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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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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策略

劳动教育策略范文第1篇

关键词:劳动教育;实践改革;产教融合

202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提出:“普通高等学校要明确劳动教育主要依托课程,其中本科阶段不少于32学时。除劳动教育必修课程外,其他课程结合学科、专业特点,有机融入劳动教育内容。”可见,高校的劳动教育需要跟学科特点相结合,开展与专业教育息息相关的劳动实践项目。播音与主持艺术是一门极具实践性的学科,国内高校基本沿袭了中国传媒大学理论、实践结合的教学模式,然而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传统的实践劳动逐渐在各方面暴露出不足。新闻传媒行业的日新月异,要求高校在面对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劳动教育的现存困境时,既要具备大视角与前瞻性,也要注意因地制宜,根据各地各校的特性采取相应措施,逐渐完善劳动教育体系,从而更好地培养新时代的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人才。因此,本文将以“宁波财经学院”为例,具体分析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在实践劳动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并尝试探讨其优化方案。

1现行问题分析

为了解宁波财经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学生在实践劳动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笔者分别向2019级和2020级的学生发放了调查问卷,共收回有效调查问卷100份。经分析得出,实践劳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学生劳动实践积极性不高与社会真实劳动机会不足两方面。

1.1学生劳动实践积极性不高

1.1.1专业自信缺失我国高等院校艺术类的专业赛事并不少见,对于播音主持专业而言,“齐越节”“夏青杯”“中华经典诵读大赛”及电视台、高校举办的播音员主持人大赛等各级、各类赛事都为高校本专业学生提供了锻炼专业技能、丰富专业经验的机会。调查问卷数据显示,在被问及是否积极参加各类专业相关赛事时,有54%的学生选择了积极,46%的学生选择不积极,二者相对持平。其中2020级学生的参赛积极性较高,66.67%的学生持积极态度,仅有33.33%的学生持不积极态度;2019级的学生则正好相反,积极的学生人数仅有42.31%,不积极的人数占比57.69%。2019级学生经过一年的大学专业学习生活后,参赛积极性反而有所下降,如2020年象山校区第二届新声代·候鸟音十佳主持人大赛的报名人数中,2019级的报名人数仅为2020级报名人数的一半。究其原因,除去上述提到的部分对专业缺少兴趣的学生外,大部分对专业仍旧抱有热情的学生却因自认专业水平不足、能力有限,不愿意“丢人现眼”,对于各项赛事望而却步。另外,还有一类学生在入学初期热衷参与各项比赛,但屡战屡败,自信心受到打击,挫败感日益累积;相反,在各项赛事中崭露头角的少数学生一路高歌,屡获佳绩,赢得了更多机会。鲜明的对比使得部分学生逐渐产生自卑心理,陷入自我怀疑,从而不愿再做新的尝试。1.1.2专业兴趣不高早功训练是播音主持专业的初级基础实践训练,是学生在专业入门初期奠定技能基础的重要一环。可以说,对于早功训练的态度可以直接反映出学生对于本专业的兴趣程度及其专业水平的高低。然而,笔者实地调研的情况反映出部分学生的早功练声形式大于内容,不能取得较好的练声效果。纵观本学科的发展历程,众多高校先后陆续开设播音主持专业,艺考生也在逐年增多,传媒行业对于播音主持专业人才的需求逐渐饱和,供求市场由“供不应求”变成“供过于求”。究其原因不难发现,许多学生在高考时选择艺考,其“醉翁之意不在酒”,并非是对艺术专业抱有浓厚兴趣,而是看中了艺术专业对文化要求较低,可以走“捷径”上大学,待到其上了大学,也就“功德圆满”,可以放任自流。由此可见,学生对本专业缺少兴趣,也是其消极面对校内劳动实践的重要原因之一。

