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调查四要素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社会调查四要素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社会调查四要素范文第1篇
世界休闲组织预测: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是休闲需求增长的门槛: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度假需求就会普遍产生。而休闲社会则要求必须是1/3以上的时间用于休闲,休闲收入支出的1/3用于休闲,国土的1/3用于休闲,达到了这三条件才可以说是休闲社会。
体育运动是人们休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们乐于接受的健身活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开始从物质需求向精神需求转变,休闲体育消费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体育健身、户外体育、体育旅游等逐渐逐渐逐渐深入到越来越多的家庭。“街舞”、棒球等都体现了浓浓的休闲体育色彩。
二、休闲体育的到来是经济高度发展下的产物和时代需求
(一)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体育消费群体和体育市场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学家预测,2040年我国人口总数达到顶峰14。91亿后开始下降,其后将呈现缓慢的负增长。这样的趋势,一方面说明新世纪我国的人口压力仍然很大,但另一方面对休闲体育的发展来说却是一个机遇。这是因为,新世纪的人口增长是与人均GDP和居民收入水平增长同步的,这种条件下的人口基数的增长,意味着有支付能力的体育消费水平的增长,而有支付能力的体育消费需求的增长,又必然带来体育市场的持续繁荣。到21世纪中叶,我国将进入富裕阶段。到那时,富裕起来的15亿人,无疑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体育消费群体,并以他们活跃的体育消费能力创造世界上最大的体育市场。
(二)新世纪我国居民需求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升级,是休闲体育发展的原动力
社会主体人的需求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类社会中各项活动的生存、发展和消亡也是由人们需求结构变化的客观规律来决定的。体育消费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消费现象,是一个社会发展到特定历史时期的必然产物,体育消费需求是指特定的消费人群在特定的区域,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市场环境和特定的市场推广计划下对某一个特定产品的总体消费需求。
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人均GDP达到1000―3000美元时,居民消费由温饱消费向现代消费转变。纵观近几年的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是医疗、保险、娱乐教育、文化服务等发展型,甚至享受型消费系数呈上升趋势,消费结构将出现良性变动。
体育消费从本质上讲属于满足人们享受和发展需要的消费。体育消费是能给人们带来健康、欢愉、享受的消费。由于人们对健康的需求和对生活质量提高的需求是无限制的,因此,人们对体育的消费需求也是无限制的。
(三)闲暇时间的增多,是休闲体育发展的保证
我国政府在1995年5月起,就实行了五天工作制度。从2008年开始实行,国家又增设了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加上原来的五一劳动节,国庆节以及双休日,年休闲时间达到了119天之多,超过了1/3的休闲时间,达到了满足休闲社会的三个条件之一。随着人们余暇时间的增多,人们便会考虑如何运用余暇时间科学、合理地安排健康向上的休闲内容,以满足身心上的需求。加上我国的政策一向推行全民健身计划,这给大众的休闲体育营造了很好的政策环境。
(四)人民生活节奏加快,文明病的困扰,健身意识的提高,是休闲体育发展的强大动力
古老的健康概念,常以是否有病作为分界线,有病为不健康,无病则为健康,而现代对健康的科学定义是指机体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动态平衡。21世纪的社会的健康四要素是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能力、道德健康。
社会的进步,信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工作的紧张,大量的脑力劳动代替了原来的体力劳动,现代人类努力在适应这种高强度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时,人的精神系统可能会出现问题,就会犯所谓的文明病,现重要的是,大强度的脑力劳动,长期缺少锻炼,使得”肌肉饥饿、办公室病、心理疾病等现代文明病成了困扰大众的杀手,而休闲体育正好可以填补空白,不仅可以强身健体,更可以起到缓冲精神压力的作用,平衡人体机能水平。
(五)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变
自上个世纪后20年,我国进入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尤其是2000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水平逐步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消费重点由生存资料转向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提升生活质量已经成为当前的消费重点,除了住房、电子通讯器材、汽车、家庭装饰装修等新兴消费持续升温,增长迅速之外,健身健康日益成为了新的生活方式,特别是经历过“非典”后,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健康的重要性。不仅如此,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消费观念也随着发生了变化,体育健身日益成为了一种时尚。这些变化都将对中国休闲体育产生巨大影响。加之,中国政府通过国家彩票基金加大了对全民健身的投入,健身路径工程、小篮板工程等等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休闲体育的发展。
