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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医院发展建议(精选5篇)

时间:2023-05-16 15:07:10

民营医院发展建议

民营医院发展建议范文第1篇

下面我就我们卫健委党委推进“红领Yi家”民营医院“党建共同体”项目情况作一简要汇报。

一、实施背景

我市目前共有民营医院30家,其中20家建立了党组织,隶属于所在区镇党工委。总体来看,民营医院管理和医疗服务水平还参差不齐,党建工作发展也不平衡。为加强民营医院党建工作,早在2016年,在市委组织部的指导帮助下,我们牵头组织杨舍地区8家民营医院成立了以澳洋医院为龙头的“民营医院党建联盟”,并顺势推出了“红领Yi家”党建品牌。从几年的实践来看,这一品牌创建有效推动了各成员单位党建工作水平的快速提升,较好地实现了党建促交流、促业务、促发展的目标。

为适应近年来国家、省和市卫健条线关于加强卫生健康行业党建工作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尤其是按照市委组织部关于在全市打造行业党建“一干十支”的规划部署,今年以来,在对全市民营医院党建工作开展调研并对相关医院征求意见建议的基础上,我们依托原有民营医院党建联盟,整合全市30家民营医院的资源优势,组建“红领Yi家”全市民营医院“党建共同体”,持续推动民营医院“党建共同体”项目实施,进一步深化“红领Yi家”党建品牌建设,努力打造升级版的民营医院党建联盟。

二、架构体系

一是在市级层面组建“党建共同体”。依托原有民营医院党建联盟的组织框架,将其余22家民营医院全部纳入其中,建立全市“红领Yi家”民营医院“党建共同体”,由澳洋医院担任常务主席单位;同时在澳洋医院建立党建工作站,成立常态化工作组织,定期协商、研究全市“党建共同体”相关工作,牵头组织相关活动,同时加强对各民营医院党建工作的指导。二是在各片区建立“党建共同体”分支机构。结合我市民营医院分布和党建工作现状,在杨舍、金港、塘桥、锦丰、乐余五个片区建立了5个“党建共同体”小组,分别由澳洋医院和市二院、三院、六院、五院牵头实施各片区“党建共同体”相关工作,并同时在五家牵头医院建立党建工作分站,帮带指导片区内各民营医院党建工作。

三、运行模式

一是推动组织联建,实现组织设置多样化。对符合条件的民营医院指导其单独建立或联合组建党组织。对未建立党组织民营医院中的分散党员,在做好引导、培养工作的同时,实施统一教育管理;对确实没有党员、暂不具备建立党组织条件的民营医院,指导做好联系职工群众、推优入党等工作。二是推动阵地联用,实现整合利用最大化。主动对接全市“海棠花红”先锋阵地、“红堡”基地,组织开展相关党建活动;同时通过建立网上园地、工作交流群等党建活动平台,实现党建阵地共建共享。鼓励有条件的民营医院单独或联合出资建设区域党群服务场所,保障党建活动正常开展。三是推动党员联管,实现教育管理一体化。探索建立选派干部机制,通过选派优秀党务工作者到民营医院挂任“第一书记”的方式,定期对民营医院党建工作开展指导。建立牵头单位与民营医院结对帮带机制,同时通过开展联合组织生活、联合举办学术交流等形式,为民营医院党务工作者、党员和医务人员搭建学习提升平台。四是推动活动联搞,实现党建工作常态化。健全“三同步”管理机制,符合条件的民营医院在建办的同时同步成立党组织,党员医务人员登记注册的同时同步实现组织关系接转,成立党组织的同时同步设置群团组织。完善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明确党建工作任务清单,坚持将党建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推进、同督查。五是推动经费联筹,实现投入保障多元化。建议建立民营医院党费返还机制,保障党建活动开展。健全完善奖励激励机制,每年拿出部分党建工作经费,对工作突出的民营医院进行奖励。鼓励民营医院自筹经费保障党建活动开展。

民营医院发展建议范文第2篇

近年来,随着我省医疗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压力和矛盾得到了进一步缓解。这其中,既有公立医疗服务机构的主要作用,也有民营医院的功劳。

应该肯定,作为新兴的医疗机构,民营医院在不断深化改革中,已成为城镇医疗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不同层次医疗需求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民营医疗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亟需破解。

刚刚走出省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开幕式现场的省人大代表、吉林省心脏病医院院长黄敬生,谈及我省民营医院未来发展之路,踌躇满志。

“民营医院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既有体制性、政策性因素,也有自身管理薄弱留下的隐患。”黄敬生代表将民营医院的发展“瓶颈”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缺乏政策资金扶持。民营医院从筹建到运行,国家只给准入政策,没有任何资金扶持。尽管营利性医院可以自由定价,但绝大多数民营医院的价格不敢高于公立医院执行的政府指导价,因此民营医院实际上未能享受到价格上的优惠。二是医疗保险对民营医院的准入门槛较高,很难成为各类保险的定点医院。三是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间人才资源不能共享,导致民营医院专业人才匮乏。四是自身管理薄弱。医院经营者管理知识匮乏,法律意识淡薄,医院各类规章制度不健全,医疗行为不规范,严重影响了医疗质量与安全。

黄敬生代表建议,政府应加大对民营医院的扶持引导监督力度,民营医院自身也应加强规范与管理,“双管齐下”,推动民营医院健康快速发展,为群众创造多渠道的就医环境。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本着指导先行、监督有力的原则,支持和引导民营医院向着规范、健康的方向发展。制定出符合民营医院实际的管理标准,加强对民营医院医疗护理质量的监管。科学合理配置医疗资源,使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分布均衡合理。创造条件,协助支持组建民营医院协会,为医院之间、医院与卫生行政部门之间搭建起相互交流的“绿色通道”。

――《执业医师法》和《医师执业注册暂行办法》规定,医师注册时只能有一个执业地点,并在注册的执业地点从事相应的医疗、预防、保健业务。这个规定,限制了高端医疗人才的自由流动。我省能否效仿云南省在昆明试点的“医师多点执业”,在这方面进行尝试与探索?从而解决民营医院人才匮乏的现状,同时让老百姓看病更加方便。

民营医院发展建议范文第3篇

从1998年被推荐为江苏省政协委员,到2002年当选为农工党江苏省委副主委、江苏省九届政协常委、江苏省政协医卫体委员会主任,再到2008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十几年来,随着参政议政工作层次的陆续提高,孙建方委员深感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了。当记者问及参政议政的体会时,他由衷地说:“作为从事医务工作的政协委员,我有一个感触:治好一位病人,成功的只是一个案例;但是如果在参政议政方面有所作为,一个提案被采纳了,受益面将更宽,意义则更加深远。从这个角度来看,‘参政议政’的意义更大。”

