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文章中心 > 地理学

地理学范文精选

地理学

地理学范文第1篇

【关键词】社会空间/空间转向/地方主义

【正文】

关于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和科学知识,人们一直是奉行普遍主义的观念在客观本体论、方法论和逻辑结构上探讨它们的普遍价值意义。但在最近的10多年中,随着在众多学术话语中空间转向的明显出现,空间和地点问题也成了科学和科学知识社会研究关注的焦点。在“科学知识社会学”这一标签下,许多学者不仅研究了科学实践的地理特征,而且分析了科学知识的空间特质。本文就是要考察科学知识话语空间转向的文化背景,展示在这一转向过程中有关科学知识空间化研究的进展情况,并就科学地理学作出相关的评论。

科学知识话语的空间转向与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哲学等学术领域对文化生活中的空间特质的重视密切相关,这里将首先简略考察一下一般学术话语空间转向的情况。

(1)空间化的历史关于历史空间化的问题是随着法国后结构主义学者福柯(M.Foucault)的写作开始的。在福柯看来,空间、知识和权力问题乃是建构历史的核心问题。他反对对历史做线性的目的论的解释,而是非常强调历史的非连续性和中断性。他集中地对规范的理性观念进行了颠覆,并表明规范的理性观念在历史上都是偶然的。因此,福柯把知识当作是权力的形式,并把自己关心的问题转到社会中权力的地点性、特殊性和情境性运行上,因为他坚信权力的分析就是空间的分析。他指出:“知识一旦按照区域、领地、移植、置换、过度来加以分析,人们就会捕捉到知识作为权力形式和传播权力效应的过程。”〔1〕

福柯在这里已将空间概念坚固地植入了文化的探讨中。在此基础上,萨伊德(E.Said)根据“思想和理论处于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从一种情境到另一种情境、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的旅行之中”这样一个简单事实出发,提出了所谓“旅行理论”〔2〕。不过,在萨伊德这里,知识的转移过程绝不仅仅是复制,还包含着改造,因为循环和转译是相互构成的,思想和理论只有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才能获得把握,知识是时间和地点的产物。他承认福柯在性的、处罚的和收容所的历史中对权力或知识的描述,但他认为福柯的权力概念走的太远,使其普遍化了。萨伊德集中考察了文化与帝国主义的问题,并将自己的考察看作是一种对历史经验的地理学探索。这一点明显地体现在他的《东方主义》一书中,在该书中他解读了“东方”观念的形成过程,认为它是在后启蒙时期西方人在政治、文化、军事、意识形态和虚构意义上的多重创造的结果。

(2)本土化的文化随着福柯和萨伊德等人的历史写作的问世,一些社会和人类学理论家也开始展示了他们的本土化策略,使空间性概念进入了对社会生活和文化意义的探讨中。这些学者主要包括格尔茨(C.Geertz)、高夫曼(E.Goffman)、吉登斯(A.Giddens)和莱菲布勒(H.Lefebvre)等人,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了文化本土化的研究。

格尔茨的大部分人类学研究都是致力于对理解的理解,具有强烈的本土主义倾向。这种企图可以从他在1981年在耶鲁大学法律学院以“地方知识:比较视野中的事实和法律”为题的演讲看出。他反对被接受的司法智慧具有普遍意义的看法,认为法律和人种学只是地点的技艺或知识,它们在空间、时间、阶级、问题等方面都具有地方性特点。例如,巴厘(印度尼西亚)、伊斯兰、印度等的司法系统就有相当大的差异。

高夫曼的符号互动理论也强调了地点在构造社会互动中的作用。在他看来,日常生活中共同在场的关键作用与人体的空间性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有利于人群集合的情境,如集会、社会场合、非正式见面等,能为人们提供进行具有结构意义交流的动因。诸如工地、体育场、聚餐会、舞池以及实验室、大学和研究小组等等集合地点都是共同在场和集中交往并进行符号互动的竞技场。

与高夫曼有所不同,吉登斯在其社会学理论中考虑到日常生活的常规化,把人看作是在不同互动地点或环境中处理事务的动因,不同的互动地点或环境常常使人们进行分区以有利于常规的社会实践。这种对分区的强调使吉登斯卷入了在各种社会生活规模上的从国际到国内的一般区域化分析方法。他认为,空间并不是沿着社会群聚形成的虚空维度,而是按照它被互动系统的包容来考虑的社会空间。

对于这些话语,地理学家们表示了巨大的热诚。他们表明,任何社会理论都必然以不同的分析方式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时空构造问题。在他们看来,尽管物理空间似乎相对恒定,但社会空间却是一种人类的建构,空间是被生产的或被占据的空间,因此空间结构是以一种微弱但却重要的构造方式与社会关系或社会中的权力关系相联系的。正因如此,地理学家莱菲布勒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指出:“作为一种社会产物,空间性是随着时间的变化持续得到增强或被再生产的……空间性和时间性,人文地理和人类历史都在复杂的社会过程里相交叉,创造出永恒的深化的历史的空间结果或社会生活的时空构型,并赋予巨大社会发展运动和日常活动再生实践以形式。因此,空间的生产(和历史的创造)可以被描述成为是社会行动和社会关系的手段和结果。”〔3〕

(3)情境化的理性哲学话语的空间转向来源于许多不同学者的写作。卡塞(E·Casey)的《重回地点》对“我们占据的地点”进行了哲学的考察,因为地点有不同的表现,如具体定位、居住点、建筑环境、荒地和实验场地等,而这些往往与我们做什么和怎样定位自己有关。对于卡塞来说,只有通过这种对地点的考察,我们才能够了解自己的生活地点是处于怎样的迷失景况。

泰勒(Ch.Taylor)在《自我的根源》一书中抓住了现代人经常经历的“空间迷向”,发现现代人自我的分割与人们在所谓“道德空间”(当然也是一种社会空间)里寻求权力、自我、美德和理性探索定位的限制有重要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麦克英特(A.MacIntyre)注意到自我、美德和理性探索的定位与环境有着广泛的联系,因为我们不能独立于意向来规定行为,也不能独立于构成意向的环境规定意向。他认为某种理性断言只是就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在哲学和伦理探索的发展中相应于超越特定时代的实践推理和评价标准才是有用的。自然科学的优秀理论之所以为人们所接受,不是因为它们满足了任何超验标准的要求,而是因为它们超出了先驱乾的理论,因此被证明是正确的。当代自然科学确立了自然科学的历史,也重建和定位了哲学和伦理探索的历史。这里,麦克英特并没有更深入地探讨自然科学知识的空间问题,只是想强调地点实践的伦理和政治意义,诸如权力、公正和福利等所谓普遍性的道德原则只是在特定的环境中才具有发言权,实践理性总是地点化的理性。

沃特斯托夫(N.Wolterstorff)也以类似的方法讨论了理性的本质。他认为相信某事为如此的原因必然会因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同,理性的边界要经历根本的历史的变迁,就象存在理性历史学一样,也存在一种理性地理学。理性的变化依赖于人们所处历史的、社会的、个人的背景,即社会空间,理性只有针对特定的人和特定的情境才好测度,理性总是情境化的理性。

哈拉维(D.Haraway)通过“定位的理性”重新评价了客观性的概念。他抛弃了客观性与无地点性同一的观点,将客观性同特殊性、部分性、地点性和情境性联系起来,提出了所谓的“社会空间的定位”观念。他认为必须恢复对形象化的科学依赖。在传统意义上,形象化是用来对认知主体与探索客体的隔离,但实际上形象化总是具体化的,因而总是地点化的。因此,所谓客观性就是具有限制性的地点,就是情境化的知识,客观性与地点的具体化和被占据的社会空间存在内在的联系。

上述这些学者都广泛地涉及到了认知的定位、历史环境和社会背景,使地点问题进入了学术的对话中,并由此选择了诸如情境、社会空间、环境等作为自己的学术语言。尽管他们很少去关注自然科学与空间的关系,但这种学术话语的空间转向却注定要使人们去讨论科学的地理空间问题。

就自然科学发展而言,传统科学史家、科学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都主要是根据科学家人数、数量的多少注意到了科学中心的地理转移问题,即近代以来科学中心先后出现了从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四次较大规模的空间迁移。但是,对于这种现象的一般宏观考察,并不意味着真正科学知识话语的空间转向,因为它仍然是基于科学理性普遍原则进行探讨的。

对于前面一般历史、文化、理性空间化概念是否适合于自然科学知识的空间解释这一问题,人们一直心存疑虑,因为客观性、内在逻辑性、普遍理性等长期以来被看作是考察科学和科学知识的最基本的信条。但自7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原因的探讨以及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哲学话语的空间转向,人们逐渐注意到科学知识的空间分析有着广阔的天地。

(1)科学风格的区域化问题尽管人们探讨科学区域化问题只是最近的事情,但科学风格在不同区域上的不同表现却很早就得到了科学史家和科学社会学家的承认。这是因为在科学内部不同的民族空间往往执行不同的科学制度安排。但这也只是反映了不同地区的社会、政治和宗教信仰的不同。因此,似乎仍有必要比较一下不同区域对一些关键科学理论(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接受情况。在这方面,格里克(Th.Glick)考察了达尔文主义在中国、日本和挪威等国家的区域渗透,注意到达尔文进化论在这些不同的地点遇到了不同哲学的、宗教的和社会的反应。而古德曼(D.Goodman)于1991年出版的《科学欧洲的兴起》一书则收集了多篇论文,比较了不同国家不同时间的科学发展,以显示不同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条件对科学的影响,特别是把从15—17世纪伊比利亚、意大利、中心欧洲、法国和苏格兰的科学传统作为研究的主题。他认为促进欧洲科学发展的关键原因在于城市化的水平、众多民族国家的竞争和城镇规则的寡头政治本质,正是政治权威的多重中心和无数个自主的城市中心培育了与初生的欧洲科学密切联系的竞争机制、资本主义制度和商业发展。