1.2社会真实劳动机会不足

1.2.1校区地理位置不便问卷结果显示,93%的学生表示自己在校外进行专业相关活动的机会不多,主要原因是学校的地理位置偏远,不方便外出。宁波财经学院也尝试为学生提供社会实践机会,如开设专业认知实习课程、带领学生到一线媒体机构参观学习,或是教师带领学生到市里参加朗诵会,积累舞台经验。但教学效果并不明显,原因在于学生无法通过短期参观吸收一线的传媒工作经验,且舞台的临场反应也不是通过几次表演就能练就的。另外,笔者通过调研发现有少部分学生曾通过各种方式找到了商演的机会,但因为地理位置原因并未合作成功,商家不愿意报销路费,而活动主持报酬可能还抵不上学生来回路上产生的费用,因此,商家在选用商演主持人时,逐渐不再考虑地理位置过于偏远的在校生。在此背景下,学生处于既不占地利,也不占人和的尴尬局面。1.2.2社会实践竞争较为激烈由于在校生的校内课业内容较多,学生较少有时间到专业的媒体单位从事长期、高效的一线传媒活动,因此,无须占用过多个人时间的商演主持成了学生校外实践的首选。浙江省经济较为发达,各类小型商演主持活动遍地开花,众多播音在校生趋之若鹜,而且交通运输网络的便利也能够将各高校的播音主持人才快速输送至省内,乃至省外各地,地域上的隔阂基本不是问题。据统计,在杭州开设播音主持专业的本科院校有3所,其播音主持专业办学历史相对较长,因此,来自这3所学校的学生在商演主持小圈子里具有先天的优势,商家也更倾向于跟熟悉的人合作,从而形成了一个商演主持的供应链闭环。而宁波财经学院的播音主持专业至今刚创办两届,尚未在社会实践中形成属于自己的圈子,播音主持在校生所面对的校外实践竞争压力较大,有45.16%的学生认为商演活动的“圈子”是他们难以开展校外实践的主要原因之一。

2优化策略初探

2.1实践模式改革

2.1.1培养全媒体人才中国传媒大学付程教授在《播音主持教学法十二讲》中表示:“专业教学中在强化业务训练的同时,应引导学生确立‘节目整体’意识,主动去把握节目整体,增强驾驭节目整体的能力,而不能仅仅停在被动地表达篇章稿件文字的状态。”[1]这强调了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要求学生能够胜任一档节目生产制作过程中的每一个角色,满足当下全媒体传媒人才的需求。有学者提出:“‘全媒体’意味着信息技术将深度介入新闻传播的各个环节。传播实践中,全媒体记者要有扎实的文字功底和改组稿甚至重写稿件的能力,还要熟悉广播电视传媒表达、采编播发全流程一体化协作运作形式。”[2]这就意味着在媒体融合的语境下,学生需要具备“融合型思维”和“互联网思维”,并且掌握“全媒技能”[3],教师在实际的教学实践过程中也要注意学生的个性问题。全媒体人才的培养意味着学生在专业兴趣方面有了更多的发展方向,教师应善于根据学生不同的特质制定不同的培养计划,在学生基本具备胜任传媒团队内部各个岗位的前提下,激发学生的专业学习兴趣。另外,为帮助学生扬长避短,教师可以把不同特质的学生组合在一起,促使其取长补短,形成融合型团队,从而培养出既拥有一技之长,又能胜任各个岗位,并且具有团队合作意识的全媒体人才。2.1.2更新实践劳动评价机制在如今数字化、互联网的大背景下,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也需要与时俱进,在播音主持劳动教育过程中利用互联网科技进行“产业化”创新探索势在必行。播音主持专业学生作为未来必将面对广大受众的传媒人,应在求学期间就做好被广大受众审视、评价的心理建设,提前适应与陌生受众互动的模式。因此,师生应充分利用学校资源,创建自媒体账户,提供作品展示平台,将播音主持学生的作业作品化,将作业公开化。与此同时,学生实践劳动成果的评价机制应由传统的教师“一言堂”逐渐过渡到受众的实际反馈机制,或根据一定占比互相结合,建立一个良好的“学生——受众”双向传播的互动体系。在这个体系下,学生在校内就能切实感受到市场取向,从而会在创作作品时进行自我修正。另外,学生劳动成果也可报送给各类媒体机构,由一线从业人员对作品进行评判,予以指导,点明其与市场媒介产品之间的差距与不足,指明学生进步的方向。可以说,新的实践劳动评价机制能够有效规避教师对于学生的固有印象,也能够避免出现“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恶性循环,学生身上未被教师发现的闪光点可得以展现。

