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源的有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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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源的有限性范文第1篇
一、效率价值的价值体现
效率价值体现在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在经济法调整经济关系的过程中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
(一)阻止了垄断现象的发生
垄断对市场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它通过破坏价格竞争机制实现对社会资源的绝对支配，由于市场价格完全被垄断企业控制，价格不再反映市场需求的变化，价格杠杆也丧失了调控社会资源的功能。在垄断情形下，整个市场运作的效率极其低下，这时必须由经济法对垄断行为进行规制，维护经济效率。
(二)解决了经济的外部性问题
经济的外部性理论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在其经典著作《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提出，是指企业或个人的活动对其他人和社会造成的非市场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很难从货币或市场交易中反映出来。现代经济学原理表明，经济外部性会导致经济活动缺乏效率或使资源配置远离最优状态，例如经济活动产生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当存在这种经济外部性时，仅靠市场机制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时，就需要通过政府进行适度干预，制定相关的经济法律法规来限制和调整类似的行为。
(三)实现了公共产品的提供
公共产品是指具有消费或使用上的非竞争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的产品，如义务教育、公共事业、基础设施建设等。可以说，公共产品对于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运行效率必不可少，但是因其缺少排他性和竞争性，获取的收益不多，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参与者们往往不愿意提供此类产品。这时，就可以通过制定税收、福利等经济法律政策对提供公共产品的企业进行财政补贴，鼓励他们生产公共产品。
(四)解决了市场交易的不公平
在市场交易中，生产者和销售者往往占据有利地位，他们对产品的情况了如指掌，与此相对的是消费者很难掌握产品的真实情况。这种信息的不对称造成了市场运作的低效率。交易双方缺乏互相的了解和信任，为了获取更多交易信息，势必会耗费更多的时间和成本，这很不利于市场运行和社会资源流通。对此，最好的办法的就是通过经济立法保护弱势一方。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反不正当竞争法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价格法规定商品必须明码标价等，都旨在扭转交易不公平，促进社会资源的高效流通。
二、效率价值的局限性
(一)过分追求效率的外部局限性
尽管经济法追求效率价值，但这种追求必须是有限度的，否则会带来一系列问题。许多国家在制定经济政策、法律制度时面临两难选择，究竟是先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还是先提高社会效率。实现社会公平是长期的投资，短时间难见收益，但是提高社会效率的好处却是立竿见影。因此，传统理论发展往往追求“效率优先”。在效率至上的意识支配下，一国制定经济政策和法律制度必然以效率作为法律的最高价值追求，即只要能够提高社会效率，即使社会财富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也是合理、合法的。财富的过度集中必然会导致垄断、两极贫富差距等问题，激化社会矛盾，损害社会公平。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危机就是追求效率、忽视公平的结果。同时，追求效率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副作用”：资源锐减、环境破坏、生态污染等等…大部分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都经历了一个“先发展后治理”的过程，然而治理环境污染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且代价巨大，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取得的发展收益甚至都不足以弥补环境污染带来的损失。从全局看，追求效率的行为甚至可能反过来阻碍效率的提高。
(二)效率价值的内部局限性
