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的经验范文第1篇

>> 社区治理是社会体制改革的基础工程 法治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础 社会变迁下的社区治理 社会治理体系中的社区教育 论城市社区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 合作治理是社会治理变革的归宿 让人们享受伦理式法治教育是实现理想社会治理的基础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社区治理研究 分析社会资本视角下的社区治理 社区检察，社会治理创新的助推者 社会治理创新对社区教育发展的影响研究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与社区治理标准化建设的福田经验 专家：垃圾治理是社会化的系统工程 社区治理 论社会治理视角下的档案制度创新基础 论民主治理的社会基础 内控是银行治理的基础和关键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探索 社会治理大背景呼唤社区媒体 新加坡的社区治理经验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 > 艺术 >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工程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工程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葛江涛")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2013年11月5日，杭州市上城区召开首届社区公益服务项目相亲会，109 个社会组织承接了 106 个社区公益服务项目，得到资助资金 340 多万元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社会结构快速转型，大量“单位人”、“社会人”转变为“社区人”，社区日益成为社会成员的集聚点、社会需求的交汇点、国家社会治理的着力点和执政党在基层执政的支撑点。

中共中央总书记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社区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工程，正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就新形势下如何推进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中国社区治理的未来走向等问题，《t望东方周刊》日前专访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司长蒋昆生。他同时介绍了实施已有三年的“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项目。

“根据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要求，实验区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为推进社区治理探索路径、积累经验。”他说。

蒋昆生强调，必须站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充分认识推进实验区建设的重要意义，“以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时不我待的责任意识和敢为人先的创新勇气”，率先推进社区治理和服务体制机制创新。而这些实验区的尝试方向，也正是新形势下中国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的改革方向。 倒逼的改革和实验

《t望东方周刊》：如何看待社区治理在当今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为什么要创建“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

蒋昆生：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工程，也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工程，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前提。

“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的建设思路，是在全面深化社会体制进程中逐步酝酿产生并发展的。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环节。“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贯彻落实中央决策精神，探索顶层设计与基层实际有机结合的可行路径。

经过十余年的接续奋斗，我国的社区建设事业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初步形成了以“属地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主要特征的社区治理体制。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原有基层社会治理体制中许多深层次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

比如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不强，居民自治活动的内容和载体相对单一，社区居委会行政化倾向过重，社区治理多元参与机制还不健全，政府部门包办过多，社会力量、市场主体参与缺乏长效机制，社区居民参与缺乏组织化渠道，等等。这些困难和问题不解决，势必影响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发挥，影响社区居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改革由问题倒逼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社区建设实践，有效解决制约基层发展的体制机制难题。 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

《t望东方周刊》：以“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为例，未来我国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有哪些？

蒋昆生：实验区建设开展近三年来，特别是第二批实验区建设开展近一年来，各地围绕创新社区治理体制、丰富社区自治形式、完善社区服务制度、优化社区服务手段等领域开展创新实践。这些探索实践从一定意义上代表了社区治理未来的发展方向。

首先是推进社区减负增效。各实验区将社区减负增效作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任务，研究制定推进社区减负增效的政策措施，确保社区组织承担的行政事务只减不增。

比如，江苏省南京市各实验区统一开展以“五减两增一考核”、建立社区公共服务准入制度为重点的专项行动，社区逐渐回归自治本位，社工逐渐回归服务本色，考核逐渐回归群众本元，部门逐渐回归管理本分。

其次是加强社区自治能力建设。许多实验区把健全社区居民自治制度作为激发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活力的重要途径，在完善社区民主管理机制上出实招用力气，调动了居民参与自治活动的积极性。

比如，成都市锦江区全区113个社区、1065个院落根据居民特点和居民意愿，制定实施了各具特色的居民（院落）公约，从源头上、基础上、根本上完善和深化居民自治，有力地加强和推进社区依法治理，提升了社区治理和服务水平。

第三个方面是培育社区社会组织。许多实验区把培育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作为完善社区治理结构的突破口，通过建立孵化机制、扩大购买服务和加强政策引导等方式，创造有利于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外部环境，逐步构建了多元参与、多元治理、多元服务的社区治理新格局。 社区居民委员会负责人围绕群众关注的问题与他们面对面话政策、话发展、解难题，图为成都市锦江区江东民居二区召开院落坝坝会现场

比如，武汉市武昌区投入500万元建立社会组织孵化基地，投入3600万元社区惠民资金重点培育社区社会组织，以公益创投的形式支持社区社会组织承接社区服务项目。社区社会组织已经成为社区治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伙伴，为扩大社区居民参与探索了可行路径。

第四个方面是创新社区服务机制。许多实验区积极推动社区服务的理念创新、机制创新和方式创新，全面提升社区服务功能和服务质量。

比如，杭州市大力实施社区服务业的产业化转型，推动社区服务项目由政府独力举办向社会共同参与转变，社区服务机构从单纯公益型向公益经营型转变，社区服务实体从个体分散向规模连锁转变，在“一区一品”、“一社一品”建设过程中，涌现出上城区“333+X”，下城区“66810”工作法，西湖区“三全十服务”等多个社区服务品牌。

第五个方面是加强社区服务信息化建设。各实验区按照民政部、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关于推进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建设的指导意见》，扎实推进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建设工作。

比如，攀枝花市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建设在组织体制、技术设计和建设模式等方面都具有开创意义。具体表现在：将平台部署“提升”到市级层面，突破了以区县为单位部署建设的社区信息化建设传统格局;将平台应用“下沉”到社区范围，将综合信息平台服务终端直接延伸到社区，梳理确定了社区直接办理和代办事项，有效缩短了服务半径，最大限度方便居民办事;将平台运行“拓展”到专线网络，依托政府部门信息专网部署综合信息平台网络，探索出综合信息平台建设与社区信息化建设有效衔接的可行模式。 共同参与社区治理

《t望东方周刊》：“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目前面临哪些困难，下一步工作有哪些规划？

蒋昆生：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服务机制创新是社会建设领域一项全新的重大课题，由于受到既有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的局限，受到长期历史条件和现实发展的制约，受到目前经济条件和工作基础的影响，部分实验区推进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的理论准备、实践准备和思想准备并不充分，实验区建设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实验工作仍然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

关于实验区下一步工作规划，我们主要聚焦于以下六个方面：一是健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民自治机制 ;二是推进“政社互动”实践;三是发展社区民主协商;四是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五是加强社区公共服务信息化建设;六是提升社区服务能力。

经过近年对社区治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民政部正在与有关部门共同研究起草推进城乡社区治理的文件。文件力争能针对基层，尤其是社区治理中面临的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取得实质性突破。 比如确立社区居民委员会法人地位的问题，厘清社区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的突破，最终的目标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老百姓。

《t望东方周刊》：“社区治理”、“政社互动”和“民主协商”都是现阶段社会治理的热点问题，主要举措有哪些？

蒋昆生：推进城乡社区治理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基础环节。要进一步健全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社区自治组织为主导、社区居民为主体、社区社会组织和驻区单位共同参与的社区治理体制机制。

在这个问题上，首先是要促进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围绕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总体要求，积极推进基层行政体制改革，发挥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主导作用。

其次是要完善居民自治机制。把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实践贯穿于社区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

