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服务种类范文第1篇

如根据侵权责任法的一般理论，要探讨某特定主体的侵权责任时，主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侵权行为的认定、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以及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问题。但是这几个问题中，笔者认为关于云计算下网络服务商的著作权侵权行为认定及归责原则问题最为关键。

一、云计算服务商著作权侵权行为认定问题的研究思路

云计算服务商的著作权侵权行为可以分为不同的种类，按侵权权利种类分类包括侵犯财产权的行为、侵权人身权的行为、侵犯领接权的行为。但学界在研究网络服务商问题时，一般将服务商的侵权行为分为间接侵权行为和直接侵权行为。

要探讨云计算服务商著作权侵权行为这一问题，其起点在于云计算服务商的法律地位问题。而要探讨云计算服务商的法律地位问题的前提是对云计算服务商有一个认识。鉴于此，本版块大致得遵循下面三个步骤：

第一步：对云计算服务商的认识；

第二步：云计算服务商法律地位的确立；

第三步：云计算服务商著作权侵权行为的认定。

对于第一步中云计算服务商的认识，我认为至少有两种认识思路，思路一是通过对现实社会中云计算的应用进行统计，然后得出对云计算服务商认识的结论，思路二是以云计算技术出发去预测或推导云计算服务商的定义。对于这两种思路，我建议使用第一种思路。选择思路一的原因：思路二存在不可避免的认识方法错误问题，因为一种服务商的出现或者服务模式的出现，一定是市场参与主体在一定的利益驱动之后产生的，而绝对不是某项技术的出现去决定的，也就是云计算技术出现了是不一定会带来云计算服务的，而在于市场参与主体认为云计算服务有利可图而去开发相应的技术、提供相应的服务或者创造相应的商业模式，所以如果我们主观的根据我们的认识去确立云计算服务商是什么、包含哪些类型是有悖于前述逻辑的。

对于第二步，云计算服务商法律地位的确立一问题。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得谨记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是用既有的法律，拿到本课题来说就是使用网络著作权法、民法、侵权行为法、判例以及具有代表性的学说去认识。这一点是需要说明的。在第一步中，通过对云计算服务商的认识，我们已经能够知道云计算服务商提供的服务包含哪些种类以及云计算服务商的类型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所以在第二步中，我们要做的就是既有法律（广义上）对不通过类型的云计算服务商的法律地位或者法律评价应该是什么的问题。例如我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确立了四种网络服务提供商，美国《版权法》512条也确立了四种网络服务提供商，还有如我国学者薛红认为网络服务提供商包括三类。根据这些法律法规以及学界观点我们去对云计算服务商的法律地位进行评价。这也就是第二步要完成具体工作。

对于第三步，云计算服务商著作权侵权行为的认定问题。

在这一步的具体工作中，我认为我们应该具体解决的问题是云计算服务商的哪些行为能够构成侵权行为。这也是后文中要探讨侵权责任的前提。但是要解决这一问题，一个关键的问题必须能够明确，就是认识标准的问题。即根据什么样的法律标准去认定。当然我们对于云计算服务商著作权侵权行为初步认识时，肯定是采用既有的网络著作权法、民法、侵权责任法的相关理论，好似这一问题得已回答了。但这其中还隐藏了一个认识上的缺陷或者不足，就是现有相关法律的滞后性问题怎么去弥补的问题，因此我认为对于现有法律的滞后性或者缺陷或者会产生的调整也应该做以探讨。当然此时的这种探讨之会涉及侵权行为认定的部分，暂时不会涉及到其他部分。这是关于认定标准问题中应该注意的地方。

在解决了认识标准的问题之后，我们可以将云计算服务商的侵权行为，分为直接侵权行为与间接侵权行为探讨。但无论是采用直接侵权行为还是采用间接侵权行为，它的一个逻辑起点都是第二步得出的结论就是云计算服务商的法律地位问题。到目前为止，认为云计算服务商其本质仍然是一种网络服务商的结论已经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可。当然这一结论，我们也可以通过第二步的分析来得出这一结论。所以，既然云计算服务商仍然是一种网络服务商，那么我们认识云计算服务商著作权侵权行为时，就离不开传统网络服务商侵权行为的基本理论。

对于传统网络服务商的侵权行为理论中，网络服务商的著作权直接侵权问题一直不存在争议。即当网络服务商从事了或者进入了著作权人专有权利范围，直接侵权就必然成立，而无论其存在主观过错。因为主观过错只是是否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时应当考虑的要素。而争议的主要问题，主要在于网络服务商的著作权间接侵权一问题。对于网络服务商的著作权间接侵权问题，各国在立法中做以规定的并不多见，大多是通过判例来确立的一些列标准。而我国主要是通过共同侵权的相关理论来解决这一问题，在法律上也无直接的立法规定。这就导致了关于间接侵权的分类问题一直缺乏一个权威性的认识。对于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是认为间接侵权的体系包括教唆侵权、引诱侵权和帮助侵权，对于这一问题在我国网络著作权法颇有影响力的王迁学者还提到了直接侵权的预备行为和扩大侵权后果的行为以及许可侵权也属于间接侵权。对于此，我建议采用王迁学者的观点。因为对于他补充的两类侵权行为，是在面对信息技术的 发展，为了维护著作权人的利益，世界上相关国家所提出的。这也正好符合本课题中所涉及的云计算，它正是信息技术发展的代表。

综上所述，对于云计算服务商的侵权行为认定这一版块。我们的思路可以这样展开：第一层次，采用直接侵权和间接侵权展开。第二层次，将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展开。重点在于间接侵权。间接侵权的展开采用王迁老师的提出的间接侵权三种大类型，六个小类型。第一大类型是教唆侵权、引诱侵权和帮助侵权；第二大类型是直接侵权的预备行为和扩大侵权后果的行为；第三大类型是许可侵权。

但是在网络服务商的著作权侵权行为认定时，一定要注意一下几个问题：（1）网络服务商在著作权法下的违法行为与侵权行为的关系。（2）云计算下，著作权法自身可能发生的变化，例如著作权权利的种类、作品的种类一些问题。（3）现在在网络著作权法中在这一领域中遗留的可能影响云计算服务商的著作权侵权行为认定的问题，例如复制权中的临时复制问题、网络传播权的含义、避风港原则的逻辑问题等。当然这三个要注意的问题不会影响到本版块的体系，但涉及到认定标准中涉及的相关具体法律问题。所以在此仅只有说明，提醒注意的意思。以便我们在考虑这一问题时能够更加的全面。

