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社会体制比较范文第1篇

一、传统比较经济学的缺陷

比较经济学在20世纪30年代的诞生,在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占支配地位的“主义”比较法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说明,在当时比较经济学家的心目中,比较经济学的存在是以与资本主义制度相对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为基础的。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于受到两大“主义”制度所出现的各种不同变种的“刺激”,比较经济学才开始摆脱本质论思维的支配。1967~1968年西方学者召开专门会议讨论比较经济学的对象与方法,打破以“主义”划分经济体制的传统(张仁德,1998),比较经济学才开始“真正地”繁荣起来。由于意识到传统比较经济学所存在的局限性,青木昌彦等人试图用“比较制度分析”取代“比较经济学”这种传统的学科称谓(青木昌彦、奥野正宽,1999)。笔者认为,传统比较经济学存在着三个严重的缺陷。

第一,它主要是满足于运用已有的理论对各国经济体制进行分类和比较,而忽视了比较经济研究通过经验性的工作对现有理论提出挑战,从而为运用回溯法提出新的因果假说奠定最重要的基础。

第二,传统比较经济学仍受主流经济学所谓理性最大化和必然进步这种观念的支配,因而是前达尔文的。达尔命彻底击碎了必然进步的观念,否决了理性最优范式的科学性。在比较经济学中,不论“研究经济体制的一个原因是发现那种体制是最好的体制”(艾登姆等,1987),还是论证社会主义的内在优越性,这些研究目标都是理性最优和必然进步这种思维的反映。比较经济学作为研究人类经济社会体制多样性的科学,只有彻底放弃先验的理性最优和必然进步的观念,才能为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提供较为健全的知识基础。

第三,传统比较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结构主义的,这严重制约着比较经济学对经济体制的变异、多样性和演化过程的研究。传统比较经济学只关注结构的经济方面,而把其他方面视为外生变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有可能深究为什么同一经济制度,可能因为生产力的变化,经济环境的差异,政治的、历史的、文化传统的甚至地理条件的不同而表现为极不相同的经济体制呢?我们怎么有可能对经济体制的变异、多样性和演化过程做出历史性的说明呢?

二、比较经济学新的研究任务

通过以上对传统比较经济学内在缺陷的批判性分析,比较经济学的未来发展面临以下新的研究任务。第一,揭示结构性制约条件及其与能动作用和偶然性因素如何结合导致了社会经济体制的变异、多样性和演化;识别、理解和进一步阐释多样化体制下人们的无意识动机、意会性知识和技能,为政策制定提供来自于不同经验的知识基础。比较研究不仅有助于对已有的或刚刚发生的不同经验的理解,更重要的是,面对尚未形成但仍有端倪可得的结构和意会性知识,它可以为政策研究和制定提供必要的知识基础。

第二,发现新奇事物对社会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有可能带来的重大影响。新奇事物的出现及其扩散通过社会经济结构与能动作用交互作用导致了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新奇事物的起源可能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下,由于技术变迁所带来的物质环境的变化、生态环境的退化、政治和经济环境的演变、外部冲击等因素的影响,在个体思维与行为模式上所发生的突变。与经济学其他学科对研究上述新奇事物提供的专业背景知识不同,比较经济学的任务就是进行复杂系统思维的训练,把它放在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之下进行比较评估,因此它更能发现新奇事物对社会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有可能带来的重大影响。

第三,促进跨国制度学习。比较经济史的深入研究业已说明,制度学习是导致德国、美国以及日本后来居上最重要的因素。我国的改革目前已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从世界各国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中进行学习的结果。成功的制度学习关键在于其精神而非具体形式,外国制度的引进、修改和创新是以国家或当地的情境和脉络为条件的,完全照搬很少能够成功。比较经济学可以通过对制度原生国与引入国进行比较分析,从而为跨国制度学习与创新提供健全的知识基础。

第四,创造性的阐释文化传统,并揭露现有的经济理论所存在的缺陷。技术和制度创新,特别是从国外所引入的创新,它所蕴含的意会性知识与传统观念必定有一定程度的冲突,这就需要对文化意义系统进行局部修改乃至重新阐释,使产生创新的意会性知识纳入到演变着的文化传统之中,从而为导致结构转变的能动作用提供基础。比较研究通过揭示同种技术、特定制度与不同文化背景之间的历史渊源,在这种文化阐释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老制度主义与社会经济本体论的重大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老制度主义者各自试图用其理论范式重塑比较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在新制度经济学家斯韦托扎尔·平乔维奇1990年出版的《产权经济学——一种关于比较体制的理论》和老制度主义者皮垂(Petr,J.L.,1994)撰写的“比较经济体制”辞条中,他们都把比较经济体制看作是其理论范式的应用,而避免提起与之相对立的另一种制度主义。与新老制度主义相关,但又有区别,在西方传统比较经济学研究领域之外,出现了两种相互之间几乎从不交流但却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献。1990年,青木昌彦等人在斯坦福大学开设“比较制度分析”这门新的研究生课程,而不再沿用比较经济学或比较经济体制这样的学科名称,它受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较大。另一与老制度主义具有某种联系的“比较创新体系”也开始滥觞,1993年出版了尼尔逊(Nelson,R.)主编的《国家创新体系:一项比较研究》。签于这种情况,对新老制度主义研究纲领及其在比较经济学中的应用做出较为恰当的评价,就成为比较经济学新发展的基本工作之一。然而,对新老制度主义研究纲领进行评价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因为在其内部,各自包括了许多不同的种类以及历史演变,两个学派之间现在也出现了某种融合的迹象。但是,作为其主流,新老制度主义之间所存在的分歧仍是很明显的,正如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威廉姆森所指出的,新制度主义是对正统新古典理论的补充而非替代,老制度主义当代代表人物霍奇逊也写道:“新制度主义不是通过传统的制度主义的再现,而主要是在现代正统理论的心脏中成长起来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凡勃伦等最初的制度主义主要是通过对正统理论的假设进行批判而产生的。”(Hodgson,1989)

在老制度主义者看来,个人与制度相互作用,共同演化。其中,个人行为不是给定的,制度作为社会结构的一种特定类型,它能够潜在地改变行为者的目标或偏好。社会结构在人类社会的复杂层级上处于个人之上,与这个较高层级相关的因果力量不只是简单地约束而且也能影响和改变个人的特征、力量和倾向,这就称作是重组的向下因果关系(reconstitutive downward causation),在社会结构的组成要素中,具有这种能力的要素就被称作制度。