奋发上进,结缘皮肤病学

孙建方教授出身于教师世家,老家在山东青岛,受家庭环境影响,他自小就酷爱学习,即使是后来插队到了农村,也从未改变他爱学习的习惯。机遇总是青睐有所准备的人。1977年年底,他成为我国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有幸成为插队知青组70多个人中唯一一位通过高考走进大学的新一代学子。

大学期间,为了学习,尽管所在的青岛大学医学院(时称青岛医学院)离家只有10多分钟的路程,但一年之中,他也只是偶尔回家看看,其余时间都是在教室、图书馆中度过的,哪怕是星期天。整整五年的大学生活他没有浪费一点儿时间。毕业时由于学习成绩优秀,他留校当了一位教师,后因为个人兴趣使然,他到了皮肤科,成为一名年轻的住院医师,从此走进了皮肤科领域。对此,他谦虚地说:这也正是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一批大学生的真实写照。正是凭着这么一种奋发上进的精神和刻苦学习的意志,孙建方于1986年考入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皮肤病性病学专业,硕博连读,先后师从我国著名皮肤病理学专家刘季和教授、著名皮肤病性病学专家叶干运教授,并于1990年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工作,先后担任皮肤病理研究室主任、副所长。1993年,孙建方晋升为副研究员,1995年被破格晋升为研究员,成为当时中国皮肤病领域最年轻的教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这个大熔炉中,经过多年的熏陶和奋斗,现已成为我国皮肤病临床及皮肤病理学的著名专家。目前他还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担任着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病分会副会长、江苏省医学会皮肤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亚洲皮肤科学会理事、《中华皮肤科杂志》副总编等职务。一路走来,对于自己所取得的成绩,孙建方十分淡定,只是谦逊地将其归功于“幸运”和“机遇”。他说:“我只是在这个专业领域里非常用功而已,皮肤病学是我毕生的事业。”

坚守在临床第一线

医学,尤其是皮肤病学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近30年来,孙建方从来没有脱离过临床,为时刻掌握皮肤病学的发展趋势,他长期出门诊、查病房,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擅长少见和疑难皮肤病的诊治,同时对皮肤组织病理诊断有很深的造诣,已成为国内皮肤病理领域的权威专家,有很高的影响和威望。正是由于孙建方在皮肤病学专业方面有着宽广的理论基础和良好的基本功,数十年来诊断出数百例少见病和疑难皮肤病,经过他成功抢救过的各种重危疑难皮肤病患者数不胜数。曾经有一位被多家大医院诊断为“恶性黑素瘤”的患者,绝望之余,带着病理切片找到孙建方,请他确诊。孙建方经过仔细观察和分析后,确定是“梭形黑色素细胞痣”,是一种没有生命危险的良性痣。他对疾病的确诊,给了患者极大的生活勇气。后来经过几年时间的检验,也证实了孙建方诊断的正确性,患者及其家属把此事作为一段佳话在当地广为流传。此种经历在他近30年的临床生涯中已不计其数。

凭着多年来对皮肤组织病理诊断的较深造诣,孙建方先后在国际上首次命名了“儿童特发性真皮弹力纤维溶解”、“弥漫性色素沉着并点状色素减退”、“肢端角化病”、“耳廓群集性粟丘疹”等5种新的皮肤病,并代表中国在欧洲皮肤病及性病大会上作报告,引起了国外同行的兴趣及关注。同时他也在国内首报“皮肤混合性囊肿”等罕见皮肤病10余例,引起了皮肤病学界的广泛关注。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经过多年的努力奋斗,孙建方在医疗科研工作中取得了累累硕果,但在临床工作中,孙建方仍时常感觉到个人力量的渺小,感到力不从心。为了能够救治更多的患者,他决定发挥“连锁作用”――带学生、培养下一代学子。目前他所领导的皮肤病理科已成为国内最大的皮肤病理医师培训基地,为全国培养皮肤病及皮肤病理进修医师数百名;同时他也成为了国内皮肤病专业最受欢迎的讲学教授之一。作为博士研究生导师,他先后指导了27名博士研究生,并为全国各地培养出了数百名皮肤病理医师和临床皮肤病医师。

应提高医务人员待遇

谈到今年的提案,孙建方委员首先分析了公立医院的财务收入来源及医院医务人员的工作现状。他指出,政府对医院的投入不足导致了医院的趋利行为。此外,当今中国的医务人员一直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政府和群众一直强调他们应履行的义务,却很少提及他们应享受的权利,缺乏应有的被尊重和被肯定,对于医生这种高体力、高智力、高压力和高风险的职业来说,更没有得到合理的待遇,这种现象已经挫伤了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甚至已经影响到了医疗质量。医改面对的“看病贵”问题其实是买药贵、检查贵、手术器材贵,但真正体现医生水平的劳务费,比如诊费、手术费反而长期偏低(如挂号费:5~14元;床位费:28元/天;手术费:阑尾切除术304元,肺癌全肺切除术983元、心脏搭桥术2 200元)。在病人全部的医疗成本中,医疗服务费比例低于10%,90%竟由药费、检查费和医疗器械使用费构成。孙建方委员认为,这种不合理的收费标准,扭曲了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

为此,孙建方委员提出两点建议:一是政府应加大对医院的投入。“我认为,‘以人为本’的医疗政策改革已是势在必行,这将关系到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孙建方委员建议政府通过体制改革,加大对医院的财政投入,担负起公立医院的应有开支,使医生没有后顾之忧,从而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钻研业务、为病人解决病痛,使医院从经营模式还原为服务模式,最终回归到公益性的医疗服务中。二是加强医改过程中对医疗主体的投入,改善医务人员待遇。“医务人员是医改的重要力量,也是医改的执行者。新医改不能让600万医务人员这一直接参与群体‘缺席’,应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孙建方委员强调,如果医改不能调动中国数百万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将难以成功。他建议,参照社会同类人员和公务员的工资水平,结合技术等级、受教育的时间、从业年限及服务质量等来确定医务人员工资报酬标准,使其能够比较合理地反映医务人员的社会地位和应有的收入水平。医务人员的底薪起码应该等于或高于公务员的待遇(国外医生的待遇一般为公务员的5~10倍),使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得以体现,另外应适当提高医生手术费、挂号费、某些诊疗费等这些真正体现医生水平的劳务费用。“提高医务人员的待遇,将能激励中国数百万医务人员参与医改的巨大热情,重构和谐的医患关系,推进医疗改革的顺利实施。”孙建方委员说。

建立高效规范的运行机制

“医改中的公立医院改革重点是对现有公立医院经济运行机制进行重新设计与再造,建立和完善医院的法人治理结构,最终建立高效规范的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机制和模式。”孙建方委员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做好以下几点:

第一,合理配置医疗资源,提高医疗资源效率。孙建方委员认为,只有合理控制大中型综合医院的发展规模和高档设备的配置,扶持基层医疗机构的发展,才能真正实现“大病进医院,小病进社区,低成本、高效率”的公立医院改革之路。应加快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能力建设,将社区医院与各大医院挂钩,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形成制度化;大医院医生要定期下社区指导、会诊、帮助解决疑难问题,提高医疗质量。鼓励大医院在社区建立卫生服务机构,通过合作、托管、兼并、新建等方式,进入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加快优质卫生资源向社区转移,以实现整体医疗卫生资源的有效利用,解决居民“看病难”问题。

第二,改革医院管理体制,建立法人治理结构。一是加快探索和实施公立医院的出资人制度,由政府委托卫生行政部门履行出资人职责,负责建立公立医院的法人治理结构;其次是成立公立医院理事会,由出资人代表、公立医院法人代表和医院职工代表等组成医院理事会,理事会对出资人负责;三是实行新的院长负责制,实行在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院长对理事会负责院长拥有医院的经营权、人事管理权;四是建立医院监事组织,充分发挥院党委和职工代表大会及其他组织的民主监督。

鼓励民营医院健康发展

“当前全国民营医院营业额占医疗业务总收入的比例较小,必须积极为民营医院提供平等竞争的环境、拓宽社会办医空间,同时加强对民营医院的监管。”孙建方委员建议鼓励民营医院健康发展。

他指出,在民营医院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政府有关部门相关政策不够完善、对民营医院的许多管理不够规范等主要问题。对此,他提出要转变思想观念,从医疗卫生事业改革的高度,认识发展民营医院的重要意义,正确处理好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关系。政府对医疗卫生领域的投资不应用在组建大型医疗集团上,避免形成医疗资源的垄断。对不同所有制形式的医疗机构,在市场准入、社保定点、社保定额、人才流动等多方面,应实行统一的政策,一视同仁。

民营医院发展建议范文第4篇

【关键词】民营医疗机构;医保改革;医疗保障制度

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核心医疗保险制度始于20世纪50年代,现行医保制度大多源于2003年的试点改革,尽管经历了多次改革,但其对于民营医疗机构方面的相关规定依然不太健全,很多政策甚至是对于民营医疗机构的不公。这在民营医疗机构发展和现代医疗体系建设过程中都产生了一定阻碍,此前许多学者和专家对此都提出过具有建设性的建议和解决方案。民营医疗机构在改革开放后开始出现,从东南沿海向全国逐渐扩展,近十年来发展迅速,很多民营医院都形成了自己的医院特色。我国在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有许多较大型的民营医疗机构,而在经济较差的内陆地区及小城市,很多地方至今依然没有一家较大的民营医疗机构。如今,中国早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增加民营医疗机构数量可以极大缓解老龄化压力,同时还可以拉动当地的就业和投资,对于城市建设和人民生活都有极大益处。民营医疗机构的建设还可以弥补很多公立医院存在的活力不足、效率低下及变相收费等一系列的问题,联动完善医疗体系,将更多选择的权利交还给市民[1]。

一、我国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和民营医疗机构建设现存的问题

我国在医疗保障制度的许多政策存在问题,例如政府在财政上的直接投入与大部分国家相比明显不足[2];政府财政投入比例的对象有失公正;社会医疗保险存在信息不对称,地位不平等的问题,这致使了民营医疗机构获得医保定点资格的难度大幅增加,同级别的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的保险政策有过多差异,民营医疗机构医保管理的难度因统筹层次较低而增加之类的民营医院所需要面临的困境,而这些客观上制度和政策的缺失所产生的弊端又导致了民营医疗机构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遭遇了如人才短缺,资金不足,传统观念的偏见等一系列问题。

二、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现存问题分析

(一)政府对医疗卫生的财政投入不足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也是医疗卫生需求大国,相比之下,我国政府在医疗卫生的总支出上,特别是直接投入上却远远不足。2013年中国医疗卫生支出占中国GDP的比重只有5.6%,在世界上仅仅排在117名。英国和北欧国家因属于高福利国家不作比较,本文以加拿大、印度和古巴三国相关数据作对比:加拿大被认为有着世界较好的医疗保健体制,加政府持续10年在医疗卫生上的投入占了GDP10%左右;世界上发展最迅速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人口第二大国印度更是宪法规定了所有国民都享受免费医疗;而远远落后中国发展的古巴政府在医疗上的投入同样占到了GDP10%左右,只要是本国公民,在医院从体检、手术费用、医药费以及住院费也全免[3]。政府对医疗卫生的财政投入比重近年来的确有所增加,但比重依然不足7%,而且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例同样较低,我国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例在1982年达到最高,达到38.9%,之后一路走低直到近几年才回到20%左右。与之相对应的个人现金卫生支出所占比例则一路走高,在2002年更是到达了顶峰的60%,直到2010之后才重新恢复到50%以下。世界卫生组织在卫生筹资策略分析中认为,如果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超过50%,大部分穷人面对高昂的医疗费用,将导致高度贫困。

(二)政府对投入对象的财政投入比例有失公正

中国科学院在2015年曾发表调查报告显示,我国政府所投入的医疗费用中,半数以上是为了局厅级以上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另据监察部、人事部的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属于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左右位干部长期占用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干部病房原则上是不接受进修、教学任务,每间房都是星级宾馆标准,还特配护士和技术熟练医生。他们去看病不但不需要排队,连一些普通医保无法报销的药物等都可以报销。虽然报告中可能有夸大成分,但一部分特权团体过多占用了政府在医疗费用上的投入是不争的事实。同样,政府财政投入到公立医院的资金占到总比例的八成以上,公立医院机构过多,造成了诸多资源的浪费,也对民营医疗机构的发展产生了极大阻碍。

(三)社会医疗保险中存在信息不对称与道德风险

医疗服务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与较强的专业性、技术性决定了供需双方地位的不平等:医生具有权威,有影响需求能力,他们可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保险机构的介入在医疗服务领域把供需双方的关系拓展成了医疗服务供给方、需求方与医疗保险机构之间的三角关系,由此加剧了信息不对称状况。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动机下,假如医生的经济利益与医院销售药品或者是医疗服务的数量和价格相关,那么医生就可能去牺牲患者的利益,从而产生大量不合理的医疗费用。医疗保险管理机构为控制医疗保险费用转而采用“起付线”、“共付比例”、“封顶线”等方式对患者的严格控制降低了患者的收益水平和制度的实际保障效果[4]。同时,信息的不对称和地位的不平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医院,特别是大量公立医院的效率低下、活力不足,逐渐失去了对于患者的考虑。

三、民营医疗机构在医保政策下面临的困境分析

(一)同级别的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的保险政策差异较大

通过调查了解到:民营医院的医保报销政策与其医院等级明显不符。原因有两点,其一是公立和私立医院报销起付线差异过大:同样是一级医院,乡镇卫生医院的报销起付线为200元,而民营医院则翻倍达到400元甚至高达600元,报销比例也有不尽相同,总之公立医院在各级都较高。其二是实行属地化管理的报销政策造成了同城同等级医院的报销政策也不同的现象。例如,苏州有一所市卫生局批准成立的二级医院是民营医院,它与同一地区的一所县级医院等级相同,但根据报销政策:县级医院报销起付线为400元,而市级医院则多200元,报销比例也高出30左右,这就从政策上形成了不公平的竞争[5]。

