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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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秘密范文第1篇

2015年，全国GDP平均增速6.9%，创下了25年新低。在此背景下，重庆以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增速领跑全国，成为逆势增长的范例。事实上，自2009年以来，重庆的GDP增速，每年均进入了内地31个省份的前三之列，其中，两次位居全国之首，三次位列第二名。

重庆市政府的一位官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这一轮的经济表现得益于重庆较早地开始产业结构调整，与较早地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密切相关。”

新年的首个工作日，抵渝进行考察。这是2012年担任总书记以来第一次到重庆进行考察。

根据官方消息，“对重庆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和各项工作给予肯定”。

“可以说，对重庆给予了高度肯定，能够感觉到他比较满意。这对重庆来说是非常大的鼓舞，无论是对投资者信心的提振还是对重庆经济信心的提振，都大有好处。”上述官员说，这几年，重庆虽然不怎么宣传，但干的活是比较实在的。

世界级的电子产业基地

位于长江上游地区的重庆，是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大城市带大农村、东北现象与西部现象叠加”是这座城市的底色。一方面，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区域城乡差距突出;另一方面，作为传统老工业基地，重庆存在着东北老工业基地现象和西部困难工业企业现象的叠加。

但今非昔比，今日之重庆已是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重庆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形成了世界级的电子产业基地和全国最大的汽车生产基地。据媒体报道，重庆市经信委官员表示，全球每3台笔记本电脑就有1台重庆造，全国每9辆车中就有1辆重庆造。

经过这些年的结构调整，重庆已经形成了电子信息和汽车等战略性支柱产业。据统计，2014年，重庆市的工业总产值为2万亿，电子信息和汽车各占5000亿，均增长了20%。2015年前三季度，电子信息和汽车两大产业产值分别增长17.2%、11.8%，占全市规模工业总产值的41.1%，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达到60%。

据介绍，以笔记本电脑为代表的电子信息产业，是黄奇帆主政重庆以来的主攻方向。

过去20多年，加工贸易“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物流特点，决定了中国99%的加工贸易皆分布在区位优势明显的东部沿海，内陆地区的加工贸易几乎为零。

而在最近的几年，重庆改变了20多年来沿海地区加工贸易大进大出的发展方式，在内陆地区创新发展了大规模的加工贸易。这种创新打破了加工贸易“两头在外”的传统思路，创造出“一头在外”的“整机+配套”的垂直整合模式，来解决物流成本、产业配套等薄弱环节。

2008年，时任重庆市副市长的黄奇帆（2010年至今担任重庆市市长）亲赴美国惠普公司，说服惠普将4000万台产能的电脑生产基地落户重庆。之后，他再赴台湾，将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代工企业富士康引入重庆。再之后，分散在中国沿海各省份的宏、华硕、思科、东芝等五大品牌商，广达、英业达、仁宝、纬创、和硕等六大整机商，以及860多家零部件厂商都集聚在了重庆。

黄奇帆说，凡是要搞加工贸易品种，都要形成集群。重庆由此形成了三个集群：零部件、原材料、整机上中下游产业链形成集群;同类项产品、同类企业形成了集群;物流运输、销售结算等生产业与制造业形成集群。

这种产业链整合的模式，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

对于企业来说，重庆的电子信息产业基本实现了80%的零部件本地生产，一小时内能够采购到80%的零部件，大大降低了物流成本。

黄奇帆说，即使在当下经济比较低迷、电子产业效益普遍下降的时期，重庆电子产业的利润仍上涨66%。

而对于重庆来说，六大整机商生产了全球网络终端产品的90%，东方不亮西方亮，这个企业订单少了，那个企业就多了，但重庆总体平衡，年年上升。

更关键的是，与沿海地区只有20%的产值留在本地不同，重庆现在生产的每台电脑，从零部件、原材料、总装到跨国销售结算，70%的产值都留在了重庆。

重庆以改革的方式，推动内陆的产业结构调整，使重庆形成了世界级的电子产业基地。目前，重庆的笔记本电脑产量已占全球的1/3。

不只是电子信息产业，重庆的汽车产业也形成了集群，集聚了国内外10个品牌商，同时形成了1000家零部件配套企业。

“推动整机加零部件垂直整合一体化的方式，在内陆开展加工贸易”已经写入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内陆开放的篇章中。据媒体报道，黄奇帆说：“这段话充分肯定了重庆的做法。”

