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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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概念范文第1篇

2014年一开始，新兴经济体遇冷，短短一个多月从股债市场流失的资金就超过了2013年全年，更多国家加入了货币贬值的行列。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困境与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有不少相似之处，因此，很多人判断类似于东亚金融危机的风暴正在新兴经济体头上集结。

东亚金融危机是一场区域性的危机，并在俄罗斯、巴西等国引起连锁反应。而当下人们所说的新兴经济体并不是一个地区性的概念，除了老牌的发达国家之外，那些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的国家都被列入了新兴经济体的行列，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5年来，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人们也逐渐习惯了这种高歌猛进的情势。当新兴经济体增长面临外部动力减弱和周期性衰退的双重压力之后，神话就破灭了，世界经济增长回归常态。

新兴经济体面临的挑战与其说类似于东亚金融危机，不如说是经济增长的回潮，有些国家将从增长的螺旋上甩出来，而少数国家有望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新兴经济体分化正在进行中。

谁是新兴经济体

新兴经济体一开始被称作新兴市场国家，是一个投资的概念，一些大型投资公司将具有投资前景的国家列为新兴市场国家，这并不是一个经济增长或者发展的概念，而是关乎投资与收益的概念，很多国家刚刚进入全球市场，资产升值的空间要远远大于成熟市场经济体。冷战结束之后，有30多亿人加入了市场经济体系之中，进而带来新一波经济增长的浪潮，新兴市场国家也就从投资概念变成经济增长的概念。

进入21世纪，新兴经济体集体发力，除了中国、印度等大的发展中国家之外，非洲、南美等地区也进入高速增长的轨道，年增长率超过5%的国家将近100个，远远超过成熟的欧美经济体的增速。这一轮增长并没有因为华尔街金融风暴而中断，相反，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发达经济体，世界经济中心转移的说法也就变得流行起来。甚至很多人乐观地估计，新兴经济体正在与发达经济体“脱钩”，所谓的脱钩就是新兴经济体有了独立自主增长的能力与空间，这也是对二战结束以来发展中国家长期的依附性增长的修正。经济快速增长期间容易滋生一些不切实际的乐观情绪，而这些乐观情绪让人们忽视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风险，一旦风向大转，增长势头逆转，由乐观骤然进入悲观，企业或者政府会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

2013年5月底，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释放信号要改变美联储第三轮量化宽松，此消息一出，印度、印尼、土耳其、巴西、俄罗斯等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国家货币一改升值势头，调头贬值。为了维持本币币值，新兴经济体一方面不愿调高基准利率，另一方面卖出美元资产，买入本币资产。

美联储主席的一句话改变了全球的资金流向，新兴经济体在2013年6月集体面临“钱荒”的危机，之前人们津津乐道的“脱钩论”显得过于乐观和没有根据。美国以及美元依然是全球金融市场的核心枢纽，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危机中的快速增长有赖于廉价美元的供给，宽松的信贷环境让企业和政府大量举债，因此，新兴经济体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债务基础之上的。当信贷环境和利率水平发生变化，债务经济就会难以为继，尤其是以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为代表的国际“基准利率”不断上升之后，全球会自动出现避险情绪，经济增长基础不牢固的国家将面临资本外逃的挑战。

美联储从2014年开始减少购债规模，新任美联储主席耶伦萧规曹随，坚持缩减购债的政策不变，她并不认为新兴经济体的波动会影响美国经济复苏。可以预见，2014年新兴经济体将过紧紧巴巴的日子，经济增速下滑也是难免的，新兴经济体集体飘红的日子已经不存在了。当潮水退去之后，裸泳者才会暴露在世人面前，而新兴经济体也会出现结构性的分化，外汇储备不足、举债过多、经济结构单一的国家将面临着危机的压力，从货币贬值延伸到贸易，直至实体经济领域，最终可能会引起社会与政治的动荡。

