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要素范文第1篇

[关键词]经济增长；要素体系；内在逻辑

[DOI]10.13939/ki.zgsc.2017.02.017

1 经济增长的相对性

“经济增长”是一个相对概念，对经济增长的测度即可说明这种相对性：对同一经济体经济增长情形的跨时期比较，同一时期的跨区域比较；对不同经济体的同时期比较。因此，孤立的谈论经济增长缺乏意义。国家间的收入差距，既包括收入水平的差距，也包括收入增长率的差距。收入增长率可以理解为改变初始收入水平的强度。这里的收入包括国家收入（总量GDP）和国家内部个体的收入两个层面，同样也存在两种类型的不平等：国家间收入的不平等和国家内部收入的不平等。近百年来，上述两种不平等性趋于强化。长期依赖基础资源出口的国家，深受所谓“比较优势陷阱”所累，与发达国家差距日益扩大，而从经济体制改革中获得新生的经济体，包括印度、中国等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则濒临警戒线，基尼系数已偏离国际公认的安全范畴。

盲目追求经济增长，在某种意义上可能走向“负增长”。这里的“负”并不是经济数据的走低，而是经济增长路径对未来发展的负面约束，也包括其对发展初衷的违背。实际上，“国富民弱”的增长模式以伤害普通个体利益为代价，其所实现的国家繁荣不可持续。占据较大人口份额且消费倾向显著的低收入群w消费能力缺失，其对于依赖扩大内需来实现经济复苏的政策效果而言将产生极大的负面激励。经济增长本质上构成了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经济增长的归属是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经济增长带来的两种差距，在现实中存在，在逻辑上成立，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必要历程，这种不平等性是对伪经济增长的讥讽。

2 经济增长的要素体系及其内在逻辑

2.1 实物资本

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首要推动力，在许多关于经济增长动因分析的实证研究中，资本都被赋予较为显著的份额，包括Solow模型、Ramesy 模型等。这些模型的构建为理解和认知经济增长问题提供了便利。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经济学家的主观认知中存在如下演变过程：大卫・李嘉图以及托马斯・马尔萨斯时代的古典经济学家在生产的要素中，比之于资本，其实更为青睐于土地这种要素。而伴随工业革命在欧洲的兴起，资本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现实世界中资本作用的扩张在经济学家的主观印象中开始日益强大。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关键因素的认知开始深入人心，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W.阿瑟・刘易斯于1954年曾经说过：“经济发展事实上就是资本的快速积累。”持相似观点的学者还包括著名经济学家罗斯特。

“资本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关键作用”这样的认知从发达地区开始扩散到发展中国家，许多期待实现繁荣的地区开始采用资本取向的政策。尽管现实世界中，通过盲目实现资本扩张达到经济增长的企图最终证明都是低效的，但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其实并无法否定，只是今天的经济学家，或者政策制定者都更为强调资本与其他要素的结合。

2.2 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同属于要素积累，拥有资本属性，即实现资本增值的能力。对于经济增长动力分析模型中存在较多的未知因素时，将人力资本变量引入模型都使得原本模糊或者困惑的问题得到清晰的说明。人力资本不同于实物资本的一个显著方面是其具有外部性，而且是一种正的外部性。关于创新激励的文献中，将这种外部性称为溢出效应。通过进行更为高端的教育行为，个体素质的提高推动了自我能力的提升，人力资本在个体层面的积累开始增加。人力资本通过向邻近个体传递所掌握的基本能力，包括对技术、技巧以及认知世界途径的更好理解等。这种正的外部性，提升了经济运行的效率，也提升了整个经济的产出水平。因此，人力资本增长率的下降将在逻辑上引致经济增长率的下降。

2.3 人口

人口规模决定了消费需求以及生产能力的基数，人口增长率则决定了人口规模的未来特征。特定社会群体中的人口结构则决定了经济增长的模式特征。实际上，人口规模一方面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基础，另一方面又使得经济增长成效在面对个体时被弱化，这种悖论说明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一个最优的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人口的负面作用，诸如人口的资本稀释作用，将使得我们在面对人口问题时需持极为审慎的态度。如今许多西方国家特别是加拿大这样的寒冷国度，人口开始负增长。我国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后，人口规模在可以控制的速度范围内变动。在较为落后的印度，人口增长依旧可用“泛滥”二字形容。人口规模在为经济增长贡献基础要素的同时，创造了这个印度长期的贫穷。因此，人口数量及质量决定了有效劳动的供给水平，人口规模则是需求市场的决定因素。如同创新的扩散一样，人口在特定社会中的变迁，我们同样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扩散过程，人口的增长同样遵循一个S形的过程，人口增长的速率在达到峰值之前，将会有一个加速的过程，在峰值之后，开始有一个缓慢的过程，并最终走向零增长的过程，以趋于稳定的状态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作用。