但是,详述不同制度、政治、宗教和社会因素的科学输入并不等于对地方主义理解科学事业的完全展示。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科学陈述的认知内容是否是以科学研究的民族风格为条件的?这个问题在尼克尔森(M.Nicolson)那里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他坚持认为,尽管现代科学具有国际主义的特征,但植物生态学研究由于不同的地区风格而呈现出了极大的差异。法国生态学家布劳恩—布兰凯特的系统仅仅是基于植物种类构成,而克莱门特的分类则来自植物生理学和植物形态学。但这种生态学的生态解释并不能说明两种分类系统更为广泛的差异,特别是克莱门特的生态单元为什么是具体的有机论的,而布劳恩—布兰凯特的生态单元又为什么是抽象的问题。而且,使用生态建构论模式也难以解释来自英国和俄国生态学的反证。于是,尼克尔森转向了背景因素,“以表明植物学共同体的思想……是在社会背景中建构和由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共同体的内外社会目的构造起来的。”〔4〕他解释说,克莱门特不喜欢将植物系统进行过度的分割,这反映出了美国中西部科学的学院背景,在那里克莱门特曾经致力于农场主、林务员和放牧者的问题和依赖演绎的植物学规律进行标准化耕作的研究工作。这样的背景与法国纯粹科学的传统是截然不同的。如此,不同地区的科学风格便进入了科学知识的认知内容中。

当然,科学风格的区域化也表现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上。康里(Y.Conry)、特克莱(A.Thackray)、英克斯特(I.Inkster)、莫雷尔(J.Morrell)等在这方面都做了不少研究,特别是夏平(S.Shapin)等人详尽地考察英国的布里斯托尔、爱丁堡、纽卡斯尔、约克郡和伦敦等地的不同科学风格。例如,成立于1832年的爱丁堡哲学学会乃是资产阶级需要的产儿;当在1820—1860年期间经济出现了衰退时,布里斯托尔的科学制度却培育了无实用性的科学学科,这反映出了人们对地方社会精英的信任;纽卡斯尔的一些重要科学制度的特征与该市不信奉国教的亚社会结构有关,特别是其中地质和多种工艺学会有意地远离“谦逊”的科学传统,而赞同实践的有用性。所有这些都显示出了科学文化的区域特征。

(2)科学现场的社会空间问题科学现场就是特定类型的共同在场的地点或场所,主要包括制度、会议、科学学会、野外场地、实验室空间等。不同的社会关系成了这些空间的特性,它们与科学知识产品有着重要的关系。而实验室空间是学者们特别重视的考察对象。

17世纪以来近代科学是随着系统实验的建立而兴起的。夏平正是通过对实验的历史考察而追问科学事业的基本空间问题:“我想要知道实验科学是从何处做起的。在什么样的物理的和社会的环境中进行?谁出席实验知识生产和评价的现场?他们在物理的和社会的空间中是怎样的排列?接近这些地方的条件是什么?如何处理跨越门槛的问题?”〔5〕为了解答这些问题,他考察了科学探索的物理和社会环境与其产品在知识地图上的位置之间的联系之网,认为实验工作的物理和符号定位是限定科学家共同体范围、控制实验话语、在公众意义上确保这种地点生产的知识可靠和可信的途径。这里的地理话语既涉及到了物质的空间,又有隐喻的空间。夏平的科学史研究大量地使用了高夫曼和吉登斯社会学的互动论符号,并表明科学知识的生产及其特征、条件和内容都是内在地空间组织的活动。

夏平进一步表明,实验室空间是一种对现有的公共和私人空间的领地和有关空间适当使用的既有规定重安排的新型空间。他通过考察玻意耳、皇家学会和胡克的实验现场,说明了跨越知识空间门槛虽是非正式的但却是严格仔细的。在实际的实验现场,那些操作和照管仪器的操作员、助手和管理人员与那些通过解释来制造知识的科学家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前者是无形的参与者,后者是积极的知识生产者。同时,进行“难处性”实验的私人空间(私人实验室)所体现的社会关系不同于进行“夸耀性”实验的公众空间(皇家学会)所体现的社会关系。但从私人圈子到公众话语的循环则影响着实验知识的建构,一种知识只有进入社会后,这种知识的生产过程才算是完整的。

实验科学的空间扩散要求在不同地点进行有效的社会再生产。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集中体现在夏平和夏费尔(S.Schaffer)对17世纪实验生活的考察上。他们主要关心的是17世纪实验设备,特别是玻意耳真空泵的复制,并表明:“复制是实验科学中事实生产的基本方法。”〔6〕依此来看,玻意耳的科学陈述应该在不同地点通过复制而获得实验上的重复。这样,问题转成了何时获得这种适当的复制?实验者又怎样才能保证他们成功地再生产出玻意耳的设备,并证实他的科学发现?在夏平等看来,唯一的途径就是把玻意耳发现的现象作为实验者自己设备的标度,能够“生产”这种现象就意味着一种新的设备制造成功了,因此,任何一个实验者在断定自己的设备是否运行良好时,首先要接受玻意耳的现象。这种循环说明,科学陈述的试验要求不同地点科学共同体内外的实验空间的再生产。

当然,对实验室生活的空间分析不仅仅局限于科学革命时期。许多科学知识社会学家都坚信列维—斯特劳斯的命题,即空间构型是社会结构的突出表象。西里尔(B.Hillier)和彭(A.Penn)集中对现代研究实验室进行了考察。他们比较了两类实验室——大型公共机构和学术机构的开放空间结构,认为它们具有不同的布局构型,而不同的实验室空间布局影响着生产科学知识的边界的强弱程度。当然,高夫曼式的前置和后置区域、公共和私人空间的差异通过一般的实验纲领则要经历许多迂回曲折。在这方面,古丁(D.Gooding)描述了法拉第从皇家学会的基本实验到他的公共演示实验的曲折过程,柯林斯(M.Collins)则就现代核工业的公共实验进行了研究,并注意到演示是相当有效的,因为公开的清晰展示可以消除科学家的“不适宜的技巧”,并使科学家们捕捉到从私人空间到公共空间循环的意想不到的细节。

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家那里,有了实验室生活对地点依赖的命题,在实验室里生产的科学知识就必然被描绘成为地方性知识的形式。罗斯(J.Rouse)批判了海德格尔关于真正的“理论表象是不因局部情境不同而有差异”的断言,认为科学理论与地方性的实验室文化、特定的“技术诀窍”和适宜技术的现场便利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指出:“科学理论基本上是一种地方性的知识,并体现在为了应用而不能充分抽象为理论和无背景的规则的实践里。所谓仪器设备和利用它们建立的微观世界都是科学陈述的近似参照物。更进一步说,科学家的知识依赖于他们进行设计的知识技巧。”〔7〕因此,科学知识超越实验室空间的转移并不能按照普遍合理的知识陈述的区域例示来加以理解,而必须按照一种地方性知识适合于创造另一种地方性知识来进行认识。这样,我们所经历的知识变迁就成了从一种地方性知识到另一种地方性知识,这当然不是不同物质空间之间的跨越,而是在某种社会空间之间的转移,因为科学陈述是在一个所谓“修辞空间”里建立起来的。在这里,罗斯在自己的探索中找到了福柯的空间和知识的历史追问,因为实验室现象的制造和操作乃是整个现代社会中权力关系之网的一个组成部分。实验室空间的组群、分配、分立和隔离都与权力和知识的空间组织存在内在的联系,所谓长凳空间、消毒空间、储藏空间、辐射区域等等则都是实验室内部的典型空间分工,都是实验科学的绝对必需条件。总之,在罗斯看来,地方性的实验室现场就是通过实验者的地方性的实践诀窍建构科学经验特质的地点。

上面的分析实际上显示出了休谟归纳问题的空间化趋向。我们知道,休谟只是意识到了从特殊到一般的逻辑归纳问题,而当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则对在地方意义上生产的“不可嵌入”的科学知识的理所当然的普遍化提出了质疑。正是这种质疑推动了整个科学知识话语的空间转向。

随着人们对科学风格和科学现场的空间分析的增多,本来是属于传统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空间和地点问题一下子触及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关注的各个方面。于是,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传统开始大量地进入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人们由此期盼着一门真正的科学地理学的诞生。

(1)科学地理学研究的兴起“科学地理学”一词首先出现在多恩(H.Dorn)于1991年出版的《科学地理学》一书里。多恩这部著作的目的在于超越传统科学史家对科学说明的逻辑、科学内部的理论争论和哲学推测的盛衰等的强调,试图使科学实践在其物理环境的物质背景中得以“本土化”。他从“土壤、气候、水文和地形起伏……以及人口波动、地区纬度和耕地、干旷草原与沙漠的差别”中“发现”了科学事业的“决定性”力量。[8]他坚持诸如托恩比、亨亭顿和辛普尔等环境主义者对对环境条件的信仰,对从古代锡兰(斯里兰卡的旧称)和古代中国的水利文化开始,跨越大西洋到马雅和阿兹台克文明进行了详说的研究,认为这些社会的科学实践明显不同于古希腊“雨水的非中心的”科学传统。因此,在伊斯兰世界、中世纪欧洲、维多利亚式的美洲,从天文学到植物学的科学努力都可以被看作是服务于农业经济需要的结果。在多恩看来,水利的社会组织是揭开科学在地理上不平衡分布之谜的关键因素。

显然,多恩的科学地理学与生态建构主义是同义的,即他优先考虑的是物质环境因素对科学知识生产的影响,受到了“地理决定论”的强烈影响。于是,一些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便从自己对空间的社会理解出发,扩大了科学地理学研究的视野。1991年英国的《背景中的科学》杂志以“知识的地点:空间环境及其与知识生产的关系”为题发表了一个专集,显示出了科学地理学研究的扩大。这标志着科学知识空间话语的真正转向。传统思想家只是把地点因素看作一种解释角色,直到目前他们还只是顺便解释一下科学对普遍客观性的偏离。换言之,空间性在科学陈述中的作用仅仅是一种地点性反常。但是,正如奥皮尔(A.Ophir)和夏平所澄清的,现在应该从诸如迪尔凯姆的社会地志学、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学、库恩的范式科学和高夫曼的符号互动论等一系列经验和理论研究中发展一种流行的地方主义流派,以对知识地点及其在科学本体论和科学认识论的讨论中的作用进行集中的考察。由此,科学地理学的研究开始普遍推动起来。到1994年3月,英国科学史学会以“制作空间:科学历史中的本土议题”为内容再次组织会议讨论科学空间化问题。这次会议表明,人们研究科学知识的地理学问题已经不再限于科学文化本身的背景,而是扩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国家、民族等更大的背景下来进行。