新兴经济体作为一个高歌猛进的标签已经慢慢褪色了，金砖四国的发明者吉姆・奥尼尔又提出一个新的概念“薄荷四国”（MINT），即墨西哥、印尼、尼日利亚和土耳其。从“金砖四国”到“薄荷四国”，经济增长的引领者只是少数国家，涵括几十个国家的新兴经济体本身就没有同质性，除了经济增速较快之外，共同点太少。这与发达经济体有很大不同，发达经济体的数量比较少，经济增长水平都比较高，在社会发展程度上也有很大的共同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预测报告认为，2014年世界经济增长将回归常态。何谓常态？就是经济增长由美国、欧洲及其他高收入国家来牵引，全球化的动力从新兴经济体转向发达经济体。2013年美国、日本、英国的对外出口都有较大幅度增加，发达经济体将再次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牵引动力。从另一方面说，常态意味着危机时代的终结，新兴经济体作为一个群体将在危机的考验下出现结构性分化，也许未来几年人们会逐渐淡忘新兴经济体这个概念，或者会赋予它新的含义。

经济增长波浪

新兴经济体面临的种种问题与其归咎于美联储的政策调整，不如说是世界经济增长潮起潮落的自然反应。世界经济史上还没有出现过几十个国家集体崛起的现象，更引人关注的是很多国家经过一段时间经济增长之后重新跌落，拉美地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经济增长的奇迹并不可能偏离经济规律的轨道，反倒是很多奇迹都会遭遇泡沫破灭的窘境。

新兴经济体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高歌猛进，其实是21世以来新一轮经济增长波浪的延伸，在这一轮增长中，大宗商品出口国获得较长时间的增长，弱势美元政策使包括石油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暴涨，直接拉动原料生产国的经济增长。而首要的需求方就是中国。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开启了长达十年的高速增长，同时中国也经历了一场工业化的，中国对煤炭、石油、铁矿石的需求拉动拉美、非洲、澳大利亚等原材料生产国家和地区的增长，从而形成世界经济中的“中国周期”。中国经济从两位数下滑到7.7%的速度，首度跌破8%，这对于原材料出口国的增长来说并不是什么好消息，加上美联储改变持续数年的货币扭曲政策，拉动新兴经济体增长的外部动力正在减弱，甚至逆转。

2013年下半年以来，新兴经济体的疲弱态势也代表着这一轮经济增长周期正处于下行状态，经济减速甚至经济衰退的危机正在叩响新兴经济体的大门。经济增长有起有落才是正常，经济低落期间正是改革与转型的良机，纵观世界的改革史，几乎所有的改革都源于压力倒逼。而经济周期的形成与产业变革息息相关，抓住世界产业变革契机的国家和公司就能立于潮头之上，成为新的引领者。

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增长既有赖于外部动力的牵引，也有内部工业化的驱动，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多数新兴经济体都没有越过中等收入阶段，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潜力巨大。但新兴经济体同样也面临着后发劣势，处于赶超状态意味着无法获得技术领先优势，而任何产业在初创阶段都会存在巨大的垄断租金，等到技术大规模扩散之后，利润水平自然会下降。形象地说，创新型的公司出售的是创意与技术，而当这种技术被大规模的商品化之后，商品就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利润被摊薄，因此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市场网络中处于下游状态。而随着生产的分解与服务业的转型，无论国家还是公司都需要在价值网络中寻求最佳的位置，维持创新的能力，显然，新兴经济体在这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劣势。

正因为新兴经济体无力定义和规范未来产业发展的潮流，就更容易受到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而几十亿人加入全球市场网络之中，供需失衡的结构性矛盾严重，产能过剩是通病，尤其是一些老旧厚重的产业更是如此。真正具有超额利润的产业集中于发达经济体，比如苹果手机，在最开始几年获得了巨额利润，随着三星以及中国手机厂商的跟进，苹果的超额利润被挤压，但后来者也只是依靠低价战略赢得了一席之地而已。

全球化已经打破了政治与经济的界限、国内与国际的区隔，国家的竞争最终要分解为企业之间的竞争，具有创新产业集群的国家自然就成为创新型国家。而如何打造一个国家的竞争力需要政府与企业不断对话，识别出新的具有发展前景的行业。一个亲市场的政府是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要素，而很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却不拥有这样的政府，一旦经济增长下滑，失业率增加，社会震荡，进而引发政局不稳定，政府的产业政策无法一以贯之地执行下去。毋宁说，政府被利益集团或者大众绑架，一些无效的补贴不仅牺牲了本国的财政资源，还制造了通货膨胀，牺牲了市场效率。

经济增长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而处于高速增长的社会或者国家往往会习以为常，形成较高的增长预期，恰恰是在过于乐观之中丧失了创新的机会，当一个新时代来临之后，增长周期遽然终结。大宗商品周期正在终结，与其追忆过去的美好时代，不如尽快融入到一个创新时代。