坚决不碰产能过剩行业

这些年，重庆的增长速度的确令人侧目。

但黄奇帆认为，经济增长快只是一个次要目标，重庆经济最有价值的是四种结构状况趋势较好。他解析称：一是动力结构好，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齐头并进。二是效益结构较好，在全国工业利润负增长的情况下，重庆工业利润仍有26.7%的增长，且连续数年增长为全国第一。三是产业结构好，重庆的第三产业比重已超过第二产业;而第二产业中，电子和汽车等高新技术产业比重高。四是投资结构较好，重庆每年一万多亿元的投资总额中，工商产业占50%，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各占25%，而且坚决不投向过剩产能，对传统工业只搞技术改造升级。

黄奇帆说，这些年，重庆经济之所以表现良好，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按照中央要求，坚决不碰产能过剩行业。

他举例， 8年前，全国每年煤炭产量20亿吨，重庆有4000万吨。8年间，重庆严格控制煤炭行业新增产能，在全国产量达到50亿吨时，重庆还是4000万吨;2000年，全国钢铁产量1亿吨，重庆是600万吨，现在全国10亿吨产能，重庆仍然是600万吨。

当然，产能过剩不仅表现在传统产业、落后产能，即使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如果一哄而上，也可能出现产能过剩，例如光伏电池产业。“当年，长安集团也想在重庆搞这类项目，重庆化医集团也有投资冲动，但都被市政府压下了。回过头来看，这个决策是有先见之明的。”黄奇帆说，“不管区县长还是企业家，一定要牢记，赔本生意不做，过剩产能的事不做，要有基本的行业分析。”

“重庆原本就是一个老工业基地，我们早就吃过了产能过剩的苦，所以较早地进行了产业结构的调整。”重庆市政府一位官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当下的重庆已经开始为下一个经济周期做准备而进行结构调整和布局。

2014年，重庆聚焦并且布局了集成电路、液晶面板、机器人、新材料、物联网、页岩气、新能源及智能汽车、生物医药、MDI一体化、节能环保等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中下游全面展开。

内陆开放的高地

作为中国西部的直辖市，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重庆正致力于打造内陆开放的高地，构建开放型经济格局。

“渝新欧”铁路是重庆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的突破口。这条从重庆出发，经过新疆，到哈萨克斯坦，再经俄罗斯，最终抵达德国的铁路，正成为中欧之间的铁路大动脉，且通过中央层面与多个国家达成协议，车过之处无需逐国清关。已经成为世界电子产业基地的重庆，正是通过这条铁路将其生产的网络终端产品运至欧洲。

新年赴渝调研时，听取渝新欧国际铁路开行等情况介绍，听说渝新欧国际铁路沿线国家实现一次报关查验、全线放行，他赞赏“挺好”。

早在2014年，中央批准渝新欧火车站成为国家一类口岸和保税物流园区，赋予渝新欧中欧邮政班列的功能，赋予渝新欧专门的欧洲食品、肉类进口的口岸功能，还使渝新欧成为中国内陆唯一可以把欧洲整车运到中国销售的口岸。

渝新欧的货运量因此得以极大地增长。据悉，目前渝新欧铁路的一个集装箱每公里的运费已经低至0.55美元，这意味着渝新欧的综合运价可与海运相争。黄奇帆算了一笔账，一个集装箱从沿海运到鹿特丹，海运一般需要2500美元，若货物在内陆，还需从内陆运到沿海，欧洲到岸后也要转运到内陆，总共需要4000美元左右。但海运所需的时间比走渝新欧铁路要多20天到一个月，加上期间货物所值的利息，实质与走渝新欧铁路的运费差不多，价值较高的货物走渝新欧甚至比海运更划算。