三、新世纪经济下我国休闲体育发展的对策研究
(一)对准市场,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随着人民生活需求开始由物质向精神转变,休闲体育的消费影响也越来越大,人们已不单满足于现有的体育运动,而是衍生出更多的、更时尚的休闲运动。如目前比较时尚的休闲体育运动项目,高尔夫球、健身房运动、普拉提、滑雪、海滩体育等。
(二)培养适应休闲体育、休闲时代的专门人才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给中国体育体制改革提供了契机,也给中国休闲体育的发展注入了强有力的催化剂。奥运会对国内群众进行了一次广泛而深刻的体育文化洗礼,同时也增强了休闲体育需求,据有关资料表明,在2000年,我国国际旅游业的就业人数达到约200万人,而且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按这个增长速度估算,到2020年将达到1500多万,庞大的休闲业务、休闲服务业市场将出现人才的紧缺。
(三)高校课程与时代接轨,培养专业休闲体育人才
社会调查四要素范文第2篇
重视对道德规范和准则的切实认知，是孔子德育思想的突出贡献。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仁”是众德之总，也是孔子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孔子所说的“仁”内容十分广泛。他对“仁”的解释也是多样的，最基本的含义包括三个方面，即“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孝悌为仁之本”。在“仁”的统摄下，孔子提出一系列的德育概念，如恭、宽、信、敏、惠、刚、毅、木、讷、勇、敬、俭等。孔子主张“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强调不是出于外界的强制，而是通过自身的理性自觉从而对道德规范和准则加以认知、认同。“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孔子认为，学习道德知识是德育过程的开端，某些道德品质必须通过系统的理论学习，才不会发生偏差流弊。同样，培育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要晓之以理，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充分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内涵，让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明确的认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24个字的高度概括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内涵。高校要充分利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党团活动、校园文化建设、网络平台等多种方式，以大学生喜闻乐见的表现形态、通俗易懂的语言，充分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价值观的确立不是外部可以强加的，是一个陶冶养成的过程，是一种人们价值选择的自我内化过程。”高校思政教育者在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涵时，如果能从影响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两千年之久的孔子儒学的角度娓娓道来，让大学生知晓这一深远的历史文化渊源，就能唤醒大学生深层次的文化心理需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缘起产生探求的兴趣。因此，学习了解孔子德育思想的过程，既是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探寻，也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深刻理解乃至认同的过程。诚如孟子所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孔子的德育思想非常重视君子人格的塑造。“君子”一词在《论语》中出现107次，并被赋予深刻的道德含义，孔子对君子提出“三戒”“三畏”“九思”等诸多要求和赞美。孔子认为:“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人人未必能达到“圣人”的境界，但一般人通过努力就能达到“君子”人格的高度。诚如所言:“孔子指出一种理想的模范，作为个人及社会的标准，使人‘拟知而后言，仪之而后动’。他平日所说‘君子’便是人生品行的标准。”高校思政教育者要启发大学生依照孔子倡导的君子人格，引导大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探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文化渊源，并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特点，借鉴吸收“君子人格”的有利因素，充盈自身的人生品行。
二、“情”———道德情感阶段