中国例外？

当人们论述新兴经济体的危机的时候，似乎需要加上一句限定语“除中国之外”。在24个主要国家货币中，除了人民币之外，其余兑美元都处于贬值之中，有些国家还出现暴跌的状态。人民币已经逼近破6的关口，预计2014年破6将是大概率的事件。从货币来说，人民币确实例外了，这是否说明中国经济可以继续一枝独秀呢？

经济总量巨大、宏观经济稳定都是中国例外的理由，但是中国增长是这一波新兴经济体增长的一部分，中国也受惠于城市化与工业化的红利，同样，中国经济增长也受益于宽松的信贷资源支持。从经济增长的周期而言，中国并不是一个例外。而中国现在有机会从即将到来的危机中脱身，关键还在于改革议程已经启动。

经济增长的概念范文第2篇

关键词:经济发展;经济增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辨析

中图分类号:F1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6-0011-02

一、引言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早是由总书记2007年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提出的,但研究者们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的研究是在十七大报告之后才正式开始。因此,专门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成果还很少见。如:曾培炎在《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文中系统全面地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论述,并特别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途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实现 “三个转变”[1]。周叔莲在《深刻领会和把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文中对什么是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给出了定义及其理解。这些研究成果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意义、定义以及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系作了阐述,但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以及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关范畴的辩证关系未作具体论述[2]。本文拟从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统计学、国民经济核算学的角度对发展、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方式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内涵进行论述,并与增长、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对应范畴进行全方位的辨析。

二、发展的内涵及其与增长关系的辨析

发展本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落后到先进)。包含了丰富的内涵,有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等,最终体现在人的发展。但对发展内涵的表述并不统一,有代表性的表述,如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Todaro,M.P)认为,“发展既是一种物质现实,又是一种精神状态:通过社会的、经济的和制度过程的某些综合,社会取得了美好生活的手段。”[3]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提交社会发展世界高峰会议的文件中则指出:“发展是一个综合过程,目前这已被国际社会承认。经济增长是一种动力,但其本身并不是目的,因此除经济增长之外,发展首先是社会性的。发展还与和平、人权、民主管理、环境以及左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文化和人们生活方式有着密切联系。”[3]可见,发展比增长的内涵更为广泛和丰富。因此,要正确认识发展的内涵,必须正确区分“发展”与“增长”的关系。

从统计学角度观察的“发展”与“增长”,即仅仅从二者的数量计算关系上来测定“发展”与“增长”。有以绝对量表示的“发展水平”与“增长量”,“发展水平”是计算“增长量”基础性指标;还有以相对量表示的“发展速度”与“增长速度”。

从经济学角度观察的“发展”与“增长”,不是简单的观察二者的数量关系,即不是把“发展”与“增长”简单地用数量计算关系来表达。即“增长”主要是指GDP的提高,是以产出量的增加作为衡量尺度的;“发展”则不仅包括物质财富的增加,还包括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劳动就业充分、社会保障完善、卫生发达、教育普及、科技发展、文化繁荣、秩序井然等方面。可见,增长强调的是物质生产方面的问题,而发展则从更大的视野更大的范围研究人类经济、社会、环境的变迁和进化。因此,增长不是发展的全部内涵,增长只是发展的一个必要前提,增长只需回答“涨多少”,而发展既要回答“涨多少”,还要回答“涨得有多好”,这正是我们十七大指出的“经济又快又好发展”的具体体现。

从发展经济学角度观察的“发展”与“增长”则认为,“发展”与“增长”是两个紧密相连的概念,在有的场合还可以互相替换,但它们的含义又是有区别的。并认为发展是以增长为核心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转换和全面进步,包括投入结构、产出结构、产业比重、分配状况、消费模式、社会福利、文教卫生、群众参与以至文化结构的变化[3] 。

我们从现代意义上出发,结合十七大报告精神,将发展的内涵表述为:是改变传统的发展观(主要是以眼前GDP增长论英雄),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持续、稳定、健康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这种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发展,其发展目标应由单一目标转化为多层次发展目标,增长只是一个重要的目标,结构目标、资源环境发展目标、社会生活目标等;发展政策调整为重视速度、规模、数量转变为强调效益、结构、质量;发展模式需培育新经济发展模式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三、经济发展的内涵及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辨析