2.4 技术进步与生产率

技术的本质来源于技术可以改变生产要素的结合方式，既定的实物资本以及人力资本量可以实现更多的产出。通过研发活动，改变旧有的技术模式，即所谓的技术创造。有计划地投入必要的资源实现技术创造的成功。作为一种创新，新技术同样会遵循一个典型的扩散过程：自一种新的技术被研发出来开始，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经由特定的渠道，从某个企业、某种产业开始向更多的企业以及其他产业扩散、渗透，从技术研发地区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扩散。这个过程即是技术转移，然而技术转移的障碍没有弱化的趋势。技术进步之于经济增长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要明确的是需要采用的是适用技术而不是技术残留物。技术进步更为有效的方法是培养完整的科研队伍，尊重科学和人才，并为各种研发活动提供便利，后发国家完全有可能实现所谓的“技术跨越”。

生产率是生产要素转化为产出的有效性，并由要素积累及其转化效率两个方面共同决定。要素积累决定了生产过程中要素投入的数量，而生产率则描述了要素转化为产出的情形。强化要素的积累过程，并提升生产率有利于实现更多的产出。这两种选择的侧重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增长模式选择的差异。盲目依赖要素积累的发展方式并不符合经济持续增长的要求，最优积累规模的解决或许对经济增长模式的选择可以给出一个说明。

2.5 开放与竞争机制

19世纪中国的贫穷和落后，从某种意义上就是由当时清政府所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所致。在我国古代历史中，与友邦进行丝绸、瓷器等贸易的记载非常之多，这是发挥比较优势进行国际贸易，实现国家繁荣的例子。实行开放政策，走出封闭经济的困惑，实现要素的国际流动，发挥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两个市场的作用，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更有效以及更稳定的环境。自1979年改革开放开始，历经32年，我国经济实现了飞跃式增长。贸易顺差持续扩大，我国作为世界工厂的角色日益深入人心。

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如何才能从低附加值产品的输出国转变为技术转让国，扩大国内需求，提升13亿人口尤其是7亿农村人口的消费能力，或许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不应继续沿袭一条低端的开放道路。开放经济比之于封闭经济有许多显而易见的好处，无论对于国家改善国际形象或者对于追求国家收入，都是一种较为理想的发展模式。开放经济并不一定适合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在国际贸易中经常处于不利地位。除此之外，开放过程中会出现环境问题、国家问题。当然，开放将是相对的，而且开放经济对国家内部个体收入的改善可能较为微弱。

3 政府角色：适度干预

济学研究的许多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对“看得见的手”以及“看不见的手”这两者作用的表达以及争论。由于存在市场失灵，需要政府进行干预，克服这些市场失灵的低效对经济的伤害。政府通过实施各种经济发展政策、贸易政策、教育政策、薪酬政策、产业政策等构筑了经济发展的基础环境，并灵活地对因市场失灵造成的外部性、公共品、垄断等低效形态进行干预，实现最优的市场绩效。与此同时，政府对因市场或其他因素造成的收入不平等进行干预，缩小国际内部区域以及不同个体间的收入差异，缓和社会矛盾，营造经济发展的稳定氛围。因而，政府尽管没有直接参与到经济之中，却通过提高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不断干预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的因素。因而，经济增长的不同轨迹是对政府作用的极好证明。

尽管如此，并不能盲目地相信政府。如同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M.布坎南在《经济学》中所揭示的那样，政府由于竞选、寻租或者其他原因会出现无效的状态，即所谓的政府失灵。因此，政府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不能忽视，更不能盲目依赖。最好的发展模式应当是“大市场，小政府”。如果经济增长是由政府推动而不是由市场自发实现，这对于经济增长而言或许是一种悲剧，至少对未来的经济增长是这样。改革的阵痛其实是政府最不愿看到的，这是因为这种痛苦的过程如果持续的时间太久，可能会对经济发展的环境产生负面的影响，原本向好的经济增长趋势可能会被逆转。这其实是政府在短期抑制和长期增长之间的决策问题，考虑到并不是所有的政策都会起到应有的作用，以及时滞性等问题，我们在思考或许政府采取这些政策的初衷可能无法在其有效任期之内完成，因而这种存在负面作用的政策，尽管将会预示着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但其被采用、被实施以及真正的发挥作用，可以料想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4 结论及反思

经济增长在为经济发展提供基础的同时，也有可能为改良经济增长中个体收入差异以及提高个体的福利水平或者称之为幸福感等问题的解决制造麻烦。换句话说，经济增长只是经济发展的准备阶段，而真正的目标应当是实现经济发展。盲目追求“数字”或者“增长率式”的增长诉求应当被拒绝。转型期的中国面临许多问题，其中最为棘手的一个问题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之后，世界经济陷入低增长周期，各国失业率居高不下，贸易保护主义重新占领国际贸易市场。，这些不利因素均使得我国贸易条件恶化，出口需求显著缩水。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出口”面临悲观预期的情形之下，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扩大国内需求，调整经济结构成为必然趋势。