二、云计算服务商著作权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的研究思路

在云计算服务商著作权侵权行为认定中，我们已经得出结论问题的有：云计算服务商的种类、云计算服务商直接侵权行为的情形、云计算服务商间接侵权行为的情形、对不同类型云计算服务商的著作权侵权行为的认定特性问题。所以在该问题中，我们要探讨云计算服务商的著作权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一问题时，所要实现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云计算服务商著作权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体系。

建立这一体系，有两种思路，一种是根据云计算服务商的类型，第二种思路，以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为两个方向展开建立归责原则体系。对于这两种思路的选择问题，我建议使用第一种思路。原因至少有以下几点支持：

（一）学界目前对于云计算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网络服务提供商的观点的基本予以认同，并且通过前期对云计算服务商种类的研究，发现云计算服务商的种类与传统网络服务提供商的种类出入不大，所以采用不同种类为基础建立归责原则体系，不会与现在的著作权法在衔接上出现较大不同。虽然以后必然会出现新的云计算服务商，但这是法律滞后性的问题。

（二）在传统网络服务提供商的著作权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中，王迁学者详尽的分析了每一类服务提供商的侵权责任问题，从他的专著中可以发现，不同种类的网络服务提供商在不同的情形下的著作权侵权责任归责原则有着较大的不同，原因在于其所处商业模式不一样，所要承担的义务会不完全一样。这也是各国在网络服务商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的立法上为什么采用一种开放式的立法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判例法国家之中体现尤为明显。

（三）采用第二种思路，即以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模式来建立归责原则体系，虽然看似更加完备，但是仍然解决不了法律滞后性的问题，并且还有可能影响云计算产业自身的发展。原因在于法律能够起到引导产业发展的趋势。加入法律确立一项并不完善的归责，云计算产业中的市场主体一般在进入这相关市场时是必然会考虑法律风险的，这样以来就可能抑制一些较好的商业模式的出现，较之法律滞后性而言，法律滞后性虽然在某一方面立法存在空白，但至少会鼓励云计算服务商去进入空白领域，所以采用第一种思路，觉得更为优越。

在确定了建立云计算服务商的著作权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体系的思路之后，我们将要解决的具体问题是怎样依据不同类型的云计算服务商来建立这一体系的问题。在上述分析中，我们得知云计算服务商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网络服务提供商，并且它的种类与传统网络服务提供商的种类出入不大，所以这一体系建立的起点仍然是传统网络服务提供商侵权责任归责的认识。

但是学界在传统网络服务提供商的侵权责任归责原则问题上，至今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所以对各种学说观点的认识以及国外关于这一问题的观点，是我们必须了解的。也即，我们必须对传统网络服务商的侵权责任归责原则形成一个较为成熟的体系，以便为云计算服务商在这一问题的认识做好理论准备。

在完成对传统网络服务商著作权侵权责任归责体系的梳理之后，对于云计算服务商的该问题，就围绕云计算服务商的不同类型展开即可。在每一类云服务商侵权责任归责原则展开之时，我们必须注意以下的问题：

第一，比较该类云计算服务商与对应的传统网络服务商在商业模式上、具体侵权情形下的不同，而不能只看到了两类服务商大致的相同或不同，就盲目下结论。例如云计算中的存储服务提供商可以与传统网络中的信息存储空间服务提供商大致对应，但是二者在共同侵权认定之时就出现较大不同。因为传统网络著作权法坚持技术中立原则的，但云计算的商业模式下，网络存储空间服务提供商与内容提供商可能会有利益重合，这种技术中立原则是否能给继续坚持是很值得推敲的。

法律服务种类范文第2篇

[关键词]物业服务合同典型合同有名化

引言

物业管理，又称物业服务或物业管理服务，概括而言，系指“为维持区分所有建筑物之物理机能，并充分发挥其社会的、经济的机能，而对之所为的一切经营活动。”[①]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物业管理，是指业主对物业依法进行的自治管理和物业业主选聘、委托其他主体管理的结合，包括自主管理和委托管理两种形态。其中委托管理又分为委托一般主体（自然人或组织）管理和委托专业物业管理公司管理两种。狭义的物业服务，仅指委托管理的后一种情形，即物业小区的业主通过与专业物业管理企业签订物业服务合同对其物业所进行的维护和管理。现代意义的物业管理一词仅指狭义物业管理，[②]本文如无特别说明，也在此意义上使用该概念。

在物业管理中，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存在的法律关系以物业管理合同（实践中也称物业服务合同或物业合同等）为表现形态。在我国，随着物业管理业的兴起，各种因物业管理合同而引起的纠纷随之出现并不断增多，统计资料表明[③]，人民法院受理的物业合同纠纷案件近3年来增长了8﹒78倍，并仍以年20%的速度增长，其中在2005年广东省发生的重大中，因物业管理纠纷引起的占12%，物业合同纠纷引发的民事纠纷已经成为目前社会热点问题之一。

然而，人们发现，物业服务合同不仅在合同主体、客体、效力等方面与传统私法上的合同存在诸多差异，甚至有违传统合同理论的合同相对性原则和合同自由原则等基本原则，与传统合同法理论明显相悖。学者指出，契约类型的判断，是解决契约法律问题的首要步骤。[④]由于对物业服务合同的性质存在不同认识，导致实践中对物业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的各行其是，这既违背了法治的统一性要求，也对我国现代物业管理行业的发展和和谐社会的建设带来不利影响。物业服务合同是公法上的合同还是私法上的合同吗？如果是私法合同，它属于哪一类民事合同？在物业管理服务中，物业公司与业主之间存在哪些法律关系？物业公司行使的物业管理权的权利来源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涉及到对物业管理合同性质的准确定位。本文试就物业管理合同的性质问题加以探讨，以期对物业管理合同的法律适用有所裨益。