重视道德情感的陶冶，是孔子德育思想的显著特点。道德认知如果未能上升为道德情感，那么这种道德认知大多是不稳固的。孔子说:“心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孔子很注重对学生道德情感的培养，通过正面的情感教育，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们善良本心，使之时时处于警觉状态。孔子重视诗教和乐教在完成人的德行中的积极作用，主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他提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认为由“知之”到“乐之”，是低层次情感到高层次情感的转化。因此，孔子很重视情感在教学中的应用，他对学生倾注了关爱和真情，以情感人、以理服人，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道德教育。他的学生颜渊曾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就是对他们动之以情的过程。列宁说过:“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只有抓住“情感”这一促进大学生个体发展的内在动因，才能激起大学生对教育者情感上的接近、尊重与信任，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及其要达到的目的，并产生强烈的追求、实践的欲望。大学生这种情感活动的发生、进行，是他们追求、内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目的的推动力量。孔子对“仁”的解答因人而异，但从未离开具体生活。因此，高校思政教育者要真诚关注大学生日常学习、生活、交友、心理健康等与大学生关系密切的各种元素，让大学生真切感受到关心，从而拉近与思政教育者的距离。此时思政教育者再以发生在大学生身边的事件和社会上各种新闻热点为例，充分调动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大学生对各种事件进行分析说理，引导大学生的道德觉悟，从而循循善诱地引导大学生悦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思政教育者要特别注意和大学生之间的平等交流。“自尊和受人尊敬是人的一项基本需求，在尊重和平等的前提下，大学生的深层次需求和自身的主动性才能激发出来。”高校思政教育者可以借助师生之间思想、知识交流，对大学生的情感乃至价值观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三、“意”———道德意志阶段
优秀道德品质的养成过程十分艰苦，孔子很强调道德意志的培养。孔子认为，一个人为学修德首先要立志，要具有为实现自己的志向而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即“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其次，要对“志于道”有信心、有信念，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最后，要有恒心。明确了志向，坚定了信念，还要经得起各种欲望的诱惑和艰苦环境的磨炼。孔子认为，人生活在社会上，不应该以个人眼前的物质生活为满足，还应该有精神上的更高追求。因此，高校思政教育者要引导大学生立足现在，面向未来，确立志向，树立人生的目标和理想，作为个人努力的方向。孔子说:“君子不器。”意思是作为一个君子不应该过多地追求功利性的东西，而应该崇尚“道”，追崇那些看似无用实则颇为有用之“道”，这种“道”要求君子有远大的抱负。只有达到“不器”之境的君子，才是真正的君子。对大学生而言，好好学习，将来找一份好工作，固然重要，但人生不能仅止于找到一份好工作，因为工作只能解决生活生存问题，并不能解决人们追求生活价值、人生意义、心灵拯救、精神慰藉等安身立命或终极关怀的问题。目前，大学生群体存在“道德危机”“信仰危机”等问题，究其根源，在于缺乏理想信念的引导。大学生需要科学、正确的理想信念来指引人生的方向，让大学生活以及未来的人生追求更加有意义、有价值。因此，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立为大学生的理想信念，不仅是党和国家对大学生的殷切期望，而且是大学生个人思想不断成熟、确立精神家园的需要。高校思政教育者要借鉴孔子“克己内省”的自我道德修养方法，在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引导大学生进行自我教育。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他认为，“克己内省”是日常必用的修养方法，应积极提倡。经常自我反省，省察改过，不断提高道德修养，就能做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从根本上说是自我认识、自我教育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会受到很多外在环境的影响，但最终还是取决于个体有无自我教育的自觉性，孔子说的“为仁由己”就是这个道理。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只有能够激发学生去进行自我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高校思政教育者要全面、及时了解大学生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心理需求、道德标准等新变化，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自己，客观评价自己，引导大学生进行经常性的自我反省，启发大学生的道德觉悟，使大学生正视自己的不足，激发他们自我教育、自我发展的潜能，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和内容“内化”为他们自身的道德思想、情感和意志。
四、“行”———道德行为阶段
社会调查四要素范文第3篇
1970年初，袁教授在查阅大量文献的基础上，从调查入手，深入民间调研，数十次前往不育症多发区的41个市县进行系统的社会调查，率先发现集中不育症人群与食用棉籽制品密切相关，提出棉籽食品可致男性不育，进而分离出男性抗生育有效成分棉酚。嗣后，国家组织全国18个省市千余名多学科科技医药卫生人员协作攻关，袁教授作为全国棉酚研究协作组化学制药组负责人和山东省棉酚研究组组长带领科研团队对棉酚的理化性质、生产工艺、质量标准与规格、抗生育效果、作用环节、吸收分布、毒理、临床用药方法及剂量、棉酚的拆分、衍生物及络合物的制备和筛选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深入研究。1974年2月在探寻高效低毒棉酚衍生物的过程中，研制成功“男性避孕药甲酸棉酚”，袁教授亲自执笔起草了棉酚、醋酸棉酚、甲酸棉酚质量标准［3］。棉酚是迄今国内外男性抗生育作用最为确切的一个药物，作为非甾体类药物的新发现，填补了国内外男性避孕药的空白。1972年，袁教授首次分析测定出青蒿素的分子式与分子量，为“抗疟新药—青蒿素”研制成功做出了关键技术贡献。
2系统生态观的中药可持续发展