我国的经济结构至少在三个方面存在问题：产业结构、地区结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以“二三一”格局为主，产业高度化不够，致使我国经济的知识化和服务化特征不明显。地区结构以“东中西”收入差距扩大为典型特征，甚至有“东部崛起，西部发展，中部塌陷”之说，三个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无法发挥联动效应，增加我国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需求结构是指我国过于依赖出口，国内需求不足的问题，在美国次贷危机之后这个问题更趋严峻。

因而扩大内需，实现需求结构的优化非常必要。

悲观地讲，经济增长具有负效应，收入差异、资源浪费、环境恶化、经济结构低效，甚至“幸福指数下降”都是由其所致。乐观地讲，经济增长本身提供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基础，这些问题由经济增长而来，通过对其的解决即超越了经济增长自身，而实现“经济发展”这一更有效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王小鲁，樊纲，刘鹏.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增长可持续性[J]. 经济研究，2009（1）：44-47.

[2] 林毅夫，刘明兴. 中国的经济增长收敛与收入分配[J].世界经济，2003（8）：3-14.

[3] 易纲，樊纲，李岩.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思考[J]. 经济研究，2003（8）：13-20.

[4] 刘伟，张辉.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J]. 经济研究，2008（11）：4-15.

经济增长的要素范文第2篇

【关键词】劳动 贡献率 技术进步 经济增长

一、引言

广东省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先行一步的地区,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所进行的创造性实践,开辟了社会主义的新进程,为全国各地做了示范作用。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广东省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1978―2008年间经济增长率平均达到13.8%,处于全国各省市前列。在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漫延并将继续对广东经济产生影响之时,回顾广东经济发展状况,再结合广东省实际,从而更加科学地应对危机,抓住机遇,显得非常重要。本文以广东省1978―2008年年度数据为样本,运用协积回归、索洛余值法来分析技术进步、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对广东省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研究方法及数据说明和检验

1、理论模型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计量手段来测算广东省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各个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然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我们通过C-D生产函数来构造计量回归模型:

logY=logAt+?琢logL+?茁logK+?着(1)

其中,L代表劳动投入量,K代表资本投入量,A代表技术水平,?琢为介于0与1之间的常数,?着是随机误差项,表示其他未被考虑的因素对经济的影响。我们通过对模型(1)的参数估计作为测算技术进步率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基础。

本文主要使用建立在增长速度方程GY=GA+?琢GL+?茁GK和C-D生产函数模型上的索洛余值法来对广东省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贡献率进行测算。增长速度方程中GY为产量增长率,GK为资本增长率,GL为劳动增长率,?琢表示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份额的大小,?茁表示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份额的大小。根据增长速度方程,可写:

EA+EL+EK=1(3)

EA=GA/GY,EL=?琢GL/GY,EK=?茁GK/GY,则EK、EL和EA分别表示资本、劳动和广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3)式可得EA=1-EK-EL。据此我们可以测算以全要素生产率表示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

2、数据说明

本文实证分析所采用的样本数据取自1978―2008年的年度数据,数据来源于2001―2009《广东统计年鉴》。总产出采用以1978年不变价计算的各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资本投入采用以1978年不变价计算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劳动力投入采用年末劳动力从业人数,为了减少数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我们对以上三组时间序列分别取自然对数,即以LL、LK和LGDP来反映我国劳动、资本和就业人数的状况,其相应的一阶差分用D(LL)、D(LK)和D(LGDP)表示。下面的检验和实证分析部分都将借助于Eiews5.0完成。

3、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为了避免伪回归,同时能够使模型具有预测效果,我们采用ADF检验对变量进行平稳性分析,检验时采用AIC最小准则自动选择滞后阶数,检验顺序如下:从含常数项和时间项模型开始,然后为只含常数项模型,最后为既不含常数项也不含时间项模型。对变量LGDP、LL和LK及其一阶差分进行ADF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说明:检验类型中的c,t,k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方程的常数项,时间趋势项和滞后阶数。其中c,t为1时表示方程含有常数项和趋势项,为0则表示不含有;滞后阶数k的选取以AIC信息量最小为准则。)

由ADF检验可知:LGDP、LL和LK均没通过5%的临界值检验,表明这三个变量都存在单位根,为非平稳性序列。而D(LGDP)、D(LL)和D(LK)均通过了5%的临界值检验,表明这三个变量的一阶差分都为平稳性序列,即LGDP、LL和LK都是I(1)的。

三、实证分析

1、参数估计

因为三个序列都是时间序列,而且都是一阶差分平稳性序列,因此模型(1)其实是一个协积回归模型,根据广东省1978―2008年的数据,我们用Eviews5.0软件对模型(1)进行参数估计,结果如下:

LGDP=-6.074599696+2.331986384?鄢LL+0.3238682966?鄢LK

(-6.415489)(7.736896) (7.707798)