(二)民营医疗机构获得医保定点资格的难度较大

湖北一位民营医院院长表示,民营医院要纳入医保定点机构必须经历两个“准入”:一是资格准入,即医疗保险管理部门要批准医院纳入定点机构的过程;二是市场准入,即从获得医保定点资格到获得实际医保报销的等待期。在第一个“准入”中,资格准入的条件和程序许多地方不太明确,存在争议部分的条款又大多带有较强的主观性,同时对未批准的原因也没有解释说明。这些都让民营医院纳入医保定点机构不但路途坎坷,而且很难去做到有针对性的相关改进工作。此外,就算获得了医保定点资格,某些地方的民营医院真正得到医保报销依然还需再等3到12个月的时间,而几乎所有公立医院在刚一开业时就可以获得医保报销。这种政策带来的恶果不仅造成了民营医的院运营困难,更会在患者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徒增医患纠纷的风险,加深公众对于民营医院的误解和误会。

(三)民营医疗机构医保管理因统筹层次较低而难度较大

以新农合的报销政策为例,我国新农合的统筹单位是县级,但每个统筹地区都有着自己略有不同的报销政策。有实行报销总费用控制的,有实行次均费用控制的,还有些实行的是报销比例控制;有些地方需要缴纳一定金额的保证金,有些地方不需要,保证金数量也不相同。设想一家民营医院要熟悉各区县政策的差异以及多套不同的补偿政策,同时还需要去时刻关注各区县政策的变动,还有可能部分地区还没有将政策的调整告知异地民营医院等等一系列可能出现的情况,这必然会出现政策变动之前民营医院垫付的医药费在之后出现变动的情况,大多都会给民营医院造成损失。地区性差异貌似看上去对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对待相同,但由于公立医院大多是综合性的医院,次均费用往往可以使用病种调剂、科室调剂等方法减少影响;而大部分民营医院则会由于规模较小和各有侧重等原因,造成次均费用偏高或偏低,并很难在短期达到平衡。

四、民营医疗机构自身发展遇到的困局分析

(一)人才短缺

民营医疗机构在自身不断发展中也遇到了诸多困局,首当其冲的就是人才短缺问题。由于从业人员都需要经过严格训练成为取得专门许可的专业人才,导致我国相关从事医疗服务的人数本就有限[6]。全民医保的到来产生了大量新需求,更加凸显了医疗卫生人才的总量不足,地区布局不合理和人力资源结构性失衡,这些客观条件都给民营医疗机构的用人带来不小困难。

(二)资金不足

其次就是资金不足的问题,据2016年社科院公布的调查数据可知,如今全国超过30%的民营医疗机构都处于亏损状态,有些已经无法维持经营,更有一则新闻传出某市80%的民营医疗机构在成立短短3年内无一例外都无法经营,关门歇业[7]。民营医疗机构吸引社会资本的能力本就不强,由于体制不健康带来的投资环境恶化更是让大部分民营医疗机构的经营雪上加霜。

(三)观念落后

最后,观念落后也是阻碍民营医疗机构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在很多人传统观念中,民营医疗机构被贴上了“费用高昂”、“医疗水平低”、“服务质量差”等许多不良标签,他们并不知道在美国、印度、巴西等这些国家,民营医院的服务质量和医疗水平都凌驾在公立医院之上。偏见的消除和观念的转变需要长久的时间,引导公众形成科学合理的就医习惯需要的时间更长,但留给民营医疗机构最紧张的往往就是时间。

五、推进医保改革与加强民营医疗机构建设政策建议

完善建议可以从政策制定方和执行方,即政府相关负责部门和民营医疗机构自身展开分析。对于前者,针对上文提出的问题,政府应当加大投入并与发挥市场机制相结合;注重公平,类别管理[8];简政放权,强化监管,相关负责部门更应明确、简化“准入”的条件和程序;提高统筹层次,制定较为统一的报销政策。对后者而言,要敢于为自身发展争取合理的政策支持;加大吸引更多社会资本作为新鲜血液;提升自身服务品质,发展规划要更科学,更接地气。

(一)政府加大投入并与发挥市场机制相结合

政府应当主动承担起“让更多人能看的起病”这个看似简单却实际艰难的责任,意识到“看病贵”,“看病难”,“买药贵”,“买药难”正让不少人“因病返贫”[9],成为人民肩上又一座沉重的大山,加大财政投入,特别是直接财政投入将为未来的医疗体制、医疗保险改革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重视并发挥市场机制也极为重要,这里不是说让医疗改革完全走向市场、交给市场,而是挥动政府看不见的手,在保证医保公益的前提下运用市场机制的理念将政府投入的每一分钱用到最关键的地方,用到最需要的地方,用到最恰当的地方。

(二)政府需贯彻简政放权,强化监管的思想

当人们不再确定限制条件或限制条件不再由现行制度确定时,腐败就已经在人们的理念中滋生。这恰恰体现了政府部门要明确享受各种医保的必要条件有多么重要,修改或重新确定新的限制条件,强化监管程度和监管力度,使每一位参保者都能公平享受到医保所带来的益处。简政放权同样是政府必须继续贯彻的思想,只有各级政府统一思想,把更多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处理,医保改革才能脱下隐形的政治枷锁,确保每一条政策都能合理公正、贴近民生,才能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关切、最关注的问题。

(三)政府优化“准入”程序,报销政策平等

在成立《定点医疗机构评估管理办法》之后,各地、各级政府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更应本着对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一视同仁的原则,公示具体评审程序和有关要求,将民营医院纳入医疗保险定点机构明确具体的相关指南,尽量简化“准入”程序。此外,依据公立医院的同等标准,对符合医疗保险纳入条件的所有民营医院,从开业之初就即刻成为定点机构并提供相应的医保报销,提高医保统筹级别,为报销政策的进一步统一消除制度壁垒。同时,对于未被批准纳入定点医疗机构的原因给予详细说明并提出指导意见,只有为民营医疗机构提供了程序和条件上的平等,才能为其发展带来优质的土壤、空气和阳光。

(四)民营医疗机构打造品牌,提升社会认知度

民营医疗机构想要自身发展壮大,就必需树立起良好的社会形象,打造自身品牌。为此,一定要努力提升服务质量、医疗水平,最好能拥有专属的一技之长,提高自己核心竞争力。因此,民营医院在不断发展中应当注重以下六个方面:1.明确医院合适的市场定位;2.加强医院的科学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3.在实际中步步为营提高医疗质量;4.引进高水平的医疗设备;5.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形成强大的软竞争力;6.打造有特色的医院文化。只有做到公众满意、患者安心,大力提升社会认知度,民营医疗机构在未来的激烈竞争中才可能有扎实的发展根基与广阔的发展空间。进一步能从社会基层创造出有利因素,影响相关政策。

