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格化社会治理范文第1篇

一、社区治理理论下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系建设的相关概述

（一）社区治理的内涵与外延

1.治理理论

治理（governance）概念源自古典拉丁文或古希腊语“引领导航”（steering）一词，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指的是在特定范围内行使权威。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治理主要是指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组织机构管理公共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相互冲突的或者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1]。

2.社区治理理论

社区治理，是将治理理念引入社区管理实践中，即社区范围内的政府、组织机构及社会公众，依据国家正式的法律、法规以及非正式社区规范等，通过民主协商、协调互动、协同行动等方式对涉及社区共同利益的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管理，从而增强社区活力，增进社区成员社会福利，推进社区发展进步的过程和机制 [2]。据此，社区治理至少包含四个关键要素：主体多元、管理、服务、互动。其中，管理是对秩序的控制，服务是对公共服务的提供，互动是社区各个主体间既包含纵向又包含横向的沟通、协调、利益平衡的总和。

3.社区治理的方式

治理的能力主要取决于治理的方式，在特定社会中，治理方式的运作和治理结构的形成与特定的社会制度（秩序）密切相关[3]。一般来讲，社区治理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治理方式：行政化的治理方式、社会化的治理方式和市场化的治理方式。所谓行政化的治理方式，就是马克斯 ? 韦伯所提出的以“科层制”为代表的国家理性支配下的治理技术，本文研究的社区网格化管理正是这种方式；所谓社会化的治理方式，是社会自发形成的各种组织、各类成员按照社会运行规律和逻辑形成的一种治理方式，其主要形式表现为非正式民主协商；所谓市场化治理方式，是将市场机制引入社区治理中，实现行政管理到公共服务的转变。在现有实际的社区治理中，这三种方式相互交织、互为补充，动态贯穿社区治理的全过程。因此，对社区治理方式的研究，显得尤为有意义，本文对网格化管理的研究也在此框架下展开。

（二）网格化管理与社区治理

1.网格化管理的内涵和外延

网格化管理有多种定义。结合重庆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实际，笔者认为，网格化管理是一种基于现代信息技术与管理科学，以“人、地、物、事、组织”为管理内容，对社区内相关要素和功能进行优化整合、合理配置、有效利用，从而达到情况更加清楚、管理更加精细、服务更加到位的一种行政化提升社区治理效能的方式。由此，可以总结出网格化管理三大核心特点：一是空间网格的划分。以人缘、地缘等不同标准，在一定单位内进行网格划分。二是管理对象的多样。包括“人、地、事、物、组织”，基本包含了所有对社区治理有意义的重要因素。三是信息体系的建构，构建一个与之匹配的信息系统，才能支撑它切实运转。

2.网格化在优化社区治理方面的优势

（1）及时传递信息。从另一种角度来说，网格化模式是数字信息技术与科层化行政体制互动结合的产物。在“互联网+”的时代，信息传播速度和规模都呈现几何爆炸增长之势，网格服务管理团队每天的巡视和排查，将社情民意从被动接收变为主动收集，缩短收集与反馈间隔，有利于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

（2）有效服务社区。网格化模式的核心特征是权力下沉，在编制不变、辖区不变的前提下继续细分，将区、街、镇的部分职权和资源下沉覆盖至社区，实际上对原有的“条与线”重新横向协调，可以更加有效地整合各类行政资源，解决服务居民的“最后一公里”难题。

（3）提高行政效能。网格化管理中数字化的推广倒逼行政方式的转变，或许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科层。依托网格化信息系统，可直接管理到社区，甚至网格这个层级，而街道办事处“二传手”的角色是否还有必要，或是否需要重新定位和改革值得商榷。目前，已经有某些省市成功开展了撤销街道办事处、设立公共服务中心的试点。

（三）网格化管理与社区自治

网格化管理备受诟病的一点，便是压制了社区自治。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的盛行，是没有处理好社区治理三种方式之间的关系。按照前文所述，社区治理有三种方式：行政化方式、市场化方式、社会化方式。三种方式对社区治理都很重要，三者之间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彼此协作配合的关系。即在一种方式不能有效起作用的时候，几种方式之间可以互为补充，共同达到“善治”的目的。因此，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处理好网格化管理和社区自治的关系，就是处理好“权力”和“权利”之间的关系。应当看到“全能政府”与“无限自治”都是非常危险的倾向。具体到网格化管理当中，要注意的便是从人员配置、信息来源、处理事务的边界等一系列具体细节和操作中，协调好双方的关系。

二、重庆市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认识不统一

在重庆市委、市政府层面对网格化管理的认识和规划都不统一，主要有两种比较片面的认识导致此项工作不能顺利开展：一是“全能网格论”，似乎与党和政府系统相关的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网格化来解决。直接的表现就是各个部门的任何工作在基层都冠以“网格化”的名头和工作方法。目前，就有市综治委、市民政局、市卫生计生委三个主要部门在大力推广网格化，其余的消防、农业、检疫也提出了各自的网格化管理。其中不禁让人质疑，各个网格化之间是什么关系，难道每推行一项工作就要划定一套网格、搭建一套专门人马吗？即各划各的网，各做各的事，互相不搭界。二是“网格无用论”，网格化在实际工作中除了增加管理层级、徒增行政成本外，究竟有什么实际用处，工作并没有因此而减少或者高效，反而有增加工作量之嫌，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广大基层社区工作者。

（二）定位不准确

以笔者的了解，重庆市综治委在推广网格化方面，走在了全市各个部门前列。据统计，截至2015年11月底，全市城镇社区已经实现网格化全覆盖，行政村网格化覆盖率达到81.5%，已有网格工作人员13万余名，其中专职2.2万余名[4]。而仅在综治系统内部，网格化的推广就千差万别。其中，有以大渡口为代表的“大网格”。其主要参考了上海、北京等地的经验，以将所有与社会管理有关的工作全部贯穿到网格中。以沙坪坝为代表的“中网格”，综合考量推行难度、运行成本、运行效果等多方面，立足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9大核心业务。以渝北为代表的“小网格”，以传统综治业务中的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这一个单项工作为切入点。如下表1。