R2=0.993005 DW=0.266315F=1987.460

模型中DW统计量数值过低,但在协积回归中,d检验的虚拟假设是d=0而不是d=2,所以不能就此判断该回归存在自相关,我们再通过AEG检验来看一下上述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AEG检验值为-8.689310,高于1%的临界值,因此模型是通过AEG检验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模型经过怀特异方差检验不存在异方差,模型中的参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全部通过T-检验、F-检验,拟合度也很好,总体来说,该模型参数估计的结果比较不错。从上式可以看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分别为?琢=2.3319和?茁=0.324,经过正规化后,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122和0.878。

2、各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估计

通过前文的分析并根据得到的原始数据就可以利用索洛余值法求得资本、劳动和广义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见表2。

(资料来源:根据1996―2009年《广东统计年鉴》整理计算。)

四、结论及建议

1、广东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技术进步

广东省经济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全国经济增长速度,其关键就在于广东省技术进步率比较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较高,技术进步保持了广东省经济稳定增长。根据表2显示,1978年到2008年广东省技术进步率平均达到8.17%,最高甚至达到14.56%,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远高于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水平达到60.5%,有些时候甚至超过80%,这个水平已经是相当于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水平(60%―80%)。从离散系数来看,广东省经济增长率波动较小,只有0.30,这说明经济增长比较稳定,劳动和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波动较大,离散系数达到了0.50和0.86,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波动较小,只有0.32,因此可以看出技术进步保持了经济的稳定增长,比如在九十年代金融危机期间,劳动和资本对经济增长几乎没有什么贡献率,但是技术进步却使广东保持了10%以上的经济增长。

目前,世界经济形势并不乐观,广东省要在这种形势下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就必须继续发挥自己的优势,采取相应的措施增强创新和引进先进技术的能力,保持较高的技术进步率及其经济增长贡献率。

2、资本高投入,劳动低增长

资本和劳动是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两种生产要素,广东省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这两种生产要素所做出来的巨大贡献,但是对于广东省来说经济增长模式又有自己的特点,即资本高投入,劳动低增长。根据表2显示,资本的增长率平均达到了23.9%,最高甚至达到92.8%,增长率非常不稳定(离散系数0.93)。虽然资本的产出弹性不高(0.324),但是凭其高水平的投入,也一样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0%。劳动的增长率平均只有3.03%,可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同样达到了20%。这说明劳动的生产效率远远高于资本的生产效率。

对于广东省来说,要实现经济的更长远发展,保持经济增长的后劲,就必须提高资本的利用效率,增强经济的劳动力吸纳能力,实现生产要素合理配置。

【参考文献】

[1] 索洛:经济增长因素分析[M].商务印书馆,1999.

[2] 周昌林、文启湘:流通速度与经济增长―对索洛经济增长解释框架的扩展[J].当代经济科学,2003(7).

[3] 郑京海、胡鞍钢等:中国的经济增长能否持续?――一个生产率的视角[J].经济学(季刊),2008(3).

[4] 单豪杰: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算:1952―2006年,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10).

经济增长的要素范文第3篇

[关键词]经济增长；要素投入；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要素贡献

[中图分类号]F2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08)03-0043-05

[收稿日期]2008-04-17

[基金项目]2006年山东省教育厅基金项目(J06W08)。

[作者简介]尉雪波，男，山东莱阳人，山东财政学院统计与数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宏观经济统计分析；谢海艳，女，山东菏泽人，山东财政学院统计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张冰，女，山东枣庄人，山东财政学院统计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根据经济学理论，在要素稀缺并且不能完全替代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受要素投入量及其均衡关系制约，要素投入与经济增长间有着直接的关系。就山东省来说，近年来经济增长迅速，那么，影响其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有哪些，它们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有多大?本文借鉴相关理论如西方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以及国内外实践经验，运用有关统计学、计量经济学方法如主成分分析法、岭回归估计、多元回归方法等，建立了相应的经济增长模型，对山东省经济增长的现状、原因，特别是各种要素投入在山东省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加快其经济增长的合理化建议。

一、区域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模型

(一)区域经济增长模型包含的要素投入及指标选取

借鉴经济增长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结合区域经济增长的实际，本文认为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要素主要有：

经济增长的要素范文第4篇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制度约束 

 

 

 

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发展存在着很多障碍。从国内来讲，有政治、经济、社会和历史等各个方面的因素；从国际来讲，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贸易条件的恶化、发达国家设置的种种障碍也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一、政治障碍，包括政府稳定性、政治独立和有效的经济政策 

 

 

 

帕金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面临的政治障碍包括三个方面的因素。 

 

 

 

 1．政府稳定性。稳定的政府能够为现代企业创造和维持一个稳定的环境。发展中国家由于经历了长期的国内政局的不稳定，长期的战乱，或是政府的更迭频繁，新的政策法规和其他限制不断替代原有的政策法规，投资风险性很大，从而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增长与发展。 

 

 

 

