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科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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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科定义范文第1篇
然而，本文并不试图对庞德社会学法学理论的具体内容做分析和评价，而是试图通过对庞德理论建构的理路和其理论与时代背景的关系出发，分析其理论的前提，并进而认识庞德理论的价值与限度。之所以采用这样的一种进路，主要是因为在我看来，只有清楚地认识到庞德理论与科勒所谓“特定时空之文明”的关联，才有可能使我们深入理解其理论并进而从这一理论得到启发和帮助。诚如马克思所言，历史中的人无法摆脱他的历史多说一句话。任何一种理论都是与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思考的出发点密切相关的。庞德自己也曾一再强调：“一门完全孤立的、自我中心的、自足的法律科学乃是不可能的。……法律秩序乃是社会控制的一个方面，因此除非将法律秩序置于整个社会现象的背景之中加以理解，否则它就不可能为人们所理解。”[1]可以说这一论断也正是庞德法律思想的精髓之所在。
因此本文分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通过阐述庞德社会学法学产生的特定的时代和理论背景，揭示庞德的理论与特定时空之文明的关联；二是在此基础上对庞德的这一理论的基本前提进行分析，并由此揭示其价值和限度。
一
19世纪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它在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显露出了许多的弊端。在这一历史时期，美国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诸如贫富悬殊、社会风气衰退、公害问题严重等等。这种情况之下，国家不得不关注这些原本与国家不相关的劳动福利、教育等问题，并用政治经济法律的手段进行调节。在此背景下，种种社会保障法、环境保护法等社会立法不断的被制定，法律的社会化成为时代的潮流。这种潮流反映了社会价值观的重大转变——开始从强调自由到限制自由；从突出个性和个人权利到限制个人权利和重视社会利益的转变。在这种背景之下，既有的法学理论和现实法律活动都面临着挑战，需要与时俱进地改变或发展原有的思维和行动模式。庞德的在本书中对其理论的建构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
在理论脉络上，庞德首先是通过对19世纪各法学派的批判提出其理论依据的。庞德指出，19世纪的所有法学学派都受制于这样一种批判，即这些法学派都努力只根据法律本身且只从法律本身的方面出发建构一种法律科学。[2]比如说当分析方法被夸大为法律科学唯一的方法的时候，就导致了概念法理学和法律的命令理论，前者按照逻辑的方式且只为了逻辑的目的（甚至不顾法律的目的）而坚持那些概念，后者只限于分析实在的法律律令及法律制度并且只限于一种分析的和系统的批判。这两种理论形式都会导致对法律作为一个实践问题的忽略，而仅仅把形式完美作为一种目的加以追求。同样，当历史方法、哲理方法被夸大为法律科学唯一方法的时候，也可以受到同样的批判。[3]
这种方法的单一化导致了法律科学对法律实践的滞后。庞德认为：“在19世纪最后25年的岁月中，法院和法律制定者却发现自己被不断地推向了一种心的处理法律问题的进路，因为法院和法律制定者受到了来自未得到承认或未得到保障的各种利益的压力。……当制定法律的立法机构和发现并型构法律的法院竭力探寻一种新观念的时候，科学的研究进路和正统的职业进路却不是死抱住理性主义不放，就是沉迷于史学之中。”[4]同时，理论的滞后也不可避免地对法律实践的发展造成了不利的影响，诚如庞德所言：“这种法理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完全分离导致了法律在达致社会目的方面的滞后性、法律人在承认甚或认知这些社会目的的方面表现先出来的迟缓或勉强、以及法律思想与大众思想之间就那场在20世纪头10年中表现得极为明显的社会改革等问题所表现出来的格格不入，等等。全球范围对法律秩序的不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法学思想模式所致，而且也是因为司法方法和法学方法所致，而我们知道，这些模式和方法实是法理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之间缺乏‘团队作用’的结果。”[5]
为了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庞德试图把历史的、分析的、哲理的和社会学的方法统合起来，以建构一种新的法理学。他对这种方法统合的强调实是因为“人们最终认识到，根本就不存在一把单一的可以打开社会科学之门的钥匙，也根本不存在一种全涉而且充分的方法。”[6]在此基础之上，庞德经由将詹姆斯之实用主义哲学移植进法律理论，并借助耶林之利益观、科勒特定时空之文明的法律先决条件等理论资源，型构了以“社会工程科学”统合法律概念，并视之为一种组织起来的有关在最少摩擦和最少浪费的情况下满足人之需要、保障利益和实施主张或欲求之手段的知识体系。这种以实用主义哲学为导向的利益论法学，明确提出了把法律视为实现目的的工具，而将满足利益作为根本目的。因此，庞德在本书的第二部分详尽讨论的法律的目的为何，也就是其理论延伸的自然结果。庞德的这一理论，意味着关于法律重心的传统观念的转变，即法律在实施时从以自我为中心的法令转移到社会利益之上。法律自身不再是目的，甚至权利也不是目的，而都只是达到社会目的的手段。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即意味着应当以“效用”作为评价法律有效性的标准。
在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庞德的此种理论，是在其思考与解决特定历史时期的法律问题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是特定时空之文明的产物，也正因为如此，这一理论能够与社会发展的潮流正相契合，而这也证明了庞德所谓“将理性适用于经验又通过经验进行检验”的认识论是非常正确的。对于庞德的这种努力，民国时期的法学家吴经熊认为，至少从职业的观点视之，在法律思想的变革上，其重要性和剧烈性，一点不逊于天文学上的哥白尼革命。[7]