一

首先考察第一层次的问题，物业服务合同是行政契约还是私法上契约？

契约本为民法所特有的内容，行政契约作为一项行政制度能否从民法中独立出来，各国学者尚有不同的见解。一般认为，行政契约是指行政机关之间、行政机关与公民或法人之间，为实现国家行政管理的目标而依法签订的协议。行政契约的法律特征在于，合同的一方必须是行政机关，行政合同的成立是基于双方业已存在的管理与被管理的不平等关系，签订行政合同的目的在于实现行政管理和公共利益的目标，而且在行政契约的履行、变更或解除中，行政机关享有优先权，关于行政契约的纠纷也要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解决。

有学者指出，物业服务合同不是私法上的合同，或者至少不是纯私法上的合同，其理由：（1）从物业管理合同的名称就可以看到，双方存在着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双方法律地位不平等；（2）物业管理关系既涉及公权关系，也涉及私权关系，体现公私权关系的混合特征。物业服务的内容非纯民事活动，涉及对人的管理和公共秩序（城市管理）的维护，属社会公共管理（治安、民政）等行政事务和公共利益；（3）在物业管理中，国家意志占主导地位，合同主要条款内容排除当事人意思自治，如服务价格的确定、合同内容的备案审查、前期物业管理合同对业主自动适用的效力等；（4）物业合同对合同主体的限制也排除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如关于小区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成立，一个物业小区只允许一家物业公司从业；（5）合同效力的强制性和广泛性，如不受签约主体限制、排除合同相对性规则，其效力自动适用购买小区物业的业主及其共同居住人甚至出入小区的人，并排除个体业主的合同解除权等。众所周知，当事人主体地位平等、意思自治、合同自由为私权合同的基本特征，而物业服务合同所具有的上述特征，使其超越了私法的调整范畴。[⑤]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值得商榷：

第一、物业服务合同在我国长期被称为物业管理合同，但“物业管理合同”这一名称本身就表明双方存在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管理”一词虽广泛见诸于公法，但并非公法上的专利，“管理”同时也为私法制度所确认，如无因管理、失踪人的财产管理、破产财产管理等等，所以，仅仅从合同名称上望文生义站不住脚。

第二、对人的管理非民法调整的范畴？这一命题也很难成立。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必须对物业管理的内容进行界定。物业管理行为涉及对物的管理和对人的管理这两大方面。所谓对物的管理，系指“对建筑物、基地及附属设施之保存、改良、利用乃至处分等所为之物理的管理”，主要表现为对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进行的维护、保养、修缮等行为，防止发生坏损，以保持物业的正常使用功能和小区环境的整洁美观，譬如电梯安全检查、自来水水箱清洗、日常生活垃圾清运等等。所谓对人的管理，系指“对区分所有权人群居生活关系所为之社区管理”.[⑥]“其对象不以居住于区分所有建筑物上之区分所有权人的行为为限，凡出入区分所有建筑物之人的行为，均应纳入。”[⑦]管理的内容为监督业主（含非业主使用人，下同）对物业的专有部分或共用部分的使用方式，制止危害整体利益或妨害他人使用的不当行为。具体而言，主要是对建筑物不当毁损行为的管理、对建筑物不当使用行为之管理及对生活妨害行为的管理，譬如查验居住小区出入人员的证件、维持小区治安秩序、制止业主的滥搭滥建行为等等。对人的管理又可细分为对业主的管理和对其它人的管理两种情形。

在上述两类物业管理行为当中，对物的管理基本上是一种维护和保护行为，并不带有所谓“管理”的色彩，体现为一种人对物的关系，只有后者才存在管理行为所作用的对象——人，但这种对人的管理，是否属于行政管理意义上的“管理”呢？

笔者认为，物业管理行为中所涉及的对人的管理，其性质不属于行政管理意义上的“管理”，其本质是业主行使物业所有权的延伸，仍应受私法的调整。上文已论及，物业管理分为自治管理和委托管理两大类，为了能说清楚这个问题，让我们先从自治管理这种管理类型谈起。

在自治管理中，物业管理也涉及到对人的管理等内容，但相信没有人会说业主这种自治“管理”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自治管理中对人的管理同样也分为对业主的管理和对其他人的管理两种情形。其中，对业主的管理表现形式为业主之间的自律“管理”，这种管理与其说是“管理”，倒不如说是业主出于共同生活的需要而进行的自我约束更为恰当，该类“管理”行为之目的其实在于约束物业权利人的使用行为，即对个别业主的不当使用方式予以制止，以确保物业的整体利用秩序，这种“管理”的法律基础是民法关于共有和相邻关系的法律规范。而对其他人的“管理”即对出入物业小区的其他人的管理，其本质上应属于一种排除物上妨害的行为，是物业所有权人（业主）行使物业所有权的一种具体方式，根据所有权本质上乃是所有人对于所有物为全面支配的权利的原理，[⑧]管理也当然包涵在支配当中。因此，对其他人的所谓“管理”，其法律基础仍然是民法关于所有权不受侵犯的法律规范，是业主对物业享有所有权的必然结果与表现形式，亦即物业归谁所有，谁就是有权管理的主体。因而，自治管理场合的物业管理本质上是一种民事行为，是私法上的行为，当无疑义。

而在委托管理场合下，业主只不过是把其本身所拥有的这种权利移转给物业公司来行使，物业公司所拥有的对人的管理权既非其所固有，也无法律法规的授权或其它国家机关的委托，而是从业主那里受让渡而来。物业公司必须通过订立物业合同的途径，才能获得对他人物业进行管理的资格，享有物业管理权。虽然从形式上看物业公司有权要求业主履行某种义务或禁止业主为某种行为，比如说要求业主定点倾倒垃圾，制止业主在公共走道上堆放杂物以及对进出小区人员进行查验盘问等，似乎物业公司拥有一种类似于行政管理的权力，而事实上，这种管理权仍源自业主（业主自治机构）的授权，是在业主自治机构的授权和同意下，由物业公司来代表整体业主的意志实施管理活动，其目的仍在于维护业主自身的利益，此相当于业主的一种自我约束行为，仍然属于业主对物业所有权的一种行使方式。因此，物业公司与业主之间的这种所谓管理、被管理关系不具有行政管理性质，其本质仍然是一种民事行为，是私法上的行为。