从表1可以看出，网格化到底有没有范围和边界、范围和边界在哪里，无论是认识还是具体做法都不一样。表1中的几个区做法较有代表性，但是在市级层面对于如何定位迟迟没有形成统一认识，所以各项工作推进起来也比较慢且浮于表面。

（三）机制不健全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的不健全。一是运行机制不健全。这点突出表现在工作的整合和分配方面。具体到社区这个层面的表现是，原来由计生专干、劳社协管员等各个专门工作人员做的事情，全部都交由综治专干一个人承担了，这显然是没有理清条块之间的关系造成的。二是保障等长效机制建设不健全。很多区县并没有专门的网格化管理工作经费，都是牵头的部门（大多是综治部门）从自身的办公经费里面挤出一些来做，这显然不利于工作长效持续地开展。三是培训机制不健全。具体表现为网格工作人员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均不合理，又没有相应的制度化培训，不能很好地开展工作。

（四）程式化严重

主要表现为“纸上网格化”，即只把网格按照一定的标准机械地画出来，然后象征性地配备相应的人员。从台账上来说都很完善，但是实际当中并没有真正运行。造成这样的主要原因是还没有建立网格化管理信息系统，即没有与数字化结合，网格化就没有生命力，只能流于形式，变成纸上很漂亮、经验汇报中很响亮、实际运行中却无用的东西。

（五）认可度有待提高

与官方的“热火朝天”相比，居民对网格化管理的反应并不理想，网格化的知晓率和满意度都有待提高。在笔者到社区实地走访的过程中，很多居民并不知晓自己就“被网格化”了，也不清楚网格化究竟是做什么的，没有感觉到因此给生活带来了多少便利或者是平安，网格化有沦为官方“自娱自乐”的游戏之嫌。

三、完善重庆市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体系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一）树立科学的政绩观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明确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将“管理”改为“治理”，是执政理念上的重大转变。它意味着“社会秩序的维护和达成不再是政府单方面的事务，而是政府、社会和公众共同的事务；政府不再是单一的管理主体，公民社会也不再是单一的被管理客体；治理过程不再是自上而下的单向度控制，而应是多元主体的平等协商与合作”[5]。创新社区治理作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需要持续地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增强各方参与主体的互动。因此，提升网格化的服务能力与水平，推进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成为我们转变观念、主动适应新形势下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必然选择。

（二）建设符合本市实际的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系

首先，要根据重庆市实际，科学定位发展何种程度的网格化。如果要建立“大网格”，必须由主要领导牵头，由政府办公室承担具体的日常办公事务；如果建立“中网格”，可以由分管政法的常委领导牵头，由综合治理办公室承担具体的日常办公事务；如果建立“小网格”，只需政府分管领导牵头，该项工作的主管部门承担日常办公事务。无论是哪位领导或者哪个部门牵头，必须配备责、权、利相当的手段，否则无法避免类似“小马拉大车”的协调不了的尴尬局面。其次，要加强部门间的协作配合。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是社区综合性系统改革工程，可最大限度地整合和配置社区的各类资源和力量，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公众之间的共同合作，理顺“纵向――横向”、“条与块”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绝不是哪个部门牵头，最后工作就汇集到哪个部门。同时，联席会议制度应当设计为基本议事规则，当遇到两个及以上部门相互交叉管理的社区管理事项，需明确主要责任部门的每项管理任务以及其他责任部门配合协作的义务，统筹解决工作推进中遇到的棘手问题。最后，要建立网格事项准入制度，列明网格服务管理范围清单，未进入清单的事项，不得随时随意下达指令，避免出现“筐越装越大”、“越来越拖不动”的现象。

（三）切实发挥好各类信息数据服务决策的作用

首先，要建立符合重庆市地方特色的信息系统。自2009年开始，重庆市综治委就提出要建立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信息系统，至今该系统仍未建立。2013年，重庆市综合治理委员会又提出要建立网格化管理信息系统，至今仍然处于调研阶段，推进进度缓慢。主要纠结点就在于前文所述的定位问题，对于网格化应该包含哪些工作内容、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层次的系统定位不清：想做“大网格、大系统”，又担心协调不动；做“中网格、中系统”又觉得没有创新；做“小网格、小系统”又觉得不能解决问题。2016年3月1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础数据规范》（GB/T31000―2015）正式施行，明确了综治9+X基础数据库的标准，笔者建议应抓住国家大力发展大数据的机遇，尽快解决建立全市统一的网格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信息系统，强化信息共享、数据挖掘、分析模型建立等工作，科学利用大数据服务决策。

（四）与社区自治有机衔接

在前面章节的分析中，我们提到了要在网格化制度、结构等细节设计方面协调好与社区自治的关系。要实现社会治理需要公民的广泛参与，网格化管理要想持续发展必须要实现行政权力与社区自治的完美融合。具体到重庆市的网格化制度设计方面，主要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人员选配上。在网格化管理的参与人员上，除了社区的委员、街道的干部等带有“官”色彩的人员外，还应加重社区群众的参与比例。二是在议事规则上。社区自治是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与实现的表达过程。因此，应当确保网格中的群众代表有相当的发言权、决策权。同时，应当与社区中已有的居民大会等议事制度相衔接。三是培育公民参与。基层活力来源于基层民主的有序参与，在网格化工作的实践中，充分挖掘和培育公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意识和能力。用网格来带动社区自治的发展，以社区自治来促进公共服务，形成网格化管理、社区自治和公共服务三者的良性发展，有效发挥三个系统的优势，提高网格化管理的操作性。