(2)科学地理学研究的议题目前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的科学地理学研究的内容是相当广泛的,主要有:

围绕学科、实验室、科学学会、建筑构型、特权地点和空间性与表象性的边界建构,研究科学知识的地点特性与地方情境、空间环境在实验知识生产中的作用、科学信息不平衡分配的意义、科学思想及其相关的仪器发明的扩散轨迹、实验室空间管理、科学经验知识从专家空间向公众空间传达过程显示出的权力关系;

科学亚文化的政治和地形空间、科学文化再生产的地点制度和政策、帝国科学与殖民科学的问题等,特别是科学约定的政治地形学问题,主要研究在不同地方环境中政府资金支持科学研究的不同模式,以及不同地点的政治因素对科学事业的实际影响,科学约定因此形成的不同地形表征等;

科学空间编年史、科学文化地理学等的问题,主要研究各个地方科学的沿革,以及不同地理空间的科学特色等。

(3)科学地理学研究的评价科学地理学研究虽然在较大规模的范围内展开了,但它并不是没有问题的。最为明显的就是,科学地理学作为一种地方主义的研究倾向在进入科学史家和科学社会学家的视野后却得到整体上的相对主义曲解,因为他们大部分人的认识论偏好是来自爱丁堡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强纲领”坚持的相对主义程式,主要强调科学认知之地方信用的背景或基础。但是,这样的科学知识观并不是必然的逻辑结果,因为在正当信用的相对性与超越真理本质概念的相对主义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且,在这种相对主义的旗帜下,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为批判普遍主义的科学观念而坚持社会化的空间概念,虽然避免了“地理决定论”的麻烦,但由于过分强调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生产的影响,却又滑入了“社会决定论”的泥潭。因为社会因素经常是变动不居的,随意性和偶然性很大,所以科学地理学的研究必然否定科学的普遍性。而在科学史上,多数实验方法和科学理论都已经被证明是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另外,科学地理学研究者多数都使用经验性的方法,这使他们的理论往往出入很大,他们构造的社会空间概念往往因强调的社会因素不同而有较大的分歧。这是他们经常遭到批评的主要方面。因此,如果说绝对的普遍主义有其偏颇之处的话,那么,绝对的“地方主义”或“特殊主义”同样不能对科学和科学知识获得完整的理解。

这种被称为“地方主义”的科学地理学还有诸多不足,尚需一定时日的完善,但对我们仍然有着莫大的启示。对科学和科学知识进行如此广泛的地理学研究考察的确有助于人们去认知科学的地方、区域和民族特征。就学术意义讲,这种研究确实改变了过去科学社会学家和科学史家优先考虑时间和历史,而把空间和地理问题看作是科学行动的稳定背景和情境的传统,从而将空间作为科学行动或科学知识生产的一个变量来进行研究扩大了社会学研究的视野。在实践层面上,科学地理学研究也可以帮助人们根据不同地方的情形施以不同地方科学政策,并促使不同地方的科学家进行适合于本土的科学研究,获得促进本土文明进步的科学知识。今天,当我们在大唱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科教兴国战歌的时候,不妨从科学地理学的视角来研究一下中国作为一个特殊的地域如何立足本国国情来促进自己科学的繁荣,并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兴国、国兴科技模式,那不也是非常有益的事情吗?

【参考文献】

〔1〕M.Foucault.PowerKnowledge:SelectedInterviewsandOtherWrittings,1972—1977,HarvesterPress,1980,69.

〔2〕E.Said."Travellingtheory",inTheWord,theTextandtheCritic,Vintage,1991,226.

〔3〕H.Levebvre.TheProductionofSpace,Blackwell,1991,9.

〔4〕M.Nicolson."Nationalstyles,divergentclassif-ications:acomparativecasestudyfromthehistoryofFrenchandAmericanplantecology",KnowledgeandSociety,1989,8,174(139-186).

〔5〕S.Shapin."Thehouseofexperimentinseventeenth-centuryEngland",Isis,1988,79,373(373-404).

〔6〕S.ShapinandS.Schaffer.LiviathanandtheAir-pump:Hobbes,Boyle,andtheExperimentLife,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5,225.

地理学范文第2篇

从对具体的作家作品的分析入手

文学地理学批评与文学地理学研究,并不是从理论出发而提出来的一种批评方法或者研究文学的一个角度,而是从文学批评的实践出发,从对具体文学问题的讨论中提出来的,因此,文学地理学的批评与研究也就不可能离开对具体问题的研究,特别是不能离开对具体的作家作品的分析,并且也是以解决对具体的作家与作品的理解中存在的问题而存在的。在周亚芬做的《作为比较文学之文学地理学的提出》①的访谈中,我已经详细地谈到了文学地理学的缘起与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发展前景。其实,我之所以喜欢从地理空间的角度研究文学,是从自我的人生经历与人生阅历出发的,是从自我的诗歌批评与小说研究的实情出发的。如果没有长期的文学批评实践与文学研究的积累,是不可能忽然就心血来潮,而提出与提倡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的。我们虽然要注重对文学地理学理论观念与批评方法的研究,但如果没有深厚的学术积累与文学研究的扎实基础就开始对文学地理学批评与研究的有关学理问题进行探讨,往往是吃力不讨好的,即使努力思考了一些问题,也可能是皮毛之见,很难真正地解决作家作品中存在的问题。因此,我认为从具体的作家作品入手,来从事文学地理学的批评与研究是一条正道;经过比较长时间的积累,到了一定的时候,在一定的条件下,有关文学地理学的理论体系与批评方法等学理问题,自然就会露出水面,这种理论就可以反过来推动对具体的作家作品的分析与批评。古人说,“观千剑而后识器”,对于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建构过程是相当适合的。对具体的作家作品了解得多了、分析得多了、研究得多了,自然就会对中外文学史与文学理论的共同规律有所认识。当我们积累了丰富的批评经验与研究体会之后,如何从事文学地理学的批评与研究,我们的后人或者我们自己自然就会有所总结。对于文学批评与研究而言,理论的构想与创造是十分重要的,也是必需的,对于任何时代的文学研究来说,这样的理论构思与理论建构都是需要的,但是,这样的任务并不是一般的人所能够胜任的,在短时间里就可以完成的。一般而言,只有从事文学研究二十年以上的学者,才有理论构想的可能;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与访问学者,要从理论上进行构想与学理上进行开创,可能性都相当小。所以,大家只有从具体的作家作品入手来从事文学地理学研究,才会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对于自己的研究才会有所促进。因此,我建议大家首先选取一个作家甚至是一个作品,与自然山水关系比较密切的一个作家或者作品,如中国的李白、苏东坡、《西游记》、《红楼梦》,英国的华兹华斯、柯勒律治、狄更斯、哈代,美国的梭罗、杰克伦敦、海明威,北欧的易卜生、安徒生、乔伊斯,法国的巴尔扎克、左拉,古希腊的悲剧与史诗等等,进行文学地理学的批评与研究。其实,只要不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作家,只要不是意识流的小说与纯心理散文,自然地理空间对其产生的影响必定是存在的,就可以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分析,并提出一些有趣的现象与问题进行探讨。当然,对于作家的文学地理学分析来说,主要是研究两个方面:一是作家从小所生活的自然山水环境对其人格精神所产生的影响;二是作家在文学作品里建构了什么样的地理空间系列,这些地理空间意象具有什么样的思想与艺术意义?如果能够从此两个方面来研究作家,也就可以找到其人格精神与创作艺术的特点及其特点的自然与历史来源,也许能够破解从前的学者经过长期的努力所不能破解的谜团。对于具体作品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可以探讨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作品中存在的自然景观的分析,看一看它具有什么样的特点与意义;二是对作品中地理环境的描写进行评估,看一看它对于作品里的人物形象与思想主题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三是对作品中所建构的空间结构进行分析,看一看作家在作品里建立了一种什么样的空间形式,作家为什么要建立这样的空间形式?每一个文学作品中存在的地理空间因素都是千差万别的,因此经过分析而得出来的结论,也应当是千差万别的。这就是文学地理学研究之所以存在的基础。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结果就是寻求不同文学作品中地理空间各自不同的特点,并由此认识与理解作家的审美意识与艺术思维特征,从而更深入地理解作品、认识作家。我们认为从具体的作家作品出发来作文学地理学研究,是最为明智的一种选择。如果不从具体作家与作品出发,所谓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就无从着手,表面上看起来是讨论了一些问题,其实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现象描述与史实叙述,对于文学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不会有很大的意义,对于文学地理学研究事业本身也不会有巨大的推动。

科学研究方法与审美批评方法的结合

文学地理学研究是一种新的提法,首先是作为一种批评方法而提出来的。那么,从批评方法来说与从前作为科学研究方法之一种的地理研究方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与从前的作为审美批评之一种的文学研究方法存在什么样的联系?文学地理学批评在方法论上有什么样的特点?这是需要我们关注的一个问题。地理研究的对象十分广阔,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历史地理、经济地理、军事地理、政治地理、文化地理等等,可以组成一个地理研究的大家族。但是,上述地理研究系列与我们所说的文学地理学关系比较密切的,应当是自然地理、人文地理与历史地理三个部分。从地理科学研究角度而言,由于每一门分支学科的研究方法并不相同,所以从总体上来论述地理研究的方法还是有一些困难,并且,中国人从事地理研究的方法与西方人从事地理研究的方法也存在较大的差别,从一般意义上来谈论地理研究的方法也实属不易,所以,我们很难评估从前科学家们在地理学研究中运用了哪些研究方法,哪些研究方法能够为我们所借鉴与发展。但是,我们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时候,也可以在前人的基础上作一些抽样式的分析与概括。我们认为,地理科学研究中以下几种研究方法,可以为文学地理学研究提供借鉴:

一是实地考察法。研究地理的人特别是研究自然地理的人,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往往特别注重对研究对象的实地考察,以获取第一手资料。如明代的地理学家徐霞客为了了解中国的自然山水,就亲自到南北各地进行实地考察,倾一生的精力与时间写成了地理学巨著《徐霞客游记》,对于中国古代自然地理的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因为每一篇游记都写得很有特点,又被历代学者当成一部散文著作,所以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当代中国地质学家李四光,也可以说是一个地理学家,他对于中国甚至整个世界的自然地理有着广泛的考察,对于地球内部的地质构造及其历史来源有着精深的研究,对于中国南北各地的自然山水的情况了如指掌。他们之所以在地理研究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功,主要就在于这样一种实地考察的研究方法为他们的研究提供了翔实的材料与具体的数据,让他们的地理研究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我们的文学批评家与文学研究者,特别是我们从事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学者,如果能够像地理学家们那样对所研究的对象作实地的考察,以自己的眼睛看一看、以自己的耳朵听一听,那我们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就一定能够突破前人,为学界提供许多新的材料与新的成果。看一看文学作品所描写出的自然山水与实际存在的自然山水有什么不同,听一听作家从小所生活的自然界发出的音响与作家创作的作品之间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作家们是如何完成从实际存在的自然山水到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景观与地理空间建构的。如果经历了这样一个实地考察的过程,有了多次进行实地考察的经历与经验,我们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就会建立在真实可靠与科学合理的基础之上。可见,这种实地考察的研究方法对文学地理学研究会有巨大帮助。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对象总是与地理空间相关,总是与特定的自然环境相关,因此研究文学地理学一定不能离开地理学家们常用的实地考察的研究方法。对作家产生影响的自然山水环境是一种固定的存在,郭沫若老家的几条大河及其开阔气势,鲁迅老家的绍兴湖乡与山石,从总体上来说自存在以来就没有太大的变化,而历代作家与诗人却写出了不同的作品。如果能够考察在地球上存在的自然山水,对于对自然山水环境与作家成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就会有巨大的意义。同时,这种考察对于对具体作品之中存在自然山水意象的分析,也会有很大的帮助。如果不了解西北边疆的自然山水与风土人情,要深入地研究高适与王维的诗作,是不可能的。而实地考察是从事文学地理学研究最为直接与最为重要的一种方法。

二是案例分析法。从事地理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与学者,往往采取对典型案例进行分析的研究方法,而不是对相关物质形态进行全部的考察,也不是对所有的数据进行分析与统计。如他们要研究穹窿地貌,就可以选取俩母山地区的高台地形作为样本;要研究丹霞地貌,就可以选取坎布拉地貌作为样本。这样一种研究方法对文学地理学研究者来说,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我们可以注重对文学作品中的地理空间问题的研究,但也可以不作全面的考察与分析,可以选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个案进行分析,如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与作品,如陶渊明的诗作与哈代的小说,看一看地理空间与自然山水在具体文学作品中有什么样的意义,同样的自然山川放在不同的作家作品中,它们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从文学的整体研究的角度来说,如果对一个作家与作品都没有理解到位,就不可能有真正准确与科学的整体把握与整体观照。因此,我们在研究华兹华斯诗歌的时候,就可以选取其长诗中的自然景观来作分析,再选出其叙事诗中的自然景观作分析,再选取其十四行诗中的自然景观作分析,对多个个案进行分析与研究之后,就可以得出一种总体上的认识。像这样的一个一个作品分析清楚之后,再将所有的作品分析组合起来,就可以从理论上认识华兹华斯诗中的自然景观,在其作品多种构成因素中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与价值。就文学地理学研究而言,案例分析法具有其他研究方法不可替代的意义,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不过要注意的是,个案分析法并不是举例式的,因为它没有随意性,而是在对整体对象进行把握之后再选取的个案,具有少有的典型性与科学性。对地理学科学研究采取的方法,文学地理学研究有必要进行全面的借鉴,并在自己的研究中加以创造性的运用。

三是图表分析法。地理科学学者比较注重一种直观与直接的研究方法,就是将某个地区的地形地质情况在全面调查之后,以图表的形式进行表示,这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地图,中国地图、湖北地图、中国地形图、湖南地形图、东亚地形图等等,以及相关的多种多样的表格,如气候、物产、山脉、河流等。图表分析的方法在地理学研究中是不可缺少的,并且占有基础性的地位与意义。没有图表的制作与绘就,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地理科学。而这样一种方法对于文学地理学研究也是富于启示意义的。因此,在文学地理学研究中,我们可以用种种图表的方式来表达自我的发现与自我的见解,不论是理论性还是学术性的发现,不论是对于一个点的深入分析还是一个面的叙述,都可以用具体的有形之物进行传达,这样做的结果是能够给人一种直观的、直接的印象。比如我们在分析古希腊悲剧《普罗米修斯》的时候,就可以将那个为宙斯所害的人间女子伊俄的逃亡路线以地图的形式进行图示,让剧中的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得到直接的呈现,让那一个人间女子的痛苦直观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最重要的是可以让读者最直接地了解悲剧作家在剧中所展示的地理观念,古希腊人对于当时世界地理构成的基本认识。再比如我们在研究柯勒律治长诗《老水手行》的时候,就可以用地图的形式将那艘大船的航行路线绘制出来,从北大西洋的一个港口出发,经过北回归线,越过赤道,越过南回归线,进入南极圈与南寒带,再进入太平洋,后来又沿路返回英国港口,得到了救助。如果能够绘就这样一幅航海路线图,自然就可以帮助我们认识长诗中主要的情节与人物,以及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人物与自然山水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图表分析法对于文学地理学研究者来说是必须要了解与熟知的一种研究方法,因为文学作品中的地理要素是我们理解作家与作品的重要参照,也是重要的研究对象。如果能够将此种种地理要素转化为有形的图表,对于理解作家与作品自然是十分有用的。

地理科学研究方法对于文学地理学研究有丰富的启示意义,我们有必要加以借鉴并发扬光大,但是,我们也要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从本质意义与理论构想上来说,文学地理学的批评方法是地理学研究方法与文学研究方法的统一,并且只有做到两者的有机结合,真正的文学地理学批评与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理论体系才能完整地建立起来。文学地理学研究无疑首先是一种文学研究,并且不能离开具体的作家与作品,所以,文学地理学研究首先还是一种审美的批评与审美的研究,并不只是一种学术的研究与科学的研究。文学地理学批评首先是一种审美的批评,并不是说有关文学地理学批评与文学地理学研究的论文,必须出现艺术美或者审美这样的字眼,或者一定要研究美学意义上的地理空间现象。所谓文学地理学,最主要的内容与角度就是从地理空间的角度来研究文学,首先要对具体的作家创作的作品有一个审美阅读的过程。研究作家首先要阅读作品,因为作家是靠作品说话的,没有好的作品就不能说是一个好的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也总是因为某一部或者几部作品而获奖的,而往往不是因为一个空头作家的名声来获奖的。研究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首先都要对此进行全面的阅读,而真正的阅读的过程就是一种审美的过程,一种对于艺术之美的发现的过程。因此,文学地理学批评或者文学地理学研究首先就是一种审美的研究,而不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正如比较文学研究的论文中不一定要出现“比较”这么一个词一样,在文学地理学研究的论文中,也不必出现审美这个词。文学研究首先是一种审美批评与对于美的作品的研究,无论是文学伦理学的研究还是文学政治学的研究,都是如此。其次,文学地理学批评或者文学地理学研究要将对象当作文学与艺术来研究,而不能当作没有生命的一堆材料来研究。文学就是艺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不可能离开形式与语言而存在,不可能离开特定的技巧与技艺而生存,因为离开了美的形式与美的技巧,文学的艺术性就不存在,文学本身也就不存在。因此,不能将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当作无生命的个体,当作没有情感与思想的对象物。所以,文学地理学批评是审美批评与地理批评的高度统一,是地理研究与美学研究的有机结合。二者的结合是至关重要的。比如我们研究谭恩美的长篇小说《喜福会》,小说中所讲的母亲与女儿的故事,是四个母亲各自讲述自己的故事,四个女儿分别讲述自己的故事,于是让小说形成了一种特有的“麻将结构”。每一位母亲所讲的都是过去在中国大陆所发生的故事,而女儿所讲的基本上都是自己在美国的家庭里与母亲、在美国的社会生活里与男友所发生的故事,这就产生了横跨两大洲的自然空间和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巨大反差,其小说艺术的魅力多半由此而来。我们要研究小说中母女之间所发生故事的时间与空间的差异,两种不同的自然环境与生活处境是如何影响人物的心理的。但是,我们也要关注小说中的思想情感之美、艺术结构之美、艺术语言之美,并将探讨两者的统一而形成的整体优势。首先我们要对小说进行审美阅读,然后再从地理空间的角度思考相关的问题。这样的研究才是真正的文学地理学研究,这样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才可能达到较高的学术境界。