(五)民营医疗机构破解人才短缺困局,争取政策倾斜

人力资本正在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民营医疗机构要破解人才短缺的困局需要从以下三个地方出发:一是主动创造更多有较好发展前景的工作职位,在财政允许的情况下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和福利待遇,留住现有优秀的医务人员,特别是医院的业务骨干。二是重视从医疗人才市场,包括各个医学院的毕业生中招来更多可用之才,逐步建立并加强自身的人才培养体系,提供更多的培训。前者的目标是留住人才,后者的是培养人才,而第三个解决方法则需要所有民营医疗机构去争取政策的优惠,将公立医院优秀的部分医疗人才通过相关政策的改善,逐步分流、输出到民营医院[10],即争取人才。

参考文献:

[1]高维,苏梅,唐贵忠等.重庆市主城区居民对民营医院的认识、利用及评价调查分析[J].现代预防医学,2016,43(9).

[2]邓大松,胡宏伟.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现存问题与改革思路———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一个建议方案[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7,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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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医院发展建议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公办民营医院 促进民间参与 ROT 风险管理

中图分类号:D923.6 文献标识码:A

我国台湾地区十六年来共释出九家公立医院由八家民间医疗机构接办经营,目前此九家公办民营医院皆为整体委托经营,均是政府将闲置或无力经营之公立医院,以民事合同的形式与民营医院签约合作,公办民营医院合作合同期限自五年到九年十一个月不等,其间政府仍肩负社会医疗责任,并扮演监督及辅导之角色,这些稽核成果乃为评估是否续约之重要因素。九家公办民营医院目前仅有一家第二期续约经营期满,面临重新公开招标之程序,其余有六家进入第二期续约经营合同中。本研究人员因实际参与了首件公办民营医院第三期公告招商之前置评估作业,发现本案拟依新法「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法办理第三期招标作业时,面临前期合同订定内容不够完善、原民间经营厂商二十年经营期间投入资产、人员、设备之金额庞大,致使经营权交接时可能产生经营中断、人事、资产移转纠纷等问题。现有案例中,公部门欲透过重新公开招标使原有公办民营医院经营绩效更佳,却受到前一期委外经营合同之牵制,致使本公办民营医院再次委外经营权仍为原经营厂商,虽由原有厂商继续经营,是双方所负担之交易成本及不确定风险最小的方案,然在协商过程中回馈金的多寡似乎成了唯一谈判的筹码与依据,对于公共利益之强化、社会福利需求并无法透过再次招标过程而被提升。本案例亦提醒我们信息的不对等,可能造成再次公告招商作业之公平性与公开性受到质疑,本文建议可从。

一、 绪论

(一)公立医院「公办民营之趋势。

在社会结构改变,民众生活质量之需求日益提高,我国台湾地区政府在公共建设及社会福利支出大幅增加,财政面临极大的压力,政府高层计划从开源及节流两方面着手。在节流方面,参考世界各国之趋势及作法,于2000年立法通过「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法,使公共设施民营化具有法定之依据,其中「公立医院亦属于政府计划交由民间经营之公共设施,未来计划将政府所辖之公立医院逐步释出,以节省可观的经费支出,使「公办民营医院成为社会福利民营化的方式之一。

(二)公立医院民营化之模式。

我国台湾地区公立医院民营化的模式分类,以公立医院所有权的释放程度将其分为业务外包、委托经营、出租、成立财团法人、出售等方式。其中对于「委托经营之类型,可分为部分委托经营与整体委托经营两种。其中部分委托经营系以合约方式将公立医院所需的医院业务部分委托其他私立医院经营,原有医院人事制度不做变更,政府仍掌握医院资产所有权,包括医疗业务委托、行政管理、经营业务委托。另一种整体委托经营系由主管机关(公部门)与受委托之私立医院依实际订定合约,在不违背公立医院服务宗旨的前提下融入其效率化的经营方式,藉其具有经营管理医疗机构的专业能力与经验的长才。直接委托时,医院所有权与财产不必移转,只委托出经营管理权,其绩效由主管机关监督考核之。

(三)本文研究范畴。

本文研究以整体委托经营之公立医院为研究对象,我国台湾地区十六年来共释出九家公立医院由八家民间医疗机构接办经营,归纳整理有以下几项特色:释出公办民医院多为地方政府医院系统,九家公办民营医院其中六家为市立医院,二家为县立医院,一家为公营事业机构附设医院之邮政医院;目前此九家公办民营医院皆为整体委托经营,均是政府将闲置或无力经营之公立医院,以民事合同的形式与民营医院签约合作,政府仅提供土地及房屋硬件并收取使用费,而不参与营运,亦不作人力安排,而委托之民营医院需提供所有营运所需的仪器设备、人力及管理等资源,因此该公办民营医院人员不具公务人员身份,所有人事任用均由委托医院自行决定,经营权亦为委托医院所有,须自负盈亏,当合约期满后具有优先议约承办权。

公办民营医院之合同期限自五年到九年十一个月不等,其间政府仍肩负社会医疗责任,即由县市府卫生局与辅导团体共同保障民众需求,扮演监督及辅导之角色,这些稽核成果乃为评估是否续约之重要因素。九家医院签约时政府要求经营者投资金额从3 仟万到1 亿不等,但实际投资金额都高于合约金额,可见目前我国台湾地区接办公营医院之民营医院皆抱持着长期经营之决心,全力以赴。九家公办民营医院目前仅有一家第二期续约经营期满,面临重新公开招标之程序,其余有六家进入第二期续约经营合同中。

本研究人员因实际参与了首件公办民营医院第三期公告招商之前置评估作业,发现本案拟依新法「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法办理第三期招标作业时,面临前期合同订定内容不够完善、原民间经营厂商二十年经营期间投入资产、人员、设备之金额庞大,致使经营权交接时可能产生经营中断、人事、资产移转纠纷等问题。乃以此次经验作为本文研究之案例,从中探讨公办民营医院重新签订合作合同时,其可能引发公立医院民营化过程中不可避免之争议问题。

(四)研究。

公办民营医院如何在以公共利益、居民福为最高考虑需求下,建立最低风险之合作经营模式,并且当再次征选厂商时,如何兼顾公平正义之原则,使再次之委托经营案,其公部门与委托经营厂商间的成本最低、居民承受最低之就诊风险,且公办民营医院可发挥最高公共利益。且如果在以最低委外经营风险之考虑下,是否可能造成公办民营医院独占市场之情形发生?是否有因应或其他相关之对策?