黄奇帆的账算得非常精细。

而重庆的优势还远不止于渝新欧。

据相关统计，过去的5年，重庆机场成为世界100个最大机场中，旅客增长率第一的机场。重庆机场旅客运输量从2008年的1000万增长至目前的3300多万。这个增长量使得重庆机场也成为了国家一类口岸机场和保税区。重庆的长江航运，是中国内陆的航运枢纽，因此也是国家一类口岸和保税区。

至此，重庆拥有水陆空三个国家级的枢纽、一类口岸和保税区，因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西南地区的交通枢纽和中国内陆的开放高地。

经济增长的秘密范文第2篇

政府的工作目标除了实现经济增长以外,另一项就是实现充分就业。当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使得我国宏观经济一片向好之时,必须警惕中国经济可能会出现的“无就业复苏”或“无就业增长”现象。“保增长”和“促就业”之间需要设计有效的协调激励机制,来保持两者正向促进的弹性关系。

“无就业增长”的秘密

经济“无就业增长”并非是指就业率没有增长,而是失业率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奥肯关系, 奥肯定律失效。与经济增长不相符的失业,将会直接导致居民消费下滑,持续性的失业将拖累整体经济的复苏。

奥肯定律认为,产出的变动引起劳动力市场的调整,进而引起失业率的变化。当经济增长时,就业率增加,失业率下降;反之,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就业率降低。经济增长与失业率反向变动。然而,2004年美国经济出现了“无就业增长”的现象,曾引起过辩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2006 亚洲太平洋地区人类发展报告》中就已经对亚太地区发出警告:在东亚的成功故事背后, 隐藏着“无就业增长”的挑战。以往,日本和“四小龙”等亚洲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一直与就业增长密切相关,而现在,正如毕儒博所言:“‘无就业增长’在东亚很多国家和地区都表现非常严重,尤其是中国! ”

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主要针对资本密集的产业,这笔来自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资金七成以上流向了国有铁路、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工业等资本密集领域。迅速到位的巨额投资,伴随着房地产、汽车、家电等行业的税费优惠、购买补贴等消费刺激性政策,使得中国经济在出口大幅下滑的同时,保持了投资和消费的增长,从而实现了GDP的增长。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于经济的提振作用立竿见影,其弊端也显而易见――对民营资本的“挤出效应”。来自政府部门的直接投资,会抢走部分原属于民营经济的投资份额,备受争议的“国进民退”就是最好的写照。4万亿元的“大蛋糕”,真正留给民营企业的份额微乎其微。

广大中小民营企业无法得到财政政策支持,同样也难得到货币政策的实惠。尽管商业银行在2009年力度空前地加大信贷投放力度,但是经济越不景气,银行就越不敢放贷给民营中小企业,资金再次向国有大中型企业汇集。本身就没有资源优势,又得不到足够的政策支持,亦无法得到资本的眷顾,大批民营企业在金融危机的内外交困中率先倒闭。

中小民营企业和他们所处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正是解决就业的主力军,也是消费的创造者。2009年前三季度,山东省共发放小额担保贷款6349笔,共计3.9亿元,小额担保贷款到期金额1.90亿元,按期收回金额1.87亿元,回收率达98.4%,直接带动就业2.8万人。同样一笔钱如果用在大型国有企业中,只不过是美菱对长虹空调的股权收购。根据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的考察,对70个国家1980~2003年数据研究发现,国有经济比重越高,居民消费倾向越低。民营经济的活力,将直接决定我国的内需水平。

可怕的“无就业经济增长”

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的刺激效应,都会“边际递减”。当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优势汇聚到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国有大中型企业,而不是一般的劳动密集产业和广大民营中小企业时,政策和资本的效率就难以最大化地发挥,中国经济就可能会出现“无就业经济复苏”或“无就业经济增长”现象。“保增长”的同时,必须“促就业”。就业是经济增长的根源,无就业的经济增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会持久。