中外文学批评史上地理批评的理论与实践

文学地理学批评离不开中国文学史与外国文学史,也离不开中国文学批评史与外国文学批评史。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自小就生活在特定的自然环境里,在他们的生活里具有特定的自然时间与自然空间问题。因此,要完全离开前人的真实历史或早前记忆来研究文学中的地理空间问题是不可能的。无论是中国的作家及其作品还是外国的作家及其作品,对于自己所生存的自然山水与所观察的地理空间,总是或多或少存在这样那样的观照与表达,因此,在世界文学史上就自然会形成一条线索,产生人类对于自然地理空间观照的历史与对于自然山水进行艺术表现的历史。在中国,虽然有人撰写过《中国山水诗史》、《中国山水文学史》之类的著作,但我个人认为到现在为止中国学界对于文学与自然山水的关系的历史描述是不完整的,对于中国文学与自然地理空间的历史描述也是不系统的。因此,文学地理学研究者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来清理中国自然山水文学史的基本情形,清理外国自然山水文学史的基本情形。如果我们真正从地理空间角度来研究中国与外国文学史,完全可以写出与从前的文学史不一样的内容,会发现许多新的重大问题可以进行讨论。因此,从地理空间角度研究文学史无论是对于文学史的重新建构还是对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建设与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发展,都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在中国文学史上,最早描写自然山水的文学作品是哪一部、哪一篇,最早对地球进行完整描写的是哪一部、哪一篇;在西方文学史上,最早描写自然山水的文学作品是哪一部、哪一篇,最早对地球进行完整描写的是哪一部、哪一篇?其实,这是文学地理学研究最基本的问题,是从事文学地理学研究不能不了解的内容。任何有关文学问题的研究都不能离开文学史,如果文学理论研究离开了文学史,那绝对是存在问题的;如果文学批评离开了文学史,那也许上升不到很高的境界,得出的结论也是不可靠的。这个方面的研究比较适合于专门从事中国文学史与西方文学史、东方文学史的学者们来做,因为他们积累丰厚、阅历丰富。有关这个方面的研究,可以叫做文学地理学中的“历史研究”。如果我们能够从地理空间的角度重新撰写一部《西方地理文学史》、《东方地理文学史》与《中国地理文学史》,那就对世界文学史的重新建构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我们也要注重对中外文学批评史中的地理空间观念及其批评实践的研究。人类发展到今天,说某一个文学研究领域完全没有被从前的学者研究与批评涉及过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类对于自身的认识与对于自然的认识,都是这样一步一步地健全与发展起来的。因此,清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理空间观念与自然山水观念的形成与发展,并且分析一下中国古代学者所做的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初始形态;清理西方文学批评史上的地理空间观念与自然山水观念的形成与发展,并且探讨一下西方古代学者们所做的文学地理研究的初始形态,就是有可能的与有必要的。在中外文学批评史上,最早从自然山水的角度批评文学的是谁,最早从地理空间的角度批评文学的是谁?最早认识到自然与人的关系、自然与文学的关系的人是谁?最早认识到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变迁之间的关系的人是谁?最早从地理空间的角度研究文学的人是谁?并且中国的、西方的、除中国之外的东方其他国家的情况肯定是各不相同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有人进行研究。研究的结果并不会说明我们的文学地理学失去了意义,恰好说明我们的文学地理学是有其历史的:前人已经在关注,但没有展开;前人已经有所认识,但没有自己系统的理论说明。并且我认为到目前为止,这样的研究还基本上是一片空白。我们必须认识到,文学地理学研究与文学伦理学研究一样,自古以来就存在着批评实践,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是如此。只是我们的古人没有一种自觉的意识来建立一种理论,也没有专门建构文学伦理学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但并不是不存在这个方面的研究,比如在《道德经》里面就体现了老子关于天地的自然空间观念,认为万物都来自于“道”。所以,如果我们从地理空间角度来撰写《西方文学批评中的地理空间观念》、《东方文学批评中的地理空间观念》、《中国文学批评中的地理空间观念》,就是对世界文学批评史的重要贡献。并且,这个方面的研究对于文学地理学批评来说特别重要,它其实是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前史”。

了解当代西方文学地理学研究成果

我们要在中国从事文学地理学批评与文学地理学研究,可以从自己所熟悉的作家与作品出发进行分析,但是,如果我们要建立中国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文学地理学,要将文学地理学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就必须了解当代西方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并不是指外国文学史上与地理空间相联系的那些作家与作品,也不是指外国文学批评史上与地理空间相联系的那些批评观念与批评实践,而是指当代西方作为文学批评重要方面的地理空间批评成果。文学地理学批评自古以来就存在,并不是自我们才开始的。文学地理学批评在当代的英美学界,也以种种不同的面目与形式出现,有的引起了我们的重视,有的还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因此,全面地了解西方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中的地理空间问题,对我们要建立的中国的文学地理研究会有直接的帮助。

在此,我们有必要区分这样几个不同的概念:一是生态批评,与文学地理学批评相关,但两者并不是一回事,生态批评只是文学地理学批评中一个很小的部分;二是环境批评,也与文学地理学批评相关,但是也不是一回事,前者只是由自然山水所构成的环境与文学作品之间关系的研究,其实也只是文学地理学批评中一个很小的部分;三是空间批评,与文学地理学相关,但也不是一回事,“空间”是一个哲学概念,空间批评主要是分析文学作品中所建立的空间结构与空间形式,也只是文学地理学批评中的一个部分。我认为“地理”与“空间”不是一回事,地理是一个人类对自然与人文进行双重观照的概念,是指地球上自然山水的走势与宇宙空间的天象构成,它们与文学作品的关系才是文学地理学要研究的主要内容。作家在文学作品中通过对地象与天象的描写,以此为对象建构起来的空间才属于地理空间,才能够成为文学地理学批评与研究的对象。如果在文学作品中只是一种心理空间与情感空间,与地象、天象没有任何的关联,那就只是空间批评,而不是地理空间的批评,也就不是文学地理学观照的对象。文学地理学批评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可以包括生态但并不只是生态,可以包括环境但并不只是环境,可以包括空间但并不只是空间,主要是地球与宇宙空间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我们之所以将“地理”与“空间”相联系,就是因为我们要研究的不是西方文学批评史上的“空间”,而是“地理空间”,是与“地理”相联系的这一部分“空间”,着重点在于“地理”,并不在于“空间”。②以此而论,当代西方学者有多少人从事过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他们提出来的文学地理学概念与中国学者所提出来的文学地理学概念存在什么样的差异?英国学者克朗写过一本《文化地理学》③,其中有一章讲到与文学地理学相关的内容,但这并不是本质意义上的文学地理学研究,而只是从文化的角度研究文学。从文化的角度研究文学在西方形成流派,在中国也有相当的发展,因此如果我们也讲文化地理学的话,其创新意义不是很大。西方的生态批评比较发达,后来发展为环境批评,空间批评也蔚然成风,并且聚集了一大批学者。生态批评是研究文学对于生态问题的关心与描写,自19世纪开始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了问题,这就是生态问题。研究作家作品中的生态问题,对于当今世界而言自然十分重要。研究文学作品中对于环境的描写,从中看出生态的好与坏、人类生存环境的优与劣,这个方面的研究自然也相当重要。空间是一个哲学概念,因此空间批评自古就有,只是不同时代的空间在文学作品中的表达有所不同而已。在全球化时代,随着人类世界主义意识的建立与宇宙空间概念的扩展,越来越多的批评家与学者从空间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相比之下,“地理”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也是一个具有新时代特点的概念。为什么从地理的角度或者从地理空间的角度探讨文学,不论中外都还没有形成热潮?或者说都没有像生态批评、环境批评与空间批评那样引人关注呢?主要是因为从前的文学研究,主要是研究作家作品本身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即一种正面的作家与作品的解读。而从其他学科的角度研究文学,是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兴起以后,才开始建立与发展起来的。

地理学范文第3篇

在地理学科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吸引学生注意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促进学生主动学习的方式非常多,而导语设计就是其中一种。

所谓导语,就是教师在讲课之前,围绕教学目的精心设计的一段简练的教学语言,即所谓“开场白”或“入课语”。俗语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一节课开场白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开讲是否成功和顺利,将直接关系到整个课堂教学的成败。精彩的导语,是开启新课的钥匙,引导学生登堂入室;是承前启后的桥梁,使学生“温故知新”;精彩的导语,是乐章的序曲,使学生感受到音乐的主旋律;是感情的起搏器,激起学生心海的波澜。精彩的导语,会使后面的教学活动更加顺畅。因此,教师在备课时,必须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的情况,设计出新颖的导语,以求在教学过程中重重地敲响“第一锤”,从而吸引学生注意、创设情景、激发兴趣、增强参与感的教学效果。一些优秀教师的导语都很讲究,都是精心设计的。于漪老师富有激情、讲究艺术的课堂导言是有口皆碑的。她的学生说:“于老师讲课,一开始,不知怎的,同学们的情感一下子就调动起来了,急于想知道新课的全部内容。”钱梦龙老师充满机智、出奇制胜的课堂导言,徐振维老师平中见奇、擅长启发的课堂导言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导语的基本任务是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欲望,使他们对将要学的内容产生好奇感,引导他们进预定的教学轨道,从而揭开本节课的教学序幕。教师要根据教材内容的特点,进行导语的设计。要注意导语的设计要体现本课宗旨,还要符合导语设计的以下特点。

一、精炼性。因为导语是教师在讲课之前为引入新课而设计的教学语言,它不能繁琐冗长。否则就会影响教学进程,得到不好的效果。

二、趣味性。精彩的导语,能带给学生耳目一新的感觉,从而激发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和强烈的求知欲。因此,导语的设计必须具有趣味性,使学生回味无穷,才能激起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

三、鼓动性。导语的设计要能够调动学生的课堂情绪,使之跃跃欲试。这样才能更好的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参与性,使学生活学活用,达到素质教育的目的。

四、启发性。好的导语可以让学生集中注意力,激发学生积极开展智力活动,启发学生进行深入思索。

五、灵活性。初中学生喜欢新奇而有创意的事物。所以,教师应该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灵活运用形式不同的导语激发学生的兴趣,增强参与性。

那么,地理教师怎样才能设计出不同类型的精彩的导语呢?根据这几年地理教学实践,我认为教师只有在熟悉教材的条件下,充分发挥自己的教学艺术,机智、灵活地运用一些“开场白”的技法,才能设计出新颖别致的导语,从而为整个课堂教学创造活跃气氛奠定良好的基础。现在我介绍一下自己在地理学科的教学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几种导语设计方法。

一、开门见山法

课题,是讲授内容的眼睛和窗口,因此对某课从释题入手导入新课,大可发挥开门见山之功效,使学生抓住重点,能促使学生思维迅速定向,同时还极利于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审题能力。揭示课题后,单刀直入,由题及文。例如揭示课题《非洲》后,老师就讲:“非洲全称是阿非利加洲,意思是‘阳光灼热的洲’,学习这一课我们不仅要了解非洲的位置,理解非洲地形对气候的影响,而且还要认识非洲丰饶的资源与经济发展水平最低的经济特点。”这样,学生在学习课文内容之前,就已了解了课文的概况,有助于他们对内容的理解。这则导语既引导学生解析了课题,也引起了学生对非洲的关注,使学习也特别认真,收到了良好的课堂效果。

二、设置疑问法

疑,往往能使人感到“奇”,奇有时也会觉得“新鲜”。在导语中设制悬念,造成疑问,可以集中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令学生深入思考,培养学生深入探究知识的好习惯。教师可以根据课文内容及课题特点,故意设一些问题,以引起学生兴趣。例如教《日本》时,教师先设“疑”:“同学们,一个经常发生火山、地震的地方,它的矿产资源十分贫乏,而这样的国家却是经济强国,你相信吗?”然后揭题:世界上就有这样的国家,那就是日本。这样巧设疑问,能把学生带入一个有障碍但又并非不可逾越的境界,使学生思而不解,欲罢不能,顿生强烈的求知欲。