二、我国台湾地区公立医院现况及问题分析

(一)现行公立医院执行所面临之问题。

我国台湾地区的公立医院,依其所属机关,可分为五大系统:(一)行政院卫生署所属医院;(二)教育部所属之国立医学院、护理学院附设医院;(三)国防部所属之国军医院;(四)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所属之荣民医院与荣民总医院;(五)地方政府所属医院,又可再分为直辖市立医院、县市立医院。在现有体制下公立医院的属性为政府组织的一部分,视同一般的公务机关,因此在依法行政原则下,其经营结构面如人事、会计、预算及采购等均受到各行政机关以防弊而非兴利为基本精神的行政法令限制,致使无法提高经营弹性,就现行我国台湾地区公立医院在经营面上面临之问题分析汇整如下:

1、组织结构受制:大多数公立医院的组织架构其分化单位多,管理幅度过大,组织架构易流于僵化,致使公立医院组织中各单位功能无法发挥,造成各科室间劳逸不均而影响工作士气及效能。且许多公立医院仍缺乏在管理上专业的幕僚单位(如企划室、管理中心等),无法提供专业的管理咨询与技术以协助经营医院。

2、人事制度受限:公立医院为公务机关,在人员聘任上受限于「公务人员任用法「公务人员考绩法、「公职人员聘用条例的规定,因此在用人上受到极大的限制。公立医院的人事隶属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医院院长受层层法令规章之束缚,无法依实际需要机动调配人力。公立医院的人力编制均须由主管机关核定,且员额编制缺乏弹性,升迁考核制度流于形式,难以长期留任良才,且公务人员受到法令规章的保障,故不论其考绩如何,如非自动辞职,则难以裁彻,使得能力不足或不适任者依此编制僵化之掩护得安稳留任于医院,而影响人事正常的新陈代谢及经营成效。

3、财务会计问题:由于公立医院被视为一般行政机构,为免产生弊端现象,公立医院之会计运作制度多受政府单位之规范与要求,以致产生重重限制,致使公立医院之院长难以因应实际业务需要而加以调配。

4、其他干扰部分:包括政治因素(如民代、立委),如利益团体关说;政策实际执行效率不彰;无法追随管理思潮的演进导致经营管理不善,符合民众需求;经营成本观念欠缺,使得所拥有的资源无法有效运用等。

(二)全国医院评鉴制度及全民健保制度之影响。

1、 全国医院评鉴制度。

1970年代随着医院数量的增加与医疗资源分布的不平均现象,我国台湾地区为均衡医疗资源与确保医院的医疗水平,从1985年开始推行医疗网计划,1986年11月公布施行医疗法,于第63条第1项规定「中央卫生主管机关,为促进医疗资源均衡发展,统筹规划现有公私立医疗机构及人力合理分布,应划分医疗区域,建立分级医疗制度,订定医疗网实施计划,而为达到分级医疗制度的目标,卫生署并自1987年起开始进行全国性的医院评鉴工作。

根据卫生署所定的医院评鉴标准,医院可区分为三个等级:(1)医学中心;(2)区域医院;(3)地区医院。医院评鉴制度本意系以医院转硬设备建立医疗分级,不过由于劳工保险及健康保险规定其适用之医院,当医院评鉴等级成为健保支付标准依据时,自然加强医疗院所在评鉴等级上争取「升级的强烈经济诱因,此升级的诱因又会鼓舞我国台湾地区的医院产业朝向大型化发展,进而导致医产业的经营,需逐步整合形成医产业市场的「中心、次中心、边陲三元位阶结构,而医院评鉴的等级直接影响到健保核付的健保支出分配。

2、全民健保制度。

我国台湾地区自1995年实施全民健保制后,公、私医院的医给付额相同,造成医院所的运作辑完全以迎合健保给付,形成「治胜于预防的营辑(国明,2003)。在此一前提下,公医院仅再享有优势,而且在医产业市场的竞争之下,许多经营条件较为逊色的公医院如果图变革,将有面被淘汰的危机。

就健保的内涵看,我国台湾地区健保制设计采取似社会保险模式的国民健康保险(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NHI)模式,属于国民全体强制性保险,以社会医保险为主,经费自个人为大宗,而国家或地方政府的税收支出为辅,体制上是同于英国由政府税收支付的模式。而且医机构涵盖所有公、私医院,民众有自由选择就诊医院的权,民众对于就诊的性及满意较NHS制国家为佳,但这种就医为却是很容产生供给及消费过的问题。

全民健保制实施十二,对于医体系的冲击相当明显,特别是中小型规模的医院或地区医院的经营空间受到严重挤压。从相关的统计据显示,医院型态的分配呈现朝大型化医?组织及小型诊所发展的M型趋向。

三、案例分享

(一)案例介绍。

本研究对象为一地区政府所管辖之市立医院,此市立医院兴建于1980年代,因当时地方极缺乏大型医院,急重症患者需转送其他地区之医院,造成市民就医不便,故于1980年于当时距离市中心较为偏远地方策划兴建,1982年完成医院建筑体工程后,随即因市府财务、医师来源、营运方式及人员任用等因素而告停摆前后达六年之久。至1987年终于寻得一民间厂商有意愿承接市立医院之经营,于1987年市议会表决通过后,以公办民营方式委托此民间厂商经营市立医院,在签定委托经营合同后,经营团队立即派员进驻市立医院,并花费十个月完成医院硬件工程整修及医疗仪器的购置,于1988 年5 月29 日正式开幕,并以6 月8 日为正式营运日。

市立医院于1987年签订第一期委托经营合同,不含整建期,其经营期限为期九年,第一期期满后,复签订第二期委托经营合同,为期九年十个月;第二期将于2007年5月期满。此市立医院属于区域医院,其所处地点因时空之转变及都市发展,目前已为市区之新兴发展的地区,且由于位处行政区之疆界,来诊的客源除本地人数较多以外,其他县市之病患亦为重要的来诊客源。且市立医院在此地经营约二十年,其经营之前十年为顾客快速成长期,目前已达稳定成长的阶段,医疗的口碑与医疗市场占有率大致上已呈稳固的状态。

1980年市府开始兴建市立医院;1982年完成硬件工程;1987年民间厂商有意愿经营;1987年7月市议会表决通过以『公办民营方式委托民间机构经营;1987年7月市府与民间厂商签定『委托经营契约书(第一期);1988年5月正式开幕(9年);1997年市府与民间厂商进行『委托经营契约书续约(第二期);2005年市府委托顾问公司进行市立医院委托经营案(第三期)公告招商之评估;2007年5月第二期续约期满(9年11个月);2007年5月市府与民间厂商签订短期委托经营合同(4年)。

民间厂商于接手经营市立医院后,陆续投入资金修缮本医院,自2000年至2004年民间厂商在建筑硬件及医疗设备汰旧更新所花费之金额约为台币2.93亿元,另依市府与民间厂商之合同规定,第一期委外经营期间民间厂商每年给付市府台币600万元之回馈金;第贰期委外经营期间民间厂商每年给付市府台币700万元之回馈金。