无就业的经济增长将改变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目前在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领域,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是一个普遍现象,伴随着无就业的经济增长,资本和土地两大生产要素的禀赋收益权将大大增加,并且劳动的收益率与资本、土地的收益率之间差距还将逐渐拉大。劳动力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越来越小,就业增长的弹性越来越低,劳动者将难以分享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福利增加,居民收入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形成中产阶级将是一个遥不可即的幻想。

无就业的经济增长无法拉动内需,使经济失去内生动力。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但是,就业是根基,如果老百姓手里没有钱,如何消费?要扩大居民消费,首先就要增加居民收入;而增加收入,就离不开就业。就业、收入、消费、增长之间是不断正向强化的循环圈。而当居民对就业丧失信心,内需将无从启动。经济的持续增长将只能依靠出口和投资,失去内生的动力。

无就业的经济增长无法积累社会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本,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影响中国的稳定和持续竞争力。无就业的经济增长将使社会矛盾激化,失业者难以承担培养下一代的重任,由于下一代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他们将更难找到高收入的工作,致使他们比自己的父辈还要贫困,形成“贫困的代际传递”,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保增长和促就业同等重要,如何防止我国经济陷入“无就业增长”的困境呢?

首先,调整现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导向,引导资本流向能够带动更多就业的行业中,给民营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更多的发展机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降低对中小企业融资的高门槛,释放中小企业的经济活力和对就业的吸纳力。

其次,促进第三产业的大发展,这是解决经济“无就业增长”的根本出路。过去几年,企业“用人荒”和“大学生就业难”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短缺与过剩并存,说明劳动力供给与企业用工需求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矛盾的根源并非大学生的数量过多,而是我国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更强,第三产业的发展相对滞后,所吸收的就业量有限,因而技工比大学生更稀缺。

最后,增加劳动者收入,提高工资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完善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制度,增强居民对经济的信心,让他们敢消费、敢花钱。提高收入是为了增加居民消费水平,扩大内需;完善保障体制,则是为了打消他们的后顾之忧。

经济增长的秘密范文第3篇

扩大内需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央正尽一切努力谋划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

不久前，政府出台了4万亿元刺激经济增长方案，其中 400亿元被安排于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仅占这笔资金的1%。单独投入教育的有多少，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关乎民族未来的教育，所占比例小于1%。

2008年12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宣言强调，教育是实现经济增长与恢复、减少贫困、饥饿和童工现象、提高收入、改善健康和生活的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在当前的金融危机中，教育的这些作用显得比以往更为重要。

在近代世界历史上，曾经有三次著名的追赶：美国对英国的追赶、日本对西方国家的追赶、韩国对发达国家的追赶，而这些赶超背后，无不伴随着人力资本的超越。在芬兰，这个面积、人口和资源都很有限的国家，却孕育出了诺基亚那样的世界500强企业。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2006―2007年全球竞争力报告》，芬兰的排名在全球125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二。它的秘密在于，发展经济必须靠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智慧。1980年之后，芬兰的经济增长主要靠知识拉动。

然而，多年来，中国财政在教育上的投入一直增长缓慢。

廉价劳动力长期以来是我们的比较优势，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沿海及发达地区进行工业制造。工人教育水平偏低，基本只能从事简单的工作，技术含量低。当这种低价劳动力+低成本组合成“代加工”发展模式走到尽头的时候，大量密集型加工制造企业倒闭，这些低价劳动力也首当其害。加大教育的投入是必然的。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是整个人力资源体系的根本，要实现人力资本的超越，实现国家的追赶，我们必须重视教育。

从2006年开始，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开始提速，如在农村、城市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加大中职教育投入等，教育经费增长幅度相当大。2007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3.32%，比上年的3%增加了0.32个百分点，是常规测算的三倍。

但这显然是不够的，在世界大多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一般都高于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呼吁各国将国民生产总值的至少4%到6%用于教育。该组织重申，教育是实现经济增长与恢复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因此面对金融危机，各国更应当加强教育投入。