对经济发展的内涵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观察,即从经济运行过程来看,经济发展是经济运行四个环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有效健康运转,只强调某一个环节的发展都会是跛脚的发展、不协调的发展。过去我们一味地强调生产的发展,过分追求GDP的快速增长。从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关系来看,经济发展应该是在追求GDP增长的同时,社会和谐、环境友好的社会安定局面。从科学发展观来看,经济发展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经济增长是指一个经济中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的持续增加过程[4]。早期发展经济学是把经济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的,后来,发展经济学接受了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Colin C. Clark)的观点,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内容是结构转变、工业化和城市化。因此,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相同的概念,二者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概念。经济增长主要反映经济活动的数量关系的变化,是一个偏重数量的概念,对增长的速度与数量有明确的要求。而经济发展主要反映经济活动质量关系的变化,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对增长的速度与数量仍有明确的要求,但更注重增长的质量与效益。故我们认为,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而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并反过来促进经济增长。这两者之间一般来说不应当相互矛盾。但在现实中也还存在着另一种情况:一个社会可以有经济增长,但却不一定有发展或者发展起来十分缓慢。俄罗斯便是如此。俄一直没有正确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四、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及其与经济增长方式关系的辨析

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实现经济发展的方法、手段和模式,既是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的一个大系统的共同协调发展,也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境“五位一体”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按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发展的程度不同,将经济发展方式分为传统经济发展方式(以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的发展,是跛脚的发展状态)和现代经济发展方式(以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的发展,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传统经济发展方式是在传统发展观(主要是以眼前GDP增长论英雄)的指导下,只注重生产环节创造的物质成果,以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的发展,是跛脚的发展状态。其主要特征有:发展的观念陈旧;发展目标单一;发展模式陈旧――农业经济发展、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发展不平衡(结构、区域、城乡);发展的不协调(经济与社会、经济与环境);发展质量不高等。现代经济发展方式是在科学发展观(持续、稳定、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指导下,既注重生产环节创造的物质成果,又考虑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共同协调发展创造的各类成果,主要以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其主要特征有:发展的观念更新;发展目标多层次(经济增长只是一个重要的目标,结构目标、资源环境发展目标、社会生活目标等);发展模式创新――新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平衡、协调高质量的发展等。可见,经济增长方式只是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经济发展方式大系统中的一个主要分支。

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及其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关系的辨析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指通过转变传统发展观为科学发展观,改变过去粗放型增长方式带来的跛脚的发展(即 “经济发展一条腿长,社会发展另一条腿短”)――不全面、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发展为集约型增长方式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内容除了包括十七大报告指出的实现“三个转变”外(即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还应包括五大转变:发展观念的转变――传统发展观向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目标的转变――单一目标向多目标转变;发展环境的转变――资源耗费、环境污染向资源节约型、社会和谐、环境友好型社会转变;发展政策的转变――从重视速度、规模、数量转变为强调效益、结构、质量;发展模式的转变――农业经济发展、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向新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转变。

参考文献:

[1]曾培炎.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J].改革CHINA REFORM,2007,(2).

[2]周叔莲.深刻领会和把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J].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报,2007,(12).

经济增长的概念范文第3篇

关键字：社会资本；理论综述；经济增长；

经济学总是致力于解释经济发展的原因，解释经济繁荣的机制。詹姆斯・托宾曾说过："增长是一个永远使经济学者着迷和神往的问题，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迄今为止，经济学家已经从不同角度出发，提出了许多见解，形成我们今天研究有关经济发展问题的许多理论。货币资本、物质资本、技术资本、人力资本先后被认为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正式的制度安排也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为什么一些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数量相当而且制度相似的国家会经济绩效会截然不同呢？为什么一些国家或地区缺乏物质资本却能够飞速崛起呢？可能在现实的经济社会中，还存在这一些不为我们所熟知的因素影响着一国的经济增长。因此对社会资本的研究也就油然而生。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有着促进作用，但其如何影响经济的增长一直是困扰着经济学家的问题，社会资本又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呢？