网格化社会治理范文第2篇

关键词：网格化；综治平台；网格员

2011年12月30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消防工作的意见》，首次在文件中明确提出推行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随后，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公安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街道乡镇推行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的指导意见》，明确了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的具体工作目标、工作原则、工作任务。但是，由于缺少法律顶层设计、没有地方经费支撑、加上基层网格人员能力不足等原因，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距离理想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各地都在尝试将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纳入综治平台，期望借助综治网格化体系，推动消防网格化向纵深发展。笔者多次深入基层，通过调研，掌握了第一手资料，明确了下一步工作重点。

一、当前推行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责任体系不够健全，重视程度有待提升。《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32条虽然明确了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以及村民、居民委员会的消防安全管理责任，但却未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从而在推动责任落实上缺乏法律抓手。具体到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由于缺乏法律层面的顶层制度设计，只能单纯采取行政指令式的推进方式，难以确保网格化管理措施得到有效落实。此外，乡镇（街道）网格员普遍严重存在一人多岗问题，难以集中精力做好消防工作，工作部署过程中上冷下热的现象仍不同程度的存在。

（二）网格化管理方式不够精细，常态化运行奖惩机制有待完善。一方面，部分网格员实行走马观花式的排查，只做到统计登记，而不深入细致的开展排查，导致管理对象的底数不清、情况不明；另一方面，各地普遍存在被动应付上级机关检查，仅在考评验收、绩效考核时才开展突击式排查，直接导致了发现隐患多少没人管、发现隐患严重与否没人管、隐患整改及时与否没人管、隐患整改到什么程度没人管。此外，各级政府对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工作的考核评价办法还不够科学合理，缺乏动态性、实时性和阶段性的检查考评，缺乏监督和奖励机制，导致基层网格员开展火灾隐患排查工作存在简单应付、流于形式等现象，不利于工作的推动。

（三）资金投入不到位，网格员的工作能力有待提高。一是网格化工作资金不到位。由于各地经济基础的差异，虽然各地综治办、公安局等部门多次下发文件，要求加大网格化经费保障力度以确保网格化管理工作有序开展，但就调研情况来看，各地基本上只对试点工作进行了资金投入，而非试点乡镇（ 街道） 的网格化工作资金往往落实不到位。二是网格员报酬补贴不到位。基层网格员干消防工作的本职意识不高，履职主动性不强，认为消防工作是额外任务，在政策文件上缺乏依据，直接导致了基层网格火灾隐患排查不到位。三是网格员业务水平不高。由于各地的网格员自身业务水平参差不齐，导致消防督导员、管理员、宣传员队伍总体业务素质和工作积极性不高，开展网格化隐患排查、宣传工作不及时、不到位。

二、消防安全网格化纳入综治平台的优势

一是可以充分利用综治平台的现有队伍。综治平台的三级网格化管理队伍包括乡镇长、村（社区、居委会）主任、党小组长、村（居）民小组长、老党员、老干部、村民代表等，网格负责人都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有责任心，有威信。此外，还设有网格长、网格督导员、网格警员、网格调解员、网格信息员等“五员”，网格管理队伍庞大、体系完善。如能将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纳入综治平台，就可以充分利用综治现有的网格队伍，提升工作的效率。

二是可以充分利用综治平台的现有设施。目前，综治网格化管理在乡镇（街道）大都设置有网格化指挥中心，有独立的办公场所；在条件好的村（社区、居委会）还设有网格化管理办公室。将将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纳入综治平台，就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硬件设施，也能一定程度上避免重复建设和公共资源的浪费。

三是可以充分利用综治平台良好的信息报送处理功能。综治平台在城乡网格管理中已经形成了良好的信息报送处理机制，建立了信息化的服务平台，重要信息和日常情况都能及时上报和处理，相关的制度建设已经较为完备。将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纳入综治平台，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信息报送体系，确保消防网格中的信息及时得到上报和处理。

三、将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纳入综治平台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经过调研，当前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与综治网格化管理之间要实现无缝连接还需要迫切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基层网格设置上存在不同。在消防安全网格和综治网格的设置中，一二级网格的设置无差别。但是，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要求将住宅小区、村组、社会单位划分为第三级小网格，每个小区、村组均单独划分网格，设置网格管理人员。但在综治网格设置中，经过调研发现，综治三级网格中通常将若干个（一般为1至6个）自然村、村组、小区划分为一个三级网格，设置一名三级网格长。由此导致两个网格化管理体系中网格设置存在不同。

二是网格人员设置存在不同。在综治网格化管理中，一、二级网格的网格长分别是乡镇（街道）综治委主任、村（社区、居委会）党支部书记，而消防网格化管理中一二级网格长分别为乡镇（街道）分管消防工作的领导，村（社区、居委会）主任，两者设置存在较大的不同。

四、推进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纳入综治平台的工作重点

下一步，要实现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与综治平台的无缝对接，重点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理顺网格和人员设置。针对现有网格、网格管理人员设置上存在的差异，为方便工作，消防三级网格设置可以沿用综治的网格设置。下一步消防部门要加强和综治部门的沟通协调，重点对消防网格化管理的人员进行调整，以现有的综治网格人员为主，原有消防网格人员为辅，尤其对于网格设置不同的第三级网格，可以将综治的网格长定为消防三级网格的网格长，其他原有村组、小区的消防网格长改为副网格长，负责各自村组、小区的网格化管理工作，同时将相关工作情况上报至网格长。

二是明确相关工作职能和常态化运行机制。实现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纳入综治平台，就必须将开展常态化火灾隐患排查、经常性消防宣传、组织基层力量开展防火灭火工作纳入综治工作职能，同时明确相关的工作机制，要对火灾隐患排查、消防宣传、灭火演练等工作出台量化指导意见，明确督导考核机制，实现规范化、常态化运行。