(二)以促进民间参与模式委外之评估过程。

有鉴于市立医院第二期委外经营年限将于2007年5月份期满,台南市府于2005年委托顾问公司进行市立医院委外经营计划之评估,本计划乃依据2000年公布,2001年修正之「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法进行第三次市立医院之委外计划。

经顾问公司评估,市立医院原有建筑物至2006年第二期委托经营期限届满时,仍具有继续使用之效益,故依据「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法之规定,建议第三次市立医院之委外计划以R.O.T. (Rehabilitate-Operate-Transfer)模式办理,即「由政府委托民间机构,或由民间机构向政府租赁现有设施,予以扩建、整建后并为营运;营运期间届满后,营运权归还政府(促参法第8条第1项第4款)。市立医院第三期委外计划案评估,分别从市场、法律、财务及社会可行性等角度进行本案之评估作业,相关评估内容简述如下:

1、市场可行性。

市立医院经第一期、第二期委外经营,其客源上已趋于稳定,在台南市已具有一定的市场占有率,故认为第三期委外案其医疗市场将维持现有市场,并有稳定之成长。

2、法律可行性。

法律之分析为本案之重点。市立医院于1997年与民间厂商签订民事合同,委托民间厂商经营管理,为期九年十一个月,至2007年5月合同到期,其合同内对于合同期满时,资产移转、医事人员处份、民间厂商是否具有优先续约权等规定间接影响了本案后续招商计划之规划。以下简述市立医院第二期之委外经营合同中,影响第三期公开招标作业之规定:

(1) 优先续约权问题。

第二期委外经营合同第九条第一项约定「…甲方(市府)于本契约期满后,继续委托经营时,乙方有优先续约权。,此为未附条件之续约条款,如市立医院第三期委外招标直接依本条款给予原委托经营之民间厂商无条件优先续约之权利,恐失公开招标之公平性,且第三期委外招标系依「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法办理,在该法中明订委托经营厂商,均应受委托单位(公部门)经营之绩效评鉴为优良者,方得给予优先订约之权利。合上述说明,认为优先续约权应解释为「如另有竞争对手可提供更佳之服务,回馈更多之权利金者;在相同条件均可为原受托单位接受时,原受托单位可以优先与委托人成立合同之权。故原经营厂商(第二期之经营厂商)如欲继续经营,则应参与市立医院第三期公开招标作业,进行公开竞标,其优先续约权之行使方式,为「应于与最优先申请人同一条件之前提下方得主张优先续约权。

(2)人员移转问题。

第二期委外经营合同第九条第一项约定「…。如乙方愿继续经营,甲方不同意乙方续约时,院内人员应由接办单位完全承担。各医疗、行政等器械及设备,接办单位应依时价评定予以补偿。…原合同规定如乙方愿继续经营,甲方不同意乙方续约时,院内人员应由接办单位完全承担。依上述合同规定,市立医院之员工虽非由市府经由公务人员招考程序聘用之人员,市府仍应在接办单位转变之时,确保市立医院现有人员之工作权,即由接办单位接手聘用院内人员。

分析医院人员与院方(原民间厂商)之关系,依是否适用劳工保险之规定,可将院内人员区分为医生及其他医事人员二部份。其中医生不属于劳工,其与院方仅有雇佣合同,未来如市立医院转手经营,医生与原院方之雇佣合同是否继续,或另与新的经营厂商签订新的雇佣合同,皆由医生及资方供同协商,并不生人员移转承接之问题;除了医生以外,其余院内医事人员、护理人员、行政人员等依法皆属于劳工,享有劳工保险及年资累计之权利,依「劳工基准法之规定,若本案更换经营团队而留用相关人员,其留用员工之工作年资,新雇主应予以承认,但如原经营者主动提出年资结清,则由原经营者结清员工年资、发放资遣费,员工年资归零,当员工再进入新经营团对时年资应另行计算。惟在新经营团队承接旧有员工时,如何完善之接手原经营团队为提拨劳工退休金所设之专门账户,此为未来可能衍生出后续人员接管及退休金提领之问题。

故在人员承接部分建议市府应于市立医院第三期公开招商时,将医事、护理及行政人员(不包含医生)承接之规定列为招商条件,要求提出申请之民间机构应承接原经营厂商之人员,且申请人可向市府查阅市立医院现有人员之名册、薪资等数据,以作为投资经营评估之使用。

(3)医疗器械设备移转问题

第二期委外经营合同第九条第一项约定「…。如乙方愿继续经营,甲方不同意乙方续约时,院内人员应由接办单位完全承担。各医疗、行政等器械及设备,接办单位应依时价评定予以补偿。…

经法律评估及与市府多次协商讨论后,建议如原经营厂商经评选后非最优申请人,又未依上开约定同意以最优申请人所提出之同一条件优先续约,最优申请人(新经营厂商)无须承接原经营厂商之医疗、行政等器械及设备;如原经营厂商经评选后非最优申请人但同意以最优申请人所提出之同一条件优先续约,但市府不同意由原经营厂商优先续约时,最优申请人(新经营厂商)应承接及价购原经营厂商之医疗、行政等器械及设备。

3、财务可行性

以工程经济学之概念进行财务评估,分别估算了原有建筑物整建及设备增设之期初投资成本、未来医疗市场成长之营运收入及支出情况,进行财务试算,并依财务结果规划未来委托经营年限及回馈金之额度。

如仍由原来市立医院第一、二期经营之民间厂商再行得标经营,其重行整建之成本为约台币壹亿元,第三期委托经营期限九年之整体财务评估结果为具有投资效益,且市府可提高回馈金额度至现有回馈金之二倍。但若是由其他的民间机构得标经营,市府受到前一期合同约定,将现有人事、资产之回收成本转移至本次(第三期招商)招商条件中,则得标厂商期初投资成本除了现有建筑物整建、设备资材添购成本外,还增加了购买之前厂商现有资产,以及之前厂商人事退休金、劳保金、劳保年限等概括承受之成本,其重行整建及现有资产、人事概括承受之成本最高可能高达约台币七亿七千万元,第三期委托经营期限至少需15~20年方具有财务效益,且本次得标厂商额外需承受与前一期经营之厂商间协商、资财人员移转之风险,对市府而言,回馈金仅能维持原有之水平,并承担前后厂商移转时可能造成时间延迟或其他可能风险。

(三)市立医院招商条件设定。

依据上述委外作业评估,以经营风险之高低初步拟定方案A及方案B二招商条件 (如表2),方案A为经营风险较高之方案,方案B为经营风险较低之方案。二方案相同的部分为:(1)期初整建投入金额应超过台币一亿元;(2)得标厂商应与原第二期经营厂商协议价购现有资产(初步估算约台币三亿);(3)得标厂商应接收现有市立医院医事、护理、行政人员及其年资(初步估算约台币三亿七千万);(4)应提供符合卫生署与市府规定之社会福利标准。差异的部分为:(1)委外经营年期不同,方案A为九年,方案B为二十年;(2)回馈金额度不同,方案A为每年台币1800万,方案B为每年1000万。

