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理论基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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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理论基本特点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中医生理学；内容；特点；渊源

医学属于实践科学，以生命为其研究目的，中医学也不例外。中医学通过解剖了解人体的基本结构之后，并没有沿着“解剖”的路线发展出与其相对应的生理学，而是受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在战国时期“方士”的影响下，与古代“天人哲学”相结合，形成了以《黄帝内经》为代表，以“气化学说”为学术特点的理论体系。中医学界曾对中医生理学的学科构建作出努力，但最终因无法对解剖形体作出合理解释而失败，以至民国时期，中医界人士也开始怀疑和批判中医“生理学”的合理性。通过了解中医“生理学”的学术沿革，有助于准确把握中医学解剖形体与气化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地建设和完善中医生理学的理论体系。

1中医学术特点的衍变

目前，有关中医学理论起源的问题，大多认为可远溯夏、商、周三代，而在春秋战国时期初步建立。战国至秦汉，国家完成了统一，“诸子思想”“百家文化”逐渐融并，促进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成熟与完善。《黄帝内经》便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成书的，后世医家的学术思想，都是在该书基础上发展建立的。因此，《黄帝内经》一直被看做中医基础理论建立的标志。

1.1中医生理学的内容生理学是研究生物体的功能及其活动规律的科学［1］。《黄帝内经》中有关人体生命活动规律的内容，多散见于各个篇章，不成系统，但涉及面非常广泛，内容大体包括：①人体生、长、壮、老、已的变化机制，如以“天癸”为中心的男女七八节律；②人体在不同生长时期的生理特点及其机制，如根据气血的盛衰和形体的变化总结出以“十岁”为基数的“好走”“好趋”“好步”“好卧”等生理特点（《灵枢?天年》）；③饮食的消化吸收、物质代谢及呼吸机制；④人体气血运行的日节律（营卫的循行）、月节律（气血与月之阴晴圆缺的关系）、季节律（五脏主时规律）及精神活动与形气盛衰的关系、形体与气化的关系等有关人体生理的多方面内容。因此，有人把《黄帝内经》看作中医生理学的古典巨著［2］。虽然中医生理学的学科建设在民国至建国前后作出了尝试，但由于中医界自唐宋以来对解剖形体的忽视，始终没能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医生理学理论体系；而中医藏象学和中医基础理论都没有对脏腑实质等形体问题作出合理解释，因此均不能取代中医生理学的意义。

1.2中医生理学的理论特点《黄帝内经》有关人体生理学内容的特点为注重“气化”，即人体生命活动是在“气化”作用下完成的。“气化”的结果，通过颜色、气味、功能、形体变化等形式在“形体”上表现出来，重视“形神并重”或“形气并重”。魏晋隋唐时期的文化，保留了汉代遗风，在医学上仍有《黄帝内经》的学术特点，只不过对生理基础的态度，已不能与汉代同日而语。首先，人们对形体解剖的认识逐渐淡化；其次，方剂学的发展也导致对医学理论的探讨从生理转向了病理和临床。受各种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及《伤寒杂病论》的广泛流传，宋代以后医家出现了“重病理”和“重气化，轻形迹”的医学观念。《伤寒论》是历代医家推崇的中医临床著作，其重要内容正如恽铁樵所说：“《伤寒论》第一重要之处为六经，第一难解之处亦为六经。”可以说“六经”是打开《伤寒论》理、法、方、药一体性的钥匙。晋唐以来，研究《伤寒论》的医家，多从运气、病理、方法论等角度立论，从人体生理学角度解读六经的少之又少。试看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一书所参考的书籍———《素问》《九卷》《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所研讨的内容———五运脏腑、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等，可以推知张仲景掌握的医学内容涉及了人体的生理、病理及诊疗等多方面；而其所讲的六经，不会限于多数医家所认为的诸如经络、六气甚或辨证方法等。如果站在人体生理的角度看六经，可以说三阴三阳理论是在“形体”与“气化”基础上，对人体生命活动规律的高度总结和概括，即“藏象系统是由五脏结构性器官按六经脏腑经络三级阴阳规律组成，内合脏腑，外应五行阴阳，六气标本是其属性”［3］。宋代以后中医学的变革，除了唐代方书盛行引发“不重辨证”的时代影响以外，最大的原因就是宋儒的发展和理学的兴起。宋明理学对中医生理学最为明显的影响就是“命门学说”。以儒家为中心，旁采佛、道两家融会而成的宋明理学，针对宇宙的本原问题，产生了“理”与“气”的争论；而“命门学说”即是明代医家对生命“本原”或“原始主宰”思考的结果。但是与理学家一样，主张“命门为人身之大主”的医家都是在“有形世界”纠缠，一直没有进入“无形之道”的境界。因此，由《黄帝内经》建立起的中医生理系统，并没有因为“命门学说”有所动摇。此外，北宋张元素的《医学启源》，把人体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以五脏为单位划为五大系统，开启了后世部分医家著书立说的基本模式。近现代“中医藏象学”“中医基础理论”及部分医家的“中医生理学”等教科书，大都为此模式。但张元素并非首创，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可以看作该模式的雏形。严格说来，这种模式是以“气化”为中心的中医“解剖学”，仍然没有建立起完整的中医生理学系统，并且忽略了脏腑实质和解剖形体在中医学理论体系中所处的地位等问题。其他如李杲的“脾胃论”、朱震亨的“相火论”及其他医家对脾肾关系的论说等，基本都属于对中医学理论体系中某个部分或个别单位的功能的发挥。综上所述，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密切，其学术特点也因不同历史时期文化的差异而有所衍变。中医生理学作为中医学的基础理论，包含了“形体”与“气化”两部分内容，对生命的全过程及生命活动的具体机制都有详细的描述，但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唐宋以后，众医家分别从不同的理论角度充实了中医生理学的内容，但对“形体”认识的不足，影响了后世对中医理论的准确理解。直到今天，中医的“形体”仍是阻碍中医学发展的首要问题。