第三是要激发社区组织活力。积极探索“社区、社团、社工”三社联动，推动建立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为支撑的社区服务管理新机制。

第四是要健全社区服务机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便民利民服务和志愿互助服务相互衔接的服务体系，确保城乡社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生活服务多样化和志愿互助服务制度化。

最后是要构建多元参与机制。探索建立以分类统筹为基础组织群众参与，以“以奖代补”项目为载体吸引群众参与，以信息化技术为依托扩大公众参与，以培训提高为手段引导群众参与，以制度建设为根本规范群众参与，以公共精神为纽带提升群众参与的新模式。促进居民群众在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优化政府治理是创新社区治理体制的首要任务，也是衡量社区治理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尺。 推进“政社互动”工作的主要举措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积极推动基层政府与社区组织“双向确权”，认真梳理基层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权责，划清基层政府和社区自治组织责权边界。

其次是积极建立基层政府与社区组织的“双向契约”，明确基层政府委托社区自治组织事务的项目内容、经费保障和违约责任，引导社区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承接对于法定职责以外的委托事项，形成社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竞争机制。

第三是积极开展基层政府与社区组织的“双向评估”，建立社区自治组织、社区居民评估结果与基层政府绩效考核挂钩的有效机制。

社区治理的经验范文第2篇

关键词基层治理协商治理社会实验

〔中图分类号〕D66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7）03-0111-09

城市基层治理的协商转向来得有些突然。作为大政府建制下的最终执行者，基层政府刚刚尝试着从管理向治理转型，从既掌舵又划船向广泛使用项目制、购买制来分流，不自觉地嵌入社会整体的生产中，还未来得及确认其角色扮演和发展目标，以基层协商为行动路径的社会实验已经兴起。

基层治理的协商实践之所以被称为社会实验，而不是社会运动或社会建设，即便两者相较都有顶层设计、基层实践和公众响应，但前者更具探索性、干预性和小众的特征，并潜藏试错的可能。其实上世纪后期由协商民主理论与治理理论汇合延展而成的协商治理理论，迅速被引入正经历经济社会转型的中国，只是它的基层实践多半以碎片化、非制度化和非常态化的形式呈现，直至2015年中共中央两办连续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建设意见》和《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之后，敏感的、寻求治理创新的基层以协商的名义，而不是以传统的议事方式才真正拉开了协商实验序幕。

基层对协商民主有敬畏之心，耳濡目染人大、政协的民主协商历程，一旦自身可以大胆以协商之名、行协商之事，最后求协商民主之义，老实说基层并没有准备好。为什么要协商？谁来协商？如何协商？协商的合法性在哪儿？协商是否需要决策？协商若有决策如何执行？许多问题即便翻开西方的协商民主历史，也并不一定有解。不过基层来不及有过多品味，也几乎没有过多选择，因为基层百姓对协商的自然需求已汹涌而起。经受30多年市场经济洗礼，七成以上拥有房产权的中国民众，在单位制消减之下不得不在基层社区寻求认同和归属感，而社区居委会的式微、物业公司服务的不尽如人意，以及业主委员会运行坎坷和低于预期等，都促使民众在社区生活中要寻求新的平台赢得话语权，而协商是最好的出口。

如此背景下，包括北京市东城区、上海市静安区、江苏南京市鼓楼区和苏州市姑苏区、吉林长春市朝阳区、山东潍坊市奎文区、贵州安顺市西秀区、河北廊坊市广阳区、江西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四川成都市温江区和河南焦作市等均开展以社区协商为主题的社区治理实践，参阅民政部网站关于2015年8月18日“民政部确认40个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http：///article/zwgk/mzyw/201508/20150800865293.shtml）和2016年6月1日“关于‘2015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的公示”（http：///article/zwgk/tzl/201606/20160600000 707.shtml）。其中一直被冠以“首善之^”，蝉联“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城区”的南京市鼓楼区于2015年以“完善基层协商、增强社区自治功能”为主题成功申得民政部第三批“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项目，名正言顺地首尝基层协商的社会实验。区级政府作为实验的主导方，街道、社区作为实验的设计方、施测方，和参与协商实验的被试一起，在通往协商之路上，一反以往的运动式和自上而下行政制，共同探索一场规模并不小的社会实验，品味其中的成败得失。

一、规模化的社会实验与协商治理

协商治理横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管理学等多学科，也受到东西方理论和实务界的追捧，但一直以来它的内涵并不十分清晰，边界也略有模糊。受困于代议制民主的诸多诟病，例如“领先者当选”（First-past-the-post）无法表达绝大多数人利益，人们投票时仅呈现“短暂民主”以及选举中可能出现腐败等，自20世纪80年代起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作为代议制民主的补充在西方逐步兴起，在罗尔斯、吉登斯和哈贝马斯等著名学者的一路支持下，[美]詹姆斯・菲什金：《协商民主论争》，张晓敏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第6页。于90年代中期协商民主理论与治理理论融合交汇，形成协商治理（Deliberative Governance）的理论范式。

协商与治理的交融并非偶然，经联合国人居署在全球范围内选取若干城市进行实地调查后确定的治理五大核心原则为“有效、平等性、参与、责任和安全”，国内学者俞可平就中国地方治理总结出的“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性”等治理关键词俞可平：《治理和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9～11页。与“对话、磋商、讨论、听证、交流、沟通、商议、辩论、争论”等协商民主的各种形式等无论在理论和行动上都不谋而合，通过对话合作与互通共议的协商模式达成多方参与和共担责任的治理要义，或者借助公开平等与回应高效的治理理念，嵌入围炉商议和理性沟通的协商行动中，协商治理似乎要进入一种理想图景。而事实是协商民主理论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条通往协商的简单路径，通常不确定和争论一直伴随，Goold Susan Dorr， etc.， “What Is Good Public Deliberation？，” The Hastings Center Report， vol.42， no.2， 2012，pp.24～26.包括协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规模化难题”“话语霸权问题”“合法化困境”和“团体极化困境”等一并带入协商治理中，并未寻找到相对确认的、有广泛适用性的解决方案，于是有关协商治理的各类社会实验在不同时间、不同国度和不同规模水平下被频繁施测，研究者们通常带着“协商将有利于治理”“只有经过协商的民主才有意义” Miller David， “Democracy and Social Justic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8， no.1， 1977，pp.1～19.等假设偏好开展实验，除了协商本身的内涵不易界定，其过程经常呈现多样性选择之外，社会实验这一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及规模化问题等也卷入其中，实验的结果往往不够明朗，结论也有碎片化倾向。

自19世纪孔德开创性地提出“观察法、实验法、比较法和历史法”等四种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以来，有关社科领域的实验法应用与工业化、城市化推进密切相关，包括工厂管理、住房问题、犯罪、社会参与、城市规划、公共福利及政府新政的实施等议题都被广泛运用到社会实验中。Riecken Henry W. and Boruch Robert F.， “Social Experiment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4， no.3，1978，pp.511～532.虽然社会实验面向各类有关民生福祉的社会议题，相比自然科学实验其社会效应应更显性，但一方面社会实验需在一个创新干预项目的实验目标、实验设计和实验施测过程中，考察独立输入社会变量的作用，而同时社会实验又必须从方法层面讲究随机性，并控制或最小化那些干扰变量，Freeman Howard E. and Rossi Peter H.，“Social Experiments，” The Milbank Memorial Fund Quarterly Health and Society， vol.59， no.3， 1981，pp.340～373.这在社会议题下并不简单。社会实验受社会环境和伦理道德的影响与限制，在实验环境下某些社会刺激变量无法介入，嘎日达：《社会实验与自然科学实验的方法论比较》，《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通常制度环境往往也不允许研究者搜集在政策干预之前的相关数据或是研究者感兴趣的指标，肖鹏、王志刚、聂秀：《社会实验：一种新的公共政策评估方法》，《统计与决策》2009年第20期。干预后的实验结果放之社会中或高估或低估的情形也时常出现，并且大规模的社会实验非常复杂且耗资巨大，和经纬：《中国公共政策评估研究的方法论取向：走向实证主义》，《中国行政管理》2008年第9期。因此社会实验的推广远逊于自然科学实验。Heckman James J. and Smith Jeffrey A.， “Assessing the Case for Social Experiment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9， no.2， 1995，pp.85～110.