网格化社会治理范文第3篇

协同治理，多元共振。农村网格治理的重心要向社会倾斜，治理的权力要向社会回归，治理的方式要向合作转型，治理的成果要让人民共享。基于这种认识，东邵渠镇在构建农村网格治理组织管理体系中，坚持党委统一领导，把党组织建在网格上，建在产业、行业链上，建在社会组织中，使农村各项工作与农村网格治理工作有机对接，实现党组织对农村网格治理工作全过程、全方位引领。同时，以和谐创安组织、志愿组织、村监会、道德评议会等基层自治组织为依托，形成政府主导、社会组织与村民通力合作的协同治理新局面，推进社会治理的规范化、专业化、社会化和法制化，确保实现村民对网格治理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

区域联动，机构扁平。通过镇、村、格三级农村网格治理平台建设，构建横向覆盖全部地域、纵向贯通各业务层级的立体网格治理体系。以乡镇组织机构扁平化、业务流程扁平化和信息传播扁平化实现“低重心运行，近距离服务，高效率工作”的网格治理目标。以镇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指挥中心为网格治理总平台，实现业务软件互联互通、数据共享，提高治理水平。建立村级综合服务管理中心，职能涵盖村级全部为民服务及管理事项。把全镇14个行政村划分为216个网格，对护林员、保洁员等10多类专兼职力量进行整合，保证每个网格设置3―5人，做到“每寸土地有人管，每项事务有人抓”，在辖区范围实现全覆盖、全时段、精细化管理。

流程再造，效用倍增。以功能综合化、任务集约化、资源整合化为目标，构筑大平台、多角度、纵深化的农村网格治理工作新格局。整合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指挥中心、农村党建全程记实管理中心、便民服务中心、综治维稳管理中心的管理资源，实现“四个中心”技术融合、业务互通；实施民生工程、便民服务工程、文明培育工程，为实现流程便捷化、行为规范化、过程人性化、品质标准化打下基础。通过流程再造，实现政府职能的合理划分和有效整合，提高公共服务质量，让老百姓得到实惠。

网格化社会治理范文第4篇

“网格”（Grid)—词起源于“电力网格”（PowerGrid)，是近年来风靡国际的一种重要信息网络技术。网格与传统WEB相比，其最大的优势在于：它超越以超链接连通页面的局限，实现了网络资源、运算能力的本质整合，由此将互联网的诸多计算机变成了一台具有超强运算能力的“超级计算机”。网格化管理是基于网格技术的一种现代管理技术、管理理念、管理思路。郑士源、徐辉等人认为，网格化管理指的是“借助计算机网格管理的思想，将管理对象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成若干个网格单元，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各网格单元间的协调机制，使各个网格单元之间能有效地进行信息交流，透明地共享组织的资源，以最终达到整合组织资源、提高管理效率的现代化管理思想”。笔者认为，网格化管理，就是在保持社区大格局不变的基础上，结合人文、地理和现有的建筑布局等因素，把社区划分为若干责任网格，将人、地、物、事、组织全部纳入网格进行管理，同时将规范组织架构，明确划分职责，理顺操作程序，落实岗位要求，确定专人分片包干，实现社区事务的一“网”管尽。

（一）网格化管理的缘起

社区网格化管理于2004年10月在全国首次启用。是北京市东城区“依托数字城市技术创建城市管理新模式”，课题组从东城区实际出发，提出网格化城市管理的构想。“该模式运用网络地图技术，以大体相当于1万平方米的面积为单位，将东城区划分为若干个网格管理单元，并把城市中主要是社区中的物件和事件作为管理对象，网格责任人为社区居民提供各种便捷多元化的服务，实现了管理空间、对象、方式和主体等多方面的创新，在实践中取得令人耳目一新的效果。”2005年7月，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下发《关于推广北京市东城区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的意见》，拉开了东城区网格化管理模式遍地开花的序幕。之后，城市网格化管理特别是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应用势如破竹，影响与日俱增，产生了良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各地、各领域也开始了网格化管理的尝试。

（二）网格化管理的依托平台

网格化管理需依托几个平台：一是社会管理信息平台，主要为各级领导提供科学依据、辅助决策，为区（县）、街道（镇）、社区（村）各级网格开展工作提供公共服务平台。二是基础数据平台，如地图信息模块、小区信息模块、人口信息模块、建信息模块、计划生育信息模块、治安信息模块等等。三是统计分析平台，如智能化统计当前系统内所有数据、柱状图一目了然、饼状图全盘分析、案情分析，疏而不漏等。四是社情民意平台，即对街道、社区、网格以内发生的事件、民众的矛盾纠纷、问题隐患以及社会治安等事件的调处整治、督办督查等服务办事平台。五是评比平台，包括日志管理模块和绩效评估管理模块。六是指挥中心平台。七是系统管理平台。八是百姓互动平台，主要为百姓提供一个和各级管理人员互动的平台，同时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一个可以表达其诉求的渠道，让人民群众参与到社会管理中来。通过这样一个平台，人民群众可以将其意见、建议或者看法等随时发表出来，这样就能更好地反映社情民意，从而更好地实现社会治理。

（三）网格化管理的优势

网格化得天独厚的优势在于其精确定位、明晰空间、资源整合、协同工作，并且有很强的适应性和广泛的应用性，近年来，从生物医药、税务管理，到电子商务、林业，甚至到战争领域，无不出现着它的身影。如今在社会管理领域，网格化管理也被广泛地运用，效果也较显著。其一，网格化管理将管理模式由被动变为主动，将应对问题变为发现和解决问题；其二，网格化管理在管理对象、过程以及评价上更加凸显了管理手段数字化的优势；其三，网格化管理的管理标准和流程规范统一，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整个环节、步骤形成一个闭环，这种科学封闭的管理机制不仅大大提升了管理能力而且有效提升了管理水平。基于这些功能优势，可以说过去的管理是传统、被动、定性和分散的管理的话，那么，今天的管理就是现代、主动、定量和系统的管理。