新制度经济学则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有关人类行为的基本假定,即个人被看作是给定的。“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7页。),抽象的、先验的和普适的人性假定即源于这种本体论。因此,在主流新制度经济学的本体论预设中

并不存在作为突现层级的社会结构观念,制度只被看作是个人创造的结果,这是诺斯在分析国家和秩序产生时之所以遭遇困难,并逐渐转向老制度主义的重要原因(贾根良,1999a)。 新老制度主义社会经济本体论对公共政策具有什么含义呢?称尔奈认为,“休克疗法”的设计师们受到科斯很大影响,大规模私有化战略就是对科斯定理的误用(科尔奈,2000)。科斯定理认为,只要交换是自由的,交易费用为零,并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进行,那么,合法权利的初始分配是否有效率就无关紧要。实际上,这隐含地揭示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制约作用,要求赋予制度以本体论的地位。然而,由于新制度经济学的主流把制度变量参数化,所以,尽管科斯强调要按世界的本来面目认识和研究经济问题,但在评估产权制度时,流行的看法仍然是,无论历史和社会条件有何不同,私有产权总是普遍有效的。

制度变迁路径依赖过程的性质说明,人们的能动作用只有通过与既定的结构交互作用才能导致后者的转变,制度创新只有在利用传统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因此,公共政策作为能动作用,在推动结构转变时,要因时因地而异,要以解决问题的实用性而非预先假定的意识形态或目标为标准。由于意识到制度变迁是一个充满风险并往往产生意外结果的过程,意识到政策及其制度选择对人性的塑造作用,老制度主义者主张,政策应以实验和过程为导向,不追求普遍的真理,而只希望暂时的改进。特别是由于经济变化基本上是一个自组织过程,制度创新的真正源泉来自于民间,所以公共政策应该鼓励而非压制多样化的尝试。

四、新老制度主义比较研究方法丰富的内涵

经济与社会体制比较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运行机制;比较研究;书评

    财政学是经济学中最古老的分支之一,其中心任务是阐明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具体地讲,就是弄清楚政府参与了哪些经济活动,尽可能预测这些活动的后果或经济影响,在此基础上帮助我们评估政府经济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的得失,进而为改进相关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提供有价值的见解。在中西方各国的发展历程中,财政学产生了许多宝贵的思想和理论,财政学的研究方法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今,财政学已经成为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其完整的框架体系和较为成熟的理论对中西方各国政府经济活动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莫过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这种唯物史观是我们研究一切问题的指针,同样也适用于对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因此,中西方各国的社会经济变迁便成为决定中西方财政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动因。

    由张平博士所着的《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一书是关于中西方财政运行机制异同的一部力作,是作者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这部着作将中西方财政比较的对象设置为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当前中国公共财政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共财政,内容涉及中西方财政理论体系和现实运行状态及现实背后的深刻财政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并最终通过对中西方财政的多方比较探求其存在差异的深层次根源。该书已于2010年6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28万字,分为7章19节。

    一、着作确定研究方向的三个原因

    张平博士对中西方财政比较研究的关注从攻读硕士研究生阶段即开始了,她对此问题感兴趣并关注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一是当前中西方财政在相同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运行状态和运行机制的巨大差异性,同是基于市场经济条件,中西方财政有着越来越趋同的理论基础,但由于彼此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不同,中西方财政在运行过程和运行结果上有着迥异的差别。

    二是财政学界对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还不够系统、深入,或者说研究成果相对滞后于现实情况。目前国内外学者有关中西方财政比较的研究多是基于具体的某项财政制度或财政分配关系的中西方比较与借鉴角度展开的。尽管在这些领域国内外学者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这些成果并没有实现将中西方财政整个的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系统的、完整的进行研究比较的目的,而且只是就财政论财政,并没有把中西方财政比较问题融入各国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背景中去研究。

    三是张平博士对本选题的持续关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她的导师——财政学知名学者武彦民教授自她读硕士阶段就已开始的启发和指导。在张平攻读硕士期间,武彦民教授向她提问,作为财政学专业的教师,为何在给学生授课时要同时讲授财政学和西方财政学两门课,难道这两门课不能够合并,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现象?导师的这个问题促使了张平的硕士、博士论文均以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为方向,终于在《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这一专着中很好地回答了导师提出的问题。

    二、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比较研究的现状及欠缺

    多年来,中国财政学界已经感觉到中西方财政运行的趋同性。它们都以市场经济作为财政运行的经济基础,公共财政是中西方共同认同的财政模式。它们都将财政政策作为熨平经济波动,稳定经济运行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所使用的财政政策工具也大致相同。它们都将税收作为主要的财政收入手段,公债、收费、基金、罚没等收入形式也并存于财政收入行列,有关收入原则、收入效应、收入决定等理论体系也高度雷同。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财政补贴、国防安全、经济发展等是中西方财政共同的支出项目,支出方式理论、支出效益理论、支出总量理论等均体现在中西方财政学者的教材或着作中。绩效预算、赤字预算、周期预算、中长期预算、复试预算、行动预算等都是中西方财政学者耳熟能详的国家预算术语。在中国财政学者关于财政体制或政府间财政关系的着述中,也经常出现菜单理论、分权理论、俱乐部理论、“用脚投票”理论、公共物品层次理论等西方色彩浓厚的理论模型。西方学者经常使用的定量分析方法也频频出现在中国学者的财政学着作或教材中。规范性分析与实证性分析、横向分析与纵向分析、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顺向分析和逆向分析等研究方法,已经被中西方财政学者共同认可并被熟练地运用到分析过程。但是,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毕竟有根本不同的制度环境,毕竟有相差悬殊的发展水平,毕竟有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毕竟有严重冲撞的价值观念,因此,反映在财政分配过程,中西方财政在运行过程和运行结果上也有着迥异的差别。本书作者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关注了中西方财政运行的趋同性,更关注双方在诸多领域存在的区别或差异。我认为这是本书将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的主要原因。   财政学界对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还不够系统、深入,研究动机和研究成果相对滞后于现实状态。人们的研究重点大多放在财政运行的局部或个别环节,并未对整个财政运行机制进行系统、完整地比较研究;人们往往习惯性地站在就财政论财政的狭义研究视角,并未把中西方财政融入到各国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背景中去认识;人们经常从具体的财政制度、财政政策、财政手段等较浅层面去研究中西方财政的异同,但缺乏从社会制度、发展水平、价值观念等层面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人们往往机械地甚至僵化地将中西方财政类型理解为计划型财政和市场型财政,殊不知西方国家财政也有强烈的计划性,中国财政的运行环境也越来越转变为市场经济。1992年中国确认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体制改革的总目标,1998年中国又提出要构建公共财政的新模式,这两大变化必然会对中西方财政比较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