二
正如上文所概括的，庞德对法律的这种实用主义的解说是在反对概念法学、反对机械司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了突破强大传统的藩篱，庞德对效用和社会利益的强调多少有些“矫弯过正”的嫌疑，因此，他的这种理论并非是不可置疑的，比如说，庞德理论对于社会利益的强调很容易使人们想到问这样的问题：究竟什么是社会呢？什么才是最少摩擦和最少浪费？这种理想状态真有可能达致吗？也有的学者提出了更为深刻的问题，比如法律的性质真的不值得重视吗？对社会利益的强调会不会导致一种恶法的控制？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我认为应当把庞德的理论放到它所处的特定时空之文明中，并结合其理论的前提进行分析。而经由这种分析我们可以认为，许多对庞德理论的批评实是没有洞见到这一理论的严格限定，而是试图把这种理论放到与其限定不相符合的时空中进行检验，因此不能达致一种有效的批评。
实际上，庞德并未试图提供一种全涉的、可以获得普遍应用的理论，恰恰相反，他对自己的研究作了严格的限定，即仅以成熟的或发达的法律作为研究领域。庞德在本书中明确指出：“我们应当研究作为现代国家中一种高度专门化的社会控制的法律；在这个方面，我们所遵循的乃是奥斯丁的思想，亦即把成熟的或发达的法律视作是我们研究的领域并且把成熟的或发达的法律之前的法律发展进程或当今较低层级的法律仅仅视作是有助于我们理解我们真正论题的东西。”[8]在我看来，这一限定对于理解庞德的法律理论至关重要，这不仅是因为成熟的或发达的法律与成熟的或发达的法律之前的法律发展进程或较低层级的法律之间在存在形式和运作机制上存在着重大差别，更是因为成熟的或发达的法律所置身于其间的社会包含了一整套维持此种法律的运作的整体架构，在这种架构中，对法律的性质问题存在着一种广泛的认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这样的社会中法律的性质问题就是无意义的，但是这种现存的回答可以为法学家致力于法律功效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但是，正是这种限定也使我们意识到庞德法律理论的限度之所在。这无疑是因为，以成熟的或发达的法律作为研究领域，决定了立基于这一前提之上的理论建构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说可能并不适合。因此，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把法律视作社会控制的工具，把满足利益作为法律根本目的的观点，并不能够当然适用于不同的法律形态。对于那些在当代社会仍然存在的各种前现代的或正处于转型和变革时期的法律体系来说，其所面临的根本任务都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因而也就是庞德的理论所无法解释或适用的。正如法学家朱利斯·斯通所正确地指出的：“就主要论点而言，我们可以谦虚地认为，他（庞德）的回应只对那些以温和的变化步伐前进的社会有所助益。在本人看来，对于社会生活的‘变迁’或者‘倒退’阶段所提出的问题，它并没有真正地面对。”[9]更为重要的是，庞德的社会利益理论的效性预先假定了在一段时间内特定文明领域之内实际要求的一种最低限度的同质性。在斯通看来，如果缺乏那种同质性，具体案件中的利益冲突据以得到调整的一组法律假定或者一种利益安排就无法形成。因为在社会发展的转变和革命性剧变时期，旧的需求被不断销蚀，新的需求之间无法达成一致，也不完全成形，所有需求似乎只能在无法兼容的假定集合和利益安排里面得到表达。[10]
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斯通的这一洞见也是极为精到的。的确，在这样一个法律体系远未达到成熟与发达的状态，并且社会还处于不断的变动与重新整合之中的环境里，最重要的问题可能并不是如何在最少摩擦和最少浪费的情况下满足人之需要、保障利益和实施主张或欲求这些关于法律功效的问题，而应当是关于法律以及法律赖以为凭的社会制度的正当性、合理性的问题。当然，我们也需要关注法律的功效，但是我认为在法律的功效和法律的性质之间，存在着一个逻辑的和历史的先后问题，意图在法律性质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时候，打通法律功效与法律性质所各自依凭的哲学观可能是不现实的。[11]我同意有的学者的观点，即中国现在还处在一个所谓的“政治经济学的时代”，[12]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就是，原有的权力结构与集团关系被日渐成形的资本统治社会完全打破，权利界限或产权关系在重新洗牌，利益格局由此出现大调整。在这个时候，资源配置的效率反而可能被视为其次，而如何在博弈中争取到未来更高更主动的谈判地位，是各利益群体最大的关切。[13]这意味着，各种利益之间的博弈还远未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社会也还缺乏必要的同质性，在这样的情景下，法律首先要关注的应当是民主、自由、公正这样的根本性问题，而这样的问题在西方学者那里乃是一个基本的前提。在缺乏必要的政治参与、缺乏权力制约机制、缺乏司法独立的状况下，孤立地谈论在最少摩擦和最少浪费的情况下满足人之需要、保障利益和实施主张或欲求，非但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反而有可能蜕变为一种以“社会”为名而进行的压迫，这是真正值得我们注意的。
因此，对于我们而言，庞德的理论所具有的最重要的价值，并不在于他所得出的某些具体结论，而毋宁是他所提供的一种对法律与特定时空之文明的关系的洞见。庞德从科勒的法律与文明的相对性理论中得到启发，他发现，法律之于一时一地之文明相对存在，在文明的无限发展过程中，不存在普遍恒存的法律。而如何获得一种能够与特定时空之文明相契合的法律，则是法学家所应当关注的根本问题之所在。正如科勒所指出的：“法学家必须从目的论的角度出发研究法律；法学家必须观察各种法律要素是如何在其各自的运作过程中证明自身的：她们的运作将会导致有用的结果还是会导致有害的结果、将会导致与文化相一致的结果还是会导致与文化相反的结果，以及将会导致使价值据以得到公正评价的结果还是会导致使价值得不到公平评价的结果。”庞德正是充分发展了这种理念，以其所置身社会的特定时空之文明的法律先决条件为基础，并对先前各法学派所持有的研究方法进行统合，深入地分析了法律的目的，达致了一种能够有效回答其所处的社会所面临的问题的结论。当然，正如上文所说，他的理论并非完美，但是，“对于像这部书这样的作品，重要的不是能否以及如何改进它，而是作者自己的哪些主要观点，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有助于我们应对我们当下时代的法律任务。”[14]在我看来，我们应当通过对庞德关于法律与特定时空之文明的关系的洞见及其将这种洞见运用于法学研究中的方法论上的创新的借鉴，努力发展一种能够有效地解释并应用于当代中国社会的法律理论，这种理论不仅要关心法律的功效问题，也必须回答关于法律的性质问题，这样才能真正解决“法律的目的”在这个特定语境中的所应当完成的任务。正如庞德援引詹姆斯的话说：“历史进程实际上只是一部有关人们一代又一代地去努力发现范围更为广泛的秩序的历史。发明某种既能够实现你自己的理想但同时也能够满足其他人的要求的方式，实是达致治安或和平的不二法门。”[15]