2.2产教模式融合

2.2.1打破人才培养壁垒为了更好地提升学生的语言功力,除了在校内设立广播电台及各类有声语言比赛之外,校外还有一片广阔的天地有待开垦,《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明确指出:“高等学校要组织学生走向社会、以校外劳动锻炼为主。”由此可见,劳动教育不能只在校内进行,还应鼓励学生到校外参加实践。教师要动员播音主持专业学生到校外劳动,需要对学生先进行思政教育,让其意识到校外劳动对播音主持专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中国老一辈播音艺术家齐越就有过两次下乡劳作的经历,这些经历对他的播音及教育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看到农民们劳动时不怕苦、不怕累,听到好的意见后欣然行动起来时,会想起自己曾留下了错误的骄气、丢失了应有的谦卑……”[4]这是齐越在姜庄子村劳作时自己作的反思,由此可见,参加实践有助于个人发现自身不足,及时修正错误,实现自我价值,从而更好地为行业、社会作出积极贡献。因此,齐越在北京广播学院任教时就要求学生“根基要深”,要在实践工作中不断反思,不断提升自己。齐越在北京广播学院任教期间带着学生到各地方台实践的教学方式值得借鉴,因而“走岗”教学应运而生,即通过与“岗”的对接和实操,促使学生将“知识转化为能力”[5]。这便要求高校要积极整合校内外资源,与当地各类媒体形成合作关系,为劳动教育提供必要保障,比如,高校可积极组织学生到当地广播电视台参与顶岗实习、节目策划、为片子配音等实践活动,为学生提供参加一线媒体实践的机会,切实解决没有机会、没有人脉、交通不便等影响学生进行校外劳动的客观问题,最终实现人才培养和企事业媒体单位的“双赢”。2.2.2突破学科专业桎梏《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要求劳动教育要体现时代特征,深化产教融合,改进劳动教育方式。如今,各类媒体都在逐步融合,互相取长补短,其中全方位“融合”是创新的关键,“产业化”创新是实践的动力[6]。作为研究、教授传媒理论与技能的高等院校,在实现劳动教育的“产业化”时,跨专业、跨学科的合作是大势所趋,学校拥有设备、场地等优势,但各学科教师掌握的知识技能有限,突破各学科之间的桎梏,相互合作,有利于带领学生进行综合实践课程的学习。在“产业化”的创新实践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都拥有双重身份,教师既是引导者,又是媒体内容把关人;学生既是学习者,又是媒体内容生产者。传媒工作具有群体性,各岗位分工不同,学生可以小组为单位组建工作室,教师担任指导,以竞标等市场化的运作方式为各类传媒单位提供媒体产品,将实践课堂变成传媒团队运营的场地,为学生提供真实的专业劳动机会,从而实现劳动教育的“产业化”,强化专业教学效果。

3结语

播音主持作为一门相对特殊的学科,其在劳动教育方面也存在着相对的特殊性,高校在面对专业劳动教育产生的问题时,既要从思想层面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也要考虑到制约学生发展的客观因素;既要在校内创造实践课程,也要在校外为学生提供劳动的机会。因此,教师与学生、系部与学院、学院与媒体等多方要协同合作,制定并落实播音主持专业实践劳动的有效方案。与此同时,高校要从思想上、行动上领会《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传达的精神,为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体系添砖加瓦,将播音主持专业学生的实践劳动与职业需求做到无缝对接,为播音主持行业注入充满活力的新鲜血液。

参考文献:

[1]付程.播音主持教学法十二讲[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87.

[2]李瑾.宁夏融媒体人才培养路径[J].新闻论坛,2020(4):120-122.

[3]谭筠鹏.融媒体语境下播音主持教育改革方案探析[J].四川省干部函授学院学报,2020(2):96-99.

[4]张海燕.姜庄子与大建安村的劳动经历对齐越播音及教育思想形成的影响[J].沧州师范学院学报,2017(1):26-30.

[5]倪琦珺.知行合一:播音主持专业教学实践探索[J].传媒,2020(11):81-83.

劳动教育策略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农民历来是推动社会进步、历史发展的主力军,只有大批农民从土地上走出来,成为市民,中国的现代化才有希望。本文就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职业教育培训方面讨论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及其对策,指出农民职业教育在富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根据经济学家拉格纳.纳克斯的解释,农村富余劳动力(又称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指那些可以从农业部门抽走,而不至于影响农业总产量的农业劳动人口。这部分劳动力从表面上看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但对农业部门的总产量并无贡献,实际上处于一种隐蔽性失业状态。处于隐蔽性失业状态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人力资源的低效或无效配置,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我国的“三农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臼益突出。农村地区数以亿计的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但他们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实现转移,在转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文化素质低、政策引导的力度不够等问题。