    目前国内外系统地进行中西方财政比较的论着也比较缺乏,只有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96年1月出版的马斯格雷夫(美国)的《比较财政分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的邓子基的《比较财政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于1991年7月和1992年6月出版的姜维壮的《国际财政制度比较》和《比较财政管理学》,上海三联书店于1992年1月出版的平新乔的《财政原理与比较财政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04年3月出版的张馨的《比较财政学教程》(第2版),复旦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6月出版的杨志勇的《比较财政学》,南开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8月出版的李炳鉴等人的《比较财政学教程》。在这些论着中只有杨志勇和李炳鉴等人拓展了传统比较财政学的研究范围,比较了20世纪以来中西财政学的不同发展轨迹,剖析中西财政理论及制度的基本异同点。其他论着则还是基于传统比较财政学的研究框架,比较分析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市场型财政与中国计划经济基础上的计划型财政的异同点。由此可见,国内外关于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系统性、完整性和与时俱进性不够,对待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需要引入更多新的角度和新的方法。 国内学者从事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工作,公认最早的当属邓子基教授,其1987年主编的《比较财政学》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出版的第一本比较财政学教材。该书运用比较研究方法着重研究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理论与实践,侧重点放在具体财政制度的比较上。之后,姜维壮主编的《比较财政管理学》和《国际财政制度比较》研究重点主要是对各国财政实践活动的梳理和总结。

    在国外,情况也大致如此。国外的中西方财政比较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比较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发展起来的。由于比较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差异,其着重点也在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不同上。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制度》就是作为“比较经济学研究”丛书之一出版的。该丛书的目的是为了考察各种不同背景下经济制度的运行与经济事务的处理。马斯格雷夫在《自序》中说:“我也不提供许多国家间具体制度和政策的系统的比较,这涉及大量的细节问题。相反,我试图考察财政制度在经济生活的一些主要方面所具有的基本特征。”许多西方财政学家也发现,即使是同样研究市场经济的财政学,也可能有很大的不同。

    三、内容简介

经济与社会体制比较范文第3篇

一、了解内在逻辑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的前提条件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有着严密的逻辑，对于这样一个系统体系，其创新发展绝不是简单的逻辑堆砌，要从整体入手，结合经济建设实践，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逻辑。

第一，方法论。《论一元历史观之发展》是俄国早期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其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一元史观，即生产力决定。这一观点虽然受到了很大肯定，但是依然有争论。如，历史学家不能用生产力解释历史事件，如果用生产力去解释肯定会失败。对于一元史观，要从两个层次理解，即生产力向前发展是一个历史趋势，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内在动力，也是判断人类进步的标尺；历史唯物主义上的一元史观代表着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与方向。综合以上两点内容，就可以清楚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带有历史必然性。

第二，始终坚持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马克思一生心血都汇聚在《资本论》上，而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是《资本论》理论体系的基础。如果否认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上两条是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在逻辑的关键，但是在当代中国背景下，还需要进一步理解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这样才能对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在逻辑有一个比较全面理解。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现，它不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成果，也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部分基本理论向前发展，即社会主义可以建立自市场经济基础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可以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扬弃，符合中国国情，这已经得到实践证明，只是缺少相关的理论总结。

以上三个方面是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在逻辑的三条主线，只要对以上三条主线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就可以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融汇贯通，这对该理论的创新发展思考有重大作用。

二、比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的主要途径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中，除了理解前文提及的三条主线，掌握其内在逻辑联系外，还要明确比较是创新发展的主要途径，应在比较中发现问题，在分析与解决问题中进行创新。

（一）理论与实践的比较

通过理论学习可以得到一些已经成形的成果，对实践形成一定理性认识，但是实践并不一定与理论吻合，这就会使理论与实践之间产生很尖锐的矛盾，驱动理论去创新发展。如，《试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力个人所有权》等著作就是在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冲突下产生的。根据《哥达纲领批判》中的相关内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按劳分配要遵循等量劳动相交换原则，而个人能力是天赋特权。基于这一理论启示，结合实践就诞生了一个新概念，即劳动力个人所有权。由此可见，很多理论成果都是在理论与实践比较过程中而形成的，如果理论与实践不相符，就要发展理论，再用实践加以评判，而这一过程将产生巨大的创新发展动力。如，《公有产权的内在矛盾》就很好的诠释了理论与实践比较当中产生新理论的观点。

（二）实践与实践的比较

在实践与实践的比较中也可以产生一些创新发展成果，如中国特色等。中国特色是什么？简单的说，就是把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与其他国家的相对比，产生出来的不同东西就是中国特色，因此中国特色是比较出来的。关于中国特色，其实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概括，但是可以从多个方面去了解它，包括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方面。在多年的实践发展中，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起着一些特殊作用，而这些是其他国家经济发展所没有的，是中国特色的具体表现。由此可见，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抓住中国特色，将中国经济发展经验与其他国家经济发展普遍规律进行比较，研究中国特色体现在哪些地方、特色产生的原因、总结成功经验与教训等，就能得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结果。

（三）理论与理论的对比

同一个经济现实，研究的出发点、观念、方法等方面不同，得到的结论也可能不同。目前，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比较，主要是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比较。由于西方经济学有很多流派，这里做全面的比较，仅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科斯企业理论进行比较。它们之间的比较已经很久了，很多马克思主义学者全盘否定科斯企业理论，这种做法显然不科学。在否定前，应当探索是否能从科斯企业理论中得到启示、借鉴，科斯企业理论是否存在一些合理成分等。先弄清楚这些问题，再进行评断，才是科学合理的做法。科斯企业理论提出两种概念，其一是将市场与科层等级制分开，其二是交易成本概念。科斯提出的第一种概念使我们对的企业制度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在《资本论》中，其中提到了市场内部分工与工场内部分工，这两种分工其实就是市场制度与企业科层制度，但是由于抽象程度不够，并没有明确提出科层概念。同时，马克思认为工场内部分工是有计划的、有序的，市场内部分工是无政府状态下的分工，所以他指出工场内部分工优于市场内部分工。后来经大量实践证明，市场内部分工与工场内部分工是互为补充的两种制度，其中的一个不能否定另一个的存在，这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发展有启发作用。

交易成本概念在不同制度的优劣度、效率分析上有较大作用。将其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比?^，发现二者之间没有本质冲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生产劳动过程与交往过程分开了，其中交往过程会投入人的脑力、体力劳动等成本，这些与交易成本类似，只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没有明确指出这一概念。后来，经过理论的比较，将这些成本认定为交往成本。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理论之间的比较，可以得到新的理论成果。在理论比较中，先认清楚其他的各流派，在理解基础上再进行比较分析，容易产生新的思想与观点。

经济与社会体制比较范文第4篇

关键词：城市化；社会保障；劳动力比较优势

一、我们追求的是缺失社会保障的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吗?