一什么是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这个概念最初是在经济学领域中使用，19世纪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庞巴维克和马克思经济学创始人马克思都曾提出过"社会资本"但他们所使用的社会资本或社会总资本是与"私人资本"、"个别资本"相对应的，不是我们现在把握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本。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最早是由海尼凡提出，但这些均未引起学术界的较大注意。直到法国学者皮埃尔・布尔迪厄用英文发表"社会资本随笔"的论文正式提出社会资本的概念后，此概念才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接着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于1988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题为《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作中的作用》这篇经典论文，社会资本理论在社会科学各领域中渐成研究的焦点和热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资本概念更为流行，引来了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不同领域学者的研究。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将社会资本量化进入经济增长模型，来说明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斯蒂格利茨在1999年世界银行出版的《社会资本》一书中指出："社会资本包括隐性知识、网络的集合、声誉的累积以及组织资本，在组织理论的语境下，它可以被看做是处理道德陷阱和动机问题的方法"。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更关注的是企业的市场价值。因此在解释有着广泛内涵的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时，他考虑的对象主要是企业，讨论的核心问题是组织理论、社会资本与市场制度的关系。

社会资本是指人们在一个组织中为了共同的目标而进行合作的能力， 是一系列社会品德的统称， 如诚实、守信、对他人的责任感、善于合作等等。它本质上是社会性的， 而非个人美德。信任、组织、规范、信息是它的主要构成因素。

二社会资本对经济的作用

社会资本在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一种不能忽视的因素，但社会资本如何影响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学家想要探寻的话题。本文通过从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两个方面来探讨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积极作用

（1）社会资本通过影响信任和社会规范，进而影响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能减少经济活动中的交易成本， 有助于物质资本的积累和集中， 形成规模经济， 从而促进经济增长。高信任度的社会容易聚集大量的中小资本， 形成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大型企业组织， 从而提高生产率， 降低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 取得规模经济。而且在一个高社会资本的社会中，监督的难度较低，对违反制度的行为实施制裁的投入较少，从而大大节约了正式制度的实施成本

（2）根据卢卡斯模型的假设， 人力资本对产出有重要影响， 而人力资本增长率取决于人均资本的平均水平。对教育事业的共同努力， 会极大提高全社会人力资本平均水平，培育出高素质水平的人才，优秀的人才往往会在社会网络中获得更多的信任，获取"公共资源"的支持，并通过各种社会网络建立口碑，树立起一种无声的威望，从而产生一种精神激励，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凝聚成一种强大的力量，从而表现出对人力资本的凝聚、导向、约束和激励作用，以促进经济快速增长。

（3）社会资本的溢出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技术的创新。人们的很多知识和技能是通过与别人的交往和交流获得的，从而能够带来收益。高社会资本的社会中，普遍的互惠规范和密集而良好的人际网络有利于个体知识，特别是隐性知识的传播，从而有助于创新以及知识的共享、发展与扩散。因此，企业可以通过与外部知识源和信息源（如大学和科研机构等）建立各种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来提高技术创新的能力。社会资本使不同企业之间的网络更方便，技术创新更容易实现，从而引致经济增长。例如，硅谷的成功就在于技术创新及其商业化， 技术创新的基础来自于人们之间通过互相交流而产生的思想碰撞。

（4）社会资本与正式制度的关系应该是一种相辅相成，而不应该将它们放在对立的层面。社会资本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改善政府的行政效率。成员彼此关爱的社群更愿意参与投票，社会资本的普遍信任、社会网络及公民参与可有效促进政府效率，减少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同时社会资本有利于"集体行动困境"的解决，减少机会主义行为，高一致性的集体行动可有效遏制制度供给过程中的"搭便车"行为。

2消极方面

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社会资本可以增强组织团体之间的信任，降低交易成本。但另一方面又会产生负面效应增加不必要的社会成本，例如寻租等行为。如果一个人或者组织利用他人对其的信任来谋取私利最终却损害了更集体的利益，而且一些利益集团彼此互相勾结，为了孤立狭隘的目的而不是生存性的服务，如卡特尔，这些组织的存在严重损害了经济秩序，阻碍了经济增长，造成了资源的浪费。这时候就需要国家正式制度的存在，发挥政府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社会资本需要正式的国家制度来维持和促进其繁荣，而且国家制度的存在提供了有效了经济运行环境，维护了经济发展的秩序，保证经济资源合理利用，从而保证经济的稳定增长。