第三、物业管理合同的内容是否排除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笔者认为，《物业管理条例》和《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等虽然对物业管理有较多的限制诸如前期物业管理合同的强制效力、业主委员会的代表权、管理公约自动成为合同内容、物业服务价格的确定、排除个体业主的合同解除权、一个小区只允许一个物业公司从业等强制性条款，体现了较浓的国家干预的色彩，但这主要是居于对物业管理服务活动的特殊性考量，即为解决物业管理活动的公共服务性与众多业主个体分散性和意志多样性的矛盾在立法上作的特殊规制，并非限制当事人的合同自由。物业合同效力的强制性和广泛性也居于同样的政策考量。

第四、从契约的主体看，公权契约立约人中必须有一方为行政主体或被授予行政权力的团体，且缔约的目的是为了执行公务。而物业管理合同并不具有这些特征。

综上，物业服务合同虽然具有部分公法色彩和比较鲜明的独特个性，但它仍然是私法上的合同，应当由私法来调整。

二

物业合同既是私法合同，那么第二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给它定性，它是典型契约还是非典型契约？如果是典型契约，属于哪一类契约？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笔者并非出于理论的偏好，更源于实务的需要。

对契约的定性，在大陆法系成文法典国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立法者在债法体系的建构上，无不在其所认识的契约类型中，选择若干认为有规范必要的契约类型，分别规定于债编各论中。[⑨]我国台湾学者王泽鉴先生对典型契约与非典型契约的区分及其实益曾作过精辟的分析。与物权法定主义不同，对债权契约，基于契约自由原则，当事人在不违反法律强制规定或公序良俗的范围内，得订定任何内容的债权契约。民法对债权契约中不采类型强制原则，但立法者对于若干日常生活上常见的契约类型，以法律明文规范，并赋予一定名称，学说上称为典型契约或有名合同。非典型契约，也称无名合同，是指法律未对其类型加以规定且未赋予其特定名称的契约。典型契约与非典型契约的区分是根据各国在契约立法时对契约类型是否作明确规定所作的一种立法分类。有名合同并非因其“有名气”，而是因其在日常社会经济生活中被经常使用且具有区别于其它合同类型个性特质，而被立法者赋予一定名称的契约类型；无名合同则因其非属常用合同或因其不具有典型性而未被立法者类型化的契约类型。

对于物业服务合同在我国契约法中的分类，理论与实务界可以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来形容，归纳起来，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第一种观点，认为物业管理合同属于委托合同之一种，在物业服务合同关系中，业主处于委托人的地位，而物业公司处于受托人的地位，物业公司受托处理的委托事务就是物业管理。在物业服务纠纷案件的审理中，法院对物业服务合同关系也习惯于将合同双方关系表述为“物管公司受业主委员会委托”。[⑩]第二种观点认为物业服务是完成工作（提供劳务）的合同，业主是物业服务的买者，是雇主，物业公司是劳务的提供者，是被雇用者，二者之间是雇佣关系，或是认为双方是承揽关系，是按照一方的具体要求完成特定工作的合同。[11]第三种观点认为，物业管理合同既不是现行法中所规定任一类型的有名合同，也不是一般所谓的无名合同，而是一种类型结合合同，属混合契约之一种；[12]或者认为，物业服务合同与委托合同、行纪合同一样，都是提供服务的合同，且都为信赖合同、诺成合同、双务合同，因此它是委托合同与行纪合同的复合合同。[13]第四种观点，物业服务合同在我国属于无名合同。

第一种观点值得商榷。首先，如果将物业服务合同的性质认定为委托合同，那么，按照委托合同的性质，委托合同中受托人在委托合同范围内所获得的法律后果，归属于委托人，其结果将导致业主可能要为物管公司所进行的物业服务行为承担民事责任，这显然违背物业服务的目的与当事人的意愿；其次，《合同法》第399条明确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这实质上是规定了受托人的忠实义务。但在物业公司的物业管理活动中，业主、业主委员会只有监督权，而没有干涉和指挥权。物业公司也没有服从业主、业主委员会指示的忠实义务；再次，委托合同的订立以双方当事人相互信任为基础，无论是委托人选定受托人还是受托人接受委托都是基于对对方的了解和信任，当事人双方均享有任意终止权，可任意终止合同。《合同法》第410条明确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如果允许物业服务合同的任何一方随时任意地单方解除合同，这对物业管理行业发展的影响将是致命的，甚至给物业管理行业带来一种灾难。试想，只要双方的“信任”有所动摇，不问客观上是否有理由，可以随时、任意地行使解除权，这势必造成物业管理企业短期行为，小区管理极度不稳定，从根本上造成对全体业主利益的损害。因此，物管合同显然不会是委托合同，至少不是单纯的委托合同。

第二种观点也难以成立。第一，物业服务合同不同于承揽合同，虽然它揭示了承揽合同与物业服务合同的相似处，却忽略了二者的本质差异，即承揽合同的承揽人依合同完成特定工作后尚须交付工作成果，且其工作成果在交付前后还存在意外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问题，这与物业管理企业仅提供物业管理服务而不须交付工作成果，也不负担意外毁损灭失风险是决然不同的。第二，它也有别于雇佣合同，从物业管理的内容分析，物业公司在实施管理行为时有一定的独立性，也就是说物业公司在履行合同时不受业主的干涉，不象受雇人那样只是机械地服从，且提供劳务并不是物业管理合同的目的，只是进行物业管理的手段，而提供劳务则是雇佣合同的根本目的，同时，业主也并不能像雇主那样任意解除合同，所以物业管理合同不是雇佣合同。

第三种观点看似一定道理，但这种区分没有任何实益。正如前文所述，对契约的分类，是根据各国契约立法对契约所作的一种分类，而使各类典型契约能在契约法对号入座，要解决的是法律适用问题。立法除了有名契约外，就是无名契约，并不存在模糊交叉地带，非白即黑。虽然有学者认为，在有名契约与无名契约之间，还存在着一个中间地带，即介于有名契约与无名契约之间的“混合契约”或“复合契约”，但多数学者认为，这类契约事实上还是属于无名契约。而且，即使在承认所谓“混合（复合）契约”的学者中，在关于“混合（复合）契约”的法律适用上也是众说纷纭，争议很大，没有任何一说可以单独圆满解决混合契约的法律适用问题。[14]说它是一种“混合（复合）合同”，与说它是无名合同并无二致，既不能厘清理论上对物业合同的性质争议，更不能解决其法律适用，对实务无裨益。