(一)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再讨论

自林毅夫等1994年提出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以来，较长时间对如下观点取得了共识：目前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成本低廉，适宜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近年来这方面的讨论又热烈起来，有战略理论层面的争论，有产业结构角度的探讨，有从人口学视野的分析(左学金，2000)，有国际贸易利益-方面的阐述。大多认为，中国到2015年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低成本比较优势将逐渐消失；实施统一的社会保障将削弱我国国际竞争力。实际上，这些讨论较多的是基于劳动力供给数量的绝对比较优势，没有深入分析和重视合理社会保障基础上的基于劳动力就业状况及其质量的相对劳动力比较优势。

林毅夫、孙希芳(2003)对比较优势战略理论做了进一步阐释与发展，并特别突出地强调：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有利于要素禀赋结构的较快提升，资本(包括人力资本)相对丰裕度提高，也将促进产业与技术结构升级；比较优势的发挥需要内生于发展战略的制度结构相支撑，特别是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体系，经济发展中政府要维护市场的竞争性、规则性(林毅夫、孙希芳，2003)。他们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是在比较优势战略的实施中自然而然逐步形成的，与物质资本相辅相成，对于政府在人力资本投资上的作为涉及不多，基本主张政府实施适应性的比较优势战略。在实践中，政府在落实比较优势战略中对人力资本的提升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尤其体现在社会保障制度上，很多形式的社会保障本身即具有人力资本投资性质。

以杨小凯(2001)为代表的超边际经济学贸易理论，对政府实施比较优势战略也有深入的论述，向国成、韩绍凤(2005)将此理论总结为综合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个经济主体的比较优势受技术效率、资源禀赋和交易效率等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向国成，韩绍风，2005)。比较而言，综合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主张是创造性比较优势战略，依据理论可知政府可以通过社会保障等市场制度内生出技术优势和交易效率优势，以此强化并与外生禀赋比较优势结合，形成有竞争力生命力的综合比较优势。经济主体的市场竞争力取决于察赋比较优势、技术比较优势、交易比较优势等多个因素的综合比较优势。在经济发展上，不仅只“听天命”(即利用外生比较优势)，更要“尽人事”(即致力于内生比较优势的形成和交易效率的提高)，这是综合比较优势理论“不可能定理”所揭示的真谛(杨小凯、张永生，2001)。一个国家虽然具有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禀赋优势，但当劳动的技术比较劣势和交易效率比较劣势足以抵消其禀赋优势时，该国家就不一定生产和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就有可能为其他国家或地区所取代，被排斥在国际或地区分工之外。就我国而言，劳动力比较优势不仅取决于劳动力供给的绝对数量比较优势，更要取决于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工业化就业性转移(即市场交易效率比较优势)，和劳动力的质量提升，或者说就是劳动就业中相对于工资成本的劳动效率提高(即劳动的技术比较优势)，后二者直接与社会保障等市场制度密切相关。而我国的社会保障没有充分考虑到城乡劳动力市场的潜在优势的发展变化，正可能面临着上述窘境，因此可以说，当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挖掘与升华的关键所在。

(二)我们追求的是缺失社会保障的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吗?

企业对社会保障负有一定的责任，弱化社会保障的确对企业而言存在一定的吸引力，可以节约劳动力成本，但劳动的生产技术性效率受到制约，劳动力市场交易效率也会下降；而健全的社会保障将给劳动力提供教育、培训、医疗保健等，保证劳动的高效率和技术创新，并促进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我们是追求单纯劳动力低成本的比较优势还是高素质劳动力的综合比较优势呢?我们先来认真分析缺失社会保障的廉价劳动力优势的实际效果，再看社会保障促进劳动力比较优势发展的效应。

目前，中国劳动力每小时工资约是0.5美元，而在美国约是16美元，在墨西哥约是4美元。表面上看，劳动力“价廉”对吸引外国投资者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但“质优”没有持续性制度保障，实际上只能产生恶性循环的后果：劳动者得不到平均水平的工资，必然失去许多技术培训和再教育的机会，生活保障低，技术人力缺乏，进而导致产品技术落后，国际竞争力衰弱。劳动力的低价格最终会与技术等级的低层次接近，在发达国家通过高工资集中优势产业，成为高附加值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制造中心的时候，我国的低价格策略只能不断把淘汰工厂吸引进来。如果“垃圾产业”在中国越来越多，形成规模性集中，导致产业工人生活的长期贫困化。应该说，这是落后的劳动力绝对比较优势，不是我们要追求的理想的相对劳动力比较优势。

如果仅把劳动力看作商品，仅从供求关系上讲，中国的劳动力必然价格较低。但是我们知道，劳动力价格是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它既包括劳动力自身再生产的需要，也包括劳动力自身发展的需要；既取决于经济因素、市场供求，也取决于社会因素。随着社会的进步，劳动力需求必然也要求增加。我们发展要求以人为本，社会责任标准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发达国家劳动力价格较高并非完全是其劳动生产率高和再生产成本的表现，在更大程度上是社会发展水平的表现。正是社会的发展要求给予劳动者更好的社会福利、更多的闲暇时间等，而不仅仅限于劳动力自身的再生产(张劲文，2005)。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飞速，而一些外资企业中相当部分劳动者的收入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相应地提高，其发展、工作和生存条件也没有随着社会责任标准的强化而提高，受教育的机会、发展的潜力在许多条件下也被无形中剥夺。