三结束语

现代社会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极力寻找通过增加社会资本来促进经济增加的方法。文中所提到的社会资本在通过影响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正式制度方面来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显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社会资本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点我们无可厚非，但是社会资本如果运用不当势必会带来许多负面效益，如人际关系和政治权利结合可能会滋生腐败现象，常常会因为个人利益而损害更大团体的利益等等，这些因素均可能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导致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极为不稳定。因此，我们要应在充分利用社会资本的正面效应时警惕并避免社会资本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大的发挥社会资源带给我们的巨大收益。

参考文献：

[1]刘国亮，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综述[z1，产业经济评论，2004年第2辑

[2]郭少新，何炼成，社会资本：解释经济增长的一种新思路[A]财贸研究，2004（2）

[4]郭晓宇，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宏观效应分析，硕士毕业论文，2009年12月

[4]孙力，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A]经济问题，2007（3）04- 4-22.

经济增长的概念范文第4篇

关键词：经济增长；EVIEWS软件；劳动力；资本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经济飞速发展。为了更好地理解山东经济发展的各个影响因素，笔者对影响山东经济增长的各个因素做一浅析，以期更好地运用各个因素来发展山东经济。

一、经济增长理论

（一）经济增长定义。宏观经济学中，经济增长通常被规定为产量的增加，这一产量既可以表示为经济的总产量，也可以表示为人均产量。经济学家们通常是通过GDP（或GNP）和人均GDP（或人均GNP）来测量经济增长的。所以，经济增长在统计上反映为GDP（或GNP）或其人均值的持续上升。

（二）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是经济理论和实践中频繁出现的两个词语。如果说经济增长是一个“量”的概念，那么经济发展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质”的概念。经济增长通常意味着某经济总产出（如GDP）的扩张。而发展的定义，很大程度上是个哲学的问题。发展包含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它追求的是通过物质现实和精神状态的改善，过上美好的生活。增长虽然是发展的手段和核心内容，但不等同于发展。不少发展中国家经历过“无发展的增长”，GDP虽然增长了，但人们的生活质量却没有得到改善，分配不均、自然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突出。

（三）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经济增长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既有“软”因素，如区域文化、思想观念、生活习惯、价值观、道德观、创新与守旧意识、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也有“硬”因素，如区位优势、历史沉淀、政策因素、制度因素等。因此，要完全找出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几乎是不可能的。本文主要就一些影响经济增长的可靠量化的因素进行分析，找出这些因素对山东经济增长的贡献。

二、模型估计

（一）建立模型。我们用索洛经济增长模型来研究经济增长，首先必须确定产出和资本、劳动投入指标的选取和测算。只有确定了这些指标和测算方法，才能得出所需的数据资料，然后才能利用模型对现实经济增长进行分析。

本文以宏观经济理论中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AKαLβ为基础，A表示技术，K表示资本，L表示劳动力，α、β分别为产出的资本弹性和劳动弹性，对上式两边取对数，得出索洛经济增长模型GY=GA+αGK+βGL。此式说明经济增长率GY取决于资本增长率GK、劳动增长率GL、产出中的资本份额α、产出中的劳动份额β及技术增长率GA。表1是1991～2006年山东GDP、固定资产投资额、就业人员数的历史数据。（表1）

运用EVIEWS软件，利用表1的数据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表2）

（二）模型检验。该模型为索洛经济增长模型，符合经济意义。拟合优度检验：由表2中的数据可以看到，修正可决系数为0.991670，故模型对样本的拟合度很好。F检验：由表2可得F=893.8237，由于F=893.8237＞Fα（2，13）=3.81，故回归方程显著。T检验：由表2中的数据可得GA^、α^、β^对应的t统计量分别为-4.973288、11.38509、6.032217，其绝对值均大于t0.025（13）=2.160，这说明回归系数不为零。

从得到的经济增长函数可以看出，产出的资本弹性和产出的劳动弹性都是比较大的。资本弹性α=0.506201，劳动弹性β=2.248511，说明1991～2006年山东GDP的增长主要是靠加大资本的投入和劳动的投入，并且可以看出α+β远大于1，说明山东经济增长处于规模收益递增的阶段，因此加大资本和劳动投入，加快了经济的增长。