笔者同意第四种观点，即物业合同属于无名合同，并且认为物业管理合同属于我国契约法中提供服务类合同，但它又不属于《合同法》分则中现有6种提供服务的合同中的任何一种。我国《合同法》分则共规定了15种典型契约，根据学理及《合同法》分则的编排次序，这15种典型契约又可从理论上分为5大类：转让财产所有权的合同、使用财产的合同、完成工作的合同、提供服务的合同、技术合同。其中，提供服务的合同包括运输合同、保管合同、仓储合同、委托合同、行纪合同和居间合同6种有名合同。学者认为，提供服务的合同具有以下法律特征：第一、提供服务的合同的标的为一方向对方提供特定的劳务行为，而不是劳力行为所产生的工作成果。第二、提供服务的合同的债务人完成约定的劳动行为，合同即履行完毕，一般不涉及给付效果。第三、多数提供服务的合同是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提供服务的义务方必须亲自履行合同，具有较强的人身属性。第四，提供服务的合同通常不能适用实际履行原则。[15]一般认为，除《合同法》分则规定的6种提供服务的合同外，还有尚未被典型化的医疗合同、邮政合同、旅游合同、培训合同也属于提供服务的合同。物业合同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所签订的就小区房屋及配套的设备设施和相关场地提供有偿服务的合同，其内容不仅有对全体业主的公共物业的管理和小区秩序的维护，还涉及到对业主个体相关财产的保管，以及对共有物业设施的购买、更换，对物管用房的妥善利用等，物业管理公司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提供服务的形式进行的，它具备上述提供服务的合同的所有法律特征，但它与《合同法》规定的6种提供服务的合同和尚未被典型化的其它提供服务的合同中的每一种都有显著区别，很难使其在现行法中对号入座，因而是一种全新类型的提供服务的合同，在传统契约法分类中无法给它定性。

三

作为一种被千家万户广泛使用、个性鲜明的契约形态，物业服务合同在我国仍然处于非典型契约的地位，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尴尬的事情，同时，这也是当前我国物业纠纷为何层出不穷并不断酿成的主因。

典型契约与非典型契约的区分，其意义在于：对于典型契约直接适用法律，非典型契约则适用类似性质的典型契约及一般契约的规则。[16]众所周知，一般契约规则即债法总则高度抽象，可操作性很差；而由于物业合同主体、内容及其权利义务等方面的复杂性和强烈个性，在民法学者对物业合同定性或类似性质的理解上都五花八门、各执一词难于统一时，作为基层法官在裁判物业合同纠纷那更会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自为政了，其后果只会是严重损害法律的严肃性和稳定性，破坏法治的统一和和谐社会秩序的建立。因此，只要物业合同处于无名合同的地位，无论适用哪一种合同的处理规则，都不符合物业合同当事人所追求的目的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

在大陆法系国家，各国一般根据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法律文化传统和交易习惯等通过立法来规制典型契约。典型契约的一般标准是：第一、一般应是在本国、本地区或某一行业大量、普遍使用的合同类型；第二、具有明显的个性特征，即在合同主体、客体或合同内容上与其它契约类型有明显的区别特征；第三、需要通过用区别于债法总则的强行性规范、半强行规范或指导性规范等将其特征具体化；第四、一般是通过债法各论（分则）或单行立法作为其表现形式。台湾学者王泽鉴说：[17]法律不是凭空创设契约的类型，而是就已存在的生活事实，斟酌当事人的利益状态及各种冲突的可能性，加以规范。通常，民法系以给付义务为出发点，而设各种契约类型的。然而社会生活纷繁芜杂，千头万绪，交易活动亦频繁多变，法律终有照顾不周之处，此时当事人不得不在法定契约类型之外，另创新类型的契约，以满足不同的需要。按王泽鉴先生的分析，非典型合同主要由三种途径发展而来：有就特殊情况而特殊约定者；有因长期间之惯行，俨然具有习惯法效力者；有因应现代化交易需要，以定型化契约条款而创设的。而且，典型契约与非典型契约的区分并不是一成不变，由于各国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法律习惯不同以及法律处于不断修改完善的动态中，在甲国的无名契约，在其它国家未必法律无名文；在此时为无名契约，未必永远藉藉无名。如在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为无名合同的射幸合同在法国民法上是有名合同；我国台湾地区在2005年5月5日修订民法债编时将原为无名合同的旅游、合会及人事保证等无名合同有名化。[18]

一般来说，大陆法系各国都是在民法典或债法典中对契约进行分类。但对不断涌现的新种类的合同，往往通过特别立法使其典型化，其原因一是为了保持民法典或债法典的相对稳定，二是基于该类合同的特殊性，不便在民事法典中进行规定。我国也采取这种做法，我国《合同法》分则部分共规定了15种典型合同，但担保合同、保险合同都是以单行法形式规定的典型合同。

我国《合同法》分则没有规定物业服务合同的类型。国务院于2003年6月8日颁布了《物业管理条例》，但该条例仅在第35条作了“业主委员会应当与业主大会选聘的物业管理企业订立书面的物业服务合同。物业服务合同应当对物业管理事项、服务质量、服务费用、双方的权利义务、专项维修资金的管理与使用、物业管理用房、合同期限、违约责任等内容进行约定。”的笼统规定，无典型契约所必须的强行性规范、半强行性规范或任意性规范能使物业服务合同与其它契约类型相区别的限定条款，对物业合同在当事人主体、客体、效力范围、双方的权利义务、解除条件及违约责任等等方面所具有的明显个性也未进行规范，因而《物业管理条例》并没有将物业服务合同典型化，并导致多数学者和实务界认为物业合同是委托合同的错觉。