2中医“生理学”的渊源

清代考据之学的兴起，影响了医学界对经典的回顾［4］。部分医家并不满足于仅对理论进行解读，更在日常生活中认真体察阴阳的变化，感悟医学的真谛，对人体的生理基础进行深入思考。明代肖京在《轩岐救正论》中总结了中医学“气化”特点。清代以张志聪为代表的“钱塘医派”，不仅发展了中医学的“气化论”，同时对阴阳的变化、气血的生成与运行之道、经络对“形体”与“气化”的沟通等生理基础性问题均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实践；此后陈修园、唐宗海等多尊崇该学派的“气化”思想。另外，乾隆年间黄元御所著《四圣心源》的前半部分，也可视为以“气化为中心”的生理学内容。此后，西医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影响了中医界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反思。尤其是以后，西医“生理学”书籍由日本传入中国，更加促进了中医生理学的学科建设。

2.1生理学的概念“生理”一词，中国古已有之，但并不具备医学意义。医学上的“生理”在光绪年间已经出现，如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1896年）载有“生理门”，严复在1898年题为“西学门径功用”的演讲中提到“生理之学”，1907年出现了中国人自己编著的人体生理学著作《生理学课本》。该时期“生理学”实由日本传入，“斋田氏、高桥氏之《生理学》流传坊肆”。在此之前，“欧美新说东渐，通行之生理学为全体新论、全体阐微、全体通考等”［5］。此后，“生理学”作为学科名称逐渐在中国医学界确立，中医界相关著作也相继问世。西医入华之前，中医学界多用“医理”“理”“道”“医道”等概念来概括包括养生、生理、病理、诊疗、处方、用药等有关人体生命活动的全部内容，与现代医学生理学意义相近的名词是“内景”，但其内容主要介绍各脏器的位置、不同部位的名称及饮食的代谢过程，是人体生理的小部分内容。实际上，中医学对中医生理学的认识，受中国传统文化直接影响。

2.2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中医生理学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完善，与中国文化有密切关系。秦汉是诸子思想相互融合与各家学说逐渐统一的时期，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在此背景下日渐完善，《黄帝内经》是其代表作。中国文化向来被认为源于“伏羲画卦”，至黄帝时期进入“初期集成”，中国原始科学文化也在此时建立。尧舜时期，不仅继承了早期的“科学”，同时发展了“人文”，大家所熟知的“天人合一”观念，便是“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产物，并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成熟［6］。因此，属于实践科学范畴的中医学，具备人文哲学属性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医学属于生命科学，从考古发现和现有资料记载来看，在其理论建立之初，已经对形体解剖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7］；而中医学之所以没有发展出现代医学意义上的“解剖学”，除了中医学对“形体”的认识与现代医学不同之外，与其带有人文特点的“气化”思想有关，这并不代表中医学轻视“解剖”。后世医家对“形体”的冷漠是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结果。也就是说，中医学的理论包含形体与气化两部分内容，而气化理论则与形体解剖并列存在，而非形体的附庸。因此，“形气并重”成为秦汉之前中医学最大的理论特点，这也是中医生理学的重要内容。该时期中医生理学最主要的任务是为养生修炼和临床诊疗作理论指导，与后世医界只重临床有很大差别。清末汇通医家，都“主张以中医理论为本位参合中西医学，达到形理或形气兼备的理想目标”［8］。这与中医生理学“形气并重”的特点不无关系。建国以后，伴随中西医结合的发展，中西医基础理论，即中西医生理学的结合成为中西医结合的基础目标［9］。

参考文献：

［1］袁媛.近代生理学在中国：1851～1926［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136.

［2］闪增郁，张智，陈燕萍，等.《内经》奠定了中医脉学的生理学基础［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6，12（12）：888.

［3］许济泽.六经藏象系统揭秘［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4：2-3.

［4］李经纬，张志斌.中医学思想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574.

［5］张如青，黄瑛.近代国医名家珍藏传薪讲稿：生理学讲义［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2.

［6］南怀瑾.南怀瑾选集?第四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145-154.

［7］廖育群.重构秦汉医学图像［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244.

［8］张如青，黄瑛.近代国医名家珍藏传薪讲稿：生理补正［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18.

中医学理论基本特点范文第2篇

1取象比类是构建中医学的方法,而不是中医学的方法

首先，构建一种学说的方法与这种学说的方法是两码事,尤其是对那些实践理性非常强的理论来说更是如此，即便两者有着极其密切的关联。前者是“生我”问题,后者是“我生”问题。打个通俗的比喻，前者是如何生孩子的问题，生孩子的方法可以是自然怀孕，也可以是人工辅助技术;后者是生出来的孩子用什么方法认识和变革这个世界的问题。由此可见，某事物的方法与造就该事物的方法是不同的。同理,构建中医学的方法与中医学的方法也应是不同的。

其次,取象比类是构建中医学的方法,而非中医学的方法,即不是中医学认识世界、变革世界的方法。什么是取象比类呢？取象比类也叫“援物比类”,是类比法在中医学中的独特称谓。所谓类比是根据两个(或两类)对象之间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或相同而推出它们在其他方面也可能相似或相同的一种逻辑方法,是一种由一事物推到另一事物的推理方法。”类比推理在科技的发现和发明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仿生学就是类比法的典型运用。中医学怎么借助取象比类来构建中医学理论呢？中医学将人体的物质基础、组织结构、生理、病理、致病因素以及药物（即中药)等与宇宙自然的精气、阴阳、五行进行比较归类，构建起人体生命系统的精、气、血、津、液、神等物质基础,人体形体组织结构、生理病理以及药物的阴阳属性和五行归位，相应地，精气神的统一体——人也就随之具备了与宇宙自然中的精气、阴阳、五行一样的功能运化。譬如阴阳,原指日光的向背,向光为阳,背光为阴，而向光处温暖、明亮，背光处寒冷、晦暗，如此将自然界中所有具有温暖、明亮的事物和现象都归为“阳”，将所有具有寒冷、晦暗的事物和现象都归为“阴”。五行原指“木、火、土、金、水”自然界中5种基本的物质形态，逐渐抽象而指这5种物质所具有的属性。“木曰曲直”，原指树木具有生长、屈曲、柔和的特性，引申为生长、生发、调达、舒畅的性质和作用，具备该种性质和作用的事物和现象都可以归为“木”，等等。而关于人体生命系统的精气、阴阳、五行的形神功能运化理论的有机组合就是中医学理论。