即便如此，翻开中国社会近现代和当代社会演进史，由于几乎一直在苦寻自己独有的前行道路，规模化的、甚至全民社会实验都有踪迹可寻。较早且有标杆意义的当属1926年起晏阳初、李景汉等扎根十年的定县实验，1928年起由吴文藻先生所在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引领的清河实验，以及1931年起梁漱溟在邹平县推动的乡村建设。虽然总体上这三大社会实验都属于乡建范畴，但与定县实验以“以文艺教育攻愚， 以生计教育攻穷， 以卫生教育救弱和以公民教育攻私”李金铮：《定县调查：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的里程碑》，《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2期。为核心理念，清河实验从学科建设出发，旨在“帮助贫苦农民的家庭改进生活状况、引发人们对社会工作的兴趣、显示知识与科学在社会服务方面的力量、为学生从事社会调查和实习提供一个基地”，王炳根：《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与吴文藻（一九五一～一九九九年）》，作家出版，2004年。并由此推动了中国社会学史上“燕京学派”的建构，梁漱溟在邹平县推进的乡建运动其实富有早期协商的意蕴，他希望参与实验的邹平县农民通过生产合作、消费合作，进而到信用合作来实现团体自治，从而最终能达成地方自治，因此选择“农业改良”“乡村自卫”“文化卫生建设”，甚至包括“县政改革”等实验模块来全方位推进，刘升勤：《文化自觉与社会改造――中西文化冲突背景下的梁漱溟“乡村建设”评析》，《齐鲁学刊》2014年第6期。但终因长期帝制下的社会结构，以及农民和地方政府对协商自治的漠然，加之抗战的爆发，这一实验并未达到预期目的。但这三大实验不论成败，就规模化和历史意义而言都是经典范本。1949年之后的中国实践，除去这样的浩劫，有学者认为就是两场验证“计划与市场孰优”的社会实验，第一场（1949-1978年）以“组织起来”为指导原则，从、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到最后的，自上而下地展开一浪比一浪高的“社会工程”；第二场（1979年至今）基于对前期的深刻反省，决定“拨乱反正”，开始探索实践市场经济。刘创楚、杨庆遥骸吨泄社会：从不变到巨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91～92页。只是改革开放至今的社会建设在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实验，90年代湖南省益阳市、山东省莱芜市和黑龙江省肇东市的经济与社会f调发展实验之后，更多地下沉到了社区，从社区建设、社区管理到社区治理，一方面仍难以摆脱自上而下动员式的实验路径，另一方面就规模而言，远不如民国时间的三大著名社会实验和建国后全国范围内运动式的社会实验。再看目前社会学界正在开展的社区社会实验，如清华李强领衔的“清河社区组织体系实验”、沈原和罗家德在北京大栅栏地区开展的社区营造、复旦刘建军在上海殷行社区倡导的“礼治社区实验”，以及中山大学蔡禾在广东云浮市涉入研究的“乡贤理事会”，虽然规模并不大，但实验意味更加浓厚，多数均富有探索性，并带有假设偏好，代表施测方的学者和学生团体扎根社区较长时间，控制类似像资本、机制这样的既有变量，提供创新理念及行动方略等刺激变量，这些实验都正在路上。

随着信息社会的全方位到来，许多社会实验的技术问题可以通过计算机和互联网来解决，加之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近十几年来全球开始不断涌现社会实验室（Social Labs），例如“新媒体实验室”“可持续食物实验”和“金融变革实验室”等，这些实验室把来自社会、业界、政府以及直接受到某议题影响的人们聚集在一起，以一种合作和跨界的方式，共同去找寻更具创意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而这样一种汇聚不同领域之思维和融合不同视角的解决之道，正是世界各地最一流的科学实验室解决最棘手科学问题所采取的办法。Hassan Zaid， The Social Labs Revolution： A New Approach to Solving our Most Complex Challenges， Berret-Koehler Publishers， Inc.， 2014.规模化的协商治理实验也在这股潮流下应运而生，对于协商而言，参与协商的人数规模毕竟有限，其代表性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即意味着相应的合法性问题，人数越多可能覆盖的利益群体越全面，其合法性就越高。政治学家本哈比（Seyla Benhabib） 曾对此辩护到，通过多样化的社团、网络和组织间的交互作用，一种匿名的“公共对话”将会产生，协商民主的核心就是它赋予相互交织、重叠网络与联合协商以优先权。Benhabib Seyla， Space， Democracy and Differ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例如，纽约大学社会科学中心实验室通过计算机联网对大学生被试进行36个科目的协商实验后发现，在协商过程中过多的信息呈现并不一定带来预计的效果，即便在程式化的实验中，协商中的个人利益导向仍相当明显；Dickson Eric S. and Landa Dimitri， “Cognition and Strategy： A Deliberation Experiment，”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70， no.4， 2008，pp.1～16.又如来自耶鲁大学社会和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将纽黑文市15个城镇的1032个居民样本，随机分配到16个实验，前8组协商关于机场扩建问题，后8个组协商新商业中心发展带来的税收分配问题，实验显示协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变政策的多样性，人们在协商过程中能够形成政策的单峰倾向（Single-peaked）；Farrar Cynthia， Fishkin James S.， Green Donald P.， List Christian， Luskin Robert C. and Levy Paluck Elizabeth， “Disaggregating Deliberation’s Effects： An Experiment within a Deliberative Poll，”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0， no.2， 2010，pp.333～347.再如联合国发展署2004年在非洲岛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进行协商治理实验，旨在了解发展中国家的公众参与状况和领导人的角色扮演。这两个岛国的绝大部分民众聚集一起，领导人被随机分配在讨论小组，协商讨论与经济政策相关议题，发现随机分配意见领袖到各小组，有利于分散领导人的集体作用，并且能够使各组的协商意见与领导人意见更接近。Humphreys Macartan， Masters William A. and Sandbu Martin E.， “The Role of Leaders in Democratic Deliberations： Results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in So Tomé and Príncipe，” World Politics， vol.58， no.4， 2006，pp.583～622.