注释:
[1][美]罗斯科庞德：《法理学》（第一卷），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4页。
[2][美]罗斯科庞德：《法理学》（第一卷），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1页。
[3][美]罗斯科庞德：《法理学》（第一卷），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1—102页。
[4][美]罗斯科庞德：《法理学》（第一卷），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38页。
[5][美]罗斯科庞德：《法理学》（第一卷），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3页。
[6][美]罗斯科庞德：《法理学》（第一卷），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2页。
[7]吴经熊：“罗斯科庞德的法律哲学”，载翟志勇主编《罗斯科庞德：法律与社会——生平、著述及思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4页。
[8][美]罗斯科庞德：《法理学》（第一卷），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2页。
[9][澳]朱利斯斯通：“罗斯科庞德的黄金时代”，载翟志勇主编《罗斯科庞德：法律与社会——生平、著述及思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5页。
[10][澳]朱利斯斯通：“罗斯科庞德的黄金时代”，载翟志勇主编《罗斯科庞德：法律与社会——生平、著述及思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3页。
[11]关于打通法律功效与法律性质所各自依凭的哲学观的论述，请参见邓正来：“社会学法理学中的‘社会’神”，载翟志勇主编《罗斯科庞德：法律与社会——生平、著述及思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7页。
[12]在西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即生产与交易背后的社会权利结构及社会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主流经济学逐渐形成了关注效率以及实证研究的新传统，而关于社会公正及其他规范研究就越来越成为支流甚至末流。参见卢周来：“中国回归政治经济学时代”，载《洪范评论》第一卷第一辑。
[13]卢周来：“中国回归政治经济学时代”，载《洪范评论》第一卷第一辑。
地理学科定义范文第2篇
对于一门课程来说基本概念是基础，是其他理论、方法论展开的重要根基。本文围绕地理学课程中的三大概念，即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经济活动区位概念及区域概念进行辨析，旨在明晰概念内涵。
1 关于经济地理学研究对象的探讨
经济地理学是研究经济活动区位、空间组织及其与地理环境相互关系的学科。这一定义明确了当今国内经济地理学主要研究领域为人类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和经济活动的空间问题两大模块，与过去的相关教材相比具有鲜明地理学特色并体现地理学科研究优势。教材中明显将经济活动空间问题研究和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并重为经济地理学两大研究对象。作者认为经济地理学擅长研究的领域自然是经济活动的空间问题和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人地关系）。由于地理学向来擅长研究的领域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因此对于后者大家普遍认可并容易接受。其原因为地理学的根基是区域性与综合性，对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来说，综合性不必费笔墨，人地关系系统包括诸多要素的综合，自然体现地理学的综合性。地理学的区域性主要体现在区域内部的一致性及区域之间的差异性，而区域差异性主要由地球的圆形形态与太阳的位置关系及地球自身的地质演化历史所决定。其中，地球圆形形态与太阳的位置关系这一基础物理条件使得地球表面的热量分布产生区域差异，即维度地带性规律。热量分布差异带来诸多自然地理要素（气候、植被、土壤）的空间差异，而自然地理要素的空间差异是地理学区域性特点的根基。地球自身的地质演化带来当今地球表面的地形地貌以及海陆分异状态，而上述差异又进一步影响水热分布状态，进而影响“区域性”。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基础是“地”，即人地关系协调的关键是地理环境的承载能力，因此从此种意义上讲，人文地理学科的基础亦是自然地理学科，这是由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所决定的。