一、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中的主要问题

1、农村富余劳动力文化素质不高

由于我国长期推行城乡二元制结构,致使我国各种资源过度地向城市斜倾,尤其是教育资源上的差别,使得生活在农村的人接受教育,尤其是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相对减少,致使我国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整体不高。文化素质不高,影响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转移,使他们难以在城镇实现稳定就业,即使勉强移出来,也由于在生活方式、公民道德意识等方面与城市居民的差距,结果难以融合到城市的现代生活中。

2、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培训的质量低、经费少首先,各地区对农村富余劳动力底子不清,指导不力。各地普遍存在着对农村劳动力资源现状及劳力输出基本情况掌握不够。其次,技能培训方式单一、手段不多。各地在培训中普遍存在集中讲理论多,实际操作少:填鸭式讲课多,现场擂导、观摩少:引导性培训内容多,针对性培训内容少、实效性差。有的培训班实际上在走过场、图形式,根本没有有目的和实质性的培训。

不仅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培训的质量低,而且培训的经费也少。由于经费缺少,导致农村职业学校建设严重滞后,这些即将走出学校的富余劳动力动手能力和操作水平完全达不到教学要求。

3、政策引导的力度不够导致富余劳动力转移滞后甚至造成回流近年来,教育部继续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作为职成教育重点工作来抓。我国政府对农村职业教育非常重视,采取了不少措施促进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但在速度和质量方面显得不够理想,进城的农民始终存在着就业上的后顾之忧,为此不少地方的农民依然在原籍保留着承包的土地和房产,作为自己的社会福利保障,甚至有的地方还出现已进城的农民又回到农村的“人口回流现象”。

二、农民职业教育培训是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

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开发利用和就业转移问题,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我认为,要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中的问题,最关键的是对他们进行职业教育培训,这样才能从各个方面提供必要的保障。

1、开展农民职业教育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提供前提条件

普及义务教育,强化农村富余劳动力职业技术教育和就业岗位培训,组建与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相适应的新机制已成为当务之急。首先,加大科教投入力度。应鼓励多渠道投资,形成国家、企业、集体、农民个体和社会筹资办教育的多元投资机制;其次,运用义务教育法,整顿农村教育秩序,确保农村普及教育。要用义务教育法帮助农民克服短期经济行为,鼓励支持子女上学,控制中小学生辍学率上涨;再次,发展农村职业教育。要提高农民素质,调动他们学习文化技术的积极性,必须搞好教育改革,大力兴办农村职业学校,对于绝大多数不能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应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相应的职业技术和实用技术培训,提高专业技术素质;

最后,采用多种形式,搞好农业劳动力的再教育,使农村劳动者在学校教育之后继续受到教育。应发展各种实用技术培训班,对农民进行科技知识培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农村职业技术学校一定要帮助农民接受培训,使农民学有所长,学以致用,提高他们在劳动市场上的竞争力,使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盲目来到城里找活干,陷入无序的困境中。培训的内容为:(1)进行观念更新教育,解决“敢于离开土地”的问题;(2)进行就业方向(包括岗位、行业、区域)指导,解决“离开土地后向何方”的问题;(3)进行技术培训,解决“离开土地后如何生存和发展”的问题。

2、因地制宜,选择职业教育培训模式,为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搭建就业平台

目前,关于农民职业教育培训模式多种多样,各具特色。总的来说,农民职业教育培训模式有以下几种:

(1)“订单式”职教培训。“订单式”培训要求农民同样具有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突出农民职业教育的职业性、定向性和生产性,使政府发挥主导性作用,健全劳动力就业政策,更使在转移过程中农民充实自己,寻找一条致富的捷径,达到政府、企业、学校与农民互赢。

(2)“城乡式”职教培训。城乡融合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我国实行“城乡式”职教培训将有力推动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有部分职业学校实行“1+2”、“2+1”、“1+1+1”等灵活学制,促进城乡合作办学和东西办学。例如,江苏与陕西、北京与内蒙古、上海与云南等省区的合作就有明显的成效。我认为,“城乡式”职教培训还可以在本省、市级或县级进行,只要制定适宜的课程,安排专业老师,就可以实现就近转移。北京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社区学院成为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一个新亮点。

(3)“短长班”职教培训。“短长班”培训也就是平常所说的学历教育与短期技术教育相结合的一种形式,它使职前和职后的沟通衔接紧密,学历教育与短期培训同步进行,多层次、多渠道、多类型的办学路子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减少了经济负担,缩短了培训周期,满足了市场对人才的需求。