二、网格化管理在青海的实践

2011年6月1日，时任青海省委书记强卫在省委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明确要求：“要通过建立完善网格化管理体系，提高基层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能力，重点解决好服务群众的问题”。为贯彻落实省委加强创新社会管理的总体部署，建立健全新型管理和服务体制，完善基层服务和管理网络，全面推进社区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青海省内各地积极开展了网格化管理的尝试。

（一）网格化管理在城镇的开展

2011年7月19日，西宁市委、市政府召开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工作推进会，并出台《关于在全市城镇开展“网格化管理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将西宁市2区4街1镇和7个社区确定为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单位。西宁市各地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积极展开了网格化管理的实践。如西宁市城东区富强巷社区，针对社区“五多”（少数民族多、残疾人多、困难群众多、流动人口多、孤寡老人多）的特点，进行走访调查、民意收集、广泛征求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在此基础上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开展网格化管理：积极整合管理资源，将辖区划分为7个网格，每个网格由2名社区干部总负责，将社区干部、党小组组长、社区志愿者、信息采集员、社区民警等都纳入片区成员之列。科学的网格划分使管理和服务都能落实在网格、生效在网格。同时，以网格为单位，组建了7支平安和谐服务队，每个服务队由9人组成。在此基础上，以实实在在地为群众解决问题为落脚点，开展“网格化管理、心连心服务”活动。通过召开居民座谈会、党小组会议、民情恳谈会、党建联系会议以及入户走访等多种方式，以服务为核心，围绕群众的所需、所虑、所求，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及时解决群众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与群众建立起良好的感情基础，从源头上避免矛盾的形成和发生；即使产生矛盾和问题，也可以有效地向群众做好解释和说服工作，避免矛盾激化，使社区综治管理工作实现了从“事后”向“事前”的转变，从“被动”向“主动”的转变，从“应急”向“防范”的转变。

（二）网格化管理在乡村的实践

在加强城市和重点城镇网格化管理的同时，青海省积极尝试，将网格化管理延伸到农村乡镇，实行村庄社区化管理。并且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比如，民和县新民乡作为网格化管理的试点，按照“有利群众、方便群众”的原则，通过推行“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使服务功能更加健全，服务效能明显提升，真正做到了“每一片土地都有人精细管理，每一户人家都有人贴心服务”。

1、细分管理服务单元，实现管理结构网状化。新民乡以尊重传统，着眼发展，服务和管理为原则，结合实际科学划分了三、四级网格。三级村网格：每个行政村为一个网格，共16个责任网格，各村支部书记为该区域网格建设的第一责任人，承担该区域网格的建设和管理。四级社网格：以每个社为单位划分网格，社长主抓本区域的网格管理工作，全乡共划分了74个四级网格，使管理服务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实现了管理服务结构由条状向网状转变。

2、整合基层组织资源，组建服务团队。网格分好后，在网格中将各方面资源整合起来，建立乡、村两级管理服务团队，以农业综合服务、社会保障服务、帮民主困服务、计划生育服务、劳务输出服务、矛盾纠纷化解、社情民意调查为内容，组成乡级管理服务团队。由调解员、信息员、委托代办员、治安员和民警组成村级管理服务团队，主要负责政策法规宣传、社情民意调查、信息收集反馈、处理简单事务等。服务团队以人员的多元化来服务群众需求的多元化，形成“党政主导、公众参与、社会协同、上下联动”的基层工作新格局。

3、开展主题活动，进行优化服务。划分网格，组建团队，就是为了开展服务。在此基础上，新民乡按照“有利群众、方便群众”的原则，实施了“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首先，确定活动主题：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在明确活动的服务内容和重点的基础上，做好“三个结合”，即与自身工作实际相结合、与广大群众的实际需求相结合、与党委政府的中心相结合。其次，围绕主题开展服务。其一，把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村民增收作为网格服务团队的工作中心。利用网格及时了解群众在创业致富、发展生产等方面的的意愿和需求，并通过协调、沟通等方式主动帮助群众解决有关实际问题和困难；及时收集并梳理基层群众对党委以及政府工作的意见建议；及时做好相关致富信息的和项目谋划，促进群众增收。其二，把维护网格内的社会和谐稳定作为网格服务团队的第一要务。在全面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的基础上，全乡每月一排查，把在基层化解矛盾作为工作主线，重点解决征地、土地流转等与群众有切身利益的难点、热点问题。其三，把为民办实事、解决民生问题作为网格服务团队的服务重点。立足自身工作职责和业务特长，有的放矢，对困难群众给予帮扶，尤其是在事务办理、医疗救助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为其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与帮助。

三、网格化管理的创新价值

网格化管理其基础为社区、关键为网格、本质为服务、核心为管理、目的为实现管理服务的社会化、专业化和精细化。通过青海省从城市社区到农村乡镇的试点，我们看到网格化管理的创新价值以及社会成效：它是以群众满意为目标、公共需求为导向、资源整合为基准、多元协同机制为保障、机制创新为关键、精细化管理为支撑的服务型的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模式。较之以往的管理模式，它实现了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资源、治理流程乃至治理格局的创新。

（一）管理理念的转变为加强社会治理注入了新动力

传统社会管理模式主要是以“管控为主”，政府在整个社会的运转过程中起着主导推动作用，往往由政府单方面提供公共服务。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政府的职能应该是“掌舵”而非“划桨”、要以公民为导向，政府职能应该是“服务”而非“掌舵”。网格化管理中，政府职能就得到了有效转变，由“管控为主”转向了“服务”为主。网格化管理体现和贯彻了民本导向与现代服务型政府理念，通过各种平台及各种有效的手段、方式，主动回应和满足广大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诉求，做到了扣民生之本、解民生之急、排民生之忧，体现了为人民服务的本质，促进了基层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也提升了基层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良好形象。