经济活动的空间问题研究这一领域若将其独立与人地关系之外进行研究，就不是地理学所擅长的，而传统经济学比较擅长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问题。其原因有：（1）经典区位理论，如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论以及廖什的市场区位理论，均为经济学家或受到经济学思维的地理学家所创。（2）上述有关区位经典理论虽关注的是经济活动的空间问题，但关注的核心问题为经济活动的空间成本或空间支出问题，而成本与收益问题显然是经济学的基本问题。（3）目前区域经济学诸多著作中介绍经典区位理论的情形常见，由此看来区位论对经济学和地理学都非常重要，两种学科均将其视为本学科的基础理论或基础理论之一。若地理学将经济的空间问题与本学科擅长的基础理论――人地关系理论相融合可能有助于本学科更好地发展。
本文认为，经济地理学应将研究对象中的人地关系概念进一步强化，而空间问题的研究需要以人地关系研究为前提即在经济地理学的空间（或区位）问题研究中，首先以人地关系的区域性和综合性研究为基础，便能更好地发挥地理学在空间问题研究上的特色与优势。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此处简单举一例：如以某区域城镇体系空间优化为例，从单一的经济学视角分析，城镇体系的空间规划，无一例外都是按照严格的假设条件，遵循中心地体系（或其他经济学理论模式）即可。因为在仅考虑少数经济学因素（成本―效益等）的情况下，地理环境因素（综合性和区域性）的作用或影响不能够充分体现，而现实的区域城镇体系规划应首先考虑地理环境，考虑人地关系的协调性。原因是，地理环境为人类生存基础，而成本―效益等诸多经济因素是人类在保证生存基础之后的发展方面的问题。基于上述认识，本文认为在地理学教材中应将学科研究对象描述为人地关系（人类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及人地关系协调基础上的区位、空间组织等问题更为合理。
2 关于经济活动区位概念的探讨
地理学众多教材将经济活动区位定义为人类经济活动所占有的场所。这一定义范围较广，年轻学生不能很好地把握其内涵。本文认为，经济活动区位有两大核心内涵，一是相对位置的内涵，即“此经济活动”与“彼经济活动”之间的相对位置决定“此经济活动”的区位的“好坏”或“优劣”，而教材所定义的经济活动所占有的“场所”一词，不能很好地体现经济活动本身的相对位置的内涵。二是须从某一视角去看待区位这一概念。例如在比较两种地理事物的区位中“谁优谁劣”，须从同一视角进行比较才具有可比性。如，北京和二连浩特的区位“谁更优”的问题，中国和蒙古国的经济贸易往来这一视角看问题，那必然是后者的区位优势显著。但从国家层面去比较区位优势，显然前者具有绝对优势。我们经常看到或者听到“什么与什么比较起来，哪一个更具区位优势”等表述，这样的表述显然忽略了两种事物的比较必须在某一个统一视角下进行才有意义这一基本常识。本文认为，经济活动区位更为容易掌握的概念表述应为，“某统一视角下，经济地理事物的相对位置”。
3 关于区域概念的探讨
区域概念在诸多领域中无统一定义，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定义。政治学认为行政界线既是区域边界；区域经济学认为统一经济特征的区域即为其边界；地理学认为区域是具有一定范围的地理空间。本文主要探讨地理学对于区域的理解或者表述。地理学对于区域的上述定义与区位定义同样，其内涵较为宽泛，没有一定的专业基础的本科生理解起来较为困难。定义表述中的“一定范围”一词，其所指范围宽泛，如，“一定范围”从小到社区，大到全球的理解均可，因此不易在学生头脑中植入清晰的空间概念，易出现歧义。由于地理学的两大根基之一的“区域性”是在自然区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很强的自然地理属性。即使在人文地理学研究中，也应强调区域的自然地理属性。因此本文更倾向于将区域定义为，某一标准下，具有内部一致性，外部差异性的地理单元。其中，“某一标准”一词是为区分不同学科（或不同研究视角）对区域的不同认识（或表述）。例如，人文地理学中的文化区仅仅是从文化这一视角划分区域的，而经济区仅仅是根据经济类指标对区域进行划分的。因此“区域”在一定标准下才具有实际意义，同时在一定标准下区域内部必然具有一致性，对外必然产生差异性。
地理学科定义范文第3篇
摘 要 通过对已有资料的梳理，对于西方学界有关的体育空间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这些研究文献之中有两三个人的研究比较突出，一个是约瑟夫・马奎尔以英美等国家的体育研究为例，对体育与空间和地方的联系进行了剖析；另一个是布迪厄，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法国，并创造性的提出了体育场域真实存在的依据；最后一个是约翰・贝尔，运用现代的科学技术对地景进行多方位的处理，认为体育地景是整个体育化活动中最基础的部分。通过一代代学者不懈的努力，体育空间研究的问题也逐渐解开了其神秘的面纱，如果把空间定义为一种基础、概念性的词汇，说明体育活动的开展对空间有一定的依赖性，那么场域就可以认为是一张无形的社会关系网，地景在现代生活中也有了新的定义。以上提到的一些新的词汇其发展的来源虽然不尽相同，但是都是围绕着“体育存有”进行分析。所以对于空间、场域或者地景的使用，关注的重心都始终落脚于生活在体育空间里的人。在充分理解体育存有的前提下，体育地理学的概念也就得以慢慢确立了起来，有利于从不同的角度对当代体育存有进行认知。
关键词 空间 场域 地景 体育空间 体育地理学
一、体育空间
体育的发展与空间的关系十分紧密。空间的存在决定了我们的构成，所处的位置，这些概念的描述都离不开空间。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由于空间和地点的客观存在构成了我们相互沟通的前提。
约瑟夫・马奎尔的主要观点认为，时间和空间这些概念是在长期的人类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产物，并不像必然事件一样因为它们都抽象的概念。我们生活的宇宙就是一个空间，用时间将空间进行分层来不断对周围的事务进行了解并认识自我，这有利于人们对自我的观念以及自身的定位有一个明确的认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体育的时空的概念也就有了现实的意义。体育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形式，但是由于所处的空间不同，意义也就发生了变化。
马奎尔指出，20世纪的现代体育由于意识形态的转变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转折点。虽然各种外界的环境不断的在发生变化，但是若对体育空间的概念有着清晰的理解，就可以提出有价值的发展规律。在马奎尔看来，体育可以认为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空间展现。因为体育的发展具有群体性，共同的发展才能起到促进的作用。体育的存在造就一批体育运动员和体育爱好者，他们认为体育有着丰富的内涵，就像体育和文化的关系一样密不可分。