(4)“专德心”职教培训。“专”指专业培训,“德”指职业道德培训,“心”则指心理学培训。农民在接受职业教育培训的同时,也应该进行职业道德培训和职前、职后心理学培训,只有这样,才能顺利实施富余劳动力转移,营造一个安定、团结、繁荣的社会。

3、进行终身化职业教育培训,完善就业服务体系,为富余劳动力提供社会保障

劳动教育策略范文第3篇

关键词:继续教育;战略转型;推进策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面,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稳步提升,在这种情况下,发展教育事业,提升国民综合素质水平成为了社会发展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长期以来,国家相关部门将大部分教育重点放在了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上,却忽略了继续教育的发展,从而导致继续教育体系相对而言比较薄弱,加上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传统继续教育体系弊端较多,从而阻碍了继续教育的发展,无法将其价值充分发挥出来。所以,结合我国当前继续教育发展的现状,对其战略转型和推进策略进行深入研究至关重要,需要相关部门对其给予高度重视

一、继续教育发展的战略转型方向

(一)功能定位转型

长期以来,一提到“继续教育”,大部分人都会将其与就业、职业资格联系到一起。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认识,与继续教育以往的功能定位有直接联系。在企业对人才资源如此注重的今天,提高员工的综合能力和素质就意味着企业发展目标的进一步实现,所以,学历补偿教育自然而然成为了继续教育的核心内容。但随着新型教育观的不断深入,继续教育作为一种教育实践,与社会经济发展这一大环境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不断变化也决定着继续教育功能定位的转变。所以,为了满足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继续教育功能定位开始由最初的补偿教育逐步转为全民教育,注重人的素质和综合能力的提升。

(二)教育体系转型

继续教育发展初期,教育体系的构建往往以继续教育的功能定位为依据。上文提到,继续教育最初的功能定位是学历补偿,这就决定了继续教育初期与初始教育相脱离的教育体系,发展重点多集中在社区教育和成人教育上,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与学校初始教育相对的一个概念。然而自从改革开放之后,为了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国家对整个教育模式进行了改革与完善,不仅扩大了教育规模,而且加大了成人教育的推广力度,加速了继续教育的发展,使其形成一个全新而独立的教育体系。但就继续教育与初始教育之间的联系来看,却仍然有待完善。只有将继续教育与初始教育有效融合,构成统一的教学体系,才能更好的推动继续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三)管理政策转型

就目前劳动力的市场政策来看,大致可分为消极和积极两种类型,消极的市场政策主要体现在失业补偿、失业救助方面,在通过物质补偿的渠道为劳动力的生活提供保障。而积极的市场政策则是通过系统的教育和培训工作,提高劳动力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提升劳动力的就业能力,避免出现个人能力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相脱节的现象。这种积极的市场政策就是继续教育的完美展现。近几年来,我国继续教育发展已由最初的消极政策逐步转变为积极政策,以期通过教育培训工作的完美开展提高劳动力的就业能力,最终促进劳动者终身学习。

二、继续教育发展的推进策略

对于我国继续教育发展而言,若想从真正意义上实现发展目标,在对推进策略进行制定的时候,必须以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为依托,从经济发展与社会经济的长期战略发展角度入手,制定完善的推进策略。

(一)落实规划,完善继续教育的细化目标

为了进一步促进继续教育的长期发展,国家教育部门结合当前继续教育发展现状制定了一个长远目标,即大力推动继续教育,积极创建各类社会学习型组织,推动社会成员积极参与到继续教育中。从实施角度来看,这一目标的实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从国内继续教育发展的现状入手,分析继续教育发展中的现有问题,并制定相应的完善对策,将发展目标进一步细化,同时建立科学、完善的评价体系,定期对继续教育工作发展情况进行分析、总结,不断积累经验,以此来为继续教育的持续发展提供指导,促进继续教育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

(二)推行以政府为主导的继续教育模式

政府在继续教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目前,国内继续教育模式已经开始逐步转为“政府推进型”,政府部门开始涉足某些社会学习型组织,向其提供资金和物质支持,促使组织各项活动得以顺利开展。但是,全民参与的继续教育学习体系涉及的主体较多,单纯依靠政府部门的支持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所以,政府部门应该在继续教育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引入社会力量,推动社会各个部门、各个企业积极参与到继续教育中,根据组织机构的实际情况,制定切合实际的学习计划和规划,推进各类继续教育的行业标准建设。只有这样,才能够使继续教育发展具有全面性和系统性,有利于推动继续教育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