最后，中医学的发生和发展，主要是在观察、实际操作基础上对实践经验进行归纳的产物，其理论体系主要是借助中国哲学，即精气理论、阴阳五行学说而构建起来的，其中取象比类法在理论的构建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如此，中医学理论一经建立起来,取象比类在中医实践中就退居幕后了。中医学的方法，主要的应是中医学认识、世界、变革世界的方法，即中医诊病疗疾的方法，这种方法，主要的不是取象比类，而是在主要经验观察基础上的归纳和演绎交互融通的系统方法。在中医医疗实践活动中，我们已经不再需要总是追究和比类所观察搜集到的生理病理现象的“五行归类”和“阴阳属性”了，而是直接应用已经由取象比类构建好了的“中医学理论”。如“面见青色，喜食酸味，脉见弦象”，不须再取象比类一番判定为“肝病”，而是直接利用已有的中医理论定性为“肝病”。就像西医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现代解剖学基础上的，解剖法是形成西医学的重要方法之一，但在实践西医活动时，并不须每每进行解剖。

综上所述，类比法主要是构建中医学理论的方法，而不是中医学的方法。

2取象比类在中医学中的地位及其对中医学的影响

正因为主要通过取象比类法等引入了中国哲学的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才构建起了中医学的基础理论。因此，取象比类法对中医学基础理论的构建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没有取象比类就没有中医学。

作为归属于类比法的取象比类法，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从思维进程来看，类比推理主要是从个别到个别的推理，其前提和结论通常都是关于个别事物对象的断定;二是类别推理的结论不是一定可靠的。其原因在于类比推理所断定的范围超出了前提的范围，结论所断定的内容是前提中所没有的。因此,运用类比法进行推理时，前提为真时，结论却未必真。一般来说，要提高类比推理结论的可靠性，可以通过两个途径:一是前提中所提供的相同属性或相似属性要尽可能地多。二是前提中所提供的相同属性或相似属性与类推属性之间的关系要尽量密切,这种关系越接近本质上的联系，类比结论的可靠性就越高;相反，如果仅仅是事物之间表面上的某种相同或相似，那么犯“机械类比”的程度就要高出许多。

从形式上看，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是通过取象比类构建中医学的大前提，人体生命现象是小前提，中医理论则是结论。表面上看，大前提和小前提之间并没有必然的本质的联系，而且大前提的科学性也尚待证实。因此，单单从类比推理的特点来说,既然中医学的理论主要是经由类比“精气、阴阳、五行”而来的，因而其就具有或然性，即不一定正确可靠，换句话说，中医学有错误，最起码是有错误的可能！这种推论是任何一名中医药的拥护者都不可能接受的！难道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医药竟然是伪科学?非科学？难道中医教育竟是在进行伪科学教育？而这也是那些攻击、非难、质疑、讥笑中医药的人所欢欣鼓舞的！

事实并非如此！中医学具有较高的可靠性。中医学借中国哲学的精气学说等构建中医基础理论，只是一种偶合。这些学说也可以说是一种范式,一种模型,正好可以利用来作为中医学说理的工具。它们当然不能完全解释所有的人体生命现象,但没关系。不合乎实际的，不能有效进行说理的，都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正。比如五脏可以配五行，但并没有五方，于是提出了“中”，没有五季，构建了“长夏”。“诸花皆升，旋覆花独降”就是根据实践对“诸花皆升”的修正。而根据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一种学说就是一个研究纲领，它由硬核和保护带组成。其中，硬核是纲领的基本假设,是核心理论,改变硬核就是放弃纲领。保护带由各种辅助假设和初始条件组成,其功能是保护纲领免于被证伪。当纲领与观察、实验相矛盾时，要调整辅助假设以保护硬核。保护带的调整方向有二:一是导致进步的问题转换，二是导致退化的问题转换。前者说明纲领是成功的，后者说明纲领是不成功的。但即使是一个退化的纲领，也不意味着一旦被证伪就立即失效，它仍可以继续抵挡很长时间，只有当一个更好的理论出现以后才能被抛弃。从“纲领”看中医，我们认为，中医学的核心理论，如阴阳五行、脏象气血、经络理论等就是中医学研究纲领的硬核,而较为形象的概念、具体的经验性的科学陈述则是它的保护带。正是保护带较强的科学性保护了中医学即使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仍显示出较强的生命力。根据是什么？是实践，是发展。中医学经过几千年实践的冲淘洗涤，特别是建国几十年来的文献搜集整理、科学研究等，已经抛弃了其中绝大多数荒诞不经、不科学、不文明的成分。换句话说,由于长期的实践冲刷，中医学中的经验陈述不断得以精炼，真理性强的经验陈述得以保留，而较差的则不断被剔除，从而使其较为形象的、具体陈述的科学性不断增强，不断向科学陈述逼近。

中医学理论基本特点范文第3篇

长期的医疗实践己经反复地证明，中医学基本理论在指导临床防治疾病、增强健康保健等方面具有着显著的科学性,但是，隐含在其中的科学内涵尚有待于运用现代科学的思维和手段进一步研宄和发掘。在中医药高等教育过程中通过何种模式将科学的中医学理论传授给学生，是迫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本文在论述了构建科学中医学基础理论教学模式必要性的基础上，从几个方面探讨了构建科学中医学基础理论教学模式的思路。

1.构建科学中医学基础理论教学模式的必要性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创造的医学科学，是我国卫生体系中不可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学基础理论是指导中医药临床实践以及中西医结合研宄的基本理论，其基本理论涵盖了中医的藏象、精、气血津液、经络腧穴等学说,其理论的系统性、严密性、完整性以及指导临床实践的正确性，己经被长期、反复的检验和证明，其科学性是毋庸质疑的。但是，由于中医学基础理论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了历史局限性的影响，其基本理论大多停留在整体、器官和系统的宏观水平上，缺乏细胞、分子以及基因等微观水平的研宄；并且其科学性多滞留在朴素的辨证唯物理论上，由于缺乏现代科学实验的客观证实，以至于其科学性受到了无端的质疑。由于中医学基本理论科学性的研宄相对缺乏与滞后，因此蕴涵在中医学基础理论中固有的科学内涵没有能够充分地展现,严重防碍了科学中医学基础理论的发展和应用。