经济法的效率价值内部也存在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体现在：实现效率的分配多种多样，但是对于哪种分配方法最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并无定论。前文中提及，效率价值实现的最大化就是“有人因此变好，没人因此变坏”。然而经济政策的实施可能会给不同的人带来影响，有人因此受益，有人因此受损。不存在绝对的能使所有人都受益的经济政策。例如，某城市为发展经济引进外商投资企业，该企业投入生产以后，不仅当地总体经济水平得到提升，还增加了不少就业岗位，企业生产的产品也方便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大多数人都因此受益。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与该企业存在竞争关系的当地企业却因此受到很大冲击，销量降低，利益受损。那么，引进外资这一经济政策的合理性则最终取决于大多数人的福利是否因此得到改善。当实施某一经济政策所获取的总的利益大于它所带来的损失，这个经济政策就可以被认为是合理的。但是，具体到个人获得的福利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所以很难进行比较。对个人来说，有的人追求经济利益，金钱是其衡量福利的标准;有的人追求精神享受，认为生活环境和基础设施的改善是其获得福利的标准。对于追求经济利益的人来说，生活环境的改善并没有让他获得想要的利益;而对于追求精神享受的人来说，获取金钱也不等同于获利。经济法的效率价值追求的是实现社会整体效率，但对社会整体的各个成员来说，效率的实现必然是对一部分人的不公平，这种内部的不公平是不可避免的。
三、结语
通过上文不难看出，经济法对效率价值的追求有不少好处，而其局限性最主要就是与公平的冲突。对效率与公平谁应该居于首要位置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我国从一开始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如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理念转变也说明了我国在发展道路上的阶段性选择。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决是不一概而论的事。当社会整体经济水平落后的时候，鼓励效率优先，促进经济增长的做法无可厚非;然而等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我们就必须更加关注社会公平的问题。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效率与公平应该采取不同的态度。效率与公平不总是互相矛盾，互相排斥的。正确的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可以使二者相互促进，形成正的相关关系。
总之，效率价值作为经济法的核心价值，对指导社会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经济法追求效率价值，确立效率原则是十分正确的。只是对于如何更好地实现效率价值，平衡效率价值与其他价值的冲突方面，我们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和追求。
社会资源的有限性范文第2篇
关键词： 经济增长偏好 出口偏好 可持续发展
在当今世界的大多数国家，无论是政府还是理论界普遍已形成两大偏好，即经济增长偏好和出口偏好。在决策者和研究者看来，经济增长速度和出口增长速度较快，表明经济发展呈现出好的发展态势，否则，就表明经济运行出了问题，政府应设法扭转经济增长和出口增长下滑的局面。笔者认为，判断经济增长速度和出口速度的好与坏，应根据国内的实际状况予以确定，特别应依据国内需求、资源和环境的状况而确定，不宜简单依据经济增长速度和出口速度的快慢而决定。
一、经济增长偏好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许多学者用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来衡量实际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当实际的经济增长率接近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时，表明社会的生产潜力已被充分利用，社会已达到了充分就业状态，经济处于良好的发展状态；当实际的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出现较大缺口，闲置的社会资源增多时，则表明经济运行不佳，政府宜干预经济，促使社会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就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而言，主要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产业政策等。