（二）管理模式创新为加强社会治理找到了新路径

过去缓慢而波动的传统管理模式已远不能适应如今快速发展之下现代社会多元而且多变的管理需要。依托信息化与数字化手段的网格化管理模式使信息，如群众诉求等能够准确、及时地、自下而上地被传递与掌握，而且通过信息的加工、分析、预测，能够在出现问题的临界点之前就发现问题，将问题解除在萌芽状态，使社区管理变得更加积极主动。比如西宁市东关社区公共服务中心，在做好入户人口基本信息采集的基础上，实行一日一梳理，每月一汇报、一季一考核的制度，对网格内发生的矛盾纠纷隐患、刑事解教人员动态及居民急需解决的或突发性问题及处理结果每日上报；对人口正常出生、死亡以及商业网点用工信息、低保享保人员动态、流动人口动态等每月进行一次汇报，同时社区成立网格员QQ群，方便居民群众办理各种事宜。这种对重大问题及时上报，全面、准确掌握信息的制度措施，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又破解了以往“运动式”和“突击式”管理存在的弊端，实现了由“粗放机械”向“精细灵活”的转变。

（三）管理资源整合为加强社会治理建立了新平台

网格化管理系统涉及社会各个系统、各个层面的诸多方面，不仅整合了相关管理和服务资源，还整合了人力资源，实现了服务团队的整合。比如民和县巴州、川口、马场垣三个乡（镇）把每位领导和干部的联系方式公布于宣传栏上，以方便群众电话联系，使其少跑冤枉路，节省办事时间。并建立乡（镇）干部与村社联点机制，由乡（镇）干部全面负责村民的医疗、养老、教育、民政等问题的咨询与办理，实现信息共用共享。再比如“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是共和县开展的社会管理创新工作中的一种尝试。就是在社区合理划分网格，在每个网格中建立了党支部，推选出了网格党支部书记，由社区干部分别担任网格长和网格责任人，建立了平安和谐网格服务队伍，在网格内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治安隐患排查、流动和重点人口管理服务、各类民情信息收集、政策法规宣传、治安巡逻防范等各项服务工作。利用社区住户录入动态管理登记表及其软件数据库，将网格内住户家庭成员组成情况、住房及房屋租赁情况等信息录入到网格化管理服务软件和信息库中，以便更好地为辖区居民提供服务。这样，不但可以将人、事都纳入网格进行管理，使管理实现静态上的包容性及动态上的扩展性，而且可以较好地避免“九龙治水”的管理弊端，大大降低管理成本。可见，在网格化管理的实践中，多元参与的“多元化、扁平化、开放式”管理服务团队，有效地整合了管理资源以及人力资源，提升了团队的整体服务能力，为加强社会治理建立了新的平台。

（四）管理机制的优化为加强社会治理提供了新保障

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的重中之重是健全与完善社会管理、群众工作的运行机制。青海省在推行网格化管理服务中健全与完善了包括责任包干、分层解决、信息共享、考核激励和组织协调等运行机制，从而使整个治理体系能够科学运转、卓有成效。科学化的管理机制使得乡（镇）政府的社会化管理服务发挥了更好的作用，使得基层社会治理的效果得以发挥：一是便捷式服务提高了政府公信力。在乡（镇）政府，由于经济社会发展较落后、人员素质有限，办公条件以及日常事物管理往往不尽如人意，老百姓到政府办事，往往找不到直接责任人，需要四处打听和寻找，有时甚至迂回数次，走了冤枉路，耽误了时间，还有可能办不成事，这种情况经常出现，以致于老百姓失去对政府的信任，有时甚至会出现出口骂人以发泄不满情绪的情况，长此以往，政府公信力在群众心中不断下降。网格化管理中，规范化窗口建设、服务管理团队的形成，为村民群众带来了方便与实惠，他们来到政府以后，可以第一时间找到责任人，省时省力，顺心如意，政府的公信力在群众心中又一步步树立起来。二是坐班制的实施明确了干部工作时间。基层地区艰苦且偏远，因此干部们需要住宿在政府机关，大家吃、住、行在一起，有时工作累了，或是时间紧张干不完了，往往需要利用晚上的时间加班工作，日常休息时间得不到保证，缺少个人空间，时间长了，容易滋生消极情绪，导致扯皮和偷懒现象。网格化管理在方便群众的同时，也给干部们减轻了不少负担，精细化、科学化的分工让他们明确了各自职责和义务，不再东拉西扯，专心干自己的事情即可。他们只需按时上班，办完事情按时下班，工作之外的时间可以自己安排，工作时间的明确，使得他们身心愉悦，工作快乐，进而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三是精细化管理促进了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在乡（镇），虽各口工作都有专人负责，但由于涉及环节多，工作难度大，往往是活多人少，干不过来，加上有些责任需要大家共同承担，所以时有扯皮现象发生，责任牵扯不清。而网格化管理通过“定格、定人、定责、定流程、定奖惩”，各工作人员各司其职，使得公共资源整合化、业务流程规范化，管理时空预警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各项工作得以顺利衔接，从而强化了政府的管理和服务职能，密切了党群和干群关系，推动了社会的平安和谐，并让广大人民群众觉得满意和顺心。

四、余论

网格化社会治理范文第5篇

［关键词］ 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 基层治理 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之后，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同时，经济社会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突出表现在社会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多样化日趋明显。这“四个多样化”给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大量新情况，也对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等产生了很大影响，导致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格局和模式面临着诸多新问题。