在国际贸易领域，中国贸易受到的负面影响也非常突出。根据公开的统计资料，2004年1月～10月，中国进出口加工贸易累积4371.5亿美元，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47％，这意味着中国处于全球化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加工贸易有零关税的优势，但由于缺乏品牌价值和基于高素质劳动力的创新内涵，加工贸易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很低，加工贸易占据中国贸易半壁江山的境况影响了整体的收益水平，降低了中国贸易的竞争力。在国际贸易分工中，长期依靠简单加工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虽然依旧能获得部分利益，但是在长时期将会面临贸易结构的不稳定以及贸易条件的恶化，出现总是落后于人

的绝对“比较优势”陷阱。一些单纯依靠低劳动力工资成本的地区产业层次相对较低，产业升级也很不理想。

2004年开始出现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民工荒”，也为中国仰仗劳动力成本低廉优势的增长道路敲响警钟。“民工荒”是农民工对没有社会保障的低于市场工资水平企业的一种抛弃或反抗的现象，反映出他们对社会保障的强烈追求。因此，笔者认为，中国目前的重要问题在于劳动力廉价中的社会责任缺失，我们的主要任务在于促进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升华。

二、社会保障与劳动力市场的互动关系发展及我国存在的问题

社会保障促进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发挥与升华要通过对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而实现。对社会保障与劳动力市场关系的理论研究最早隐含于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理论。庇古福利经济学为社会保障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社会保障与劳动力市场互动在其中有间接论述。他认为最佳效率的生产要素(含劳动要素)配置，可以带来国民收入的最大化。同时，他主张以社会保障等均等化政策来增加社会公平，效率与公平的有机协调可以达到社会福利最优状态。凯恩斯主张采取转移支付形式，实行社会保障，增加社会福利设施，刺激有效需求，带动劳动力市场发展，实现充分就业，其理论为制定经济和社会保障政策提供了直接理论依据。新经济增长理论(舒尔茨、卢卡斯等人)也特别强调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一些人力资本投资项目属于社会保障的范畴。阿马蒂亚・森(A・Sen 1992)主张“能力”中心观，他认为，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来自个人能力的培养，在设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时，不仅要解决贫困阶层的基本生活，更重要的是“赋能”，即以教育、培训等形式赋予他们发展的机会。联合国也倡导“发展型社会福利”的新理念。由此我们可以判断，“赋能”政策的实施将改进和提升劳动力市场的配置效率与质量，实现社会保障与劳动力市场的良性互动。

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层面来看，现在英美等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度过了为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期劳动力市场服务，即发挥扶助贫弱、互济难关、培养人力资本等功能的阶段(王诚，2004)，纷纷开始市场化或强调效率的改革，提倡“第三条道路”，主张“社会投资”型福利政策。我们必须注意到，社会保障市场化改革的前提条件是一定的社会公平，而“一定的社会公平”正是20世纪40～60年代实行的全面社会福利奠定了的，改革只是对政府失灵或者政府过度干预的一种纠正，“帕累托改进”也是建立在以一定的社会公平为基本假设的基础上。在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由政府福利性干预与支持，国家不仅可以保证社会公平，更有利于效率的发挥与社会经济发展，还可以逐步促进市场机制的发育与成熟。二战后各国社会保障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经济恢复与繁荣发展，也进一步完善了市场经济运行体制。特别是日本，它作为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其社会保障与城乡劳动力转移的发展经验值得我们借鉴。1947年日本农村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为54.2％，是典型的传统产业型国家。此时，日本强化了社会保障制度和农村劳动力“跳跃式”非农化转移政策，1950年社会保障水平就达到欧美国家平均水平，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7.3％，日本国民的人均GDP仅有905美元，与欧美国家差距悬殊；1975年，日本社会保障水平缓缓上升到17.7％，农村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迅速下降为13.9％，国民人均GDP更是快速上升到7385美元(国家之间比较，如表1所示)。日本的劳动力比较优势持续了70多年，应该说他们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方面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我国在转型改革与进一步的开放中，要坚持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潜力挖掘与升华，这是由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要求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现状所决定的。社会保障与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的良性互动将有利于实现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挖掘与升华，但是当前二者关系割裂，没有很好地实现互动，更远未达到良性的程度。

问题一方面直接取决于社会保障与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我国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中，长期以来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流动性差；同时社会保障改革严重滞后，城镇基本保障还没有解决，农村社会保障更是困难重重。不合理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加剧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落后又进一步影响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我国改革后较长时期的社会保障制度探索，中心任务是为国有企业改革保驾护航，重视城市主要劳动力市场建设，而忽视了农村劳动力市场和城市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发育，致使城乡劳动力市场严重分割。进城农民工与在乡农民的社会保障丧失是导致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最大障碍。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劳动力流动性受到阻碍，造成劳动力资源严重的非优化不合理配置，市场交易效率低下，影响到国民产值的创造与经济增长的质量，进而也限制了经济福利的增进与社会保障的完善。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总量大约有5亿人，其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为3.3亿人。根据现有的资源状况，农业部门仅能容纳1.4亿左右的劳动力，农村潜在的富余劳动力总量达到1.8亿人以上，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的压力很大，即使从事非农生产的1.7亿农民工因为大多没有社会保障，就业也极不稳定。可见在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的任务仍然非常艰巨。

另一方面，在于社会保障与城乡劳动力市场二者之间的传导中介固化、互动机制失灵。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城镇化和农村工业化等传导中介没有能够有效结合中国比较优势，进而充分发挥应有的双向传导推动功能。比如，城镇化不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而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工业经济发展的一种基本手段，它是城乡劳动力市场和提高人民生活及保障水平的重要传导中介。但许多地方政府在城镇化问题上出现了误区，没有充分发挥城镇化作为传导中介的功能，致使互动机制无法有效形成。农村工业化作为城镇化发展的补充，也是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和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手段，合理适用的社会保障将有利于鼓励和保护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逐步促进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而我国农村工业化还处于起步阶段，激励与补贴政策缺乏力度、缺乏针对性。对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这一传导中介更是长期忽视，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导致城乡市场分割、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农村青壮年或通过特定的社会流动渠道定居城市，或进城打工，大大促进了城市化的进程。农村为其城市化的青壮年提供了抚养、教育等相关人力资本费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城市化的过程就是农村资源凝结成人力资本的形式向城市转移的过程。而这些人城市化以后实际上给农村带来的是极不对称的回报，农村收益远远低于城市，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基本全部留于城市。因此，城市政府应该以各种方式大力补偿农村、支持农村发展。