三、测算结果

平均发展速度是各个时期环比发展速度的序时平均数，说明社会经济现象在较长的时期内速度变化的平均程度。平均发展速度与平均增长速度指标的数量关系是：

平均增长速度=平均发展速度-1

本文中平均发展速度是各个时期环比发展速度的平均数，山东产出、资金和劳动力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均按平均法计算，以产出为例，计算公式为：

Y=｛［Yt÷Yo］^（1/t）－1｝×100%

Yt：计算期t年的产出；Yo：基期的产出。

测算1991～2006年山东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资金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和劳动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根据以上公式得：

山东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

=｛（22077.36÷1810.54）^0.0625－1｝×100%=16.9%

山东资金的年平均增长速度

=｛（11136.06÷439.82）^0.0625－1｝×100%=22.38%

山东劳动的年平均增长速度

=｛（5960.0÷4219.3）^0.0625－1｝×100%=2.18%

由表1可计算得到1991～2006年山东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GY=16.9%、资金的年平均增长速度GK=22.38%和劳动投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GL=2.18%。由公式GY=GA+αGK+βGL可得，资本对山东GDP增长的贡献αGK＝11.32%，劳动力投入对山东GDP增长的贡献βGL＝4.90%，技术进步对山东GDP增长的贡献GA＝GY－（αGK+βGL）＝0.68%。如果用贡献率表示，则在山东1991～2006年年平均16.9%的GDP增长率中有66.98%来自资本的投入，29.0%来自劳动的投入，只有4.02%是除资本和劳动以外的综合要素的贡献。

四、政策建议

第一，由结果看出，山东劳动力资源丰富是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尤其是对劳动密集型产业。但素质低下的劳动力造成就业的困难，也制约了经济的增长。因此，要重视劳动的投入。劳动力的投入不仅仅是劳动者数量的投入，更重要的是劳动者质量的投入，这就要求重视对劳动者的高等教育，并加强对技术人员的技术培训，培养高技术人员；另一方面要重视公民的保健及饮食，改善公民的生活水平，这些对提高生产率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第二，九十年代以后，山东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一方面靠引进外资、引进项目、从国外购买成套的设备和技术；另一方面山东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使得民营企业迅速发展。民营企业在其快速发展过程中，主要是靠加大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同时，各地加大基本建设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这也是带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加大资本的投入，一方面山东三面环海，与日本、韩国、朝鲜等国家较近，这为引进外资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另一方面刺激消费需求，同时放宽政策，发展民营企业。

经济增长的概念范文第5篇

关键词：人口红利；经济发展；政策制度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1-0245-03

一、导言

中国自1978年以来，经济“飞跃式”发展，被世人称为“中国奇迹”。同时，中国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基本完成了多数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现代人口转变过程，可称为“人口奇迹”（车士义，2011）。人口结构转变与经济发展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吸引了国内外诸多学者（Bloom，安德鲁·梅森，蔡昉等）进行研究，两者关系关乎中国未来国家人口政策的走向以及经济持久增长的维持。因此研究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对于国家维持经济发展，保障公民利益以及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中国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学术界已产生争论，许多学者研究得出结论，本文针对这些结论，聚焦具体争论点，进行对比分析，并给出本文观点。

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定位争论包括：（1）中国是否明显存在人口红利？（即中国人口转变是否促进经济发展）（2）若存在人口红利，人口红利多大。（3）中国人口红利出现时期。分析之前，需要界定人口红利概念。“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概念由 Bloom 和Williamson（1998）首次提出，是指在生育率快速下降时期，人口增长率下降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人口中的少儿比重大幅下降、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显著上升）所带来的利益。1998年，联合国人口基金委员会在《世界人口现状（1998）》中正式使用“人口红利”一词，使人口红利这一概念逐渐为学界认同和使用。一般来讲，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换过程中，少儿和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下降，劳动力人口占比扩大，引来劳动力供给增多，从而有利于经济发展。本文将对三大争议进行逐一分析。