在经济不景气时期，通常认为政府应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实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收入政策调节需求结构，增大弱势群体的收入，增加其消费需求；通过产业政策调节供给结构，压缩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提高中高等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尽管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影响有所扩大，但纵观二战后世界各国的发展情况，国家干预经济的主张明显占据上风，在各国的经济实践中居于统治地位。要求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尽可能地提高，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差距尽可能缩小的经济主张是否很正确呢？笔者认为，上述主张具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未充分考虑需求的科学性。就人类的需要而言，可以说其需求具有无限性，然而，可供人类利用的自然资源却是有限的，它决定了人类的需求不可能无限扩张，而只能是有限扩张。就人类的生产能力而言，其能力呈现出由低向高转化的趋势，但受资源有限性的约束，人类的生产能力也不可能无限性的扩张，而只能是有限性的发展。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而言，人口的扩张受资源和环境的约束，人类的需要受资源、环境的制约，只有将人口数量控制在合理的水平，将人类的需要尽可能地定位于科学化的目标，才会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和谐发展。因此，分析经济增长，不能仅看社会的生产潜力，不能仅看社会的生产能力，也要看人类的需要是否科学。当人们的社会需要普遍处于科学合理的范围，而人类也有大量闲置的生产能力，而且从可持续发展视角看，资源也能支撑经济更快地发展，环境对更高经济增长速度的承载能力也较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运用宏观经济杠杆，促进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增长。其二，未充分考虑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可分为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对不可再生资源，当代人宜充分考虑后代人的利益。如果当代人不充分考虑后代人的利益，对自己的需要不进行科学化定位，满足自己的需求耗用了大量的不可再生资源，这种发展模式属于非理性发展模式，建立在这种发展模式基础上的发展速度就不是越快越好。在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与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存在较大缺口的情况下，如果可再生资源闲置率较高，这时，政府应采取刺激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措施，促进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尽可能接近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在可再生资源已被充分利用，而不可再生的资源已耗用较多，社会生产设施、能力又大量剩余的情况下，我认为此时政府尽可能不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刺激实际经济的增长，而应从可持续发展视角理性看待潜在经济增长率与实际经济增长率缺口，使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建立在社会需求科学化和社会资源利用科学化的水平之上。其三、未充分考虑环境的承载能力。评价人类的生活质量不能仅看人类拥有多少物质产品和服务，还必须考察环境的质量和生态环境发展的可持续性。如果社会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存在较大缺口，社会的生产设施、能力存在一定数量的闲置，而空气、水的质量严重降低，况且耕地沙化严重，沙漠不断扩张，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政府就不宜再大量运用宏观经济杠杆缩小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缺口，此时就不是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越快越好，而应着眼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着眼于全面、合理地评价生活质量，使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与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与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出现较大缺口的情况下，不宜简单强调启动宏观调节措施提高实际经济增长率，而应在社会需求科学化、资源利用科学化、生态环境与人类生存和谐化的基础上启动宏观调节杠杆，使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建立在理性化、科学化和可持续化的基础之上。