我们可以大胆设想，投入几千亿甚至上万亿来改善中国教育尤其是中国农村教育的软件和硬件。如在妥善安排好出路之后淘汰一批低水平的教师，以高于城市教师的待遇招聘高素质的大学毕业生乃至研究生赴农村支教，大力改善校舍及其他教育基础设施。这样既提高了农村教师队伍的素质，又解决了大批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还扩大了内需。

经济增长的秘密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 20世纪50年代随着战后经济的迅速发展，产生了一系列用传统的经济理论难以解释和说清的“经济之谜”，实质是人力资本理论和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关系。深刻认识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破解“理论之谜”的关键。

一、经济发展中“迷思”

20世纪50年代随着战后经济的迅速发展，产生了一系列用传统的经济理论难以解释和说清的“经济之谜”，这些“经济之谜”对西方经济学来说简直是灾难性的困难和挑战。这些“经济之谜”主要表现在这样八个方面：

1.“现代经济增长之谜”。20世纪50年代，一些美国经济学家在对美国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发现了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即美国的产出增长率远远超过了生产要素的投入增长率，但根据传统的增长理论，两者应该相等，因为产出的增长只取决于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那么，是什么导致了产出增长超过投入增长的这部分“余值”（residual）？在经济增长之源中究竟漏掉了什么？面对这种现象，传统的增长理论走入了困境，因为它不能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

2.“库茨涅茨之谜”。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库茨涅茨在对美国的资本形成的研究中发现，在美国经济增长的同时，其资本形成的速度却下降了。这意味着相对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美国的净资本形成却在减少。这一发现与美国这个历来被认为是资本高度密集的国家的储蓄与资本的作用相矛盾，从而使传统的资本理论再次受到质疑。

3.“里昂梯夫之谜”。美国是一个资本充裕的国家，根据流行的比较利益贸易理论，其出口应该是以资本密集型的产品为主。但是，根据里昂梯夫对美国1947年贸易要素的构成和结构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却恰恰相反。美国出口的大部分产品并不是资本密集型的产品，而是劳动密集型的产品。理论与实际相矛盾，原因何在？

4.“工人收入增长之谜”。自50年代以来，美国和西方国家工人实际收入水平普遍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与此同时，劳动工时却大大缩短了。这种变化似乎为凯恩斯的消费不足理论提供了注脚，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似乎也得到了验证。但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

如果说这是一种趋势，那么其必然性何在？这又是传统经济学理论难以回答的问题。

5.“个人收入分配平均化趋势之谜”。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个人收入统计资料表明：进入20世纪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这些国家的个人收入分配之间的差别呈现出逐步缩小的趋势。而无论是从累进税制，还是从公共转移支付，均难以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在这个趋势中，一定存在着某种或某些深层次的原因和必然性，等待着经济学家们进行挖掘。

6.“马尔萨斯困惑之迷”。马尔萨斯19世纪出版的《人口原理》指出：在一定的技术和资源条件下，世界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而食物等生活资料则按算术级数增长，故将导致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下降。事实是，20世纪人口比19世纪增长了好几倍，人们的生活水平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大为提高。这是为什么？

7.“资源短缺型国家现代化之迷”。物资是发展的基础。一般认为，资源短缺国家是难以实现现代化的。但是像没有煤炭、石油、铁矿石的日本、丹麦、瑞士，也都实现了现代化，这又是为什么呢？

8.“战后战败国崛起之迷”。日本、西德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几乎被夷为平地的战败国。机器、设备、厂房荡然无存，但是在战后二三十年里，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却令人惊异地崛起了，这其中又有什么奥秘？

现代经济发展之迷，形成对传统的古典经济学派理论的严重挑战。而人力资本理论却能使现代经济发展之迷迎刃而解，用人力资本理论解释现代经济发展之迷，揭示令人如此迷惑不解的经济增长和扑朔迷离的大国兴衰，可以一言以蔽之，“主要源于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现代人力资本理论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分析工具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从概念、结论和思路都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明的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原理和思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正是这些相似之处构成了两大理论关系的“理论之谜”。