科学发展观认为，中医药学继承与创新其关键在于中医学基础理论的继承与创新，而中医学基础理论的继承与创新的根本出路在于中医理论现代科学化,实现中医药理论现代科学化是新世纪中医药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促进和实现中医药现代科学化的重要途径就是要充分吸取现代科技的成就,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进行证明性、发展性乃至批判性的研宄,使中医基础理论具有现代科技的特征。中医学基础理论是否实现了现代科学化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科学性和先进性,而科学性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基本理论 借助于现代实验学的方法、手段进行分析研宄。从医学的共性来讲，中医学基础理论研宄应当借鉴现代医学中的实验科学思维和方法,从宏观到微观,再从微观到宏观进行多层次、多角度地对中医学基础理论的生理、病理以及药理等理论进行科学性的诠释。

2.构建科学中医学基础理论教学模式可行性

中医学基础理论研宄与发展的实践己经初步证明，中医学基础理论中的五脏六腑虽然与现代解剖学中的同名器官不是同一个概念,但是，很多情况下中医学脏腑的某些功能己经在现代医学中找到了相对应的功能系统。如中医学的/肾”与下丘脑-垂体-靶腺轴有关，肾阳虚的定位在下丘脑；中医学的/心”与现代医学循环系统的心血管功能具有一致性；中医学的脾脏与现代医学中的消化、吸收功能密切相关；肺与大肠相表里”己经从形态学、生理学、病理学以及治疗学等得到了证实等等。上述有关实验结果具有良好的可重复性,从而说明中医学基础理论的科学性、客观性和物质性是可以通过科学实验证实的。

中医药院校是培养和造就继承与创新中医药学高级人才的摇篮,在实行中医药学教育的过程中如何将科学的中医学基础理论传授给被培养者，用何种教育方法和模式培养出具有继承与创新能力中医药学高级人才，是迫在中医药院校面前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因此，运用现代实验教学理念--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为核心,重视和发展实验教学，注重对学生探索精神、科学思维、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从根本上改变中医基础学教学依附于单一的理论教学的传统观念，以现代实验教学科学方法和手段作为切入点，探讨和建立能够展现富有科学内涵的中医学基础理论的教学模式，让学生更直接、更容易地理解、感受和接受科学的中医学基础理论,进而培养出具有创新思维、睿智地揭示和发展科学中医药学高级人才的目的。

3.科学中医学基础理论教学模式的内涵构建

3.1师资队伍的建立教师始终是教学中的主体,是能否建立起科学中医学基础理论教学模式的关键因素。所以师资队伍的建设是一个比较长期艰辛的工作，目前只能够从现存的师资中，遴选既具有中医学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又具有现代医学科学基本理论和实验技能的教师为主体，建立一支科学中医学基础理论教师、实验技术人员所构成的师资队伍。各门课程中要以学术带头人为核心、组成学术骨干团队。并加以培训和训练，达到既具有深厚中医学和现代医学基本理论功底，又娴熟掌握实验技术的高素质教师队伍,能够在授课过程中阐明中医学基础理论的同时,适度地将现代医学科学研宄中医药理论的成果进行针对地介绍;在现代医学理论教学的过程中又能够引入中医学基本理论,加以适度的说明。特别是在实验教学中能够带领学生动手进行实际操作。

青年教师的引进和在职教师的有针对性的培养，是建设科学中医学基础理论教师队伍的重要途径和方式。在教师遴选上,一是要选拔在中医药院校系统地受过中医药基本理论的教育，毕业后又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现代医学教育，或是研宄生阶段在现代医学基础学科专业毕业;二是在西的哪种形式教师，都应该进行系统的培训，由经验丰富、中西医理论和实践能力较强的专家进行训练和培养，以期达到合格的水平。

3.2教学资源建设建立科学中医学基础理论的教学模式首先要进行教学大纲的建设，在目前应用于教学相关课程的大纲基础上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具体的做法是：应在现代医学基础课程中适度地增加中医学理论的基本内容,在中医学课程中适度地增加现代医学基本内容，但是一定要控制好内容的量。然后根据大纲的调整情况，进行适度地调整教材内容,和编写相应的理论与实验教材。并且要特别注重建立不同课程需要的实验教学大纲、实验基本内容。目前中西医结合各类教材己经开始陆续出版，但是其内容的选择是否具有针对性、其中西医和中医内容量的多少、两种医学内容衔接的连贯性和吻合性等，还是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所以在选择教材时必须仔细、认真，具有目的性、针对性、实际性地选择中西医结合性教材。在选好教材基础上,根据教学时间分配，完成教案、教学讲稿、多媒体课件等的编写与制作工作。

在实验教学过程中，有针对性地建立新的、能够体现中医基本理论科学性的实验项目。

3.3科学中医学基础理论实验教学系统的构建按照实验教学大纲的要求,建立实验基本技术训练、验证性实验,综合性实验和设计性实验3个层次的实验教学模式。按知识结构和专业进行分模块、分层次的设立实验教学模式。具体由基础技能训练模块、专业技能训练模块、创新技能训练模块构成。

(1)实验技能和验证性实验。在进入专业基础和专业课程实验教学之前以及进行的过程中，应首先完成实验基本技能的学习，并且结合基本技能的训练进一步完成各个课程的验证性实验项目，为进入综合性、设计性实验打好坚实基础。在完成基本技能训练和验证性实验教学的同时,要进行有针对性的实验新项目建设和发展。要为开发和构建具有中医药院校特点的中医、针灸、中西医结合和中药性实验教学服务。