二、体育场域
布迪尔认为场域的存在与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关，并通过自己撰写的体育文章将体育场域这个概念提了出来。但是体育场域的自主性并不能得到很好的体现，所以很难进行引导。由于体育场域与整个人类社会相关，因此其也参与到社会的斗争当中去，与不同的社会因素之间相互影响。对体育场域的准确定义应该是拥有部分自主性的场域。但是这个部分的概念也很难加以区分，相关的体育研究者也无法进行有效的定性，所以在谈论体育的社会发展历程时大都偏向于对体育空间的谈论，而很少涉及到体育场域。
在提出体育场域这个概念之后，布迪尔在这个基础上对“阶层轨迹”也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即通过时间的概念将阶级的变化进行梳理，将人们生活的特性的历史以阶层人的方式进行体现。“阶层轨迹”影响着人们“喜好”的发展。拿法国来说，中层阶级的人群选择最多的是壁球运动而并非网球，因为壁球的运动体现了经济发展良好并向取得更好发展的轨迹有着重要的联系，体育观念的不同也就决定着社会发展的轨迹以及资本累积方式的不同。所以说阶层轨迹决定着不同人群的行为喜好，不同辈分的人群的个体选择也不尽相同，因为随着思想的转变对体育的理解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三、体育地景
当体育空间的发展进入到21世纪，对于“空间”与“地方”区分在研究学者中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从区域的角度来看主要是为了能更好的界定与之相邻的地区，而从空间的分析则认为地方只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只是用来表述有这么一个地方的存在。将人的因素考虑在内那么地方就可以概括为一种有着主体性以及经验性群体的聚居。对上面提到的观点进行综合可以认为，“地方”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一种主观意识，在体育学的认识中，认为体育的践行者将空间的意义进行了有效的融合。也就是说，只要是涉及到体育事件发生的场地、场景，就可以认为是“体育”的“地方”。
随着研究的加深，地景的概念开始在西方学者中得到广泛的传播。认为地景的形成是体育活动发展到较高阶段之后自主形成的，能通过具体的体育事件得以展现，是社会生活中人们价值、激情以及情感的体现。通过不同的体育运动的形式，例如骑自行车、观看足球、参与跑步运动，这些活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就构成了地景形成的主要因素。
四、体育地理学：关于体育空间的学科发展
在对体育空间的相关知识进行了梳理之后可以发现体育空间的研究的系统性，那存在具体的学科研究能对体育空间的学科发展建立起体系吗？而这也成为了后续研究重视的问题。不同的地理研究学者给出了自己的认识，有些人认为地理学的研究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体育地理学只可能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没有必要将体育地理学纳入一个大的学科进行分析，无法独立支撑起新学科的建设。
在前期体育地理学的发展十分的缓慢，由于各种分歧的存在也使得对体育地理学的研究都被限制在地理学的领域，直到1981年《人文地理学词典》的出版，将体育地理学进行了着重的分析，象征着体育地理学正是走入了人们的视线，并成为了地理学中一个重要的分支，有了良好的发展基础。《人文地理学词典》中对体育地景、体育活动的变革影响以及体育形式的变动都进行了系统的分析。
约翰・贝尔作为一个地理学的研究者，对地理学的认识有着深入的理解，将相对空间的概念引入到对新地理的研究当中去，对地理学的发展贡献了宝贵的力量。在这一时期体育学的相关理论也逐渐建立了起来，作为依附于地理学发展的体育地理学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地理学者认为对于原始资料的研究十分有必要，例如体育赛事的发生的时间、整体的赛事记录、球员的出生地、比赛当天的天气情况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很多能够运用于体育赛事中的体育地理学研究成果也得到了充分的应用。
体育地理学经过50多年的发展，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从以前注重于对科学以及具体事件的研究转向到了对社会体育生活、文化以及地景的研究。虽然体育地理学在人文地理学当中只是处于边缘的地带，但是在其发展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可以参考、借鉴的文献，并且体育地理学的学科框架也开始慢慢进行了搭建。
五、结语
在现在可以查阅到的文献资料中可以了解到，这些文献研究研究的主要方向都围绕着体育空间、体育场域、体育地方以及体育地景的研究，但是使用者们却没有很好的理解这些概念之间的区别以及联系。本文对于西方学界的体育空间研究与地理学的构建理清了脉络与思维，而在这之中三位具体代表性人物的观点提出，对体育空间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体育本身并没有固定的定论，它是随着时间与空间的不同变化而变化的，对它的认识也会有不同的理解，它是依赖现实生活不断发展的。体育体现了社会的一种“秩序”，是和人不断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社会的性质。在另一个层面上进行分析，体育事业的发展与学校、事业单位、政府部门、国家的发展密切相关，体育运动的开展能够有效的传播社会主观意识，加强对社会价值的认同，例如增强纪律、团队意识，促进身心和谐发展以及形成良好的品格。在解决体育存有的前提下，空间的问题才有了可以分析的基础，也有助于树立体育地理学学科的创立，帮助我们以不同的视角来认识当代中国体育发展的现状。
参考文献：
[1] 蔡玉军，邵斌.问题与策略：我国城市公共体育空间集约化发展模式研究[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5（06）.