二、“理论之谜”的实质是人力资本理论和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关系

关于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美国经济学家索罗在其1957年的“技术进步与总量生产函数”的著名论文中，对美国1909—1949的历史数据进行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是，在人均产出的增长率中，人均资本贡献仅占1/8，而7/8则归因于技术进步，这就是所谓的“索罗技术进步残差”。正是这一残差引起了不少经济学家的关注。

为了揭示“索罗残差”存在的秘密。舒尔茨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将“索罗残差”的存在归结为由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所产生的知识效应。保罗·罗迈尔则把知识因素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来考虑。舒尔茨与罗迈尔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探索“索罗残差”存在原因的。前者强调的是通过教育途径所传播的作为外生变量的公共知识与准公共知识对“索罗残差”存在及其扩张的意义；后者强调的是在劳动者与其他要素相互作用过程中内生的专业性、特殊性知识对“索罗残差”存在及其扩张的意义。

卢卡斯将人力资本作为独立因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运用更加细微的、个量的分析方法，将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和索罗的技术进步理论结合起来，具体化为“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指出这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从而揭示出人力资本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但不论是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还是索罗的“技术进步残差”，不论是罗迈尔的“内生的特殊性知识”还是卢卡斯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他们的这些理论和概念又明显受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影响。

经济增长的秘密范文第5篇

2009年9月3日中国从时代就开始修改其经济和金融方面的统计数据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今年2月，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官员到广东省某电器厂“帮助”大量的下岗职工。政府官员的到来，让该厂厂长感到很紧张，但是他却不敢乱说一个字。官员们本身就是法律。这些官员命令他告诉自己手下的员工可以有两种选择：接受下岗，然后获得离职金；或者签订“辞职书”，然后获得一份薪水更优的工作。

“大约有70％的工人选择了后者。全广东的情况都是这样。”工厂厂长说：“我帮助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他们随后再来帮助我。”

这个公开的秘密，很明显可以帮助中国伪造其失业率，因为签字的工人并不包括在失业率中。中国歪曲了从GDP到零售数据等许多方面的数据。这种行为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是很危险的：它最终会将中国经济推向悬崖边。

压力来自上层

歪曲数据的压力很可能来自于上层。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的刘先生指出：“中国每年都要宣布其GDP的增长目标。在中国文化中，似乎政府必须完成该目标，否则就是极没面子的事。例如，政府宣布2009年GDP的增长目标是8％，那么官员们就要不惜一切代价来实现该目标。”

但是，地方和省级政府官员实际上也在修改数据。他们拥有很大的自治权力，可以为了一己的私利来制造经济统计数据。当他们达到或者超过了中央政府的经济目标时，官员们将得到提升，或者获得资金奖励。GDP越高，官员们获得提升的机会就越大。

其实，中国宣称它已经是全球大的经济体中经济发展最健康的国家，这也是建立在错误的统计数据基础上的。中国政府坚持认为，即使对中国经济贡献最大的出口受到影响，去年缩减了25％，但巨大的国内消费仍然维持了制造业工厂的生产和发展。

然而，对于零售和GDP增长的分析显示了不同的事实。中国每年国内零售销售额都上升15％，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消费者将多购买15％的电视或者T恤。中国政府将工厂运给零售商的货物全部计入统计数据，这意味着政府将没有使用或者存放于仓库中的货物也统计到消费数据中。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国有企业之间相互采购货物，这种交易额也被计入国家统计的零售额中。

控制通货膨胀

中国国有银行在2009年上半年新增贷款达1万亿美元，较去年同期上涨34.5％。这似乎是想在出口回暖前人为地保持经济增长。大多数分析师认为，这将导致股市、房地产和商品市场出现更大的泡沫。中国政府最近也宣称计划增加资本需求，很明显政府已经意识到应该控制通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