中药资源的合理利用与其生态环境保护是袁教授长期关注的课题，他指出：“中药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是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物质基础，要发展中药事业，首先要加强中药资源的保护［4］。”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期，他多次深入山区、药材产地和道地药材产区开展中草药资源调查，搜集民间中草药方剂，编著出版《山东中草药手册》《中草药避孕方剂汇编》和《山东省中草药资源调查报告》。80年代初，面对中药使用量激增，中药及天然药物野生资源日趋减少的现象，袁老认为中药资源是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应对中药及天然药物资源进行研究与科学利用。为摸清山东中药天然药资源现状，积极配合全国中药资源普查，袁教授组织开展了山东中药资源普查，切实推进中药道地药材研究和人工栽培研究。针对中医和中药发展不平衡和“重医轻药”，以及临床用药不规范，中药炮制不当，或调药有误、分量不准，药材霉变，以伪充真、以劣充优等问题，深入分析中药及中药学科在中医药事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适时地发表了“振兴中医事业必须同时发展中药事业”的重要论述。90年代，袁教授立足中医药可持续发展，竭力倡导中药现代化、标准化、规范化、客观化，组织山东道地药材研究，开展常用中药材品种整理及质量研究［5］，从混乱品种甄别、本草考证入手，就其化学成分、饮片规格、质量标准等进行系统研究。通过对荆芥全面系统研究，明确了荆芥入药历史沿革，澄清了荆芥入药品种［6］，首次探讨了135种常用中药所含微量元素与中药性效相关性，保障了临床用药安全。24大科学观塑中药产学研经贸战略架构中药为复杂体系，其突出特征是整体性，袁老对中药现代化有着系统思考和独特见解，认为：“中药现代化要立足大科学观，从系统整体观出发，做好顶层设计，从战略高度着眼，基础与应用研究、实验与临床并重，科学技术与人文经济融合，产学研科经贸并举，多学科联合协作攻关，实现中药规范化、标准化、国际化。”还分析说：“应重视中药基础性研究，无高水平的基础研究，就不可能有高水平的应用研究，更不可能有重大创新和突破。要坚持以中医药理论为依据，以临床效果为前提，以中药复方药效物质基础为核心，破行业界限，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多学科交叉协作，探索中药复方多成分、多途径、多环节、多靶点的作用机理。从根本上使传统中药提高到现代中药的水平。”1990年，他在20余年中药生育调节研究经验积累的基础上，从战略发展着眼，系统梳理古今文献，开展专题调研，首次在国内外全面总结中草药节育成果，独立完成了“中药节育的预测研究”，准确客观分析了国内外中草药避孕及抗生育研究思路与进展，前瞻性的提出了我国中药节育研究的发展趋向、目标，尤其强调应着力加强中药复方抗生育作用与有效成分及中药双向调节系统研究［7］。1998年，他综合分析中药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水平，着眼于山东厚实的中医药基础条件和发展潜力及在国内外所独有的优势、地理环境特点，增强中药国际市场竞争力，建立中药走向国内外市场的“高速路”，提出发挥山东居环渤海经济带区位优势，建立集产学研经贸于一体的“北方中药港”的中药现代化发展战略设想和围绕“北方中药港”建设核心，以观念创新、机制创新、制度创新和自主发展模式创新为着力点，增强中医药科技自主创新力的发展策略建议，推动了中药现代化和“国家中药现代化产业化基地”的建设进程［8］。
3系统整体观和非线性科学理念融合构建符合中药
自身规律和特点的质量控制与评价方法体系中药质量是中药事业发展的核心，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袁教授便着力于现代仪器分析技术评价与控制中药质量的系统方法学探索。80年代初，组织了紫外、红外、荧光、色谱、电泳和细胞核型分析等中药鉴定与质量评价现代方法技术的系列研究，被科技部认定为“国家科技成果重点推广项目技术依托单位”，确立了该领域领先地位。遵循中医整体观和中药复杂体系的特点，融汇系统学和非线性科学理念，将现代分析技术引入中药领域，指出中药质量控制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种质、原药材、饮片、制剂、中成药、辅料及环境土壤等的多维标准规范和综合集成控制。创建性地提出中药全成分分子动态变化整体性、综合性的质量评价与控制理论“中药质量全成分控制论”，即：中药具有整体性、非线性、模糊性、时空序列等特征，单味中药的化学成分是复杂的，中药复方的化学成分更为复杂。并且这些成分存在着极大的可变性。它既有植物生长时由于生物变异及基因表达的可变性，又具有采集加工后成分分解转化的可变性。因此，只选用其一种成分，甚至选用几种成分定性定量，进行评价与控制中药质量，难以反映出中医中药的特色，与中医辨证用药重视整体药效相距甚远。中药的整体作用特点决定了中药不同于西药，中药的质量控制方法必须能对起效的全成分（有机成分、无机成分和络合物成分）进行控制，以中药全成分为基础，以其全成分分子的整体效应为指标，采用现代分析测试技术方法获取标准量值，达到控制中药质量、保证中药用药安全有效的目的［9］。袁教授首创了“中药鉴别紫外谱线组法”“中药多维指纹图谱共有峰率和变异峰率双指标序列分析法”和“全成分宏观总体效应表征中药质量评价与控制方法”等系列新方法［10－12］。1994年，他将热力学理论引入中药研究领域，采用微量量热法新技术，运用生物热效应表征黄连、黄芪药效作用机制，探索建立中药质量评价的热力学方法［13－14］。袁老在长期系统的中药质量控制与评价方法研究基础上形成的成果，完善了中药及其生产质量控制体系。
4复杂巨系统理论与集成统一分析方法解析中药复杂体系
20世纪80年代，袁教授以阐明中国特色生命科学———中医药学的本质为根本目标，开始了以方剂配伍规律和“方－药－证”相关性研究为核心，运用多学科研究模式，以中医方剂的功效为指标，采用现代分离分析技术，剖析方剂的物质基础，揭示方剂的作用机理，阐明其科学内涵的艰辛求索之路。系统的自然科学理论与技术修养和长期的中医药文化积淀与中药实践，使他对中药方剂有着精深的认识，作出了“中医药学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工作是在中医药基本理论指导下，根据中药配伍理论，研究中药复方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包括功效关系和物质关系，研究复方中药化学成分及其变化（物理的、化学的和活性的），从而探讨中药的协同、拮抗和双向作用，对于发病机体治疗疾病的机理，以阐明中药复方的组方规律，揭示中药作用的本质，进而阐述中医药理论”的论述。形成了“中药配伍化学关系论”，其核心内容是：中药的化学成分是中药的组成，中药化学成分包括有机化学成分和无机化学成分，包含微量元素以及两者形成的络合物成分等。