三、温故知新法

“温故知新”,指教师在讲授新课时,利用文与文之间的内在联系,依据温故知新的教学原则由已知向未知引渡,在新旧知识间架起一座桥梁,引导学生回忆旧知识,激发学生对新知识的探究欲望的导入方式。在地理课本中有很多知识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有时候学习某处的地理如果借助于已经学过的知识,与之相关的内容会得到更好的理解。

四、故事典故法

故事本身具有情节,青少年学生比较爱听故事,用讲故事的方法导入,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且有利于启发学生的思维和想象力。谚语具有一定的哲理且易生趣,可帮助学生深刻理解地理知识。谜语可启发学生思维,拓宽他们的知识面,提高他们学习的兴趣。根据教材内容的特点,可将有关的故事、典故、谜语、谚语做导语,使学生兴趣盎然地进入新课。在讲世界气候之前,我引用“万事具备,只欠东风”的典故,简述了诸葛亮借东风的故事,提出诸葛亮为什么有先见之明,知道火烧连营是“万事具备,只欠东风”呢?悬念一出,学生精神为之一振,接着就讨论开来,好奇心一来,学习的兴趣就被调动起来了。后面的学习学生就迎刃而解了。

五、情景渲染法

地理学范文第4篇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及其,是地理学的分支。但由于历史地理的研究主要依靠历史文献,必须运用历史学的研究,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为历史学所用,也被看作为历史学的一个二级学科。

中国历史地理学不仅具有历史地理学的共性,而且具有中国的个性。这是由于这门学科在中国有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发展过程,也拥有举世无双的优越条件,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学术的进步和人类的未来作出独特的贡献。

中国历史地理学具有悠久的传统也是一门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新兴学科

历史地理学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我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禹贡》。这篇托名于大禹的著作实际产生在战国后期,距今也有二千多年了。《禹贡》虽然是以记载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后的地理状况为主,却包含了对以往地理现象的追溯,含有历史地理学的成分。而且由于其中的内容来源不一,并不排除一部分记载来自战国后期以前的,可以说,中国人注意并记录以往的地理现象,开始于战国以前。

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汉书·地理志》,既是一篇内容丰富的当时代地理著作,也堪称中国第一篇历史地理专著,因为它所记述的对象并不限于西汉一朝,而是“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对见于历史典籍记载的重要山川地名作了考订注释。尽管作者班固并不以地理学见长,但由于他比较充分地利用了已有的地理记载和地理研究成果,所以还是开创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雏形。此后,从郦道元的《水经注》到唐宋以来传世的地理著作,几乎都是由当时代追溯到往古,注重历史地理现象的记载和研究。

《汉书·地理志》的作者生活在公元1世纪,但依靠当时保留着的历史文献,对早在公元前11世纪以来的一些地理要素,包括古国、历史政区、地名、河流、山岭、古迹、关隘、寺庙、纪念地等都作了记载和简要的考证。同样,成书于公元6世纪的《水经注》所记载的范围也不限于当代或作者的见闻所及,而是从传世的数百种地理著作中搜集整理了大量史料,并作了深入的考证和研究,使《水经注》成为继《汉书·地理志》以后最重要的一种历史地理著作。今天,我们之所以还能知道先秦的某一个地名在现在的什么地方,之所以能知道春秋战国时的态势和秦汉以降的疆域范围,之所以能够大致了解黄河早期的几次改道,都离不开这两种著作。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皇朝的更迭、政权的兴衰、疆域的盈缩、政区的分合和地名的更改不断发生;黄河下游及其支流的频繁决溢改道又经常引起有关地区地貌及水系的变迁,给生活带来相当大的。中国古达的文化使这些变化大多得到了及时而详尽的记载,但由于在如此巨大的空间和时间中所发生的变化是如此复杂,已不是一般学者所能随意涉足,因而产生了一门专门学问——沿革地理。

中国古代一直具有重视历史的传统。沿革地理历来被看成历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一贯受到学者的重视。沿革地理所研究的内容不仅关系到国计民生,也是治学的基础,例如历史地名的注释和考证、历代疆域和政区的变迁、黄河等水道的变迁,特别是涉及到对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十三经》和传统正史的理解和解释的有关地理名称和地理知识,都被看成是治学的基本功。沿革地理的成就在清代中期达到高峰,乾嘉学者无不致力于沿革地理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与具体成果方面几乎都推向极致。

但是沿革地理并不等于历史地理学,两者不仅是量的不同,而且有质的区别。就研究内容而言,前者主要是疆域政区、地名和水道的变迁,后者却包括地理学的各个分支。就研究的性质而言,前者一般只是对现象的描述和复原,很少涉及变化的原因,后者则不仅要复原各种以往的地理现象,而且要寻找它们变化发展的原因,探索它们的规律。由于产生于西方的现代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很迟,加上缺乏全面系统的科学基础,中国沿革地理虽然早已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却一直未形成新的学科。数百年来,除了有少数几位专治沿革地理的学者之外,大多只是历史学家、经学家、训诂学家、文学家、金石家的副业,它的成果主要也是作为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注释检索之用。历史地理学则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和,是现代地理学的一部分,一般说来需要有专门的研究人员,它的研究成果既可用于解释自然发展规律,也可以用于解释人类活动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在特定自然条件下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显然,历史地理学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决定因素是现代地理学的建立,中国到20世纪初叶才逐渐具备这一条件,所以中国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是3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1934年初由顾颉刚首倡、谭其骧协助成立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及其主办的《禹贡半月刊》还是以研究和发展沿革地理为宗旨的。1935年初,《禹贡》开始以“中国历史地理”(ChineseHistoricalGeography)作为刊物的名称,这说明禹贡学会的学者们已经受到现代地理学的影响,产生了将传统的沿革地理向现代的历史地理学转化的愿望。但从此后《禹贡》的内容和学者们的研究方面和方向看,还是侧重于沿革方面的。而且,不久爆发的抗日战争和随之进行的内战使禹贡学会不得不停顿,学者们的愿望无从实现。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部列出的大学历史系课程中还只有“沿革地理”,而不是“历史地理”。

对学科发展满怀热情的学者及时指出了沿革地理的局限性,其中以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的意见最为有力。1953年院系调整后,一些大学的历史系以历史地理学取代了沿革地理。不久,北京大学率先在地理系中招收了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生,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成立了历史地理研究室。此后,复旦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也先后设立了专门的研究室、教研室,有的还招收了专业本科生。到60年代中期,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已经粗具规模,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尽管由于的破坏,出现了多年的停顿,集中反映历史地理研究成果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还是在70年代末大致完成。到20世纪80年代初,历史地理学界一致认为,中国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粗具规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历史地理学者继承和发扬沿革地理注重文献考证的传统,充分运用地理学和相关学科的科学原理,引入先进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不断开拓新的学科分支,扩大研究领域,在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社会地理形成了不少新的分支,在历史地图编绘、历史地理信息系统、行政区划史、移民史、人口史、区域文化地理、地区开发、环境变迁、气候变迁、灾害与社会、上海历史地理、历史地理文献研究和整理等方面都取得显著成绩,有的已居国际领先地位。在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陆续退出研究领域后,一批中青年学者已经成为各个分支的学术带头人,绝大多数拥有博士学位或留学经历,形成了结构比较合理、门类比较齐全的学术梯队。近年由教育部确定的106个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名列首批,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境、、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就是以该校的历史地理研究所为主组建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与美国哈佛大学等机构合作研制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GHGIS)已经完成首批样本,初步进入国际领先地位。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水平在整体上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标志着这门具有悠久传统的学科迎来了一个向现代化全面迈进的新阶段。

在中国发展历史地理学有举世无双的优势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所以大多数学者将历史地理学归属于地理学,少数学者认为它属于历史学,或者是介于地理学和历史学之间的边缘学科。但对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研究手段是建立在历史文献基础上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而不是以实地考察为主的地理学研究方法,一般是没有异议的。尽管历史地理研究离不开地理学的基础原理,同样需要采用地理学的基本研究手段,并借助于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但绝对离不开文献资料。正因为如此,尽管现代历史地理学首先产生在西欧和北美的发达国家,尽管它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手段适应于各大洲的各个国家,但只有具有丰富的、延续的、系统的历史文献的时间和空间才有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也正因为如此,英国、加拿大和欧美其他国家的历史地理研究集中在历史人文地理,并且主要是17世纪以后的课题。由于历史自然地理现象的变化尺度往往以数百年或千年计,在缺乏长达千年的、延续的历史资料的前提下是无法进行的。

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却具有举世无双的优势,有条件进行长时段的、持续的、大范围空间、长时段时间和全方位的研究。这是因为:

中国有悠久和延续的历史。迄今为止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商、周,并且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通过考古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还可能将历史提前到夏朝以前。尽管得到证实的中国历史还不如埃及、巴比伦的长,但从夏朝开始,中国的历史一直没有中断,作为历史主人的主体民族是从以夏人为中心的华夏诸族发展下来的,不像其他文明古国的历史早已断绝,当年的主人或者早已迁离,或者已经灭绝。

中国历来有辽阔的疆域,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历代中原王朝的疆域一般都有数百万至上千万平方公里。尽管疆域时有盈缩,内部也有过多次分裂割据,但一般都能在北起今阴山山脉、燕山山脉、辽河下游,南至海南岛和南海,西起陇东高原、川西高原、横断山脉,东至于海的范围内实施着有效直接的行政管理,从18世纪中叶起又扩到今中国全境。这就为历史地理学进行大范围的、可比较的、前后连贯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大舞台。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数以十计,政权数以百计,行政区数以千计,使用过的地名数以万计,涉及的人物、事件、制度更难以数计,为历史地理学者留下巨大的发展潜力,也留下了不少千古之谜。

历史上中国的范围内拥有多种自然地理环境,跨越北半球的寒、温、热三带,拥有东亚大陆的三个阶梯,有复杂多样的地形和地貌,包括世界最高的山脉、最低的盆地之一、最长的河流之一、最大最厚的黄土高原和黄土冲积平原,以及其他多种世界罕见的地理现象,形成了很多景观迥异的地理区域。由于开发时间长、供养人口多,大多已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发生过显著的变迁。这些都为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课题。