如果对问题没有清醒的认识，继续忽视传导中介与城乡

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互动机制的建设，长此以往可能制约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发挥，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为国有企业改革保驾护航的任务已经基本结束，现在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全面为城乡劳动力市场服务的时候了。建立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发展或激活传导中介双向推动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从而可以进一步增强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也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

三、社会保障与城乡劳动力市场互动机制及提升劳动力比较优势的路径

发达国家经验告诉我们，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本的教育、培训与卫生医疗等保障，一方面加速人力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另一方面也弥补劳动力市场失灵，提高城乡劳动力资源配置与市场交易效率。同时，成熟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市场需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全面服务，也为社会保障的发展提供物质支持。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有利于城乡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提高市场交易效率，也有利于激励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技术创新积极性。由此可见，社会保障与劳动力市场的良性互动将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及技术创新，推动城乡劳动力合理流动，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与市场交易效率。这样，劳动力资源禀赋的外生比较优势，结合内生的人力资本与技术优势和市场交易效率优势，形成厚实强劲的综合比较优势，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将得到充分发挥与升华，进而持续增强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我国需要强化社会保障的供给，促进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一方面提高人力资本质量增强内生比较优势，另一方面完善劳动力市场促进交易效率的提高。这样，在劳动力禀赋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我国就可以更好地实施比较优势战略，强化综合比较优势。中国劳动力丰富，劳动力素质结构也是多层次的，政府应当高度重视教育、培训、卫生医疗等社会保障的投入。这一方面有利于持续高质高效为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输送健康的一般劳动力；另一方面更有利于加速一般劳动力资源优势转化成为适合现代知识经济发展需要的具有较高知识与技能的知识型劳动力，以为经济结构的提升创造充分的人力资源优势。

中国比较优势的根本在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这不仅可以体现在劳动力资源丰富上，同时可以体现在劳动力质量上，二者相对应的产业层次不一样，前者主要是简单粗加工型的劳动密集产业，后者主要是强调一定技术、质量型的劳动密集产业。由此可以发现提升人力资本的水平，有利于中国比较优势的进一步挖掘与升华，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可持续的健康的经济增长，是我国日后长远发展的前途所在。从这个视角可以理解通过社会保障“赋能”增加人力资本积累，不会削弱我国比较优势与国家竞争力，相反可以产生“质优”性正相关效应。以完善社会保障挖掘与升华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路径实现的优越性，至少可以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有利于农村劳动力持续稳定高质高效的供给，挖掘劳动力比较优势。社会保障通过农村工业化、城镇化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等传导中介，有利于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一方面促进农村劳动力持续稳定高质高效的非农化转移，抑制城市初级劳动力市场上工资成本的上升，保持中国工业制造品在世界贸易领域里的竞争力；另一方面还有利于发挥城市的聚集效应，保证消费总量的稳定增长和消费水平的持续升级，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2)有利于人力资本的提升，促进劳动力比较优势升华。加强与完善人力资本性质的社会保障，尤其是教育培训与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提高劳动力文化、技术等综合素质，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只要效率的提高快于成本上升，劳动力比较优势就可以保持，人力资本性质的社会保障的积极效应远大于成本方面的负面影响。这样，不仅在简单加工型的传统产业上劳动力比较优势得到进一步体现，而且在新型的强调技术与创新的产业上劳动力比较优势得到深化与升华。

经济与社会体制比较范文第5篇

［关键词］社会保障公共支出；省际分类；比较研究

一、引言

“社会保障公共支出”，是指政府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它体现了社会保障的“公共性”及政府责任，反映了一国或地区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的发展规模和水平。在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制度跨国或跨地区比较中，这一指标往往成为主要的评判标准。

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制度的跨国或跨区域比较研究，在西方已经非常成熟，尤其是基于欧美福利国家的分类比较，各种成果更是层出不穷。从1950年代维纶斯基和勒博开启先河，提出制度型和补救型福利制度分类，到1970年代蒂特马斯提出经典的补救式、工业成就式和制度再分配式的三分法，再到1990年代艾斯平—安德森集其大成发展出社会民主主义式的、保守主义式的和自由主义式的三大福利体制“范型”，研究不断被推向前进。［1］与 之相比，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涉及中国的社会保障比较研究只能说尚处于起步阶段。

然而，本文并不准备进行基于中国经验的跨国比较研究，跨国比较首先需要的是对一国社会保障制度特征的全面概括与总结，为此，本文希望借鉴西方成熟的研究经验，围绕我国社会保障公共支出的省际差异和趋同展开分类比较研究，以力图从内部揭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特性。

二、文献回顾

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分类比较，首先需要确定的是分类标准和依据。从不同的标准出发，显然会得出不同的类型。

维纶斯基和勒博依据国家在其中所承担的功能，将社会福利制度划分为两种类型——补救型和制度型，前者是指优先依靠家庭和市场来满足人们的福利需求，只有当二者都失效时，国家才承担起责任；后者则是国家全面地承担起满足人们福利需求的责任，提供制度化的保障，不等家庭和市场的失效，国家就予以积极介入。［1］（346-347）

在此基础上，理查德?蒂特马斯进一步依据社会福利的内容和质量，区分出三种福利国家：补救型、工业成就型和制度再分配型。补救型和制度再分配型与维纶斯基和勒博的分类基本相同，而工业成就型则是指社会福利的提供与人们的工作收入和缴费相联系，以社会保险项目为主，倾向于维持不同人群的地位差异和不平等，同时激励人们的工作动机。［1］ (347-348）

艾斯平—安德森则总结了在他之前判定和比较福利国家的常用标准。一是塞伯恩提出的从国家行为的历史转变入手，只有当一个国家的大部分政府行为是服务于公民的福利需要时，才称得上福利国家；二是蒂特马斯所运用的标准：国家所承担的责任和社会福利的内容与质量；三是戴伊和迈尔斯主张的方法，从理论上选择判定福利国家的标准，依据各国家在理论模型上的得分对其加以衡量比较。［2］（19-22）安德森本人则在综合三种方法的基础上，提出“去商品化”、“社会分层化”以及“国家、市场与家庭的制度安排”三个标准。去商品化，是指基于公民的社会权利，个人福利相对地既独立于其收入之外，又不受其购买力影响的保障程度。［2］社会分层化是指福利国家对阶级差异和社会不平等的形塑作用，是扩大了还是降低了社会分层与社会不平等的程度。国家、市场与家庭的制度安排，则是指在满足人们的福利需求过程中，国家、市场与家庭所承担的不同的责任、功能及由此而形成的特定体制。