地理学科定义范文第4篇
一、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开拓
1．跨学科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通对文学现象中的道德、伦理、思想、宗教、地理、经济等多种社会价值标准进行评判，并通过比较研究区分审美与艺术形式，使得文学的发生与发展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更紧密联系在一起。武汉大学张荣翼教授在发言中提到了西方正盛兴的“生态批评”，即把文学与环境保护相结合。在强调该领域研究具有跨学科和全球性视角的同时，认为我国学者研究生态批评应具有自己的视野和更客观的角度。正如文学反应的任何一个社会侧面一样，环保绝不是一个单纯孤立的概念，它牵涉到诸多的政治和社会因素，蕴含集团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博弈。武汉大学张箭飞教授则以“比较文学之外———略谈风景学的范围和重点”为题阐述了兼容或跨越地方研究(placestudies)、空间研究(spacestudies)、环境研究或生态批评(ecocriticism)———三支貌似独立的学科的风景学(landscapestudies)。比较文学的风景学研究属于跨学科研究，其研究对象锁定在其与文学、艺术和美学交叠的范围之内。近年以来西方学界围绕风景的定义、风景引发的诸如文化民族主义、地方感、身份认同、自我意识、人与环境等重大议题曾展开争论。中国学者的研究有必要在厘清诸家学说的承继或扬弃关系的基础上，对许多问题进行重新界定从而确立学术走向。邹建军教授在题为“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反思与构建”的发言中，反思了国内学者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他认为中国现有研究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对西方空间批评的翻译和介绍、文学的历史地图描绘、文学中心的地理变迁、作家作品的地理分布;可以从三个方面对比较文学地理学批评进行建构:对重要概念术语(如地理基因、地理建构、地理影像、地理叙事)进行定义，使其具有方法论意义，在文学地理学的框架下来重新梳理文学史，探讨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并可援引其指导其他一些研究。武汉大学张晶通过《山楂树之恋》及《唐山大地震》所引起的反响谈到文学通过影视艺术的嫁接、传播及文化的透视所引起的思考，由此比较文学研究应可涉及文学与艺术、文学与传播学、文学与文化等多个方面。中南民族大学尹锐则以“人文地理学与英语后殖民文学的关系”为题提出了将人文主义地理学与后殖民文学进行结合研究的倡议，他认为后殖民文学在当今是热点，人文主义地理学至少可以从风景与创伤、风景与权力、地理与逃避等三个方面切入研究。
2．比较文学研究实例。除了对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进行理论探讨，与会学者也对自己在本领域所进行的一些实例研究进行了交流。惠州学院外语系汤富华教授首先以“论翻译之颠覆力与重塑力量———重思中国新诗的发生”发言，利用大量文学史料论证了翻译在中国新诗的产生过程中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武汉纺织大学谭燕保教授则以“他者镜像中的他者———看《女勇士》和《最蓝的眼睛》中的女性书写”为题，从比较文学形象学角度分析了汤亭亭和托尼•莫瑞森在女性书写方式角度上的表层相似，但深层书写方式的巨大不同。通过对比二者去追溯主体的身份诉求便可明显看出其差异，进而推知同为美国少数族裔的华裔和黑人在美国的生存状况。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蒋金运则以“北美华人诗歌中的生态伦理中国想象”为题，通过生态伦理想象模式、策略及内容的研究透视了北美华人作为主流文化边缘体的心理图式。安徽大学刘云以“《庄子•齐物论》与《盗梦空间》的互文性解读”为题，从互文性视角从三个方面分析了两部作品中的“梦”的异同，从而昭示了东方文化的务虚和西方文化的务实。武汉纺织大学刘慧则以“生态伦理视域下杨克的悲剧”为题，对奥尼尔戏剧“毛猿”中的珠宝店、皮货店场景、人与猩猩的握手细节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细节的精心设置显示剧作家强烈的生态伦理意识和人文关怀。湖北警官学院张友文教授谈了自己对公安文学的研究。武汉大学博士生韦照周和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杜雪琴分别关注了“羊皮纸效应”和易卜生创作中的地理诗学问题。
二、比较文学研究原则的坚守
比较文学自诞生百余年来，可以说一直是危机重重，质疑不断。中南民族大学叶绪民教授通过对比较文学学科肌理的再思考，在承认比较文学不断吸纳新方法、新角度的创新意识的同时，道出了比较文学的核心何在之疑惑。他认为比较文学研究应谨防过宽，应注重比较本体及本体的文化角色，在文学流通中去进行比较研究。如果说比较文学研究以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来分，本学科应以内部研究为主，且在外部研究中注重文学性这个关键所在。武汉大学赵小琪教授则认为比较文学就是在质疑声中显示其生命力，其研究吸纳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并化用，应谓之顺理成章。同时，比较文学的学科特征在于主体间性，主要表现在研究主体与研究主体间性、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主体间性、研究对象主体与研究对象主体间性等方面。这种学科特征决定了比较文学主要研究不同国别文学的间性关系、不同诗学的间性关系、文学与文化理论的间性关系、文学与其他学科的间性关系。胡亚敏教授对比较文学提出了三点思考:其一，比较文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拓展应让我们更加清醒认识本学科所受到的理论冲击、文化冲击及与政治的结合。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与文化冲击，使得比较文学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大;而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使得本学科担负着对强势文化反叛的使命。其二，比较文学的学科定位应清楚，比较文学应有自己的坚守。应当把比较文学定位为跨文化的文学关系研究。比较文学既要开放又要保守，要有自己的阵地，要有助于文学的发展。其三，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研究的民族性坚守。当今的中国需要研究民族文学，民族文学与他国文学之间的影响关系;而湖北省比较文学的特点，在于中文与外语两支学术队伍的融合和互借，及身处中国腹地的包容胸襟。综上所述，此次研讨会不仅关注学科理论构建，也重视具体案例研究。这昭示着，比较文学的发展不仅要吸纳各种新思潮和新观点，更要有自己的学科坚守和发展原则。