一、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新问题

1.基层社会管理体制与社会组织结构变化不相适应。“单位”曾经是中国基层的基本单元。然而，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使单位制解体，大批“单位人”变成“社会人”。不论是农村还是城市，人或事都“溢”出了原有的相对封闭的单位，单位作为基层控制意义的单元不复存在。于是政府认为“最好的选择就是由社区来承接，由街道、居委会来承接”［1］，大规模的城市社区建设以及随后的农村社区建设由此开始。但由于社区不像单位那样占有经济和政治资源，对其成员的控制能力远弱于单位，社区内也不存在一个刚性的制度化的管理体系，加上户籍制度逐步松弛、人员流动削弱了社区对人员的束缚能力，因此无法简单替代“单位”的基层社会治理功能。［2］另外在农村，村委会与经济组织逐渐分离，农村社区从生产和行政共同体向社会生活共同体转变，这不仅使村委会不再享有经济控制的权力，也远离了原有的基层管理模式。社会组织结构的这一重大变化，要求建立崭新的社会整合机制，寻找新的整合途径、手段和方法。然而，由于单位制解体后建立的传统社区管理体制还需进一步完善，而且服务资源相对缺乏，无法承载全部基层社会治理功能，因而在不同程度出现了治理效果不理想的情况。

2.基层服务功能与群众多样化的需求不相适应。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群众对基层服务功能的要求越来越高。然而，由于基层管理缺乏自主性，管理服务主体素质不高，造成基层管理服务能力弱化，基层服务的功能难以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要。一是基层管理自主性有待进一步加强。尽管我国目前在党的领导下已经迈上了法治建设和政治制度化建设的轨道，但是旧的高度集权体制的影响仍然存在，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这种影响还相当大。由于乡镇政府是县市省中央政府在基层的人，在权力渊源上，属于委任型；对下，属于强制命令型；对上，则属于服从应付型；并没有明确、法定、独立和固定的政府职能。而在城市，社区组织带有很浓的“行政性”色彩，形成行政性社区。从而使具有群众性、基层性和自治性特点的社区组织实际上却承担着政府基层政权组织的职责，自得不到充分发挥。二是基层工作者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基层管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尤其在城市社区，由于服务覆盖面广，涉及内容多，更需要高素质的专业管理人员。而现实中社区工作者普遍年龄较大、文化不高，开展工作常常力不从心。而在广大农村这一问题更加突出。有的农村基层干部思想观念落后，对新情况新事物适应能力差，不能正确把握和理解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有的创新意识不强，对如何适应新形势下服务群众的问题研究不够。

3.基层服务资源与城乡一体化进程不相适应。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目前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然而，我国长期以来通过“抑农扶工”、“重城轻乡”的方式，在城乡之间人为地造成了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财政税收收支差、金融存贷差、土地征用出让价格差、城乡居民国民待遇差等结果，形成了城市发展的“政策洼地”，导致乡村资源及要素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造成城乡差距日益扩大。［3］因此，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要建立城乡统一衔接的经济社会制度，改变过分偏向城市的制度设计，逐步消除制度的二元状态，减少农村资源的过度流失，降低资源要素进入农村的成本，引导资源和要素逐步流向农村，使农村获取较多的发展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说，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要使城乡在发展资源和发展机会上实现“均等化”，即城乡一体化不是简单用财政资金补助农村和农民，而是在统筹安排城乡资源的基础上，使基层服务资源得以整合，加速农村的城市化，破解农村所拥有的资源、要素与城市的资源、要素互通的壁垒。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更好地满足城乡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

二、“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基本做法

针对基层社会存在的上述问题，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浙江省舟山市在对乡里制、里甲制、保甲制等中国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和国外社区现代管理模式进行辩证分析、科学借鉴的基础上，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先后在普陀区桃花镇、勾山街道等地进行“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改革试点，并在试点取得显著成效的基础上，于2008年8月在全市各乡镇、街道推广，取得明显成效。目前，“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已经成为浙江省“基层党的建设和社会管理服务的一个创新之举”，正在全省范围内加以推广。其基本做法为：

1.网格定位，延伸触角，实现管理服务全覆盖。“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在现有的社区（村）区划不变的前提下，坚持“尊重传统、便于管理、促进发展”的原则，根据社区（村）所辖范围、分布特点、人口数量、居住集散程度、群众生产生活习惯等情况，合理设置网格。渔农村一般以100―150户家庭为一个网格，城区则适当放大，在全市范围内划分了2464个网格。同时，将组织关系在同一网格内的党员编入一个党小组，并通过双向选择的办法，确定每名党员联系10-20户普通群众，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有效避免出现了管理服务的“真空”。

2.整合力量，优化配置，建立与网格对应的管理服务团队。以网格为单位，建立管理服务团队，每个网格管理服务团队一般以乡镇（街道）机关干部、社区（村）干部、网格党小组组长、辖区民警为骨干，并吸收教师、医生、老干部、渔农科技人员、乡土实用人才等参与，一般由6－8人组成。网格管理服务团队成员充分考虑个人的岗位职责、专业特长、年龄结构和性格特点等因素，科学配置，优化组织。同时，注重团队成员各领域知识的集中培训，提高团队成员服务群众、处理基层复杂矛盾的能力和水平。

3.明确职责，落实包干，强化管理服务的责任。在“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工作中，网格党小组及其成员以普遍联系为主，一般每名党员每月进行3次普遍走访，具体了解联系群众的思想和生产生活情况，网格党小组每月召开1次工作例会，分析梳理群众意见建议，研究对策措施并抓好落实。网格管理服务团队以重点联系和专业化服务为主。通过普遍走访，深入了解网格内各户的详细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管理服务工作。

4.建立平台，强化功能，运用信息管理技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运用先进的网格化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建立“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信息管理系统，将信息网络连通到县（区）、乡镇（街道）和每一个社区（村）。各乡镇（街道）、社区（村）均设立信息站，配备专职信息员，专门从事信息平台管理维护及信息输入、反馈工作。该信息平台具有数据查询及统计、短信互动、工作交流、网上办事等功能，群众诉求以短信、电话或走访收集后输入信息系统，系统立即自动受理，并按内容分类和流转程序传递给全市各级、各职能部门，限时办结，办理结果以短信方式或由网格服务人员反馈给当事人。同时，鼓励和督促服务团队成员利用工作交流平台撰写电子民情日记，记录工作情况和所思所悟，并作为考核干部转变作风、联系服务群众、发挥职能作用等方面表现的重要依据。