中国历来人口众多。从公元初的6000多万人发展到1850年的4.3亿人,又增加到1953年的6亿余人,中国人口在世界人口中一直占着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比例。从古代的华夏诸族、三苗、百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到今天的56个民族,中国始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尽管自古以农立国,以农为主,同时具有游牧、饲养、狩猎、采集、捕捞等多种生产方式,农、林、牧、副、渔、手、工业、商业、服务业和各种特种行业全面发展。各民族、各地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物质和精神文化丰富多彩,方言繁多。尽管儒家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但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宗教同时存在,各种民间的、地方的信仰变化无穷,就是儒家文化内部也有各种流派。这些都是值得历史地理学开发的无尽的宝藏。

由于地理环境的阻隔,中国文化基本上是独立发展的。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文化在总体上还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对东亚以外也没有产生直接的、整体性的作用。但早在先秦时期,先民就开始了与境外的联系,张骞通西域和丝绸之路的开通,甘英、朱应、康泰、法显、宋云、惠生、常骏、玄奘、王玄策、慧超、杜环、李志常、常德、亦黑迷失、汪大渊、周达观、陈诚、郑和、王景弘、费信、图理琛、谢清高等旅行家、探险家、航海家、高僧给我们留下了耳闻目睹、亲身经历的记载,有的是世界上唯一、在当时当地也没有的珍贵记录。同样,竺法兰、安世高、安玄、康僧会、支谶、鸠摩罗什(Kumarajiva)、阿罗本、伊本·瓦哈伯(ibn-Wahab)、马可·波罗(MarcoPolo)、伊本·拔图塔(Ibn-Battutah)、鄂多立克(OdoricodaPordenone)、约翰·孟德高维诺(GiovannideMontecorvino)、邓玉函(JeanTerrenz)、利玛窦(MatteoRicci)、金尼阁(NicolasTrigault)、庞迪我(DidacodePantoja)、汤若望(JohannAdamSchallvonBell)、南怀仁(FerdinandVerbiest)、徐日shēng@①(ThomasPereira)、罗雅各(GiacomoRho)、毕方济(FrancescoSambiaso)、冯秉正(JosephdeMoyriadeMaillac)、郎世宁(GiuseppeCastiglione)等人因种种原因来到中国,或者传播佛教、景教、天主教、基督教,或者带来了西方、阿拉伯、印度文明,或者向外界介绍了中国当时的情况,其中也有未见于中文记载的重要资料。具有如此多的研究中外交流史和世界文明史的资料,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者的幸运。

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文字开始于甲骨文,现在已完全能够解读。战国后期,各国间的文字交流已没有障碍。从秦始皇统一和规范文字至今,中文的基本构造的意义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了世界上最多的文字记录,传抄或印刷了世界上最多的书籍,保存至今的书籍和其他文字记载如金文、碑刻等,无论数量、内容和种类,都是世界上最多的。此外,还有和田文、粟特文、吐火罗火、吐蕃文、契丹文、西夏文、蒙文、满文、彝文等各种文字的史料,大多已得到解读。其中仅地方志就有8000多种,对明、清以来各地的记载非常详细。用中文译成的《大藏经》所收录的佛经,由于一部分原本早已散佚,成为有关资料的唯一出处。这样的历史文献资源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尽管同样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缺损或空白,但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历史地理可以研究的时间最长,空间最广,资料的密度最高,可信度最大。

地可望对人类的未来做出独特的贡献

自上世纪后半期以来,地球上出现了气候的急剧变化和不少灾害,大多数地方的环境趋于恶化,最近在中国北方出现的罕见的沙尘暴和各地普遍的春季高温更使人们对未来的气候和环境变迁充满了困惑和忧虑。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也在为未来担忧,而家的预测莫衷一是。科学不是算命,不能未卜先知,科学的预测只能建立在大量实践和科学的基础之上。但人类认识规律需要相当长的积累,如对一种地理现象的变化规律的了解,都需要一个比较长时段观察。如果不做长时段的,就要它的规律,来预测它未来的趋势,那是非常危险的,或者说是完全不可能的。

不幸的是,人类用的科学仪器来观测气候,如气温、风向、风力、气压、降水等,到现在最长只有170多年,能积累那么长年代资料的站点在全世界只有50个,其中的90%集中在西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完全依靠现代科学仪器积累起来的气候资料,那最多只能研究西欧四十几个点不到200年间的规律。而且气候变化的各种因素的变动周期或长或短,如太阳黑子变化是11年一个周期,而气候冷暖的变化却有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周期。从现有的资料,上一世纪的气温的确呈上升趋势,但仅仅100年的资料能证明是一个完整的周期吗?谁能肯定100年后气温是继续上升,还是又将进入一个新的周期,或者进入一个下降阶段呢?退一万步说,即使这170年的资料能够提供西欧地区的规律,也不可能解决全世界的。至于我国,能够积累100年以上现代气候观测资料的点也屈指可数,大多数县级观测点的资料是从1958年后开始的,比研究西欧的条件更差。幸运的是,依靠中国丰富的历史和各种信息,历史地理的研究可以为人类提供更长、更多的气候变化状况,有可能使我们了解更多的规律性。当然,科学家也可以利用孢子花粉分析、土壤沉积物分析、生物种类、碳[14]断代、考古发掘等来获得气候资料,但在信息的延续性、广泛性、精确性方面,与文献记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例如,现存的甲骨文中有好几条有关亚洲象的记录,证明殷人猎象已很有经验,在王都殷(今河南安阳)附近的田猎区内常有成群的野象在活动。另外,甲骨文中出现的十多种天气现象的字中,没有冰、霜等字。结合考古发现的其他证据,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公元前16-11世纪的商代是一个气温偏高明显的阶段,其年平均气温比今天还高,黄河以北地区的冬季气温比今天上海一带还要高。所以说,从上一世纪开始的气温升高并没有超过历史时期的极限。同样,我们可以在历史资料中找到很多极端最低气温的记录,例如,上海附近的太湖在宋代冬天经常结冰,有时湖面完全冰封,上面可以步行和供车辆来往。苏州一带的运河也经常冻结,以至船只常都备有凿冰工具,不断破冰才能通行。这些情况,现在早已绝迹了,这说明历史时期长江三角洲冬天的极端最低温度比今天低得多。这就是说,近一个多世纪内出现的气温变化都还在历史时期“正常”的范围之内,在密切注视、认真对待的同时,不必过于紧张,过于悲观。

又如,建立在历史文献基础上的研究证明,有史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灾害,是明朝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1556年1月23日)陕西华州的大地震,死亡人数至少有83万。而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人。已知黄河最大的洪水发生在道光二十三年,三门峡洪峰流量达到36000立方米/秒,12天洪水流量119亿立方米,相当于500年一遇。而20世纪内最大的1933年三门峡洪峰量是22000立方米/秒;1958年在河南花园口实测到的洪峰流量是22300立方米/秒,12天洪水流量86.8亿立方米,只相当于50年一遇。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大量类似的例子,这至少可以证明,自然灾害并不存在越来越严重的规律。人类活动固然会加剧自然灾害,但造成自然灾害的主要或根本原因显然还是自然本身,这正是我们必须探索的规律。

用从我国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整理出来的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的类型和程度、环境变迁和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变化的资料,结合其他历史信息,参照现代观测资料及其研究结果,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填补现代科学研究的空白,为更科学地发现和认识自然规律,预测未来提供经验,为全人类的未来做出贡献。

从传统历史地图到数字化、信息化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能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由已故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新中国科学研究最重大的成果之一,也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和历史地图研制的一个里程碑。这部上起原始社会,下迄清末,包括20个图组、305幅地图和约70000个地名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下简称《图集》),除了丰富,收罗宏博的特点外,还在科学性、思想性和精确性方面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类地图集。

严格说来,《中国历史地图集》只能称为《中国历史疆域政区地图集》,或者是《中国历史普通地图集》,因为它的内容只包括历史时期各个政权的疆域政区、重要地名和有地名意义的建筑、具有政区性质的民族分布,以及作为地图必不可少的框架海岸、河流、山脉;而没有表达其他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要素如地貌、水文、气候、、、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内容。而作为名符其实的历史地图集,这些方面当然是必不可少的。政府部门、社会各界和学术界需要这样一种地图集,根据我们的历史资料和已有研究水平也完全有可能编绘出这一图集,所以从1982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下,由谭其骧主编,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历史、考古、近代史、民族等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杭州大学等数十个单位的学者开始编绘一部包括20个图组、千余幅地图的三巨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编稿已基本完成,正在制印中,第一册将于年内出版。

但由于印刷地图既不可能将不同年代的诸多内容绘在同一幅图上,又不能将历史时期地理要素的全部变化都用分幅地图表示出来,这种以静态地图来表示历史地理动态的矛盾是无法得到解决的。历史地图的使用者会有各种目的,但都需要找到特定的年代和特定的地区,而且希望能对原图上的内容有所取舍,删去不必要的点线,增加自己的内容,以突出主题。他们需要的是各种不同年代、不同地区、不同比例尺的历史底图,进而能将地图上的有关要素量化,出具体的数据。现有的印刷地图显然远远满足不了这样的要求。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新的历史信息的发现,历史地图必定有一个不断修改补充的过程,但传统的印刷地图的修订和制印却相当麻烦,往往要耗费很长时间,所以出版的地图总是落后于研究成果和最新信息。

当地理信息系统(GIS,geographyinformationsystem)和数字化地图(digitalmap)问世以后,这些难题就都迎刃而解了。正因为如此,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决定不再简单修订《中国历史地图集》和整理出版考释文字,而是采用最先进的技术,编制“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China‘sHistoricalGeographyInformationSystem)。

这一系统的基本思路是:

制定一套完整、系统、全面、精确的编码系统,将所有能够发现并确定(包括能够部分确定)的历史地名全部编码,做到一地一码,即一个地名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任何变化都将在基本码不变的条件下生成新的代码;

研制相应的数据库,要求容量充分,信息完整,检索便利,链接迅速,适应各种不同层次和探索的要求,将全部原始信息(包括史料、档案、数据、图像等)全部输入,并能不断更新;

