，从思想上、行动上切实增强为实现南昌县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环境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