单味中药中具有多种有效成分，每个有效成分具有多方面的生物活性。中药在临床上应用多以复方形式，它体现了辨证施治的治疗原则。复方的中药配伍是以“君、臣、佐、使”及功效方面的“七情”的组方原则，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单味中药组合而成，并在机体内作为一个整体而起作用，即复方作用的最大特点是复方中所含中药的综合作用和整体作用。中药通过方剂配伍，可以提高与促进疗效，减低毒性与不良反应，适应复杂多变的病情。中药汤剂多是复方，配伍煮后，各种成分多数相互作用，发生多种化学物理变化，含量上升或下降，甚至产生新物质，只有极少数成分保持原有状态，由此反应而产生的新物质，足以导致量或质的变化；汤剂进入机体内又可发生因配伍而产生协同作用或拮抗作用。中药配伍组成的复方，其汤剂的功效作用，不能简单地用单味中药中所含有的化学成分功效作用普遍进行解释，也就是说复方的药理作用并非简单地等于各味中药及所含某些化学成分药理作用的加合，显示出整体作用大于部分作用的总和，体现了祖国医药学在直接治疗疾病的同时，重在调动机体内在的抗病因素和通过对其他药物的影响使得机体恢复健康。中药复方汤剂中各单味中药所含化学成分有的保持原有状态，有的因相互影响而产生量的增多或减少，有的则产生物理（吸附）或化学反应而产生新的物质。由于单味中药就含有多种化学成分，单味中药中不同化学成分可以具有不同的生物活性，它们间可以相互协同、拮抗或又协同又拮抗［15］。率先采用色谱指纹图谱技术及效标成分与药效指标相结合的方法，将智能色谱专家系统用于中医方剂分析，开展了中医传统名方四物汤的系统研究，揭示了四物汤其成分变化与药效的相关性和配伍减毒增效的作用机理与物质基础，确证全方补血药效最佳。继而提出“中药方剂分子合式作用学说”，合式，即合乎一定的规格、程式，指有序、有规律的作用。中药方剂是一个多种化学成分的复杂体系，含有机成分、无机成分和络合成分。中药配伍制备汤剂的过程中，则可能发生物理的和化学的反应，由此反应而产生新物质（沉淀物和非沉淀物），导致量或质的药效变化。当汤剂进入机体内部形成一个随病症可发生协同或拮抗的动态平衡的多种活性成分分子复杂体系，在机体内活性成分分子包括原有活性成分分子、代谢产物活性成分分子和间接产物活性成分分子，一种活性成分分子在机体氛围中可改变状态，如形成络合分子等，随病症可呈现一种或几种不同的活性作用，其活性成分应能被机体吸收，可发生因配伍而产生的协同或拮抗作用。起作用的多种活性成分分子又可划分为Ⅰ类活性分子，即已作用在靶点上的活性分子；Ⅱ类活性分子，虽未作用在靶点上，但可协同或拮抗Ⅰ类活性分子的活性；Ⅲ类活性分子，是Ⅰ类和Ⅱ类活性分子的作用基础或后续分子。在机体内，多种活性成分分子可作用于多个部位、多个靶点或几种活性成分分子作用于同一部位、同一个靶点，其作用呈现层次性、有序性、整体性、综合性和调节性，使机体重新恢复到原来的平衡状态，病症得以治愈。
5系统动力学方法剖析中药学科内生机制与动力
学科是承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国际交流功能的平台，是造就学术领军人物与科技拔尖人才的舞台，数十年的学科工作经历，使袁教授体会到高水平学科是实现高质量专业教育和创新教育的基础，是从事高水平学术研究与科技创新不可或缺的条件，是中医药学发展的载体与基石。他立足于建立中药现代学科教育体系，着力构建“中药光谱鉴定学”学科体系，其专著《中药鉴别紫外谱线组法及应用》作为学科建设的开篇之作，为中药学与现代科学的融合开辟了一条新径［16］，成为新学科的理论奠基。从系统论角度出发提出：“人才智力资源是学科发展的根本、物质条件是学科建设的保障、科学技术进步与学术研究是学科发展原动力、理论知识创新与技术创造是学科发展的关键”的“学科建设发展四要素”和“构建方剂学二级学科群”及“方剂化学”学科的发展目标［17］。1985年初，就学科建设提出教学、科研、技术开发三者的关系为“首、主、重”三要关系。袁老注重优秀中药技法的传承与创新，倡导科学人文精神的塑造与医药并重、医文合一的人才教育观，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重视培育文化底蕴深厚的复合型中药创新人才，在他的努力下形成了从本专科、研究生教育到博士后人才培养层次完备，理论与实践教学体系健全的五个层次的中药专业人才培养体系。
6结语
社会调查四要素范文第4篇
〔关键词〕竞争情报 理论来源 军事情报 情报学 理论演化
〔分类号〕G35
The Theoretical Origins of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Wang Zhijin
Business School,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300071
Chen Weijun
Business School,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300071
〔Abstract〕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origination of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which the authors think are strategics, economics,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Furthermore,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ontribution of these theori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The paper also explains the evolvement process of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theory by a flow chart and concludes that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s evolvement follows two main clues, one is originated from military and political intelligence, combined with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in its practice, and the other is from information science, as one of its branch.