以上都是西方学者基于福利国家所做的分类比较，本文关注的问题是，这些基于西方经验所提出的辨别标准和分类模式能否应用到东亚特别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比较研究上来呢？

Kwon Huck-Ju（1996）认为，东亚国家（日韩）的社会福利制度虽然与安德森所划分的“保守主义福利体制”有相近之处，但并不能归为保守主义范畴。因为，首先东亚对家庭责任的强调明显高于西方；其次东亚福利供给水平与西方相比仍然较低；而最为重要的是推动社会福利制度发展的阶级政治的重大不同：在日韩，并没有迫切的工人阶级的政治威胁，多数社会政策的创立是自上而下，而非相反。因此，东亚构成了一种新的福利模式——“东亚福利模式”。［3］Ian Holliday（2000）指出，虽然认为东亚存在统一的福利模式是不恰当的，但东亚国家确实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这使得它们可以归为 “生产利资本主义”类型之中。这种类型的特性表现在：社会政策依附于经济政策、最小的社会权、强调生产性因素、国家—市场—家庭关系以经济增长为前提；其有两个中心层面，一是增长导向的国家，二是隶属于经济、工业目标的国家政策（包含社会政策）。［4］郑秉文和史寒冰（2002）则提出，东亚地区的社会政治背景与欧美有着很大的区别，以强势政府为特征的权威主义政治体制、工人阶级组织的涣散和缺乏政治上的独立性、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结构和传统观念，致使政府在制定社会政策时因较少受到外部压力而握有很大的主动权。因而，社会保障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政府权威意志的直接产物，具有自上而下的主动型特征，这即是“国家中心主义”的表现。［5］中国虽然处于从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向相对分权的市场体制的改革过程中，但政府强大的权威和公共部门的作用却一直延续下来，“国家中心主义”显然是考察社会保障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特征。

三、分类指标、解释变量和数据

文献回顾启示笔者，应当从一个综合的角度，结合多种变量来展开分类比较研究，也就是说需要建立一个综合性的分类框架。

基于本研究的主要关注对象是各省份的社会保障公共支出，笔者将首先选取“社会保障公共支出水平”作为分类的标准。此外，参照上述研究所揭示的东亚国家普遍以经济增长为重心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中心主义”、强“国家力量”特征，笔者也将选取“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力量”作为辅分类标准。

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可以由“人均地区生产总值”（PGDP）指标来反映。相比于经济总量指标，人均GDP更能够代表一个省份的经济发展程度。最困难的是对“政府力量”的操作化。参照熊跃根（2007）的界定，政府力量是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干预能力。考虑到政府对社会经济干预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财政行为，因此，笔者在这里选取“调整后政府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百分比”（FEGDP）来作为其操作指标。为了避免财政总支出中包含社会保障支出因而可能造成该指标与“社会保障公共支出占GDP百分比”（SSGDP）指标的高度自相关，笔者在这里使用的是减去社会保障支出后剩余政府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本研究不仅仅希望对各省社会保障发展水平做出分类描述，更希望能对这种分类的成因和特征做出解释，因此，在参考前述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将尝试性地提出三个解释性变量：

（1）人口老龄化水平，即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安德森在其经验研究中多次指出，人口因素特别是老龄人口比重是社会福利支出跨国差异的最有力的解释因素，［2］(13 4、136)因此笔者也将这一因素作为解释各省社会保障支出差异的重要变量。本文中对该变量的操作化测量指标是“65岁及以上人口百分比”（OPP）。

（2）城市化水平，即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

（3）单位体制，主要是计划体制延续或衍生而来的国有和集体单位的就业人员规模。这两 项因素是基于对我国现行社会保障主要项目和保障对象的经验观察而得来：社会保障制度覆 盖的人群主要是城镇居民，尤其是在国有和集体单位①内就业的人员。故而，在理论上可 以认为城乡结构的变动和单位体制的演变会对社会保障公共支出高低产生显著的影响。城市 化水平，可以操作化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百分比”（CPP）。而对于单位体制，笔者选取 “城镇国有和集体单位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百分比”（SCEP）指标来代表，因为传统单 位体制的主体即是城市中的各类国有和集体单位，其规模则主要通过人员的多少反映出来。

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5—2008年大陆31个省区有关国民经 济核算、财政、人口、就业和社会保障方面的统计信息，其出处均为《中国统计年鉴》。限于笔者的时间和财力限制，目前只能收集整理出这四个年度的数据，在后续研究中，笔者将尽可能的建立长时期纵贯数据库，以进行更为完善的统计检验。

四、比较、分析与讨论

(一)描述性比较

对各省进行分类，首先需要在前述“社会保障公共支出占GDP百分比”（SSGDP）、“人均地区生产总值”（PGDP）和“调整后政府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百分比”（FEGDP）三个指标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综合性指标。

表1是对三类区域主要统计指标的描述性比较。它显示，在三类区域内部确实存在着趋同现象，而在区域之间则产生了较大的差距。首先是社会保障公共支出占GDP百分比，在东部地区均值只有1.2，在中部达到了2.59，而在西部高达3.61，足足是东部的三倍；其次，东部的人均GDP均值高达36382元，中部则迅速下降为16215元，到西部只有12225元，反过来只及东部的三分之一；第三，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百分比的均值，东部为10.6，中部升高为13.15，西部却高达25.08，是东部的两倍多。

简言之，三类区域的典型特征为：东部省份社会保障公共支出水平较低，政府力量相对较弱，经济发展水平却是最高；西部省份社会保障公共支出水平最高，政府力量也较强，但经济发展水平最低；中部省份社会保障公共支出水平、政府力量和经济发展水平都处于中等状态。也即是，从东到西，中国社会保障公共支出水平和政府力量呈现出逐步增强趋势，而经济发展水平则呈逐步降低趋势。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6-2009》。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分类能有效地解释掉一部分省级社会保障公共支出水平的变异值（即差异）。表2是用三类区域的区分对社会保障公共支出占GDP百分比变量所做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三类区域的区分（三个组别之间的差异/离差）不仅仅对社会保障公共支出水平的省际差异有显著的影响力（F分布为72.57，显著度小于0.01），而且可以解释其54.5%的变异。这无疑证明了分类的有效性。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6-2009》。