(2)综合性实验。依据生理学、病理学、中药药理学、针灸学、中医学基本理论等多门课程教学进展，即学生所掌握的知识结构和基本知识的量，构建综合性实验平台。该平台打破了不同医学体系、打破了课程体系、更打破了课程内部的章节顺序,而构建成现代医学基础各门课程内部的系统与系统之间，各门课程与课程之间、中医学与现代医学之间的交叉;建立人体器官与器官之间、系统与系统之间，器官与分子水平之间、整体与细胞水平之间的广泛而深入的交叉性综合实验平台。在此平台上实现现代实验技术为证实与展现中医药学基础理论的科学内涵服务。

(3)设计性实验。在通过了综合实验阶段的学习和锻炼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导学生，进行以证实和展现中医药学基本理论的科学内涵及其内在规律的设计性实验。

设计性实验教学的实施需要在教师的指导下，通常由学生组成课题研宄小组，自己提出实验设计方案。首先确定所设计实验的目标和想要说明的中医学基本理论的哪一个科学问题,在确定的实验设计的目的与意义的基础上进行具体的文献收集整理、进一步构思选题，设计实验的技术路线、实验步骤、实验方法及所应用的手段，直至完成实验设计方案。再由教师审阅修改后在小组会上进行开题论证,其方案经指导教师审查同意后，组织学生开展预实验，通过初步的实际实验或观察获得数据，认为可行后进行正式实验，实验结束后将实验结果进行总结分析，书写成报告,最后进行课堂答辩等。同时要明确注意事项，并且根据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合理安排实验设计方案。

必要的情况下，由教师提出实验题目，组织学生实施。

3.4建立科学中医学基础理论教学水平的客观评价系统建立理论、实验教学的评价系统，是客观、公正评价学生的实践能力，引导学生重视新理论和实践创新的一个重要途径,对促进学生积极参加科学中医学基础理论和实践学中习均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作为评价科学中医学基础理论的教学效果的评价，即医考核方法,应该根据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来制订，不但要全面考虑理论与实践比重关系，也要兼顾平时表现和期末考试。特别对实验环节的考核，不但要对实验基本训练内容和验证性实验操作掌握的情况，更要对综合性实验、设计性实验的能力进行测评，努力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考核体系。

具体做法可以将实验基本技能训练与验证性实验、综合性实验、设计性实验分开进行考核。同时，还应该考虑将实验理论知识与具体动手操作能力的考核分别进行。实验理论知识可以用笔答或从己经建立的计算机题库中抽题考试形式进行;实验技能性考试必须在实验室实地进行。并且根据各类型实验的所占比重来确定成绩的百分比。因为综合性实验是获得科学中医学基础理论内涵的重要途径，所以必须引导和促使学生着力于掌握这些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基本内容,此部分评价方法应该专门设立既体现基本理论又能够体现动手能力考核指标和项目，同时不但把重点放在具体动手操作能力与水平上，而且更能够透视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中医学理论基本特点范文第4篇

1毒的涵义

《素问·刺法论》谓：“五疫之至皆相染易……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指出“毒气”为引起“五疫”的邪气，这种邪气被称为“五疫之毒”。《素问·生气通天论》谓：“虽有大风疴毒，弗之能害。”《素问·五常政大论》还有寒毒、热毒、湿毒、燥毒、清毒的记载。由此可见《内经》最早提出了“毒”的概念。何谓毒？王冰注《素问·五常政大论》曰：“夫毒者，皆五行标盛暴烈之气。”所谓：“邪之甚谓之毒。”《说文解字》释：“毒，厚也，害人之草。”孔颖达疏：“毒者，苦恶之物也。”《广雅·释詁》云：“毒，苦也”、“毒犹恶也”、“毒痛也”。《释言》：“毒，憎也。”尤怡说：“毒，邪气蕴蓄不解之谓。”先贤多认为“毒”即“苦也、恶也、害也、憎也”。说明毒有毒物、毒害、疫毒的涵义，有峻烈暴恶之意，是气性刚烈之物。

现代中医学者叶景华教授认为“毒”为邪气（包括六、七情、痰饮、瘀邪等）蕴积不能疏散，郁久顽恶，厚积超过常态而形成。张学文教授说：“六邪盛化火即可成毒。”论述了“热（火）盛成毒”、“风盛成毒”、“暑热邪盛成毒”、“湿热邪盛化火成毒”、“燥盛化火成毒”、“伏寒化温成毒”。上述学者的论述进一步丰富发展了“毒”学理论。

2毒的分类

喻嘉言说：“外因者，天时不正之时毒也，起居传染之秽毒也；内因者，醇酒厚味之毒也，郁怒横决之火毒也。”将“毒”分为“外毒”、“内毒”两大类。如果按照“毒”的病因、病机还可作如下分类。

2.1病邪之毒

前贤曾谓无毒不成邪，无邪不成毒。《内经》最早提出了寒毒、热毒、湿毒、燥毒和大风疴毒。说明六、七情、痰饮、瘀邪皆为病邪之毒。《张氏医通》、《诸病源候论》对药毒、臭毒、蛊毒、瘴毒、蛇兽之毒、食物中毒、感染之毒和各种病邪之毒都作了详尽的记载和论述。这些论述丰富了毒的内涵。使毒成为中医病因学理论的一个新的组成部分，进一步发展了病因学理论。同时为深入研究致病之毒奠定了理论基础。

2.2病因之毒

《内经》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这里的“毒气”即病因之毒。吴鞠通说：“诸温夹毒，秽浊太甚。”中医学将某些致病力强，引起的病证危重、或有互相传染而造成流行的致病之邪称之为“毒”。这种致病之“毒”，可分为“外毒”、“内毒”两大类。外毒为六之邪盛成毒。如风寒、暑、湿、燥、火等。包括了生物（细菌病毒、疫疠之毒、温病毒邪、蛇兽毒等）、物理（跌打、损伤、水、火、雷、电、射线等）、化学（、药物及其污染等）等毒。内毒包括了内伤情志，气血逆乱、痰湿之热毒、火毒、瘀血之毒、水湿之毒、尿毒、粪毒及饮食之毒。内外之毒，是最常见的主要致病的因素。