〔Keywords〕competitive intelligencetheoretical originmilitary intelligenceinformation sciencetheory evolvement
竞争情报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实践，更离不开相关理论的支持，军事学、管理学、经济学和情报学是其重要的理论来源。可以说，竞争情报是各学科理论相互交融的结果，而且在引进新理论的基础上，不断丰富着自身理论内涵、方法和技术。竞争情报的理论来源是该学科的理论研究起点，并对学科整体发展提供宏观的指导和理论支持。
1军事学理论
军事学理论来源主要体现在军事情报理论上。从传统意义上说:情报就是指军事情报。我国《辞海》的早期版本将情报释为:“战时关于敌情之报告，曰情报”，“对敌情和其他有关对敌斗争情况进行分析研究的成果，是军事行动的重要依据”，1979年的版本释为:“情报是以侦察手段或其他方法获得的有关敌人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况以及对这些情况进行分析研究的成果，是军事行动的重要依据之一。” 由此可见军事与情报长久的理论渊源，军事情报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为竞争情报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提供了专业人才和技术、方法的支持。
随着军事情报活动的深入，对intelligence理论的研究也日趋深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期间，交战双方都认识到胜利的取得，不仅需要来自战地环境的情报，还要掌握对手的经济、资源、技术、决策意图等战略情报。二战后，研究人员结合当时的经验对组织的intelligence功能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总结了政府在军事政治领域情报工作的规律，这些规律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企业等其他组织的情报活动[1]。专家们较为认同的是:竞争情报兴起的原因之一是军政情报力量向经济技术领域转移，以及军事原理、方法和思想的移植，如C3I(通讯、指挥、控制和情报)原理、孙子兵法思想等的应用。
冷战结束后，政治、军事情报战转化为经济情报战，世界各国政治、军事情报机构及其情报人员大部分转向经济、技术领域。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许多前政府情报人员或直接进入企业，为企业建立竞争情报系统，或开办培训学校，为企业培养情报人员，极大地促进了美国企业竞争情报工作的发展。比如，曾在法国、柬埔寨和越南为美国招募和培训间谍的W. 德根纳罗、在中央情报局军事情报部门工作了12年的美国西媒小组(West Media Group)战略情报主任托马斯、美国国防情报署的前主任J. 威廉斯都从政府情报部门转入了企业情报部门或企业情报人员培训机构。苏联解体及克格勃解散后，成千上万的前克格勃官员以自己的情报专长创办私人情报机构，对外称为“保安公司”，经营安全保障、情报咨询、情报合作、反经济间谍等方面的业务[2]。在其他国家，很多从事竞争情报的专业人员也是有着军方背景的，他们以特有的职业敏感、良好的专业素养给这个产业增色不少。从竞争情报实践发展来看，有军事情报和国家安全情报背景的竞争情报从业者所起的作用引人注目。情报力量和技术的“民”对竞争情报的诞生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同时，企业竞争情报借鉴了许多军事情报的思想，虽然两者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军事对抗是一种严格的竞争关系，你输即我赢，我赢即你输，利益不可调和，而商业的目的更多的是创造利益，从这个意义讲，军事情报手段用于企业竞争情报更显得游刃有余。竞争情报目前较为活跃的方法，如:著名的竞争情报循环赫灵模型、OPSEC方法、竞争情报作战室方法、战争游戏法等都是军事领域的经典方法。
2管理学理论
竞争情报说到底是一种管理活动，对信息、人、流程的管理，因此必然涉及到计划、控制、组织、协调、绩效等管理问题，涉及到效率、投入与产出。工商管理、市场学、营销学、组织行为学等都为其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指导。
可以说，推动竞争情报理论发展最重要的管理学理论无疑应该是战略管理理论。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的一些大公司着手重视战略管理，以哈佛商学院为渊源的一股战略研究热潮风行美国，战略管理的理论和技术成果日益丰厚。此外二战后美国大批高级军官进入企业决策层，在战争中形成的战略思维特质亦随之移植于企业经营过程，这些具有战略管理界背景的竞争情报从业者是推动美国竞争情报发展的主力。所以有人认为美国竞争情报发展是战略管理推动型的，可见战略管理在竞争情报形成过程中的独特作用。