协商治理意欲通过协商民主替代选举民主就绕不开大规模的社会实验，社会实验在操作过程中多少都富有协商意涵，需要大量调用协商形式和技术，因此协商治理和规模化的社会实验两者之间其实是理论和实践相互依附、相互证明的关系，也就是通往协商的道路上，无论是协商过程本身，还是要验证协商治理理念的合法性、有效性均需要借助社会实验来达成。

二、实验伊始：议事会并存下的协商困惑

南京市鼓楼区以“社区协商”为主题的3年实验计划之所以被称为实验，除了民政部的批文确认其为第三批“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项目之外，其实从导入社区协商的理念、进行社区协商的培训、分批选择实验社区（其他为短暂控制组）、实验不同的协商模式和产生不同的初期实验效果等各个阶段来解读，它已经呈现出规模化的社会实验样态，本文也将其简称为“鼓楼实验”。

鼓楼实验伊始的起点是2015年3月，在拿到民政部关于申报第三批“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的通知时，鼓楼区很快从中选择了“完善基层协商、增强社区自治功能”这一主题。吸引基层领导和社区的，不仅是“协商”和“自治”这两个关键词，更重要的是鼓楼推行议事会近15年，已走到了瓶颈期，无论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都急需导入协商理念来升级换代，同时以院落自治这里的院落自治仅指狭义的自治，即在无物业公司进驻的小区里，其安保和环卫由小区居民自治组织来管理。来代替无物业小区管理的推进过程中也需要协商路径和协商模式的支撑。不仅如此，当2015年3-4月间鼓楼13个街道随机挑选的第一批13个实验社区进行案例分享，初步寻找协商肌理时，发现如果将协商的理念、机制和操作模式来替代运行了15年的议事会，其实每个社区乃至鼓楼区可能都是基层协商民主实验的小白鼠。当意识到这一点时，鼓楼区政府、区民政局、街道社区，以及包括笔者在内的这一实验计划的专家团队其实是兴奋的，并且几乎在同一时点上达成了这样的实验共识：（1）目前中国社会的发展逻辑表明协商民主实践只能从基层开始；（2）无论实验区申报是否成功，鼓楼现在就开始进入实验；鼓楼获批民政部第三批实验区项目的真正立项时间是2015年8月18日。（3）专家团、鼓楼区委、区政府和区民政局是实验共同的施测方，街道和社区是被试方；（4）实验的最终目的或者说因变量应该有两个，一个是提升社区居民的满意度，另一个是最大程度实现社区居民自治，而不仅仅是院落的物业自治；（5）基层对协商的认知并不清晰，需要在调研基础上，边培训边导入这一复杂且多元的自变量，包括社区协商的理念、规则、路径和模式等；（6）既然有做小白鼠的勇气就要有试错的勇气，三年中可以一批一批实验，那些暂未列入实验计划的社区正好是对照组。

在经历了2015年5月15日“13个首批试点社区座谈会”、6月12日“鼓楼区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暨社区协商案例分享会”和7月11日所有13个街道的“社区协商与社区治理”初次培训后，为尽可能快速在全鼓楼区范围内推广社区协商，包括第一批在内的27个第二批试点社区名单很快出炉，其中有三汊河、小桃园、多伦路、盐大街、新民门、安乐村、四平路、依山郡、燕江园、河路道、安怀村、云谷山庄、五塘一段、慈悲社、龙蟠里、颐和路、三步两桥、云南路、傅厚岗、工人新村、新门口、丁山、模范西路、长阳花园、宝地园、教工新村和凤凰二村等社区，这些社区基本代表了鼓楼全部118个社区的大部分形态，有商品房社区、单位社区，也有保障房、小产权房和村改居社区。试点社区的党委书记和社区主任也有各种组合，他们在2014年度的社区居民满意度测评的排名高低错落（相当于前测），基本符合实验被试抽取的随机性要求。

随着专家团和民政局工作人员组成的实验组开始下街道、下社区边调研、边培训和边导入社区协商的理念和行动法则时，第一个需要控制的实验变量即浮出水面，原有的议事会机制成为新型社区协商模式推行不大不小的阻拦：

“我们社区问题虽较多，但有相对完整的议事体系，议事会早在2000年开始，2007年党员议事会与社区议事会合并。党员议事会一年4次，这个是常规的；社区议事会面临重大问题或矛盾的时候临时集中召集，没有重大问题时两个议事会合并举办。例如我们最近议事会的内容是文明祭扫（笔者注：调研时间是2015年9月）”（中央门街道访谈记录）

“议事会在社区成立之初就有，包括计划生育啊、民政啊，环境卫生综合治理等等，我们都是通过社区议事会来做的。”（挹江门街道访谈记录）

“我们社区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一旦举行居民议事会，每家每户都会派出一个代表参加会议，我们会事先在公告栏进行公示，通知大家时间、地点、内容等。大家现场发言、举手或签字表决。议事会也不固定，有情况有问题就会开会，一年大规模的会议有10次左右，小规模的会议就有很多了。我们把它称作现场居民议事会。大型会议的时候我们也会请来街道、城管、公安、辖区单位等相关部门人员。议事会需要表决的时候会把事情的解决方案、预估的困难等列清楚，最终举手或签字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幕府山街道访谈记录）

“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做党群议事会，很多社区也一直在做，但解决的问题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考虑着能不能把这个议事会进行深化。”（宁海路街道访谈记录）

大多数基层社区都按各自理解或需要来运作议事会，虽没有统一的模式，但原有的议事会多半具备这样一些特征：议事会的形式较松散，除遇社区重大事件、冲突事件和突发事件时会临时召集外，议事的主题以维稳、党建和文体活动开展等为主；议事会通常由社区党委或社区主任主持，参会成员轮流发表意见或建议，总体上都由社区行政力量来把控；议事会成员以党员和社区积极分子为主，基本由社区或街道领导指定并没有统一的委员、会员或理事的称呼，大多没有竞选和任期之分，也无法顾及是否代表社区各类群体，是否拥有社区资本等。闵学勤：《社区理事制：从社区管理到协商治理》，《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鼓楼区在全国较早推行议事会，此次实验伊始，从街道领导到社区居民（以社区积极分子为主）即便懂得基层协商，但普遍对议事会建制下还要推行社区协商表示困惑，社区协商相比议事会能有多大差异呢？协商，顾名思义即协同商议，和议事相比，可以说从理念、主体、内容、路径到决策、执行，都存在差异。首先，社^协商是指针对各类社区公共事务，社区多元主体协同商议、出谋划策，最终获得认同或解决方案的过程。协商更注重自下而上，即便仍由社区居委会组织，但提案或协商过程应由社区居民来把控，而且协商内容波及社区内所有公共事务，不单纯是自上而下的行政事务，或那些重大的、冲突性事件。如图1，与遇事而议的议事会相比，社区协商的内容泛而广、疏而密，特别像图中涉及社区中短期规划、周期性民主选举的决策性协商，有利于培育社区居民的主体意识和民主意识；像征求各方意见的咨询性协商，实则是激发居民的参与能力，同时也需调用居民的社区社会资本；而像听证性协商和协调性协商更易培育居民的维权意识和公共意识。事实上，如果社区协商能如图1般展开，意味着社区居民已被赋权，他们有权参与、有权决定社区任何一项公共事务，就凭这一点，习惯操盘自上而下议事会的社区行政力量很难在实验伊始转向协商。除去对基层协商究竟是什么，如何做本身持有困惑外，在接受协商理念导入、协商规则培训时，他们对居民参与协商的可能性、协商的合法性、协商是否一定会有决策等也充满困惑。