二、出口增长偏好
理论界和决策者普遍认为，商品和服务的出口增长速度快，本国贸易顺差多，对本国的经济发展有利，否则，对本国的经济发展不利。为促进本国商品和服务的出口，很多国家采取了多项措施。笔者认为，出口增长和贸易顺差对一国的经济发展有一系列正效应，但并非全是正效应，评价出口增长与贸易顺差增多的效果应视国际金融环境和各国的国内环境决定，笼统地讲出口增长快、贸易顺差多有利于一国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偏颇之处。
社会资源的有限性范文第3篇
关键词：授益行政行为；法经济学；展望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1-0004-02
一、问题的提出
“凡对相对人产生设定或确认权利或法律上重大利益的行政处分，皆属授益处分。” 据此，在给付行政逐渐成为政府主要职能的今天，授益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或者其他具有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所作的，能够给行政相对人带来直接利益的所有行政行为。
著名的行政法学泰斗罗豪才认为，公域之治为什么需要行政法？一个高度浓缩的答案是“政府是必要的恶”。经济学个人主义方法论认为，一切行为都是人的行为，在个体成员的行为被排除在外之后，就不会有社会团体的存在和真实性。只有个人自己能够判断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一个集体或社会从来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选择行为，社会仅仅是无数个个人的集合，它本身不存在任何独立于个人的价值、目标和行为。由此得出那么政府也是由个人组成，政府的利益实质是政府背后的个人利益的外部表现，归根结底政府利益是代表政府的多个个人利益的集合。那么在个人和政府之间始终是有种不可化解的矛盾存在着。假定社会的整体利益是一定的，那么分享给社会某些特定个体的利益多，那么政府的利益就会少。而这显然不是政府所希望看到的。从政府的角度讲，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理所当然地希望有更多负担行政的规定，那么为什么授益行政还会存在，并且现在还大力倡导建设福利社会或者给付行政呢？
二、授益行政行为存在的法经济学原理
波斯纳认为，所有的法律（包括立法、执法、司法、诉讼等）和全部法律制度（私法制度、公法制度、审判制度等）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最有效地利用资源和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财富。 授益行政行为存在的经济学原理必须从政府权力的获得说起。根据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人是理性的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能对个人行为的收益成本进行精确的比较分析，他们是在既定法律和制度约束下的自立的、理性的和效用最大化的追逐者。政府权力的获得实质是社会个体与政府之间的一种交易或者合作行为。由于社会资源的有限性，社会个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难免造成其他个体所获利益的减少，此时有限资源该如何分配呢？为避免竞争和矛盾造成两败俱伤，政府作为有限社会资源的分配者为其存在和进行行政管理找到了合理的理由。个体决定把部分权利让渡给政府，期望政府能够作为公正的代言，给自己争取最大的权利，同时政府也能从中得到自己的政治利益，从而达到两方的双赢。那么社会个体怎样才能放心地信赖政府呢?这就需要政府有所表现以体现其交易的诚意，这就是行政法存在的缘由——限制和约束政府的行政行为。
波斯纳在《法律与社会规范》中提出了“信号传递—合作模型”。对政府授意行政的分析亦可运用此模型。在这场合作的过程中，社会个体和政府都有自己的考虑：若社会个体交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利给政府，政府保证自己权利得到一定限度的保障；若不让渡权利给政府，则个体利益在争取有限社会资源的竞争中可能面临一无所获的风险，因此权衡利弊个体以期通过牺牲自己的一部分权利来争取更大的利益或者争取最小的损失。而政府作为在政治权力争夺中的胜利者，它也希望通过这场与社会个体的合作获得更多的政治支持，以稳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如果政府成立之后，只是鼠目寸光的看到眼前利益，成为“信号传递—合作模型”中的“坏人”，肆无忌惮地挥霍和随意运用社会个体赋予的权力，不但不给社会个体带来利益反而苛捐杂税等增加了人民的负担。这样的政府是无法长久存在的，它必然因为失去人民的信赖而失去统治地位，这样昙花一现的政府决策是不明智的。政府的存在具有持续性，而个体的存在具有阶段性，因此一个寻求长远利益的政府会选择做“信号传递—合作模型”中的“好人”。在社会个体把一部分权利转交给政府之后，政府为了获得社会个体的信任必须有所作为。