二、主要争论点

1.中国是否明显存在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概念引入中国后，国内外很多学者对中国是否明显存在人口红利存在争论。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存在明显人口红利，且中国正受益于人口转变带来的经济增长。蔡昉（1999，2005），王德文（1999）认为，人口转变使中国从1960年开始享受人口红利，而改革开放后，人口红利成为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王丰和Mason（2005）分析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认为1970年左右生育率快速下降带来了潜在的人口红利。劳动力供给充裕，同时伴随着较轻并日益降低的少儿和老年负担，促使人均产出快速增长，人们生活水平迅速提高。David Bloom（1998），都阳（2004），汪小勤（2007）等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人口红利并不明显，甚至不存在人口红利。穆光宗（2006）认为，人口机会窗口只是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助力，人口红利期不等于经济高速增长期，穆光宗（2008）还认为中国有窗口之美而无机会之实。贺菊煌（2006）认为生育率的快速下降会引起经济增长率下降，但它同时也会引起人均消费永久性提高。蒋正华（2011）甚至认为中国不存在人口红利，他认为人口多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是更多压力，而不是红利。

针对上述学者不同观点，本文认为中国存在明显人口红利。一段时间内合理的人口结构将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要素供给，进而刺激经济增长。中国人口转变在一定时期内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基础，会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

2.中国若存在人口红利，它有多大？中国的人口红利到底有多大，国内外众多学者利用数据及相关模型得出了结论。王丰和Mason（2005） 在研究中国劳动力比重上升带来人口红利对于中国人均 GDP 增长率时发现在1960—2000年之间劳动力比重上升带来的贡献为8.3%，而改革开放后的1982—2000年间这一数字为15%。武剑（1999）研究发现，由劳动力投入增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在6%左右。蔡昉和王德文（2005）利用1982—2000年中国分省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总抚养负担对人均GDP增长的边际效应为-0.115，即总抚养负担每下降一个单位，经济增长速度将加快0.115个百分点。在考察期间，中国总抚养负担下降了20.1%，带来经济增长速度2.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26.8%。改革开放以来，总抚养负担下降对储蓄率的贡献率大约在5%左右，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1/4强。陈友华（2008）构建了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简化数学模型，测量了人口红利对1978—2006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发现人口红利对GDP的贡献量与贡献率均呈持续增长的趋势；尤其在进入21世纪后，人口红利对中国每年GDP贡献份额超过10%。钟水映和李魁（2010）利用1990—200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算出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作用。Choudhry（2010） 基于70个国家1961—2003年的数据，分析研究得出人口转变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中的46%。王金营和杨磊（2010）利用1978—2008年中国数据，分析得出中国劳动负担比与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劳动负担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将提高1.06个百分点，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劳动负担降低累计带来的经济增长占总增长的27.23%。车士义和郭琳（2011）用1978—2008年的中国数据进行误差修正分析，得出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短期内不显著，但和经济增长保持长期均衡的关系，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每提升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会提升0.028个百分点。车士义，陈卫和郭琳（2011）运用1978—2008年中国的数据，运用全要素生产函数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份额进行了分解和测算，得出人口红利每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3%。

3.中国人口红利出现时期。对于中国人口红利能够持续多久，主要有两种观点，分别是：一种观点以陈友华等人的研究为代表。陈友华（2005）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在 20 世纪 80年代后期才开始出现，一直要持续到 21 世纪30 年代初，前后历时四十多年，2010 年前后人口红利最为丰厚，他同时指出中国的情况与日本较为相近，但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很大不同。于学军（ 2003） 也得出了类似结果。另一个观点以王德文等人的研究为代表。王德文等（2004）认为，人口转变使得中国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开始享受人口红利，并将一直持续到 2015 年前后。王丰等（2006）和马灜通（2007）的研究结论也支持此观点。

众学者观点截然不同，最主要原因在于人口红利定义的界定没有选择统一标准。根据文中人口红利定义，结合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见图1），数据来自世界银行（2010），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人口机会窗口”期，若中国能充分发挥人口转变优势，该时期将在2015—2020年之间结束。这一结论同Choudhry（2010）的研究结论相似。

三、结论

中国人口红利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很多学者（Bloom，蔡昉，Mason）都进行了长期研究，其中不乏争议，主要集中于中国人口红利是否明显存在，中国人口红利多大和能持续多久。很多学者从自身视角给出结论。本文阐述了一些学者的观点，并结合研究给出观点。

本文肯定人口红利的存在及作用，同时认为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期在20世纪80年代初打开，一直持续到2017年左右结束。为了能够实现人口红利的最大化，中国需要大力促进就业，扩大人力资本投资，改革中国的户籍制度，推动中国产业结构转变。通过执行这些政策和完善制度设计，中国必将实现人口红利最大化，进而避免穆光宗（2008）所得出的“中国有窗口之美而无机会之实”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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