“我这个社区有13个院落，议事的前提是需要了解这件事，就事论事。社区的事情都是你家长、我家短的小事，没有什么上纲上线的大事，如果有大事发生根本也不需要议事了，没有关系到他的利益是不会有人出来的。目前没有涉及到整个社区的事情，都是在小区内的事情，比如生活设施发生改变、居民有激进行为等。这是我最大的困扰。”（天正和鸣社区访谈）

“今天我们请了各个部门的领导同志到我们小区来协商我们的停车位问题，我们从心里面感到非常开心，也感到非常的激动。我们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领导和我们在一起来协商处理我们的有关问题，这是难得的机会，所以我作为小区的一位老同志，我在5号院30多年了，很有感触，现在我们业主有三个愿望，急盼停车的管理，急盼安全，急盼环境卫生，也希望今天协商的成果大家都能认，是合法的。”（三步两桥社区水佐岗小区停车问题协商会）

“街道是基层的，是做事情的，我们组织议事会，包括社区及居民院落这个层面的议事会，我们议事会是提意见而不是去落实决议的，议事会更多的是交流沟通平台，是保障居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些权利中没有决策权。决策权在政府、党委这块，这项权力要牢牢把握。”（小市街道访谈）

三、实验中段：赋权协商下的路径选择

比想象中顺利的是，从实验组2015年8月19日进入第一街道――中央门街道调研，到12月10日进入最后一个街道――阅江楼街道，将近四个月时间里，带着不断深化的协商理念，越来越清晰的协商规则和比较接地气的协商模式走完所有13个街道后，街道和27个实验社区的工作人员基本接受了作为“小白鼠”将体验为期3年社区协商实验这一事实。不可否认，由专家团和鼓楼区民政局工作人员组成的实验组裹挟着鼓楼区委、区政府明确推行社区协商的旨意，对于鼓楼实验而言，领导的坚定和方向明确足以构成实验的刺激变量之一，再加上经历2015年3-8月近5个多月培训、案例分享的实验前期后，在获批民政部的“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项目之下，鼓楼区也必须实实在在地品尝协商实验的滋味。

实验组走完一轮，访谈、培训后的社区对谁来协商、协商什么，以及如何协商等实验过程似懂非懂，但毕竟被赋了权，可以大胆改良议事会，寻找基层协商路径。不过此时大部分社区居民还蒙在鼓里，他们中只有楼栋长、单元长和部分积极分子参与了协商培训，或分享过协商案例。当实验组专家都认为鼓楼的居民是幸运的，他们有机会参与社区协商实验，有权力决定自己社区的公共事务时，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知晓。于是，实验的第一阶段必须让居民卷入，为他们搭建合理合法、自主高效的协商平台。

1.建构协商平台

实验组最初希望在社区原有的议事会基础上搭建更多元更公平的协商平台，只是社区受制于议事会并存下的协商困惑，实验组发现越是议事会开展年数久的、越有深厚群众基础的越是难以转向协商，反而是新建社区，或者原本议事会机构就不是常设，对协商的嵌入有更好的承受空间。若社区书记或主任中有一方较年轻，便更容易接受实验组提出的协商平台建构提议。令实验组惊讶的是，一些参与试点的社区在经过培训和案例分享会后，未等实验组进入，便迫不及待地在各自社区开始架构协商平台，如教工新村社区效仿西方议员制创建了“社区议员”协商平台，安乐村社区囊括驻区单位在内的“同盟会”协商平台，小市街道建立包括多党派、多组织成员共计132人在内的街道层面协商平台等。

实验组基于27个试点社区的基本概况和协商推进共性，提出搭建“社区理事会”这一协商平台。社区理事会以社区居民自主应对和协商解决社区公共事务为主旨，理事由居民、社区居委会和驻区单位代表组成，理事会日常运作的主要形式就是共商社区事务，为居民谋福祉，协商将成为一种共识、一条路径和一种常态嵌入社区理事会建构和运作的全过程。闵学勤：《社区理事制：从社区管理到协商治理》，《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之所以不用成员、委员，而用理事，考虑到未来可以采用民非的理事化运作模式，有选举有聘期。最主要是对居民而言社区无小事，居民若被推选为社区理事，以理事身份参与协商将被赋予更多的尊重和权限。

实验组希望通过协商平台的创建或改建来卷入更多的社区居民，并通过协商平台常规化的运作来撬动一直以来自上而下趋行政化的议事会形态，推进自下而上的提案制、理事制等协商惯习，这一进程中最大的梗阻不是实验社区主任书记有无积极性、有无主动性，而是由来已久的社区弱参与：

“工人新村社区附近都是私人企业，都是利益型的，社会责任感较低，跟社区没有太多的关系。之前去这些单位找过多次，但每次都被拒绝或者根本见不到。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热情和责任感不高，民主议事不能解决所有事情，有的需要借助政府或者单位的妥协，所以希望成立理事会，使社区协商能够更加完善，但存在很多现实困难”。 （工人新村访谈）

而一旦社区在此之前已经解决弱参与问题，那么搭建协商平台几乎就是水到渠成：

“我们一个社工带领了300户居民，每年都要走访这300户居民，哪怕在这300户居民没有时间的情况下，就是在路上碰到也去和他们交流，让他们给提意见。老旧小区的问题无非是环境的问题、安保的问题和停车的问题。我们社区的居民参与意识是非常强的，你做的一些事情，老百姓都看在眼里，我们通过QQ群，通过300户的走访来和大家交流。有些老人不会用QQ，他们的子女会用，大事小事我们都通过民主协商，我们成立‘民主协商同盟会’，包括骨干居民和驻区单位代表，小事当场解决，大事我们就坐下来协商解决。”（安乐村社区L谈）

2.选择协商模式

等不及协商平台搭建完成、运转良好，需要协商的事在社区时有发生，如何弃“议”从“商”，如何将理想中的协商操作化便是摆在实验组和实验社区面前最迫切的事。其实协商从来都是个技术活，从协商人员的抽样、协商进程的把控到协商决策的合法执行等无一例外都需要精心策划，有效实施。Fishkin Jame， “Bringing Deliberation to Democracy： The British Experiment，” The Good Society， vol.5， no.3， 1995，pp.45～49.城市基层多年来忙于应付行政下沉事务，虽然一直在探索可以持续运用的社区治理模式，但通常迫于人手和时间的紧张，往往都是走粗放式、非技术路线，以尽快能交差，迅速能唱响为主旋律。而协商就广泛整合多数居民意见这一点，对实验社区的技术治理、精准治理都是不小的挑战。

实验组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发现将社区的居住特征、人口结构和社区文化等差异变量控制住之后，仍然能够沉淀下来一些普遍有效的协商模式，而每个模式都具备一定的技术含量，包括滚雪球模式、精英模式、理事模式、全员模式、云协商模式和全景模式等，闵学勤：《联合协商：基层治理的范式变革》，《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年第11期。前三种模式基本是个体导向，由事件的利益方，或社区的日常精英，或有提案权的社区理事等来引发社区公共事务协商；后三种模式基本是机制导向，全员模式建立在社区已有常规的全员参与惯习的基础之上，云协商倡导线上协商机制，而全景模式描绘了360度线上线下的协商图景。除了全景模式，前五种模式在鼓楼都已有试点社区导入，特别像新门口社区、安怀村社区、天正和鸣社区、安乐村社区、三汊河社区和多伦路社区等率先利用微信平台进行云协商的社区很快尝到了甜头。