笔者认为，我国应当尽快对物业服务合同典型化，其理由在于：第一、它是一种全新类型的提供服务的合同，在传统契约分类法中很难使其对号入座。第二、物业管理合同作为一种不同于常态合同的新类型合同，是一种糅合了较强公法关系、物权关系的债法合同，在主体、客体、内容等方面与传统契约区别明显，由于其个性大强，在现行契约法中很难进行类推适用。第三、我国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使物业服务合同成为以使用最为广泛的合同，具有普遍性。第四、物业服务合同的标的——物业管理权，属于物权性质，[19]根据物权法定的原则，也应当对其进行立法类型化。第四、物业合同的当事人涉及千家万户，而且多数业主往往法律知识欠缺，尤其需要通过立法加强对物业服务合同的法律控制，从而减轻当事人订立合同过程中的负担。第五、顺应司法理性化的需要，有益于司法机关办案品质和办案效率的提高，有益于办案成本的降低。因为经过科学归纳而类型化的一个个有名合同，其性质、其基本条款、其订立程序乃至违约责任等等，都给定型化了，从而在合同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时，能使裁判者自动适用法律之规定。[20]

综上，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物业管理合同及由此建立起来的物业管理法律关系与其他相似民法制度、行为存在的重大区别。换言之，物业管理合同和物业管理活动在民法调整的生活关系中具有较大的个性，法律完全应该对其实行个性化的、具体的而非一般化的、概括的调整和规制，使其实现从无名合同向有名合同的转换。对物业合同有名化的具体规则及其立法途径，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没有展开探讨，总体而言，笔者认为，我国将来的民法典不宜规定物业服务合同，而应当通过单行立法予以解决[21]，其中，物业管理公司在物业管理活动中所涉及的部分职能，需要相应的行政法规授权，因为物业合同所涉及的公法关系如城市管理、社区管理和保安服务等无法划地自限于民法领域；其次，即将出台的《物权法》应当将物业管理权物权化，以使物业服务合同的标的合法化；再次，由物业管理合同具有主体的特殊性、内容的复杂性、效力的广泛性等鲜明个性所决定，不宜将其纳入统一合同法中，而宜用特别立法如《物业管理法》使其典型化。

注释：

[①]陈俊樵“论区分所有建筑物之管理组织”载《中兴法学》（24）第191页；陈华彬：《现代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206页。

[②]我国国家和地方的相关立法文件也在该意义上使用的“物业管理”一词，如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第2条规定“本条例所称物业管理，是指业主通过选聘物业管理企业，由业主和物业管理企业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对房屋及配套的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进行维修、养护、管理，维护相关区域内的环境卫生和秩序的活动”；再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管理纠纷案件的意见（试行）》第1条也称本意见所称物业管理纠纷是指居住物业管理区域内业主或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企业之间因物业管理行为发生的民事纠纷。“在笔者所能见到的其它地方性物业管理立法文件中，也均在狭义上使用”物业管理“一词。

当然，也有不少人对立法文件仅在狭义上使用“物业管理”一词表示疑义，比较有代表性的是，2005年12月14日北京双城律师事务所赵恒律师致函全国人大常委会，请求对国务院颁布的《物业管理条例》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管理纠纷案件的意见（试行）》进行违宪审查，赵律师要求对其中的13个法律条款进行违法审查，其第一个理由就是“只有物业公司能进行物业管理吗？”，事实上是对立法文件中仅在狭义上使用“物业管理”一词表示难于接受。有关此事件的详细情况，可参见：[/GB/15017/3944608.html].

[③]资料来源：《中国法院网》，.

[④]陈自强：《民法讲义Ⅱ》，法律出版社2004年11月版，第216页。

[⑤]参见夏善胜：《物业管理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4月版，第25-26页，在关涛“物业管理合同析辨”（载《山东法学》1998年第6期）及葛治华等“物业之法律属性解析”（载《河北法学》2004年第4期）等文中也有关于此问题的介绍。

[⑥]陈华彬：《现代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207页。

[⑦]同上揭，第209页。

[⑧]陈华彬：《物权法原理》，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213页。

[⑨]参见陈自强《民法讲义Ⅱ》，法律出版社2004年11月版，第113—116页。

[⑩]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学者大都持此种观点，详见：陈华彬《现代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5年3月版；陈甦“也谈‘物业管理权’的性质”，载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民商法学》，2002年第7期；葛治华、邓兴广、葛成“物业管理之法律属性解析”，载《河北法学》2004年第4期；关涛“物业管理合同析辨”，载《山东法学》1998年第6期；钮丽娜“物业管理合同的法律特征及相关案件的审理”，载《人民司法》2002年第8期第14页；范云“论物业管理中的几个关系问题”，《宁波大学学报》2001年9月号，第112页；周四新“完善我国物业管理立法的构想”，载《财经理论与实践》2000年第3期，第119页；何红峰、尹贻林“析物业管理合同的法律性质和特征”，载《中国房地产》1995年第11期；潘科明、张勇坚“物业管理合同构成要件初探”，载《人民司法》1996年第6期。

在由中国民法典立法研究课题组（课题组负责人梁慧星）起草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法律出版社2003年3月版）中，也将物业管理合同的法律性质归位于委托合同，该建议稿将“物业管理合同”单列为第五十二章，共十四条，第1318条物业管理合同的定义为“物业管理合同是物业管理人受业主或者业主团体委托，为委托人持续处理物业管理事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第1331条“本章没有规定的，适用委托合同的有关规定。”第1327条“委托人可以随时解除物业管理合同。”第1328条：“物业管理人不得解除物业管理合同，但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的除外。”

[11]王文辉“物业服务合同的特征”，载《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4年第6期。

[12]王泽鉴：《债法原理》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113页。

[13]夏善胜主编《物业管理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142页；谭玲、廖鹊鸣“物业管理若干问题刍议”，载《政法学刊》2005年第4期。

[14]参见王泽鉴《债法原理》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113页。

[15]余延满：《合同法原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644页。

[16]周枬：《罗马法原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660页。

[17]参见王泽鉴：《债法原理》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110页。

[18]黄立：《民法债编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第33页。

[19]潘嘉伟：“论物业管理的物权性质”，载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民商法学》2006年第9期。也有学者对此持反对意见，如陈甦“也谈‘物业管理权’的性质”，载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民商法学》2002年第7期。

法律服务种类范文第3篇

关键词：律师；法律援助；职业趋向；路径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4-0259-02

法律援助制度的系统构建，需要制度、政策、政府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多重配合，在这一过程中，律师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律师的职业特点和职业身份，决定了其必然成为法律援助实践的主体和法律援助创新的主体，如何进行良好的职业规划，树立科学的执业理念，实现高效地法律服务，不但影响着律师职业的演进，而且直接制约中国法治进程。