以国家测绘局的数字化地图ArcChina(一百万分之一全国地图)为底图,逐渐上溯,明代以后编出包括县及县以上界线、县以下可考地名的逐年地图,此前编出包括县以上界线的可考地名、间隔尽可能短的阶段性地图;

在完成普通历史地图后,进一步将历史人文、社会、自然地理各分支的研究成果和信息充实这一系统,使之日益完美,成为名符其实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这个系统将提供一套开放的地图和数据平台,从上说,可以提供中国历史上任何空间和任何时间的地图,供历史地理学、历史学和其他任何学科和各类用户使用,或作为进一步开发的基础;其他全部产品将分批在互联网上,供全世界非商业目的的用户免费下载。

从2001年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和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哈佛燕京学社、澳大利亚格林菲斯大学亚洲空间数据中心、数字化文化地图集行动计划(ECAI,ElectronicCulturalAtlasInitiation)等机构合作,在世界各国数十位专家学者的支持下,已经启动这一项目的研制计划,并已完成和了第一批样本。这一项目将分阶段实施,以十年或更多的时间完成。

这一项目采用的地理信息系统和数字化地图的技术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所表达的内容是以中国悠久的历史、辽阔的疆域、灿烂的文化、庞大的人口、众多的民族和丰富的史料为基础的,加上二千多年沿革地理的传统和半个多世纪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完全有信心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例如欧洲的历史地图还只能编到200年前,正努力争取编到300年前,而我们完全可以编到2000年前,有可能编到3000年前。在同样的技术条件下,我们的成果当然更先进。这样的水平是无可比拟的,没有争议的。

“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必将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完成中国历史地图从传统向数字化和现代化的转折,将中国历史地理和历史地图的研究提高到新的高峰。

地如何为现实服务

作为一门,历史地理学的根本任务是学科本身的,而不是如何适应现实的需要。一味迎合现实需要,片面强调现实的需要,必定会学科的正常发展,甚至完全违背科学。1949年以后,历史地理学曾经受到因素的过度干预,因而片面强调为政治服务,为现实服务。例如在历史疆域的中,常常因国家关系的改变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为了突出自古以来就拥有辽阔的疆域,不惜将不同年代的疆界拼凑成一幅极盛疆域地图。近年来,历史地理研究又受到因素和地方利益的影响,如削弱甚至放弃了必要的基础研究,以所谓的“成果”为创收手段,无原则地迎合一些地方开发、抢名人、争古迹、以假乱真的需要。

这并不是说历史地理学不应该或者不必要为现实服务,历史地理学者作为国家和的一员当然也承担着自己的责任,也应该爱祖国,爱社会,爱家乡,通过贡献或转让科研成果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不仅完全正当,而且是值得提倡的发展方向。但这一切的前提,必须是严格遵循科学规律,坚持实事求是。只有学科本身得到正常发展,基础研究不断得到加强,才会有真正适应现实需要的成果。

为现实服务不是为一时一事服务,不能违背历史事实和科学规律。如果只是随大流,看风头,迎合现行政策,不仅不利于学科发展,而且贻害社会,损害国家的长远利益。20世纪60年代初,谭其骧先生就论证了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根本原因是中游耕作方式的改变使水土流失减轻,流入黄河中下游的泥沙量减少。他认为,要彻底消除黄河下游的水患,关键是做好中游的水土保持,提出了农林牧并举,退耕还林,综合治理的建议。如果一定要为当时“大办农业”、“以粮为纲”的政策服务,他当然不能写这样的文章,或者提出这样的建议。但事实已经证明,谭先生这样的治学态度才是真正有利于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为现实服务的典范。

正在兴起的西部大开发为历史地理学者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广阔舞台,历史地理的各个分支都能有用武之地,也是学科发展的大好机遇。正确地阐述西部的历史地理背景,必然能对西部大开发作出贡献,所以我们应该积极投入。但是西部开发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程,同样存在着各种矛盾、认识的误区和不同意见,历史地理学者必须坚持科学的态度,不能简单地为现行的或当地的政策作解释,找依据。同时也应该看到,历史地理的研究毕竟是以历史时期为主,而历史背景的作用是有限度的,不能为了突出学科的重要性而随意夸大历史因素的作用。

如何提高历史地理研究的水平

提高历史地理研究水平的途径很多,方面很广,但提高研究结果的精度是最重要的任务。固然,历史地理的一些分支和不少方面还是空白,亟需填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待加强。但一般说来,这些都可以通过增加研究力量、扩大研究领域来解决,而精度的提高却不是量的积累,而必须取得重大突破,是质的飞跃。

由于绝大多数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已经无法通过实地考察来复原,只能依靠记载,而现存史料中往往只有不完整的描述,普遍缺乏必要的数量,要进行量化相当困难,更难得出精确的结论,所以在已有研究成果中,对时间、地点、程度的定量精度很低。由于成果的精度不高,很难作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也无法为归纳或预测提供可靠的数量根据,也难以得到其他学科的引用,受到运用部门的重视。

例如,现有研究成果已经证明西北地区历史上曾经有森林分布,很多地方有良好的植被覆盖,但其他研究也提出了西北地区长期干旱,植被覆盖率一直很低,只在局部地区才有森林的观点。有的地理学家还指出,黄土高原上不可能有森林覆盖。孤立地看,这些观点都有道理,都可以找到史料根据,但却互相矛盾。你说某一朝代那里出产木材,他也可以说什么时候这里是不毛之地,且不说史料是否完全正确,那么史料没有提到的地方和年代(实际上占大多数)情况怎样呢?如果我们能提高研究的精度,从一般证明西北地区有森林提高到复原出不同时期具体的植被分布图,说明什么年代、什么地方有什么植被,以后有什么变化,哪些地方本来就没有植被,这些争论就能得出可信的结论。这样的研究结果无疑具有更高的学术水平和实用价值,必定会被相关学科和实际部门所采用。

又如,历史地理学对长时段气候变迁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但如何将史料中十分粗略的记载转化为可靠的数据,并且能为国内外同行所接受,如何将这些数据的精度提高到一个适用的限度,例如年(时间)、县(范围)、摄氏度(气温)、毫米(降水量)、级(风力)等单位,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地理学范文第5篇

一、自主学习

(一)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使学生主动学习

学习兴趣是学习动机的重要内容,当学生对地理学科产生浓厚兴趣时,他们不再需要过多外界刺激,主动地参与到学习活动中。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的持续兴趣,是激发学生学习动机的重要环节。在初中地理教学过程中,通过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学习动机,有很多可操作性切入点。比如,在地球仪上利用经纬网定位时,上课之前,将标有经纬度的世界地图贴在教室墙壁上,在地图上标出著名城市,在图边标上这些地点的经纬度。学生对世界各地著名城市比较感兴趣,愿意在地图上找出这些城市,并自主探究与之相关的地理事项。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时,应该立足于实际,将激发兴趣贯穿到教学活动全过程。

(二)创设和谐的教学氛围,使学生“能学”

在地理教学过程中,教师很容易忽视学生的独立性,低估学生的独立学习能力。每位学生都有潜在的独立学习能力,且有很强的表现欲,学生学习的过程实际上是日益独立的过程。因此,教师应该尊重学生学习的独立性,鼓励和支持学生独立学习,并为学生创造更多独立学习的机会。

(三)加强学习方法指导,让学生“会学”

在学习的过程中,教师需要不断反思、自我总结。首先,学生要确立具体学习目标,在学习地理知识时,教师应该让学生知道哪些地理知识了解即可,如中国民族政策;哪些知识必须深入理解,如地形雨的成因;哪些知识需要记忆,如重点地理数据和地理名称;哪些知识需要知道如何运用,如根据气温曲线图判断气候类型。其次,指导学生选择正确的学习方式,善于总结和调节。“学案导学”是一种有效的自主学习方式,教师设计教学方案,在课前将教学方案发给学生,让学生根据教学方案进行预习自学。上课时,教师根据学生反馈的学习信息,掌握学生学习情况,有针对性地设计教学情景,以案导学,组织讨论。在教师精讲之后,学生整理、总结新旧知识间的内在关系,建立系统的知识网络。同时,教师应该根据地理学科特征,加强技能训练,使学生能够掌握各种统计图、景观图以及示意图;运用地理数据,探究地理学习方法;从不同角度分析地理成因,解决地理问题;加强对地理图像作用的重视,引导学生观察、分析,培养学生思维。

二、合作学习

(一)科学分组

小组是合作学习的重要形式,如何分组是合作学习的第一步,小组划分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影响着学习效率和学习质量。因此,教师在开展合作学习之前,应该深入研究教学内容,了解学生学习情况,设计科学灵活的分组方案。有研究证明:四人小组最灵活、最有效,便于调整小组成员,优化人员搭配,提高小组成员学习效率。在确定分组规模时,应该考虑分组给学生带来的作用,是否能让所有学生参与进来。实践证明,组的规模太小,如2-3人,能增强个体责任感,但是不利于学生的交流和沟通;组的规模太大,比如,6-7人,不利于提高学习效率,也增加了教师的控制难度。

(二)明确合作目标

让每个学生都清楚自己的学习任务、职责,才能有效地开展合作学习。因此,确定合作目标、明确分工、各司其责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教师在讲述“中国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时,可以设计一个“北方好还是南方好”的辩论赛,每方都设置三个角色以供学生选择,即辩手、策划者和南(北)方人。学生可以挑选自己想要的角色。比如,A同学担任辩手,即合作小组组长,协调本组学习活动,参与辩论,并主要发言。通过这种方式,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课前通过查阅资料、课堂激烈讨论,了解了南方和北方的优势与不足。

(三)创立多种合作方式

灵活多变的合作方式,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思维。在地理学习过程中,小组合作方式较多,比如,组间辩论、角色扮演、模拟试验、小组讨论、游戏、分工收集资料等。

(四)加强对合作学习的重视,培养学生的社交能力

如果学生缺乏合作技能,则不利于开展合作学习。由于学生个性存在差异,有的学生善于表达自己,容易融入到合作学习中,有的学生不善于交际,从而导致小组合作学习受阻。因此,教师需要合理指导和调控小组合作学习。比如,教师应该教导学生如何表达感谢;学生发言时应该语言流畅、清楚;学会倾听,敢于发表见解,学会质疑。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