 2．政治独立。发展中国家即使有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但在殖民时期，宗主国在殖民地创造稳定的环境通常只是为了帮助那些来自殖民宗主国的商人和投资者们获取利益，而殖民地的大众却从中受益甚微。而且大多数殖民地政府只投入极为有限的资金，用于培训当地人民、开发电力资源或推动工业发展。所以，政治上的独立也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3．经济政策。坏的经济政策，会阻碍经济的增长，使之无法进行，也可以使已经开始的增长停顿下来。经济发展本身，尤其在早期阶段，会造成社会与政治的高度紧张，从而削弱增长所必需的稳定基础。对政治环境的理解，是制定经济政策时最基本的要素。对政治环境的理解应始于一种认识，即政治是由政治家而非哲人领导的。哲人可以不管国内不同群体的特殊利益，在杰出的工程师和经济学家的帮助下，设计出使全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发展计划。政治家则必须保证首先采取步骤，使那些选举他们当政的大众能继续支持他们，或者必须小心翼翼地避免各种政策产生新的对立派，或者是旧的对立派别活跃起来，不同势力的要求和目标造成了经济政策抉择上的困难。所以政治与政策揉在了一起，这也是为什么某些国家能够有历史长久的经济发展，而另一些国家却不能。 

 

 

 

二、经济障碍 

 

 

 

 1．贫困恶性循环理论。 

 

 

 

英国经济学家h·辛格于1949年最早提出，美国经济学家r·纳克斯在其1953年出版的《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中作了更充分的说明。该理论认为，资本形成(即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因素。纳克斯认为，在不发达国家中，贫穷既是其资本形成率低下的原因，也是其结果。由于这些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很低，生活贫困，教育落后，技术水平不高，机器设备短缺，劳动生产率水平低下，处于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这种循环可以从两方面来考虑：在供给方面，生产率低导致人均真实收入少，真实收入少意味着用于储蓄的部分低，储蓄率低；导致投资率也低，从而导致资本品形成不足，使生产率难以得到提高。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一个“低收入——低储蓄能力——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从循环的需求方面来讲，真实收入低导致国内购买力低下，市场狭小，对投资品的需求也不高，也导致资本不足，生产率低下。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一个“低收入——低购买力——投资引诱不足——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在这两个循环中，真实收入水平低是共同的因素，不论从供给方面，还是从需求方面，它都是造成投资水平低、资本不足的原因。但这也导致真实收入永远保持在低水平之上，即不发达国家之所以贫穷就是因它贫穷。这一理论的核心是要说明：资本缺乏是产生贫困恶性循环的根本原因，资本形成不足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和约束条件。 

 

 

 

 2．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 

 

 

 

 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p．r·nelson)发表了《不发达国家的一种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一文，利用数学模型分别考察了不发达国家人均资本、人口增长、产出增长与人均收入增长的关系，并综合研究了在人均收入和人口按不同速率增长的情况下人均资本的增长与资本形成问题，从而形成了“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 

 

 1)人均资本增长与人均收入的关系。当人均收入很低时，人们的消费大于收入，从而整个经济存在负储蓄和负投资。当人均收入刚好等于其消费，此时，没有储蓄，也没有投资，因而人均资本增长为零。若人均收入超过这一水平，收入大于消费，储蓄为正，并随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增加。此时，人均资本大于零且随人均收入增长而增长。由此可见，资本形成是受人均收入水平制约的。 

 

 

 

 2)人口增长与人均收入的关系。当人均收入开始增长时，由于收入增加使营养、医疗卫生条件等得到改善，人口死亡率下降，从而人口增长加快。当人均收入达到一定限度后，人口增长率达到最大值，这意味着人口死亡率下降到最低程度。在这种情况下，人均收入的增加不会引起人口增长率的进一步上升。 

 

 

 

 3)国民收入增长与人均收入的关系。在人口增长率不变、由储蓄创造的人均资本增长为零，即劳动和资本都不变时，国民收入增长为零。随着人口和资本的增加，国民收入相应增加。在人均收入达到某一水平时，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达到最大。人均收入超过这一水平后，由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在技术、自然资源和土地不变的假定下，资本和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不断下降，因而，国民收入增长开始呈下降趋势。 

 

 

 

因此，存在两种均衡：一种是低水平均衡——在人均收入处在很低的水平时，国民收入的增长会被更快的人口增长所抵消，使人均收入退回到维持生存的水平上，并且是固定不变的。另一种是高水平均衡——人均收入大于某一水平时，国民收入的增加将超过人口的增长，人均收入相应增加，直到国民收入增长下降到等于人口增长为止。这种均衡在其它条件不变时，也是稳定的。 

 

 

 

因此，发展中国家贫困落后的主要原因是人均收入过低，导致储蓄能力过低、投资量小和资本形成不足；而人均收入低的原因又在于资本形成不足。由此可见，资本稀缺是经济发展主要障碍和关键所在，它实际上处于一种低水平均衡阶段。 

 

 

 

 4)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 

 

 

 

 1957年，缪尔达尔出版了《富国与穷国》一书，1968年又出版了《亚洲的戏剧：一些国家的贫困问题研究》。在这两本书中，缪尔达尔考察了一些亚洲的发展中国家经济贫穷、制度落后等问题。在分析了产生贫困的原因时，提出了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用来解释不发达国家因收入低下而导致的愈来愈贫穷的困境。 