一、律师法律援助职业趋向的价值界定与国际比较

1.律师在法律援助中的主体地位无可替代。律师法律援助主体地位是法律所决定的。中国《刑事诉讼法》第34条对律师在公诉人出庭公诉案件中的三种情况应给予法律上的援助作了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在《关于刑事法律援助工作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中也规定了人民法院应当积极支持律师行使辩护职能所开展的法律援助工作，为其提供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及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等方面的便利条件等。可见律师作为法律援助的主体地位是法律所决定并赋予的。同时，律师作为当代法治社会中公平正义与人权保障的重要标志，具有维护社会成员个体利益和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双重职能。在针锋相对的诉讼过程中，律师的介入，更是维护了法律的正确实施，对完善国家的司法制度，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以上职业使命的顺利实现，必然要求肯定和加强律师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的主体地位和职业的独立性，也由此奠定了法律援助是律师执业的一个重要方向。

2.律师在法律援助中职业趋向的专业化。在中国目前的法律援助制度中，律师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职业视角，更多的是出于一种义务而非主动性的职业选择。在统计调查数据和案件分类上，将法律援助工作作为职业方向，还没有进入律师职业选择的主流视角。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律师制度和律师职业选择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从事专业的法律援助工作，将法律援助作为专业性的职业方向。英国作为世界上最早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国家，对欧美国家的法律援助制度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

英国法律援助服务工作的提供者主体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与法律服务委员会签订法律服务合约的律师事务所，这类主体承担了法律援助中的大部分工作。特别是在《接近正义法》施行后，将全新的法律援助合同引入了英国法律援助体制中，以便于进一步规范法律援助活动，保证服务质量。只有通过法律服务委员会质量认定，并与之签订法律援助合同的律师事务所，才能提供相应的法律援助服务[1]。通过这一做法，从政府层面到律所层面，对法律援助服务的重视和投入，就使很多律师将法律援助作为职业方向，成为专职法律援助律师。因为在成为专业性法律援助律师后，不但在经济利益上能够得到保障，其职业价值也得到了肯定与尊重。第二类，是法律服务委员会直接雇佣的公设辩护人，也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服务。法律服务委员会同样会对公设辩护人进行严格质量控制，设定一定的质量保证标准，并且要求其受法律服务委员会规定的行为规则的制约，以帮助其提供合格的法律援助服务。这一法律援助服务形式的存在，也使得这一类律师会将法律援助作为职业趋向 [2]。与法律援助委员会对法律援助案件的高标准、高质量要求相对应的，是其同样为法律援助服务提供了高薪酬，法律援助服务不再是免费和低报酬的代名词，运用市场的经济手段来引导律师将法律援助工作作为其职业专项。

参照英国经验可以发现，律师在将法律援助服务作为职业趋向时，受到两个重要因素的影响，一个是对律师职业价值的判定与尊重，另一个便是具有法律援助服务的良好外部环境。只要具备以上两方面条件，必然会吸引越来越多的职业律师投身到法律援助服务中，进而实现法律援助服务的专业化。

二、法律援助服务的职业化发展与路径优化

法制社会的深入发展，要求法律援助事业在广度与质量上的突破，随着中国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中国的法律援助事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实现律师从事法律援助服务的路径优化:

1.逐步完善法律援助的法律法规体系，为律师从事法律援助服务提供立法依据。欧美发达国家的法律援助工作之所以能得到比较快速的发展，与这些国家非常注重制定并不断修改有关法律援助的立法密切相关。必须通过一系列的立法，明确了政府所承担的法律援助义务。阐明了法律援助机构的性质和职责、法律援助的案件范围、条件、程序及资金来源，使法律援助活动更加符合司法公正和保障人权法治精神的内在需要。

法律服务种类范文第4篇

律师是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社会结构从人治社会逐步走向法治社会的产物，是社会全体公民保护合法权益，保障法律公平实施、维护法律权威及合法利益，进而最大实现公平正义为职业价值及目标取向的职业。

一、构建和谐社会、应以民主为基础，以法制为保障

和谐社会是人类社会各结构均应以“高度民主、科学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关爱、生活良序、人们生活物质条件及其充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进步社会，有史以来组建社会的全世界人类孜孜以求的一种美好的社会良好形态。和谐社会需全社会公民去努力创建。特别是我国当前面临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重大转型时期，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实行民主政治，需完备法律制度的保障。

二、执业律师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和其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性，使其在当今社会化解矛盾具有相应的优势

从我国律师的发展史看，我们现在的执业律师大部分是早期的“国家干部”，但随着整个国家社会的体制改革长期推进，其主体内容已经成为“经过国家司法考试，依法取得律师资格，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指定，为全社会各阶层，国家各部门，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人员”。他不隶属于政府管理，是独立的法律工作者。律师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核心，以法律为准则。律师的事业是为了所有人服务的事业，律师提供良好的法律服务，让社会各阶层当事人运用法律武器来捍卫全体公民的利益。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依法维护公民合法利益，是律师化解社会矛盾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三、律师在国家经济发展中，促进和谐的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

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个动态的实践过程，是通过对各种社会关系进行全面合理有效的调整来实现的社会秩序状态。在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不同社会关系主体的各种利益要求不断提出又不断协调，以形成全社会各种正当利益和谐共存的局面，而民主法治就是这一局面形成的重要机制。民主法治机制通过对权利、权力、义务、责任和程序这些规范要素的合理安排，形成调整社会关系的法律体系，以确保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些价值目标得到确认、尊重和实现。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实现法律理念的更新。和谐社会的本质是“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价值核心和社会本位，把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最高的价值目标，一切为了人，一切服务于人。只有保证全体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才能形成和谐相处的社会状态。

四、执业律师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和其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性使其在当今社会化解矛盾中具有相应的优势

社会各结构中之所以产生各种矛盾，主要是因为社会制度不完善或者是人们不良好遵守制度而形成的。而律师的专业属性决定了他们最熟悉社会制度、规则、规范并具有相应良好品德的一个群体，由他们在司法程序中来参与协调和处理社会矛盾，能够兼顾到各方利益。