战略管理属企业高层管理活动，其核心是战略决策。战略决策过程中，需要大量的竞争情报，竞争情报是战略管理的基础[3]，无论是战略的制定，还是战略的实施和评价，都需要对企业的竞争环境、竞争对手与竞争战略进行基于信息的搜集、研究及分析。从这一意义上说，竞争情报也是企业的一种战略管理行为。学者们一直致力于将竞争情报与战略管理相结合的研究，不仅从战略管理的思维上，更是不断借鉴战略管理的最新理论和方法，丰富与充实竞争情报理论的宝库，如战略分析阶段的战略群体图分析法、关键成功因素分析法、SWOT分析法;战略选择阶段的波士顿矩阵(BCG)分析法、战略地位和行动评价模型(SPACE)分析、行业吸引力分析法(竞争能力矩阵分析)等和模型都成为竞争情报分析的基本技术与手段。
20世纪8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先后发表了三部经典性的竞争研究专著，即:《竞争战略》(1980年)，《竞争优势》(1985年)，《国家竞争优势》(1990年)，开创性地将经济学特别是产业经济学理论引入战略研究领域，实现了产业组织理论和企业竞争战略理论的创新性兼容，拓展了战略管理研究的全新视角，成为战略定位学派的集大成者[4]。这三部著作被认为是与竞争情报关系最为密切的竞争理论的研究成果。目前，世界上对于波特的竞争理论虽有争议，但谁也不能否认其在竞争领域建立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为竞争情报的产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波特的竞争理论可以归纳为产业结构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竞争情报是为企业创造与维持竞争优势提供服务的，创造竞争优势的竞争战略是竞争情报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及最终归宿。波特关于竞争战略的选择理论成为竞争情报策略研究的主要依据，他还为竞争战略的制定提供了一些非常实用的分析技巧和工具，广泛应用于竞争情报研究，如“五力模型”、“竞争对手分析框架”、“价值链分析”等。他还曾提出建立竞争对手情报系统的必要性及系统设计框架，为竞争对手分析、竞争情报系统建立提供了理论基础。此外，波特的防御、报复、还击等竞争反攻防御理论，为反竞争情报理论和实践提供了观念与方法上的指导。
1990年，普拉哈拉德(C. K. Prahalad)和哈默(G. Hamel)在《哈佛商业评论》发表了“公司的核心能力”(“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一文，开创了战略管理的核心能力理论，被认为是战略管理理论在90年代的最新进展，并很快风靡全球，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核心能力理论从企业管理学的角度分析企业竞争力，提出能力是决定企业异质性的根本，企业的持续竞争优势来源于企业内部那些稀缺、不能被其他企业获得、模仿和替代的资源，尤其是无形资源[4]。核心能力的形成要经历企业内部独特资源、知识和技术的积累与整合的过程。核心竞争力理论给竞争情报研究者以更大的启迪，他们开始在研究中将核心竞争力分析作为竞争情报分析的关键内容;并认为含有高智能和知识的竞争情报是企业独特的无形资源，从而将竞争情报能力看成企业的核心能力之一;更有学者提出竞争情报力的概念，力图借鉴核心能力理论提升企业情报竞争力，形成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能创造持续竞争优势的核心能力。
3经济学理论
经济学发展至今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竞争理论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主题。经济学竞争理论往往从竞争环境、政府作用、产业结构等宏观角度来探讨竞争的本质，缺乏对企业竞争实战的指导性。但是能够对竞争情报从业者从竞争内涵、本质上来理解和认识企业竞争、竞争战略提供指导，并为竞争情报理论研究与方法的创新提供源泉。事实上，战略管理学家也正是通过吸收经济学的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能从微观上指导企业竞争战略可操作的理论和方法。很多经济学研究领域取得的成果，也是竞争情报发展过程中极好的参考资料。
如对竞争情报有较大影响的博弈论(game theory)，又称对策论。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恩合著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奠定了博弈论的理论基础，20世纪50年代以来，纳什、泽尔腾、海萨尼等人使博弈论最终成熟，并作为分析和解决冲突与合作的工具在管理科学、国际政治、生态学等多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5]。 博弈论是研究决策主体在给定信息结构下如何决策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以及不同决策主体之间决策的均衡。博弈论将竞争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不仅研究其结果，更重要的是研究在什么样的环境里产生什么样的竞争行为、竞争方式以及竞争的过程如何。在竞争活动中，博弈参与人之间传递的信息有时就是竞争情报，在没有获得竞争情报以前，参与人只能用概率来估计对方的行为，获得竞争情报则可大大提高决策的成功率。竞争情报活动的对抗性和争夺利益的本质决定了竞争双方的竞争情报与反竞争情报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博弈，决策主体为了利益和生存空间必须通过信息的获取与分析选择最优战略。用博弈论思想研究竞争情报和反竞争情报，能够对竞争行为进行更深入的解释，因此博弈论成为竞争情报理论中最重要的研究工具之一，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关注。