社会资源的有限性范文第4篇
随着社会工作发展到专业阶段，专业伦理价值的建设显得越来越重要。同时，社会工作者在处理问题时所面对的伦理难题和困境也日益增多。即在实际工作中，由于人们在生活观念、权利观念、文化、宗教观念等方面存在冲突，社会工作者很难根据社会工作的伦理守则做出既符合社会伦理又符合各方利益的选择。
“平等”一词来源于佛教用语，意为无高下浅深之别。如今，平等作为一种生活理念，已经成为人类公正地共外于同一社会的基本伦理（靳海山，2005），即每个人不论贫富贵贱都有与生俱来的价值与尊严，都有能力与动机去追求更美满的生活。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利益强势群体往往凭借其既有的利益资源优势和优越的社会地位形成对其利益表达途径的垄断（瞿伟亮，2009），这不但产生了社会弱势群体，还导致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得不到实现。所以，社会工作关注的主题和重点也在逐渐发生转变，其伦理价值也更加注重社会平等与公平。
二、社会工作中的平等及其伦理困境
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和其他因素的影响，社会工作者在实务工作中经常会面临各种关于平等问题的伦理困境，而且由于对伦理困境的不恰当处理，又很容易造成新的不平等，所以，处理好伦理困境显得尤为重要。
1、不同案主间的平等及其伦理困境
当社会工作者面对需要同一资源的两个不同案主时，就很可能由于自己的个人偏好及价值观的影响，导致不平等现象和伦理困境的出现。例如，针对一笔无特别指向的善款，是捐给孤儿院还是养老院，如果社会工作者认为孩子比老人更有价值，他就很可能将这批善款用在孩子身上，那么，老人就真的没有价值吗？这对于老人来说是不是就是不公平的呢？一方面案主有自己的价值观，另一方面社会工作又对工作者有专业价值要求，这时社会工作者就很可能会出现伦理上的困境。
在社会工作过程中，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宝贵的资源。在分配社会工作者个人的工作时间时，如果按照所有的案主都应该平均分配社会工作者的工作时间这一标准，有一些案主由于特殊需要，他们的时间可能会不够，其他人还可能会有剩余，但如果我们顾及到他们的特殊情况，给他们多分配一些时间时，那么对于其他案主来说是不是也是不公平的呢？
2、案主与机构之间的平等及其伦理困境
社会工作者脱离不了组织和机构，如医院社会工作者脱离不了医院，工厂社会工作者脱离不了工厂，作为这些机构的雇员，社会工作者必须为雇主尽义务，维护雇主的权益。但同时，作为为某一案主直接服务的社会工作者又必须对其案主尽义务，保护案主的利益。当这种双重或多重角色在同一案例中出现，且他们之间又存在矛盾时，社会工作者就很容易陷入矛盾之中，不知道到底应该忠于谁（焦金波等，2005）。
例如，作为一名医院社会工作者，当面临医患之间矛盾或处理医疗过失时，是维护案主的利益，还是维护医生与医院的名誉？又如，作为一名工厂社会工作者，由于加班现象严重，工人开始用罢工的方式来宣泄不满情绪，工厂要求你安抚工人情绪使他们继续上工，而原有加班时间不变，这时，你是捍卫工人的工作权益还是维护厂方的经济利益，社会工作者同样面临着困境。
在以上的问题中，当案主个人与权威或机构发生矛盾冲突时，一方面社会工作者要讲究人情、面子、组织；另一方面，又要保证专业伦理平等，这就成为社会工作者所面临的伦理难题之一。
3、社会工作者与案主之间的平等及其伦理困境
在一个重视等级和身份地位的社会中，一方面，社会工作者被当作是权威；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自身由于其所具备的专业知识，把自己当成是权威，替案主做出解决问题的决定，这就造成了案主与社会工作者之间的不平等。同样，由于这种权威性，案主往往要求社会工作者替他们做出决定，但如果你坚持让案主自决，案主会认为你不是真心为他们服务，会感到失望或无所适从等等。
三、社会工作中出现平等伦理困境的原因
1、资源有限性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资源的有限性，绝不会有足够的资源来做任何应该做的事。再者，在政府的主导下，某些可以用在根除贫困、消灭歧视和改善医疗补助制度等社会福利方面的资源被用到其他地方了，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中，科技、反恐、军事始终处于优先位置，这样社会工作者可以获取的资源就更加有限了。
2、社会工作本土化出现的问题
作为起源于西方国家的社会工作伦理价值理念来说，它是西方文明发展的产物，与东方文明存在着冲突。西方社会更注重个人主义、基督意义上的博爱和人文主义的平等观念，而在中国，虽然有助人观念，却缺乏尊重人格的前提和真实的平等（姚振强，2009），传统社会更强调血缘和亲情，依据对方与自己的亲情关系远近而承担强度不同的道德义务。
3、社会工作者本身的特殊性
社会工作者是社会工作实践的基本单元，是社会资源的获取者，直接为服务对象提供服务。但同时，社会工作者也是有血有肉的社会个体，有着自己的价值观、处事原则及个人偏好，而服务对象同样是一个独立的个人，有着独特的生活背景（王君婷，2012），这样，社会工作者与案主之间就可能存在价值观上的冲突。
再者，社会工作者在中国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必然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很容易在工作时顾及人情、面子等，难以摆脱传统的束缚，而社会工作伦理又要求社会工作者坚持公平公正原则，同样，也容易出现关于平等的伦理困境。