2.3病证之毒

《素问·生气通天论》曰：“膏梁厚味，足生大疔。”华陀在《中藏经》中说：“五疔者……蓄其毒邪，浸溃脏腑，久不摅散，始变为疔。”是说过食肥甘厚味，导致湿热蕴积，火毒内生，或邪毒久聚，蕴结不解，容易引发疔毒、疮毒、痈毒、疽毒、委中毒、脏毒等。所谓“五疔”，是指疔毒，还可分为面疔、手足疔、烂疔、红系疔五种。《金匮要略》有关于阳毒、阴毒的症治：“阳毒为病，面赤斑斑如锦纹，咽喉痛，吐脓血”、“阴毒之为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进一步阐述了阳毒、阴毒之病的临床表现。中医《外科学》讲义对丹毒及其分类流火，赤游丹、内发丹毒，抱头火丹和类丹的证治分别作了论述。《诸病源候论·丹毒病诸候》更详尽的介绍了黑、白丹，赤丹等十多种丹毒的临床证候。吴鞠通还介绍了温毒的咽喉肿痛，耳前后肿，颊肿面正赤等病证之毒的证候。

2.4药物之毒

所谓药物之毒，是指中药药物的特性或毒性功效。《周礼》云：“聚毒药以供医事。”《素问·异法方宜论》曰：“其病在于内，其治宜毒。”《内经》将中药分为大毒、常毒、小毒三种。《素问·五常政大论》云：“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表明古人以毒为药，以药为毒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后世医家不乏其说。东汉郑玄註药之辛苦者，药之物恒多毒。“张子和说：”凡药皆有毒也，非止大毒、小毒为之毒。“《类经》云：”药以治病、因毒为能。“《景岳全书》又说：”本草所云某有毒，某无毒，余则不然之，而不知无药无毒也。“二张氏皆认为无药不毒，药以毒用。徐灵胎也极力倡导药毒论。运用中药药性治病有两种含义：一是应用中药的寒热温凉和辛甘酸苦咸之偏纠偏。如用寒、凉药清热泻火解毒；用温热药祛寒温阳解毒，正如《内经》所说：”热者寒之，寒者热之“。二是用中药的毒性治病。对于某些顽症，用之恰当，往往取得良好效果。如乌头能祛寒、温中、止痛，对治疗风寒毒邪所致的顽痹效果很好。但如用之不慎，可引起舌强口麻，流涎呕吐，呼吸困难，心律异常等中毒症状。马钱子有兴奋，强壮的作用，对治疗毒邪所致的风湿麻木、痛痹、痿症有良好功效。用之过量也会发生颈项强直、呼吸困难，四肢抽搐等中毒反应。对有毒性作用的中药，必须严格掌握，慎重使用。临床只有辨毒恰当，量毒施治，才能使大毒、常毒、小毒之药发挥良好的治疗作用。所以《儒门事亲》把中药致病称为”药邪“和”毒邪“。

3毒的致病特点

毒之性烈猛，致病力强，且复杂广泛，表现多端易变，顽固难治，病症迁延，易化燥伤阴，对人体伤害较大。在临床各种毒之致病，表现特征不一，但在发病过程中仍有其不少的共同特点。

3.1突发性

发病急，来势猛，传变快，病情重，多直中脏腑，卒伤正气，病情呈进行性加重。

3.2暴烈性

致病力强，卒然而起，危害严重，病重多变，元气易伤，凶险莫测。甚至短时间内即出现衰竭或休克征象。预后不良，致死率高。

3.3火热性

毒之致病，临床表现多为火证、热证。余师愚说：“疫既曰毒，其火明矣。”周国雄亦说：“热征、火证之猛烈顽恶者称之为热毒或火毒。”邪化为毒，多从火化、热化。往往初见毒壅气分，随之毒燔营血，身炽灼手。表现出一派高热火盛的火毒症、热毒症的征象。

3.4兼杂性

毒之致病，很少是单一病邪，往往是多种邪毒相兼为病。临床表现为寒热错杂、湿热互结、浊毒不分、风火交炽，复杂难辨。如寒湿毒、湿热毒、湿浊毒、风湿毒、风热毒等。

3.5趋向性

叶天士说：“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毒之病邪性多暴烈，毒势内向，人营人血，直中肺心。热盛于内，燔灼气血，耗血伤阴，损害脏腑，致病情加重，不断恶化，甚则出现神昏、痉厥等证。

3.6顽固性

病证迁延。症杂多变，病情缠绵，顽固难癒，毒邪难祛，耗气伤正，病程漫长，易于反复，久治不痊，形成难治顽疾，多有后遗症。

综上所述，毒之致病具有暴戾、顽固、多发、内伤等特点；其证候有凶险、怪异、繁杂、难治的特点。

4毒的治则

毒之致病，治疗应以解毒为主。而解毒应根据导致毒邪的邪气及其性质，毒之致病特点，病理变化，结合病情辨毒论治、量毒施治。外毒宜避之，中而宜解之；内毒以排之、清之、解之为主。同时要用护正气，增强机体自身清毒祛邪的能力，以扶正祛毒。辨证中还要根据寒、热、风、湿、暑、燥、火的不同属性，因症治疗。针对风毒、寒毒、暑毒、湿毒、燥毒、火毒、疫毒、瘀毒等不同毒邪，运用不同的治则。如祛风解毒以治风毒，祛寒解毒以治寒毒，清热解毒以治火毒等。《类证治裁》在肿、瘍、疮主治中说：“盖毒以寒凝、温散则毒自化。”又说：“盖诸疮毒宜散，疗痈毒宜聚。”其治毒之法颇具特色。现代中医学家对毒的治疗提出了攻毒、败毒、清毒、拔毒、排毒、化毒、散毒、提毒、调毒等法。现代名老中医赵炳南在治疗皮肤、外科疾病时，针对毒邪拟定了解毒清热、解毒活血、解毒清营、解毒养阴、化斑解毒等治则及方药，还拟定了外用的化毒、拔毒、败毒的治法及方药。温病学派治疗温毒提出了泄热解毒、清气解毒、解毒救阴、清肃余毒等法则。这些治法和经验，对进一步研究毒的治则，深有启迪，值得总结、提高。