律师的职业特点，在化解社会矛盾时游刃有余，执业律师具备提供法律服务的能力和条件，充分满足社会各成员，熟悉了解法律、法规，正确运用法律武器维护全体公民的合法权益。同时，执业律师提供的服务反过来对社会的法治化的进程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使人类社会逐步趋于最大和谐度。

五、律师是法律制度进步的阶梯

法律服务种类范文第5篇

[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计算机在商业领域的应用已经颇具规模。随着我国学者在电子商务领域研究的深入，其法律理论框架也开始向着纵深发展。电子商务较传统的商业行为来看，法律关系更加复杂。因此，从法律的角度对电子商务动态和静态的各个环节进行解构成为构建良好法律体制的重要任务。本文就电子商务中不同的参与主体在法律上的界定试作解析。

[关键词]电子商务；主体；互联网络

电子商务的发展一方面基于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提升，另一方面也在于不断改善的电子商务环境为其提供保障。所谓电子商务，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特殊的商事活动，即在电子化的平台上以数据化手段来完成商业性交易的现代商业行为。电子商务的种类依据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划分方法，其中根据不同的电子商务主体来进行划分是最具有现实意义的，因此，研究电子商务中不同的主体对于解构和重塑电子商务法律制度是一个重要方面。

依据主体的不同电子商务可以分为B2B(企业对企业)，B2C(企业对消费者)，C2C(个人对个人)等不同类型的交易模式。对不同主体之间的商事活动进行管制的法律规则也并不相同，因此，应当分析主体性差异的交易模式所处的现状和境遇。

一、电子商务主体的内涵

电子商务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特殊的商事行为。从法律的角度看，电子商务的主体是指作为电子商务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之一，享有一定的民商事权利，承担民商事义务的一方。当然，在对电子商务主体进行法律界定之时，不仅需要从行为外观上判断，更重要的是要根据商事关系发生的事实进行认定。

电子商务的主体在网络环境下具有以下特征：

(1)虚拟性。与传统的商事活动中主体相比，电子商务的主体因网络的应用而具有了一定的虚拟性，虽然双方最终交易仍然具有现实性，但其与传统的商事活动在行为方式上已经存在差别，建立在比特概念上的这种存在，法律对于初步判断其真实商能力以及对各交易环节的控制都更为困难。

(2)多方性。不同于传统的商事行为，电子商务的主体还包括其他的参与主体，像网络平台服务机构，建设团队，管理机构以及其他对电子商务环境有着积极影响的一方。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也成为电子商务法制构建上的一个需要克服的困难，尤其是在对各方责任承担上的认定。

(3)发展性。电子商务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网络技术不断推进，对电子商务的运作方式也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为了促成有效且安全的交易环境，交易模式可能会更加复杂，因此也将可能会有更多的主体参与到电子商务法律关系中来，使得电子商务的主体不断扩展。

二、电子商务主体的分类

传统的商事主体是指在商事法律关系中权利义务的归属者。电子商务的主体并非仅指直接交易的双方，而是在商事法律关系中，对特定电子商务行为的完成具有重要影响的参与者。由此来看，对电子商务主体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类：

(1)交易主体

交易主体通俗来讲就是指交易的卖方和买方，也即电子商务中的主要行为者。而交易主体无论从外观还是实质来看，与传统交易主体相类似。电子商务作为一种特殊的商事活动，交易双方从根本上看仍旧需要符合传统商法的要求。除了个人作为交易的一端外，其他的商事主体需要依据现有商法进行登记，取得营业资格，同时还要求具有商事能力，确保其具有履约能力。交易主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商事组织：根据法律的规定，成立并依据商法的相关规定从事营业活动，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法人或者合伙组织。商事组织因具有较为强大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更易发展电子商务，成为电子商务中最为活跃的一方。

2、个人：电子商务中存在C2C以及B2C等交易模式，在交易的两端均为个人。在电子商务中，个人多数以用户的身份出现，接受商品或者服务。在有些情况下，个人也作为卖方，利用网络平台向他人提供商品或服务。

三、服务主体

所谓服务主体，是指为电子商务的运行提供技术支持，以便有效的进行网络接入、信息控制从而快速达成双方交易。正是这一主体的存在，使得电子商务的法律规制与传统商法有了较大的差异，这一全新的主体，在电子商务的运行过程中有着不容小觑的影响，对部分纠纷更是具有决定性意义。

1、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服务提供者(ISP)，是指为电子商务构建互联网络环境，提供信息连线，数据接入等基础设施服务的提供者，包括网络基础设施经营者、电子布告板系统经营者、接入服务提供者、主机服务提供者等各种服务。良好的基础环境对电子商务的有效运行是一个关键环节，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规制是不可缺少的。

2、网络内容提供者：网络内容提供者(ICP)，则是指为电子商务提供各种实质信息内容的人，电子商务中形形色色的信息内容和不同的信息形式，都是由此类主体提供。从外观上看，网络内容提供者更是越过交易卖方直接将信息传递给买方的人，因此在区分网络内容提供者和交易主体之间的责任过错是最困难的地方，如何对其进行法律规制是非常重要的。

四、监管主体

所谓监管主体，是指对电子商务的各个环节负有监管责任，保证电子商务环境良好运行义务的主体。电子商务成为经济发展的一大方式，利用互联网络进行商贸交易因其便捷高效的优势也备受重视。伴随而来的还有各种纠纷，因电子商务中存在的技术漏洞和网络虚拟等特性，侵害交易双方的商业机密，威胁交易安全，侵犯个人信息，财产信息等合法权益的现象也越来越多。因此，建立和维护电子商务的秩序，形成良好的监管制度对于促进电子商务的良好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政府在电子商务的监管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电子商务涉及的不仅是商事交易和商事信息，还包含着个人信息等其他的社会性因素。政府作为最为有效的监管主体能够对电子商务的发展形成有力的保障。其中，对公众信息，国家机密的保护，对第三方支付平台的保障以及对网络犯罪的预防都是重要的方面，因此，加强政府对电子商务的执法，促进政府对网络环境的改善都是刻不容缓的。

与此同时，作为消费者的个人也应当积极地运用相关的法律，维护消费者自身的合法权益，对各种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和信息予以监督和举报，形成一种良好的互动体制，共同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