5.定期研判，上下联动，发挥党委政府和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各级党组织建立网格民情研判制度，重点研究处理网格团队无法独立解决的疑难问题和关乎民生、民富、民安的普遍性问题。社区（村）党组织一般每月进行一次，乡镇（街道）领导班子成员一般每两个月一次到社区（村）集中听取网格管理服务团队的工作情况，如遇重要情况，随时研究处理。对基层和群众反映的问题，一般在乡镇（街道）范围内解决。乡镇（街道）层面无法解决的，逐级向市、县（区）管理服务办公室反映，寻求上级的帮助和支持。市、县（区）管理服务办公室也定期对基层反映的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经分析梳理交相关部门办理。定期分析研判大多采取类似民主恳谈的方式，使研判的过程既成为管理服务解决问题的过程。

三、“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是基层治理模式的创新

“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它是一种以群众满意为目标，以公共需求为导向，以资源整合为基础，以多元协同机制为保障，以机制创新为关键，以精细化管理为技术支撑的服务型的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模式。与以往的治理模式相比，它实现了治理理念、治理资源、治理流程、治理主体、治理格局的创新。

1.治理理念的人本化。由于长期受到“官本位”思想的制约，一些政府部门或官员往往以“农民素质低”等等为借口，设置人为障碍，使社会公众事务距普通民众于千里之外。进入新世纪，党的十七大召开，“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治理理念开始深入人心，“以人为本”的现代民本思想逐渐取代“官本位”的传统观念。充分尊重广大公民意愿，让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已经成为时代强音。只有这样才能把“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真正落到实处。而“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工作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以人为本，一方面它以“为民、惠民、便民””为宗旨，以“网罗民声、了解民情、化解民忧”为手段，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解群众所难，为公众谋利益。重点围绕如何帮助群众增收致富、如何引导群众创业创新、如何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如何解决群众就业、就医、就学等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的问题。另一方面积极吸收各类社会骨干力量参与基层治理，逐步引导群众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不断提高基层社会自我治理的能力。

2.治理资源的整合化。长期以来，基层治理的工作资源处于条块分割的状况。作为最基层的村和社区，都是自治组织，自身拥有的工作资源有限，乡镇(街道)的工作资源也相对贫乏。执政的很多资源，具体掌握在县(市、区)以上的工作部门中，条上的资源没有很好在块上集聚，特别是没有在最基层实现有机整合。舟山市的“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按照统筹协调、强化协作、共建共享、合力推进的要求，把网格内外党政、条块资源进一步整合起来，调动相关单位和职能部门积极支持、参与和配合“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工作。通过管理服务团队将各方面资源整合到基层，使基层的问题从依靠基层力量、基层资源解决，变成了依靠各级力量、各级资源统筹解决。从党员联系服务群众的机制来看，实现了从一对多到多对一、多对多的转变；从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来看，实现了基层组织单体作战到上下协同作战的转变；从基层工作的力量来看，实现了单一依靠党政内部力量到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的转变，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党的组织优势，提高了服务基层群众的能力。

3.治理手段的现代化。“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是崭新的社会管理变革，是信息技术支撑下的政府管理创新。它以舟山市信息中心的信息平台为依托，充分利用市属相关部门的局域网和数据库，建立起综合性、集成式、共享性的“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信息管理系统，畅通了从社区（村）、乡镇（街道）到县（区）、市的信息采集和反馈渠道，从而将基层需要市、县（区）解决的问题及时反映到各相关职能部门，并根据密级要求，设置相应权限，确保信息的安全性。同时促进电子政务与社区信息对接，提高信息的共享程度。所以，“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既整合了职能部门资源和服务资源，还有效整合了计算机资源，达到了一网多用和资源共享的效果。

4.治理主体的多元化。现代治理是一种多元的、民主的、合作的行政模式，它强调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的共同作用，在相互依存的环境中分享公共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对政府部门而言，治理就是从统治到掌舵的变化；对公民社会而言，治理就是从被动排斥到主动参与的变化。这是一种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社会合作过程。“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通过体制内外的有机整合，初步确立了多组织参与的协同治理模式。强调多元参与、协同合作、协调利益矛盾、解决实际问题、建设和谐社会的宗旨。“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在其实践中，积极吸收社会团体、民间组织、业主委员会等自治组织的骨干成员特别是义工志愿者、团员青年、妇女骨干、楼道小组长以及有一技之长的人士加入网格服务团队。这样，一方面他们作为网格内的居民直接接受服务，另一方面，又作为组团服务的成员为公众解决问题，这对于培育公民精神，培养公民的公共责任和公共意识，实现协同共治，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5.治理格局的开放化。由于多种原因，原来基层治理的工作格局存在封闭运作多，开放运作少的情况。实行“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提升了基层治理格局的开放性。从部门工作的角度看，不同的部门原来都比较重视自身的业务工作，但舟山的大发展需要各部门的工作都整合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大格局中，在为中心任务服务中实现自身工作的全面发展。“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就是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从基层党建的角度看，突破了党建工作的党内循环，党建工作的参与主体从基层党员扩大到各类组织和骨干，党建工作的实施对象从组织内部转向基层群众，党建工作的重心从内部建设向党组织和党员联系服务群众转变，党建工作的成效从加强组织建设拓展到提高行政效率、加强社会治理、维护社会稳定、夯实基层基础。从基层工作的手段来看，通过建立信息化工作平台，把问题的受理、责任单位、处理过程和结果都公开，提高了基层工作的透明度。从基层工作的组织架构看，打破了原来的层级界限，构筑了扁平化的组织体系，提高了基层工作的效率。

参考文献：

［1］阎明复：大力发展社区建设，不断提高城市现代化水平［J］.城市街居通讯，19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