(三)实行循序渐进的分区推进模式

社会经济发展对继续教育所起的推动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由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具有一定差异,从而导致继续教育不能采用统一发展模式,而是要进行分区推进。以贵州省继续教育发展为例,2001年开始,贵州省教育部门开始大力发展继续教育,并将其作为教育体系中的重点内容给予了高度重视,并结合贵州经济发展出台了诸多发展政策,《贵州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于2007年10月1日正式实施。截止到目前,贵州继续教育发展已经逐渐步入正规,为贵州社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结语

综上所述,尽管继续教育在国内的发展已经有一段时间,但仍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国家教育部门需要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入手,确定继续教育发展的转型方向,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科学、完善的推进策略,通过各项策略的有效实施,进一步完善我国继续教育发展体系,以此来推动我国终身学习型社会的建设与发展。

参考文献:

[1]孙倩倩.继续教育发展的战略转型与推进策略研究[J].教育,2016(07).

[2]王华伟.继续教育发展的战略转型与推进策略[J].南北桥,2015(03).

劳动教育策略范文第4篇

关键词:高校教师;教学效能感;情绪劳动

基金项目:洛阳师范学院2014年教育科学研究基金项目。

中图分类号:G4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引言

情绪劳动(emotion work or emotional labor)一词最初是由Hoschschild(1979,1983)[1、2]提出的,指个人针对内外在情绪进行伪装与管理,以符合组织的规范与要求,进而使组织达到营利的目的的行为。由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控制自己的消极情绪(如愤怒、急躁),向学生展现积极的情绪(如热情、富有同情心等),因此教学过程是一种深刻的情绪活动,教师是高情绪劳动者[3-5]。

教师教学效能感是指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对其能有效地完成教学工作、实现教学目标的一种能力的知觉与信念。[6] 研究发现[7、8],情绪劳动策略与教学效能感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但在二者的因果关系,看法并不一致,刘衍玲[9]认为,教师情绪劳动是影响教学效能感的重要因素,但孟涛认为教师教学自我效能感影响教师工作时的情绪[10]。因此,Ω咝=淌Φ慕萄效能感与情绪劳动关系进行研究,有助于完善教学效能感与情绪劳动的研究。

二、研究方法

1.被试

通过网络调查及问卷调查的方式在广州、四川、河南、北京等地调查高校教师共350人,其中男性90人,女性260人。助教44人,讲师146人,副教授134人,教授26人。理工农医类136人,文史类134人,艺术类80人。0-5年的共106人,6-10年的共114人,11-15年的共90人,16年及以上的共40人。

2.研究工具

(1)教学效能感量表

本研究采用由俞国良等人修编的教师教学效能感量表[11],该量表包括两个维度,即一般教学效能感和个人教学效能感,量表共27个项目,其中16个项目采用了反向计分,量表采用Likert6级计分,1为完全不赞成,6为完全赞成。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77,一般教学效能感和个人教学效能感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0.74和0.84。

(2)情绪劳动策略量表

情绪劳动策略量表[12](Emotional Labor Scale)是由Diefendorff(2005)编制的,量表共14个题目,包含三个维度,表面行为、主动深度行为、被动深度行为。量表采用五级评分制,总量表的信度系数为0.79。

3.数据统计与处理

采用SPSS16.0对调查数据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及回归分析。

三、结果

1.高校教师教学效能感与情绪劳动的现状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高校教师的教学效能感总体上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个人教学效能感显著高于一般教学效能感(p被动深度行为>表面行为(p

2.高校教师教学效能感与情绪劳动的人口学变量差异分析

从表中可以看出,高校教师个人教学效能感存在显著的性别、学科性质和教龄方面的差异。男教师个人教学效能感高于女教师;艺术类教师得分显著高于理工类和文史类教师(p

高校教师一般效能感存在显著的性别、职称和教龄方面的差异。男教师一般教学效能感高于女教师;助教的一般教学效能感显著高于讲师和副教授(p

表2结果表明,高校教师情绪劳动策略不存在显著的性别、职称、学科性质差异。不同教龄的高校教师表面行为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的事后研究表明,讲师的表面行为得分显著高于助教和教授(p