“我们刚开始使用微信协商，以楼幢为单位建群，像前两天七号楼居民提议要装楼幢门禁系统，经过几轮线上协商，决定每家出200元，但有些房子常年出租，房东有些还在外地，上门是没法收到钱的，后来房东在群里看到是大家协商的结果，二话没说加了我就用微信支付了200元，比以前效率高多了。”（三汊河社区访谈）

线上协商的初创阶段，尝鲜的社区在实验中也没底，截屏给实验组指导老师征求意见是常有的事：

“现阶段，我们也在通过微信进行观察，商量怎么发言让群成员不反感，怎么站在居民的立场上对社区的活动发声……关于健步走的想法主要来自马拉松，这一年这个活动太热了，所以我们想到用马拉松的形式开展健步走，用院落组团的方式增加院落居民之间的联系，因为下一阶段，微信群超过100人后，势必需要居民一起互动才能有增量，我们办有质量的活动，让居民愿意通过进微信群知晓社区活动。”（新门口社区访谈）

3.创建协商文化

实验组每到一个街道、社区导入社区协商或参与协商会，几乎都会被问到如何做好协商，有时基层也会拿出手上几个棘手的案例，直接让实验组提供协商的意见和建议，被赋权协商与真正的协商治理、社区自治其实还差很远。理论上，基层被赋权组织协商，让其倾听多元声音，尽可能在决策前多走合法程序，还仅仅是施以刺激变量，实验社区是否有反应，后测是否较前测一定更趋向社区自治，与社区是否能在外力刺激下，内部能否自觉生成协商文化有很大关联。

这里的协商文化根植于社区居民的日常参与度、社区领头羊对协商的认知、社区是否能快速形成行之有效的协商制度、社区有无重大事件协商成功的先例等等。不过好在从区政府到实验组不断给实验社区各种协商理论支持、协商模式选择和协商制度供给，使得第一批27个试点社区都纷纷寻找自己的协商文化建构和改良版本。热河南路街道小桃园社区在原有“有一说一”工作室基础上，将每月11日固定为“协商日”，协商日的轮值主席从社区工作人员已扩大到30多位社区居民轮流参与，从一开始无人知晓到现在居民等到11日拿着提案进门协商，小桃园的居民满意度排名在2015年底也因此上升至鼓楼118个社区之首；宝塔桥街道依山郡社区在原有的社区理事基础上增加2位监事，主要负责协商过程中的公正合法和协商决策的有效执行，因2015年10月10日实验组与之共同商议而成，故形成依山郡理事监事职责的“双十协定”；华侨路街道的慈悲社社区一直推崇国学文化，有位博士居民坚持七年每月在慈悲社社区开设国学课，针对公共事务的协商，特别是协商程序和协商礼仪与国学文化相通相融，慈悲社社区在国学培训班基础上建构了协商平台。

实验中段，即便实验组施以同样的刺激变量，实验社区之间的反应虽有强弱之分，但普遍进入到议事会向协商平台的转型过程之中，对自下而上吸引更多居民参加协商、倾听更多方意见建议的认知已基本建立，只是在协商平台搭建、协商模式选择和协商文化建构方面存在差异，并且从赋权下的协商实验到社区自治之间仍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但是在27个实验社区和其余91个非实验社区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后者基本还未进入协商思维，对社区公共事务是否需要那么大张旗鼓地让更多居民卷入协商仍然存疑。

四、实验后程：通往协商中的可能及可为

自2015年3月至今走过将近一年半的协商实验之旅，按三年实验计划现已进入中后程，在通往协商的途中，实验组不断给27个实验社区施以新的刺激变量，从理念培训、案例分享、参与协商、搭建平台到选择模式等。中后程开启，实验组除了在鼓楼区全区推广线上“云协商”，希望通过线上协商平台撬动更多中青年群体外，还推出了由7个一级指标和70个主客观二级指标组成的“鼓楼区社区协商操作及评估指标体系”，其中一级指标包括社区协商的基础、组织、议题、运行、评估、品牌和文化等7个方向。这套指标体系作为新的施测变量，是想在试点社区摸索协商的过程中，能对协商的全部操作化进程有完整的了解，并能对照推进各社区的协商实验。例如像“目前社区居民至少参与过一次社区协商会的比例”“居民向社区协商会递交提案的年均份数”“社区理事中第三方代表人数”“社区具有在线协商功能的微信群或QQ群个数”“社区协商会是否具备发言规则”“社区协商会上汇总的问题是否均有回应”“社区月均举办在线协商会的频度”“召开环保型议题协商会次数”“召开社区发展规划协商会的次数”“社区协商组织注册社团个数”等等二级指标，都具有一定的引导性，引导社区协商的居民转向、线上转向、常态转向和社团转向，而这些转向是否能突破基有商治理中的规模化困境、合法化困境和弱参与困境，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鼓楼区有关基层协商的社会实验仍在进行中，回到最初的实验假设：“通过在鼓楼区全面导入社区协商的理念和实践，能提升社区居民的福祉并增强其自治能力”，在这一假设前提下，经过实验中的多变量刺激，协商作为一种工具、作为一种路径已被实验社区所了解，但执行得如何、协商平台是否有效、协商技能是否娴熟、协商效果是否如预期以及协商的可持续性等都需打个问号。

不能否认，干扰变量始终存在，首先，仍有社区工作人员对协商不理解不配合，尤其在大量行政性工作占居日常时，社区明显感受到应付上级部门下沉工作的思路与自下而上引导居民自主解决公共事务的协商理念互相冲突，即便社区主任书记容易转过弯，还有大量社区工作人员需要面向各条口，他们直接转向居民的需求，直接以社区公共事务为重的时间并不多；其次，居民参与协商，自组织协商的频度和效度仍不乐观。除去居民不能广泛知晓社区协商之外，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兴趣度仍未被充分激发，正如实验中当社区主任完全接受协商理念后，接下来第一个担心就是如何让居民也能认同，居民中事不关己，或抱着搭便车心理，或在明显利益受损下简单参与冲突类协商的情形还是大多数，在阿恩斯坦上世纪60年代所描述的参与阶梯Arnstein Sherry R.， “A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JAIP， vol.35， no.4， 1969，pp.216～224.中大约还只能处于告知和咨询这一层级，远未到达自治和主导社区公共事务的层面；再者，协商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在世界范围内都处于领先，鼓楼实验既是中国本土基层治理实践的一部分，也很难回避全球协商治理探索进程中遭遇的规模化、团体极化及合法化难题。

社区治理的经验范文第3篇

从实践“三个代表”的高度大力推进社区建设，是新时期各级党委政府、社会各界以及人民群众密切关注的一项系统工程。当前，我市城市社区建设已进入迅猛发展的快车道，发展势头喜人。但如何进一步借鉴社区建设中的新思路、新做法和新经验，真正建设好和谐社区，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尤其是社区建设中的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是建设和谐社区的关键一环。本办参与“和谐社区”主题调研课题，目的就在于协助调研组及时掌握情况，总结经验、发现问题、提出新的思路，并写出调研报告，为市委、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决策提供参考。