以民间厂商投标的角度观之,方案A对原有经营厂商较有利,因为原经营厂商不生资产价购及人员承担之成本,在较短的经营年期与较高的回馈金额之下,原经营厂商获益性必然高于其他投标厂商;相对而言方案B则对其他投标厂商较为有利,因为较长的经营年期基本上足以满足厂商获利需求,倘使新得标厂商愿意承担资产价购及人员接收之成本,并且提出更优惠的回馈措施,则将迫使原有经营厂商重新调整其竞标条件,简言之,较长的经营年限与较低的回馈金需求可以使新投标厂商的竞争力与原有经营厂商较为相当。

以市府的角度观之,如以市府委外效益及风险考虑,方案A似乎为较佳之招商条件方案,因为其委外年限短、每年可收取较高的回馈金、医疗质量及社会服务条件至少可维持在现有水平。然公告招商案除了市府成本效益及风险因素考虑外,招标之公平性亦是市府特别在意的,方案A造成厂商有较高的经营风险,就市场条件评估,此招商条件几乎只有原第二期经营厂商有能力竞标,如以方案A作为招商条件,其公平性将可能受到质疑。

(四)公办民营医院风险分析。

(一)风险分类。

公办民营医院乃以合作合同的方式由政府委托民营医院经营,以合同期限为公办民营医院风险之分界,可将风险归纳为兴建期、营运期及移转期:(1)兴建期:我国台湾地区目前成功之公办民营医院皆为由政府规划兴建医疗硬件设施,再委托民间医院经营,故兴建期兴建成本涨幅、工期延迟等风险主要由政府负担。(2)营运期:民间厂商进驻后添购医疗器材、设备,并雇请医师、相关医疗、护理及行政作业人员,肩负经营管理之风险。(3)移转期:前一期合同终止与后一期招商作业之进行,二者息息相关,原民间厂商尽力追求续约,其他厂商亦追求竞标之可能,政府则肩负招标公开公平与追求交易成本及不确定性最小的风险。

我国台湾地区医院之设置与开发规模皆受中央部门统一管理,行政单位透过医疗评鉴与健保总额给付制度,控制我国台湾地区医疗市场与医疗机构的质量,因此公办民营医院在已经成功委托经营之情况下,其可能的风险主要将发生在经营权更换的时候,即每期之委托合同终止及重新招标时。

(二)招标风险之检讨。

市立医院第三期公告招商条件之设定,考虑市府对医疗福利之需求、对经营管理厂商自身条件之期望,设定投标厂商之投资门坎,相关问题如下:

1、资产收购及医院现有医疗人员安置:考虑前一期合同内容对未来承接厂商之影响,经法律检讨及财务试算,可发现如期初投资成本不同,将影响后续委托经营期限长度、回馈金额度。如仍由第二期厂商得标,期初整建成本约台币1亿元,且无资产收购及人员接收问题;但如由另一厂商得标,则除了期初整建成本之外,将产生资产收购及既有医疗人员安置问题,此将使欲参与本案之另一厂商与市府之履约争议风险大幅提高。

2、医疗服务质量的确保:市府于第二期合同届满前委托专业顾问,针对原厂商进行使用者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原第二期厂商团队所提供之医疗服务质量评分为满意程度,然而市府对于厂商应缴纳回馈金多寡为主要评选考虑原则下,未来另一厂商是否亦能提供优良之服务质量将存有潜在不确定之风险。

3、招标信息之公开:第三期委托作业依促参法第46条,由政府规划后办理公告招商,即由市府提供所有招商信息,包含现有设施情况、资产明细、人员状况等,然设施维护、资产购买、人员聘用状况皆由原民间厂商自行处置,政府在取得相关资料上具有一定的不准确性,在此情况下,不能保证本期招标作业信息完全公开,且不具有公信力,信息的不正确不仅使招标作业公平性招受质疑,更增加其他厂商之竞标风险。

五、结论与建议

由政府委托经营之公办民营医院,乃以合作合同的方式委托民营医院经营,因此招标条件设定与合同内容签订时,为影响公办民营医院风险管理的重要时机。委托经营合同签订后,民间厂商将依招标条件及合同内容设定其投资策略与经营风险分配,并尽力追求再次续约的机会,对公部门而言,如何提供较公平的竞标机制,创造良性的市场竞争机会,以得到最有效率的服务,为公办民营医院最终的目的。

从市立医院第三期公告招商作业分析可知,原经营厂商在长期经营情况下,建立稳定的客源与知名度,并且控管全院之资产与人事资源,此在后续重新进行招标作业时,即造成竞标上之条件之不对等,本文建议可以从三个层面着手,降低此种不对等竞标条件关系:

(一)招标条件设定应为最低门坎。

招标条件为征选厂商之门坎,其标准应尽可能宽松,以最基本公共利益之满足为订定之原则,并以合理的医疗市场经营风险设定委外年期与回馈需求。另外为确保当新旧厂商交接时,医院之营运不中断,病患资料不任意外流,建议此二项目不仅应列于招商条件公告中,在未来签订之委外经营合同中皆应详细规定。

(二)厂商评选之策略。

在厂商竞标的时候,新旧厂商所提出的(1)期初投入金额、(2)使用者认同度、(3)社会福利回馈、及(4)回馈金都将有极大的差异。如将(1)期初投资金额视为厂商开发医疗市场所提出之成本承担风险,而非所欲提供医疗质量之保证、(3)社会福利回馈视为厂商承诺事项,则(1)和(3)在评选上仍具有可比较性;此外目前在(2)使用者认同度方面仍无法评比,如何建立具有公信力之使用者认同度评比,能够同时客观地调查并评估原有厂商及其他厂商之使用者认同度,则为后续可研究之方向;至于(4)回馈金项目则应视为在其他条件相当之情况下,加分或协商之工具。

(三)鼓励民间自提之模式。

由市立医院案例分析可知信息之不公开为重新办理公开招标之最大问题,原因在于本案由政府规划公告,政府对于原民间厂商信息掌握不足,而无法提供公开透明之信息。此问题除了应加强政府对公办民营医院监督之责外,更有效的处理方式可采用促参法第46条,由原民间厂商自行提送重新经营之计划书予市府,将此视为具有优先续约权之条件,由市府审查其投资经营计划书,于审查通过后,公开其计划书内容及条件向其他民间厂商进行邀标。透过计划书审查过程避免原厂商信息之隐瞒,并透过公开邀标之过程,使信息真实而独立地呈现,且保有招标之公平性,在此情况下进行协商议价,可使公办民营医院委外作业更能符合实际市场需求,保障最大公共利益。

(作者: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10级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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