3.高校教师教学效能感与情绪劳动的关系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表面行为策略与个人教学效能感和一般教学效能感均存在显著负相关,主动深度行为与个人教学效能感和一般教学效能感均存在显著正相关,被动深度行为与个人教学效能感存在显著相关,与一般教学效能感相关不显著。

以情绪劳动的三种策略分别为因变量,教学效能感两个维度为自变量进行逐步回归,结果如下表所示: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一般教学效能感和个人教学效能感对表面行为和主动深度行为的影响较为明显(3.0%、10.5%),而被动深度行为仅受个人教学效能感的影响(7.8%)。

四、讨论

1.高校教师教学效能感与情绪劳动的现状分析

本研究结果表明,高校教师教学效能感水平总体较好,个人教学效能感高于一般教学效能感。个人教学效能感是指教师对自己教学效果的认识和评价,即教师具备有能力教会学生学习的信念,而一般教学效能感是教师对教与学的关系、对教育在学生发展中的作用等问题的一般看法与判断。[11]对个体的积极信念与个体教学过程中的经验及强化有关,而一般教学效能感则与生活中的教育价值观念的承袭有关。

在情绪劳动策略使用的研究发现,教师在使用情绪劳动的不同策略时,主动深度行为和被动深度行为最多,较少使用表面行为策略[13-16],对特殊教育教师研究也得到了一致的结论[17]。本研究得到了较为一致的结果。说明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情绪劳动具有较为一致的特点。

2.高校教师教学效能感与情绪劳动的人口学分析

本研究结果表明,教学效能感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这是因为社会文化对男女的角色期望不同,造成了女性对自己能力的低估。另外,女性更为敏感,更注重教学过程中的细节和个体感受,如果教学过程中出现一些不完美的细节,就会让女性教师的自我评价降低,造成低教学效能感。

本研究结果表明,教龄因素对教一般教育效能感和个人教学效能感有不同的影响。随着教龄的增加,教师的一般教育效能感呈下降趋势,而个人教学效能感表现出上升的倾向。这与俞国良[11]、蒋灵慧[18]等人的研究较为一致。

人口学变量分析结果表明,高校教师情绪劳动在性别、职称、学科性质等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而表面行为在教龄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与陈晓宁[19]、吴欣[20]的研究部分一致。这与调查被试、研究工具的不同有一定关系,而本研究是对高校教师整体进行了抽样调查,具有整体和全面性的特点。

3.高校教师教学效能感与情绪劳动的相关研究

劳动教育策略范文第5篇

【关键词】示范高职 方案设计 决策标准 反思考量

在高等职业教育开始由规模发展向内涵建设的关键期,作为导航,2006年11月教育部、财政部启动了百所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计划。有28所高职院校经评审成为2006年度立项建设单位。目前,已有26所学校的“建设方案”和“项目建设任务书”正在网上公示。成为高职领域较受瞩目、同行点击率不断攀升的热点。反复学习领会后,有几点想法与同仁交流。

一、“设计壁垒”要正视

审视正在公示的各个示范性高职院校创建设计方案的行为过程,不难看到,从上致下,对于建设方案非常重视,特别是高职学院,更是致力于方案的策划和关键环节的设计。研读各建设方案,几乎开篇都是总结和提炼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自身办学的探索和实践以及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在此基础上,明确具体的指导思想,彰显领军们在高职院校管理决策、战略规划与战略实施等层面的能力;然后围绕上级提出的示范院校要以专业建设为核心,重点抓好教学实验实训条件建设、高水平的“双师型”专业教师队伍建设、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等主要工作,竭尽全力予以铺陈。真切地认识到国家引领的必要、及时和意义深远;也感慨于高职院校的审时度势。

但是,长期以往的思维习惯,迫使自己从“方案”的两端思辨、就方案本身比较,庸人自扰中一些问题不断萦绕:为什么要准备建设方案?依据是什么?应该设计一个什么样的方案?方案目标和评价标准定位在哪儿?这些方案真的切实可行吗?操作中将会遇到什么问题呢? 高职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反思中发现需要从决策标准予以考究。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中央财政将设专项资金用于支持百所院校改善教学试验实训条件,兼顾专业带头人和骨干教师培养、课程体系改革,共享型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等。能否满足这些主要约束条件便也成为建设方案设计们的主要应对目标。结果是:一方面,在方案的创建中,高职学院规划的能力得以提高,管理团队理解政策的水平得以提升,学院的工作重点有了明确的指向。而另外一方面,由于决策标准的引导,创建方案中的认识不足和存在的问题也暴露出来,主要表现在:

1、真正的服务对象被忽略了,对学生学习状态和就业方式变化面临的实际问题无人关注;

2、方案中关于专业前景的可行性分析,仅从劳动力需求的概念出发,忽略对劳动力使用情况和来源情况的剖析;

3、强调“产学结合”只站在己方的立场,未能考虑劳动力市场和企业的具体条件,特别是方案操作的可能性以及可能引发的问题;

4、而就方案本身而言,更多的局限于确定目标,忽略了更重要的步骤是确定工作方法和对将来预见性的判断及其抉择。

可见,“一柄双刃剑”使国家示范性高职的建设工作未能赦免囿于自身的“设计壁垒”。

二、“决策标准”须考量

决策是管理者面对实际问题,制订和选择行动方案,做出决定的过程。决策标准就是在一定价值观念指导下满足需求的行动准则,它发挥着指导和约束作用。它应具有目的性(针对)、前瞻性(预测)、选择性(优化性)、实施性的一般性特点。

近年来,已拥有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1100所高职院校,在减轻升学和就业压力,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先天的不足、后天的营养不良,加之规模的急剧膨胀,高职院校的发展中的不足和缺陷、发展的不平衡、区域性差异带来的矛盾等一系列问题日益突出:专业建设雷同、师资力量不足、实验实训条件缺失、不容乐观的就业率、管理的失范和低效能等,构成了高等职业教育最为明显的现状。

已被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类型的高等职业教育,它肩负着培养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需要的高技能人才的使命。因此,围绕高等职业教育的目标定位和示范性院校的入选条件,在选择和确立建设方案时,决策标准应有两个层次的考虑,即方向层次和在操作层面的具体标准,这是与问题相关的行动和后果标准。

从管理科学的角度分析,还需要对事实标准、价值标准、效率和效能标准以及溢出标准进行综合分析、评价后再做最后的选择。而且在选择时,还需对具体操作阶段的特殊价值标准进行选择,是“最优决策”?“满意决策”?还是“渐进决策”?都须结合具体情况讲究策略。

从公示的建设方案分析,设计者们仅仅注意对“国家设定目标”的要求保持一致,只注重少数几个重要决策变量,忽略了现实和价值的交互作用,将方案建立在一种想象中的理想状态,简化了现实,忽略它的复杂性,有些一相情愿。

尽管一些方案中,考虑了一定的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相关性;局部效益与整体效益相结合。但对于决策的先进程度、决策的可行程度、决策的效率、决策过程所付出的代价、风险问题、不确定性等问题没有给予关注。许多方案中缺乏相关因素分析,只是将学院作为一个独立存在体进行自我设计。

三、“路径选择”得要领

查阅资料,对一些高校进行效益分析不难发现,高效益的院校都有很清楚的标准,同时能够适应社会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制定出具有挑战性的目标。高等职业教育需要一个更好的规划、更高的管理标准和更新的视野。作为示范院校需要更清晰的策略分析,需要一种系统的、理性的管理高等职业教育的方法。在对各个建设方案进行论证的过程中,2007年初,教育部高教司、财务司和财政部教科文司成立专门机构,启动运行绩效与监控信息分析项目。定期“网站观测简报”,建立信息采集与绩效监控分析系统,这一举措本身就是绩效管理的最好体现。

教育为经济服务、与地方经济联系的问题是各个建设方案都特别提及并在专业(群)、课程(群)建设中着力描绘的,但教育为经济服务、与地方经济联系并不是简单的,内涵建设离不开产业、企业的需求,教育质量具有波动性,劳动形态具有模糊性、活化性、灵活性和效益滞后性。教育管理决策要从‘差异’状态出发,具有批判性的精神。

高等职业教育的管理更需要鼓励和开发人(教师、学生、管理者)的潜能。要由重视教育管理过程的监督、检查的职能转向到赋予教职工(学生)以强烈的工作(学习)动机、责任感和成就欲。而事实上,恰恰就是这些更为重要的部分却被我们忽略掉了。

牢记:教育不是把一桶水注满,而是点燃一堆火焰――W.N叶芝(1865-1939)。

参考文献

[1] 陈孝彬.教育管理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 冯晋祥.中外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比较[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3] 张远增.可持续发展的教育[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4.

[4] 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2006/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