二、参与调研内容

（一）社区的基本情况

（二）对近几年来开展社区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评估

（三）当前社区治安综合治理情况

（1）社区治安综合治理的组织体系

社区治安防范组织情况。社区有哪些治安防范组织，各类组织的人数、人员待遇、经费来源情况；

各类治安防范组织如何开展治安防范；

社区警务情况。

（2）社区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方式

创建平安社区的情况；

有效组织开展群防群治的情况；

社区法制宣传教育的形式、内容。

（3）社区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内容

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情况；

吸毒人员管理教育情况；

对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监视居住人员的管理安置情况；

对组织的防治、打击情况；

帮教组织设立情况；

未成年人的法律保护情况；

流动人口登记管理、出租房屋管理等情况进行调查摸底。

（四）社区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经验

（五）目前社区治安综合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六）对今后加强城市社区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三、参与调研方式

在调研组的统一调度和计划安排下展开调研。总的要求，调查面要广；挖掘资料要深；掌握的数据、经验、主要问题要实；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要新。

1、深入群众、街道了解情况；

2、召开有关基层机构部门负责人座谈会；

社区治理的经验范文第4篇

为进一步加强社区环境综合整治，切实抓好社区建设，充分发挥社区功能，营造良好的社区环境，积极推进文明社区的全面实现，根据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全市社区环境综合整治推行居民自治管理的指导性意见》（办发号）文件精神，经区工委、区管委会同意，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经开区社区环境综合整治推行居民自治管理实施方案。一、指导思想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奋战400天、喜迎七城会”的号召，按照“政府组织、部门参与、全民动员、属地管理、综合治理、规范长效”的原则，在全区开展社区环境综合整治活动，完善基础设施，改善居住环境，提升文明素质，提高幸福指数，全力实施好此项“家门口工程”。二、组织机构为了加强对社区环境综合整治的领导和协调，使居民自治管理工作能真正落到实处，成立经开区社区环境综合整治领导小组，其组成人员如下：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室设在区创建办，主要负责整治方案的制订、职能部门的协调、整治工作的推进、整治过程的监督、整治成果的验收。三、工作目标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为契机，以服务居民群众为宗旨，结合全区社区的具体情况，大力推进小区（庭院）环境综合整治，实现居民小区（庭院）净化、美化、亮化、绿化，建立准物业管理体制，达到长效管理的目标。四、整治范围根据我区实际情况，暂定南齿社区为整治对象。按照属地管理，南齿社区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由白水湖管理处负责实施。五、整治内容社区环境整治以居民小区（庭院）为单位，以保洁、保安为重点，白水湖管理处在征求居民群众意见的基础上，结合创建标准，集中整治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基本内容涉及七类：道路平坦、排水畅通、楼阁整治、庭院美化、照明完好、店面规范、车停有序。六、工作程序和步骤 1、调查摸底。白水湖管理处要深入细致地做好调查摸底工作，摸清社区所管辖的庭院数量，同时把小区（庭院）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登记清楚。调查摸底结果必须真实、准确、无遗漏，为下一步确定整治项目提供可靠依据。 2、集中民意。在确定小区（庭院）整治项目前，按照“整不整，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定”的原则，白水湖管理处要对整治社区内居民的意愿进行问卷调查，调查须达到整治社区内住户的全覆盖，社区居民代表会议上大多数住户（60%以上）有整治要求并同意实行环境整治方可集中统筹，进行整治计划。 3、规划设计。在确定规划设计之前，按照“整什么，汇集居民群众意见”的原则，对前期听取民意掌握的百姓需求和改善内容进行汇总整理，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拿出规划和效果图；规划方案完成后，在小区（庭院）主要出入口公示设计方案，收集居民意见，归纳居民建议，完善方案内容，切实保障居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4、改造提升。结合创建标准和社区实际，形成一套领导班子、一个整治方案、一支专业队伍、一笔专项资金、一项考核标准；根据专业分工，拿出具体实施意见。集中力量，精心组织，全面实施，确保质量。在整治过程中，要根据社区的整治工程量合理安排资金，做到科学调配、统筹兼顾。在资金许可的情况下，可提升整治水平。同时，要充分接受居民群众对整治阶段的全程监督逐步完善整治工作 5、达标验收。对居民小区（庭院）整治任务完成情况和工程质量进行达标验收，由区整治领导小组组织验收合格后，再向市里申报验收，要求整治工作个个达标，让政府满意，让市民放心。 6、长效管理。社区环境综合整治只是一种手段，实行准物业管理才是最终目的。而准物业管理是转为物业管理过渡阶段的一种形式。南齿社区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全面实行以“三保一维护”为基本内容的准物业管理：①卫生保洁服务；②安全保卫（安全防范）服务；③绿化保养服务；④设施维护服务。同时，明确服务标准，核定物管经费，设置门卫和物业管理办公用房。七、工作要求 1、加强领导。湖管理处要将这次社区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纳入当前重要议事日程，与区里对应成立专项领导小组和机构，形成一把手负总责，全员参与的工作态势；统一思想、拟定方案、精心部署、明确责任、有效推进，务求在年9月底前完成这次社区环境综合整治和准物业管理体系的建立。 2、协调配合。社区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涉及到各个部门，各部门和单位要积极支持和配合，尤其是规建、市政、执法、社发、财政等部门在程序审批等方面要给予简化和保障，确保整治工作有序开展。 3、宣传动员。充分发挥镇处、社区基层党组织的作用，把社区环境整治与当前开展的“创先争优”活动结合起来。并通过社区宣传栏、发放宣传单、悬挂宣传标语、召开居民座谈会等平台方式，广泛宣传社区环境综合整治的内容、目的、意义及进展情况，动员群众积极参与，提高群众的满意率。 4、确保质量。社区环境综合整治是一项“家门口工程”和“民心工程”，镇（处）对每项工程实施情况必须全程监督指导，严把质量关，做到万无一失，确保工程按期保持保量完成。

社区治理的经验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中国城市社区；基层治理；肺炎疫情

2020年全球遭遇肺炎疫情袭击。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下，中国社区不仅在城市防疫前线起到了“堡垒”般的作用，也成了保障国计民生的坚强后盾。研究肺炎疫情应对中国城市社区的治理工作，分析社区制度发挥的作用和经验借鉴，为加强我国“四个自信”提供了实践根据，也有利于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1城市社区在中国疫情防控中的重要作用