地理学科定义范文第5篇
关键词：数学思想方法；地理教学；符号思想
数学思想方法的种类和分类方式，各家说法不一。本文主要选取了中学数学中常用的五种一般数学思想方法，分别探究了这五种不同数学思想方法在高中地理教学中的应用。符号是描述数学研究对象的语言，集合是数学研究对象的形式表述，数形结合是数学两种基本研究对象之间的转换，分类体现了具体研究对象之间的异同与关系，逻辑推理是数学论证的基本方法。
一、符号思想
符号思想的实质是通过建立某种对应，实现从感性到理性的转换。符号的抽象程度和创造水平的高低差异直观影响学科的发展方向与速度；表达符号的不同也是对一门学科水平的反映。在地理学科中，我们可以借鉴数学学科的基本语言和符号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我们可以直接使用这些数学语言和符号，使地理学科的“理”性表达得更为简洁、科学，例如：正午太阳高度的公式：H=90°δ-？渍。满足了地理学，从定性的分析到定量的计算，公式的总结性表述，可以揭示地理事物的普遍规律，让学生可以更精确、概括性地认识地理现象。
其次，也可以借鉴数学语言和符号思想，发扬地理学科语言和符号，从而确立地理学科的独特地位。地理符号主要运用于地图教学。地图符号的建立需要严格的定义，要注重符号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地图上的符号大致可分为颜色符号、事物标志符号、文字符号和线柱符号。这些各种不同的符号，就是我们地理学科的形式化语言。在教学中，教师应该广泛地使用学科语言，给学生以潜移默化的熏陶，增强其对地理学科的归属感。
最后，素质教育的教学目标有三个维度，在知识的传递过程中，主要是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和价值观的建立，这些目标可以通过地理学科符号来实现。地理符号除了教学中的狭义地图符号外，更包括人类长期以来的活动作用于环境的地理印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们的祖先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坚韧的毅力，不断同周围的地理环境相适应，并且改造地理环境，留下了人类活动的伟大印记，如天坛、长城、故宫、泰山等。这些改造自然的活动，不仅对地理环境进行了和谐的改造，而且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意识深深地浸染于其作用的地理印记之中，也就创造了具有丰富民族文化精神的地理符号。在地理教学中，对这些地理符号进行讲解时，一方面要让学生明白它们作为一些地理分界线或是特殊城市地理布局的知识含义；另一方面要让学生明白，地理符号是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的载体，成为一种文化象征和文化精神。
综上可见地理符号在地理教学中的重要意义，因而在实际教学中，教师需要渗透地理学科的符号思想，让学生可以通过一种符号，认识一门学科，学会使用地理学科语言，并在这一过程中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二、集合论思想方法
人类关于集合的认识，一直都有一个很朴素的观念：把某类对象按照一定标准放在一起作为讨论范围。集合论思想方法就是指，运用集合论的语言和符号描述研究对象以及对象之间的关系，然后分析并解决问题的方法。集合论作为数学语言十分简单，数学概念都可以看做是集合，可以用集合论的语言来表述数学概念。
在地理教学中，集合论思想的应用对地理学科整体性把握更具优势；集合论的语言也可对地理概念进行简化；对于地理试题的解题方面，集合论的思想也将起到指导作用。
1.从集合论的高度概括中学地理内容，能更好地从整体上把握中学地理的研究对象
地理学起到的作用主要就是沟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作用，高中地理中必修一主要是自然地理学，必修二为人文地理学；自然地理中主要是根据地球的圈层结构，对课本进行编排；人文地理中主要是研究人口、人类的聚居地（城市）、人类生产生活（工业、农业）、对人类活动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交通）等。通过集合可以很好地表示高中地理的研究对象，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高中地理知识。
例如：
2.用集合论的语言表述有关概念更为简洁
地理中的专业概念较为繁多，很多概念在内涵上存在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也有需要按照一定准则进行分类划分，借助集合的思想来表达地理中的概念，使抽象繁琐的语言表达显得更直观、形象，也更具有科学性。
例如：天体系统层次，用语言表达为地球所处的天体系统，按从低到高的级别，依次为地月系、太阳系、银河星和总星系。看起来很繁琐，借助集合知识表述为： 3.集合论的思想方法对解题的指导作用
运用集合论的思想对地理试题中的很多数学问题有着指导作用，以集合为工具，可将地理中涉及的几何、代数、三角等综合问题用几何形式表示出来，并提出解题思路。
案例一：地理概念
（1）从属关系：如，能源、一次能源、常规能源；土地资源、土壤资源、耕地资源。
（2）包含并列关系：如，降水、降雨、降雪；锋、暖锋、冷锋、准静止锋；淡水与各种陆地淡水资源。
（3）交叉关系：如，可再生能源、新能源、二次能源；自然资源、矿产资源、能源。
（4）排斥关系的概念：如，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岩浆岩、沉积岩、变质岩。
三、数形结合思想方法