再如有学者尝试将西方行为经济学的“有限理性”理论引入竞争情报领域，指出由于自身的局限和外部条件的限制使人们的行为在多数情况下都不是完全理性的，因而在竞争情报收集、分析、提供和利用时会出现偏差，也使竞争对手的行为难以用传统经济学理论来预测。在竞争中了解自身和竞争对手的有限理性，对于有效地进行竞争情报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6]。
4情报学理论
现代情报学理论与活动主要始于二战以后，西方工业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积累了大量的科技文献资料和科研成果，计算机的问世促进了科技文献工作的产生和开展;此后文献检索理论、标引理论、情报组织理论和技术的发展奠定了科技情报学的基础，申农的“信息论”、维纳的“控制论”等不断被引入，20世纪50年代情报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的性质开始显露。
早期情报学主要是研究情报的产生、传递、利用信息规律和用现代化信息技术与手段，促使情报流通过程、情报系统保持最佳效能状态的一门科学。此阶段，在大情报中情报泛指有用的、能用于决策的知识，涉及到的工作包括文献资料工作(知识组织、情报检索)和情报分析工作。它强调利用信息技术和手段，提高情报产生、加工整理、贮存、检索、交流、开发利用的效率，与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紧密结合。现代情报学愈来愈关心情报在经济学和企业管理学科领域的应用，特别重视研究情报在微观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的过程。情报又可细分为政治情报、经济情报、科技情报、军事情报、社会情报等，但情报学主要关心其共性问题。
也可以说，竞争情报是情报学(Information/ Intelligence Science)的重要构成，是情报研究的重要发展。Competitive Intelligence的核心是intelligence，intelligence既有中文情报的含义，即经过分析的信息，又有智能的含义，即智力和谋略。因此，从广义上来讲，Competitive Intelligence包含着竞争信息和竞争谋略两大部分[7]。而情报学对竞争情报的贡献更多的体现在竞争信息的收集、组织、处理、分析、传递和提供利用等方面。目前，情报学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如:社会调查法、文献计量统计法、系统分析与评价法、历史的研究法、德尔菲法、内容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等也被广泛应用于竞争情报研究。
情报学作为竞争情报理论的来源在我国体现的尤为突出，图书情报界人士是推动竞争情报发展的主力，他们基于自身特有的情报敏感和情报能力，将其研究与实践中的理论、方法应用于竞争情报。这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由工商领域、企业界推动有着明显的不同。
5竞争情报理论的演化
从上述竞争情报的理论来源中，可以归纳出竞争情报理论的演化过程以及与情报学的关系(见图1):
图1竞争情报理论演化过程
可见，竞争情报的演化沿着两条主线:①军政情报理论应用于工商企业，与企业实践中的管理学、经济学理论的融合，促成了竞争情报理论的产生与发展;②在情报学与企业实践的结合过程中，在科技情报和经济情报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形成为情报学的一门分支。因此，竞争情报的研究者主要也由这两类学者和实践者所构成。仅凭情报背景难以“同化”经济学、管理学和军事情报学的研究成果，而经济管理的研究者也需要在研究中加强情报技术和手段的使用，借鉴情报学相关理论。只有从军事情报方法、经济竞争理论和企业管理、市场营销中取经，再结合情报学的信息收集、存储与检索、情报分析技术，才能促进竞争情报理论的发展，更好地实现对实践的指导，也才能使竞争情报理论获得更旺盛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 沈丽容.竞争情报――中国企业生存的第四要素.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17.
[2] 陈维军.企业反竞争情报研究.天津:南开大学,2003.
[3] 王曰芬,邵凌,丁晟春.基于信息集成的企业竞争情报系统的构建研究.情报学报,2006,24(3):371-376.
[4] 陈红星,温兴琦.论新时期波特竞争理论的局限性.商业时代,2006(23):7-8.
[5] 毛军.博弈论和企业竞争情报.情报理论与实践,1999,22(4):290-292.
[6] 曾忠禄.有限理性与竞争情报.情报理论与实践,2006,29(1):29-32.
[7] 包昌火,谢新洲.企业竞争情报系统.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