四、如何处理关于平等的伦理困境
1、针对资源的有限性带来的伦理困境，社会工作者们需要进行权益倡导，呼吁政府把更多的资源应用到社会福利方面。
除权益倡导外，社会工作者在进行资源分配时还应注意差别平等原则：在社会工作者面对伦理困境时，可以把“差别平等”原则作为参考的标准之一，即在进行资源分配时，倾向于更加弱势的案主，用这种表面上的不平等来获取深层次的平等。
2、针对社会工作本土化出现的问题，既要参考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已有的社会工作伦理价值体系，更要立足于中国的本土实际，充分挖掘我国传统文化资源（皮湘林，2009）。积极寻求并推广中国传统伦理价值和社会工作伦理价值的契合点，并创造有利于社会工作的合理建构与有效运行所需的情感机制和人文环境（皮湘林，2009）。
社会资源的有限性范文第5篇
关键词：社会资本 社会网络 职业生涯成功
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对个体的职业生涯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有意识地建立和运用社会资本，既是保障个人职业生涯成功的一个新策略，也是组织人力资源开发的一个新策略。
一、在组织外部建立开拓型的社会网络
1.参加或建立虚拟社交网络。在现实社会，信息的互相交流的机会很少、渠道也很狭窄。通过网络交往，人们可以与异质网络的朋友交流各自的知识、兴趣与爱好，实现个人的知识复合与最大的发展，而使个人能积累起大量的信息社会资本。网络交往是弱关系，弱关系可以把不同性别、不同行业乃至不同阶层的人联系起来。虽然彼此不知道之间的交往能持续多久，但是人们都期望能长期持续下去（至少在交往定向阶段很多人持这样的态度），以便为以后自己的就业和事业创造良好的人际氛围，积累人际社会资本并实现其保值增值。时下通过社交网络建立自己的职场人脉已经成为趋势，找工作，谈生意，越来越多的职场与商务合作都通过微博等社交平成，社交网络已然成为构建人脉的主平台。
2.加入专业团体、协会或者组织。各种专业团体、协会等各类组织提供了社会关系网络拓展的优良环境。一方面，这些组织经常举行一些会员活动，在活动中会员之间可以形成良好的关系。共同活动能够把形形的人用一个共同的兴趣点凝聚起来，而不是把有着相似背景的同类人联系到一起。另一方面，团体之间的互动也可以为组织成员产生社会资本。这些组织中的成员是和个人持有异质资源或者信息的人，他们也正在寻找方法来帮助别人同时完善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例如地方上的商会组织经常成立正规的社交联络小组，定期举行商业论坛，与地方企业、政府等部门做资源对接的活动，这些自然可以帮助会员在政府关系、商务人脉方面有所拓展。
3.通过社会网络传递资源。处于信息和价值交换枢纽中心（hub）的个人可建立起互惠互利的发展平台，在此平台上的个人均可从持续的资源互换过程中受益。在中国文化中，受惠的人总是变一个花样加重分量去归还施惠者的人情，这就又使施惠的人再加重分量去归还。如此反复，平台上的个人之间就建立起了心理契约。因此，互惠加强了个人之间关系的互依性。与此同时，传递资源者在资源分配中也会对其他人施加影响，可以通过控制重要资源的传递渠道和对资源接受者进行策略性的筛选来增加资源共享者的路径依赖性，并在一定程度影响了资源共享者的决策。
4.积极为他人建立联系。结构洞存在于关系网络中，当处于结构洞中的个人在连接不相关的两者时自身会形成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研究证明，在结构洞中牵线搭桥的人更有创造力，更富于组织适应性，他们在组织践行新思想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为他们占据着这个组织的“思维高地”，能给组织不同部门的人即那些被结构洞区隔开了的人施加影响。
二、在组织内部积累社会资源
1.寻找非正式职业导师，获取职业支持。导师可以帮助个人提高工作绩效和获得更多的职业机会，个人也有可能借助导师的网络形成广泛的人际关系。对于个体来说，可通过与其他同事的公私交往来建立非正式的导师关系。但是这种关系不是通过非常随意的交往建立起来的，而是通过进行能够彼此信任、互相交换非公开信息，并且彼此借助对方掌握的不同技能进行互惠的共同活动而建立起来的。威克斯原来接受的是诉讼律师的培训，所以它充分发挥自己沟通的特长，为公司里更高职位的一位经理撰写发言稿。一段时间之后，他和该经理建立了更加密切的联系，威克斯很快就发现自己充当了上司与公司其他人之间的桥梁。
2.实现强弱关系转化，获取资源。由于社会资源的稀缺性和有限性，通过正常的渠道获取社会资源有时不仅需要极高的社会成本，而且缺乏成功的保障。高成本、高风险促使人们寻求稳妥、可靠的捷径。与所需社会资源潜存的或能支配所需社会资源的社会关系网络建立强关系，就可以依赖特殊主义信任原则而具有优先获得的可能。在现实生活中，社会个体可以更多接触一些不同专业领域与生活区域的群体，并与他们初步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通过对私人关系的维护来迅速积累信任度，实现弱关系向强关系的转化，通过这种信息在量上的积累将会直接提高个体资源的丰富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