地理学科最初的含义就是地图学，因此地理学科对图形的使用是普遍存在的，很多地理事物、地理现象和地理规律都是可以通过“数”与“形”归纳其本质属性的；其次，地理学科内容具有系统性，知识具有较强的逻辑性。在中学地理教学中应用数形结合的思想方法，可以培养学生的空间思维能力，结合地理学科特色，可以发展地理空间思维能力；数形结合思想方法的应用也可以使学生的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能力得到提高，多种思维的互相促进，对培养学生灵活运用所掌握知识的能力有很大提高，对学生的综合能力有较大提高，还能为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奠定坚实的基础。
数形结合思想方法在地理学中应用的主要内容有：
（1）通过给出的图表，建立适当的代数模型；例如高中地理必修一中给出了太阳黑子数随时间的变化，通过图可以得出太阳黑子与时间的变化规律，发现太阳黑子活动的周期性。
（2）运用几何模型解答有关代数问题；例如时区和区时的计算，通过图形可以直观地看出世界不同地区所在的时区。
（3）与函数有关的几何、代数综合性问题；例如太阳高度角的计算，画出太阳直射点所在位置，结合几何与代数知识，可以很便捷地得出结果。
（4）以图像形式呈现信息的应用性问题；例如自然界的水循环示意图。
案例二：关于地球自转的线速度，课本上只是说明了：地球自转的线速度，因纬度的不同而有差异，那么学生该如何理解这种差异，即地球自转的线速度随纬度变化规律。
解：如图所示，设地球赤道半径为R，纬度为δ处自转轨迹半径为r。
线速度（v）=■
赤道处线速度为：v赤道=■；
纬度δ处线速度为：vδ=■
又r=R・cosδ
vδ=v赤道・cosδ
δ∈0°，90°，vδ随δ的增大而减小，因而地球自转的线速度随纬度的增大而减小；且当δ=60°时，v60°=■v赤道，也就是纬度为60°时，其线速度为赤道地区的一半。
四、分类讨论思想方法
分类讨论是指当问题中所给出的对象不能进行综合研究时，需要研究问题的对象按某个标准进行分类，然后每一类分别讨论，最后根据各类结果进行综合得到整个问题的答案，这种先进行分类再讨论，把复杂问题“分而治之，逐个击破”的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就是分类讨论思想。这种思想体现了化整为零、逐个击破，再积零为整的数学思想，反映了研究对象之间的内在规律，可以帮助学生总结归纳知识，提高学生思维的条理性和概括性。分类讨论时需要注意的是：每次分类时必须按照统一标准；分类讨论中的每一个部分要相互独立；分类讨论要注意层次，逐级进行分类，做到不重复、不遗漏。
地理作为综合性学科，地理事物导致的地理现象成因复杂，一个地理现象往往是多方面因素综合影响形成的结果，在分析地理现象时往往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这会给我们的思维增加难度，因而可以通过分类讨论的思想，把复杂问题分化成多个简单的小问题。
引起分类讨论的因素较多，但常见的类型主要有以下几种：
（1）根据概念、公式、定理进行分类讨论；
（2）根据计算的要求进行分类讨论；
（3）根据地图的形状或位置变化进行分类讨论；
（4）当条件或结论开放时进行分类讨论；
（5）当问题中条件较少，需通过分类来补充条件时进行分类讨论。
例如，在讲解三圈环流：
第一步：假设下垫面性质均一，地球不自转、不公转；地球的大气环流形式为单圈环流。
第二步：去掉地球不自转的假设；形成了基本的三圈环流模型。
第三步：去掉地球不公转的假设；推导出了气压带和风带的季节移动。
第四步：去掉地球下垫面性质均一的条件；出现了气压中心。
案例三：“地球表面有适宜生命过程发生和发展的温度条件。”
对于这句话的理解我们可以引导学生从两个方面去考虑：
（1）如果地球表面温度过高，由于热扰动太强，原子根本不能结合在一起，也就无法形成分子，更不用说复杂的生命物质。
（2）如果地表温度太低，分子只能以晶体存在，生命物质也就无法形成。
五、逻辑推理思想方法
逻辑推理是根据已知的条件作出合乎逻辑的推断，推出未知的判断的一种思维方式。逻辑推理方式一般有三种：演绎、归纳和溯因。演绎推理主要是由前提得出必然的结论，由“前提”和“规则”推导出“结论”；归纳推理是从特殊到一般，借由大量的“前提”和“结论”所组成的例子来学习“规则”；溯因推理与演绎的过程相反，由“结论”和“规则”来支援“前提”，数学中常用的推理方式是演绎。在研究中，有学者发现中学生常用的证明和推理方法有：间接证明法和直接证明法；分析法和综合法；对比法和类比法；归纳法和演绎法。
在地理教学中，地理逻辑推理思想就是借助地理知识的相关概念，依照逻辑的规律推断出新的地理知识的思维活动。简单来说，是指借助地理概念，通过推理和判断，反映和揭示地理事物的内在联系和本质属性，从而获得对地理现象的规律性认识。地理学主要研究各种地理事物的空间分布及其成因和变化，而地理事物是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因而在中学地理学习过程中，可结合学生已具备的地理知识基础，运用逻辑推理的数学思想方法来研究诸多地理现象。
例如，高中地理必修一中，在探讨黄赤交角的变化对地球上五带的变化，教师可用逻辑推理的思想方法来讲解：
{目前黄赤交角：23°26′；南北回归线纬度：23°26′；极圈纬度：66°34′}
？圯{南北回归线纬度=黄赤交角，极圈的纬度=90°-黄赤交角}
？圯{黄赤交角变大}
？圯{回归线纬度变高，极圈的纬度变低}
？圯{温带将缩小，热带和寒带将扩大}
数学与地理起源相同，随着两个学科的发展日益壮大，学科之间可以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地理学科横跨自然与人文两大领域，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在教学中，教师可以适当借鉴其他学科的思想方法，其中数学作为科学的工具性学科，对所有自然科学学科都有促进意义，因而在地理教学中应用数学思想方法，一方面可以解决仅用地理知识难以处理的问题，对学生学习地理知识、发现地理现象、探究地理规律，都能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可以培养学生发散性思维和创新性精神，从而培养符合素质教育要求和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综合型人才与创新型人才。
本文举例主要涉及高中地理的自然地理，有关人文地理中的很多问题也是可以用数学思想方法解决。当然，数学思想方法并非唯一的一种方式，也并非是最有效的方式。在学科教学中，还有其他学科的思想方法，教师也可以在地理教学中适当应用。各个学科的思想方法都是学科的精髓，学科间的相互借鉴、融会贯通，学科的综合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教师在这方面需要有敏锐的判断力，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吴炯圻，林培榕.数学思想方法：创新及应用的培养[M].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