2020年伊始，迅速蔓延的肺炎疫情使国家防疫形势变得严峻复杂。中国“全国上下一盘棋”的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充分发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这一过程中，指出：“全国都要充分发挥社区在疫情防控中的阻击作用，把防控力量向社区下沉，加强社区各项防控措施的落实，使所有社区成为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实践证明，中国独特的社区制度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1社区是面临疫情的前线阵地———了解疫情动向。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各级党组织与政府能否及时、全面地了解疫情动向成为疫情防控工作的关键。只有全面而及时地了解疫情的动向、了解人民群众的实际情况，才能获取主动权，对疫情的发展提早预知及时部署，有效控制疫情扩散。事实上，一方面中华传统文化中有着深厚的家国情怀，使得社区干部有强大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另一方面中国自革命时期形成的党政军民鱼水情，为社区工作人员和人民群众的沟通打下了良好的信任基础，这正是党和政府能够掌握疫情阻击战主动权的关键。城市社区向上及时反馈各方面情况，向下与人民群众建立直接联系，是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相互沟通的桥梁。正是城市社区制度为中国战胜疫情提供了良好环境，全国人民提高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信心和决心。1．2社区是防控疫情的战斗前沿———解决具体问题。社区作为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重要环节，在疫情防控中还发挥着解决具体问题的作用。一方面，社区通过整合力量，加强社区网格化、精准化管理，使疫情排查和患者治疗措施落到实处，以遏制疫情蔓延、打赢疫情防控战；另一方面，城市社区通过有效组织与动员社区各主体，做到了切实防控疫情输入、蔓延和输出，筑牢切断疫情扩散、蔓延的防线，为打赢疫情阻击战创造了有利条件。在疫情阻击战中，城市社区即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决策、部署，又有效组织广大人民参与到社区治理中。尽管疫情形势复杂多样，各社区面临的具体情况不尽相同，使社区面临着严峻的防控考验，但这也让各个社区在实践中探索出了切实可行的经验。城市社区也做到了在防疫中学习，使城市社区制度在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1．3社区是抗击疫情的根本保障———保障人民生活。社区是中国城市治理的最末端之一，也是服务人民群众的最前沿。生活在城市的每个人都要靠社区来解决各类民生问题，因此，城市社区直接关系到中国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获得情况。在疫情防控中，城市社区十分注重居民生活保障，一方面加强医疗物资供应，统一规划、调拨紧缺医疗物资；另一方面认真落实民生保障工作，不仅做好生活必需品的供应生产，对水电、绿化、网络、安全等一系列居民基本物业服务，都根据实际情况和防疫进程进行合理调整。社区在民生保障方面所做的一系列工作，充分满足了居民生活需求、合理协调了各方利益、有效化解了居民内部纠纷，并对社区弱势群体充分给予人文关怀。这些使得疫情防控中的社区，依然是人民的幸福家园，中国城市社区制度包含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民生情怀。由此可见，这次疫情防控工作既是国家检验以往治理成效的重要时机，也是新时代中国社区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创新的前进机会。在新时代背景之下，考察和研究社区制度在中国城市疫情防控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不仅能更好开发社区治理在发展和创新方面的经验，还能充分探讨如何更有效地发挥中国基层党组织和政府的引领作用，进一步完善国家治理体系。

2城市社区在中国疫情防控中彰显的经验借鉴

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中强调：“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该坚持的坚持，该完善的完善，该建立的建立，该落实的落实。”在中国重大疫情应对中，城市社区治理充分展示了自身的优势，发挥了应当承担的责任，但是，在应对疫情中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往往隐藏着高度的不确定性、极大的风险性和严重的破坏性。因此，要根据实际情况，充分吸收此次事件中人民的智慧，总结社区在的防疫经验。2．1有效发挥党的领导优势。城市社区制度是为了满足国家与社会双方的要求而形成的，本质上归属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并随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而向前发展。自确认疫情以来，社区作为中国基层治理的重要环节，积极配合落实党中央与政府的相关政策与制度，充分发挥社区的各项职能积极防治、管控疫情，在我国国家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之间形成了一套相对有序、连贯、高效的机制和流程。同时，各地党员、干部积极带头配合指令、冲锋在前，给基层组织带来生机与活力、给人民群众带来希望。正是党员干部的担当精神和以身作则激发了各地社区基层组织的内在力量，将疫情的影响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各地社区党政干部能够在短时间内冲锋在前，离不开基层党政干部队伍建设，选优配强基层党务干部、加强工作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国社区建设非常宝贵的经验。2．2充分彰显人民主体作用。越是面临严峻形势，越要紧紧依靠人民。此次疫情阻击战中，社区党组织充分发挥党员作用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及时理解政策、共同引导舆论，为更好地推进防疫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社区积极发动群众减少外出、佩戴口罩，组织居民志愿者轮岗执勤、测试体温等，这都是发挥人民主体作用的成果。总结经验发现，充分发挥社区多元主体的作用，首先要做到“一根线”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避免多头部署；其次要加强社区与其他主体的联系，形成人人有责的疫情应对局面；再次要大力开展志愿服务，使各主体能够有渠道、有意识的发挥自身力量，使“雷锋精神”“英雄主义”等深入人心；最后要建立科学化的社区联防联控的工作格局，促使各主体间实现良好互助。这样能提高城市防控工作的执行力和贯彻力，更好地彰显中国人民群众在疫情防控中的主体力量。2．3切实构建科学宣传战线。疫情防控期间，人们遵守防控要求安居在家，但都密切关注着疫情相关信息。在此重要时刻，网上信息层出不穷、真假难辨，增强舆情信息的科学化引导与传播至关重要。其中，社区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最前沿，在此次过程中不仅应用了传统宣传方法挂横幅、贴海报，增加政府信息与人民的接触面；还充分利用高新技术和信息化的便利采用构建社区微信群、网上直播等宣传平台，进一步建立“互联网＋智慧社区”，搭建公共服务、民生服务和社区安全服务“三位一体”的综合信息平台；还积极动员社区多元主体做好疫情信息采集与宣传工作，对居民进行精准关心，加强社区与居民之间的联系。这些都起到了减少群众的负面情绪、提高居民对疫情的科学认知的重要作用。城市社区构建的宣传战线，使社会舆情更科学、政府信息公开更及时、群众力量发挥更充分，是中国疫情防控的重要力量。2．4着实强化基层管理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基层社会基本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体制，而在这一体制中，城市社区构成了基础环节之一。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体系承担着为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工作提供帮助等基础功能，在面对重大突发事件时也承担起将国家政策落实到各家各户等职责。在疫情防控期间，社区防控工作点多面广，形势复杂、任务艰巨，针对这一情况，提出了强化社区防控网格化管理以防止疫情蔓延。社区网格化管理以精细化管理为目标、以社会化为手段，同时以网格单位为基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按照一定标准细化城市街道和社区、分条块配备网格员。此次疫情防控中，各地社区进一步优化原有网格化管理，使其在疫情防控处处注重落实、充分发挥优势，打造了社区“铜墙铁壁”般的防控网。2．5积极推动执法队伍建设。应对疫情不仅需要好的政策，还需要具体贯彻执行的人。基层干部的心态、素养，决定了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能否真正的落地见效。此次疫情阻击战对各级干部和执法人员就是一场大考。社区等基层干部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是最直接服务群众的，此次疫情防控中，社会或公众的满意度是考量其工作的最根本标准，对其中不敢担当、作风漂浮以及落实不力，甚至弄虚作假、失职渎职的干部或工作人员严肃问责；对其中素质过硬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在实践中进一步培养和锻炼。此次疫情中各个社区的具体实践，对于加强基层工作队伍建设，提高基层工作人员的执法能力和综合素质，保持基层干部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等方面，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3结语

社区是实现社区公共利益最大化、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前沿阵地。通过总结中国城市社区在此次肺炎疫情应对中的经验，可以进一步加深对社区作用的认识，也能在此基础上为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添砖加瓦”，更好地为居民幸福安康谋求保障，扎实打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目标的底层基础。不断提升对科学的掌握能力，在实践中加深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国才能持续保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在人民心中的公信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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