 

 

 

他认为，在一个动态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相互联系、互相影响、互为因果，并呈现出一种“循环积累”的发展态势，这种发展关系不是均衡的、守恒的，而是一种“累积性的循环”。在欠发达的国家，由于人均收入水平低，导致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低下，营养不良、医疗卫生状况恶化，健康受损，教育水平低下，从而使人口质量下降，劳动力素质不高、就业困难；劳动力素质不高导致劳动生产力难以得到提高，生产效率低下；劳动生产率低使产出增长停滞或下降，最终，低产出导致低收入，低收入进一步强化了经济贫困，使发展中国家总是陷入低收入与贫困的累积性循环困境之中。由此可见，收入水平过低是导致发展中国家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产生低收入的原因有社会、经济、政治和制度等许多方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资本稀缺，资本形成不足，以及收入分配制度上的不平等。 

 

 

 

 5)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单一的经济结构，缺乏人力资源和适宜的技术，市场发育不完善。 

 

 

 

托达罗认为，虽然有些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较为丰富，但在人力资源禀赋方面，人口的绝对数量较大，但教育水平较低，技术水平、文化素养、对工作的态度、获得信息的能力、创新的意愿以及自我完善的愿望、行政管理的技巧和水平等都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3．社会和历史因素。 

 

 

 

托达罗认为，内部与外部的经济和社会力量都要对作为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征的贫困、不平等和劳动生产率低下负责。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较长的殖民统治，使它们具有相同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种族、部落和宗教冲突和紧张局势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总是存在，一国在民族和宗教方面的差异越大，它的内部冲突和政治不稳定也就越激烈，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一国的经济发展。而且，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率普遍较高，赡养负担沉重。 

 

 

 

 4．制度因素。 

 

 

 

谭祟台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安排不足，政治和法律制度常常是不完整或落后的，各种寻租行为和腐败行为盛行。政治结构和权贵统治阶层(例如大土地所有者、城市的实业家、银行家、外国工厂主、工会领导人)的既得利益和他们的忠诚将会从根本上决定可能采取什么样的战略，以及有效的经济和社会变革的主要障碍在什么地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的不同部分中的权利和利益集团本身就是这些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历史的产物，与发达国家相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更大的程度上由少数有权势的上层人物统治着。因此，收入分配制度就会极端不平等，对特权阶层的保护就会严重阻碍其经济发展。一国没有这种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相应变革(例如土地占有制度、管理模式、教育结构、劳动力市场关系、财产权利、物质与金融资产的分配与控制、税法和继承法、信贷的提供等等的变革)，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往往是不可能的。 

 

 

 

托达罗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不完全市场和信息约束(完善的市场机制依赖于制度和法律前提的存在，但在发展中国家，这些法律和制度基础要么根本不存在，即使存在，也极其薄弱。 

 

 

 

 5．国际障碍。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今天发展的障碍主要来自发展中世界的外部条件，尤其是富裕的工业化国家制造的种种国际的政治和经济压力，损害了今天贫困国家为发展而作的努力。当然这并不否定，贫困国家处于有着富国存在的世界中，能够得到某些经济方面的益处。如按照比较利益原则，发展中国家可以从贸易中获益；由于出口企业必须在国际竞争中求生存，因而在这些国家中成为最先进的企业，它们的榜样也会对国内企业的运作产生影响。另外，发展中国家处于学习发达国家经验的地位上(最明显的是科技领域)，用格申克隆的术语来说，有一件“后发优势”。20世纪中叶，发展中国家已经取得了大量的企业管理经验，如制定国民经济政策，甚至管理极为不同的经济体制方面的经验。 

 

 

 

但许多人认为，在实践中，这种潜在利益很少能够实现，因为发达国家对贫困国家的进步设置了种种障碍。 

 

 

 

马克思主义认为，宗主国的帝国主义为维持本国国内的利润，凭借特权，攫取大量的殖民地剩余，从而使殖民地缺乏剩余，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有些人认为，自由贸易政策，使发展中国家无法保护自己的幼稚工业；大量的进口品冲击了本国市场，并进一步造成了国内资源的闲置。 

 

现代帝国主义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增长缓慢、极度不公平、高失业率等均产生于富国与穷国的关系，以及发展中国家内部阶级间不平等的力量对比关系。资本主义企业通过大规模的军事力量保护海外投资，以保证自然资源供给和市场安全可靠。保持原材料从发展中国家流出，是发达国家资本家的利益所在。由于发展中国家本地工业的产品会与进口货物进行竞争，并争夺原材料，这会妨碍发达国家的发展；发展中国家中的旧统治阶级为防止工业资本家的崛起会与他们争夺权利，最终便形成以外国政府为后盾的外国投资者、封建地主、商人资本家(靠现有的贸易格局生存，不喜欢来自新格局的竞争)及其工人(现代公司、企业中工人的工资远在平均水平以上，因而也不喜欢改革)结成的联盟，共同支持一个对促进发展毫无作为的政府来实行统治。 