(二)模型检验与分析讨论

接下来的问题是，社会保障公共支出水平在三类区域内部的趋同性和区域之间的差异性是如何形成的？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决定和影响？建立并引入这三种类别的区分后，能否有助于更加细致地揭示各省社会保障公共支出差异的形成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更为全面地把握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特性？

如前所述，在文献回顾和经验观察的基础上，本研究已经尝试性地提出了可能的解释变量：人口老龄化水平、城市化水平、单位体制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力量。这里，笔者将通过建立统计（回归）模型来验证这几个变量是否对社会保障公共支出变量具有解释力，它们是否以及如何造成了三种类别的区分。

由于一元回归并不能控制其他变量的干扰或影响，因而其回归分析的结果很有可能是虚假相关或被扭曲的相关。因此，为进一步验证和细化统计结果，笔者将引入多元回归模型加以分析。

将五个自变量联立，可以得到一个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SSGDP = a + b1 PGDP + b2 FEGDP + b3 OPP + b4 CPP + b5 SCEP + e

为了排除在多元回归中因为自变量之间的高度相关而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笔者在这里采用了最严格的自变量引入方法：Stepwise Method （逐步引入剔除法）。回归分析的最终结果见表3。

因变量：社会保障公共支出占GDP百分比（SSGDP）。显著度为0.05。a标准化回归系数值；b R平方为调整后的值。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

首先，在全国层面，只有政府力量变量和单位体制变量通过了显著度检验，其他变量均被剔除。从标准化回归系数值来看，政府力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力最大，其次才是单位体制。不过引入三类区域的区分后，情况又有了改变。东部地区，经济变量焕发了“活力”，不仅通过了显著度检验，而且成为对因变量作用力最大的因素，其次是单位体制变量，它的影响力也不可小视。其他自变量则均为不显著。在中部省份，城市化水平成为影响力最大的变量，经济变量尽管仍然显著，但其影响力相对较小，而且与因变量呈负向关系。（这就是说，人均GDP越高的中部省份，其社会保障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反而会越低，这再次凸现了前期研究所指出的中国社会保障的特殊性。）对于西部地区，则只有政府力量变量通过了显著度检验，而其他四个变量都丧失了解释力。

在排除了政府力量、城市化、老龄化变量的影响后，经济变量在东部地区依然发挥着强大的正向作用。在中部地区虽然经济变量再次成为负向影响因素，但实质上其显著性很弱（显著度只有0.26，仅仅通过了0.05的检验，并不能通过0.01检验）；而同时城市化变量具有正向影响力，成为解释因变量变化的首要因素。此外，引人注目的是，单位体制变量在全国层面尤其东部地区显现出其影响力，这或许体 现了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最“内在”的特性，即“国家中心主义取向”，优先保障的对象是公务员与公共部门就业人员。这种特性很容易被经济发展、城市化等变量所掩盖，当控制住这些变量后，它的影响力就会显现出来。

总结而言，多元回归的结果表明，三类区域的形成或区分与各自不同变量的作用和组合方式有关。

东部地区，主要是经济变量和单位体制在发挥强大的正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东部各省经济发展较快，经济规模较大（以GDP为代表，分母），市场化改革进展深入，因而政府的经济活动能力（以财政支出为代表，分子）相对而言难以凸现出来；但这不意味着政府就没有影响力，相反笔者前述分析已经指出，正是政府凭借雄厚的财力大幅增加社会保障公共支出，才推动了社会保障水平和经济变量、单位体制等因素出现正向关系。

中部地区，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变量构成了主要的影响因素。笔者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可能是由于中部各省份多为农业大省，农业人口居多，城市人口比重较低（如河南、江西），而现行社会保障的保障对象又主要是城市居民，因此城市人口的微小变动，都可能导致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相当程度的波动。此外，归入中部的各省份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政府力量也强弱不一（如内蒙、辽宁、新疆等），因此在统计加总中可能相互抵消，所以使得城市化因素最终凸现了出来，而经济变量尽管有影响，但也比较微弱。

西部地区，政府力量自身成为最主要的解释变量。这很可能与西部诸省份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经济规模较小，市场化改革较为滞后，因而政府力量得以凸现有关。“庞大”的政府力量进而可能抑制或掩盖了单位体制、城市化等变量的影响力。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认定三种类型的提出和区分，并不是笔者纯粹的主观设想，而是源自其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以及客观的衍生机制。

五、结论

本文主要研究了中国社会保障公共支出的省际分类与比较问题。笔者在对经典社会保障分类模式及比较研究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尝试性地提出了我国省际之间的分类框架与指标，并利用2005—2008四年度的截面数据，初步将各省份划分为三大区域类型，进而对各类型展开了深入地比较分析。

分类比较的结果，使笔者可以形成如下结论：(1)中国社会保障公共支出存在着以区域为基础的省际分类：东部（九省市）、中部（十一省）和西部（十一省）。(2)各类型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异，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最高，但社会保障公共支出占GDP比重却是最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最低，而社会保障公共支出相对水平却最高，中部地区在各项指标上均呈中间状态。(3)三类区域内部存在各自不同的社会保障发展机制，东部省份经济发展和单位体制因素是最明显的推动力量，中部省份城市化和经济因素发挥着主要的影响力，西部地区政府干预能力超乎其他因素之上，成为最显著的作用力量。

最后，考虑到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正处于不断地变革之中，新的政策措施和影响因素可能会不断涌现，因此，本研究所得出的发现与结论都只能看作一个阶段性成果，更深入地研究仍有待进行。

注释：

①传统计划体制下，所有的城市就业人员基本被纳入到三类单位中：行政单位、企业单位、事业单位。这三类单位按所有制性质又分为国有和集体两种类型。这种单位体制一直延续至今。目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解释，“单位就业人员，指在各级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及企业、事业单位中工作，取得工资或其他形式的劳动报酬的全部人员。”

主要参考文献：

［1］郑秉文．福利资本主义模式的变迁与比较（译者跋）．（丹）考斯塔?艾斯平 —安德森著，郑秉文译，．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 3．

［2］（丹）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郑秉文译．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3］Kwon, Huck-Ju. 1996, “Byound European welfare regime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east Asian welfare systems."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26.

［5］郑秉文，史寒冰．试论东亚地区福利国家的“国家中心主义”特征［J］．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2）．

［4］Holliday, Ian. 2000, “Productivist Welfare Capitalism: Social Poli cy in East Asia." Political Studies, Vol48.

Comparative Study on Typology of Public Spending of Provincial Social Security

Kou Hao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