5小结

中医学理论基本特点范文第5篇

关键词：术语学，认知，中医术语

中图分类号：H059；N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578（2013）03-0025-04

引言

根据术语学的观点，一个学科术语的规范化程度直接反映一个学科的发展水平，一门科学越“科学”，术语就越完善。而中医药学因其悠久的历史，术语具有一些特性。比如形式独特且不简短，有时是字，有时又是短句，如“神”“木克土”“人生有形，不离阴阳”；而术语的意义往往较为广泛，一词多义的情况较多，如“气”；有些概念相对模糊，如“阴”“阳”，且没有明确界限；还有一些同义词，如“内风”也称“肝风内动”或“虚风内动”等。根据近现展起来的传统术语学理论来看，中医术语显然不符合术语学对理想术语提出的一系列要求和标准，如单义性、准确性、简短性、系统性、不能有同义词等，这甚至也成为各界质疑中医科学性的论据之一。

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近一二十年认知术语学的产生对传统术语学的观点提出了有力的挑战。从认知角度来看，中医术语因具有浓厚的中国古典哲学、传统文化以及古汉语特点，具有很高的认知研究价值，它反映了中华民族对生命现象的特有的认知方式和体会。

一认知术语学理论源起与发展

术语学的发展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20世纪30年代的萌芽阶段；70年代的确立阶段；90年代的发展阶段。也许不同术语研究者对于术语学发展阶段的划分会存在不同观点，但绝大多数术语学家都承认，今天的术语学处在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即认知术语学阶段。

20世纪90年代末，认知术语学（когнитивное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首先产生于具有雄厚术语学研究基础的俄罗斯，是认知科学和认知语言学在术语学研究领域的新拓展。

1993年俄罗斯术语学家格里尼奥夫（СВ Гринев）在《术语学引论》一书中使用“认识论术语学”（гносеологическое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这一术语，研究专业词汇在科学认识中的作用，并指出术语在科学认知中具有记录知识、发现新知和传播知识的功能。该著作可以看作是认知术语学产生和发展的基础。1998年著名学者阿列克谢耶娃（ЛМ Алексеева）在《术语和隐喻》一书中首次提出“认知术语学”这一术语。同一时期，西方学者也开始把“社会认知术语学”作为与传统术语学相对的概念提出来。此后，“认知术语学”这一术语开始被术语研究者积极使用。

2006年，俄罗斯术语学家塔塔里诺夫（ВА Татаринов）在百科词典中收录了“认知术语学”，并指出 [1]：

在认知术语学框架下，术语被看作是人类认知活动的结果，是人类对知识进行加工和结构化的产物。术语能够记录人类获取的信息，成为认知的工具，因为它能够总结科学事实、积累知识并传播给下一代年轻学者。它的研究基础是范畴化、概念化、概念模式、隐喻化和世界图景等问题。

认知术语学从认知科学中引入隐喻、隐喻化、概念化、概念空间、范畴化、世界图景等一系列概念，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范畴机制、研究方法、理论问题和发展趋向。它不仅是术语学的一个分支方向，它还是全新的观点体系，是对传统术语观的颠覆和重构，它对很多传统术语学的基本问题给予重新认识。

首先，认知术语学突破传统术语学的语言学界限，把术语看作是表达专业思想和思维的客体，是专业信息的载体和存储形式，它不仅承载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结果，而且是未来认知活动的手段，是专业领域认知和交际的单位。

其次，术语隐喻现象在传统术语学框架内被看作是术语构成的个例，是术语构成的手段之一；在认知术语学研究中则被看作是概念生成及系统构建的基本思维方式。

再次，传统术语学把术语多义现象看成是一个需要根除的“缺陷”，而从认知术语学角度来看，多义现象是通过人类认知手段由一个词的中心意义或基本意义向其他意义的延伸，是人类范畴化、概念化及隐喻思维不断发展的结果，是科学概念及相应术语发展的普遍现象。

综上所述，认知术语学对很多传统术语学中的基本问题给予重新阐释，它将为中医术语研究带来新的视角和空间。

二中医学是一门独特的科学

论据一：俄罗斯著名术语学家列依奇克（ВМ Лейчик）指出[2]：

术语系统并不仅是与概念系统相联系，而且是与其背后的科学理论相联系。客观现实的多元性和不可穷尽性以及每个理论体系的有限性，导致同一个知识领域内可能同时存在多个理论体系，每个理论体系都有自己的一套术语系统，能够覆盖它所描述的客观知识领域。

例如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功能主义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都是不同的理论体系，都有自己的一套术语，它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相辅相成，相互补充。中医学与西方现代医学对于生命现象这个研究对象完全建构了不同的理论体系，对人体和病理有自己的一套解释系统，医学实践中有很多中西医结合的例子。实践证明，它们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的。

论据二：“一门科学理论的术语首先是以某一自然语言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它是该语言群体对世界的认识的体现形式。”[3] 而中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由汉语建构的世界，其语言特质与汉语的文化特质相关，反映了汉民族生活现象的世界。它与西方现代生物医学的哲学基础、思维模式、认知方式都不同，术语系统的构建模式也因此不同。中医基础理论建立于阴阳、五行等基本概念之上，气血、经络等基本概念都是中医特有的，它反映的是中华民族关于生命现象的世界图景。

论据三：隐喻是人类重要的认知方式，尤其是抽象思维的工具。从认知角度看：“科学隐喻不仅有助于快速掌握研究对象，是描述科学理论的语言手段，还有助于人们探求知识、记录知识，是概念化的重要手段。”[4]从科学历史的发展轨迹来看，几乎没有任何科学理论是基于纯粹的逻辑建构。从生物学中分子的双螺旋体结构，到核物理学中的夸克，我们很难想象没有隐喻的“科学语言”。而综观中医术语的内涵，可以说隐喻无处不在。同时，相对于其他对象科学的拟人观（即以人的身体结构、功能、形象、性格等特征比拟非人类事物），中医学对人类机体的隐喻思维则是拟物观，即在中医学上，人的躯体就是缩小的世界，人与宇宙是同构的，从人体推及自然，人与万物的构成和运动规律是一致的，自然、情绪、社会生活、动物、植物、气象、兵法和等级制度等都被用于中医的认知原型。可以说，准确把握中医术语的隐喻特质是理解中医理论的重要一环。