 

 

 

巴西经济学家西尔索·富尔塔多(celso fuirtado)认为，由于外国投资者只投资能够对市场进行控制的最低限度的资本，从而造成经济增长缓慢。 

 

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共同命题是：本国统治者与外国资本家势力相勾结，维持在台上的政府，并使之实行对于经济发展设置种种障碍的政策。 

 

 

 

有一种理论认为，那些强加给发展中世界的政策，在多数情况下阻碍了它们摆脱贫困的希望。一些人继续坚持认为，强加给发展中世界的自由贸易政策，造成了过分强调自然资源方面的投资，而对工业投资重视不够。其他人则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外国投资，是通过利润返还、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人为低价、发展中国家的外债高利息的支付，又回到了工业化世界的手中。 

 

 

 

也有观点认为，发展中世界对工业化世界的帝国主义的依附，阻碍了发展，并助长了不平等。 

 

托达罗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所处的劣势地位、依附性和脆弱性也是阻碍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这种不平等的力量不仅表现在富国控制国际贸易类型的支配权力，而且也表现在富国通常也有能力支配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给与外援和进行私人投资的条款等。而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农业国，农业不仅是一种职业，而且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和生产活动都集中于农业和其它初级产品生产部门，经济都是面向初级产品(农业、燃料、林业和原材料)的生产，这些初级产品构成了它们出口的主要商品。这种单一的经济结构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对世界贸易有着严重的依赖性。 

 

关于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国际因素，谭崇台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与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有关。 

 

 ①不平等的国际贸易使发展中国家蒙受巨大损失。在贸易产品的数量和品种方面，发达国家不断加以限制，实行逐步升级的贸易保护主义。发达国家还利用不同环境标准，借环境保护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发达国家运用关税和其它贸易政策，使发展中国家无法摆脱作为原料出口国的地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价格“剪刀差”继续扩大，使发展中国家很难得到自由贸易的实际利益。 

 

 

 

 ②沉重的债务负担使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恶化。它们的自然资源收益不是用于自身的发展，而是用于偿付利息。 

 

 

 

 ③先进技术往往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或跨国公司手中，为获得竞争优势和最大利润，它们一般并不愿意与发展中国家分享。 

 

 

 

在上面所述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种种因素中，笔者认为，制度障碍应是最根本的约束因素。 

 

 

 

经济发展是以经济增长为前提的。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如贫困、失业等都要通过经济增长来解决。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不少发展中国家虽有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率还不算低，但并没有经济发展，且经济增长发生之前社会上所存在的问题，在经济增长发生后仍未见多大改变。如收入分配不公，基本生活必需品得不到满足，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等。经济增长的成果被少数特权阶层或官僚阶级所剥夺、垄断和享用。所以，虽有经济增长，参与生产性劳动的广大民众则被排斥在收益分配格局之外，政治结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等方面得不到增长的经济的支撑。 

 

 

 

在现实中，一些经济上贫困落后、经济增长缓慢、人们生活水平低下的发展中国家，大多是政治制度存在问题或制度效率不高的国家，无休止的政治斗争，管理无效和社会秩序都相当普遍。这是发展中国家难以发展或发展没有效率的症结所在，一些国家的官僚体制一直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事实上，在那些政治、吏治腐败的发展中国家中，不仅国内大量的资源处于闲置、浪费状态，或不能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使资源的使用效率低下，而且其统治者为维护其独裁统治，并把如何使这种统治得以“延续”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和重点；况且，为保证这种统治稳定、持续，就要动用或利用军队作后盾支持，将社会上的所有资源都集中起来统一调配使用，而且打着民族主义、国家利益的旗号，强调本国发展经济的特殊性。因此，这类发展中国家根本不可能发展经济，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地快速增长。 

 

 

 

在当代，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庞大政权体系和官僚阶层不仅耗费了巨额的财政收入，导致用于经济建设的资金难以积累起来；如果再加上政治制度缺乏来自新闻的、政党的、法律的、议会的全方位监督，那就必然会产生广泛而普遍的腐败，而政治体制的腐败往往对经济体制的改革形成阻力。资源再多，也因制度的无序而导致浪费。 

 

因此，发展中国家在采取措施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应努力推进本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建立高效的政治经济体制，通过制度的高效率来带动经济增长的高效率，只有良好的、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 

 

 

 

参考文献：  

 

 

 [1][美]托达罗著．黄卫平等译：《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 　  

 [2][美]帕金斯等著，黄卫平等译：《发展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 

 

 [3]谭崇台主编：(发展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经济增长的要素范文第5篇

关键词：金融发展 经济增长 资本积累 全要素成产率动态面板GMM

一、前言

众所周知，世界各国间经济增长速度存在显著差异。以往文献已对这一现象从生产要素积累、资源禀赋、宏观经济稳定、人力资本、法律制度以及国际贸易等角度进行了分析和解释。此外，金融发展程度这一变量也受到广泛关注。

Schumpeter （1934） 提出银行可以通过选择出具有创新优势的企业来促进整个国家的技术创新。Levine （1997）认为金融中介可以通过分散风险，促进资源有效分配，提高企业管理效率，促进资金转移，及降低交易成本等途径促进国内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尽管众多实证文献都证明了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但仅有少数文章分析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两个部分，即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此外，在一国金融发展的衡量上，以往文献多集中考虑金融中介，特别是银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较少考虑资本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虽然，后来也有文献研究股市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他们并没有详细研究股市的发展对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两个部分的影响。因此，本文从改善金融发展衡量和细分经济增长两个方面做出改进，较为全面地研究金融发展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利用2000年至2007年欧洲、亚洲和北美50个国家的数据，借助动态面板技术，探讨了金融中介和股市的发展对资本积累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根据本文的样本数据，我们发现，1）金融中介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股市对总体经济增长不具有显著作用；2）金融中介和股市在促进资本积累方面均起到重要的作用；3）金融中介和股市对全要素生产均不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二、指标衡量

（一）经济增长、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

下面式子描述了产出与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

在经济达到稳态前，我们可将人均GDP的增长分为两部分考虑：资本积累的增长和技术的进步。

在现实中，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不能完全解释一国经济增长。因此，本文将经济增长分解成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两部分。全要素生产率是考虑实际人均资本积累率后，残余的实际人均GDP增长。它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如技术的发展，人力资本积累等等。本文用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代表经济增长。资本积累用实际人均资本存量的增长来衡量。根据Beck （2000）全要素生产率由实际人均GPD增长率减去0.3倍人均实际资本存量增长率。

（二）金融发展指标

本文将同时考虑金融中介和资本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选用私人信贷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来衡量金融中介的发展，选用股票市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来衡量股市的发展。

三、数据

本文的数据样本包括50个国家2000年至2007年的数据 。资本存量增长率和政府消费与GDP比率的数据来自EIUCountrydata数据库。人均GDP，人均GDP增长率，通胀率，人口增长率，进出口总和占GDP比重等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存款性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对私营部门的信贷占GDP比例及股市市值占GDP比率等数据来自世界银行金融结构数据库。平均受教育年数数据来自201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

四、实证模型与方法

（一）模型设定

本文选取的基本模型如下：

x是金融发展的衡量指标。本文首先将私人贷款与股市市值之和（金融系统发展程度）加入模型，考察金融系统发展对三个因变量的影响；然后将私人贷款和股市市值同时加入模型，分别考察金融中介和股市对三个因变量的影响。Xi，t是控制变量，根据Beck （2000）选取初始人均实际GDP，平均受教育年限，政府规模，贸易开放程度，通货膨胀等变量为控制变量。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初始人均GDP水平较低的国家通常会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加入平均受教育年限可以控制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高的人力资本一般意味着更高的生产率和个人收入，因此该国将有更高的经济增长和储蓄。政府规模，即政府消费与GDP的比率，可以衡量不直接促进经济增长的公共消费。贸易开放度，即进出口总和与GDP的比率，可以用来衡量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加入通货膨胀率这一变量可以控制一国宏观经济稳定与否对该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计量方法

为了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造成的估计结果的偏误，本文使用动态面板GMM计量方法。由于本文使用的数据时间序列较短（8年），而截面单位数量较大（50个国家），因此适用于该动态面板数据分析方法。此外，考虑到GMM模型估计的一致性取决于工具变量的选择和无序列自相关的假设，本文也对回归模型进行了Sargan检验和序列相关性检验，以确保GMM模型的适用性。

五、回归结果及解释

回归结果与本文的预期一致，金融中介和股市均能促进资本存量增长。金融中介的发展能够帮助企业募集更多闲置资金，用以扩大生产，并获得更高的利润，从而累积更多资本。因此，资本存量的增加与金融的发展有显著正相关的关系。股票市值也对人均实际资本存量增长率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从企业的角度来说，股市为流动性不足的项目的融资提供了更多机会，而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说，股市为他们提供了对冲和分散风险的机会，从而促进更多资金进入股市。因此随着供给和需求的增加，投入的资金量和交易量随之上升。

我们发现金融发展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并无显著的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全要素生产率是除资本积累增长之外残余的经济增长率，影响其变动的因素极为复杂，在学术界的研究中一直未得到很好的解释。虽然有些学者的研究认为金融发展会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JamesB.Ang（2011）认为随着金融业的发展，金融业的高薪会使得人力资本将从创新部门转移到金融部门，从而导致技术创新降低。

六、结论

本文重点从实证上研究了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发展对资本积累、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总量增长的影响。运用动态面板GMM分析方法，本文得到以下结论：第一，金融中介的发展对于人均实际GDP的增长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但股市的发展对人均GDP的增长不具有显著影响。第二，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均会对人均实际资本存量的增长有显著正影响。第三，金融发展，无论是金融中介的发展还是金融市场的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都没有显著的影响。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