综合以上术语学分析，中医是一门历史性和人文性高度融合的、最具中国特色的学科，其术语具有鲜明的传统文化特色。

三中医术语的特点

俄罗斯著名哲学家弗洛连斯基（ПА Флоренский）曾指出：“任何一门科学的实质就是该科学的术语系统，术语的发展史恰恰反映了这门科学的发展史。”[5]中医学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其术语因此也具有不同于其他自然科学术语的特点，朱建平教授曾撰文将中医术语的特点概括为“历史性、人文性、定性描述、用具体名词表达抽象概念”[6]。

1历史性

中医术语多为古代汉语，中医术语可以是字、词、短语，还要考虑到古今词义的演变等，如“内风”在古代指因房劳汗出，风邪乘袭的病证，今指肝风内动，即由脏腑机能失调而引起具有动摇、震颤特点之各种症状的病理变化，与肝脏关系最为密切。

2人文性

中医术语大多包涵了较多的中国传统文化，如术语“三子养亲汤”中，“三子”是指紫苏子、白芥子、萝卜子三种药材，主治老年人中气虚弱，运化不健。因其用三种果实组方，以治老人喘咳之疾，因此寓其“子以养亲”之意，蕴含了汉语言主体的民族传统文化。

3定性描述

中医术语包含大量的自然语言和生活语言，用生活中常见的事物和事态来表述或比喻人的生理、病理、诊断和治疗的原理等。多为定性描述，很少定量描述，如气虚、火旺等都是一个定性的描述，无法用确定的数值来衡量。

4浓厚鲜明的古汉语特色

中医术语多为古代汉语，由于汉文字的特殊性，中医术语中的词法、句法非常灵活，极富弹性。有很多概念的术语表达不完全符合形式逻辑及现代术语学的要求。此外，中医术语往往意义广泛，一字多义。如“气”是中医中使用频率相对较高的一个术语，“有人将《黄帝内经》中的‘气’分为270多种，其概念内容很难清晰界定”[7]。

5独特的抽象思维方式

汉语言文字和民族文化与中医学科体现的抽象思维方式是互为影响的，尤其体现在隐喻思维模式上。如五行是古人在长期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对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的朴素认识基础上，进行抽象而逐渐形成的理论概念，指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的运动变化。因此医学上所说的五行并非指这五种具体物质本身，而是五种物质不同属性的抽象概括。

四中医术语的外译

2012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提出中医药文化建设的“十二五”规划，意味着提升中医药文化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已被列为国家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方面。在强调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导向下，中医术语的外译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它是推动中医走向世界以及平衡“文化逆差”的必经之路。

术语翻译不单单是完成两种语言表达手段之间的转换，还要实现学科领域内的科学概念之间的对应，不同语言相应学科领域的概念之所以能对应，其理论前提是科学的国际性和科学认识的普遍性。此外，在传递概念基础上，还应该保证所翻译的术语相互联系成一个整体，也就是保持原有的概念体系。从概念出发、从概念系统出发是术语学的一条基本原则。[8]

也就是说，不同语言间术语表达手段的转换具有不同于一般语言的突出特点，因为术语同时属于语言系统和专业知识系统。在翻译过程中必须考虑语言和非语言的综合因素。

然而由于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以及中医所具有的浓厚的中国古代文化底蕴，其独特的理论概念在目标语言中没有对应词，中医术语的外译遇到了巨大的挑战。因此需要做好以下两点：

首先，中医学迄今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它的很多理论的科学性已逐渐被证实，因此在很多中医术语翻译过程中，不仅考虑双方语言特点，还应考虑中医理论体系的继承性，不要单个解决术语翻译问题，而要注意保持术语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制定统一可行的外译处理原则和方法。对基于这些理论体系的基本概念及名词的译介应保持中医固有特色，不能以西代中，也无法取代，如气血、经络、三焦等中医独有术语在西方现代医学中缺乏对应词。另外，基于不同理论体系的中、西医术语，还存在名同实异的情况，如中医的心、肝、脾、肺等概念的内涵与西方现代医学中概念有很大不同，这种情况尤其需要注意。

其次，中医术语的规范工作需要语言学家和中医学者的共同努力，进而，其外译也不应仅局限于汉语言使用者，还需要目标语国家的汉学家和中医工作者的合作。对于一些翻译原则和方法不宜过于教条，除了考虑保持我国文化传统、思维习惯和语言特色之外，目标语国家的语言习惯和认知特点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对于同一个术语外译，中国人的翻译和外国人的翻译肯定会有不同的地方，尤其对于中医这样一门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特色的学科。因此做好与目标语国家相关领域研究人员的协调和沟通工作，在不破坏中医理论精髓的前提下选择更为恰当和合适的表达手段，对于中医的传播和交流更有好处。

参 考 文 献

[1]Татаринов ВА Общее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Словарь / ВА Татаринов / Российское терминолог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РоссТерм[М]Московский Лицей， 2006：82

[2]Лейчик ВМ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предмет， метод， структура[М]Белосток：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Белосток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7：100-101

[3]Романова НП Язык науки как результат и источник познания[С]//Татаринов ВА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я（ТОМ3） Москва：Московский Лицей， 2003：218

[4]Алексеева ЛМ Метафоры，которые мы выбираем （опыт описания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й концептосферы）/ЛМАлексеева[C]// любовью к языку：сбнаучтрудовМВоронеж：ИЯ РАН，Воронежгосунт， 2002： 293

[5]Алексеева ЛМ Философия термина в русской традиции[C]//Терминология и знание Материалы Ⅱ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симпозиумаМосква， 2010：18

[6]朱建平中医术语规范化与中医现代化国际化[J]中华中医药杂志，2006（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